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为乡镇干部减压

第一篇：谁来为乡镇干部减压

谁来为乡镇干部减压

（来源：201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第11版）

2过去几年是该县各项工作又上一级台阶的几年，同时乡镇干部压力也前所未有。‚常常是让好脾气的变得爱发火，发火多了变得抑郁。‛

常年巨大精神压力，让不少干部处于亚健康状态甚至患病。在接受采访的乡镇干部中，多数患有高血压，有的有胃病，其中一人还有轻度糖尿病。

一位干部说：‚有人以为高血压、胃病都是吃喝出来的，其实，陪吃陪喝是沉重的负担，伤身体不说，回家还挨老婆数落。‛

最让王书记感到歉疚的，是照顾不了家庭和孩子。‚家务活一点顾不上，孩子学习成绩一般，也腾不出时间来给她补补课。有时候还在家里发火，发过以后就后悔。‛他无奈地说，‚还有，部属跟着自己拼命干，也希望他们能进步更快，但有时候自顾不暇，对他们更是无能为力，心里也很过意不去。不能多想，想多了，有‘五马分尸’的感觉。‛

乡镇工作像“搅拌机”，招商引资压力最大

鲁北某县一位县委常委把乡镇工作形象地称为‚搅拌机‛，她曾在乡镇任‚一把手‛5年时间，后得以提拔。大多数乡镇干部，被‚搅拌‛几年后却没有她这么幸运。

这位曾经的乡党委书记介绍，乡镇干部工作压力，首先是来自发展的压力，特别是招商引资。县里给各乡镇明确下达任务，每个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调度会，最坐不住的是各乡镇书记和乡镇长，那些完不成任务的，轻则被点名，重则被叫上台去说明原因，不但面子上过不去，也背上了沉重的心理负担。最厉害的是‚一票否决‛，弄得乡镇干部整天跑外地求爷爷告奶奶，拼命拉项目。

记者调查的几个县，所在的市每年上半年和下半年都要到县里来现场观摩考察，作为重要考核依据之一。县委领导希望各乡镇拿出来的，都是响当当的、看得见的项目，要求短时间内就要上马甚至投产。可是一个项目从立项到审批到环评到上马，没有几个月根本下不来，这让基层干部有些喘不过气来。

其次，是乡镇财源建设的压力，民生需要钱，干部发工资还要钱，没有钱，什么事都不好办。‚目前乡镇财权和事权不对应，让乡镇干部陷入没钱办事、不办事又不得民心的两难。工资基本上还能保证，但是路不能不修，上级拨款有限，乡镇配套的钱哪里出？‛鲁中某镇王书记坦言。

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是乡镇干部的又一压力所在。‚上级要求把问题解决在基层，但是诸如征地拆迁问题、矿山安全以及几十年的积案等问题，不是乡镇一级能够解决的。加上‘一票否决’，6

第二篇：谁来为乡镇干部减压

谁来为乡镇干部减压

（来源：2010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第11版）

今年4月，四川岳池县伏龙乡的党员干部帮助缺劳农户插秧。每年的

2定出在干部身上，真是有口难辩。‛鲁西某县一位镇长对记者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何尝不想把工作干好？‛

个人升迁也成为巨大压力。鲁西某县一位长期在基层工作的副县长说。‚说实话，辛辛苦苦干工作，不想提拔那是假的，但是真正能提拔上去的乡镇干部，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一人要签订20多份责任状，考核办法盼灵活 一位乡党委书记数了数自己亲手签订的责任状，一共有20多份，诸如道路交通安全、防汛、森林防火、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动物防疫、党风廉政建设、计划生育，等等。厚厚的一摞责任状，表明了他肩上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过多的‚一票否决‛，让乡镇干部神经长期处于紧张状态，有的甚至产生焦虑、抑郁等症状。对此，有的乡镇干部认为，上级部门人人都喊自己一摊子工作最重要，对上表决心，对下压担子，干不好挪位子，没有设身处地多为基层干部考虑一些，到底可行不可行，又有哪些‚一票否决‛的工作真正是乡镇能够解决的。

