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打击监狱腐败 800多
中国打击监狱腐败 800多“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
发稿时间:2015-01-12 16:32:00 来源: 新华网 中国青年网 我要评论(288人参与)
假释变成“提前释放”,保外就医成了“保而不医”,监外执行相当于“重获自由”,身负命案监外执行后竟再杀人……减刑假释,原本司法中的人性化政策,在“权力寻租”的诱惑下,日益演变成特权之人逍遥法外的通道。
广东收监138人,山东收监66人,成都收监28人……权威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超过800“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违法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打击“高墙内腐败”须堵住制度“后门”。
想减刑就减刑:“三类罪犯”成刑罚变更重灾区
广东省人民检察院获悉最新通报,2014年广东有138名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罪犯被收监执行刑罚,其中包括深圳市原副市长王炬等12名厅局级干部。
去年3月20日,最高检在全国检察机关启动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要求重点监督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等“三类罪犯”刑罚变更执行情况,严查背后的司法腐败。
行动中,对于保外就医的条件进行了更为严格的限定。山东省、成都市、石家庄市等多地都明确表罪犯即使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短期内没有生命危险,也将被收监执行。
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哪些人员“逍遥狱外”,享受“高墙特权”?
--“有权人”难脱权力隐身衣。广西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被判处10年徒刑,还乘飞机前往山东和四川等地;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原局长王建生服刑4年,先后5次被保外就医;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日从法院直接回家“保外就医”。
--“有钱人”金钱开道。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服刑期间,广东省监狱、看守所有关人员收受张海亲友贿赂,利用职务便利为他在转监、虚假立功、减刑等方面提供帮助,致使其两次被裁定减刑共计4年1个月28天,2011年1月26日刑满释放后潜逃国外。云南一罪犯高价购买他人颈椎错位的X光片,“移植”造假病例,成功“保外就医”。
--“内部人”高墙内开启“绿色通道”。辽宁省营口监狱原副监狱长李某等3人利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职务便利受贿。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违法监外执行案中,林崇中家属贿赂了河源市看守所原所长刘某、原教导员涂某,以及做取保候审鉴定的医院医生和医务科长,使法院作出了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定。
“休假式服刑”缘于制度设计尚存“后门”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监外执行”规则设计尚不健全,从审批到监管,规定笼统,加上司法、检察院、法院、司法等部门在一些地方对接不畅,缺乏沟通,易造成服刑人员的“脱管”窘境。
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三军说,“在实践中,决定机关却很少与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出监后,又不主动到派出所报到,罪犯释放后很容易脱管。”
例如,曾被判有期徒刑8年的广东省电白县原教育局局长陈建明,被裁决暂予监外执行后被县法院从看守所提走,但他并未被送到相关部门监管,法院等部门均不知其去向达8年之久。
缺少透明公开的程序,极易使得“监外执行”成为“法外之地”。“新刑诉法中的伪证罪,只惩罚在刑事诉讼中医生出具的假鉴定,但对于在审判之后的保外就医中的造假者,尚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海南省海口中院的一位法官说,“这助长了不良医生虚假鉴定的歪风”。
因此,由于法规滞后、审批流程过于简单,监督难以到位。例如,1990年颁布实施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包括疾病标准在内的多项规定模糊,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梳理过往案件发现,不少违规者 监外执行 都是由于网民或媒体的曝光才被发现。”海南省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代红说。
最高检监所检察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存在监督盲点,比如一些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没有期限限制,存在“一决到底”现象;一些法院尚未建立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案件台账,有的罪犯未到社区矫正场所报到,存在“脱管漏管”现象;对审判前未羁押、审判后法院决定暂予监外执行的案件,监所检察部门无法掌握相关情况,存在无从监督的问题;此外,如何准确把握保外就医条件中“经诊断短期内不致危及生命”的标准,也是个难以操作的问题。
公开减刑假释信息,向“特权”插手说不
业内人士认为,违法“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要杜绝自己人查自己人,使一些人难以插手,才能遏制“监外执行”乱象。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马永胜说,人民群众对“有权人”“有钱人”犯罪判刑后,重罪轻判、花钱买刑、减刑快、假释及暂予监外执行比例高、实际服刑时间短等现象反映强烈,这不仅直接影响罪犯矫正改造效果,且严重违背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对社会公平正义以及法治社会建设的伤害极大,因此要查处一批徇私舞弊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职务犯罪案件,对违纪违法行为“零容忍”。
专家建议尽快完善修订相关法律法官。吴三军认为,应对保外就医鉴定人资格、鉴定程序、鉴定书内容、虚假鉴定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一旦发现鉴定人违法操作,严惩不贷。“保外就医制度的完善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在各个环节上进行周密设计,做到每个程序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表示,当前很多政法单位建有公开的官方网站,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可以把有关文书放在网上公开,必将减少背后的“名堂”和“猫腻”,一些地方实施的减刑、假释公开听证制度探索值得推广。
