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规则对我国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

第一篇：WTO规则对我国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

WTO规则对我国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1]

董书礼/刘彦

（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38）

本文发表于《科技进步与对策》2004年第一期

摘要：加入WTO 我国的科技发展也将受到WTO 一揽子多边协议的约束和限制，不仅要求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也对我国的科技投入模式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科技投入的基本方向应是以基础性、公益性和共性技术为主，着力营造良好环境，引导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关键词：WTO/科技投入

一、有关协议对我国科技发展和科技投入的影响

1.《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要求我国现行的科技计划与政策进行相应调整。《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认为，政府对产业R&D 活动的过高补贴会对国际贸易和自由竞争构成一定威胁，为此该协议对WTO 成员国产业R&D 活动的补贴范围、水平和合法成本进行了详细规定，这将成为我国制定和修改科技投入政策的直接依据。按照《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的规定，政府对基础性研究的补贴不在限制之列，对产业研究的补贴比例为不超过75％，对前竞争开发活动的补贴比例不超过为50％。其中，产业研究是指旨在发现新知识的有计划的探索或关键性的调查研究，这些新知识有助于开发新产品或有利于现有产品产品、工艺和服务重大改进。前竞争开发活动是指将产业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新的、改良的或改进的产品、工艺或服务开发所需的计划、蓝图或设计，以及首次非商业目的的原型与初步展示和试验方案的活动。我国政府对科技活动的支持主要体现在由一系列财政、金融和税收政策以及以资金支持为主要内容的科技计划所组成的复杂体系。总的来看，我国现行的科技计划和政策基本适应wto 规则的要求，但由于近年来为了解决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一些计划与政策的支持重点有所前移，包括了部分成果转化、市场导入以及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的内容，需要做相应调整。具体参见分报告二《WTO 规则对我国国家财政科技投入的影响研究》。

2.《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要求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由技术跟踪转向原始性创新。根据该协议，WTO 成员国在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将执行最惠国待遇原则，并将知识产权保护的国民待遇扩大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135个成员国，同时还对协议规则的实施也做了明确的规定。随着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将其在技术原创方面的自然垄断地位转化为市场垄断优势，市场垄断能力进一步提高。据调查，到1997年，美国拥有生物工程领域世界专利的59％，欧洲拥有19%，日本拥有17％，其他国家仅拥有5％；在药物生产领域，美国拥有51％的专利，欧洲拥有33％，日本拥有12%，其他国家仅拥有4%；在人类DNA 排序方面，美国拥有40％的专利，欧洲拥有24％，日本拥有33％，其他国家仅拥有3％。同时，为抢占中国市场，外国企业在发明专利申请的数量和质量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近五年来，国外发明专利的申请量一直高于国内申请量，在高新技术领域尤为明显。1997～1999年，我国受理的航空航天、计算机和办公设备、电子和通讯设备以及医药制造业等高技术领域中，国外发明专利申请占76%，而国内仅占23%左右。在其他高技术领域的发明专利申请中，国外所占的比例也大体相当。这使我国的产业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达国家的专利制约，会出现有些产品，尤其是高科技产品，一生产就侵权的不利情形。因此，我国科技发展必须加速实现由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创新为主的战略性转变，切实提高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研究领域的原始创新能力。

3.《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使得加快实施标准战略成为当务之急。《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该协议的制订降低或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以提高生产效率，推动国际贸易发展。但由于一些发达国家如美、日、欧盟等国凭借其自身的技术、经济优势，任意提高其技术，并制定复杂、繁琐的合格评定程序，使得技术壁垒成为当前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非关税壁垒形势，并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贸易产生了巨大的限制作用。由于技术壁垒具有合理性、复杂性、隐蔽性以及灵活性的特点，现在技术性贸易壁垒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的非关税壁垒形式。有关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几乎大多数种类的出口产品都面临着主要由发达国家在贸易技术壁垒方面设置的限制，每年对我国出口现实与潜在的影响将超过450亿美元，占年出口总额的25%以上，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大为削弱。而技术法规不完善、技术标准较低则是造成目前现状的主要原因。有关专家指出，由于我国的许多技术标准达不到发达国家的技术标准，从而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成为扩大出口的障碍；在进口方面，由于我国的技术标准不够完善和统一，技术手段落后，很难起到合理、有效保护民族产业的目的，实施技术标准战略，建立既符合WTO 规则又能有效、合理保护我国产业与市场及国家安全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4.《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使得以市场换技术的思路受到挑战。在加入WTO 议定书中，我国政府已经承诺自加入时起，完全遵守《投资措施协议》，取消并停止执行外汇和贸易平衡、当地含量、出口实绩要求，不强制执行含有这类要求的合同条款。我国确保进口许可证、配额、关税配额的分配，或者其他准许进口的方式，进口或者投资的权利等，不以中央或者地方政府设定的出口实绩要求为条件，不考虑是否有同类产品国内提供者存在，不以诸如当地含量、提供补偿、技术转让等或者在中国进行研究与开发为条件。在生产原料和货物的采购，以及为了在国内市场或者为了出口生产、推销或者销售其自产产品的条件方面，给予外商投资企业与其他企业同等待遇。这就使得我国长期奉行的“以市场换技术”的发展战略受到挑战。重视基础研究，加大对关键、共性技术领域的科技投入，将是我们的唯一选择。

