浅论我国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的禁止

第一篇：浅论我国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的禁止

【摘要】 人体器官买卖对社会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我国立法应明令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本文粗略分析了我国立法明文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必要性及其立法对策。

【关键词】 我国，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中图分类号】d922．16；r6

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 9297(2004)01—0024 0

4on prohibition sale human’

body organs in chinese legislation．liu chang—qiu．institute of law，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200020

【abstract】the sale human organs have great harmfulness to public society．sale human organs should be prohibited by

legislation in china．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necesity as well as the countermeasures of china’s law on the prohibition of sale of

human’s organs．

【key words】china’s law；prohibition；sak of human’s organs

人体器官买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面对器官移植这一问题时 法明文禁止呢?笔者拟就此浅发拙论

都需要加以正视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尽管大多数国

家和地区都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依旧有一些国家或地区放任

人体器官买卖的自流，而在当前需要接受移植的人数众多而可

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又相对不足的情况下，理论界对这一问题也

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在我国，人体器官买卖应否被立

一、我国立法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必要性

从当前世界各国对人体器官买卖的态度来看，除了极少数

国家和地区外，人体器官买卖基本上都是被各国所明文禁止的。

笔者以为，我国也应当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理由是：

(一)人体器官买卖有损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良好形象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l卷(第1期)

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社会向来是一个以商品化高度发达甚

至趋向极端为特征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竞争的激

烈与残酷性，使得贫富严重分化，某些人最终会失去其主要经济

来源而难于维持生计。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这时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都能出让了：”① 人

体器官买卖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一极其特殊而复杂以致畸形

和病态的社会形态下所生产出来的一个怪胎。由于人体器官买

卖是通过买卖合同来最终成就的，因此，从表面上来看，它似乎

是在充分尊重了器官出卖者意思表示的基础上进行的 而实际

上，它却是器官出卖者在丧失了其他经济来源又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如无劳动能力或虽有劳动能力但却找不到工作)的情

况下所被迫做出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社会

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那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我国是社会主义

国家，从社会的最终发展来看，它应当具有较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优越性，而能够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平等互助的、同志式的、充满温情的社会关系，便是其优越性的重要表现之一。具体

到器官移植的来源而言，应当提倡其社会成员发扬高风亮节自

愿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以帮助那些器官具有功能性障碍或者

发生病变的人恢复健康或重获生命；而不是以满足双方各自需

要为目的的、体现赤裸裸金钱关系的人体器官买卖。所以，从这

一方面来说，人体器官买卖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是相背

离的，其存在必将有损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不利于体现

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基于此，我国立法应明确禁止对

人体器官的买卖。

(二)人体器官买卖是犯罪的一种新类型

人体器官买卖不仅意味着人体社会概念的极大贬值，且使

人们长期以来所确立的生命无价的人生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冲击；它不仅是器官出售者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漠视，且是器官买受人对人的生命尊严的一种亵渎。如美国伦理学家

威廉·梅(willian may)所说的：“如果我花钱买诺贝尔奖，那么我玷污了诺贝尔奖的名声。如果我从政府那儿买豁免权(国内战

争时期曾允许这样做)，那么就损害了市民的人格。如果我买卖

儿

童，我就不配为人父母。如果我出卖我自己，我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② 如果放任人体器官的买卖，最终可能会危及整个人

类的存续基础。因此，从性质上来说，人体器官买卖是一种对社

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而法律作为保障社会安全

与秩序的一种行为规范，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防范这种犯罪发

生以维护人类社会

健康发展的使命。出于此，立法也应当明文

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

(三)人体器官买卖会引发其他犯罪

人体器官买卖不仅是一种新型的犯罪，而且还会引发其他

犯罪。由于器官在人体这一系统中具有极其的重要作用，它直

接决定和影响着人的身体健康，而当前可供移植的器官又严重

不足。因此，一些急需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为了得到可供摘取的器官，往往不惜高价购买。在这种高价的刺激和引诱下，某些

不法分子必然会以侵害他人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通过欺诈、强

· 25 ·

迫等各种非法手段来强制摘取或偷取他人的身体器官进行贩

卖。这样一来，人体器官买卖实际上必然会引发故意伤害罪、拐

卖妇女儿童罪以及盗窃、侮辱尸体罪等其他犯罪行为，从而使其

社会危害性远远超出人体器官买卖这一行为本身一所以，如果

这种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则势必不利于我国社会秩序的稳定

以及人们的生命健康安全。

(四)人体器官买卖不符合我国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

“法律在一定意义上是工具性价值和目的性价值的统一体，它不可能是没有价值蕴涵的纯粹规则，其内在价值只有与一定

历史条件下社会成员的基本价值追求相吻合，才能最终获得社

会认可而取得普遍效力。”⑧ 当前，我国在力行依法治国的同时，也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德治国，社会成员的价

值追求与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显然不可能会包含买卖人体器官这

样一种标征人类伦理道德水平滑坡的“文明”。换句话说，人体

器官买卖与当前我国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背道而驰。因此，只

有立法明文禁止这类行为才能够与我国社会成员的价值追求相

吻合，才能够最终获得社会认可而获得普遍的效力：

(五)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是当前各国立法的通行做法

买卖人体器官具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为此，各国普

遍对这类行为明文加以禁止，这已经成为各国一个通行做法：

如：1975年，原民主德国的器官移植法令规定，器官供给一方不

得因提供其器官而索要物质报酬，接受器官一方也不得因接受

其器官而主动提供或同意给予物质报酬；1982年智利颁布的关

于使用人体器官的法律也明确规定捐献器官应是免费的；而美

国、加拿大、法国、印度等国的法律也都规定禁止买卖人体组织

和器官。④ 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的明文禁止体现了各国对人体

器官买卖的社会危害性的清醒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现

代法制的理性与文明。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法治化进程起

步较晚，需要借鉴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发达国家的成功立法经

验，移植各国通行的、普遍适用的一些立法例。禁止人体器官买

卖以维护社会文明与社会稳定，作为现代法制文明的一个基本

要求，显然也应当是国外立法值得我们借鉴和移植的一个重要

内容。

综上所述，在我国，人体器官买卖应当为立法所明文禁止：

这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保障我国社会稳定

健康发展的理性选择，更是体现和维护我国法制文明及社会进

步的客观需要。

二、对支持人体器官买卖的两种典型理论的驳斥

当前，在理论界，尽管大多数学者都不支持人体器官的买

卖，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学者都反对人体器官的商品化。根据

笔者的研究表明，目前在我国理论界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人体

器官买卖持肯定和认可态度，一些学者甚至还提出了不少支持

人体器官买卖的理由。笔者以为，这些支持论中尽管不乏合理

独到的分析，但其中也存在一些极易使人混淆的误区，为此，笔

者在此欲专辟篇幅就其中两种理论加以反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9页。

② 参见(美)安德鲁金柏利：《克隆—— 人的设计与销售》(新新闻编译中心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7年版，第48页。

