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势博弈的实践样式与维稳[大全五篇]

第一篇：依势博弈的实践样式与维稳

“依势博弈”的表现样式与基层维稳的“化势引导”

沈秋伟

内容提要：“依势博弈”提供了一种解读社会转型期基层社会矛盾的新视角。本文介绍了“依势博弈”的有关理论和思想；分析总结了“依势博弈”的实践样式，由弱到强依次为：谈判博弈、上访博弈、集群博弈、破坏性博弈以及个人极端行为等几种情形；提出了针对“依势博弈”之“化势引导”的思想，并指出“化势引导”的“五要诀”：要讲立场、要讲法律、要讲人情、要讲妥协、要讲谋略。

关键词：基层抗争 依势博弈 化势引导 维护稳定

当前，我国涉及民生问题的矛盾纠纷多发，而公民社会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民意表达缺乏缓冲力量与缓冲媒介，社会紧张、社会不安尚未寻找到有效的释放机制，来自于基层政府治理的和社会成员的双重戾气仍在加重①。信访问题突出，理想中的‚解决老问题，减少新问题‛或说‚减存量、控增量‛的目标不仅没有如期实现，而且呈现出老问题翻旧账、新问题不断涌现的态势。由于任务的不断加重，我国信访机构有再次升格的迹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法治的无奈，也反映了维稳工作的复杂性与艰巨性。面对当前困境，学者们纷纷提出解释框架，以帮助人们阅读 ①广州增城事件，是乡域社会治理的戾气（大敦村治保队的恶治）与草根社会戾气（造谣与打砸烧冲动）共同作用的结果。

②海南《法制时报》报道，6月15日，中共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暨省信访局干部大会在海口召开，会议宣布中共海南省委群众工作部成立。国家信访局昨日向南都记者证实，这是全国第一个省级层面的群众工作部。

②当前社会场景。而中南大学社会系董海军关于‚依势博弈‛的论述，为我们理解当前基层抗争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方法，也给我们基层政府维稳工作提供了一种新的启示：在坚持依法处臵的大原则下，灵活运用多种手段，积极做好‚化势引导‛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消除直接冲突的危险。本文借用学者理论，结合实践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分析‚依势博弈‛的表现样式，提出‚化势引导‛的途径与方法。

一、董海军“依势博弈”解读

在大量的维稳实践中，我们充分感受到基层抗争的爆发点在增多，抗争的对象多元化（政府、企业、其他组织），‚依势抗争‛而不是‚依法抗争‛成为常态③，解决问题的难度在增大。与此同时，一部分有敬业心的干部试图通过多种手段（往往表现为非法律的手段，如亲民主义路线、经济万能、软硬兼施、计谋策略等等）来缓解维稳压力，而另一部分基层干部畏难情绪和逃避心理加重，维稳工作陷入尴尬与被动。从总的来说，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为了争取自身的权益（合法的与不合法的权益），偏向于采取临时的集体主义行动或其它‚威逼‛行为，与对方博弈。这种草根抗争的机理很难用确切的词语来表达。董海军（2008，2010）在解释基层社会的维权行为时，借用本土资源性概念‚势‛的含义，汲取各种解释的合理内核，基于乡镇场域的现实案例提出一种融合性的解释框架——依势博弈，这一表述无疑是别开生 ③ 本人处理的一个涉稳事件中，有一位律师充当了“依势抗争”的急先锋，并明确表示，只能通过集体施压，才能争取政府的重视。可见，整个社会法律信仰之缺失已到了何种程度。面的。

1．基层维权环境变迁。董海军在分析当前基层社会（特别是农村）维权环境的变迁时指出，维权主体和对象呈现多元化特点，维权对象从原来的基层政府向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转变，政府的角色也发生了变化，更多的是以调停者的角色出现。在基层相当一部分群众心目中，法还非常遥远，当法律对己有利时，就坚决要求实施，如果自己的主张得不到法律的支持，往往就理直气壮地以‚不懂法‛为荣，不讲‚法‛，回避‚法‛。

2．“势”的解释。董海军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了阐释：一是以发展本土资源性概念为目的。势概念的提出从面子与权力的运作过程出发，关注个人权威、道德品质、利益往来及血缘关系等因素的配合方式而提出。人们常说的‚得势‛、‚有钱有势‛、‚无钱无权无势‛、‚人势‛等即是这种意思，体现了将日常生活用话学术化的努力，也可以说是术语日常生活化。二是从我国的传统含义入手梳理本土性含义。势一种隐性力量，之所以是隐性的，是因为势本身并不是直接作用对象的力量，而是依靠其他方面产生力量而作用。这些方面都是势的来源，比如形势、姿态、权力、地位、时机、法度、情况、威力、规律和运动趋向等。三是批判性借鉴西方相似概念‚资本‛丰富‚势‛的含义，论述‚势‛作为学术概念所存在的意义。在博弈时，大家试图戴上老百姓、群众的‚帽子‛。‚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董海军，2008)就说明了弱者之势的存在，与作为金钱的‚资本‛对立存在。3．“依势博弈”策略。博弈双方或多方，通过势的积累与较量，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臵，不断在场域中展开斗争，这个过程就是‚依势博弈‛的过程。对‚依势博弈‛，董海军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只是形象地表述为‚‘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是居于日常抵抗与公开的直接对抗之间，既显性地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又借‘弱者’之壳保护自己的一种‘倚老卖老’式无奈抗争。‛笔者理解，所谓‚依势博弈‛就是基层博弈者通过充分借助政治、法律、道德、习俗、社会人情、草根身份和部分人员的无赖心态，给博弈对象施加政治、经济、道义、精神和心理影响，以获取权益最大化的过程，体现了草根行动的策略性、权宜性和趋利性。董海军指出，依势博弈包含了知势、造势、借势、用势的全过程。（1）‚知势‛就是对情势的判断，是博弈正式开始前的掂量。（2）‚造势‛包括问题化（扯出动静）、污名化（贬损对方）和扬言呈现威胁状态（常用的就是要上访，直到进京上访，或者杀人与自杀等）。（3）‚借势‛ 就是借助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人物、社会潮流等，动员群众参与博弈的策略。借助势力进行博弈，可以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小博大。通常有借用‚博弈代理‛、借用‚关系网络‛、‚借鸡生蛋‛、借‚众势‛、借‚形势‛等。（4）‚用势‛就是择机释放‚势能‛，给社会施加影响，除了‚弱者之势‛外，通常还有择机上访、对准权势、舆论施压、用足厚势等策略。

4、“依势博弈”维权系统。在‚依势博弈‛中通常存在三方 角色。博弈主体通过造势、蓄势展开博弈过程，其胜算往往主要寄托于‚势‛的大小。博弈对象则试图通过与行政资源、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天然联系，走一条‚以势摆平‛的路子，有时也会借用灰色势力来摆平某些事端。而作为调解裁决的政府或司法机构为了事态的平息通过中庸之道来调势。一般说来，调解或裁决方的出场主要是应博弈主体或博弈对象的要求，也即博弈主体与博弈对象不能相互协调或妥协时，博弈主体之‚势‛与博弈对象之‚势‛无法调和时出现的。有时，博弈对象是基层政府本身，则博弈主体就会‚不得以‛接受上级政府作为调停者的角色，或者表面上把上级政府作为其信任的第三方，而骨子里是通过缠访上级给基层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其诉求得到满足。