二、加入WTO 后我国科技投入的原则和方向

通过分析，无论是WTO 规则还是公共财政，均要求充分发挥市场对经济的主导作用，政府不应过多干预经济的发展，而应致力于为全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努力为全社会创造一个公平的、适合经济发展的环境。对于科技投入来讲，政府应该侧重于那些企业不愿或无力投入的基础性，公共性领域，着力为全社会的科技进步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因此，我国政府的科技投入方向是：重点支持具有基础性、公共性特点的研究开发活动；改变对企业开发活动的支持方式，由直接支持改为间接支持，着力营造良好的环境；改变对个别企业的专向支持，加大对面向公众的中介服务机构的支持。鼓励和引导企业加大对技术开发活动的投入，使企业成为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

需要说明的是，《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只有对禁止性补贴（出口补贴和进口替代）才是明文禁止的，对于可申述补贴，只有在其他国家认为该项补贴对其产业伤害时，才能向世贸争端解决机构提出申诉，并通过磋商、协调解决。因此，不宜过于强调相关规则对我国科技计划与政策的限制，束缚自己的手脚。另外，我国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加入wto 的，还可以享受5～8年的过渡期。

因此，对我国科技计划和政策进行调整的总的原则应该是：从我国科技投入的现状出发，在满足经济发展对科技需求的基础上，按照政府科技投入以基础性、公益性和共性技术为主的原则，分阶段、分步骤地积极调整，逐步适应公共财政和有关世贸规则对我国科技投入的要求。

三、政策建议

1.加快研究对现有科技计划的调整方案。首先，对于与WTO 协议不发生冲突的，具有基础性和公共性特点的研究开发活动，通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计划）、基础研究重大项目前期研究专项、重大科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科技基础性工作及社会公益性研究专项、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以及科技普及等计划，继续加大政府投入的支持力度；对于高技术发展计划（863）、科技攻关计划等，在不超过规定政府补贴比例的情况下，继续实施。其次，对于受到协议严格限制的有关计划如新产品计划，有必要争取在过渡期内认真研究整体调整或转移的策略方法；最后，对于与协议发生不同程度冲突的有关计划，如星火、火炬、成果推广、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产业化计划，应按照协议规则进行必要的计划结构调整或内容修改，或逐步降低政府投入，获取消对企业的直接项目支持等。

2.在WTO 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加大对科技计划的投入力度。据国家统计局、科学技术部等7部委《2000年全国R&D 资源清查主要数据统计公报》，我国2000年R&D 经费总支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比上年同比提高0.17个百分点，但与欧美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也低于韩国、新加坡和中国台湾。我国科技计划中政府投入经费的比重也较低。1999年，863计划经费中政府投入的比重占39%，国家科技攻关计划为27.7%；国家科技成果重点推广计划为8.6%，火炬计划为1.8%，星火计划为1.2%，科技兴贸计划为3.0%（2001年）。与WTO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对企业竞争前研究开发活动补贴比例不超过50%的规定相比，提高我国科技计划中政府投入经费的比重尚有较大的空间。建议在调整国家科技计划内容，减少近市场开发活动的基础上，提高国家科技计划中政府投入经费的比重，特别是重点产业和技术领域的投入比重。

3.调整政府资助产业技术开发的方向和方式，重点支持产业共性技术的开发活动。根据WTO 协议限定政府投入主要支持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活动的制度要求，应加大对企业不愿投资的、风险高而回收期长，经济效益低而社会效益大、外部性特征明显的产业研究和前竞争开发开发活动的支持，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确保基础研究为R&D 以及产业发展提供储备。同时，还应积极制定产业技术发展战略，重点支持产业共性技术发展。此外，还应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充分利用我国加入wto 后的过渡期，加大对农业、金融以及保险等受到冲击较大行业的投入，迅速提高这些弱势产业的竞争能力。