③ 马长山：《伦理秩序、法治秩序与公民意识— — 兼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意识形态构建》，《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④ 吴崇其、达庆东：《卫生法学》，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页

· 26 ·

(一)对“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会有碍于实现社会公平”的驳斥

有人主张，对人体器官买卖应分别两种情况区别对待：对于

贩卖人体器官或者以出卖自己的身体器官为职业的行为，法律

应严格加以禁止；而对于除上述情况之外的那些人体器官的买

卖行为则不应当加以干预。否则，不加区别地禁止一切人体器

官买卖，会使那些自愿捐献自己身体器官用于救助他人的人得

不到应有的补偿，从而有失社会公平。那么，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是否真的会导致有失社会公平呢?笔者以为，这是人们在人体

器官买卖方面的一种错误认识，它混淆了买卖人体器官与受体

在接受供体的器官后给予供体经济补偿这两种行为之间的区

别。事实上，上述两种行为无论就实质、结果还是在其所具有的社会意义方面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首先，就实质而言。前者实质上是一种契约行为，它遵循的是等价有偿原则。出卖自己身体器官的人因此得到的是金钱，而购买器官的人则得到了自己所需要的器官。就双方利益的获

取来说，彼此并不存在太大差别，他们之间基本上是一种等价关

系。而后者则不然，它实质上是受体基于供体捐献自身器官的高尚道德行为而给予供体的一种回报或感激，这种回报或感激

尽管是以金钱为载体而进行的，但其终极目的主要还是侧重于

精神方面，金钱在客观上只是起到了表达受体感激之情的媒介

作用，而供体看重的一般也绝不是受体所给予的金钱，而是受体

对自己捐献器官这种高尚行为的肯定 而且，该行为遵循的是

自愿和互助原则。就是说，受体给予供体补偿的行为完全是出

于自愿的，而不是出于某种法律或者契约上的义务。此外，在该

行为所体现的受体与供体之间的关系上，也不是一种等价关系。

一般来说，受体所给予供体的补偿总是高于或者低于器官本身的实际价格(假如我们承认器官有价并可以被买卖的话)：

其次，从结果方面来看，前者作为一种契约行为，其一经结

束(即买卖一旦成交)，便会使双方当事人各自获得自己的所需。

从道义上来说，双方今后彼此不再相欠。而后者由于主要是对

供体捐献器官的这种道德行为的一种回报，因而，即使在受体自

愿给予供体一定的报偿之后，二者之间的关系也不会随着补偿的给予而从此结束。一旦供体因此而出现异常情况，则受体依

旧有责任对供体负责— — 至少从道义上来说是这样的。

再次，就上述两种行为的社会意义来说。前者反映的是一

种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它具有较强的功利性，是对人的整体性社

会价值的一种损抑，它极易使人物欲化和庸俗化。而后者则体

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充满人情昧的互助和理解关系，它有

利于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可以使人更加高尚。

此外，在行为的主体方面，二者实际上也不尽一致。表现

在：由于器官买卖是一种契约行为，只要是在法律上具有平等地

位的民事主体都可以成为这一买卖契约的当事人。因此，在某

一具体的买卖行为当中，并不要求买卖双方相互认识，也不要求

购买器官的人必须是器官移植手术中的受体，以及出卖器官的一方必须是供体。这样一来，在具体实践中，购买器官的人不一

定就是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受体本人，而出卖器官的人也不一

定就是供体本人。而供体自愿捐献自己的器官并接受受体给予的经济补偿时，情况则大不一样。一般而言，器官捐献往往是在亲属之问进行的，当事人相互之问都认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

所进行的器官移植，受体就是事后支付金钱的一方，而接受金钱的一方也就是捐献自己身体器官的人 由此可见，买卖人体器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ll卷(第l期)

官与受体基于感激而支付金钱给自愿捐献身体器官的供体的行

为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立法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并不意味着

立法也同时禁止受体基于感激而自愿给予供体一定的物质补

偿。因此，立法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并不会必然影响到受体对供

体的补偿问题，也不会必然导致所谓的不公平现象的产生，那些

以立法明文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会导致有失社会公平为由而支持

人体器官买卖的做法在理论上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二)对“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会阻碍人造器官技术进步”的驳

斥

另有人提出，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会限制人类再造器官技

术的进步，从而不利于器官移植的长远发展。他们认为，人造器

官也属于人体器官，一旦立法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则势必会将人

造器官的买卖也同时禁止，这会使人造器官技术的进步失去其

作为技术所本应有的商业推动力，从而限制该技术的进一步发

展，并进而影响到我国整体器官移植手术水平的提高。这种观

点是否恰当呢?

笔者以为，这种观点人为扩大了人体器官的外延，也是不恰

当的。理由是：人造器官是根据生物学基本原理，利用克隆技术

在其他动物身上复制出的、具有人体器官的形状和相似功能的一种特殊器官。而人体器官则是指自然生长于人的身体之上并

具有特定功能的人体的主要构成“元件”。相比较而言，人体器

官没有人造器官的“模仿性”，而人造器官则不具备人体器官的“自生性”，二者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从狭义上来说，人体器官

中并不包括人造器官这一特殊的器官形式，立法对人体器官买

卖的禁止也不会妨碍人造器官买卖的正常进行。立法完全可以

通过对人体器官这一概念做出界定的方式将人造器官排除于被

禁止买卖的器官之列。所以，以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会阻碍或限

制人造器官技术的进步为由而认为人体器官买卖具有合理性的观点，在理论上也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三、我国立法应如何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

理论上，我国立法应明文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然而，由于

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立法步伐的滞后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迄今

为止，我国立法还没有对人体器官买卖明文加以禁止。这在实

践中已引发了不少问题，使得时常见诸报刊的大量买卖人体器

官的现象在我国得不到及时合理的规制，直接诱发了社会生命

伦理的丧失和人们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信仰的危机。在这种情

势下，加快我国在器官移植方面的立法步伐，明文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显然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 那么，我国立法应如何禁止人体器官的买卖呢?在此，笔者提出以下对

