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迁延与发展逻辑[推荐5篇]

第一篇：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迁延与发展逻辑

典型人物报道的历史迁延与发展逻辑

朱清河 林燕（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摘要： 关键词：

本论文为陕西社科项目”新时期陕西典型人物报道研究（K10l）”及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跨文化传播时代中国新闻报道观念的合法性建构（09XJC860004）”的阶段研究成果。

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典型人物报道，至今已经走过60多个年头，其间尽管几经挫折与困顿，但迄今依然展露出不竭动力与勃勃生机，且日益成为我国新闻事业显著有别于西方的“一道媒体靓丽风景线”。回溯与透视不同时代背景下典型人物报道历史迁延与发展逻辑，可以更好地为今后典型人物报道健康发展提供史料自检与经验给养，使这道饱蕴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闻风景线更加缤纷多彩。

一、20世纪40年代：整风运动的新闻遗产

1941年至1945年，毛泽东发动的轰轰烈烈延安整风运动不但深刻荡涤了中国共产党发展过程中所沉积下来的“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之恙，还带来了党办媒体的“精英办报”向“群众办报”的面相转型。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发了《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 连年开荒种粮特别多

影响群众积极春耕》、《不但是种庄稼的模范 还是一个模范公民》的消息，并配发社论《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同时配发记者莫艾的文章《模范英雄吴满有是怎样发现的》。同年9月7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人们都在谈论着赵占奎》，赞扬了赵占奎吃苦耐劳的精神，称赞他为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典型。此间陆续报道的重要典型还有：农业劳动模范杨朝臣、边区合作社的带头人刘建章、种棉能手刘秉仁、运输模范刘永祥、妇女劳动模范郭凤英等。此后歌颂英雄人物如刘胡兰、董存瑞、张思德、狼牙山五壮士等也成为报纸宣传的一个重点，一批战斗英雄被推出，鼓舞了全民族的抗战士气。

普通劳动者及其各界英模的事迹可以登上新闻的头版头条，头刊头播，这不但在中国报刊史上，而且即使在世界新闻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应该说广大群众中的先进模范人物成为新闻报道的主体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群众办报”思想的具体体现，也由此拉开了我国典型人物报道的序幕。

由于当时战争形势的需要，党实行“一党化”领导，人们的政治意念因此单纯一致，由于对给其以新生活、新观念的共产党无比拥戴，群众对党宣传的模范人物认同度非常高。当时的典型人物以农业模范、工业模范、战斗英雄为主，报道题材与形式尽管稍显单调甚至

局部素材呈现一些夸张和偏颇现象，但是基本内容真切而朴素，典型人物报道的舆论力堪称所向披靡。

二、建国十七年：“仙人指路”与政治“扬声器”

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文革”前，解放区典型人物报道的新闻传统得到较好地历史传承与发展，并一度成为各种新闻媒体争相取长补短、彼此效仿攀比的新闻报道主要形式之一。

讴歌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的英勇事迹是解放初期典型人物报道的重要内容。邱少云、黄继光、罗盛教等成为保家卫国的先进典型。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后，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工业化过程中的孟泰、王崇伦、郝建秀、马恒昌、张明山、向秀丽等，农业合作化进程中的耿长锁、李顺达、任国栋、杨显廷、郭玉恩、王玉坤等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荣毅仁等典型得到了广泛的宣传，产生了深入的影响，充分发挥了集体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的作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央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媒体仍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推波助澜。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媒体推出了一批很有影响的典型人物，“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 “种棉能手吴吉昌”、邢燕子等个人典型，南京路上的好八连、大寨、大庆等典型集体激励了人们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热情，掀起了典型人物报道的第一个高潮。

新中国的典型人物报道全面继承和发展了革命战争时期根据地报刊工作的经验。典型报道能够在建国之初能够发挥持续强效果作用，在于此时的典型人物没有任何的私心杂念、完全不计较个人利益，精神境界高尚，这时的典型人物具有魔弹一样的效力，群众应声而倒，其根源莫过于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在人民中的巨大威望、封闭的环境和全国文化水平普遍不高”①等。

三、文革十年：“造神”运动与“畸型”繁荣

文革之前，伴随着反右斗争扩大化、大跃进中“左”倾错误泛滥，典型人物报道夸张和失实的现象日趋严重，“卫星典型”不断涌现，典型人物几乎没有任何缺点，这种违背新闻规律的绝对化、不食人间烟火的“畸型”人物报道写作手法，在“文革”期间全面爆发并推向极致，对典型人物报道的发展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