4.加大对技术创新环境建设的投入，将政府的主要职能从直接支持企业转向为企业创建技术创新环境上。我国目前政策支持的主要对象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是高校和科研院所，再次是中小企业，而园区和中介机构排在最后，这与发达国家重点支持中介机构和中小企业的通行做法有所不同。政府应从直接干预和参与企业研发投入过渡到，引导科技资源配置和创建技术创新环境上。当前国家技术创新环境建设的重点：一是加快我国以孵化高技术中小企业为目的的科技园等孵化器的建设，促进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二是大力发展技术中介服务机构；三是加强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行业技术服务和共性技术开发机构建设；四是加快企业信息化建设；五是积极培育和引导风险资本市场的建立，拓宽技术创新的融资渠道。六是密切官产学研，建立技术开发联合体，对产业共性技术进行联合开发，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

5.实施积极的专利战略。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品自主产权比例较低，仿造较多的现实，建议尽快研究专利战略与对策，在主要产业组织企业知识产权侵权可能性调查，建立专项补助资金，对在制产品急需购买国外专利的企业给予一次性补贴。这是因为，根据WTO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的规定，专门用于企业研究活动的咨询和等效服务的费用，包括外购研究成果、技术知识、专利等费用，视为不可诉补贴，允许国家予以补贴。

6.加强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建设的科技支撑。近年来，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壁垒日益突出。据美国商务部的报告，受技术壁垒影响的出口产品价值占世界贸易额的25%，我国产品出口正面临国外技术壁垒日益严重的限制。据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质检总局标准法规中心联合组织的一项调查，我国60%的出口企业近几年遇到国外技术壁垒。技术性贸易措施既是保护国家经济利益与安全的有效手段，也是支持民族产业发展的有力武器。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的建设不仅是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的制定问题，更重要的是技术的直接支撑。没有强大的技术支撑，就难以真正建立有效的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当前建立我国技术性贸易措施体系的工作重点包括：加强高新技术领域技术标准的研究；加快重点技术领域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标准制定工作，使之尽快与国际接轨；利用各种政策手段鼓励合乎标准的研发厂商，确保某一领域标准的最终确立；在重点技术领域建立一批国际相互认证的国家标准认证机构；制定《重点监控进口高技术产品目录》，建立技术壁垒预警与快速反应机制；建立国外技术壁垒信息中心和快速通报网络。

7.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吸引和留住人才。我国加入WTO 后，新一轮竞争的重点将是人才竞争。其原因一是美国、日本、欧洲经济增长减速使中国成为全球投资热点，急需大量本地人才；二是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重点从以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中国本地的技术人员需求加大；三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从生产本地化转向研究与开发本地化，不仅在中国设立研究开发机构，甚至建立培训机构。由于跨国公司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它们对中国人才的争夺，将使我国科技、经济的发展面临严峻挑战。而与此同时，我国则面临着，既缺乏既缺乏作为学科带头人的研究骨干型科技人才又缺乏善于将科技成果推向市场的经营人才，尤其是尖子人才的现状。因此，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入，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环境，是我们必须充分重视的问题。同时要重视科学普及，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参考文献：

1.《补贴与反补贴协议》，WTO 法律咨询网（www.xiexiebang.com）

作者简介：董书礼，男，29岁，石油大学工学博士，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产业和区域发展研究部，助研。主要研究方向：产业技术经济，国际技术贸易等。联系方式：北京3814信箱，100038.电话：010－68132559.刘彦，女，49岁，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科技部中国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产业和区域发展研究部，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国际技术贸易、技术性贸易壁垒、产业技术等。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he WTO Agreement to China Finance Scienceand Technology Input

Dong Shuli/Liu Yan

（National Reearch Center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Beijing，100038）

Abstract：After China joining WTO，ou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hould be affectedby the series of agreements of WTO.Our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trategy will changed.TheseWTO agreements require the aim of ou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put should be thosebasic，commonweal research and providing an well environment to make the enterpriseas the main role of technical innovation.Key Words ：WTO，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p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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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为财政部教科文司和科技部条件财务司共同组织的《建立公共财政和加入WTO后国家财政科技投入模式研究》课题的部分研究成果。