为此，受访的乡镇干部普遍表示，干部考核不能‚唯GDP论‛，要从各地实际出发，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充分考虑地区差别，引导各乡镇根据各自的发展基础、自然资源、农业特色、工业优势等区别发展。‚比如以林果业见长的乡镇，只要能做大做强林果业，让农民增收致富就好，而不能再一味地用工业经济发展指标来考核，否则，长腿不长，短腿仍短。‛一位镇党委书记如是说。

山东省社科院一位专家说，除了要改变整齐划一的考核办法，从另一方面看，还要提高乡镇基层干部的素质和能力，以此来减轻干部能力不足的压力。据他了解，在一些地方，一些乡镇干部素质和水平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与社会转型时期矛盾纠纷增多对干部应对能力的要求，还有不小差距。此外，干部作风也有待改进，大吃大喝、对群众冷漠粗暴的态度，都要改变。‚作风变了，群众工作好做了，压力自然减轻。‛这位专家说。

干部压力的减轻，也有待自我减压和纾解。上述这位专家认为，一些基层干部的身心健康意识还很缺乏，宁可把时间浪费在吃吃喝喝上，也不愿意多花一点时间来锻炼一下身体。实际上，适当的锻炼有益于放松身心，减轻压力。

第三篇：谁来为生命护航

谁来为生命护航

安全与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是我们生命的保护神，保障着我们的幸福生活，各位领导、老师我演讲的题目是“谁来为生命护航”。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中的开篇诗句让我们深深体会到生命的短暂。它如流星划过长空，一闪而过；又如白驹过隙，忽然而已；然而生命愈是短暂，愈显得弥足珍贵。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一个个因血淋淋的安全事故而摧毁的一个个不再完整的家的时候，酸涩在眼，刺痛在心，这一切使我们的心灵不禁呐喊，是什么带来了这不幸的灾难？细看近年来发生的安全事故，那些用鲜血甚至是生命为代价换取的经验教训，有多少父母失去了孩子，多少妻子失去了丈夫，多少子女失去了父亲。事故，给伤亡者家庭带来的不幸是无法弥补的，对于那些重伤致残者来说，事故所带来的还有终生的悔恨和难言的苦涩。你或许会产生几番感慨，诸多思索，并从中得到一些启示：那就是绝大部分安全事故是由于违章指挥、违章作业或违反劳动纪律，缺少安全意识，麻痹大意而造成的，三违现象与悲剧的发生往往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2007年10月，山东青岛某包装印刷厂在车间里使用明火取暖器，引燃了油墨，引发了一场大火；

2008年8月，浙江嘉善县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胶印机调试工人头部卷入胶印机内，经抢救无效死亡；此外，还有几起女工长发被卷入印刷机器，造成头部伤害的事故；

2009年4月，浙江象山县某纸箱印刷企业一名女工右脚被卷入高速运转的印刷滚筒内。

等等、、、、、、生死转瞬间，看到那一幕幕生离死别的场面，听到那一声声无比悲怆的哭喊，当生命邂逅死亡，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能强烈的感觉到生命的宝贵！安全意识的淡薄，思维意识的钝化带给了我们太多的伤害！

然而，逝去的终归是逝去了，我们姑且不论责任在谁，事故的发生总有其原因所在。用安全政策声明来对照事件，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是否可以将事件视为一种道义上的罪恶？我们若能够将安全意识深入人心并将其上升到道义的高度，主动地、一丝不苟地对待每一个工作环节，我们将避免多少事故？避免多少亲人的不安与伤痛？避免多少生命与健康的消逝与毁坏？

安全对我们来说，其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从小的方面来看，安全直接关系到每一位职工的切身利益和生命，从大的方面来看，安全关系到整个企业的形象、效益和生存发展。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频繁的安全事故能使任何一家企业走向衰败与死亡。每天，我们都能以各种媒体报道，甚至于自己的身边看到各种安全事故给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损失与痛苦。但从事故分析结果上，我们却又总能见到这样的事实：那吞噬财产的熊熊大火就是违章作业造成的；而那丢失性命的作业人员是因为安全意识薄弱甚至完全没有安全意识造成的。安全与危险只是一瞬间，安全来不得半点麻痹和放松。所有的危险隐患时刻都在我们周围，我们只有真正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安全，时刻做到“安全在我心中”，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才能真正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防患于未然。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一旦失去就不会再有回来的时候。家人盼望的是平平安安的团聚。我们不能让父母双亲斑白的双鬓再添一缕愁绪，更不能使孩子稚