策建议：

首先，需要制定我国专门的器官移植法并在该法中确立禁

止买卖人体器官的原则。在条文的具体设计上，既要严厉禁止

人体器官买卖，又要不回避并体现社会公平的问题。为此，笔者

以为，应当在将来的器官移植法中作如下规定：“供体捐献器官

是免费的，国家禁止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与1975年原民主

德国的器官移植法令规定的“器官供给一方不得因提供其器官

而索要物质报酬，接受器官一方也不得因接受其器官而主动提

供或同意给予物质报酬”相比，这一规定显然具有以下方面的优

点，即：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同时又允许接受器官移植的受体基

于感激而给予供体一定形式的物质补偿；既达到了禁止人体器

官买卖的目的，又体现了社会公平；既坚持了原则性，又不乏灵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年第11卷(第1期)

活性。

其次，还要在我国专门的器官移植法中设立器官来源审查

制度，将买卖器官作为审查的一个重要内容。原则性规定只能

体现立法对人体器官买卖的基本态度，但要在实践中真正防范

这类行为的发生显然还需要一些具体制度的支持，器官来源审

查制度显然就体现了这样的制度支持。在进行器官移植时，通

过强化对器官来源的审查将那些通过买卖而获得的人体器官纳

入禁止移植的范围之内，无疑是避免某些人为了金钱而出卖或

贩卖的器官的安全阀，是从立法上间接禁止人体器官买卖，防范

人体器官买卖泛滥的重要保障。

再次，需要在刑法中增设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和走私人体

器官罪这两种罪名。如上文所述，买卖人体器官是一种犯罪行

为，对于这种犯罪行为，除应由器官移植法明文加以禁止之外，更需要由以“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为目的的刑法来加以惩治和

防范。然而，由于在立法当时没有充分认识到买卖人体器官的社会危害性，我国现行刑法没有将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界定为

犯罪，这对于我国防范和杜绝人体器官买卖行为来说极为不利。

为此，需要修改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或者在作为全国人大及其

常务委员会立法文件中，增设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这一罪名，将

· 27 ·

那些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明文界定为犯罪，以此来严惩那些买

卖人体器官的行为。同样，走私人体器官的社会危害性也是不

言自明的，也是一种显然的犯罪行为，也应当由刑法来加以规

制。为此，也需要在现行刑法中增设走私人体器官罪，将其作为

我国刑法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另一个防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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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浩特：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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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的意识形态构建江苏社会科学，1998，(4)

[4]吴崇其，达庆东卫生法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92～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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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4

[7]朱应平遗体捐赠立法中的几个问题法律与医学杂志，2001，8(2)：

66～ 68

(收稿：2003—08—13修回：2003一l2—15)

第二篇：人体器官买卖与捐献的法律分析

【摘要】在性质上，人体器官是一种“准物”。自然人对其身体器官的处分需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自然人无权买

卖人体器官，但却有权捐献自己的身体器官。

【关键词】人体器官；买卖；捐献；法律分析

【中图分类号】d91

3【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297(2007)01—0047-0

5legal analyses on trade as well as donation of human organsddu chang-qiu zha 0 zhi--yl institute of law,shanghaiacademy ofsocial sciences 200020 department oflaw,beijingunive

rsityofagricuhure 102206

【abstract】human organ is a semi-object in its essence．the disposition of human organ is subjected to some lim—

itation．one has no fight to buy and sell human organs while he does have right to donate his organs．

【key words】human organ，sale，donate，legal analyses

人体器官是自然人身体的组成部分，是保持自

然人生理机能得以正常运作和功能完善发挥的物质

基础和必要条件。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13渐成熟和

完善，已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人体器官移植而获得

重生的希望。另一方面，随着道德观念的发展和法

律伦理的进化，传统观念、伦理所坚持的“身体发肤

受之父母”而不得随意毁伤的理论观念13益被突破，人体器官移植不仅为法律所认可，而且捐献器官也

为道德所提倡。然而，人体器官提供者(供体)与等

待器官移植的接收者(受体)在数量上的巨大反差已

经越来越成为器官移植实践的障碍。正是由于这种

供求关系上的严重失衡，以至于在现实生活中人体

器官买卖现象偶有出现。这里涉及自然人对自己的身体器官是否有权自由地支配甚至处分问题。从现

在各国和地区出台的有关器官移植的立法来看．对

于人体器官买卖往往是明令禁止的，而人体器官捐

赠则是为道德和法律所许可的。如此一来，如何在法律的层面对人体器官捐献合理性与禁止人体器官

买卖的必要性进行合理的阐释，无疑成为突破传统

伦理观念、发展器官移植的重要课题。而对这些问

题的解释又离不开一个前提和基础，即如何正确认

识和界定人体器官的法律性质。基于此，我们拟从

探讨人体器官的法律性质人手，对人体器官买卖与

人体器官的捐献浅发拙见。

一、人体器官的法律性质

关于人体器官的性质，法学理论界存在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人体器官是一种物，并且是可

以由人自由支配和处理的财产。因为人体器官作为

人身的组成部分，可以与人的身体相分离。一旦人

体器官基于主体的意思而与人身分离时，即成为物，应当归属于动产的范畴，主体对其依法享有所有权。

基于所有权的观念，主体得将与其身体相分离的器

官转让而归属于他人。另一种观点认为，人体器官

并非法律上的物，无论其是否与主体的人身相分离。

因为人身器官作为自然人的人身组成部分，不具有

财产性，即不能以经济价值来衡量。作为自然人所

依法享有的重要的人格权、身体权的基本涵义和要

求便是保持自然人身体的完整性，任何破坏自然人

身体的完整性的行为，均被认为构成对自然人身体

权的侵害。①此外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自然人的人体

器官非为法律意义上的物，但是主体在一定条件下

具有有限的处分权。因为从法理上说，法律意义上

[作者简介]刘长秋(1976一)，男，山东人，法学硕士，汉族，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生命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

向：生命法。tel：+86—216557 1291；e—maihshangujushi@sina．cob

① 参见郭明瑞：《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 48 ·的物是指法律关系主体支配的、在生产上和生活上

所需要的客观实体。①它应当以非人身性为前提，一

切具有人身属性的实体均不应作为法律意义上的物。人体器官作为人身体的组成部分，具有自然性

和人格性(人身性)两种属性。首先，就其自然性来

说，拥有器官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动物所必然具有的生理特征和自然现象之一。从人体器官的产生来

看，它是自然规律作用的结果，而非人为创造出来的。换言之，人体器官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特性。基于人体器官的这种自然属性，在不损害自