避免“监外执行”还要针对特权服务对症下药。海南省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建平说,提高违规者的违法成本,让有权有钱者“不敢犯法”,完善监狱的医疗救治体系,减少监外执行需求,可以有效减少“保外就医”过程中的寻租空间。原标题:中国打击监狱腐败 800多“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
第二篇:浅谈中国腐败
浅谈中国腐败
十八大结束不到一个月,就有十多个官员纷纷落马:11月23日,重庆北碚区委书记雷政富被曝不雅视频;11月26日,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吕英明涉嫌严重违纪;11月27日,广东英德副市长郑北泉涉嫌徇私枉法;11月28日,阳原市委书记 陈弘平涉嫌严重违纪问题......最值得一提的是12月6日,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他是十八大后首位落马的省部级高官,也是十八大上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这些官员的落马,让我们拍手称好,暗示着中国的新反腐形势开始,展示了中国反腐的决心。虽然现在我国的反腐开始卓有成效,可是我们不能仅仅局限于现在得到的成果,要彻底的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还需从根除起。导致腐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官员本身有关、法律制度有关、与中国的教育有关等等,要根除腐败这个问题,必须先了解原因。
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和中国的风俗习惯有关,在中国这个重感情的国家,送礼已经成为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的重要方式,朋友买车,朋友结婚,朋友搬新居都要送礼,以表示还“记得”他这个朋友,而往往又“拿人手短,吃人嘴软”,很多人就利用这一点,开始把这种送礼演化为行贿,手中有点权力的官员看着天上掉下的馅饼怎会不心动呢!于是就形成了现在严峻的腐败问题。
官场上官官相护现象加重了腐败问题。在官场上如果哪个官员不收点烟、酒,那就是官场的“奇葩”,就受其他官员排挤,很多人受于这种“压力”开始违背初衷,随波逐流。当有官员有机会有利可图时,他身边的其他官员会想方设法平分这块“肥肉”,出了事,他们就把自己可以用的权力全都用出来“屏蔽”消息,故当我们查到某一官员有违纪现象时,我们必定在他这起违纪事件上还能找出其他官员涉嫌其中,官员之间的“合作”,让腐败紧紧的埋在地下,也让他得以保身,继续恶行。
法律制度不完善让有些人钻法律的空子。每个人都有贪欲,我们现在都很痛恨那些贪官污吏,试想假如我们有机会也可以“收礼”,并且没有任何的束缚,那么我们有几个人能去拒绝?同样,在我们看到的那些正直、清廉的人,谁敢保证当“白花花的银子”摆在他面前时他不会心动,不会伸手?谁敢保证他在私底下,没有为利益而有“赌”一次的想法?建立更完善的法律制度,让犯罪与否的界限更加清晰,杜绝钻法律空子的现象发生,让那些蠢蠢欲动的官员清楚知道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也让他们知道违法法律制度的代价,让制度来斩去更多伸出去的黑手。
中国的腐败问题是急需解决的。十八大刚结束,接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习近平在作报告时说道:“如果腐败问题处理不好,将会亡党亡国。”,所以他下定决心要抑制中国的腐败。于是他全国人民说:“打铁还需自身硬”、“物必先腐,而后生虫”等等来表露反腐的决心。我们看总书记的简历和事迹,我们会看到习总书记从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就开始表现出对腐败的痛恨,以及卓越的反腐策略,在接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让很多官员不敢再有腐败的念头,他警示人们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美梦,落实了“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口号,所以他一定能给我们在反腐问题上一个满意的答卷,圆满完成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第三篇:浅谈如何惩治中国腐败
浅谈如何惩治中国腐败
摘要:“腐败”指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或国企权利掌控者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腐败具有腐蚀性和扩散型,激化了社会矛盾并将动摇国家的统治根基,是人们大众对党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对国家的未来和党的前途将会产生毁灭性的打击。惩治腐败已经成为关系到国家繁荣和党的存亡的刻不容缓的毒瘤。对于惩治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进行整治,标本兼治,长期而严厉的进行整治,而非表明面上的形式。
关键词:腐败 惩治 立法 体制 教育
随着十八大的胜利召开,新一代领导人走马上任,我国又不如一个新的阶段,而这一阶段,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最急迫的问题就是腐败。
“腐败”指的是运用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行为。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我们通常所说的腐败,是指国家公务人员或国企权利掌控者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腐败不单单是政治上的问题,也不是只有现在才出现,更不是中国特色。然而目前我国整治腐败现象发展迅猛的势头,已经达到了一个刻不容缓的地步,腐败具有腐蚀性和扩散性。它逐渐扩散到整个统治阶级,腐蚀高官掌权者的群体,既危及和破坏法律的权威性和有效实施,又破坏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动摇着我国社会的政治基础。腐败问题已经对党,对国家和社会构成了巨大的威胁。
而对于腐败的惩治,我们一直都在尝试和探索,但是并不是很见成效,究其本质还是方法不对,或者说不是治不了而是不下决心治理。我们相信党的能力,而对于腐败问题一直模棱两可形式主义的态度,以及雷声大雨点小的效果,或许是时机未到。而如何惩治腐败,不是单方面的问题,而是要从立法、体制改革、教育等多个方面相结合进行彻底的惩治和预防,才能除掉腐败的毒瘤。