文革中，典型人物报道成为四人帮制造舆论、打击异己力量得心应手的武器，他们高唱“典型宜多，综合宜少”的口号，“树立”了大批政治典型。这些虚假的政治典型是毫无瑕疵的神仙，是样样皆通的全能，在媒体宣传轰轰烈烈的表面繁荣下隐藏着的是受众的反感和厌倦。其中，六厂二校、大寨、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英雄黄帅是突出代表。从总体来说，“文革”时期的典型人物报道夸张、扭曲、失实达到了极致。正是“文革”典型人物报道的极端形式，打破了人们对它的迷信。但是对其不能全盘否定，其中也不乏一些好的典型人物宣传报道，如对“人民的好医生”李月华等人物报道就有可圈可点之处。

典型报道（尤其是典型人物）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党的传媒最具传统的报道方式，它从朴素的吴满有式报道，逐渐丰富起来，除了在文字表达方面越发文学外，更多地受到政治斗争形势变化的影响，“真实”这个基本要求，更多地服从于宣传的意图。②

四、“文革”后至1980年代：走下神坛与面相百变

“文革”结束以后，举国上下从噩梦中清醒过来，国家百废待兴，新闻媒介也开始从对过去的典型人物报道进行反思，重新探讨未来的发展方向。为了拨乱反正，坚定人们对共产党的信赖，促使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快走上正轨，媒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再次把典型人物报道推向一个新高潮：坚持真理的张志新，献身科学的陈景润、蒋筑英、栾茀、罗健夫、邓稼先，精神文明的朱伯儒、张海迪、赖宁、张华、华山抢险队、中国女排、赵春娥、老山英雄等典型，宣传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无私奉献等思想。另外，经济建设上推出了步鑫生、鲁冠球、关广梅、年广久等，这些典型人物报道没有给出简单的是非判断，而是在记者、编辑和受众的互动探讨中挣脱了旧观念的束缚，树立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消费文化、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受众的价值取向从一元走向多元，传统的典型人物报道方式不断受到冲击与解构，开始朝着去神圣化、去政治标签化的平凡样态书写。1982年，全国媒体报道了西安大学生张华舍己救人的事迹，旋即全国出现了一场“大学生救掏粪老农到底值得不值得”的争论。此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政治符合式的偶像崇拜开始渐行渐远，人的自主意识与个人价值观念开始抬头。由张华事件引发的这场讨论是在典型人物报道此前积年累月不尊重个体价值后的一个反拨，它多少让人意识到每个个体都是有价值的，而并不只是集体的一颗螺丝钉。尤其自张海迪报道之后，媒体开始全方位书写典型人物，试图凭借对人物个性与真情实感的描述，卸掉说教的面具，脱去威严的外衣，把所宣扬的道德标准寓于贴心、平和、诚挚、温情的叙述之中，达到“人文关怀”与道德教化的统一。③此时的媒体报道开始把典型人物请下神坛，从“高大全”回归“片面完美”，④褪下近乎神圣完美的外衣，成为有血有肉真实可感的平常人。

五、20世纪末至今：轰动式微与新闻性复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典型人物报道继续着反思与改进步伐，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涌现出一批耳熟能详的人物和脍炙人口的报道，但总体来说，典型的传播效果大不如从前。典型人物报道式微的趋势是不争的事实。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的，以狂热和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其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神的载体便会放慢速度。90年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社会结构趋于复杂多变，“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迅猛地掀翻了以往的传播模式新闻传播者逐步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变。满足受众的多元需要成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⑤“使得典型人物形象呈现出突破性的转变，比如现代意识的增强，职业追求与困惑并存，成就需要的满足

等。”⑥社会结构的异质性、受众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媒介生态格局的变革以及媒介话语权的转变等成为典型报道变体产生的原因。该变体具体表现为典型选择的多元、报道方式的本质回归以及运作机制的市场化走向。⑦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步伐不断驶入深水区，诸多不良风气和腐朽思想开始在社会上泛滥成灾，国家有意加紧了媒介引导舆论、建构精神文明的步伐。这时期，一批道德高尚的人物彰显了传统美德，引导了道德价值的回归，这些就为媒体的典型人物报道提供了现实原料。如徐洪刚、孔繁森、张鸣岐、韩素云、李国安、徐虎、李素丽、谭彦、王廷江、袁隆平、邱娥国、彭楚政、柏耀平、邹延龄、李向群、吴登云、马永顺、孙凤阳、郑培民、许振超、任长霞、牛玉儒、洪战辉等典型个人，以及济南交警、徐州下水道四班、九八抗洪战士、抗击非典医护人员、衡阳消防队等典型集体等等，这些烙印着时代特征的个人或集体，对维护社会稳定，激励群众斗志，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战鼓”和“号角”的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兴起的“人物榜单”，2002年开始的“感动中国年代人物评选”呈现出大众传媒在新千年典型人物报道方面的孜孜以求姿态。从自上而下的宣传人物的高层圈定转变为自下而上的典型人物的民间评骘；对社会普通人内心进行关照，实施平民化报道策略，多层次的新闻典型去反映丰富的时代精神内涵；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互动报道，多种新闻形式集合呈现„„这些举措与应对无一不展现出新闻人勇于自我扬弃与追求新闻本位复轨的胆气、毅力与倔强。