嫩的生命受到风雨的侵袭。我们承担着父母的盼望和孩子的依赖。生活不能让我们出一丝一毫的差错，我们所负的责任在肩，这是我们所不能推卸的，所以在我们工作的环境中要形成“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很安全”的安全氛围。这是为我们自身生命着想，更是企业生存的需求。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当中，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将安全把握在自己手上，进入现场按规定着装，戴安全帽、袋防毒口罩，按章作业，及时发现并消除不安全隐患„„等等，就可能保证自身的安全。朋友们，让我们以“治理隐患、防范事故”安全月活动为契机，从点滴做起，从现在做起吧！

安全牢记心中，是我们自我保护的宗旨，安全牢记心中，是抵御事故隐患的防火墙。安全是每个人应当牢固树立的意识。任何违章都是可以预防的、任何风险都是可以控制的、任何事故都是可以避免的。杜绝隐患、安全生产，是你、是我，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让我们携起手来，将安全政策声明落实到工作的每一个细节！

谁来为生命护航？

谁将我们的健康庇佑？

——安全是唯一的答案！

愿安全意识深入到每个人的心灵！

愿隐患不再、愿事故不再！永远！永远„„

投稿者：李云香11.06.25

第四篇：谁来为国企下岗职工买单

谁来为国企下岗职工买单？时间:2013-06-19 18:24来源:《国企》杂志 作者:国企杂志社记者王 点击: 226 次

“他们已经活不下去了！”解决国企对下岗职工的历史遗留问题，不仅关系历史的良心，而且关系国企的未来。

本刊记者 王平

背景

一部以国企改制为故事背景的喜剧电影《钢的琴》，却让很多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感受到了强烈的酸涩和忧伤。时至今日，依然有很多人在默默承受着改革带来的阵痛。

2013年两会期间，中石化老总傅成玉再度把这一问题抛出，呼吁尽快保障这些国企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他指出，当年中石化那些因为国企改革买断工龄下岗的30万老职工，现在很多连基本生活都难以保障。这是上一轮国企改革的遗留问题。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国家的整体经济情况发展向好，改革成本不应该由他们独自来承担。这一话题引来多方关注。

据悉，1998年到2003年间，中央政府提出“三年搞活国有企业”，数以十万计的企业被“关停并转”，超过2818万名产业工人被要求下岗。其中大部分人因为年龄、知识、技术等各种原因再就业困难，生活陷入困境。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困难下岗职工一度被媒体称为被遗忘的“失语阶层”。而作为国企，虽然不得已让他们下岗，但因为历史、感情和经济因素，还在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对他们的责任。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企就不可能抛开历史包袱，轻装上阵。面对这样一个曾经为国企发展做出贡献的群体，我们又该如何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让他们一起分享改革红利，从而为国企下一轮改革解决后顾之忧？

邀请嘉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李 珍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左大培

华东政法大学劳动与社会保障教研室主任、教授 方乐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 鲁 全

工人阶级作家赵剑斌

国企改革专家 子 午（化名）

改革欠账不还行不行？

《国企》：据您了解，这部分下岗职工的生活状况是怎样的？为什么这么困难？

赵剑斌：改制之后，原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职工，除极少数符合内部退休条件的职工尚有生活保障外，其他职工全部失业。其中很小一部分年轻、有技术、学历较高的人比较容易“再就业”。其他下岗职工，特别是占多数的“40、50”人员（年过40岁的女职工、年过50岁的男职工），陷入了非常严峻的生活困境。