第一,作为法治国家,要惩治腐败,首当其冲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关于惩治腐败的法律系统。法律是一个国家的基本行为规范,具有震慑力和强制力,是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有力武器,是社会公平诚信平等的有力保障。依靠法制,就是要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行为,防止掌权者滥用权力,一旦有腐败行为出现,就要运用法律手段进行制裁、惩处。如果法律不健全,就会在对腐败惩治的过程中不能达到最有效的效果,发挥法律最大的作用,就会使腐败者不能收到应有的惩罚,对社会的公平正义不能很好地维护。因此,规范、监督权力的运行,防止产生腐败行为,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法制、靠制度。要建立健全一整套规范权力运行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要用法律和制度规范、分解、监督、制约权力,防止权力的滥用。
惩治腐败的法律要包括的很多内容,包括腐败的分类,腐败的级别,腐败的惩罚以及预防。其中对于腐败的惩罚和预防是重中之重,重罚之下,必然会有超强的威慑力。纵观古今中外,在我国历史上,明朝是对腐败治理的最为严厉的朝代之一,明成祖朱元璋出身贫寒,对于腐败则是恨之入骨,所以在明朝初年,朝廷清廉,政绩卓越,国泰民安。在欧洲国家,对于腐败的惩罚和预防做的最好的国家要数瑞士,对于腐败的惩治相当严厉的同时,还给掌权者很好的待遇,满足他们的需求,恩威并施,使腐败问题得到了很好的治理。第二,有了健全的法律,还需要对法律的执行,这就需要在体制上进行完善。我党在惩治腐败这一敏感的问题上,做了多年的努力和探索。反腐运动的效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关键是体制问题。反腐运动的失败的根源在于,让自己切除自己的毒瘤,如同执刀者与挨刀者本就是一个人,试问正常人谁会自己砍自己一刀,还一刀毙命。
在惩治腐败需要建立一个专门治理腐败的机构,而这一机构要独立于现在的掌权机制之外。而且要把反腐败斗争中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通过立法程序上升为法律,以国家法律为行事准则,彻底的执行国家反腐败法律,借助于国家的强制力,使之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和稳定性。同时需要对权利的弱化和掌权者行使权力的公开化,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
第三,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只是在政界国企等领域,而是存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要想根治,还要进行思想上的根除,这就要靠教育。
“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国法与党规党法虽有不同,但它们相辅相成、协调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掌握着国家的命运,一定要加强对广大党员的教育,才能提高掌权者的整体思想素质,使廉政之风在党员中在领导层中经久不息。
同时还要对人民的思想进行教育,现在的教育以权力的教育为教育,而使得传统的优秀美德和基本道德缺失,是社会大众的价值观出现病态偏差。这种现象如果不及时制止,将会使得整个社会陷入一种道德沦丧的病态之中。而大众的思想健康健全,将对掌权者的监督发挥巨大作用。
对于反腐的教育,领导的作用也很重要。这就是领袖的作用,在明朝时期,明成祖朱元璋生活勤俭,所以整个社会都是以勤俭为荣,廉政之风成为主流。而在清朝乾隆年间,由于皇室的奢华,导致朝廷奢靡之风盛行,在这样的环境下和珅这一清朝第一大贪官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治理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必须加强教育、制度、监督、惩处相统一的惩防体系建设。惩治腐败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和手软,国家有必要重新修订惩治腐败的法律法规,突出重典惩腐的立法精神。对腐败分子,不管其地位多高、资格多老、后台多硬、名气多大,一律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要坚决查处领导干部滥用职权、贪污贿赂、腐化堕落、失职渎职、财产来源不明等案件,使腐败分子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精神上后悔莫及,使之真正得不偿失,实现由不敢腐败到不想腐败的转变。而这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实现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善的过程。经过国家几代领导人得不断努力,我们相信在新一代以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惩治腐败的力度必将不断加大,措施必将越来越完备,预防腐败的效果必将更好,腐败行为必将得到有效治理,党风、政风和民风必将全面改进,必将搬到腐败这块大石头,是我国社会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第四篇:论中国腐败的防治
目录
一、以法律制约权力,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3
二、建立以三权分立为中心的权力制衡机制是现代国家防止和反对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6
(一)三权分立是世界发达国家民主宪政的治国方略„„„„„„7
(二)要逐步建立、健全根据分权制衡原则设置的政府机构,切实保证体制内各国家机关不致越权或专权„„„„„„„„„„„„8
(三)要逐步建立、健全多元的社会制衡机制,切实保证人民从政府外部对政府进行民主监督„„„„„„„„„„„„„„„„„8
三、民主是腐败的天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民主反腐败才会彻底„„„„„„„„„„„„„„„„„„„„„„„„„„9
(一)民主的功效之一就是实现权力制衡并在权力制衡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即机会均等„„„„„„„„„„„„„„„„9
(二)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要有选举权,民主选举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10
四、结束语„„„„„„„„„„„„„„„„„„„„„„„12 参考文献„„„„„„„„„„„„„„„„„„„„„„„„14
论中国腐败的防治
【内容提要】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其中最使朝野关心和忧心的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权力缺乏制约是腐败的根源。因此,防范权力腐败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反腐败是一项社会工程,既要治标,查处腐败,抑制腐败现象,又要治本,从根本上预防、杜绝腐败的产生。
【关键词】中国 腐败 防治