尽量挣脱政治话语的牵制，从事实本位的角度激活典型人物的新闻元素，还典型人物“高大全”宏大叙事于音容笑貌原生态书写，这是近70年来，典型人物报道所历经的风风雨雨、“宦海沉浮”所给予当下新闻界在今后继续开展典型人物报道时，最值得“反刍”与回望的“警世恒言”。

作者简介：朱清河，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导，复旦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流动站在站研究人员。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邮编—710062，手机—***。

林燕，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①② 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年第5期。

陈力丹：《新中国成立60年来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年第5期 ③ 吴秀青：《典型人物报道策略与传播技巧的嬗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④ 朱清河：《典型报道“式微”缘由的省察与反思》，《新闻与传播研究》，2008年6期。⑤ 张威：《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⑥ 麦尚文、贾奎林：《典型人物报道策略的嬗变》《当代传播》2007年第2期。⑦ 朱清河、刘娜：《全球化语境下典型报道的趋势》《当代传播》2008年第4期。

第二篇：试论新时期典型人物报道

试论新时期典型人物报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变革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呼唤英雄的时代,也是一个造就英雄的时代。只要留意一下就不难发现,在我们的身边,活跃着一个个业绩非凡的风流人物的身影。展现他们的精神风貌,讴歌他们的丰功伟绩,是典型人物报道的神圣使命。

到生活中去发现典型

人物典型来源于群众,来源于生活。只有深入到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体察群众的情感,倾听群众的呼声,才能发现时代需要、群众欢迎的典型。有些典型虽然是由领导机关提供的,但说到底也是从下面实际工作中反映上来的。因而,记者不能两眼只盯着上级要典型,更应当深入实际,调查采访,主动地到生活中发现典型。事实上,有很多典型都是记者在深入生活时无意中发现的。曾经影响过一代人的好书记――焦裕禄就是这样被发现的。当时,穆青、冯健、周原本来想从郑州去豫北林县,采访那里的人民在太行山腰开凿红旗渠的伟大壮举,在周原汇报豫东重灾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事迹后,他们决定改去兰考。他们认为,当时共和国刚走出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尚来恢复,特别是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还面临着严重困难,很需要报道一些奋战自然灾害、恢复和振兴农村经济的典型,激励全国人民。倘若这三位老记者没有深入生活,没有调查研究,焦裕禄这个典型可能就被埋没了。

对典型的采访要进行全面挖掘

选择典型时,必须克服采访中的片面性。典型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里的,采访时就应把他放在这个环境里去观察。既要采访典型本人及其领导,又要采访典型周围的人;既要了解活动的主体,又不能忽视活动的环境。挖掘对立的两方面的情况。这是就典型人物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而言的。有些报道为什么带有片面性?发表以后为什么引起不良的反应?从采访方法上查找原因,常常是由于没有注意挖掘对立的两方面的情况造成的。这应该引起记者的高度注意。挖掘典型人物的矛盾。任何人都具有“矛盾”的因素,有正确也会有错误,有优点也有会缺点,有成绩也会有不足。记者在采访的时候,必须努力挖掘典型人物的“矛盾”,绝不可只片面地追求某一个侧面。有的记者对他要表扬的对象,只愿收集肯定的意见和事实;对于他要批评的对象,只愿收集否定的意见和事实。他们唯恐与自己本来意图对立的意见和事实从而完全否定了自己的采访计划,使已经花费的劳动付诸东流。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的。采访中遇到“矛盾”,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记者深入挖掘的杠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先进人物身上,也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或错误。我们在宣传典型人物时,首先要把他们作为一个人看待,注意挖掘其自身的矛盾,才能立体地表现他们,写出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使受众感到可亲可信。有的记者采访常常被片面性缠绕,有时是自觉不自觉地钻进了这个“圈套”。有了对立,有了矛盾,有不同的意见是好事,它可以使记者更冷静一些,更能发现真实情况,也能更全面一些。