然人生命健康的前提下，将人体器官与

其身体相分

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在医疗技术上也是可行的。

其次，就人体器官的人格性(人身性)而言，人体器官

是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自然人的身体构成部分．而

自然人具有人格属性，即社会对自然人的存在及其

作为社会关系主体的一种承认。这种社会承认既不

会伴着自然人死亡而消灭，也不会由于人体器官从

自然人的身体中被剥离出来而失去。相反地，在自

然人的身体器官被其捐献或该主体死亡之后．这种

承认依旧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而继续存在，依旧自

然地及于其身体、遗体器官或遗体。人类社会所久

已形成的那种传统的、对寄生于人体及其器官之上的生命健康的尊重和保护以及对于人之遗体的敬畏

与禁忌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证明。正是人体器官的人

格(人身)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在自由支配其人体器官

时必然要受到道德、伦理以及法律等方面的限制。

对于上述观点，笔者基本赞同最后一种主张。我们对人体器官的本质及其法律属性提出以下浅见，即：人体器官是一种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人身属

性的客观实体，它既非法律意义上的人，也非法律意

义上的物，而是一种“准物”。自然属性和人身属性

是人体器官的两个基本属性，而人体器官的这两个

属性决定了自然人对其人体器官具有有限处分的权

利，理由在于：人体器官作为一种“准物”，不是也不

可能是法律关系的主体，而只可能会作为法律关系的客体在法律上存在。这一点为法律关系的主体处

分人体器官提供了基本的法理依据。但是在另一方

面，人体器官虽然可以成为法律关系的客体，由于其

所归属的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构成部分所形成和具

有的人格特质却并不会随着其与原主体的脱离而立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l4卷(第1期)

刻消失。相反地，这种人格特质在被捐献的人体器官

被植入另一主体身体之前依旧存在，并成为人体器官

区别于法律上的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决定了任何

对这种“准物”的处分行为必须要受一定的限制。

具体说来，人体器官的这种只可被有限处分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主体对其身体器官享有受限制的处

分权上。这主要是指人体器官所依附的自然人可以

处分其人体器官，但这种处分并不是也不应是完全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处分，而只是一种有限的处分。

这种有限处分表现在：其一，主体有权处分的只能是

自己的身体器官，而不能是他人的身体器官；其二，主体对其身体器官的处分不得违背相关的伦理禁

忌，不得与社会通行的伦理道德相背离；其三，主体

有权处分其身体器官，但其处分行为不得有害于其

生命健康或他人权利及利益；其四，主体对其身体器

官的处分不得违背法律的明示或默示规定，也即主

体对其人体器官的处分应当合法。

二、人体器官买卖的法律分析

在当前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患者人数众多，而

可供移植的器官来源又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人们对

于人体器官可否买卖这个问题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认识。支持人体器官买卖合法化的人认为，从增

加可供移植的人体器官的角度来加以考虑，如果允

许人体器官买卖，就会增加供体器官的来源，从而使

更多人得到救治的机会。而且，依据自主原则，个人

应当被准允处分自己的身体，包括出卖自己的器官。

②而反对人体器官买卖合法化的人则认为，人体器

官买卖有违生命伦理，如果放任这一现象自流，会最

终危及人类社会的存续基础。而且，经验证明，市场

上出售的人体器官比自愿捐献的器官的质量要低得

多，由于出卖者为了钱往往会隐瞒自己的病史和遗

传史，结果将疾病传染给了接受器官移植的人。同

时，人体器官买卖也加剧了两极分化，凸显了社会不

公：有钱人可以任意购买器官，享受器官移植的好

处，而穷人则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自己的器官。⑧

就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关于人体器官买卖的问题，各国一般都给予了禁止性规定。例如，《意大

利民法典》第五条『提供自己身体器官或肢体的行

为1就规定：“在可能对身体的完整性造成永久性破

① 参见葛洪义：《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21页。

② 参见布伦丹·格瑞尼：《医疗法基础》，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1页。

③ 参见郭自力：《生物医学的法律和伦理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1—144页。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坏，或者在与法律、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相抵触的情

况下，禁止提供自己身体的器官或肢体。”据此，通

过交易获取或者强制摘取以及偷摘的器官都被禁止

用于临床医疗实践。而智利、德国、日本等国家的器

官移植法中也都规定人体器官买卖是被禁止的。美

国、英国、法国以及我国澳门地区的法律中甚至还将

买卖人体器官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在我国目前已

经出台的有关人体器官移植的立法中，也都对人体

器官买卖采取了否定的态度。①

我们认为，要恰当解决人体器官应否被买卖以

及我国民法应否准允人体器官买卖的问题。应当首

先对人体器官这一特殊“准物”性质进行合理界定，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围绕人体器官而形成的各种社会

规范(包括道德、伦理、法律等)的精神或规定，如果

我国现有这类规范能够支持人体器官买卖，则人体

器官买卖的存在就是合理的，而我国立法也就不应

当禁止人体器官买卖；反之，人体器官买卖的存在就

是不合理的，我国就应当明确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以此为基点并立足于上文对人体器官性质与特点的分析，我们认为，我国民法也应当禁止人体器官买

卖。理由如下：

(一)人体器官买卖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规定相

违背

尽管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中并未明文就此问题作

出规定，但是综合现行民事立法的基本精神，人体器

官买卖与我国现行民事立法的规定是相背离的。具

体而言：

其一，人体器官买卖与民法对生命健康权的规

定相违背。尽管人体器官买卖可以暂时缓和器官移

植的供需矛盾，缓解当前我国器官移植供体器官严

重缺乏的现状。然而，由于器官的出售者或贩卖者的主要目的往往是为了获取较高的财产利益，而不

是真正出于挽救他人的目的。因此，可能会对器官

移植供体以及受体的生命安全与健康带来一定威

胁。具体来说，器官的出售者会故意隐瞒自己的病

史或者遗传史，而器官的贩卖者也会有意隐瞒器官的来源及其卫生状况。如此一来，这就使得那些质

量低下的人体器官经常被用于器官移植，结果将某

些疾病传染给受体，使其生命健康重新受到损害，生

命安全得不到切实保障。

· 4 ·

其二。人体器官买卖不符合我国民法对民事活

动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条规

定：“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

利益⋯⋯ ”。而人体器官买卖作为对人的社会价值的极大贬损。显然与人类传统道德尤其是与我国济危扶

困、互助友爱的传统美德想违背的，是对社会公德的一种极不尊重以及对社会公益的一种蔑视。

其三，允许人体器官买卖与我国民法的立法宗

旨相违背。我们认为，人体器官买卖不仅意味着人

体社会概念的极大贬值，且使人们长期以来所确立的生命无价的人生价值观念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和冲

