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区党建促进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改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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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如何推进城市基层社区社会管理创新
浅谈如何推进基层社会管理创新
当前,我国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特征,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和问题。这种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必须注重改进思想方法,提高领导艺术和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社会管理创新问题是近年来的热门问题之一,关于社会管理创新的各种理论、论述也常见报纸、杂志和电视节目中,经过近期的学习、思考,结合自己所从事的街道工作实际,对此问题有了一些个人的看法。
社会管理是维护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康、推动历史进步的重要手段。社会管理,是以维系社会秩序为核心,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促进社会认同、秉持社会公正、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应对社会风险,为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成为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正确把握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的深刻变化,从全局视野和战略高度,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天津市委、市政府,河东区委、区政府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也作出了明确要求。
一、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2月,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特别强调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投到基层……;2012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2012年3月,民政部李立国部长在第十三次全国民政会议上要求,各级民政部门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努力发挥民政的基础作用,成为创新基层社会管理的积极促进者;2012年5月张高丽书记在天津市第十次党代会上强调,要抓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健全体制机制。
社会管理归根结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1年3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十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指出:“加强基层建设非常重要,党的方针政策再多、再好,还要靠基层去落实;社会管理要创新,就必须加强和完善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各级党委、政府要把工作精力更多地放在基层,夯实基层基础,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基层组织是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执行单位,直接面对居民,因此基层社会管理在社会管理中具有重要地位。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落脚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希望也在基层。
二、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势在必行
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和社会矛盾凸显期,随着利益格局调整、经济体制变革、社会结构变动、思想观念变化,基层社会管理领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要解决好、处理好这些新问题,用老办法显然已经行不通,必须进行创新。
天津市第十次党代会强调,必须紧紧抓住中央对天津定位的难得机遇,既要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方面走在全国前列,也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创新社会管理的战略思考》,提出了创新社会管理的总体要求、基本原则、根本方法、主要手段、实现条件和实现目标。
三、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几点思考
社会管理的重心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基层组织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当前社会管理现状,顺应群众的要求和期盼,找准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工作着力点和突破口。“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作为街道,我认为社会管理的重心应放在社区居委会。