第二篇：WTO对我国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摘要 中国加入WTO后，各个方面都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其中，加入WTO更是给中国行政改革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与动力，WTO规则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规范和阶段性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对政府的职能、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

关键词 WTO 行政改革 挑战 动力 目标模式 参考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数次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其中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8次。从这8次改革中可以看出，行政体制改革虽然也得到来自外部力量(扩大开放)的促进，但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推动着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进，行政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能。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入世”前，行政改革受国内因素影响较大的话，那么“入世”后，行政改革将同时受到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一是跨(多)国公司，二是超国家经济组织。这两大主力将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直接或间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和1995年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不同，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一个规范的国际性贸易组织，其一系列游戏规则、协定对成员方具有更强的约束力，特别是对成员方的政府行为要求更严。一个成员国要享受WTO的权利并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收益，就必须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协议和要求，对政府的职能、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

一、WTO的规则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提出了挑战

（一）、对政企关系提出的挑战。

WTO关于政企分离的原则告诉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只有从根本上理顺政企关系，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在全球性经济竞争中赢得胜利。《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专门对WTO成员方的国营贸易企业的经营活动作了法律认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本国国有企业和其他成员国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企业与地方政府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政企分开”的目标始终不能实现，这严重地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政企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分布广泛，政府资产大范围地占据着各类经营性行业，甚至还有垄断的现象；二是企业的投资、经营、分配和人事安排等诸多内部事务仍受到地方政府较大程度的指挥和干预。中国加入WTO后，依照WTO的规则，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传统的联系纽带将逐渐被切断，职能部门不仅要平等地对待本国和非本国的企业．而且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也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传统的干部任免体制也将被打破，企业经理必须从企业行政干部体系中剥离出来．政府只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监督权，其他一切权力转交给企业。

（二）、对政府经济职能提出的挑战。

WTO关于非歧视的原则，提示行政改革只有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提升政府的良性能力，政府作为公共行政机构，不能参与WTO[1CJ经济竞争活动，政府对本国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外来企业同等对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WTO的要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具体说来，入世后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服务，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为人民群众创造优越的生活环境，提高广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二是法治，要严格、严密立法，保证各项管理活动，包括宏观调控活动，都有法可依，杜绝政府不良行为的发生；三是调控，要从以往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的管理模式，运用汇率、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维护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四是保护，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

（三）、对政府运作程序提出的挑战。WTO的透明度原则贯穿于各项法律条文中，它提示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才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WTO要求各成员方应在第一时间告知各其他成员国它的政策的改变、实施细则，各成员国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现行规则的条约、协定等。防止各成员国间的不公平交易。我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曾经承诺中国以后所有的涉外经济法规必须透明，凡是不公布的，就不能执行，只能执行公布了的，“黑箱操作”的内部文件不能再搞了。但就我国的现实来看，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公布方面都还未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程序性规则；在政策法规的决策方面，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不仅决策的程序及相关资料都不公开，而且常常连决策的结果都不公开，许多所渭“内部文件”、“内部材料”实际上都是公众应当知晓和掌握的信息。显然，我国政府的“透明”程度还远远来达到世贸组织的要求，因而，加入WTO后，世贸组织必然会对我国的政府运作过程中的透明度问题提出要求。

（四）、对政府部门本身和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挑战。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的需要，政府应当是 “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政府应当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准的公务员队伍。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地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队伍，其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以及决策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适应入世的要求。一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还没有真正树立起为社会、为企业、为公众服务的思想。现在的部门每每强调“加强管理”，实际上部是在加强对老百姓的管理．对企业的管理。我们出台的各项法规也很少设计对部门权力的控制。二是政府部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政府部门通过法律走私进行“设租”、通过执法行为进行“寻租”的情况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三是我们的政府公务员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准还远远不能适应入世后的客观形势的要求。面对WTO的迫近，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决策管理、开拓创新和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都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

二、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加入WTO，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取得了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平等的贸易权益，中国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各国的起点不同，自然会导致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现象。中国加入了WTO面临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竞争，一方面中国与其他WTO成员拥有了平等的权利，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竞争平台，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与WTO发达国家成员具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只有借助这次加入世贸组织获得了平等权益的契机迎头赶超，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竞争中迎头赶超，必须更多的吸引外资外商的进入，而外资外商的进入主要看你投资环境的优劣，而投资环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由政府主导营造的。试想在一个连开一家餐馆就得花几个月时间跑无数个部门，敲上百颗公章的投资环境下，有选择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资与外商怎么会光顾呢？中国政府要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相对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而改善投资环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为，进行行政改革。