改革开放不但给我国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也改变了曾经高度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的面貌,在第一个20年超额完成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任务以后,未来几年国民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看来也是可以做到的。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在积累。其中最使朝野关心和忧心的是,腐败问题愈演愈烈。虽然党和政府领导早在80年代就提出了反腐倡廉的口号,近年来更加强了宣传教育和“严打”的力度,但是到现在还不能说已经出现了转机。腐败如此盛行不衰,肯定有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如果我们舍本逐末,只讲教育和“严打”,而没有解决源头上的问题,腐败蔓延的势头恐怕是很难得到遏制的。
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有种种典型表现:(1)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这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它以腐败者拥有的公共权力作为基础,利用这种公共职位,其可以不遗余力地从事图谋私利的类似经营的活动,从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生产资料的侵占,使腐败从生计型向致富型方向发展。(2)利用经济上的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其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贿赂。贿赂的延伸,发展为变相送礼、大吃回扣、强拿硬要等。在贿赂中,受贿者丧失原则,行贿者以较少的成本获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诱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3)偏离公共的角色滥用职权,泛指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在现代,腐败的核心问题是以权谋私,腐败的形式也已经从经济上的小打小闹、小偷小摸,发展到了政经勾结的腐败类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极度损坏。(4)以亲疏之别、远近之别、上下之别、情感之别的私人关系决定公共关系的确立和维持,在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体系中,形成裙带网络。在中国,腐败拥有着地缘与人情的肥厚土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网络会导致权力腐败在民间的延伸,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普通的公民对此安之若素。(5)公共权力的“人治化”行使,体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官员们制造着一种浓浓的“官气”,集权现象、家长制现象、神秘化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普遍存在;渎职无能、擅离职守、抛弃责任、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强迫命令、任意决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乱、道德失范等等,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6)腐败还带有行业垄断色彩,多发生在权力较大的经济管理部门和执法司法机关,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门和行业权力进行勒卡索要。于是,人们又在探讨立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行业腐败的特征及其根源。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权力缺乏制约是腐败的根源。因此,防范权力腐败最根本的就是通过加强监督、立法制约权力,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腐败现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复生,这使历代的统治者在对其“辐辏攻之”中疲于应付。但无论是“天子们”的自我约束,还是包拯、海瑞之类清官的竭忠辅弼;无论是将整饬吏治任务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还是在腐败面前缴械投降 的昏君,哪朝哪代的“万世江山”都逃脱不出因腐败的政治统治而社稷山崩的命运。现代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1992年,意大利政界爆出受贿丑闻:仅1991年,意大利各政党非法收入高达83亿美元,贿赂和回扣使这个国家的公共开支增加了30-40亿美元。一位官员形容:“当人们用刀刺透官方记录的表层时,腐败便显露出来,人们甚至在没有看到时也能闻到它的气息”。“这类事件将战后依旧纷乱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总理温家宝3月初在人大开幕式上强调了反腐的决心。他强调“加强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要建立制度、教育和监督并重的预防和惩治腐败体系”。国家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不久前也承认,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和滥权。反腐败是一项社会工程,既要治标,查处腐败,抑制腐败现象,又要治本,从根本上预防、杜绝腐败的产生。要标本兼治,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以法律制约权力,创造“不敢腐败”的法律环境
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指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轨的公共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个运行环节上都受到法律的制约,一旦行为“脱轨”,便有法律依据制裁这种脱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有庞大的法院和行政司法机构,如日本实行检察官一体原则后,指挥协调相当灵活。同时,他们有充足的办案经费和优良的侦查装备,尽管许多渎职官员规避法律的行为极其诡秘,但仍逃脱不了应有的法律制裁。