(一)以创新理论为指导,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作用。按照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我们应高起点规划、高标准推进社会管理的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加快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一是坚持以人为本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直接管理与辖区九万余人(常住人口)紧密相关的民政、低保、社会治安、人口与计划生育、劳动就业、司法援助、社区服务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基层社会管理有效与否,直接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因此,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中,必须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惠及民生的管理原则,坚持思想上尊重群众、感情上贴近群众、工作上依靠群众,将为民服务作为基层管理创新的核心,把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二是强化社区管理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在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探索中,强化基层政府的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把人力、财力、物力更多投到基层,努力夯实基层组织、壮大基层力量、整合基层资源、强化基础工作,做到职能到位、工作到位、责任到位。可以说,强化社区的管理和服务功能,是做实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重要基础。
三是健全管理体系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支撑。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的重要基础,但不能也不能全部包揽基层社会管理事务,必须充分调动其他社区组织和群众参与基层社会管理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社区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改变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包揽一切的做法。既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强化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又充分调动鼓励和支持包括社区党组织、居民代表大会、驻区企业、社区志愿者在内的社会组织更加积极、有效地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通过构建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同机制互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调解力量互动的社会协同管理网络,可以使基层社会管理效率大为提高。
四是加强监督管理是基层社会管理创新的保障。在赋予基层组织更大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加强对基层社区工作的监督,避免权力集中后诱发各种问题。完善制度,规范程序,透明管理,扩大群众参与和评议,合理制定基层组织考核办法,按照群众满意度来衡量基层组织工作实效,避免基层组织脱离群众,运用强制性的行政权力调控社会行为的短期行为,使基层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够更好地做到优质高效。
(二)以社区建设为基本单元,充分发挥其基础作用。社区建设是社会建设的基础,事关民生,事关和谐。社区稳,则社会稳;社区安,则天下安。社会管理要做到有序、有效,必须重心下移。社区居委会是城市社会构成的基本单元,是大多数居民生活的基本依托,是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的综合平台。创新社会管理必须抓住这个基础平台,加强社区自治组织建设,增强基层群众自治能力,扩大社区居民参与程度,形成基层社会管理的合力。这是城市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科学有效社会管理的基本途径。
一是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对社区建设的领导。社区建设是加强社会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的重要平台、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是党和政府连接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抓社区就是抓基层、打基础、固根本。作为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应该统一班子成员思想,提高认识,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工作的大局出发,充分认识社区建设的重要意义。把人力、物力、财力更多投到社区,夯实社区组织,壮大社区力量,整合社区资源,加强社区体制建设。
二是创新管理制度,建设高素质社区工作者队伍。社区工作者是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力量,是社区服务的骨干。街道党工委、办事处应重视社区工作者队伍的建设。今年的居委会换届选举中,我们根据要求,提高了社区工作者进入的门槛,面向社会选聘了30余名素质较高的大学生充实了居委会队伍,并安排1名街干部到社区担任大主任,优化了居委会主任队伍。同时,依法选举贯穿于选举的全过程各环节,增加了工作的透明度和民主监督力度,保证了居民的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监督权的全面落实。针对居委会换届选举后选聘新主任较多的现实情况,我们及时组织社区主任进行业务培训,要求社区党组织书记要当好队伍的“领头雁”、社情的“活字典”、居民的“小棉袄”、和谐的“稳压器”、党建的“桥头堡”。根据各社区实际,调整办公用房,并及时解决工资、保险等后顾之忧。同时,制定了《管理规定》等制度,对稳定社区居委会队伍起到了有力地促进作用。三是完善社区功能,建设完备的社区基础设施。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是社区建设的物质基础,增强居民群众认同感和归属感的载体。严格按照上级部门要求,落实社区居委会办公用房、社区公共服务设施标准,并加以合理运用,发挥现有资源的最大效能,满足辖区居民群众的休闲生活需求。
四是充分发扬民主,大力提升社区自治能力。提高社区自治水平,应当建立便捷有效的社区参与机制。健全群众自治机制,开展居民会议、民主听证等形式的自治活动,增加工作透明度,鼓励社区居民和驻社区单位广泛参与,切实保障社区居民对社区重要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全面推行社区党组织书记、社区居委会大主任、劳动保障工作站站长“三位一体、选聘结合”的社区管理模式,实现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