击；它不仅是器官出售者对自身生命价值的一种漠

视．且是器官买受人对人的生命尊严的一种亵渎。

如美国伦理学家威廉·梅(willian may)所说的：“如

果我花钱买诺贝尔奖，那么我玷污了诺贝尔奖的名

声。如果我从政府那儿买豁免权(国内战争时期曾

允许这样做)。那么就损害了市民的人格。如果我买

卖儿童，我就不配为人父母。如果我出卖我自己，我就失去了做人的尊严。”②如果放任人体器官的买

卖，最终可能会危及整个人类的存续基础。因此，从

性质上来说。人体器官买卖是一种严重漠视他人人

格尊严与生命权益并对社会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犯罪行为。而法律作为保障社会安全与秩序的一种

行为规范．理所当然地应承担起防范这种犯罪发生

以维护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使命，而不能放纵这种

犯罪行为的发生。这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

则》中已经规定的极为清楚，该法第1条开宗明义地

指出：“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制

定本法。”

(二．)人体器官买卖严重违背生命伦理

站在伦理学的角度上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历

史也就是一部生命伦理发展的历史。在人类社会发

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存在着某些作为底线生命伦

理的公共生命伦理原则，如生命尊严原则、不伤害原

则、非商业化原则、有利原则等等。这些伦理原则作

为人类社会在该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命伦理的底

线，在维护和保障人类社会伦理安全方面尤其是生

命伦理安全方面发挥着支柱作用。而人体器官买卖

则严重违背了这些伦理底线中的生命尊严原则与非

商业化原则，对人类社会的生命伦理带来了巨大冲

① 参见《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第27条；《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第3条；《福建省遗体和

器官捐献条例》第3条；《台湾省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2条；《澳门规范人体器官及组织之捐赠、摘取及移植》第4条等。

② 【美】安德鲁·金柏利：《克隆—— 人的设计与销售》，新新文化编译中心译，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48页。

· 5o ·

击。这种冲击会极大地破坏人类的生命社会秩序，阻碍社会的正常发展。正是立足于这一基点，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雷尼·福克斯(reneec．fox)指出：

“人体器官移植从一开始就不是偶尔为之的．也不是

可有可无的；人体器官的移植建立在这样的一种信

念的基础之上，即人体和无偿捐赠器官都是难能可

贵的，不能将他们商品化⋯⋯ ”①当前．我国正在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全力构建和谐社会．人体器

官买卖作为和谐社会中的不和谐因素，必须为法律

所禁止。

(三)我国现行立法已经明确禁止了人体器官买卖

尽管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一部在全国范围内普

遍适用的《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法》，同时现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等法律中并没有关于禁止人体器官买卖的明文规

定，但在禁止人体器官买卖方面却已经有了立法例。

2003年8月22日，深圳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26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

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其中就对人体器官买卖问

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该《条例》第3条明确规定：

“捐献人体器官实行自愿、无偿的原则。禁止以任何

方式买卖人体器官。”此外还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的法律责任，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等。而对于

买卖人体器官构成犯罪的。依法还可以追究其刑事

责任(第25条)。另外，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于2005年6月2日颁布的《福建省遗体和器官

捐献条例》第3条第3款规定：“禁止买卖遗体、器

官。”同时明确规定了买卖遗体以及倒卖器官的法

律责任(第27条)。我国卫生部2006年3月16日颁

布、7月1日实施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

理暂行规定》第27条第1款规定：“人体器官不得买

卖。”从上述我国现行有关器官移植立法的规定来

看，我国现行立法对待人体器官买卖的基本态度便

是坚决反对并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三、人体器官捐献的法律分析

由于人体器官是一种寄予了人之人格属性的实

体，象征并代表着其所属的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主体的某种特定的人身意义。现行的伦理道德、法律理论与

法制实践都不支持人体及其构件的商业化。因此，人

体器官就不能够被用来交易。然而。人体器官却可以

被其主体自主地加以捐献。这一点。无论在法律理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l4卷(第1期)

论上．还是在各国的法制实践中都不乏其依据。

人体器官之所以能够被其主体自主地加以捐

献．其依据在于该主体依法享有身体权。所谓身体

权．就是民事主体依法处分作为自己身体组成部分的肢体、器官及组织的权利以及保持自己身体完满的权利。从身体权的概念来看，身体权主要包括两

个方面的具体权能，其一是处分自己肢体、器官或组

织的权利。其二是保持自己身体完整的权利。因此，自然人对其身体器官的有限支配权(处分权)不仅为

法律所许可，更是道德、伦理发展的表现。自然人捐

献其身体器官的合法性来源于自然人的身体权所具

有的特殊性。

第一，身体权是一种“双面”权利。作为一种权

利，身体权具有权利与义务相混生的特点，是一种

“双面”权利。具体而言。一方面，人有支配其肢体、器官和其他组织的权利。这种权利表现在两个完全

相反的方面：其一，人得保护其身体不受非法侵害；

其二．人在一定情况下可以自由处分其身体包括捐

献其体内器官、血液、伤害其身体等。而另外一方面，由于人是社会生产力的要素之一，因而其对自己身

体的处分又会在很大程度上涉及整个社会的利益，因此．人又具有不随意伤害或处置其身体的伦理义

务，这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不自暴自弃、珍惜自己的身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身体权包括支配人

身体的法定权利与不自暴自弃地处分人身体的伦理

义务两个方面。具有“双面性”。

第二。身体权与人体健康联系的紧密性。尽管身

体权与健康权属于两种不同的人格权利，二者在内

容、表现形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但同时二者又

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人的健康离不开他身体的完整．一个人身体完整性一旦被破坏，其健康通常会

受到一定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实践中侵害身体权

与侵害健康权经常发生重叠，对受害人身体的侵害，经常也同时构成对其健康权的侵害，例如，医疗活动

中医师不当截去病人的肢体，就同时构成对其身体

权与健康权的侵害。正因为身体权与人的健康密切

相关，因此，在人行使其身体权时，必须要受一定的限制．不得对其身体健康造成严重负面影响。例如。

在人们捐献自己的血液、器官时不得对捐献者本人的身体健康带来伤害。

第三。身体权具有明显的相对性。身体权的“双

面性”决定了其不可能是一种绝对的权利，而只可能

① 参见刘长秋、孙志强：《人体器官的买卖应否被合法化》，《社会观察)2005年第7期。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年第14卷(第1期)