二、“依势博弈”的表现样式

‚依势博弈‛的表现样式非常丰富，可以从博弈的对象、博弈的内容、博弈的方法、博弈的目标、博弈依赖的力量上作各种分类。本文结合基层维稳实践，依照博弈行为方式及其激烈程度对‚依势博弈‛表现样式作一个初步分类，以期为‚化势引导‛工作提出思路。

（一）谈判博弈。博弈双方通过讨论对博弈事项取得某种程度的一致或妥协的行为或过程。

1．个别谈判。客观上存在某种争端，争端的弱势一方个人或派出个人与争端的另一方进行直接谈判，在一定意义上还没有造势的过程，因此严格地说是‚依势博弈‛尚未开始。作为一种 参照，我们姑且把它叫作‚造势前博弈‛。虽然如此，如果个别谈判掺入威摄性语言，或者以隐约可见的群体作后盾，则也已经进入了‚依势博弈‛的范畴，成为‚依势博弈‛的某种起点。基层矛盾纠纷中，此类情况也不鲜见。处臵实践中，因其势小而往往不引人注目。

2．群体谈判。博弈主体聚合人员，在不同的场合与博弈对象或其代表进行谈判，寄希望于‚人多势众‛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压力，以期实现利益目标。在许多交通死亡事故、生产事故发生后，死者方以‚人死为大‛的传统心理和‚人多势众‛的蓄势效应，提出高额赔偿目标，逼对方（肇事方、施工单位、厂方等）应承。

3．挟尸（停尸、抬尸）谈判。是群体谈判的升级，但已经超越了法律的底线，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博弈主体以冒违法被处理的风险把博弈之势蓄到‚弹性极限‛。在实践中此类情况并不鲜见④，且依法处理的难度很大，非常容易演变成博弈主体与作为法律执行者的公安机关之间的严重对立和冲突。

（二）上访博弈。上访，即群众越过底层相关国家机关到上级机关反映问题并寻求解决的一种途径，是‚青天文化‛的现代表现形式⑤。根据上访的事件起因（理由）上访分为有理上访和无理上访。根据上访‚势‛的大小，依次可以分为：

1．个体多次访。实践中，此类情况各地都有。个体行动，④ 2008年瓮安事件是一起在挟尸事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场社会骚乱。

⑤ 青天文化，历史上讲是剥削压迫社会统治阶级草菅人命，导致老百姓冤屈只有侥幸遇上青天大老爷才能解决的概念性文化。现在既有沿用的一面，也有滥用的一面。多次重复，从而造成对基层政府的压力，迫使基层政府满足其要求。其‚势‛来自于个体的反复多次行动，每增加一次行动，就多给政府一次压力，也就多一点与政府博弈的砝码。

2．个体缠访。部分信访人无论信访工作人员如何做政策解释和思想疏导工作，也不管信访问题是否已得到明确的处理意见，信访事项已经三级终结，当事人却仍是以同一理由或实事，一而再、再而三的持续上访，形成缠访。缠访现象显示出三个特点：一是缠访表现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二是个体缠访的多，群体缠访的少；三是缠访人比较注意‚方式方法‛，既不说过分的言语，也不采取过激的行为。基层政府为摆脱‚缠访‛困扰，不得以‚花钱买平安‛，在某种程度上鼓励了‚缠访‛行为。

3．群体上访。《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十八条明确：‚多人采用走访形式提出共同的信访事项的，应当推选代表，代表人数不得超过5人。‛因此，在实践中，我们都把5人以下的上访排除在集体上访之内。群体上访是一个大概念，5人以上，上不封顶。一般而言，集体上访的‚势‛远远超过个体访，人多势众，造成对信访秩序的现实危害，对社会治安的潜在危险，容易引起党政领导的高度重视。但同时，对上访组织者来说，集体上访的组织成本也大大提高，人员的移动需要车辆，人群中的非组织化倾向也给组织者带来了很大的法律风险，因此群体信访的博弈往往需要集体共同利益自发趋动力，否则也很难形成。

4．规模上访。规模上访是群体上访的一种，是指集体上访 中人数较多的情形。但很难给规模上访一个数量上的确定。规模上访更确切地要看人数与激烈程度的乘积大小。一般而言，50人以上比较激烈的或者100人以上比较温和的上访都是规模上访。500人以上的可以称作‚大规模上访‛，2000人以上的可以称作为‚超大规模上访‛。规模越大，对社会秩序的冲击越大，潜在的引发骚乱的风险一般呈几何级上升。

5．大区域联动上访。社会上存在几类特殊群体，往往在全国范围内政策调整造成的。目前，几类涉军群体基本上都是全国性的，又涉及较多人数，他们的利益诉求相近，天然地具有较强的组织性。他们具备形成大区域（全省、全国）联动上访的条件，极易在统一的时间，在指定的地点跨区域协同上访。这类上访直接与省级乃至中央领导层构成‚依势博弈‛格局，地方政府失去了与之对话的机会。

（三）集群博弈。群体分初级集体与次级群体，初级群体一般人们的行为处在既定的社会规范的制约之下，但在一些特殊的情境中，也会产生一些不受通常的行为规范所指导、自发的、无组织的、无结构的、同时也是难以预测的群体行为方式，这就是社会心理学所说的集群行为，典型的如交通事故闹丧事件中的死者家属群体。次级群体是用来表示与初级群体相对应的各种群体，如学校、职业群体、社团等。次级群体是人们为了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如战友会、同学会、同乡会群体等。一般说来，次级群体规模比初级群体要大，成员较多，有些成员 之间不一定有直接的个人接触，群体内人们的联系往往通过一些中间环节来建立。次级群体既是个人步入社会所必须加入的群体，也是个人社会活动领域拓展和活动能力增强的标志。集群博弈理论上包括上访博弈中的‚群体上访、规模上访和大区域联动上访‛，但这里我们讨论的集群博弈，排除了上访的方式，是一种升级了的、用对政府不信任态度和对抗性方式来博弈的方式。

1．集会。《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规定了‚集会‛ 指聚集于露天公共场所，发表意见、表达意愿的活动，是一种需要获得行政许可的行为，这给集会带来了法律上的制约。实践中，一些群体为了表达他们的的意愿，先通过申请给政府施压力，在一般情况下得不到许可时，则抱着‚法不责众‛的心态，坚持‚文明集会‛，甚至以中央的政策、合法的口号为外衣，未经许可实现了集会的目的，却鲜有人因为‚非法集会‛而获罪。

2．游行。游行，是指在公共道路、露天公共场所列队行进、表达共同意愿的活动。它是集会的升级，是在动态行进中向社会昭示诉愿，而且往往伴随着拉横幅、喊口号等刺激性行为，更加直接地挑战统治秩序。实践中，这类情况发生的还不多，只要没有直接的影响交通、伴随打砸抢行为，公安机关也多以制止并训戒的方式了结。

3．示威。示威，是指在露天公共场所或者公共道路上以集会、游行、静坐等方式，表达要求、抗议或者支持、声援等共同意愿的活动。实践中，示威的场所往往选择在政府或者其所属机 关大楼前。给党委政府领导者以直接的压力，从而试图更直接有效地实现其博弈目标。

4．堵门。多发生在企业与周边村民的冲突时，村民通过堵门来直接有效地干扰企业的生产，导致企业的停工，从而逼迫企业坐下来谈判。从近年的实践看，企业环境污染导致的村民堵门事件多发常见。单纯地从堵门的行为看，是一种显在的违法行为，但纠其原因，却发现这种抗争含有一定的无奈性。在‚不堵门不足于解决问题‛时，村民就开始采取这样的行动。