(三)以社会组织为平台,充分发挥其协同作用。当前社会发展中,社会成员个性化、生活方式多样化、利益诉求多元化、社会矛盾复杂化的特点日益凸显,需要我们积极探索多元共生的社会综合治理机制,有效解决社会管理和服务中复杂多变的矛盾和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组织引领、协调整合、示范带动和排忧解难功能,充分发挥其反映利益诉求、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扩大公众参与、提供公共服务、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是联结各个社会单元的桥梁纽带,是社会成员自我组织的基本方式。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和作用发挥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创新社会管理,实质上是政府依托社会组织与社会互动共进的过程,是提高全体社会成员组织化程度的过程。因此,要大力加强社会组织培育,扩大服务面。大力支持社会组织承担社会事务、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社会组织与社会各界以及社会组织之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促进基础层面的良性社会治理。一是加强社会组织制度建设,营造社会组织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比如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和登记管理方式创新,认真落实在社会组织中设立党组织制度。二是积极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加快将技术性、服务性职能向社会组织转移,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良性管理格局。应着重培育和发展公益服务类、社会事务类、文化体育类、慈善救济类、社区维权类社会组织。三是打造一支具有现代服务理念、愿意投身社工事业的新型专业人才队伍。同时,也要切实加强社会组织监管,提高其公信力。
社会管理创新是一个不断突破传统思维、条框束缚、行为规制的历史过程,也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战略任务。虽然是一个新生事物,但它有着很强的生命力。我们将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完善管理体制、有效整合管理资源、加快提高管理水平,最大限度激发社会创造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减少不和谐因素,努力探索适合我街街情、满足辖区人民群众需求的社会管理新路子。
第三篇:街道城市社区基层党建工作汇报材料
街道城市社区基层党建工作汇报材料
xx街道共有10个城市社区,居民110979人,面积13.5平方公里。城市社区规划调整以来,街道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补充意见》要求,紧紧围绕党建统领”一条”主线,聚焦城市治理精细化、精准化”两个”目标,突出队伍建设、阵地建设、实体化运行”三大”任务,拓展党建思路,创新工作模式,抓服务,强基础,促提升,推动城市社区党建攻坚三年行动深入开展。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配强社区服务队伍,夯实为民服务的基础保障。
聚焦解决”谁来干”的问题,街道按照”1+3+5+N”标准,为每个城市社区配备1名副科级干部、3名街道干部、5名社区专职工作者和N名驻区单位、社会组织、物业企业、业委会等社会力量,壮大城市社区工作队伍。新招聘48名社区专职工作者,去年12月全部到岗到位。同时,社区依托驻区单位、社团组织等社会力量,广泛吸纳党员和热心人士,成立志愿者服务队伍10支、268人,为居民提供公共事务、综合治理、医疗卫生、居家养老等服务事项36项,进一步充实城市社区工作力量。(二)建强社区服务平台,筑牢为民服务的坚强堡垒。
聚焦解决”在哪干”的问题,街道组织人员对城市社区办公场所选址进行了专门考察,坚持”立足实际、切实可行”原则,多形式、多渠道落实社区办公服务用房。其中,新建1个、改扩建3个、租赁2个、整合共享4个。按照”一厅一站五室两中心”要求,高标准完善相关设施配套,不断加强各厅室功能,确保服务阵地布局合理、设施齐全、功能完备。11月底前已全部完成。
(三)创新党建工作思路,凝聚为民服务的强大合力。
聚焦解决”怎么干”的问题,创新”六个一”工作模式,提升城市社区服务水平。1.挂好”一张图”。每个社区根据新确定的四至范围,制作区域分布示意图,明确党建网格管理边界,确保社区服务无缝隙、全覆盖。经摸排,11个社区共涵盖居民小区218个、驻区单位122家、沿街商铺4874家、社会组织186个。2.织好”一张网”。建立社区党组织兼职委员制度,开展”党组织找党员”活动,78名驻区单位和社会组织人员担任社区兼职委员,推动实现组织联建、党员联管、资源共享目标。推行”党建+网格”治理模式,科学设置66个党建网格,设立31个商圈市场、商务楼宇专属网格,构建起”街道-社区-网格(小区)-楼院”一贯到底的大服务、大党建格局。3.建好”一本档案”。发挥网格作用,建好辖区居民、企业、商户、驻区单位等信息档案,摸清摸透社区底数。目前,已累计摸排居民29268户、沿街商铺2524家、社会组织112家。4.建好”一组微信群”。重点围绕小区居民、物业公司、驻区单位等群体,分门别类组建社区工作微信群,确保沟通服务更高效。目前,已组建各类微信平台34个;11个城市社区全部开通微信公众号,广泛推介工作、总结经验、宣传成效。5.发好”一张联系卡”。制作便民联系服务卡,注明社区名称、办公地址、联系方式、服务事项等基本信息,逐一发放到社区服务对象手中。目前,共制作发放便民服务卡43300张。6.解决”一批急难愁盼问题”。以”人民满意”为目标,依托党建网格,切实解决居民急难愁盼问题,实现”居民吹哨,干部报到”常态化。目前,已累计解决矛盾纠纷、政务热线、家政托管等问题183条。
二、存在问题
(一)社区运行不够高质高效。
党组织在社区穿透力不强,还未充分挖掘出驻区单位和共建单位等社区资源,距离形成统一高效、运转协调、优质服务的管理工作新机制还有一定距离。(二)社区服务水平亟待提升。
城市社区刚刚起步,服务导向、工作思路还不够明确、不够清晰,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管理方法、工作手段等跟不上新形势的要求,与日益拓展的社区治理工作不相适应。(三)社区治理参与度低。
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还不强,对社区活动的参与意识薄弱,除一些老年人或者下岗失业的弱势群体外,在职在岗人员参与社区自治的积极性和动力不足。(四)社区治理合力有待加强。
部分驻区单位参与度不高,部分物业管理公司配合不积极,共治共管、共建共享的工作格局还未形成。(五)社区服务阵地不够完善。
受城区办公用房面积所限,部分社区办公场所紧张,无法配套更丰富、更多样化的功能室。三、下步打算
(一)坚持社区党建引领。
建立社区党委引领,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公司、志愿者队伍共同参与的”四方联动”机制,推动城市社区赋权赋能,着力构建全区域统筹、各领域融合、多方面联动的城市基层党建新格局。利用好网格党支部管理网络,加强小区党建分类指导,创新”党建+物业”工作模式,推动小区物业全覆盖。推行党组织领导下的民主协商议事”六事”工作法、小区议事厅、居民说事亭等方式方法,织密党建组织体系,力求社区治理工作取得实效。(二)提高社区”知晓度”。