三、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标模式与参照路径。

（一）、加入WTO为中国行政改革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目标模式，为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

我们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职能转变已经许多年了，但职能的转变仍然不理想，这其中在92年前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太明确导致我们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不明确，而在92年后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按说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到底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政府职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无法获知也无从参照，只有在改革中试错。当前中国行政体系处于社会转型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构建过程中，当前中国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没有政治行政相对二分的过程，行政体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极难定位，相应职能也会模糊不清，我们当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依职能定机构，谁定职能？谁能合理界定职能？如果是法定职能，法定职能能做到吗？那么这种界定合理吗？其结果将是对行政效率、行政责任、行政目标的贡献还是阻碍？现实的改革状况是行政机构自定职能、机构和编制，由于行政机构和人员的自然的经济人倾向，这种对职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但中国加入了WTO表明我们在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也认同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具有全球趋同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普遍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我们当然可以借鉴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建设发展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方面的制度建设和一些改革措施了。WTO提供的一整套关于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如何行为的规则为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转变职能提供了参照的目标模式，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应该向WTO规则给定的目标模式转变。

中国加入WTO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加入WTO后在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的经验，吸取其他国家在应对WTO挑战进行变革中的教训，加入WTO其实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并且这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没有丝毫的理论的障碍，也很少有保守派的诘难，这个过程有现成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后的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对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参照作用，这样就相当于为政府的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指引了一条低成本的阶段性变革之路。中国政府要好好利用这一契机，正如朱总理在2002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只有政府的职能定位明确了，机构改革才有依据，入世为机构改革也提供了现成的参照，WTO其他成员国为遵循WTO规则而进行的机构改革的经验可资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尤其是肩负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责任的机构的设置可以为我国政府机构时参考和学习。

（二）、加入WTO为行政程序的再造提供了指导。

目前中国实际行政实践中，许多行政程序不透明不公开，存在着严重的暗箱操作嫌疑，并且许多行政程序不合理，过于繁杂。比如有的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利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无知，故意刁难以索取好处；故意放纵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规以扩大罚款的来源；还有的主管部门经常搞什么评比检查摊派等注定由行政相对人（企业或个人）来买单的活动，为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活动制造麻烦添加成本。正是因为这些过于繁杂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的行政程序的存在才使得行贿受贿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出现，才是恶化或者制约投资环境的真正元凶。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政府的行政程序必须是公之于众的，并不得任意变更的，更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好恶而随意解释。WTO规则为成员国行政程序的设立制定了明确的规范，比如关于进出口许可程序，WTO协议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对于有关进出口的行政管制的程序，从管制的货物的清单的公布到变更清单的通知形式和时限，再到发放有效期的规定等都有明确的标准。再如关于司法审查的程序性规定，WTO也给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范，各成员国必须遵守。

加入WTO对中国的行政流程的再造提供了契机，为行政程序的合理化规范化提供了阶段性标准。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应该或者说必须按照WTO规则对成员国行政程序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改革。首先，要使行政程序公开透明为公众所知，坚决打破暗箱操作的处境；其次，要简化行政程序，使行政程序保持简便高效；再次，必须依照WTO的有关行政程序的规范对现行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序进行改造，大力精简行政审批，对于不得不审批要严格规范。

（三）、加入WTO为行政分权的规范化提供了压力和规范。

WTO规则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贸易与统一实施原则，要求国家的贸易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在我国目前国家的贸易制度及其他各项制度与政策在全国各地都是各有特色，五花八门，更严重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土政策盛行，现实中还存在着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利益而以行政命令抵制外来商品甚或摊派本地企业的产品给公务员做工资，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我国，存在严重的行政权力的划分的不规范现象，使那些本来不应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权力却由其违规行使了，地方政府违规行使权力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与WTO规则相悖，必须进行变革。如何变革，WTO规则也给出了有关的规范，例如：在对有关“非关税措施”的规定中规定：“进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响进出口的许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和执行。不得实施或执行不属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七条第四款）在贸易制度的实施有关方面规定：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二条第二款）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本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二条第三款）中国行政改革中的行政程序的改革就有了规范的指导。

另外，WTO规则为中国行政分权提供压力和规范的重要一点是要求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仅是现行法律规定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包括相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严格的独立的司法审查，要求给于行政相对人以更多的司法救济的机会，其实就是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使国家行政权在国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间重新调整。并且还有一点规定：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这些规定都为中国限制行政权力，进行行政分权提供了规范。