5．堵路。堵路的原因要比堵门复杂多样。其博弈的对象以政府为主。原因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但由于堵路直接导致无关人员的利益受到损害，也容易引起无关人员（过路车辆、客人）的反对，在道义上更站不住脚，公安机关出手打击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除非大规模行动，目前这类行为比前几年少了许多。

6．占据。对博弈对象的空间进行临时占领，博弈之势臻于极端，违法风险也达到极端。这是‚最严重‛的‚文明抗争‛，已经到达‚破坏性博弈‛的边缘。

（四）破坏性博弈。理论上讲，集群行动也包含了这里要讲的‚破坏性博弈‛，但为了研究的方便，我们把集群行为限制在‚可以恢复状态‛的范围内。事件过后，现场无法恢复到原先的状态的，我们称之为‚破坏性博弈‛。

1．肢体冲突。在集群行动中，博弈双方或者其中的一方与第三方秩序维护者发生了肢体冲突，导致人员伤亡的情形，导致 状态无法完全恢复。肢体冲突，可能不是博弈主体的本意，但是可以预见的。

2．打砸泄愤。直接地通过打砸人员和物品，博弈主体实现泄愤的目的，或者通过打砸，理性地威逼对方满足其博弈目的。这是一种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开始脱离博弈的初始目标，而走向反面，事后大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3．放火骚乱。打砸行为的进一步升级，就可能使事态走向极端，2008年贵州瓮安事件是一起典型的放火骚乱事件。完全脱离而且已经背离博弈者的目标。

（五）个人极端行为。还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自焚，既不能归入到谈判博弈，也不能归入到上访博弈，更不是集群行为，又无法纳入到破坏性博弈范畴。这是一种博弈的极端方式，其目的还没有偏离博弈的方向，是‚最后的一博‛，是一种以死抗争的行为，其行为之势之所以强大，是因为能对社会心理造成极大冲击，激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同情。在强制拆迁中，此类事件已经多次重复发生。它表面上是与基层政府抗争，实质上撼动了整个政府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其心理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

（六）博弈主体的组织化倾向。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演变，一些博弈主体的组织化倾向日益明显，他们在博弈的实践中体会到了个体的渺小和集体的强大，从而在其反复的内部磨合中形成了某种组织化倾向，大大增强了博弈的之‚势‛。在诸多特殊群体的抗争中，其表现更为明鲜。

三、基层维稳的“化势引导”法

明白了‚依势博弈‛的原理及其实践样式，我们在基层维稳实践中要更加注重‚化势引导‛，就是说要想方设法消解基层抗争的‚势能‛，消融其‚依势博弈‛的心理能量，使群体性事件的‚软着陆‛，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化势引导”要讲立场。维护稳定的目的不是为了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化势引导‛首先要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放在首位。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建党90周年讲话中指出：‚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我们要做的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坑骗、敷衍群众。否则只能换来一时的、表面的稳定，却会带来更大的祸害、更大的不稳定。具体来说，一要大力提高干部队伍政治素质，消除干部队伍中存在的错误的群众观；二要广泛开展走访活动，推行‚政务广场‛、‚民警广场‛、‚警务广场‛⑥等做法，加强与群众的联系，增进与群众的感情；三要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这样，我们就有了‚化势引导‛的本钱。

（二）“化势引导”要讲法律。在‚依势博弈‛的背后，我们都能隐约见到法律的影子。博弈主体为了追求博弈目标，其实 ⑥ 湖州市公安局推行“警务广场”战略，积极建立民意导向警务模式，推行警务民主化，构建警务共同体，得到了群众的拥护，而且已经启发部分地区推行“政务广场”，一些社区推行“民情广场”。实践中，笔者2010年8月化解人造地板厂危机时，主动上门与拟采取极端行动的群众沟通，帮助他们向党政领导反映合理诉求，他们完全服从笔者的调停，自此得出一个结论：只要你能主动与群众保持联系，积极维护群众合法正当权益，一般的群体性危机都能化解。或多或少经过了对法律实用主义式的筛选。许多老上访户都是某领域法律的‚专家‛，虽然有的有意曲解法律的本意，或者对法律进行自以为是的解读，但不管如何，法律在博弈主体心目中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力量之源，为其行为的合法寻找依据。因此，政府在‚化势引导‛引导时，千万不要盲目地采取‚以势攻势‛的方式，而是要研究并实施精准的法制宣教工作，从法律上纠正博弈主体的错误偏向，让多数人或或者挑头者心服口服，以法律攻心来消解其‚势‛。一是领导干部要学习掌握法律知识，获取群众信任；二是要培养组织一支既有口才、又有深厚法律底子的工作班子，一旦发生群体性博弈，要及时研究答复口径，防止出现对答不当而授人以柄，导致事态的恶化；三是要主动通过对话、交流、座谈等形式，帮助群众分析解决问题的路径，引导群众依法维权，并给予切实的帮助，对部分群众无理的要求，要站在法律的立场上旗臶鲜明指出其问题所在，尽量消除群众依势博弈的盲目性⑦；四是要及时果断地打击破坏性博弈的煽动者和挑头人物，查处集群博弈里的违法者，把更多群众的行为限制在合法的框架内展开博弈。

（三）“化势博弈”要讲人情。面对群众的各类诉求，法律不是唯一的参照物。特别是当政府成为博弈的对象，而政府行为存在瑕疵时，群众就会把政府的过错放大，得理不饶人，提出过分的要求。这时，法律就比较苍白。实践中遇到的案例最有代表 ⑦ 笔者牵头处理一小区因房屋质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站在居民的立场上，帮助他们探寻解决问题的正确道路，鼓励引导居民通过房屋质量鉴定来解决心中疑惑，并在此基础上合理解决争端。同时与主张上访施压的部分群众见面，明确指出他们的做法是错误的，打消他们依势博弈的幻想。目前，事态趋于平稳。性的是城郊结合部的违章建筑的拆迁赔偿问题。往往是这样的：控制区内，政府许多年前就停止审批农民自建房，但农村的子女长大了，要结婚成家，不得以大家都开始盖违章房。这样的违章建筑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但在人情上却不能无视其存在。从一开始，政府利用审批的权力，用一刀切的办法，阻截了不合理的建房申请，同时也阻截了正当的、合理的建房申请。现在，要不要赔偿‚违章建筑‛的拆迁款？实践中，政府实际操作都是有人情味的，只要群众配合，‚违章建筑‛也是能得到一定的补偿的。当然带来的示范作用不可小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明，转型期的稳定问题源头是复杂的，法律无情，操作却必须有情，否则维稳之路是很难走通的。一是要体谅民生疾苦，在政策允许范围内不克扣群众利益；二是要深入分析群体中不同人员的不同情况，对群众公认特别困难的群众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真心实意地帮助解决困难群众的燃眉之急，往往会让更多的群众体察到政府的温暖，对‚化势引导‛会取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三是要清明政风，干部要干净干事，一个有‚好名声‛的干部下去工作和一个有‚坏名声‛的干部下去工作的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四）“化势引导”要讲妥协。波兰的著名公共知识分子亚当〃米奇尼克认为‚民主是灰色的，而妥协是金色的。⑧‛俞可平强调增量民主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妥协思想。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需要悲天悯人的情怀，要把对方当做对手 ⑧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