1.通过”请进来教、走出去学、研讨交流”等方式,让社区工作者明确城市社区服务范围、内容和具体职责,做社区服务的”明白人”;2.利用线上宣传、线下活动、矛盾调解等方式,让居民认识社区、知晓社区功能,融入社区工作,在社区中找到归属感,做社区服务的”参与者”和”受益人”。(三)拓宽社区服务内容。
推行”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联动服务模式,构建社区特色服务网络。以居民满意为目标,在辖区内深挖服务资源,拓宽服务空间,丰富社区服务功能,增加社区吸引力,提高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同时,通过社区服务,凝聚各方力量,增强居民归属感。(四)实施固本强基工程。
牢牢把握新形势下城市社区党建工作的新要求和新特点,实施”一社区一品牌、一社区一特色”创建工程。各社区根据区域特色、资源优势,因地制宜,以”五好”(社区党委组织好、辖区党员示范好、驻区单位配合好、红色物业服务好、社区居民生活好)、”四型”(服务型、创新型、智慧型、特色型)为目标,打造城市社区党建品牌,示范带动城市基层党建工作迈上新台阶。第四篇: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推动城市社区建设 ---社区管理(最终版)
摘 要: 社区管理是我国新时期探索实现基层公共管理和培育社区自治能力的一种新型治理模式。对我国目前理论界关于社区管理的研究概貌作一次“立体扫描”,可以更好地理顺政府、市场、社区“三大板块”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社区;社区管理;评述
如何有效加强城市基层社会管理,推动城市社区建设,养成社会自治能力,是这些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和理论界密切关注且全方位多角度投入,试图探索解决的问题。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新模式的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初,城市社区管理主要以优化社区服务为龙头和突破口,然后逐步扩展到社区文化、教育、人口、环境、治安、托幼养老等领域。目前,我国城市社区管理正转向以社区居民自治为龙头,以社区组织建设为重点带动社区事业建设全方位立体发展的新阶段。社区建设和管理已取得明显的体制效应。
但是,我们注意到,目前,一些实验区的社区管理新模式的探索陷入一种“卡壳”状态,在理顺政府、市场、社区三者之间的关系,转变政府职能,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回归社区自治功能方面进展缓慢、进退两难。一方面,有些地方党委和政府认为:“社区居委会既不能作为政府的一只‘腿’,又要协助政府完成工作,这是很难做到的。社区居委会要自治,政府下派的任务它可以拒绝,政府的目标任务又如何完成?”另一方面,有些社区工作者提出:“社区自治不就是意味着政府要从社区中退出,放手让社区自我管理吗?为什么政府总是‘犹抱琵琶半遮面’呢?社区自治何时回复其本义?”这两个问题产生的出发点不同:前者担心社区自治会影响政府权威,有碍政府管理目标的实现;后者担心社区自治名实不符。但两者产生疑问的根源都一样,这就是如何认识政府和社区的关系问题。这成为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市政学等不同学科在内的学者们自社区管理萌生之日起就引起不断关注和争论的话题。
一、社区管理运动的兴起
目前我国社区管理运动正处于积极的探索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以实现社区自治为目标的创建、管理活动在全国多个实验区拉开大网,一批有志于社区管理理论创新的专家学者已对此“发起攻势”。其中,以徐勇教授为首的华中师范大学城市社区建设研究中心的教授、博士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一枝独秀渐成气候。
徐教授认为,随着中国改革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这一变化是继农村改革中出现的包产到户、乡镇企业和村民自治三项伟大创造后的又一新的伟大创造[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马仲良教授也高度评价城市社区自治这一制度的创新意义,认为,如果说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要搞市场经济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一个巨大飞跃的话, 论文网那么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也要搞自治并开始建立了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组织,则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又一个巨大飞跃
[2]。在社区管理缘何兴起的问题上,徐教授认为,城市社区建设是在全能政府“失效”和市场“失灵”及培育市场与培育社区双重改革的制度背景下发生的社会整合过程[1]。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王思斌教授认为我国社区建设的时序模式有两类:一类是行政体制改革———社区发展———建构社区自治体制,它以行政体制改革为实质性线索;一类是社区建设前期———发展期———成熟期,以社区成员实现自我服务、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运行体制为线索[3]。综合上述几位专家的见解及其它相关文献,应该说在对社区管理的讨论中,有两点看法是一致的。
1.社区管理作为基层公共管理是伴随西方国家声势浩大的政府改革运动应运而生的,它有力推动了“重塑政府”、“再造公共部门”运动。在凯恩斯强力政府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政府普遍采取一系列积极政策全面介入社会生活,当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干预市场并获得空前成功时,与“市场失灵”相伴随的“政府失败”也日渐凸显出来。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深刻危机: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信任危机、管理危机。国民对此普遍不满,声讨之声不绝于耳,质疑政府并要求进行改革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在“实用主义”、“小政府大社会意识形态”、“商业动力化”、“社区自治化”等思潮影响下,要求政府把公共事务特别是公共物品(服务)民营化;推进社区主义(communitarianism),建立理想的政府、市场、社区三足鼎立的公民社会;加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的合作,发展非政府、非营利性的社会中介组织,用企业精神再造政府,把企业管理中蕴藏的组织文化注入到政府机构中,提高政府部门的竞争意识、服务观念和管理效率。社会舆论的压力迫使各国政府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各国新政府上台伊始,就以民营化、市场化、自治化、服务化改革取向作为赢取民心的主要手段。这场自西方世界始继而波及全球的行政改革浪潮,为社会管理自治化模式的兴起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践背景。