回溯中国反腐败过程,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即主要靠道德约束和政治运动抑制腐败,这要从专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政治统治中,极为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 才能,而其素质和能力的判定,有赖于上级的赏识、道德的约束和自我的克制。在法律监督 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均属于皇权的组成部分,也即行政权的附庸,没有 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这一历史留给今天的痕迹是极其发人深省的,它导致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为度量范围,而是以长官意志为标准边界,行政权力从未受到过法律力量的实质约束。现代社会,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控制腐败甚嚣尘上之势,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序公正。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规范具有道德规范所不能比拟的普遍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②
①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确要求,首先是必须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国颁行了诸如《反腐败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公务人员职责法》、《官员道德标准法》、《官员弹劾法》等,对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宪 法、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已就法律监督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颁行了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经商受礼的规定、关于禁止挥霍公款的规定、关于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营私舞弊的规定、关 于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规则。这类文件的及时出台,不能说在监督问题上无法可依,但我国的监督立法比较简陋和粗糙,对于腐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都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还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规则,实现制 度的预先控制。
不仅如此,权力监控还必须从严。汉密尔顿曾经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霍布斯也强调,“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法律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法律规则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监督者有违法擅权行为,能有被察觉、防范、制止、惩戒的可能,反之,如果监控机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会使违法者有恃无恐。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挪用、豪赌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使法律责任成为腐败行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这种控制和惩罚,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犹如一种动力,能够推动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不法行为会有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受到了立案查处,但“漏网之鱼”仍然存在,“特权阶层”仍然存在,对一些官员处罚的“轻描淡写”也仍然存在,致使存有侥幸心理和抗拒法律的人会继续腐败。因此,只有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正有利于遏制腐败。如上述意大利事件发生后,该国警方逮捕1350人,受牵连者约2500人,卷入了8个政党,5名内阁部长辞职,多名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企业家受到司法调查、审讯、逮捕或拘留,这在意大利政界虽是一件丑闻,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从中可窥见一斑。
二、建立以三权分立为中心的权力制衡机制是现代国家防止和反对腐败问题的治本之策
一般地讲,国家权力可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权力分立学说提出政府的三种功能(立法、执行、判决)应分别赋予三个政府机关(立法、行政、司法),其目的在于分割政府权力以便保护自由并控制专制,其在形式上要求独立,各部门不能有人员的重合,但它们还意味着互相依赖,以分享权力的形式保证制约与平衡,遏制腐败。
所谓权力,是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政治学中的权力通常被看作是一种关系,即以非他人选择的方式对其施加影响的能力;而制衡则是由制度性分裂所形成的政府体系的内部张力。
(一)三权分立是世界发达国家民主宪政的治国方略 三权分立,是人类最重要的政治文明成果之一。没有三权分立,就没有西方现代文明。三权分立对人类文明进程的巨大推动作用,无论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其意义,不亚于人类第一次钻木取火。
三权分立是一个国家立法、行政、司法形成相互制约、相互制衡的权力体系。立法、行政、司法是国家机器的根本要素。早在二千二百多年前,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指出:“一切政体都有三个要素”“一有城邦一般公务的议事机能;其二有行政执行机能;其三有审判机能。”但三权分立的思想最早则是法国启蒙学者孟德斯鸠提出来的。他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提出: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三者必须分立。并指出:“如果司法权不同立法权和行政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政治自由是通过三权的某种分野而建立的。”三权分立的最本质特征是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这是防止政治权力重走专制主义老路的最有效的体制。正如孟德斯鸠所说:“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来约束权力。”