对典型要注意进行多侧面报道

采访时通过挖掘事物的对立,可以了解到存在典型身上的优点和缺点。在一篇报道中为了做到全面、客观、公正,在写作时也应该从不同侧面来表现典型人物的情况。长期以来新闻媒体上的报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表扬性的报道,这类报道的主要任务和内容似乎就是说好话,对被报道单位或个人的缺点、问题一句话也不说;另一类报道是批评报道,这类报道的任务和内容似乎就是说坏话,对被报道单位和个人的优点和成绩一句话也不说。这样的报道带来的问题很多。多侧面报道就不是只就我们记者需要的或提出的面来写,而是尽量全面地反映被报道的单位或个人各方面的情况。有人担心写出先进人物的缺点来会影响报道效果,这是不必要的。因为这样报道的典型更客观全面,真实可信。

社会需要来自不同层次的典型

让全社会形成共同理想和精神支柱是典型人物报道所追求的境界。但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倡共产主义思想道德,还应同时把先进性要求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多层次报道”,就是既要报道具有崇高思想境界的先进典型,也要报道具有现代意识的普通人的典型。以具有现代意识的普通人为报道对象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新时期越来越受记者的关注和受众的喜爱。如:90年代普通劳动者的榜样徐虎、真情为他人的售票员李素丽等等。他们身上体现了现代人应该具备的如下的基本特征:1.有现代化的理想与进取精神;2.有社会公德和现代人格:3.具有现代法律意识和理性精神;4.有科学文化知识和现代时空观念。由于他们是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因而对他们的报道最能打动人。

从受众心理学角度说,人们总是对那些与自己的地位相仿,经历相似或者职业相同、地理接近的同类更加关注,新闻价值中的接近性、趣味性等要素即因这种心理因素而生。只有取得受众关注,新闻信息才是有效信息,才能取得社会效果。因此,从普通人之中发现典刑,显然是一种正确的、明智的传播决策。

新闻宣传不可能只用一种模式引导,但是我们却可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方向下,认真研究典型宣传的层次性,这与社会主义道德的多层次性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长期性是一致的。既要有孔繁森、吴天祥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典型,也应该有能为普通人日常生活提供积极参照作用的典型,使我们的新闻宣传工作能够在最大的范围内,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编辑/丹桔)

第三篇：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

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

2005-12-28 14:04:54 来源：/ 『字体: 大 中 小』

典型报道是党报新闻宣传的拳头产品，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优秀人物让读者难以忘怀，成为人生学习的榜样。但时下，典型人物报道与受众的需求尚有距离，不少新闻单位费心费力写出的典型报道，却引不起读者的共鸣，甚至引起读者的逆反心理。是新闻媒体多了，受众眼光高了，挑剔了吗？不是，关键是我们的新闻报道有千人一面的倾向，“高大全”让读者敬而远之。

人物报道急需创新。下面我结合自己的所写所读谈一点体会。

放下写典型的心理负担，抛开典型头上的光环，轻松上阵，“我要写人，写一个普通人，一个生活中有情有义的人”

创新认识之一，典型定位：典型是人，是普通人

大千世界，再伟大的人物再高尚的典型也来自群众，是人间普通一员，也有正常的情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所以在写作中，一定要力戒“高大全”，有的记者在写作前甚至采访前就先给人物戴上一顶闪光的桂冠，这就难免把人物写成“是神不是人”的典型，不可亲不可信。

把典型当作普通人写，就有了亲和力，自然就有了感召力和影响力，典型也就有了生命力。《北京有个李素丽》中的售票员李素丽、《车到柳园》中的2256地震队测量分队长李忠红在记者笔下，没有豪言壮语，没有英雄气概，但却被读者深深地记在了脑海。

创新认识之二，变英雄唱独角戏为英雄与群众互动

典型必须具备现实性和社会性，因此典型就不是孤立的，认识创新，还要树立英雄为群众、群众为英雄的观点，克服所有的好都往典型一个人身上加的观点，让典型身边人和事露脸出场，与典型产生互动效应，因为植根于群众中的典型才更有生命力和活力。

《北京有个李素丽》一文的高人之处就在于记者写出了李素丽是大家的李素丽，她就在我们身边，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的亲人。让我们看看下面的文字：

车厢里。人头攒动。

一位戴墨镜的乘客摸着朝售票台挤去。

她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放在售票台上。

“同志，你„„”李素丽莫明其妙。

“姑娘，我就爱听你说话。这几天，我觉得你的嗓子有点哑，这点胖大海是我专门给你买的，泡着喝吧。”