⑨ 增量民主理论既可以看作对现代化过程中的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理论分析，也可以看作对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现实描述。而不是敌人，积极开展对话、博弈与妥协。不同的或者对立的双方在博弈过程中不免有对抗性的争执、互不信任甚至激烈的冲突，但双方都不应把对方逼入死角。作为政府，无论是作为博弈对象，还是作为博弈第三方，要学会在政策框架下的机动灵活，富有成效地开展沟通、商量和讨价还价。一是要培养谈判专家，善于倾听，适时表达见解，思想要富于创造性。二是要善于寻找对手，在众多的博弈群体里快速找到真正的对手，同时也要寻找可以争取为我所用的人员。三是要制定逐步妥协的方案，反复论证其可行性，有节奏地开展对话与妥协，保持一定的弹性，确保既不溃败，也不死硬。

（五）“化势博弈”要讲谋略。‚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归根到底源于社会不公正。在社会实践中，社会资源占有者，无需通过公开的博弈的来争取权利，一般只需要某种社会运作，譬如一个电话，一次会议室里的交流与谈判，就能达成共识，解决问题。而作为无权、无势、无经济地位的低层群众，表达和争取诉愿的渠道还不够通畅，‚依势博弈‛其实正是他们对抗社会‚不公正‛的一种权宜之计，并顺着这一思路，他们有时也会提出超越合理性界线的过分要求，导致社会戾气挑战执政秩序，社会紧张难以舒解。应对‚化势博弈‛中的社会戾气，政府还需要应用政治谋略来化解。本质上，谋略是一种为获取利益和优势的积极的思维过程。而本文关于谋略的目的，更直接表现为维稳的目标，稳定是本文研究的最高目标。中国的谋略学博大精深，中国棋艺是中 国谋略同构，拾级而上依次为守拙、若愚、斗力、小巧、用智、通幽、具体、坐照和入神九个层次⑩。谋略是智慧，更是经验，很难传达。实践中，要博采众长，遇到问题多研究，事前多开诸葛亮会议，事后要多开评析会。

总之，在所有的‚化势引导‛法中，立场是首要的，也是共产党干部解决问题的根本出发点；法律政策是根本依据，也是政府在解决博弈事项的重要立足点；人情是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重要法宝，人情练达与世事洞明是处理复杂问题的基本前提；妥协是一门学问，是化解博弈僵局的必由之路；谋略包含了妥协，但是智慧之集成，小事用巧，大事用神，各有所用，灵活机变，重在积累，重在实践。

（作者：湖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公安分局局长）

参考文献

1.周晓虹，社会心理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 2.董海军，依势博弈：基层社会维权行为的新解释框架，《社会》2010第5期 3.郭于华，化解社会戾气先要约束权力，《南都周刊》2010第32期

⑩ 宋《棋经十三篇》之第十二篇《品格篇》。

第二篇：维稳与治理

从管理到治理：地方政府维稳职能的失衡与矫正

徐铜柱

（湖北民族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摘要：转型时期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失衡状态，即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之间的错位等等。当前应以治理为目标对政府管理职能予以矫正，职能结构上从维稳职能为主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职能关系上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型；职能主体上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职能环境上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关键词：维稳；治理；政府管理；管理职能

中图分类号： D035.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了新的全面的部署，特别是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目标，这不仅为解决当前一系列社会问题、转型政府管理体制、提升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指明了方向，而且也为政府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管理提供了强劲的动力。由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矛盾的显现，使政府不得不把维稳作为重中之重的职能加以重视和建设，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维稳体制。不可否认现有的维稳体制对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但也暴露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把一些公众维权、宗教信仰、征地拆迁等问题政治化、扩大化，导致矛盾激化。其实，这些大多是社会问题，可通过社会治理来解决。社会治理要求创新政府管理，规范社会行为，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创造良好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公正，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这一目标的实现单靠维稳职能是难以实现的，需要更广泛更全面的政府职能的落实。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宁可将主要精力花在维持暂时的表面的刚性维稳工作上，而不愿去研究解决具有深层次的能解决矛盾根本问题的治理之道，导致基层政府政府管理水平的低效，从一定角度反映了基层政府社会治理责任的错位与缺失。

一、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重心失衡

社会稳定作为社会治理中具有特殊性的内容，其意义和作用往往被人们给予更大关注。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政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治理与维稳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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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项目2010课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领导力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GM－2010－042）。作者简介：徐铜柱（1971-），男，湖北巴东人，湖北民族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民族地区社会治理。esxutongzhu@163.com 系，有的甚至将社会治理等同于维稳，并将大量的人、财、物力用于单纯的维稳工作，忽视了具有根本性的社会治理责任的践行，导致政府管理中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责任与维稳责任的严重失衡。一方面，从政府视角看，政府维“稳”成本不断增大，公安、武警参与频度高，这种以国家强制力为主的刚性“维稳”方式目前已面临着“愈维稳愈不稳”的状态，其实际效果也日益受到挑战；从公民的视角看，以维权为目标的泄愤、械斗和骚乱等极端形式的群体性事件却频频发生，这种以“争利”为目标，以非直接性矛盾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中国式“维权”行动经常处于非制度化和无序的状态。[1] 可见，这种以维稳为重心的政府管理职能出现系列失衡状态：

1、维稳工作的泛化导致社会治理责任的弱化

当前，维稳工作涉及面广，包括治安管理、社会矛盾化解、信访总量控制、外来人口管理、社会舆情引导、突发事件处置等一系列工作，许多一般性的利益纠纷、公众的维权活动等都纳入其中，导致基层政府维稳任务繁重。社会治理绩效取决于政府组织功能发挥的程度，政府管理绩效是社会治理绩效的基础和保障。在“稳定压倒一切”、“维稳是第一责任”的政治使命下，政府的维稳模式呈现出一种压力型维稳模式，基层政府迫于上级政府的维稳要求，对本辖区内的任何矛盾都高度紧张，害怕被“一票否决”，形成一种社会不稳定的恐惧症。在这种压力型的维稳模式下，公众的一些常规的矛盾纠纷会被放大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公民的一些正常的合理的维权行动会被认定为破坏社会稳定的行为。以某市对不稳定因素的重点问题进行排查时列举事项为例：

A村村民因铁路建设征地补偿太低、搬迁小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多次群体上访；B村凤凰商住小区因拆迁补偿、施工噪音污染、居民小区生活垃圾清运、人行通道建设及采光等问题，多次引发附近村民集体上访和阻工；C村100多户村民因高速公路人行通道设计不合理（种地要绕道，最远的达4公里以上），造成生活、生产不便，集体上访。如此等等。

可以说，上述问题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社会民生问题，丝毫不涉及到意识形态和政治图谋，与社会稳定无关。当然，地方政府如果对公众多次反映的诉求处理不及时，导致公众采取极端手段抵制政府的不作为就是另外的性质了。一些基层领导把社会稳定理解为一种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的绝对的静态稳定，为了实现这种静态的稳定，他们不能用“平常心”看待社会冲突，为了所谓的维稳不惜一切代价，经常运用公安、武警等力量强力维稳。正是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基层政府努力践行“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矛盾不上交”的维稳思路，一旦发现有越级上访等现象，就会采取如截访、罚款、殴打、拘留、“被精神病”、以至于公然在北京雇佣私人保安公司开设“黑监狱”等手段压制上访群众，严重侵犯了公众的各种合法权益，甚至造成上访群众人身和精神的巨大伤害。[2]这种带有很强政治色彩的压力型维稳模式导致地方政府忙于控制表面矛盾而忽视其正常的社会治理职责，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弱化，大量的社会民生问题、管理问题、经济问题、法律问题得不到解决，造成地方政府社会治理责任的严重缺 失，反而为新的矛盾埋下了安全隐患。