第一，“再就业”之路异常艰难。没有任何优势，只能应聘一些报酬最低、条件苛刻的岗位（更夫、卫生员、护理员等），没有正常休息日。只有极少数“幸运者”有从事清洁工、绿化等“公益性岗位”和家政服务类工作的机会，而多数人为了温饱只能天天奔波打零工。原国企职工居住在原国企生活区的狭小住房里，人称“贫民窟”。一些下岗失业职工只能靠拾荒勉强度日，一些下岗失业女工甚至被迫从事色情业以维持全家人生计。尤其是一些职工夫妻双双下岗失业后，生活困难，离婚率高涨。这些例子举不胜数。

第二，下岗失业职工享受低保待遇也十分困难。城市社区低保确认和发放限制严格，不到退休年龄不管是否就业都按有劳动能力对待，丧失劳动能力的标准是患癌症、精神病等少数几种重大疾病，连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肺结核都视为有劳动能力的人。同时，按照有关规定，全家人均收入达到约200元（哈尔滨地区，各地略有差异）就不能享受“低保”待遇。

第三，下岗失业职工要自己缴纳每年四五千元并不断上涨的社保金（养老金和医保金），还要养家糊口，遇到家人就医、孩子上学成家等情况还需要大笔开销。2004年养老保险缴纳额2015元，医疗保险992元，2010年分别上升为6000元、3000元，二者相加为9000元。“4050”人员在社会上找工作的月薪只有800～900元，辛苦一年才能拿到一万元左右，除缴纳社保医保，一年到头能剩1000元。除去看病吃药外，吃饭都成问题。

第四，有些企业改制不规范、不合法，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不补偿改制成本，拖欠的工资、社保统筹、取暖费、集资款、经济补偿金都给不了等等，让职工生活陷入困境。

第五，全国各地安置国企职工，国家没有统一的实施办法，也没有统一的实施标准，致使一些省市地方政府制定的安置职工的方案往往比较粗糙、草率，不公平、不公正、不合理、不科学之处较多。这也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困难。

李珍：那段历史确实很痛苦，几千万人下岗，大家一起面对各种问题，他们是值得尊重的。我国经济发展如此快，也是因为牺牲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利益，其中就包括他们。早期的劳动保险制度附着于就业，失业就意味着同时失去了工作与福利。早期我国没有失业保险，买断工龄相当于西方的遣散费。企业状况不好，给的遣散费可想而知。计划经济没有失业一说，突然失业，加上年龄大、文化水平低，就业十分困难。2005年我去东北老工业基地调研，那里企业老化，大批职工面临下岗，地方财政比较困难，最低社会保障跟不上，下岗职工生活状况确实很糟糕。

有观点认为下岗职工的养老金低与国企社保欠账有关。1987年国家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做得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把国家责任显性化。比如像智利可以把欠的钱以国债的形式写个欠条给员工，员工清楚为这个制度贡献了多少，国家的欠费金额，知道退休后能领到多少钱。现在养老保险的计算办法把终身记录引入计算，而在改制前工资基数很低，我们的工资增长却很快，这样最后算出的养老金水平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不仅是国企下岗职工，大家都觉得养老金比预想的少。这就是一种利益的损害，无论是对于当时下岗还是非下岗国企职工，都是有影响的。

鲁全：人获得社会保障是天生的权利。国企职工劳动身份的转变与社会保障待遇并无关系，不能因为他们国企职工的身份转变而有所区别。他们生活出现困难，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下岗的补偿金太低。我们在调研中发现，很多补偿金是根据当地政府划的最低保障线来计算。

子午：改制时很多职工对国企未来发展并不是很乐观，加上还有一笔在当时看来比较可观的补偿费，所以很多职工也选择离开。随着物价快速上涨，当时的补偿费也就显得微不足道。而且当时离开的职工中很大部分能力并不是很强，在社会上发展好的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大部分的生活并不是很好。

在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可能完全避免。从当时历史情况来看，并不能说是错的。始于1998年的三年改革脱困攻坚战使国有企业在探索中明确了改革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以公司制、股份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从而使自己找到了一条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当时既然能推进下去，也说明是形成一定共识的。随后，尤其是国资委建立以来，国有企业由市场经济中的弱者变成了适应市场竞争的主体，企业营利水平大幅提高。从发展看，当年的改革是不能否定的。