车到站，乘客被扶着下车了。原来他是盲人。

盲人乘客心疼她，给她买药，还有大嫂给李素丽送荔枝保养身体，李素丽就是大家的。

现实中，刊发的典型常会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情况，这与典型的群众基础不牢或与记者认识不到位，采写角度有着很大关系。还有的人为了突出典型，总是拿周围的人作陪衬，甚至贬低别人，这样就把典型孤立起来了。

抠细节，写情感，让点滴小事折射出典型人物身上的时代光芒

写作创新：走进典型心里，写到读者心上

在矛盾冲突中写情感。写人物，除了写他做什么、怎么做的，更要写他为什么这么做，这就必然涉及到人物内心的复杂情感，也只有这样典型才有血有肉，活灵活现，让读者与文中主人翁同悲同喜同乐。

怎样才能写好人物的内心情感呢？把人物放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写他的情感就会感人，有典型性。细节贵在细，贵在典型，贵在以静写动。作为读者，记住了一个细节，也说记住了典型这个人，在实践中自觉地学习他，新闻单位宣传教育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典型人物的语言贵在实，啥人说啥话。每一个典型都有不同的身份、职业、年龄，写他们，就要根据实际，取自生活。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刘衡写人物自成一家，在她的笔下，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这“个性”与文中的人物语言密切相关。“鸭”姑娘陈惠容：“我像鸭子一样，爱上了湖中水，石头打来也不飞！”；植物学家钟义：“森林里没有笔直的路，那就弯弯曲曲地走吧。不怕慢，只怕站，条条道路通罗马。”因公致残的知识分子张贻仙：“我好比是受了损的一块铁，与其放着锈，不如使用耗。”

第四篇：科技领域典型人物先进事迹报道

科技领域典型人物先进事迹报道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科技创新的事业必有科技领军人物。记者深入院所高校、科研场所、企业单位,以文字、图片、音视频、新媒体报道方式,讲述科技领军人物创新、创业的精彩故事及取得的重大科技创新成果,弘扬他们报效祖国、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不畏艰险、勇攀高峰的探索精神,团结协作、淡泊名利的团队精神,为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供精神动力,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

茹振钢：麦田里的“守望者”

茹振钢是河南省小麦抗病虫育种首席专家，他和小麦已经打了三十多年交道，培育出多个优质小麦品种，其中“矮抗58”播种面积就占到全国播种小麦总面积的十分之一，实现增产效益200多亿元。今天的“领航科技 创新中国系列报道”，让我们走近这位“麦田里的守望者”。

范云六：用科学务农

磷是动物生长所必需的一种元素，玉米作为畜牧业的主要饲料，含有丰富的磷，由于畜禽体内缺乏一种叫做“植酸酶”的蛋白质，所以很难吸收饲料中的磷，因此每年我国有300多万吨磷随畜禽粪便流失到环境中，极大地污染了环境。今天的领航科技创新中国节目，我们去认识一位中国植物基因工程的开拓者范云六，她通过分子生物技术，将一粒粒普通的玉米种子进行了改良，破解了这一困扰我国畜牧业多年的难题。

范云六，85岁，分子生物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植物基因工程开创者之一，率先将分子生物技术应用于农作物遗传改良。

刘伟：打造智能技术民族品牌

人脸识别系统是刘伟和中科院科研团队合作研发的，今年4月开始投入试验性使用，这一智能技术大大提高了证券、银行、电子商务等行业的系统安全性。依托轨道交通安检方面的先进技术，刘伟他们今年还参加了美国洛杉矶地铁系统的竞标。

1992年，大学毕业不久的刘伟辞职办起了公司，2005年，在营业额超过100亿的时候，不甘心只做国外电子产品分销商的刘伟决定转型发展。

汪滔：成功留给有梦想的人

大疆无人机目前已经占领了全球民用消费级无人机市场70%的份额。研发生产这个小型一体化多旋翼航拍飞行器的初衷，是因为汪滔从小的一个梦想，他要做一个人人都能用的、会飞的照相机。

汪滔说，他小时候就喜欢遥控直升机，希望可以遥控着直升机拍摄到一般情况下看不到的风景。为了童年的梦想，汪滔在大学一直进行直升机稳定性的研究，毕业后，依然坚持朝这个方向努力。2008年，汪滔和他的研发团队用三年时间，先是成功研发出第一款较为成熟的直升机飞行控制系统XP3.1。但汪滔并不满足，2011年，看到当时市场上流行的多轴飞行控制器，他希望能有飞得更稳定的产品。

赖远明：把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

被誉为天路的青藏铁路，其中有一半是多年冻土地段。冻土含有丰富的地下冰，对温度极为敏感，遇冷冻结遇热融化下沉，铁路建在这样的路基上很容易出现破裂或者塌陷，这个被称为举世无双的世界冻土工程难题，却被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的赖远明团队攻克了。而攻克这个难题的钥匙竟然是普普通通的石块。