是一种相对的权利。无论是人保护其身体不受非法

侵害的权利，还是人处分其身体的权利，都不具有绝

对性。这一点在包括器官移植在内的医疗活动中表

现得极为突出。在器官移植中，为了摘取供体自愿

捐献的身体器官用以救治他人，医务人员不可能不

接触供体的身体。而只要接触供体的身体，实际上就

会构成对供体身体权的侵害。但一般而言，医生只

要经供体同意就可以排除他这种行为的违法性，成为一种合法的医疗行为。这一点与人们的生命健康

权是明显不同的。人们的生命权与健康权都具有绝

对性。是绝对性的民事权利，不管行为人是否经过他

人的同意。也不管行为人所针对的对象是否是儿童

抑或精神病人，甚至是在行为人经他人请求的情况

下。其所实施的损害其生命健康的行为都构成对被

害人生命健康权的侵害。被害人的同意并不必然会

阻却行为人行为的违法性。

从身体权所表现出的上述3方面的特殊性来

看。身体权既是人们无权买卖人体器官的法理依据，同时也是人们得以自主捐献自己身体器官的法理依

据。就前者而言，无论是身体权的双面性，还是身体

权与人体健康联系的密切性。抑或是身体权的相对

性。客观上都要求人们在行使其身体权，自主处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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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构件(包括人体器官、精子、血液等)时，不得违

背立法的规定以及社会通行的伦理道德。而就后者

而言，由于从性质上来说，自然人自愿捐献自己身体

器官的行为是对自己身体器官进行一种处分和支配

行为。因此，这种行为的法理依据就只能够从人的身

体权中来获得。而依据身体权的内容，行为人既有

权以不为社会所反对和忌讳的方式(亦即以不违背

立法规定与社会通行的伦理道德的方式)处分自己的身体。自然也就有权以不为社会所反对和忌讳的方式捐献自己的器官。①所以，自然人依法有权捐献

属于自己的器官或组织。

当然。自然人依法捐献自己的器官或组织应当

以不损害其自身生命利益和健康为前提。对此无须

赘述

参考文献

【1】 刘长秋．论我国立法应禁止人体器官买卖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4,1

【2】刘长秋．器官移植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5

【3】刘长秋，陈占彪．论我国器官移植立法过程中应当坚持的基本原

则 ．法律与医学杂志，2005，1

【4] 朱应平．遗体捐献立法中的几个问题【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1，2

(收稿：2006-06-15)

第三篇：我国拟立法禁止主要粮食品种擅用转基因技术

我国拟立法禁止主要粮食品种擅用转基因技术

中国国务院法制办21日公布的《粮食法(征求意见稿)》规定，转基因粮食种子的科研、试验、生产、销售、进出口应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在主要粮食品种上应用转基因技术。

转基因技术是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生物体基因组中，由于导入基因的表达，引起生物体的性状的可遗传的修饰。近年来，围绕转基因粮食作物的安全性问题，引发广泛争论。

此前，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关于转基因的玉米和水稻，有关部门并没有批准其商业化生产，所以“不可能在市场上出现”。

为促进粮食生产，维护粮食流通秩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国家发改委、国家粮食局会同有关部门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起草了粮食法征求意见稿，这是中国首部粮食法。21日，国务院法制办对粮食法征求意见稿予以公布，听取社会公众意见。

征求意见稿对完善粮食质量安全标准和粮食质量安全管理、粮食检验等方面作了规定，增加了粮食质量安全监测、抽查的规定和粮食干预性收购、处置制度，建立健全粮食质量追溯体系。

为确保各级政府粮食安全责任得到落实，征求意见稿提出国家实行粮食安全考核问责制度，由国务院制定具体办法。要求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在保护耕地和水资源、发展粮食生产、落实粮食储备制度、处置粮食应急状态、保障粮食供应和质量安全、监管粮食市场等方面的情况进行监督，并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

为确保粮食有效供给和有序流通，征求意见稿对粮食流通作了以下规定：一是粮食收购、加工实行许可制度。二是对粮食储存实行备案制度。三是保护粮食流通基础设施，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处置或者变更用途。四是粮食经营者必须遵守法定规则。

第四篇：国外安乐死的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日本安乐死立法对我国的启示

安乐死对于现在的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中国的历史传统中有提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在当今的年代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在很多人得眼中自己的生命不单单是自己的，是父母给予的应当珍重。这里主要通过对于日本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来看到中国的情况，日本和中国的文化有着较大的相同度，在一定的程度能很好的说明问题。一．安乐死的意义

安乐死源于希腊的EUTHANASIA一词，原意为“快乐死亡”或“尊严死亡”。又由于安乐死是一种特殊的死亡形式，至今对它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目前，我国的学者普遍认为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的过程，它的目的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死亡呈现出一种良好的状态，以避免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或愉快，即改善死者濒临死亡时的自我感觉状态，维护死亡时的尊严。二．日本安乐死的发展

日本最早的安乐死案例出现于1949年,直到1990年,共发生了六起安乐死案例,全部都是所谓的积极安乐死,并且是由亲属执行结束患者生命的。1976年,日本安乐死协会试图通过一项根据患者意愿撤除生命维持治疗措施的法案,这项法案起草于1979年,法案起草结束后,有关协会成员努力游说议会成员,但是最终由于社会的反对声音过高而没有进行表决。根据该法案起草者的意思,法案所倡导的安乐死应当是消极安乐死,也就是放弃生命维持治疗,而不是现在所说的积极安乐死或者辅助自杀。后来,安乐死协会开始改变策略,把注意力集中于患者活遗嘱的执行上,而不再试图改变法律。

2.1日本关于临终关怀,特别是终止生命维持措施的政策

日本卫生与福利部和医学会1989年印制了生命临终措施指导手册。该手册在前言中写道:根据探讨中的对人类尊严的尊重和患者家人心理负担的考虑,对于仅仅是为了延长患者临终生命的医疗措施需要重新思考。例如,对于心脏即将停止跳动和呼吸系统将要终止的病人,所采取的心肺复苏措施只能是延长患者的痛苦„„从今以后,类似情形的医疗保健措施应当尊重患者意思和自主决定权。而且。1992年3月,日本医学会生命伦理委员会印制了一份题为“给临终关怀医生的建议”的报告。这份报告基本肯定了患者的活遗嘱。

1994年,日本科学委员会死亡与医学保健专门委员会出版了一份报告,这份报告明确指出,只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停止生命维持治疗措施是可以允许的。第一、患者的病情是现有医学条件所无法逆转的;第二、必须病人在清醒时表达了自己的要求;第三、终止治疗措施必须由医生实施,而不能由患者家人实施。这份报告的主要内容集中在终止治疗方面,也多处提到了“有尊严的死”一词,尽管死亡与医疗保健专门委员会没有详细论及“安乐死”,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禁止“积极安乐死”。报告指出“杀死„„通过药物方式,尽管是为了减轻患者痛苦也不可允许。”