三权分立最早在英国宪法中得到体现。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封建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障碍,经过长期政治斗争才最终取得这样政治成果。它不是哪一个智者发明的治国方略或政权设计蓝图,而是社会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历史产物。英国的榜样和孟德斯鸠的理论概括,使这种先进的政治体制形式成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仿效奉行的共同模式。尽管各国情况不同,国③ 家机构的设置和职能也有著明显的差异,但三权分立相互制约的原则却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贯彻。
(二)要逐步建立、健全根据分权制衡原则设置的政府机构,切实保证体制内各国家机关不致越权或专权
不仅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而且“关于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的原则,也将在宪法上表现出来”。第一,设立专门的立法机关,其成员由公民普选产生,以保证人民对其制约;第二,设立专门的行政机关,该机关作为立法机关的执行机关,由后者产生并对后者负责,保证其切实执行立法机关所代表的民意而避免专权;第三,设立司法机关,该机关由立法机关产生并对其负责,保证司法独立,避免任何其他干涉。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机关均应在同一政治平面作为政治互动,无所谓“最高权力”的优先存在。
(三)要逐步建立、健全多元的社会制衡机制,切实保证人民从政府外部对政府进行民主监督
在我国,根据现行宪法,集中体现在代议机关对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制约,也体现为各国家机关内部专职监督部门的活动,还须建立、健全政府外部的社会制衡机制,包括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公民及新闻媒体对政府的舆论监督。这就需要实行政务公开,保障人民的知情权;需要实行新闻自由,保障人民的议政权,使公民有权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
三、民主是腐败的天敌,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有民主反腐败才会彻底
“没有民主就没有现代化”,这是胡主席在美国访问时多次说过的,其涵义不仅深,而且“覆盖面”还很广!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民主就是社会的阳光,没有民主这个基础和前提,所有设计和规划只能是技术层面的修补术,永远也摆脱不了人治以及人治下的法制窠臼,也永远无法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之下的法治。
一个真正的和最基本的民主社会首先要实现体制内的权力制衡。而要实现权力的制衡就必须有中立的文官系统、自立的司法系统、独立的反贪机构和以立法机构为中心的社会咨询机构以及受法律保护的言论、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等等。民主没有特色,无论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等。仅仅是外在表现的不同,其内核绝对是一样的,否则无论怎样吹嘘和标榜,只能是专制的、腐败的和有违社会潮流的。也不可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可能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可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一)民主的功效之一就是实现权力制衡并在权力制衡的基础上达到社会意义上的平等即机会均等
当然民主并不是万能的,民主也有自身的缺点。在一些民主制度还不尽完善的国度,民主不一定就能实现权力制衡。如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里民选的领导人任期内往往掌握有近乎“绝对”的权力,并进而产生许多的腐败,如菲律宾、印尼等国。确实,民主和法制的确立需要一个过程,但我们要知道,没有民主就一定不会有权力制衡。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民主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足而选择专制。而且,就像西方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民主还是一种费钱和费时的行为方式,也根本不符合效率的原则。正因为民主的费时和低效,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民主浪费了大量的资金、时间和效率,政府运作的低效使社会资源无法像专制国家那样得到迅速、及时、有效地利用,市场分配社会资源的优势一时还无法体现出来;也不能向专制国家那样集中力量办大事。所以,在社会发展初期,民主国家远没有专制国家发展的快。但是,当越过初期的发展阶段。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政治、经济体制时,民主国家的优越性就会逐渐显露出来,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弥补民主的低效,而民主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一个公平、公正的社会基础环境,而专制国家其不受约束的权力所产生的弊端也会逐渐显露出来,不但无法建立起一个健康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会产生无法抑制的各种腐败现象。最终经济的高速发展逐渐被各种腐败所侵蚀。专制国家的缺点和优点一样突出,都不可避免地重复着一个“兴勃亡忽”的周期率。正是由于专制制度的先天不足,其矛盾和潜伏的危机天天在增大,总有一天会像火山一样爆发,这是任何专制国家永远都无法摆脱的恶梦。
(二)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人民要有选举权,民主选举是防止腐败的重要手段
民主选举制度下,每隔一定时期就进行一次选举,候选人在一次选举中失败还可以在下次选举中获胜,而获胜的候选人也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失败。民主选举中,在选民平等参选、候选人自由竞争和被普遍认可的选举规则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构成了一个开放的权力结构,有效地防止了少数集团长期垄断权力。而且在民主选举制度下,掌权者只能在自己任期里组织政府而不能长期占有权力形成集权。
长期的权力集中,必然导致腐败,在一个集团长期控制政权的过程中,就会逐渐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官僚特权集团。他们有着共同利益,利用垄断权力和地位进行权力分配。垄断集团把持国家政权必将导致国家的腐败。国家腐败不同于官员的腐败,其显著特征是它的政策总是优先代表少数特权集团利益。
而民主选举制度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通过自由竞争的选举,构建一个开放的政权,不使任何集团长期垄断权力。在民主选举下,任何个人或集团对政权的掌握只是暂时的。权力在不同时期被不同的人掌握,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权力垄断和腐败,使权力真正地为公共利益服务。