2、维稳目标的强化导致公共利益目标的淡化

地方政府的维稳工作被上级政府列入“一票否决”的范畴，将维稳成效作为地方政府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这事实上为地方政府在政府管理的目标重心上提供了选择的依据。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考核政府政绩、决定官员升迁的主体在理论上是人民，而实际是上级政府和领导，这就是许多地方政府及其官员“唯上不唯下”的真正原因。《人民论坛》杂志社专门就地方政府维稳现状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受调查者中高达 70%的人认为“维稳目的异化，只保自己官帽，不管群众疾苦”。[3] 这一结果说明地方政府重政绩考核目标轻公共利益目标。从公共治理角度看，维稳的根本目的应在于消除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创造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从而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最大限度的实现民生幸福。但在稳定压倒一切的现实考量面前和“一票否决”的考评压力下，地方政府维稳的目标就会变为短期性或临时性，任何不稳定因素只要不在本届任期内爆发就是政绩。由此带来的诸如“花钱买平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没事就是本事”等观念和行为大有空间。相反，地方政府作为最大的公共组织，其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予，理应为公众服务，把公众的需求作为第一要务，而不是把政绩作为首选。可是维稳目标的过度强化使得地方政府实现社会公共目标的动力不足，不愿去想办法解决没有具体衡量指标的民生问题，公共利益目标被淡化。

3、维稳的高成本导致社会治理能力降低 作为社会转型时期的压力型维稳方式产生于特殊背景下，虽然对维护社会稳定、创造良好社会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高成本的权宜式维稳，治标不治本。维稳成本主要表现在公共安全的支出上，一般用于维稳机构和人员、防范处置群体性事件和“维稳基金”的各项开支等。近年来，地方维稳成本急剧攀升，增速超过其他公益性事业的增长速度。例如，2000-2006年间，（地方财政支出中的武警部队支出）平均年增长率达26%，高于同一时期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年增长率（分别为 17%和 19%）。从2007 年开始，全国财政支出决算将“公共安全”单列出来。2009 年全国用于公共安全的财政支出达4744.9 亿元，比上年增加 16.5%。2010 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达人民币5140 亿元。公共安全财政支出增加8.9％，实际金额亦与国防开支相差无几。”[4]到2011年则首次超过了国防开支。以上数据显示，大量的财政经费作为政府维稳的常规性支出，已经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和社会的沉重负担。有些地方一个上访户几乎要拖垮一个乡政府，这足以表明维稳成本对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尽管如此，这种维稳还只是权宜之计，很多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维稳责任与社会治理责任的重心发生位移，以“善治”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治理难以有效推进。维稳功能一枝独秀，地方政府的其他政府管理能力（如民生问题、利益协调、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生态保护等）受其影响严重不足，导致整个社会治理能力降低。

4、维稳责任与权力、资源占有的关系失衡

在现行体制下，“维稳”压力往往被科层体制传递到其最末端——基层的政府（乡镇政府）和“准政府”（村委会、居委会），相对于上级政府来讲，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确实占有“信息优势”，熟悉维稳对象，能够较快了解具体情况，但从制度上看，位于科层制最低端的他们又具有明显的“权力劣势”，即他们的决策权和可调动的资源却有十分有限，甚至已有“碎片化”的倾向：一是横向之间的碎裂，比如垂直管理部门分割了县、乡两级政权的部分社会治理权；二是纵向之间的碎裂，比如基层决策权的有限，一旦出了矛盾，乡镇政府一般只是控制局面，尽力防止事态扩大，至于如何处理、如何定性、如何赔偿等问题都得等上级政府的指示。[5] 正因为如此，有近四成的受调查官员发出“因体制、机制问题，地方官员常常两头受气”的感慨。[6] 可见，作为政府管理重要内容的维稳工作，地方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责任的分解与资源的配置上又存在严重的失衡与错位。地方政府作为维稳的责任主体，维稳责任无限大而掌握的资源和决策权又无限小，地方政府的维稳困境由此可见。

二、以治理为目标的政府管理职能的矫正

1、职能结构：从维稳重心转向各职能平衡发展

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一般包括政治职能、经济职能、文化职能、社会职能、生态职能等五个方面。社会转型时期，随着许多固有矛盾的凸显，与政治职能相关的维稳职能被提到特别的高度。在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这些职能应该是相对平衡地向前发展，也只有这样社会才会全面进步。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地方政府在对待相关职能上认识存在偏颇，即重经济、维稳职能轻社会、文化、生态等职能，经济、维稳职能挤压其他相关职能，甚至出现“经济中心主义”、“维稳职能一枝独秀”的状况，致使政府职能得不到协调发展。实践证明，地方政府过分重视经济和维稳，其他职能难以有效发挥，特别是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等民生性的社会需求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重视，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的恶性循环，这就是有关专家指出的“越位越不稳”的怪圈。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问题，政府管理创新必须从重新构建政府职能结构着手方能跳出上述的循环之路。面对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地方政府应重新认识政府职能，科学界定职能界限，特别是处理好维护社会稳定职能与其他政府管理职能的关系。具体要求：一是高度重视经济、维稳以外的其他职能。政府职能的配置和运行应以社会需要为原则，这就决定了政府职能的宗旨是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7]因此，政府应强化社会保障、公共医疗卫生、社会公用事业、社会治安、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的职能，从过分偏重经济、维稳的职能结构向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平衡发展的职能结构转变，使政府职能真正回归到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上来。地方政府通过提供优质服务来满足社会需求，化解社会矛盾，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而不是单方面 就维稳而维稳。二是改变政绩评价标准。标准就是指挥棒，改变政绩标准是优化职能结构的思想前提。根据十八大精神，应将社会、生态等职能纳入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指标，进而加重这些相关职能的比重，确保地方政府的职能结构不断优化。

2、职能关系：从职能交叉向责权统一转变

（1）理顺政府内部职能交叉关系。社会治理需要政府各部门责权明确，通力合作，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然而，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内部各部门职责交叉常常导致职责不清、争功诿过、效率低下、协调困难等诸多问题。责任不清就无法负责，责任不清也就难以追责，从而成为责任政府建设的体制障碍。以食品安全监督管理为例：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管被划分为食品加工、食品流通、食品消费等环节，并分别由三个不同的部门实行监管，不仅如此，整个食品监管环节还涉及到农业、林业、工商、质检、卫生、食品药品监督等众多部门，他们都对食品安全负有责任，职能重叠交叉，出了问题担责意识淡薄，且都有卸责之对象。多个部门管理同一个问题，造成资源浪费，管理成本增加，管理效能降低。因此，理顺政府部门内部的职责关系是责任政府提高政府管理能力的有效突破口。当前，应借改革的东风，按照推行“大部制”的方略，将相关职能进行整合，明确责权关系，减少部门之间职责交错的事项，变部门之间“扯皮”为部门合作。

（2）理顺重点职能与权力配置不平衡关系。政府职能重点应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局势的变化适时地调整，才能有效发挥职能作用，否则就会钳制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的提升。目前一些职能在政府整个职能体系中的作用和意义明显提高，这就要求对相应的权力配置和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具有顺畅的关系和发挥作用的空间。然而，一些新的职能重心没能获得与之同步的权力配置，导致许多职能得不到很好地履行。例如政府的环境保护职能已成为政府管理的重要内容，但现实中对环境的管理“部门分散、地方分割、条块分离”的现象依然十分严重，中央政府监督与调控不到位，难以保证严格执法，难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再比如，海洋战略与管理地位日益突出，而政府在海洋管理领域职责交叉、政出多门，管理海洋的部门多达18个，导致对海洋权益、安全、资源、环境等国家核心利益问题缺乏整体规划，对海上的执法监督管理不力。[8] 如此等等。解决的办法就是整合职能相似的部门，重新配置权力结构，赋予像环保部门等重点职能机构更大的权力，增强其治理公共事务的能力。