《国企》：您觉得如果国企下岗职工的问题长期不解决，会对国企、社会产生什么影响？

鲁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年为保证经济发展，企业改制时牺牲了他们的利益，这是必须承认的。从感情角度来看，这些国企下岗职工尤其是“40、50” 人员生活十分艰难确实让人不忍。从理性角度来看，他们的基本生活保障不了或者解决不了，难免会造成新的问题。比如很多国企领导层都有下岗职工上访，围追堵截的经历，矛盾一旦激化就会成为社会不和谐因素。

此外，这个问题不解决还有长期影响。我国养老金制度在1997年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原先的现收现付转为现收现付与基金积累相结合。原来国企职工的养老是由国企负责，从此全部推向社会。这种制度性转轨必然会形成制度成本，应该由财政来支付，但财政并没有具体拿出钱来。如果不做实国企社保欠账，账务会一直堆积，对个人而言不会影响养老金权益，但是会让当下年轻人的缴费负担加重，比如原来可能缴费率10%就可以养活退休人群，但现在缴费率会提高到20%。

子午：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是问题，可是解决了也会产生问题。首先，政策层面专项倾斜有失公平。其次，从正常的企业发展来看，下岗裁员都是正常的市场行为，在市场经济中，国企以后肯定仍会出现裁员的问题。那么那些生活困难的下岗人员是否要继续去找国企解决问题？这可能成为国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一个新问题。

赵剑斌：首先是保证不了《宪法》的贯彻实施，使《宪法》、《党章》形同虚设，保证不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保证不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保证不了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不了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其次，工人阶级群众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长期上访，民怨沸腾，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影响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地位。

历史命题如何解决？

《国企》：您觉得该由谁来保障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国企还是政府？

方乐华：他们承受着国企改制的成本，值得同情。但从法律来看，脱离劳动关系就不用对其负担基本生活保障。所有劳动者都是社会人，他们生活困难，可以要求社会给予保障和帮助，这是宪法规定享有的权利。现在构建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人提供保障。人社部与民政部门应该加强沟通和协作，减少审批手续，办好困难职工的各项保障。同时，对于每个职工而言，当下每个街道每个镇都有社会保障服务中心，遇到保障问题可以找对应部门解决，不要去围拦国企领导。

鲁全：我们不反对有些企业给予他们补偿，但切断劳动关系之后，国企就已经没有义务。当时可能并没有考虑到下岗职工的长期生活，这可能是当时的不足，但是不能为弥补之前的错误再犯一个大错误。虽然国企中有一部分是他们的贡献，但是现在国企的利润是当下国企职工共同创造的，和之前劳动者的贡献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下岗职工的问题应该由政府发挥作用。

《国企》：该怎么做才能保障甚至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

李珍：我的弟弟妹妹和他们的爱人都在那次改制中下岗，想起那段岁月我至今也非常难过。我们不能纠结于那段历史，要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国企是全民的国企，而不仅仅是那些职工的。无论是通过何种形式专门给予这些职工补偿，体制外的人和那些非国企生活困难的人就会觉得有失公允，有怨言。比如基本生活保障不了为何不去围民政部，而是去上访、围堵国企老总？这里面肯定有人存在不平衡心理，觉得为盘活企业我被“卸车”，而现在企业发展这么好，与自己生活形成强烈反差。这似乎是一个无解的命题。不光是改制时期，只要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失业或者下岗的痛苦就一直存在。我们要以一个好的心态去看待问题。

但是可以做的是政府要结好社会最低保障网，寻找合适的最低保障线，做到应保尽保；要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水平，降低贫困率，使最低保障见到成效。同时，养老保险也要加大保障基本力度。当下养老保险制度设计存在缺陷，可能很多人没有保到，这是需要改善的。这都需要政府的决心。对于国家财政转移支付这个方式，除了新型合作医疗和教育上，中央政府更起作用之外，其他的事务包括社会保障都是地方政府主导的。我希望能通过转移支付采取一些办法，但是这个方式也是要谨慎的。