2.社区管理实践的探索和理论的创新是在多门学科交叉融合并互相支持的条件下萌生并发展起来。包括政治学、社会学、市政学、管理学等多门学科交叉融合而成的“知识大餐”为社区管理的健康运作提供了丰富有益的理论“营养”。政治学关注社区自治化模式下作为国家权力代理人的政府与社区的关系框架建构,试图从中找到一条政府与社区体制上共生、功能上互补、效用上双赢的路子,[4]把新建社区作为制度创新的平台,探索政府依法行政、社区依法自治相结合的社区治理模式。社会学关注社区服务的问题,社区服务研究从起步到系统化发展,紧密结合市场经济改革和社会福利体制深化发展之必需,得出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满足服务主题和内容日趋多元化的要求。市政学关注社区管理自治化发展如何与一个城市的整体规划发展保持“共振”。自治化的社区并非独立的“诸侯王国”,要与一个城市“大气候”的发展变化“风雨同舟”。
管理学关注社区自治化体制下政府管理和社区管理的衔接链条及管理绩效,建构社区自治体制,政府在管理上既不能越位也不能缺位和错位,社区自治机构既要满足区内居民形式多样和内容日趋丰富的要求,大胆管理,热情服务,拒绝“乱摊派”,又不至于同政府形成分庭抗衡的局面。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理论界涉及社区管理研究的学科范围还比较狭窄。这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还没有真正形成广泛的多学科“同舟同济”的局面;二是置身其中的研究者的学科视角还相对狭小,由此束缚了进一步的学术深究。目前的社区管理研究以经验总结居多,而真正上升为具有广泛学科结晶深度的研究成果犹如凤毛麟角。
二、社区管理的相关范畴
目前国内研究者对社区的涵义,社区管理的导向、模式、原则、内容、功能、体制创新等一些基本范畴的研究尚存诸多争议,这在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之间的认识差异和学科界域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尽管社区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潜滋暗长并具雏形,社区管理作为实践已经先行,但一些基本概念仍未达成共识,理论创新相对滞后的现状。论文网目前我们看到的有关社区管理的著作有三本,一是陶铁胜教授主编的《社区管理概论》(2000年版,上海三联出版社);一是黎熙元教授主编的《现代社区概论》(1998年版,中山大学出版社),一是王思斌教授任执行主编的《转型中的城市基层社区组织———北京市基层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研究》(2001年版,北京大学出版社)。有关社区管理的科研论文则呈雨后春笋之势,下面从中摘录出与社区管理相关的范畴供讨论。
1.社区的界定。
“社区”是一个几经转译且经历了一系列含义上的变化而逐步形成的专用概念。在其最初的使用者滕尼斯那里,“社区”与“地域”之间的关联并不明确。但在其后的嬗变演绎中,“社区”的地域性涵义日益凸显。有人对社区定义进行过统计,发现94个定义中有69个都包含有三方面的含义:社会交往、地域和共同约束。国内学者对“社区”这一概念的争议在于,究竟该从社区地域、社区资源、行政划分、规模大小、文化氛围、情感归属等哪一个或哪几个方面来界定较为合理?北大学者指出,“社区”是“社(会)”和“(地)区”这两者的结合,认为“社区是聚居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相互关联的人群形成的生活共同体,即地域性社会共同体”[5]。也有学者认为社区是指按照便于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并考虑地域性、认同感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作适当调整后的居民委员会辖区。[6]我们认为社区是指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进行的特定的社会活动的活动区域。[7]社区就是区域性的社会,换言之,社区就是人们凭感官能感觉到的具体化了的社会。[8]
我们发现,事实上,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一个概念的重要性与它的精确性往往是成反比例的。愈是重要的概念,它在含义上分歧愈多。因为,所谓重要的、基本的概念,就是那些本学科学者们在研究中不可避免要加以使用的概念,而学者们由于各人“胃口”兴趣、研究视角、理论背景及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必然会对同一概念做出不同的解释和演绎。“社区”这一概念也不例外。
2.导向与模式。
徐教授撰文指出,在城市社区建设的改革实验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整合导向。其中一是行政导向,即强化基层政府功能,主要运用政府及其所控制的资源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整合,并形成“新政府社会”;其二是自治导向,即强化基层社区的功能,主要通过政府下放权力,建立社区自治组织,并通过这一组织动员社会参与进行社会整合,并形成“社区制”社会。[1] 在社区管理模式上,有学者认为存在三种模式,这就是以哈尔滨南岗区为典型的行政主导型模式,以上海市卢湾区五里桥街道为典型的半行政半自治型模式和以沈阳市春河社区为典型的自治型模式。[1]也有学者根据社区管理活动的主体不同将社区管理模式分为企业主导型、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社会主导型四种类型。[7]
3.社区管理的原则。
主要原则有:全体利益原则、自治和自助原则、组织和教育原则、协调性原则、前瞻性原则
[7]。也有学者提出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要遵循“四个结合”的原则:政府行为与社会行为相结合;社区管理与社区服务相结合;经营性与服务性相结合;专业队伍服务与群众自助服务相结合。[9]
4.社区管理的内容。
城市社区作为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基础、城市经济发展的载体,对于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适应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城市社区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面,即对社区人口的管理、社区环境的管理、社区治安的管理、社区服务的管理、社区文化的管理和社区保障的管理。[10]