3、职能主体：从单一政府管理向多元合作治理转变

当前政府管理之所以被置于重要的地位，主要是因为社会转型时期呈现出一系列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加剧、犯罪率上升、贫富差距扩大、地区差异凸显、社会秩序混乱等问题越来越明显。面对各类凸显的社会问题，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主体的治理模式显得越来越力不从心，有事甚至无能为力。正如 托克维尔所说：“不管它（政府）如何精明强干，也不能明察秋毫，不能依靠自己去了解一个大国生活的一切细节。[9] 诚然，地方政府的能力有限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要求有更多的主体参与到问题解决的过程当中来，包括公民、非政府组织、企业、行业协会等等，政府在其中再不是唯一的决策者，只是治理主体的一员，与其他主体在不断沟通、协商、谈判、交流的基础上，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格局中，多元主体虽然没有严格的等级从属关系，但也并非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必须遵守相关法律和行业规章，建立合作治理机制。

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治理机制，当前首要的任务是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以往的全能政府是政府包办企业和社会所有的事情，政府愿怎么办就怎么办，企业和社会没有自主权。实践证明，这种“强政府、弱社会”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社会治理的要求，特别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和“治理”与“善治”理论的弘扬和践行，政府与其他市场主体通过合作、共治的方式共同管理公共事务，已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管理模式。当前，重新调整地方政府的权力配置，把政府职能的转变与调整市场主体的关系结合起来，真正实现从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的转变，要求政府主动向市场、社会放权，让它们有相应的自由和空间管理自己内部事务，政府只进行引导和监督。对某些社会问题如社区建设、社区治安、环境保护等可通过协调机制实行合作、共管，政府在政策、资金上予以支持，社区等公共组织（第三部门）负责具体的人员和制度落实。实践证明，这种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共治的关系，已经成为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一种主要机制和制度安排，成为实现政府社会治理的目标的重要力量。

4、职能环境：培育公民社会以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正确处理好政府和社会关系，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10]培育公民社会可以减缓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矛盾冲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所谓公民社会，俞可平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它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具体包括公民的维权组织、公益组织、行业协会、利益团体、社区服务组织、公民互助组织等公民自发形成的组合。公民社会是介于政府（第一部门）与企业（第二部门）之间的“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11]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公民社会的发展有助于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推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之所以如此，是基于人民普遍对现代国家（政府）和社会（公民）之间关系的三点共识：其一，社会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政府只是来自社会不同力量的公共选择。其二，现代政府不是“全能”政府，而是“有限”政府，政府运用公共 财力只能满足最基本的公共需求。其三，社会中各类分散的社会资源需要进行整合才能发挥其作用的现实需要。公众愿意用自己喜爱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从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12] 以上三点共识回答了公民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的认同。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为公民社会的成长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开启了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步伐，为公民社会建设提供了有利的政治背景。具体要求：

（1）树立和强化公民意识。所谓公民意识，是指公民个人对自己在国家中地位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公民自觉地以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为核心内容，把对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权利义务观融为一体的自我认识。它强调的是人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意识、公德意识、民主意识等基本道德意识。[13] 地方政府应率先树立公民意识的理念，尊重社会组织的权利，给他们创造对话机制，使他们有渠道参与政府的相关活动，为决策建言献策。比如政府吸纳非政府组织的人员加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政策咨询团等组织，发挥社会组织在反映群众诉求、扩大公众参与方面的积极作用。政府通过引导公民意识及其活动，营造公民社会文化氛围，使每个公民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愿意主动承担自己在社会生活中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2）制定和完善公民社会的法律法规。由于公民社会在我国的发展水平还不高，相关的法律制度还很滞后或不完善，对许多社会组织的发展产生制约。比如注册困难，许多民间组织得不到注册，是因为规定要有“业务主管单位”，找不到“挂靠单位”（“婆家”）就不能注册，导致大量民间组织不得已而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再比如参与困难。一些社会组织想为政府建言献策，苦于找不到有效的渠道而“爱莫能助”。政府应加强法制建设，完善法制体系。一方面，对现有法律进行清理，把过时的废除，该修改的修改，该合并的合并。另一方面，尽快制定一部统一的法律管理民间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在地位、途径、注册、运行、监管、评价等方面有法可依，扭转目前管理无序的状态，促进公民社会步入健康发展轨道。

（3）加大对社会组织的引导与资助。社会组织的发展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又为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外部环境。对一些民间实力较强、信誉较好的社会组织的发展给予资助，让这些组织完成一些公益事业，为政府分担压力。资助的方式可视情况而定，比如直接拨款，但要伴随相应的任务（理论研究、课题调研等）；政府运用合同管理手段，通过政府招标的形式，将政府的某些公共服务以合同外包的方式承包给资质较好的社会民间组织，这些民间组织既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又能帮助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发挥社会民间组织正能量。

参考文献：

[1]郭根，吴婧.地方政府的维稳“悖论"与化解之道[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1）[2]唐皇凤.“中国式”维稳：困境与超越[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9）[3]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借“维稳”名义不作为乱作为“较严重”[J],人民论坛，2010（9）

[4]张荆红.“维权”与“维稳”的高成本困局——对中国维稳现状的审视与建议[J]，理论与改革，2011（3）

[5]消解“怨气”要有新思维.学者应星点评公民维权与社会心态[J]，(新京报评论周刊)，2011年6月11日

[6]王慧.官场中的维稳烦恼[J]，领导文萃，2010年12月(下)[7]汤法远.民族自治地方政府政府管理职能结构分析[J]，天水行政学院，2009（4）[8]李军鹏.大部制改革需要解决的六大重点问题[J]，改革内参，2013年，综合第8期 [9][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M]，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0-101页 [10]人民网.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DB/EB]，http://cpc.people.com.cn/n/2013/1115/c64094-23559163-13.html [11]俞可平.中国公民社会研究的若干问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7（06）[12]陆学艺.中国社会建设与政府管理：对话与争鸣[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260-261页

[13]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13116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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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依乡中心小学维稳形势研判报告

维稳形势研判报告

新和县依其艾日克乡教育党总支委员会

根据教育局党委关于认真做好社会稳定形势分析研判工作的会议精神，依其艾日克乡教育党总支委员会及时召开会议，贯彻会议精神，并对全乡教育系统的维稳形势进行了研判，现将研判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维稳工作基本情况：在岗干部职工稳定，我乡现有教职工干部355人（其中退休135人，在岗220人）。在校学生3734人，（其中小学3154人，幼儿园332人，附设幼儿园148人）。亲属被收押和亲属宗教氛围浓厚共计135人。退休人员是我们目前维稳工作的重点和难点，牵扯了维稳工作的大部分精力，但是随着国家政策的不断完善，退休群体基本稳定，没有发现信教、非法组织及非法进行宣传的苗头。在校学生中有亲属被收押和亲属宗教氛围浓厚是我乡教育系统不稳定因素。

二、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亲属被收押的学生和亲属宗教氛围浓厚的教职工是教育部门存在的不稳定因素。