方乐华：首先，民政部、人社部应该联手国资委做一个全国范围的大调查，摸清这个问题的严重程度，才能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比如上海就没有东三省的情况那么严重。

其次，不管是历史遗留问题还是新的问题，都应该在社保范围内尽可能解决。这是解决

问题的正途。第一，国企下岗职工中，仍然没有处于劳动年龄的，生活比较困难的，可以优先安排就业。就业就是最好的社会保障。第二，对于一些已经退休的职工，如果没有达到当地养老金水平，可以倾斜。第三，应该提高低保水平。未来我们要做到缩小贫富差距，其中就需要提低、保中、限富。

鲁全：首先，这部分人群中最困难的是已经进入养老年龄的职工，因此要严格按照政策保证养老金的正常发放。其次，比较困难的“40、50”人员要优先解决就业问题，要有政策支持。最后，社会保障中救助制度、低保制度要适当倾斜。这样做或许会有不公平的质疑。养老金制度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多交多发，不交不发，倾斜就不公平。同时，通过专门的财政转移机制实际操作会比较困难。比如如何确定符合标准的这类人群，农民工算不算？虽然是国企下岗职工，但当时他们享受的福利分房等福利又如何折算？集体所有制和国有制企业都是公有制企业，那么集体企业中的下岗职工是否要算进去？而事实上在当下国企下岗职工、农民工和失地农民三类生活困难人员中，还是国企下岗职工比较困难。农民工一般都是青壮年，实在不行可以回村，有退路，失地农民以“农地入股”，可以从土地使用方得到利润分红。绝对公平很难做到，但是让社会中最困难的群体利益得到最大幅度的改善就是一种公平。

子午：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首先，国企可以提供合适的临时性岗位给他们就业，但是僧多粥少，而且每个企业发展的具体情况都不同，不能硬性要求。国企也可以根据实力给予他们补助，但是国企的钱也不是自由支配的，还需要主管部门的允许。况且那些企业已经不存在的下岗职工又该怎么办？其次，就是政策上给予一定倾斜，给予一定补助但有欠公平，也缺乏可操作性。最后来看，只能是个别企业个别处理，比如中石化这样能力比较强的企业，尽量自己消化，这样可能做起来比较容易一些。

左大培：首先，从国企上缴的利润中，财政拿出一部分给还未到拿退休金的困难职工作为补偿，到退休年龄的就可以领取养老金等保障了。具体细则需要讨论和设计。

其次，虽然国企在法律上没有义务去管他们，但是在道义上和觉悟上应该帮助他们。国企现在虽然有一定利润，但是国企规模现在并不大，还需要自身改革投入和扩大再生产，让他们完全承担下岗职工的生活不现实。这要考虑国企自身的承受力，有能力的可以为改善职工生活做一些事情。

再次，应该严厉打击腐败，彻查国企改制中存在的国资流失问题，包括国企改制过程中各级经手单位和个人，鼓励下岗职工积极揭发举报，然后把房地产商的利润拿出一部分给职工。原来所在国企倒闭后，经过所谓的市场化运作低价卖出，那块土地的开发商赚取的巨额利润中很大部分是国资流失的非法所得，而侵占的恰恰是下岗职工的共同利益。比如现在一直在发酵的“潘仁美”事件，里面很多情况指出了地产商暴富的原因。

赵剑斌：广大国企职工在经济体制改革和政策转换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企业亏损的负担和责任由他们来承担不公平。国企职工几十年来低工资多贡献，养老、医疗等福利待遇的费用已被改革开放的成本所支付，甚至在转制中被相当一批贪官污吏所瓜分，国家不能让他们独自承担改革成本。他们现在需要的是社会给予更多的补偿，保障正常的生活。

现在各地政府对生活困难的城镇居民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只能解决他们暂时的吃

饭问题。除此之外必要的住房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医药费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低标准安置国企改制中的国企职工根本达不到妥善安置的目标。因此，郑重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希望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认真关注下岗失业职工这个庞大群体，关注他们艰难的现实处境。建议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成立专门机构，出台统一的政策措施，研究处理下岗失业职工问题。深入下岗失业职工群体进行切实调研，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有关政策，使他们也有机会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沐浴党的惠民春风。