三．中国安乐死的发展

1988年7月5日，中华医学会、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法学会、上海医科大学以及其他有关单位，联合发起召开了“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与会的各界代表一致认为，尽管中国在实际工作中，安乐死，特别是消极的安乐死几乎经常可以遇到（积极的安乐死，在中国已经公布至少7个案例，实际上大大超过此数），通常并不引起法律纠纷，但是考虑到中国的具体情况，现在还不存在为安乐死立法的条件。

自1994年始，全国人代会提案组每年都会收到一份要求为安乐死立法的提案。在1997年首次全国性的“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1中国安乐死立法之路

第一次尝试：在1988年七届人大会议上，最早在全国人大提出安乐死议案的是严仁英和胡亚美，两人分别是中国妇产科学和儿科专业的泰斗。严仁英在议案中写下这么短短几句话：“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但与其让一些绝症病人痛苦地受折磨，还不如让他们合法地安宁地结束他们的生命。”

第二次尝试：1994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32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结合中国国情尽快制定‘安乐死’立法”议案。

第三次尝试：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有170位人大代表递交了4份有关安乐死立法的议案。

第四次尝试：1996年，上海市人大代表再次提出相关议案，呼吁国家在上海首先进行安乐死立法尝试。在随后于1997年首次举行的全国性“安乐死”学术讨论会上，多数代表拥护安乐死，个别代表认为就此立法迫在眉睫。

3.2中国安乐死事件

1986年发生在陕西汉中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曾历经6年艰难诉讼。医生蒲连升应患者儿女的要求，为患者实施了安乐死，后被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案件审理了6年后，蒲终获无罪释放。但这并不意味着安乐死的合法性，安乐死仍是违法的，只不过由于蒲连升给患者开具的冬眠灵不是患者致死的主要原因，危害不大，才不构成犯罪。

2003年8月3日，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主要当事人王明成离开人世, 王明成的“安乐死”请求之所以被如此关注，在于他有一个特殊的身份——我国首例“安乐死”案的犯罪嫌疑人。但是在他自己却不能实现安乐死的愿望。三．结论

在我国，受到儒家对于生死观念的影响，在“不知生、焉知死”的文化中，人们对于死亡充满了害怕和恐惧。死，总是和黑暗、鬼神等联系在一起。这种传统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出现若干年之后，依然占据着一定的地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观念并没有被安乐地死所代替。在伦理，道德，观念，社会舆论以及国策等条件的束缚之下导致人民对于安乐死的要求不像西方国家那么的迫切。制度的不一样，历史的不一样导致者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文化，观念和意识。较于西方自由的人格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中国关于安乐死的研究源于日本的传入，所以在很大的一方面我们不能不说安乐死是一个外来的文化，中国对于这个问题很大程度的接受只在于传统的看法，即普遍接受了一种传统的安乐死定义，即无痛苦死亡法。

目前学术界依照不同的标准将“安乐死”分成不同的种类： 1.根据终止生命的行为方式不同，分为积极的“安乐死”与消极的“安乐死”。积极的“安乐死”又称为主动“安乐死”或仁慈助死，指医务人员采取促使病人死亡的措施结束病人的生命。消极“安乐死”又称为被动“安乐死”或任其死亡，是指对那些身患绝症处于极端痛苦的病人停止、放弃救治，包括停止使用生命的辅助设施和药物，使病人自然地死于疾病。

2.根据被实施安乐死的病人是否明确表达愿望，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指的是患者在意志清醒的时候，有过明确的表示，不愿意忍受疾病的折磨，而愿意实施“安乐死”。如通过立遗嘱。而非自愿“安乐死”针对的是那些无行为能力的病人，主要是指脑死亡、植物人和先天性疾病的婴儿实施“安乐死”。

从日本的立法过程中我们可以大致的看出，安乐死在日本备受关注和争议,日本成文法律尚无关于安乐死的规定。但是从案例的处理方式上我们不难看出对于消极安乐死,虽然仍存在较大争议,但是日本社会和民众绝大部分能够接受它已经做出了肯定性规定。尽管消极安乐死从法理上讲在日本属于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但是由于其已经基本上被社会接受和认同,所以在日本还没有因消极安乐死而受到法律追究的案例。对于积极安乐死,日本社会和民众所持的是积极反对的态度,而且积极安乐死属于日本刑法上确定的犯罪行为。从日本发生的积极安乐死案例来看,行为人都以杀人罪的罪名受到了刑事处罚,但是,从量刑上看明显较轻,不同于其它杀人罪,这说明人们认为它的社会危害性较小。

而从中国的历史文化，学术界讨论，以及近年来关于安乐死案例的处理方式可以看出对于。中国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和态度和日本很类似，对消极安乐死有着较大的肯定性。而积极安乐死存在着很大的讨论。从中国政府对安乐死立法基本持者否定的态度来说，安乐死在立法方面有着很大的阻碍，其中积极安乐死是一大方面。

虽然国外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对于安乐死设立了法律进行规定，但是用于中国的现在的国情还是不符合的。在亚洲东方文化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从中国，日本等国家现在对于安乐死的立法态度以及讨论。对安乐死的认可只在存于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认可，不能接受安乐死的积极死亡方面。所以说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安乐死的立法都会很片面的或是保持现状不立。文化，道德，观念，伦理等等思想上的影响对安乐死中国化的进程有着无可估计的阻碍。但是它的发展却也是必然的要求，人的自由，人的本性等人对于自身的追求，不可不导致于安乐死的进程的快速发展。因此，安乐死在中国的发展将是冲突传统，也是人的解放的发展。

第五篇：对我国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反思

对我国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反思

自从1994年深圳颁布我国第一部物业管理地方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以来，到目前我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城市（包括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已制定了自己的物业管理条例，各地还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很多的规章和行业管理规范，基本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物业管理法规体系，对促进各地的物业管理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我们也看到，各地进行地方性立法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借鉴发达国家与地区特别是我国港台地区物业管理立法，很多法律制度不符合当地物业管理发展的实际，操作性不强，有些条款还与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不相一致，并且过多强调了政府的行政主导地位，而对本应重点保护的业主权利却不够突出，本文主要对这种现象进行反思并提出完善地方物业管理立法的对策。