5.社区管理的功能。
社区管理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对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保障社区居民身体健康、对提高居民文明素质、满足社会居民精神生活需求、密切社区成员关系、发展社区经济、救助社区中弱势
人群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7]社区管理中的社区居民自治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体制创新,是社区建设的内在要求,有利于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11]有学者指出,进行社区管理建设,有助于培育社区文明意识,整合社区资源,发挥社区桥梁纽带的作用。[12]
6.社区管理的体制创新。
这是一项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协调与配合,努力建立多系统、多层次的新型社区管理体制。具体工作包括科学合理地调整居委会规模,最大限度地发挥社区资源效用;建立健全社区管理组织体系;加强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使其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构造非政府、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将社区服务功能还原社会;理顺政府行政管理系统、社会自主管理系统和生活服务管理系统三大关系,提高社区整合能力;按“属地管理、齐抓共管、条块结合、落实基层”的原则健全和完善社区管理的工作机制。[9]
三、评述
1.透视目前社区管理理论研究现状。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的计划经济背景下的单位本位体制正逐渐冰释,社会保障的载体从单位过渡到了一个个微型的社区。社区在城市建设和管理中的地位不断提升,社区管理也由此应运而生。不过,如前所述,有关社区管理的学术研究相对于实践发展而言显得“慢了半拍”,这与我国社区发育迟缓和社会工作的教育研究起步较晚有关,政府有关部门倡导不力也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专业的学术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纸上谈兵”、“闭门造车”者居多,起不到理论先锋的开拓、前瞻、指导和规范作用,甚至停留在一些基本概念上兜圈圈,或随意“缩水”,或任意“膨化”,各执一端,研究成果仅限于在理论刊物上发表,很难为社区管理的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可操作性的理论与技术支撑。
社区管理在现实中有许多问题亟待理论上给个“说法”,如居委会的角色定位问题。但在一些居委会“管”的功能比较强,服务功能相对微弱,与居民之间缺乏亲和力,很难“心连心”。大家都知道居委会很忙,但忙些什么谁都不关心。这是为什么?这实际上是对居委会角色的一个否定性信号,反映出这样一个深层次问题:一般居民对居委会既无依赖诉求又无利益瓜葛,谈何情感之亲缘关系?长期以来,居委会工作人员被称为“居委会干部”,说话办事“干部味”很浓,这种权力色彩与居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是相悖的。自治组织的一个基本要素是以维护和增进居民的权利和利益为工作内容,而不是一听起来人们就感觉不对头的要置他们于“管理”的束缚之下。居委会作何角色需要理论上的厘定。类似问题还有很多,著名的资深社会学家费孝通撰文指出社区管理研究者可以就下面四个问题先作思考:(1)如何在社区建设中通过党员干部的模范作用增强社区的凝聚力;(2)如何在硬件建造者的物业机关和居民之间建立沟通机制;如何使管理居民人际关系的社会机构与硬件建设及维护者之间的职权关系达成明确规定,具体地说,也就是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之间怎样配合和协作;(3)集权体制的行政系统即自上而下的行政机关与居民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住户与住户之间以及他们与自理自治的社区机构关系怎样协调,如何避免“社区是个筐,一切往里装”的弊病;(4)社区机关工作需要的资源如何筹处也应有法律上的保障[13]。目前较为式微的理论研究与现实日渐紧迫性的需要相比显得捉襟见肘。
2.解析社区管理理论研究“瓶颈”。
诚如有学者所言,从普遍价值和长远目标来看,社区管理应着力培育社区居民的自治能力,强化社区居民自治导向,因为这是一种管理成本较低的体制创新。[1]中国启动了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和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社区管理的自治化取向正是朝着这种改革努力的尝试。但是,我们注意到,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背后总是留有政府或明或暗的影子,或者说政府的行政干预作用依然突出。作为社会发展的一个“缓冲期”,政府直接管理社区有“惯性”使然,也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但这种前期介入在时间上不宜过长、幅度上不宜过宽。否则,社区管理体制给人以“新瓶装旧酒”之感,体制创新就失去了本义。实际上,在社区管理自治的问题上必然会涉及到一个“三大板块”关系的问题:政府、市场和社区,能否处理好三大板块的关系成为制约社区管理、实现社区居民自治的“瓶颈”。
众所周知,政府是制导社会发展的主心骨,能否实现真正意义的社区自治管理唯政府“马首是瞻”。政府和公共部门以追求和维护社会的和谐发展为至上原则,政治官员不能“一切向钱看”,追求自身利益的张扬和最大化,否则必然导致腐败丛生,腐蚀整个社会有机体。可以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总体思路去规划现代社区的管理机构;第一,纯粹的行业竞争行为交由市场调节企业承担;第二,政府不能兼“裁判员”和“运动员”双重角色于一身,实现政企分开;第三,继续走“脱钩、分类、放权、提高”的路子,实现政事分开,积极推进事业单位体制改革;第四,培育、发展和规范社会中介组织,把大量的社会职能移交给他们,养成社会的自治能力,政府也可以从此摘掉“管家婆”的帽子。这样,政企、政市、政事、政社分开,使大量的繁杂的社会事务从政府身上剥离出来,政府集中精力抓大事、要事。