（四）、加入WTO为行政主体的重塑提供了压力和范例。

加入WTO，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人才、资本、技术全球流通之中，大量的外资与外商进入中国。来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或贸易必然还会以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来期望政府的行为和国家公务员的服务，如果我们的公务员的服务不令人满意，同时由公务员来执行的政府的行为又脱离规范，违背WTO的有关协议，轻则被诉，遭惩罚受制裁，重则人才、资本、技术外逃，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穷，毫无希望。

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的发挥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国家公务员的具体的服务体现出来，这种服务水平的高低就取决于国家公务员素质的高低。而我们国家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公务员相比还不够高，我们的国家公务员目前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的水平的确是不容乐观，现代行政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公务员不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实际中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人格化的倾向和非规范化的特点。加入WTO为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要求国家公务员加紧学习，学习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的相关知识，学习WTO有关规则，树立为公众服务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树立廉政高效意识，树立对公众负责的责任意识，提高对公众意见的回应能力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个人修养，规范个人行为培养公信力。我们的公务员应该向WTO发达的成员国的公务员学习，学习人家对公众服务的方式、程序和效率，因为我们的公务员也面临社会公众这样的期望。

加入WTO给中国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并为中国行政改革阶段性的目标选择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与规范。参考文献

[1]赵景爱.加入WTO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J].山西政报,2001(21):25 [2]郭红杰,李鹏.入世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J].行政与法,2003(02)[3]张茅.在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行政管理，2001（12）[4]汪慧.加入WTO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0（04）

第三篇：WTO对我国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加入WTO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 摘要 中国加入WTO后，各个方面都受到全球经济的冲击。其中，加入WTO更是给中国行政改革带来了空前的挑战与动力，WTO规则为中国行政改革提供了限制性的规范和阶段性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对政府的职能、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关键词WTO 行政改革挑战 动力 目标模式 参考路径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数次以机构改革为主要内容的行政体制改革，其中进行大规模的行政机构改革8次。从这8次改革中可以看出，行政体制改革虽然也得到来自外部力量(扩大开放)的促进，但改革的主要动力是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引起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推动着行政改革一步一步向前进，行政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那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动能。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能够取得阶段性成果的主要原因。

如果说“入世”前，行政改革受国内因素影响较大的话，那么“入世”后，行政改革将同时受到内外力量的共同作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一是跨(多)国公司，二是超国家经济组织。这两大主力将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带来直接或间接、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和1995年前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不同，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一个规范的国际性贸易组织，其一系列游戏规则、协定对成员方具有更强的约束力，特别是对成员方的政府行为要求更严。一个成员国要享受WTO的权利并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收益，就必须根据WTO的有关原则、协议和要求，对政府的职能、政策法规、管理体制等进行全面改革。

一、WTO的规则对中国的行政体制提出了挑战

（一）、对政企关系提出的挑战。

WTO关于政企分离的原则告诉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只有从根本上理顺政企关系，才能确保国民经济在全球性经济竞争中赢得胜利。《1947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关于解释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7条的谅解》专门对WTO成员方的国营贸易企业的经营活动作了法律认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本国国有企业和其他成员国企业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企业与地方政府具有十分密切的血缘关系，“政企分开”的目标始终不能实现，这严重地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目前，政企不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国有企业分布广泛，政府资产大范围地占据着各类经营性行业，甚至还有垄断的现象；二是企业的投资、经营、分配和人事安排等诸多内部事务仍受到地方政府较大程度的指挥和干预。中国加入WTO后，依照WTO的规则，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传统的联系纽带将逐渐被切断，职能部门不仅要平等地对待本国和非本国的企业．而且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也必须找到一个平衡点；传统的干部任免体制也将被打破，企业经理必须从企业行政干部体系中剥离出来．政府只应以出资人身份行使监督权，其他一切权力转交给企业。

（二）、对政府经济职能提出的挑战。

WTO关于非歧视的原则，提示行政改革只有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才能提升政府的良性能力，政府作为公共行政机构，不能参与WTO[1CJ经济竞争活动，政府对本国的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外来企业同等对待，不能偏袒任何一方。WTO的要求和市场竞争的压力使政府不得不加大行政体制改革力度。合理界定政府的经济职能。具体说来，入世后政府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服务，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为人民群众创造优越的生活环境，提高广大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水平；二是法治，要严格、严密立法，保证各项管理活动，包括宏观调控活动，都有法可依，杜绝政府不良行为的发生；三是调控，要从以往的直接调控转变为间接调控的管理模式，运用汇率、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维护经济的稳定与增长；四是保护，就是要在保持民族工业的基础上，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