但中国选民的选举权利是非常有限的。2004年10月,中国修正了选举法,这仍然是一个恶法,全文只有7000多字。例如,正常情况,选民应该有21项民主权利,但在这部选举法中,选民的21项民主权利没有一项得到保障。没有保障的权利,就等于没有权利。湖北省选举细则,全文只有6000多字,含糊其辞,令人不明不白。美国怀俄明州的选举法有13万字,这还不要说选举的监督、宣传、筹款、媒体报道等等。中国的选举法,所有的关键环节都没有如何操作的细节,如正式代表候选人的确定、投票程序、计票程序等等,这样的选举法在实际中不能使用。政治改革的核心说到底就是官员和公众之间要有权力授受关系。如果人民真正获得选举权,他们就会选出自己的议员、及政府官员;如果议员和政府官员要得到人民的信任和选举,他们就必须代表民众权益,主持公正,遵循法律。因此,把选举从人为操纵下解放出来,让人民真正的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一场政治改革,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体现。走到这一步就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成功。
民主是腐败的天敌,亦是腐败的克星,也许正因为民主具有这样的反腐败功能,所以要让民主真正成为腐败的天敌和克星,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工作要做。民主的确是个好东西,但是,它是有条件的,只有将它真正付诸实施才会变成好东西。
四、结束语
总之,对腐败现象的蔓延,我们要正确认识其复杂根源,并对症下药,不仅治标,健全各项制度,更要治本,提高民众民主意识,真正做到“标本兼治”。当然,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这个任务尽管很艰巨,但可以相信,违背历史发展和基本人性的腐败是必然可以得到遏制的。林则徐说过: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趋避之。有位先哲还说过:位卑未敢忘忧国。让我们跳出狭隘的利益局限,站在人类文明之巅,为民族、为国家、为人的尊严鼓与呼,让科学与文明主宰我们头上的天空。
注释:
①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
②日本的检查官作为独任制的官厅(一种机构),分别行使检察权,但它是全国统一的4级组织(即最高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区检察厅),具有上命下从的关系,所以它是作为一个整体从事检察业务。日本检察厅作为行政官厅,以法务大臣为首长从属于法务省,服从法务大臣的指挥监督。日本为了检察官行使检察权不受内阁政治压力所左右,《日本检察厅法》第14条规定:法务大臣对检察官的业务进行一般的指挥监督,而对每个案件的调查和处理只能由检事总长(最高检察厅长官,类似中国的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指挥进行。
③刘玉安等.西方政治思想通史[M].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7页。
参考文献:
1.孙立平:《中国社会的腐败扩散令人心惊》,2006年9月29日,博客中国网,http://www.xiexiebang.com.net。
4.张宇燕、富景筠:美国的腐败与反腐败[J].《炎黄春秋》,2005,(8)。
第五篇:监狱防腐败发刘杰
关于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具有我市监狱系统特色的
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思考
近年来,我市监狱系统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反腐倡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以推进惩防体系制度建设为重点,加强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的“龙头工程”、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的“源头工程”、加大查办案件工作力度的“拳头工程”三大工程建设,着力建立和完善“不想违纪”的自律机制、“不敢违纪”的预警机制和“不能违纪”的约束机制,努力在建立和完善惩防体系上做文章、下功夫,反腐倡廉各项工作在继承中发展,在创新中提高,取得了显著成效。各级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意识明显增强,领导班子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全系统监管改造、队伍建设、经济工作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好成绩。党员、民警勤政廉洁意识不断增强,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公正执法形象明显提升,违纪案件大幅度下降。我觉得,要进一步加强我市监狱系统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建设:
一、要高度重视我市监狱系统惩防体系建设
(一)进一步健全完善具有我市监狱系统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形成高度重视、当务之急的共识。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也是监狱系统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监狱系统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担负刑法执行任务的刑事司法力量,其性质、权力和职责等方面都有别于一般行政机关。我们要深刻认识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注重长远,立足当前,真正认识到构建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具有我市监狱系统特色惩防体系是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重要体现,是履行政治和社会责任的重要保障,是做好三项重点工作,化解社会矛盾、创新社会管理、公正廉洁执法的要求,也是监狱系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各项工作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证。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履行“一岗双责”的任务,把党风廉政责任制和反腐败任务分工结合业务工作一道布置、一道检查、一道落实,真正建立全系统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具有我省监狱系统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二)进一步健全完善具有我市监狱系统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明晰思路、把握方向。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要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我们党反腐倡廉建设的基本思路是:“坚持一个方针、建设一个体系、拓展一个领域”。即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倡廉战略方针;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建设;拓展从源头上防治腐败工作领域。这个基本思路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符合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规律,为新时期反腐倡廉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这个基本思路也完全符合我市监狱系统实际,我们要继续坚持抓“龙头”、握“拳头”、堵“源头”的方针,不断完善“不想违纪”的自律机制、“不敢违纪”的预警机制和“不能违纪”的约束机制,努力建立和完善具有我省监狱系统特色的惩防体系。