赖远明，53岁，中科院院士，在寒区隧道、冻土工程等方面首创多项世界级研究成果。被誉为世界冻土研究的领跑者。

李兰娟：独创人工肝技术 抗击重型肝炎

重型肝炎一直是传染病治疗领域的一道难题，一旦爆发病情在短期内就会迅速发展并危及生命。其死亡率曾一度高达近百分之八十。依靠独创的人工肝技术，李兰娟院士一次次地把病人从死亡线上拉回来，使重型肝炎病死率大幅降低。

李兰娟，68岁，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传染病重点学科带头人、我国人工肝技术的开拓者。创建独特有效的人工肝支持系统治疗重型肝炎获重大突破，建立了世界上首个肝病倡导菌群基因集。

鲁先平：做百姓用得起的救命药

恶性肿瘤是人类健康最大的敌人，通常不是治疗效果差，就是治不起。经过十年研发，一种可以精准“杀死”肿瘤细胞的新药诞生，并成为我国首个授权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原创新药。它的研发者就是我国新药研发的领航科学家——鲁先平。鲁先平说，他要做的不仅是一种新药，更要让它成为老百姓用得起的救命药。

鲁先平，今年52岁，十年攻关，鲁先平带领团队研发 出了中国首个原创的化学药——西达本胺，给恶性淋巴瘤患者带来了新生的希望。

裴端卿:挑战未知路上中国不应缺席

裴端卿,中科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中国细胞生物学学会再生细胞生物学分会会长。因为有趣,他选择了生命科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因为有趣,他花费8年时间“打磨”一篇论文；因为有趣,他把看似废物的尿液变成了传说中的“不老泉”……

在外界看来,他是首届国家中长期规划“干细胞研究”计划专家组召集人,承担着为中国在该领域实现突破的重大责任；在研究领域,他是带着光环的领军“学霸”；在学生眼里,他是“身先士卒”的导师。而在他自己看来,能够代表国家成为人类未知领域的一名探索者,是一生最大的荣耀。

第五篇：新媒体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发展

新媒体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发展

摘要：

典型人物报道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新闻品种，是我国媒体正面报道的一扇重要窗口，它具有很强的时代特色，并深刻影响着公众对当下社会状态的认知和价值观的接受，在我国的新闻传播中一直占据举足轻重的位置。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典型报道都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大部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宣传效果，文章试图总结这一新闻样式在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并在对新媒体融合时代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了进一步探索，对新媒体时代典型“媒介人物”传播要通过怎样的文本表达和叙事策略，什么样的传播策略才能提升其传播效果提出了全新思考。

关键词：典型人物报道;报道策略;传播技巧;新媒体

典型人物报道――充满中国特色的新闻样式

典型人物报道作为我国新闻媒体报道的一种重要新闻形式，它的报道因其新闻生产的复杂社会因素而备受争议。典型人物报道发端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典型示范”，继承了前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之后又融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方法，在我国便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时代特色。自20世纪40年代中国党报媒体首篇典型报道《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出现在《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以及该报随后刊发了穆青的长篇通讯《人们在谈论赵占魁》、《恭喜赵占魁同志》等系列典型报道后，中国特有的新闻样式――典型人物报道，正式拉开了帷幕。

在我国的典型人物选取与报道中，“典型”的选择必定要符合适时的政治与社会因素，典型人物的出现和对典型人物观念的宣传，都与特定的社会情境有很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不同的社会背景，促成不同的典型生态，孕育不同的典型人物。所以说，作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新闻形式，其本身的变化不但反映出了中国社会变迁的事实影像，也深刻影响着公众对当下社会状态的认知，不同的时代背景和不同的宣传环境，都促动了当下现实更新典型人物报道理念的力量。

典型人物报道在我国不同社会时期都曾产生一批让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如王进喜、雷锋、焦裕禄、牛玉儒、任长霞等等，人们对这些人物的熟悉铭记都是通过媒体的宣传报道获知的。但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加之人们的知识层次不断提高，价值取向的多元化，人们获取信息渠道的多样化，受众独立判断意识和能力日益增强，对新闻信息的解读也呈现个性化和多元化，受众对典型人物报道不再依赖于一个声音的宣传报道，并且信任度也低。总结起来，其突出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一、人物形象拔高。