（三）、对政府运作程序提出的挑战。

WTO的透明度原则贯穿于各项法律条文中，它提示我们行政体制改革只有加大政务公开力度，才能提高政府依法行政的水平。WTO要求各成员方应在第一时间告知各其他成员国它的政策的改变、实施细则，各成员国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现行规则的条约、协定等。防止各成员国间的不公平交易。我国政府在入世谈判中曾经承诺中国以后所有的涉外经济法规必须透明，凡是不公布的，就不能执行，只能执行公布了的，“黑箱操作”的内部文件不能再搞了。但就我国的现实来看，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公布方面都还未形成一套合理、有效的程序性规则；在政策法规的决策方面，我国大多数地方政府不仅决策的程序及相关资料都不公开，而且常常连决策的结果都不公开，许多所渭“内部文件”、“内部材料”实际上都是公众应当知晓和掌握的信息。显然，我国政府的“透明”程度还远远来达到世贸组织的要求，因而，加入WTO后，世贸组织必然会对我国的政府运作过程中的透明度问题提出要求。

（四）、对政府部门本身和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挑战。

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入WTO的需要，政府应当是 “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政府，政府应当有一批高素质、高水准的公务员队伍。但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国地方政府部门和公务员队伍，其思想观念、知识结构以及决策管理能力、依法行政能力、开拓创新能力等在很大程度上无法适应入世的要求。一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和公务员还没有真正树立起为社会、为企业、为公众服务的思想。现在的部门每每强调“加强管理”，实际上部是在加强对老百姓的管理．对企业的管理。我们出台的各项法规也很少设计对部门权力的控制。二是政府部门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权力与利益的关系问题。政府部门通过法律走私进行“设租”、通过执法行为进行“寻租”的情况仍不同程度的存在。三是我们的政府公务员的知识结构和业务水准还远远不能适应入世后的客观形势的要求。面对WTO的迫近，政府及其公务员的决策管理、开拓创新和依法行政等方面的能力都很难适应发展的要求。

二、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提供了动力

加入WTO，中国正式成为世贸组织的一员，中国取得了与其他世贸组织成员平等的贸易权益，中国在更深的程度上融入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之中，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由于各国的起点不同，自然会导致弱者更弱，强者更强的现象。中国加入了WTO面临着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竞争，一方面中国与其他WTO成员拥有了平等的权利，拥有了相对平等的竞争平台，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市场经济起步较晚与WTO发达国家成员具有较大的差距，中国政府只有借助这次加入世贸组织获得了平等权益的契机迎头赶超，才能在全球化竞争中获得一席之地。

要在全球竞争中迎头赶超，必须更多的吸引外资外商的进入，而外资外商的进入主要看你投资环境的优劣，而投资环境的优劣很大程度上又是与政府的行为密切相关的，可以说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都是由政府主导营造的。试想在一个连开一家餐馆就得花几个月时间跑无数个部门，敲上百颗公章的投资环境下，有选择自由的，追逐最大利益的外资与外商怎么会光顾呢？中国政府要想在全球经济竞争中赢得相对的优势地位必须下大力气改善投资环境，而改善投资环境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就是改善政府行为，进行行政改革。

三、加入WTO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目标模式与参照路径。

（一）、加入WTO为中国行政改革职能的转变提供了目标模式，为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

我们在行政改革中提出职能转变已经许多年了，但职能的转变仍然不理想，这其中在92年前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不是太明确导致我们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方向不明确，而在92年后我们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按说我们的政府职能转变有了明确的方向，但是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到底这样的一种市场经济体制对于政府职能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我们无法获知也无从参照，只有在改革中试错。当前中国行政体系处于社会转型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构建过程中，当前中国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没有政治行政相对二分的过程，行政体系在当前社会中的角色极难定位，相应职能也会模糊不清，我们当前的改革中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依职能定机构，谁定职能？谁能合理界定职能？如果是法定职能，法定职能能做到吗？那么这种界定合理吗？其结果将是对行政效率、行政责任、行政目标的贡献还是阻碍？现实的改革状况是行政机构自定职能、机构和编制，由于行政机构和人员的自然的经济人倾向，这种对职能界定的合理性程度可想而知。