竞争是市场的天生法则,优胜劣汰是竞争的必然结果。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必然要在激烈的竞争中谋求生存的一席之地。或在竞争中爆发,或在竞争中灭亡。市场不同情眼泪。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企业保持经营自主、利益自主和产权自主。当然,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总是有失灵的时候,它不仅难以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反而“制造”出不少麻烦,如“不充分就业”,弱势群体,将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的关系直接简化为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公共利益的增进等。这就要求政府通过经济和法律的杠杆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对“单位体制”下的社会进行再造。这样,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达到最大化的同时,也可以为社区的社会化功能建设提供一定的财力支持。
我国城市管理体制从街居体制转向社区制,传统的街居组织由政府的“脚”变成社区居民的“头”,简单的行政区划和行政设置的街居正变成具有自我组织性、管理性、服务性的新型基层组织。其管理和活动方式在保持协助政府进行基层管理的行政职能外,更多的是通过民主、自治的原则,把社区居民组织起来、发动起来、凝聚起来,依靠大家的力量办好大家的事情,使社区成为广大社会成员的“大家庭”。强调以人为本、团结互助、友爱奉献、民主自治的社区精神。这里不是一个充满残酷竞争的竞技场,如果把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的“利剑”带入社区,那老弱病残等弱势群体就没法活了,社区同情眼泪。在社区创建过程中,精神文明建设是“重头戏”。要通过开辟市民学校、广场文化等活动,进行理论指导、舆论引导、文化倡导、思想疏导、情感诱导、典型示导、检查督导;将思想工作融入到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中去,融入到日常的管理和服务中去;将精神文明建设具体化到靠优美环境熏陶人、优良风尚影响人、优质服务温暖人、优秀业绩感召人中去,具体化到把好事办实、把实事办好中去。政府和社区不应是垂直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或是这种关系的“翻版”,而应是引导、扶助、规范和监督的关系。社区承担的政府交派的工作,按照“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政府应支付相应的劳务费。
总之,社区自治管理是我国新时期新型民主的生长点,这一工作任重而道远。有关社区管理的研究犹如“小荷才露尖尖角”。但从总体上看,这一研究已具备了诸多有利条件,如日益丰富的各地实践性经验资料的“出炉”,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相关理论视线的引入,更多学者联合“会诊”。我们有理由相信,社区管理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建设一定会迎来一个奇葩争艳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徐勇.论城市社区建设中的社区居民自治[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2]马仲良.城市社区自治———社会主义新型民主的生长点[N].北京日报,2001-03-26.[3]王思斌.体制改革中的城市社区建设的理论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4]陈伟东.政府与社区:共生、互补、双赢[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5]韩明谟,王思斌.社会学概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93.[6]冯晓英.北京城市社区管理的创新:经验、问题与对策[J].前线,2001,(3).[7]陶铁胜.社区管理概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0.[8]黎熙元.现代社区概论[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9]梁启东.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缺陷与创新构想[J].社会科学,2001,(1).[10]徐雪梅.中国城市社区管理探论[J].蜂朝百科http://wiki.steelbee.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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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区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材料
夯基础
解民困
齐抓共管见成效
——社区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材料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根据上级关于开展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的相关要求,XX市XX区X社区结合创新型党组织创建,以党建工作为核心,以服务民生为根本,以“为民、务实、创新”为理念,严格落实从严治党要求,突出重点,打造亮点,积极探索“一核多元、五力共治”社会治理模式服务民生的新举措,围绕党建“1+N”创新模式,扎实做好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着力创建“幸福街区”。
一、完善组织平台建设,条块结合、夯实基础
一是构建“1+N”党组织体系。
将党建工作向居委会、驻区单位、非公企业、流动人口、楼栋院落、社会组织“六个延伸”,构建“1+N”(“1”建制型党组织;“N”综合型功能型党组织、区域型功能型党组织、专项型功能型党组织等)党组织体系,强化党建工作条块结合、全面覆盖。建立党建联席会议制度,搭建起12家驻区单位与社区之间顺畅沟通的桥梁,运用“六共五联”(“六共”即:共有、共商、共建、共治、共担、共享,“五联”即:党建联动、资源联享、服务联做、发展联促、文明联创)职能,实现共筑共建;以创建“六好院落”为目标,即党员作用发挥好、群众协商自治好、环境卫生状况好、社会治安秩序好、邻里关系融洽好、内部建设管理好,搭建X等X个小区院落党支部或党小组体制机制,指导小区(院落)成立业主委员会、自管会,建立小区(院落)管理制度,使小区居民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生活环境不断改善;组建XX联合党支部、XX社会组织联合党支部等功能型党支部,下派党建指导员,采取“以党建带工建、以工建促党建”的办法,组建联合党支部,使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得到加强。