毫无疑问，任何一个典型人物都是为了配合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所以，宣传典型人物实际上实在宣传我们的某种规范、某种标准。中国在四五十年代和六七十年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许多典型人物成为了“政治典型”和“媒体造神运动”下的典型人物，他们是一种“标兵”的身份出现在大众面前。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典型挖掘出来，怎样报道，已经不由被报道者本人的实际决定，而是完全由记者的意愿左右。”①但是由于我们过于强调典型报道的思想性和指导性，新闻媒体在进行典型报道时总是用固有的模式和事先选定的标准来进行报道，以达到典型的完美。因此，就出现了报道典型人物出现的千篇一律的脸谱：“克己”“无我”“修身”的道德圣人，都有一副超凡脱俗的形象。因此就把人物身上的优点不断夸大，而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反而避而不谈，这种凭借框架和记者经验来套用素材写成的文章，不但会导致典型“太过完美”而让受众觉得不可信。而且这种“道德圣人”的标记也会给人物本身的生活带来难以言说的压力和心理负担。

二、内容失实或偏离生活。

许多典型人物报道都在极力赞美人物，到头来人倒是作了不少好事，但是对读者来说，他/她做好事的动机是什么？是什么力量让他/她能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很多问题让人看完文章还是一头雾水。原因在于，首先新闻记者采访过程中缺乏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作风。新媒体时代的媒体总以“快速”和“准确”来标榜自己，但在实际操作中，两者是存在矛盾的，求快就很难求好，调查研究就必须需要时间。只有深入地了解客观实际情况，深入到采访对象中去，深入到实际中去，才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可以说调查研究是新闻工作的生命线，也是写好人物通讯的根本途径。其次强烈的主观意识驾驭人物之上。有些典型人物的挖掘往往是在去世之后才被发掘出来的，很多素材只能通过人物遗留下的物件、文字或者他人的评述来完成采写，但是很多文章却充斥着主人公在千钧一发或者某个节点上有着丰富的心理活动，这在采访中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并且有悖于新闻传播的真实性。

三、表现手法俗套，公式化写作。

2006年12月23日，《农民日报》刊发一篇7000字的《为老百姓多做实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记湖北省沙洋县县委书记黄爱国》通讯，这篇“新时期焦裕禄”的典型报道却遭遇了滑铁卢，网友的回复是“太肉麻，受不了。”还有人甚至给黄爱国“黄作秀”的“雅号”。事实上，经过查证，文中的主人公的确是基层干部中一位值得报道的先进人物，问题不是出在黄爱国这位表扬对象身上，而是记者出现了写作硬伤，在典型人物报道中受思维定势的束缚，并没有呈现出老百姓眼里可信可敬可学的人物。就像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刘海贵认为的那样“写的太全面，又想把他写的十全十美，反而容易引起人的反感。” 文中在对黄爱国的评价中，作者引述的全是一群围在黄身边官员的赞美之情洋溢不尽的评价，虽然作者写到“在沙洋，无论大街小巷、乡镇村组，都能听到黄爱国亲民爱民的感人故事”，但是通篇却没有民众的声音，这种程式化报道，让“审美疲劳”的受众对人物产生怀疑甚至反感就不足为怪了。

而新媒体时代下，典型人物报道可能会遭遇更多问题。首先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体的单一传播性，受众在新媒体互动条件下会多角度挖掘到人物身上的各个特点，质疑报道对象，削弱典型人物宣传价值。其次，新媒体碎片化信息特点本身就对以长篇幅为特点的通讯写作带来冲击，长篇幅让读者很容易失去阅读耐心，宣传报道的力度受到削弱。再次，新媒体具有明显的共享性，转载、链接实现了快速传播，然而对典型人物报道来说，共享性却也是一把双刃剑，用好了，可以达到预期宣传效果，反之，就会出现类似“黄爱国”的尴尬现象，而最终受到伤害的正是那些被树为典型的人物。

如何才能克服典型人物宣传报道中出现的问题，如何脱离文本创作中的模式化、公式化，增强典型人物的信任度，提高宣传价值观念的传播度，增强公众的关注度，实现新媒体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创新和突破，值得探索和总结。

一、典型人物形象上要趋向平民化。

以前的典型人物报道经验告诉我们，“高大全”式的近乎完美的人物浑身上下充斥着神话的光晕，并不能打动大众，只有那些平凡的人经历过的不平凡的事，以及他们身上闪现出来的与常人有着不平常的精神和意志，才能引起共鸣。只有把这些从千千万万人中挑选出来的典型人物从神坛上拉下来，拉到身边，拉到跟前，就像听邻家故事一样，才能让他们真正走进大众视野。