三、工作措施：

（一）以贯彻落实传真电报精神为契机，对维稳措施再完善再落实

（二）执行教育党总支委员会、学校及幼儿园、家庭、班级 “四位一体”包保工作责任制，确保问题发现早，解决得了；

（三）对于特殊群体的诉求，属于我们解决的尽快解决，我们不能解决的做好解释工作；

（四）坚持矛盾纠纷排查制度，做好维稳信息的上下沟通。

（五）加强打击“三非”力度，通过正面教育及警示教育，对教职工加强政治思想教育。

（六）大力宣传党的惠民政策，加强师生爱国主义、民族团结教育。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1、抓好矛盾化解工作，防止矛盾积累激化。

认真落实上级维稳的各项措施，及时研究化解矛盾纠纷。继续加强对突出问题的集中治理，用和谐的方法、调解的方法化解矛盾纠纷。对排查出的不稳定的突出问题组织专门力量及时调处，加强督促检查，限时解决有可能引发群体性的重大事件。

2、抓好教育和舆论引导，有效化解不稳定因素。充分利用各种宣传方式，加强正面宣传引导，多做凝聚人心的工作。

3、加强领导，抓好组织协调工作。进一步加强对稳定工作的领导，建立科学高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 制，进一步落实维稳人员和责任制。充分发挥基层维稳信息督查的作用。开展维稳工作培训，统一思想认识，提高维稳工作水平。

新和县依其艾日克乡维稳形势研判报告

依乡教育党总支委员会

2015.3.9

第四篇：基层信访维稳工作实践与思考(定稿)

基层信访维稳工作实践与思考

中共常德市鼎城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 向美华

信访工作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一个地方的稳定和发展，是基层工作始终不能放松的一根弦。但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逐渐深化和社会利益关系的逐步调整，各类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显现，基层信访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遇到许多纷繁复杂的棘手问题。下面笔者结合工作实践谈几点体会。

一、信访维稳工作将是基层的一项长期工作

近年来，随着群众信访量的大量增加，已经引起了各级各部门的高度重视，各级政府纷纷加大信访维稳工作力度，一大批突出信访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但从目前的形势来看，信访维稳工作在一定时期内仍将是基层工作的重点，基层组织要有长期担当责任的准备。

1、改革的攻坚期就是矛盾的凸现期。改革的实质就是利益的调整和再分配，这必然触及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而引发不稳定。从基层的情况看，工业、城市、农村等各方面的改革都产生了新的矛盾。如企业改制，现在大多已基本完成，但是改制企业职工的出路和保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各种社会保险制度日益完善，但补偿标准、参保资格等问题却争议不断，特别是农村保障体系还未完全建立；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林权制度改革等带来的各种土地、林地纠纷不断升级。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今后这样的不稳定因素将会进一步增多，我们必须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2、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基层矛盾增多。当前，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加深。而这种影响表现在基层，就是利益的不均衡，更多的、新的矛盾将不断出现。一方面，沿海大批中小企业倒闭，本地房地产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冲击，大量农民工返乡，加剧了农村田土矛盾。仅鼎城区外出务工返乡的农民就有2万人，其中有827户近2000人面临生产资料严重不足的问题，他们已经成为2009年土地纠纷的主要诉求对象。另一方面，危机使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价格下滑，加上务工收入减少，农民增收比较困难，必然导致农民对基层公共服务、公共保障需求的进一步增多。地方财力在危机中减弱，群众需求在危机中增多，构成了新的矛盾，带来更多的不稳定因素。

3、问题在发展中解决，也将在发展中不断产生。社会的不断发展，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平衡各方利益，化解各类矛盾的动态进程。发展没有止境，矛盾的产生、化解、新的矛盾产生的过程也没有止境。以常德市鼎城区为例，近几年鼎城区发展十分迅速，特别是城市发展迅猛，但随之而来的征地拆迁问题，失地农民的安臵、保障问题又构成了新的矛盾。这些矛盾，只有也只能用加快发展来解决。

4、基层的特点决定了矛盾必然产生在基层、爆发在基层。首先，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基层。从中央到地方，都不同程度 的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而这种不平衡在基层表现最为突出。群众贫富的差距，基础设施水平的差距最直接、最明显。即使是相邻的村组，由于投入的力度不一样，群众得到的实惠也会不一样。在这样的情况下，群众的攀比心理日趋强烈，基层的矛盾必然增多。其次，政策执行者的素质差异体现在基层。有的基层干部素质较低，工作能力不强，对政策法律理解不透，掌握不够，执行政策法律有偏差，不到位；有的遇事怕承担责任，对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不能积极主动及时的予以解决，将矛盾往上推、往外推，致使群众重复上访、越级上访，并引发新的矛盾和上访问题；有的不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政策办事，而是热衷于打“擦边球”，损害了群众利益。第三，政策灵活性与执行具体性的冲突体现在基层。从上级出台的各项政策来看，为了增强其普遍适用性，大多比较宏观，有较强的原则性，但当基层面对各种具体矛盾的时候，宏观政策的解释往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加之群众对政策的理解各不相同，甚至有的群众曲解政策，从而导致各级政府和信访稳定部门疲于应付，加大了信访维稳工作的难度。

二、充分认识基层在信访维稳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信访工作是一项经常性的群众工作，我们必须充分发挥基层的作用，认真处理好群众的各类信访矛盾。

1、信访维稳工作是基层工作的重要职责。基层是信访工作的基础，是形成信访问题、及时解决和处理信访问题的源头。加强基层信访工作，就是从源头上解决、处理好存在的群众来信来访，研究制定更加科学、更加合理的政策、措施，以减少 信访问题的发生。当前，影响社会和谐的问题依然存在，其中相当一部分矛盾和问题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关，这些矛盾和问题如果不能及时妥善得到解决，就会导致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从而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基层组织，要取得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就必须从信访维稳工作抓起，积极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2、基层在解决问题上最有发言权。从群众信访的特点来看，大都呈现出由村组到县市或省上访、由初信初访到重复上访、由个体访到集体访、由正常访到异常访的规律。而在初信初访的问题上，只有基层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也只有基层能结合实际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即使上级交办，同样需要基层去落实。而且，信访问题在基层处理最为公正。因此，只有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的作用，把解决好群众初信初访问题作为信访工作的重点，认真接待处理群众初信初访问题，才能尽可能地将初信初访变为息诉罢访。

3、矛盾在基层化解成本最低、效果最好。重访、缠访、越级访、集体访和群体性事件等，都将造成成本浪费，使信访人增加经济负担，各级行政机关就同一信访事项重复处理，加大了社会管理成本。同时，由于上级信访部门工作人员不了解具体情况，也无仲裁处理权力，往往不能给出具体明确的处理意见，还是只能将问题交回基层处理。如果我们的基层干部真正负起责来，认真把问题处理在基层，不仅能节约解决问题的成本，避免信访问题小事化成大事、民事转为刑事、个访酿成 集访，还有利于各级干部从维稳压力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抓好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工作，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4、基层信访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做好信访工作，最突出的作用就是搞好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联系，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更加快捷地了解、掌握社情民意，随时随地的与群众取得共识、获得支持，争取群众为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基层信访工作做得扎实，才能筑牢信访工作的基础，有利于更广泛、更便捷地收集群众对日常工作的意见和建议，接受群众监督，争取群众对各项工作的参与、支持和理解,有利于就地、及时地疏导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减少越级访、集体访、群体访的发生，促进各项建设健康有序地进行。