二是组建 “六小联通”,搭建民生服务平台。在充分运用居民议事会发挥作用的同时,不断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分别在两个居委会组建小微社会组织联合会、工商企业联合会、志愿服务联合会、驻地单位共治会、院落楼栋物管自管会、商务楼宇园区社会服务社“六小组织”,通过党建引领,“六小组织”近X人次参与文明创建、我们的节日文艺演出、困难群众关爱、老年保健等活动等XX余场次,实现“四个院落服务”,即收集问题在院落、化解纠纷在院落、活动开展在院落、精准服务在院落,真正做到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三是打造贴心互动交流平台。
搭建党员群众“四园”(议事园、党群园、文化园、健康园)平台、QQ、微博、门户网站、社区“1+1”APP、《X家园报》、书记-主任信箱、“两代表一委员之家”等沟通渠道,建立党员与干部、干部与群众、党员与群众之间及时有效的交流空间,融合了干群关系,并认真落实居民议事会“三会一评”制度,定期发布社区工作动态,通过座谈会、活动日、大讨论等形式凝聚群众智慧,推动社区和谐稳定。二、改进工作服务方式,倾听民需、解决民困
一是强化党员队伍建设。
对社区在册党员严格管理,完善教育考核评优制度、公开承诺制度等,提高党员责任意识,督促定期答题学习“两学一做”APP,认真落实主题党日“规定动作”和“自选动作”,增强理想信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对老党员、困难党员进行党内关怀,在“两节”“七一”“中秋节”等节假日,走访慰问老党员、困难党员X人次,送去慰问品及慰问金合计人民币X万余元,让党员们感受到党组织的温暖。对流动党员加强联系,结合党组织关系排查工作,与失联流动党员全部取得联系,把他们加入到党支部微信群中,通过典型引导和政策宣传,鼓励外出党员返乡创业就业,为家乡建设作贡献。二是开展“三访”活动。
即年初大走访、干部勤到访、网格日走访,及时倾听群众诉求,建立民情工作台账,社区党委各支部围绕民生问题专题研究,拟定民生实事计划,发挥好“党员在一线”作用,让党旗飘向楼栋,做到党员“四亮”即亮身份、亮承诺、亮服务、亮清单,推行党员包保责任区,着力解决民生问题,融洽党群干群关系,解决了辖区道路破损、乱堆乱放、安全防护、油烟污染等问题X件,实现小区院落党支部、党小组在小区管理、居民服务、推进基层党建工作等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三是持续完善服务网络。
搭建“一厅两园三快车”便民利民服务平台,围绕“十型”居委会建设提升改造服务软硬环境。社区服务大厅和居委会办事大厅实行下班延时服务和周末预约服务,全方位、全天候为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求助投诉、排忧解难等综合性公共服务。在全区率先与公安部门联网开设居住证办理窗口,实现流动人口管理“零距离”。充分发挥大数据引领作用,开通运用社会和云“一卡通”办理业务。四是改进服务工作方式。
注重社区群众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社区党委班子成员不定期进院落召开院坝会收集、划解、解决突出问题;开设网格、居委会、社区三级“民情回音栏”;针对特殊困难群体定制个性化帮扶档案;进小区院落、企业单位大力开展“发现X群众艺术家”等精神文化活动;开展班子成员、司法助理员、律师志愿者、民生监督员、“两代表一委员”“五位一体”矛盾接访。社区成立以来,零越级上访、零安全事故、零群体事件,社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逐年上升。三、聚焦治理问题导向,多元参与、形成长效
一是聚焦问题导向。
将大数据理念贯穿社区工作,搭建“社会和云”网格化服务管理及居委会“一居两站”平台,运用统计、协调、查询、分析、共享等功能,开展治理服务和社区监督等工作,并建立台账。每周召开一次党员、干部、职工工作调度会,由党委班子成员牵头对社区治理问题进行分解落实,以社区痛点和社情特点为指挥棒,合理调配有限资源。
二是突出多元共治。
结合实际探索创新,构建以社区党委为核心,社区服务中心、居民议事会、居委会、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各个层面共同参与,党委全力、政府主力、社会协力、群众得力、制度给力的“一核多元五力共治”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实现多元参与共治。
三是建机制促长效。
社区以“做什么、怎么做、谁来做、马上做、做成效”为索引,不断加强制度建设。在融入群众方面,建立实施民情调查走访制度,与群众保持落实“为群众办实事,由群众说党好”的群众路线要求。在法治建设方面,实行社区班子成员、司法员、律师、“两代表一委员”四合一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切实抓好信访维稳“1”号工程。在工作推进方面,建立多部门联动制度,以月为单位由社区组织召开专题联席会议,集中辖区资源协同建设社区;建立事件快速处置机制,由社区党委统筹派单,党委、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建立政府购买服务制度,推动社会事务市场化、专业化、多元化。在监督执行方面,建立民生监督机制,组建民生工作监督工作组,发挥社区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辖区单位、群众等多渠道的监督作用,确保为民服务过程规范、效果显著。
四、党建核心引领作用 齐抓共管 取得成效
一是把握“一条红线”,党建引领,核心作用有效发挥。
严格执行“一条红线”(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社区党委积极搭建平台引导社会各界为社区建设献言献策,通过联席联动汇聚各方智慧。定期召开“一委一会一中心”联席会,形成党委整合资源、统筹调度,社区服务中心具体执行、抓好落实,居民议事会议事协商、民主监督的良性机制。二是遵循“四个更加注重”,多元共治,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深刻领会“四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全面统筹、更加注重系统推进、更加注重开放融合、更加注重整体效应),通过“一核多元·五力共治”全力推进形成开放融合的共治模式,增强社区服务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服务,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好,使人民群众更加自觉地热爱党、跟党走。三是党建统领全局,各方协力,取得“四升两降”扎实成效。
从2012年至今,群众安全感从X%上升到X%、满意度从X%上升到X%、群众参与度从X人次上升到X余人次、社区文明指数大幅度上升,刑事案件发案率逐年下降X%以上,群众投诉率逐年下降X%以上。社区党委及辖区X个居委会党支部先后荣获全省“五好基层党组织”、X市“星级居委会”。今年,溪北、朝阳居委会被授予司法部“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委员会”“第四批国家级充分就业社区”,社区服务中心获“全国反邪教先进集体”、第六批“社区学习雷锋志愿者服务联络工作示范站”,省级科普示范社区和省市精神文明单位等荣誉。通过创新城市基层党建工作开展,社区党委统筹协调功能得到强化,充分发挥各方面引领作用,在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