第二，鉴于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的巨大贡献，区分各地不同情况，制定适当标准，对他们在国企改制中付出的巨大牺牲进行合理的经济再补偿，把他们从生活的泥沼中拯救出来。

第三，鉴于他们不堪每年交纳社保金的重负，根据原职工年龄大小和工龄长短，部分或者全部免除交纳社保金，直到退休。

第四，根据工龄长短，在国企每工作五年的，提前一年办理退休手续，提前退休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五年；工龄满30年的下岗失业职工提前办理退休手续。

第五，吸纳下岗职工或有下岗经历的人员成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给他们一定的话语权，为几千万下岗职工表达意愿。

第六，对在下岗以后为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要给予职称评定或者奖励，提高生活待遇标准。对已经退休的、对社会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无论在退休前或退休后，要重新审核资质和社会贡献，打破双轨制界限，提高养老金和各种待遇标准。

为促进问题的解决可采取如下几项措施。

第一，各省市乃至全国成立联合信访接待办公室，专门处理咨询国企职工置换身份安置问题，裁决相关事宜。

第二，各省市乃至全国设立专门调研机构，调查研究相关课题，为解决此类问题搜集情况案例，进行分析论证，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第三，通过各种媒体网络展开全国性的大讨论，各省市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讨论，召开有关的研讨会，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在各省市乃至全国举办听证会，由包括国企职工在内的各类人士参加辩论和申诉。

第四，全国人大、政协、党中央、国务院、总工会要召开专门会议，广泛征求意见，请专家共同切磋探讨，出台相关政策。

第五篇：为幼小的心灵减压

为幼小的心灵减压

我有一女儿，今年5岁了。爱好广泛，性格多变，有些调皮、好动，偏向男孩性格。平时好在老师和家长面前表现自己，希望得到大人们的关注与褒奖，偶尔还会与大人们讨论一些大道理。可也有让人头疼的时候，做事漫不经心，没有时间概念和紧迫感，除了比赛之类的活动外，其余的一切事情对她来讲，可以说是无所谓。每次排队的时候，队尾都会有一个熟悉的身影，就是我家的宝宝。

作为即将步入小学大门的孩子家长，闲时自然也多几分闲聊，信息了解得越多，家长们的心理压力则越大。众所周知，小学前两年对小孩的学习和成长至关重要，也正是验正了那句老话：“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其中有一位家长提到，小学的学习进度很快，怕小孩跟不上进度，只有在幼儿园就把一年级课程学习了，所以，有的家长在选择幼儿园时就要考查是否可以学到拼音、文字、算术等知识，不会注重小孩是否在园玩得开心快乐，是否玩游戏等。我还是比较认同女儿所在幼儿园，她虽然不学习很多课本知识，但有很多她喜欢的活动，让她在园没有心理压力，可以开心快乐的成长。也很少看她像其它同龄孩子一样，回家要写很多拼音汉字，做很多算术题，幼小的心灵就开始承受着很大的压力。

近些年，不少的教育学家、少儿研究教育学者等都提倡尽量不给小孩报培训班，让小孩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快乐的成长。转念一想，现实中有多少家长能做到这点呢？我也和众多家长一样，给小孩报有兴趣培训班，有的是她要求报的，有的则是我们所希望她学习的，每次小孩放学、放假，我就得安排好时间陪同她奔赴各个培训点。从一年多培训课上下来，给我最多的感触是，小孩之所以喜欢继续上下去，一方面是她懂得学习更多的特长技能是对自己有益处的，另一方是能在家人面前多展示一下她的才能，得到更多的赞许。我想，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小孩是快乐的，是无压力的。

我们身边有位小朋友，家长也是希望小孩能报些英语、画画、舞蹈之类的兴趣班，可那小孩每去一次，下次就不愿再去了，但她非常开心快乐，讲话做事自然大方，有胆量，这不就是我们所希望的么。

在孩子的成长路上，我时常也在反思，孩子成长的路需要加大码力让其跑吗？其实我们应该为一个幼小的心灵减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