三、建立健全立足基层的信访维稳工作新机制

面对信访维稳工作的新形势和新问题，我们鼎城区及时调整工作思路，主动应对各类矛盾，对信访维稳工作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1、完善基层信访维稳网络，实现网络下延。要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县、镇、村三级信访网络，一级抓一级，一级带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落实责任制，努力形成上下联动、快速高效解决信访问题的工作机制，做到齐抓共管信访工作、综合治理社会矛盾的大信访大稳定格局，使群众冤有处伸，难有人帮，理有处讲，苦有处诉。此外，各村（居）委会以及乡镇站所、医院、学校可以借鉴案件代理的方式，明确一名信访代理人，与群众签订“代理意见书”，由代理人承诺向上级政府和 有关部门代理反映诉求，并确保群众在代理期间不再上访。从我们鼎城目前的情况来看，由于健全了基层信访维稳定网络，大量的信访化解在基层，今年一季度，全区进京赴省集访量，同比下降了60%。

2、明确基层信访维稳责任，实现阵地下移。目前，《国家信访条例》对于县乡两级政府的信访工作职责已有明确规定，但村一级组织的职责和任务还很不具体，导致部分村干部在信访维稳工作上认识模糊，工作被动。信访问题要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要必须明确村一级的工作责任：一是主动化解一般性的社会矛盾。如土地纠纷、林权纠纷、小打小闹等，这些纠纷以前就在村里化解，现在也必须由村级组织化解。二是及时上报比较重大的社会矛盾和信访信息。利用村干部与群众情况熟悉的优势，及时上报各类不稳定信息，为化解工作争取主动。三是完成比较突出的稳控任务。利用村干部与群众感情贴近的优势，零距离做好思想疏导和政策解释工作。四是协调处臵突发事件。配合乡镇政府解决好突发的天灾人祸事件，及时化解矛盾。五是抓好政策落实。对于国家出台的惠农政策，必须及时落实到位。实践证明，只要基层的工作切实落到实处，让广大群众真正得到了实惠，就会得到广大群众支持、理解和配合，也就从源头减少了不稳定因素的发生。

3、创新基层信访维护工作机制，实现重心下沉。要把矛盾处理在萌芽状态，就必须实行工作重心下移，把各项工作做细、做实。一是建立信息报送机制。要扩充信息员队伍，向下 延伸到村民小组，从组到村、到乡、到区，实行信息一天一报送，重大信息即时报送，彻底解决信息不灵的问题，为做好接访处访工作争取主动。二是建立信访代理机制。在村级等基层单位，选择一名群众威信高，政治素质好的党员或群众，担任信访代理人。信访代理人对不合理的诉求给予解释解答，对合理的诉求，积极通过正当渠道帮助反映解决，并及时上报涉稳信息，增强化解矛盾的实效。三是建立应急处臵机制。区直单位、乡镇和村都要有接访处臵的应急机制，要做到有阵地、有班子、有制度、有预案，主动应对各类信访稳定事件，切实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群体问题解决在部门。四是建立工作奖惩机制。把信访稳定工作作为干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与干部工资、评先评优、工作经费挂起钩来，切实强化基层干部责任，彻底解决信访稳定工作热在区里、压在乡镇、冷在村组的问题。五是建立督导查处机制。重视发挥部门单位纪委、乡镇纪委的作用，加大对信访稳定工作督导查处力度。对工作不力的，要依照党纪或者按照村民自治的相关规定给予责任追究，真正把责任落实在基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虽然我们仍然面临许多不稳定因素，但几个主要群体基本得到稳控，全区上下逐步形成了人人肩上有担子、个个身上有责任的良好维稳工作氛围，社会大局呈现出和谐稳定的好势头。

第五篇：党建与维稳工作总结

平安化肥厂党建与维稳工作总结

今年以来，我厂党委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以创先争优活动为契机，“五型班组”创建为重心，紧紧围绕“安全、稳定、经营”等中心工作，抓班子、带队伍、促活力，齐心协力谋聚发展动力，凝心聚力促进和谐稳定。半年来我们按照公司和总部的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了上级要求开展的活动，并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现将半年来的工作总结如下：

一、明确活动主题，落实公司和总部下达的各项工作（1）深入的开展了创先争优活动，并且做出了党组织公开承诺，我们的公开承诺示范项目是“创先争优示范班组”。在荣誉的鼓励下，大家的热情和积极性非常高涨，创先争优活动也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2）开展创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活动，结合我厂的实际，确定了 “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争当学习型党员 ” 的活动主题，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活动方案，把学习作为政治责任、作为我厂发展的第一需要，在厂里树立了自觉学习、终身学习的理念。通过不断提高党员的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让党员在学习中查找自身存在的问题，确定努力方向，实现自我超越，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为提升党建工作水平奠定基础。

（3）创建“五型班组”。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围

绕公司“11456”发展目标、“5448”工作要求，结合“创先争优”和“安康杯”竞赛活动，深入开展创建“五型班组”活动，进一步的提升了车间管理水平，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活动中我厂全面落实了车间安全生产责任制，实现了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培育各具特色的车间安全文化，把安全质量标准化融入到了生产管理的各个环节。持续强化现场安全管理。严格要求每位职工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流程、技术规范、质量标准等进行作业，切实做到不安全不生产，坚决杜绝“三违”现象及习惯性违章行为发生；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车间安全检查，及时发现和排查设备和现场潜在的安全问题和隐患，创建无违章车间。建立健全了“五型班组”考核台账和“五型班组”整改建议及整改措施台账

（4）“质量年”活动的实施。为全面提升平朔公司发展质量，建设质量，产品质量，经营质量，工作质量和生活质量，促进企业各项工作上质量，上水平，根据《中煤平朔公司“质量年”活动实施方案》，结合化肥厂实际，我厂召开质量年动员会并制定了自己的活动实施方案、服务公约，确定了我厂的管理短板及改进措施并对目标进行了认真分解。认真的做好了宣传和动员工作并按要求细化分解了工作任务，明确了重点工作措施和工作目标。定期向上级做工作小结。(5)落实公司党政的任务部署，统一全厂党员群众的思想行动，凝聚干部职工的智慧力量，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把握

重点、统筹兼顾，全面提高各项工作质量，持续提升职工活动生活质量，高标准、高质量地完成2011年公司下达的安全、生产、经营各项绩效目标，顺利的开展了“党员活动日”活动。

二、注重培训教育，提升队伍素质

坚持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常态化、教育形式动态化、教育效果实用化，把学习培训落实到每一个基层党支部，渗透到每一个普通党员的灵魂深处。认真开展党员学习和上党课活动。抓好党员的政治学习，做到月月有计划、有内容。健全了党员学习阵地，认真安排了学习时间，并坚持常检查和考核，保证学习效果。加强了对优秀共青团员的培养和考察，为党组织推荐合格的入党积极分子。

三、认真的做好庆祝建党90周年活动

开展重温入党誓词活动，全厂党员在党旗下重温入党誓词。我厂大部分党员参加了公司举办的“建党90周年红歌比赛”并且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四、维稳方面

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我厂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定期深入基层部门的次数，就职工关心的福利待遇、生产生活设施、住房等关系职工切身利益的问题和职工面对面交谈，及时、准确了解职工疾苦，倾听职工心声，及时解决职工生活、工作中的困难，为广大职工办实事。在此基础上，还深入生产

一线，走访各车间，及时了解掌握基层职工的思想动态，为我厂的政策制订和贯彻执行提供决策依据。

五、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半年以来，我厂党支部围绕安全生产、经营管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学习不够深入，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的能力需要进一步加强；

（2）党建工作方法不新，党员作用发挥不明显。

平安化肥厂党支部 2010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