写真写活，是实现人物“可信”“可亲”的最终途径，也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自然也是典型人物报道的生命。为了达到真实，就要求人物故事无论从整体上还是细节上都要真实，要达到事实真实与本质真实相统一。添枝加叶式的烘托人物，人为拔高，让事实理想化的典型人物报道，在新媒体时代是经不住时间的检验的。典型人物也有挣扎过的时候，他们也有矛盾的时候，他们不仅有爱国爱民的崇高情操，他们更有珍贵的亲情、爱情、友情等人之常情，值得学习的是，他们在经历过坎坷后依然能处理的和谐。典型人物能不能打动大众，关键在于能不能让典型生活化，写出真情，情动于中，情动于形，情感于心。

二、叙事角度客观化。

叙事角度是叙述者对某一新闻事件观察和叙述故事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体现的是叙述者与所叙述者事件的一种表述关系，叙事角度承担着新闻文本价值。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家热奈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叙事角度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零聚焦是从一种全知全能的角度叙事，叙述者无所不知;内聚焦是以特定的人物来感知事物或者事件;外聚焦是客观呈现，仅表现事物或事件外部状态、细节等，不涉及心理描写。如《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和《人民日报》“身边的感动”专栏的叙事多以内聚焦式角度采写，采用记者主体直接介入事件的方式进行叙事，实现了叙述主体和叙事文本之间的统一。如《北京最后的粪桶》文章中第一个小标题就是“跟着他们走”。谁跟着谁走？记者跟着北京仅存的几名背粪工人走。“早晨6点30分，我的闹钟响了，天还是黑的。7时15分出门，气象预报说今天最体温度零下8度。”全文开篇的第一短拉开了记者介入事件叙事的序幕。记者行走的过程也就是读者阅读的路径，读者随着记者的见闻和记录客观完成了对主人公的疑问和感慨。这种内聚焦和外聚焦式的叙事角度，完全打破了传播者与受众的关系，传统意义上的零聚焦叙事角度是一种先知、俯视的姿态像受众传达信息，而新媒体时代，受众可以通过新媒体融合更多信息、表达观点和意见，真正成为新媒体下的传播者和参与者，因此，内聚焦和外聚焦式的叙事角度的客观化也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典型报道的出路在哪里？

首先，典型人物报道的语境配置必须与时俱进。典型报道是我们党在革命时期总结的发动民兵群众积极参加革命和生产的成功经验之一，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党报特有的报道方式。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典型报道的确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宣传、和鼓励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新媒体技术的不断更新，社会需求多元化，社会价值观呈现多元化和个性化后，人物报道的范围自然要与时代要求贴近。典型人物报道更应该依循新闻发展规律回归本来的面貌。2010年3月22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了开栏语《致读者》，提出要“通过报道身边的平凡人物、普通群众的故事，展示普通百姓的崇高精神与高尚品质，体现传统美德、民族精神和时代特征，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党报的这一风向标虽然还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影响，但至少人物的选取上不断靠近“平凡”、“普通”的人们。但选择什么样的人采访，不是所谓的“典型”才叫典型人物，新闻学者喻国?b早就从新闻专业角度对这个问题作了回答：人物记者在报道一个人物时需要强调问题单意识，要带着我们的问题、社会问题去寻找那些有答案的人。之所以选他不选另一个人，不是因为他建立了丰功伟绩，是因为他能够回答我们的主干读者心中的这几层问题单。他在发展当中，他在社会存在当中，他对某种问题当中的问题，以他的经历，以他的资质，有这方面的可能、智慧和经历去回答。②由此可见，人物报道的语境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与时俱进，必须遵循新闻发展的规律。

其次，典型人物报道主动融入到新媒体中去，利用新媒体平台获得信息重新组合的机会。市场化媒体加入典型人物报道行列，反过来能够助推典型人物报道理念的更新，人物报道叙事和表达手段更加丰富和多元，包含了文字、声音、图片、视频等多种表现形式。这样的融合，不但丰富了新闻传播的手段，而且新闻叙述基于超链接的超文本结构，将海量的网络信息有序呈现，实现对人物报道的立体化呈现，增加了人物的可信度，增强了新闻的公信度。

在对2005年中国重大典型人物“马班邮路上的忠诚信使”王顺友的报道中，就采用了这样的报道方式。人民日报、工人日报、解放日报、新华网等媒体从多视角、以多种形式对王顺友进行了报道，王顺友不但在国内巡回演讲，更是首位被邀请进入了万国邮联演讲的中国人物，开启了中国典型人物形象传播的国际化步伐。

实践证明，只有更新理念，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报道形式，改进传播技巧，才是新媒体时代典型人物报道的唯一出路，也是值得我国媒体在实务中继续深入探究的一个命题。

[注释]

①胡钰：《走出正面典型宣传的思维误区》，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http：//cjr.zjol.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