(三)进一步健全完善具有我市监狱系统特色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要明确要求、掌握方法。要结合贯彻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坚持将加强教育、强化监督、加大惩处、完善制度、改革创新五个方面贯穿始终,真正解决好监狱系统民警不想、不敢、不能腐败的问题,不断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二、要将加强教育贯穿构建监狱系统特色惩防体系始终 构建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具有我省监狱系统特色惩防体系,教育是基础。腐败行为发生与否,主要取决于行为主体的思想,而净化人的思想,必须依靠教育。教育之妙在“润物细无声”,抓好教育有助于监狱系统民警潜移默化地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对干警整个职业生涯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构建监狱系统特色惩防体系的根本着眼点就要立足全面、系统、科学、有特色廉政教育体制,促使监狱系统民警打牢政治思想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
(一)教育内容突出系统性,提高教育说服力。党风廉政教育是监狱系统民警构筑思想道德防线的根本途径,是拒腐防变的第一道屏障。通过系统化的教育,帮助监狱系统民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知何可为、何不可为,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是开展忠诚教育。教育监狱系统民警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重要理论,坚定理想信念,永葆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政治本色。二是开展党纪条规教育。教育监狱系统民警常修为警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切实做到反对特权思想,树立良好警风。三是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帮助监狱系统民警
4责、应付了事、走形式的单位,要求限期补课,并追究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的责任。同时编发简报,及时通报活动进展情况。只有措施得力,教育才能显示震撼力,各项反腐倡廉教育才能收到预期的效果。
三、要将强化监督贯穿构建我市监狱系统特色惩防体系始终 加强监督检查,是保证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任务落实的必要手段。构建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具有我省监狱系统特色惩防体系,监督是关键。权力监控是反腐倡廉的重心。英国历史学家艾克顿提出:“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将导致绝对的腐败。”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任何监狱民警的一切权力都属于人民,任何领导的任何权力都为民所授,又必须为民所用,为民所控。加强权力监控,就会促使领导干部、监狱民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将以提拔为标志的政治进步,转变为执政为民的追求,将从警的第一天起,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开始,正确用权,转变作风,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把清正廉洁、公正执法作为衡量权力效能的根本标准。要强化制约监督工作,重点围绕防范权力失控、决策失误、行为失范,不断完善监督制度,加大监督力度,前移监督关口,强化事前和事中监督,拓宽监督渠道,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加大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工作力度,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努力把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胡锦涛总书记曾指出:“每个党员干部都要自觉接受监督,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接受监督的特殊党员”。监督是落实各项制度的有效途径。监
员的意见建议,认真受理群众信访、投诉、举报,虚心接受新闻媒体舆论监督,注重收集情况信息、研究警情问题、分析队伍动态、制定整改措施,保证监督取得实效。
(四)监督机制与监督效果并重。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强化监督检查工作,要坚持做到“三个结合”,努力完善监督机制,强化监督效果,实现两个并重。一是坚持一般性监督与重点监督相结合,突出对重点工作的监督。在整合系统监督力量抓好面上工作监督的基础上,重点围绕省委、省政府和司法厅的重要工作部署,保证这些重要工作任务的落实。二是坚持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突出对事前的监督。坚持监督关口前移,突出围绕权力运行,开展事前专项监督检查。重点对领导干部收受礼金、有价证券和主要负责人“五个不直接管”及具有审批权力部门的“小金库”等问题,进行监督检查,保证权力的正常运行。三是坚持普遍监督与关键环节监督相结合,突出关键工作环节的监督。围绕系统内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部位,开展监督检查。把接见室、为服刑人员提供生活服务的小卖店等窗口单位和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主要执法环节;干部任免、大宗物资采购、工程建设招投标等敏感问题,列为重点督察环节,主动介入,严格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