一、各地立法口径不一，规范相互冲突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大多出台在全国《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之前，由于各地物业管理发展的水平不一，立法者对物业管理立法的理解不一致，各地制定出来的物业管理条例五花八门，在名称上有的称为“物业管理条例”（如杭州），有的称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深圳），有的称为“居住物业管理条例”（如上海），有的称为“城市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如湖南）等。在内容上也是大相径庭，对很多事项甚至做出了相反的规定，如杭州规定“决定聘用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的职权属于业主大会，而深圳则规定聘请物业管理公司的职权属于业主委员会，两市对业主委员会职权的规定明显冲突；在业主投票权的计算方面，广东规定住宅按每户计算投票权，而深圳则规定各类房屋按建筑面积每十平方米计算为一票，省与市的规定相互冲突。就是地方条例内部也有诸多矛盾之处，如深圳物业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在业主中选举中产生”，同条中却又规定“业主委员会可聘请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等有关单位的人员担任业主委员会委员”。那么聘请的委员以什么身份担任委员？其在业主委员会中所占的比例是多少？这类委员行使什么职权？多种问题随之产生。同样，深圳条例在第十九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采取公开招标方式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对住宅区进行物业管理，但在第二十六条又规定“住宅区开始入住后两年内„„业主委员会应与开发建设单位签订委托管理合同，并行使本条例规定的各项职责，但不得终止委托合同；开始入住两年后„„原开发建设单位在同等条件下可以优先承包管理”，后者是对前者的明确否定。类似的矛盾几乎每一部地方物业管理条例中都或多或少存在，这不仅造成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相互冲突，就是同一部条例内部也难以协调，并与《条例》的规定明显不一致，破坏了我国物业管理立法的统一性。

二、强制性规范过多，业主自治原则体现不够与《条例》相比，各地的物业管理条例一般都明确规定“业主对物业实施自治管理”或“实行业主自治与专业服务相结合”，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中，保障业主的自治管理权利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往往用强制性条款限制业主的权利。如上海规定“业主或者业主委员会应当委托一个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湖南规定首次业主会应当讨论“确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其他省市的条例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业主聘请物业管理企业管理物业，但很多条款都体现了这种精神。在首次业主大会的召开方面，很多省市的条例规定由政府主管部门负责召集首次业主大会或者负责成立业主大会筹备组，而业主自己却没有权利组织成立自治组织。在监督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履行职责方面，政府也可以直接进行干预和管理，如深圳在业主管理委员会规则中就规定：“各区主管部门应经常检查考核各管委会的运作情况，定期组织各管委会人员学习物业管理法规政策和业务知识；及时派员出席或主持业主大会或管委会的重要会议；纠正或撤销业主大会或管委会作出的不符合法规政策的决议、决定；对运作管理混乱、严重影响工作或侵害多数业主权益的管委会，应当及时主持改组或重新组织选举。”此外，深圳市、区主管部门还有权决定管委会委员及执行秘书的停任、任免、撤换、增减（深圳已经几次发生行政主管部门直接发文免除业主委员会主任职务的案例），并且业主委员会的重要会议应当“应当报请市、区主管部门派员出席并指导工作”。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本来属于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却都要通过行政权力进行主导，这能说不是对业主自治权利的干涉吗？在其他省市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强行性规范过多，如各地普遍规定物业管理区域必须聘请物业管理公司进行管理，业主委员会必须与物业管理公司签订根据“示范文本”制定的格式、内容缺乏灵活性的物业管理委托合同等。

三、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不规范在业主委员会的定位方面，各地也有很大区别，没有理顺业主委员会于业主大会的关系。如上海、杭州规定“业主委员会是在物业管理区域内代表全体业主对物业实施管理的自治组织”，湖南、天津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会的办事机构”，江苏在国家《物业管理条例》颁布后进行了修改，因此对业主委员会的定位与《条例》一致，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另外还有不少省市对业主委员会的性质没有明确“说法”，但是从业主委员会的职权来看也明显与《条例》不一致。

各地物业管理立法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对业主委员会的权力非常集中，而忽视了业主大会的作用。如上海、深圳、杭州等地规定业主委员会有权“选聘或解聘物业管理企业”、“负责物业维修基金的筹集、使用和管理”、“审定物业管理企业的物业管理服务计划、财务预算和决算”等。这些事项属于涉及全体业主利益的重大事项，理应由业主自治的最高机构-业主大会来做出决定，并且《条例》也明确规定这些事项属于业主大会的职权范围，而不属于业主委员会。业主委员会权力过大，并没有相应的监督措施，以致业主委员会滥用权力案件时有发生，损害了其他业主的利益。

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以及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都是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下位法，根据下位法不得与上位法相抵触的原则，各地的物业管理立法不得与《条例》相抵触，否则无效，制定机关应当及时修改或者废止。所以，对各地的物业管理法规进行修改已是当务之急，笔者认为修改时应当注意以下方面：

一、统一条例的标题和基本法律概念。从维护法制统一的角度出发，各地的条例统一称为《xx省（市）物业管理条例》为宜，这样有利于地方立法与国家立法保持一致性，也有利于地方法规对实行物业管理的各种物业形态保持普遍的的效力，还有利于法规的名称与内容相一致（各命名为《住宅区物业管理条例》的地方都规定其他物业形态的管理参照条例执行）。物业管理法规中的一些基本概念的涵义如业主、使用人、物业管理、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共用部位、共同设施设备等也要进行统一，并与《条例》的相关规定保持一致，避免出现人们无所适从的局面。

二、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我国政府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精简放权”，其目标就是要科学设置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在物业管理立法中也应体现这一趋势，裁减强制性条款，而增加对业主自治的授权性条款，科学设置政府权力与业主权利的边界，行政主管部门不直接干预业主自治范围内的事务，主要负责对物业管理活动进行监督。

三、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业主对物业的管理权利直接来源于宪法、民法对财产所有权的规定，因此各地的立法应当突出业主在物业管理中的主体地位，保障业主对物业管理方式的选择权，为实现业主自治创造条件。另外，在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召集的程序方面也应突出业主的主体地位，规定业主有权自主成立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

四、理顺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确立业主大会法律主体地位。鉴于各地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定位相互矛盾，要与《条例》相一致，就应当规范业主大会与业主委员会的关系，对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的职权进行调整，增加业主大会的职权，业主委员会作为执行机构负责业主大会日常工作。因为《条例》没有对业主大会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地方立法可以根据本地实际作出适当规定，笔者认为应当确认业主大会的业主自治组织地位，并赋予其独立的法律主体资格，以便于其行使自治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