但中国加入了WTO表明我们在强调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也认同在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方面具有全球趋同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普遍性表明在市场经济中政府的职能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和趋同性，我们当然可以借鉴其他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建设发展市场经济中政府职能方面的制度建设和一些改革措施了。WTO提供的一整套关于成熟市场经济下政府如何行为的规则为中国政府的行政改革转变职能提供了参照的目标模式，政府的职能转变就应该向WTO规则给定的目标模式转变。

中国加入WTO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加入WTO后在政府改革方面的成功的经验，吸取其他国家在应对WTO挑战进行变革中的教训，加入WTO其实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并且这个学习和借鉴的平台没有丝毫的理论的障碍，也很少有保守派的诘难，这个过程有现成的经验和教训，其中很多发展中国家加入WTO后的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对于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似性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参照作用，这样就相当于为政府的机构改革提供了参照的路径，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指引了一条低成本的阶段性变革之路。中国政府要好好利用这一契机，正如朱总理在2002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彻底摆脱传统计划经济的羁绊，切实把政府职能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只有政府的职能定位明确了，机构改革才有依据，入世为机构改革也提供了现成的参照，WTO其他成员国为遵循WTO规则而进行的机构改革的经验可资借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行政机构的设置，尤其是肩负对经济活动进行监管责任的机构的设置可以为我国政府机构时参考和学习。

（二）、加入WTO为行政程序的再造提供了指导。

目前中国实际行政实践中，许多行政程序不透明不公开，存在着严重的暗箱操作嫌疑，并且许多行政程序不合理，过于繁杂。比如有的行政执法监管部门利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程序的无知，故意刁难以索取好处；故意放纵行政相对人违法违规以扩大罚款的来源；还有的主管部门经常搞什么评比检查摊派等注定由行政相对人（企业或个人）来买单的活动，为企业的正常的经营活动制造麻烦添加成本。正是因为这些过于繁杂存在暗箱操作嫌疑的行政程序的存在才使得行贿受贿的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出现，才是恶化或者制约投资环境的真正元凶。根据WTO的透明度原则，政府的行政程序必须是公之于众的，并不得任意变更的，更不能因个别领导人的好恶而随意解释。WTO规则为成员国行政程序的设立制定了明确的规范，比如关于进出口许可程序，WTO协议明确规定了成员国对于有关进出口的行政管制的程序，从管制的货物的清单的公布到变更清单的通知形式和时限，再到发放有效期的规定等都有明确的标准。再如关于司法审查的程序性规定，WTO也给出了明确的程序性规范，各成员国必须遵守。

加入WTO对中国的行政流程的再造提供了契机，为行政程序的合理化规范化提供了阶段性标准。在今后的改革中政府应该或者说必须按照WTO规则对成员国行政程序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改革。首先，要使行政程序公开透明为公众所知，坚决打破暗箱操作的处境；其次，要简化行政程序，使行政程序保持简便高效；再次，必须依照WTO的有关行政程序的规范对现行的不合理的行政程序进行改造，大力精简行政审批，对于不得不审批要严格规范。

（三）、加入WTO为行政分权的规范化提供了压力和规范。

WTO规则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自由贸易与统一实施原则，要求国家的贸易制度在全国

范围内统一实施。在我国目前国家的贸易制度及其他各项制度与政策在全国各地都是各有特色，五花八门，更严重的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土政策盛行，现实中还存在着地方政府为保护本地企业利益而以行政命令抵制外来商品甚或摊派本地企业的产品给公务员做工资，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我国，存在严重的行政权力的划分的不规范现象，使那些本来不应由地方政府行使的权力却由其违规行使了，地方政府违规行使权力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与WTO规则相悖，必须进行变革。如何变革，WTO规则也给出了有关的规范，例如：在对有关“非关税措施”的规定中规定：“进出口禁止和限制以及影响进出口的许可程序要求只能由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和执行。不得实施或执行不属国家主管机关或由国家主管机关授权的地方各级主管机关实行的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七条第四款）在贸易制度的实施有关方面规定：中国应以统一、公正、合理的方式适用和实施中央政府有关或影响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或外汇管制的所有法律、法规及其他措施以及地方各级政府发布或适用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二条第二款）中国地方各级政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及其他措施应符合在《WTO协定》和本议定书所承担的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总则第二条第三款）中国行政改革中的行政程序的改革就有了规范的指导。

另外，WTO规则为中国行政分权提供压力和规范的重要一点是要求对政府的行政行为，不仅仅是现行法律规定可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而且包括相关的抽象行政行为，进行严格的独立的司法审查，要求给于行政相对人以更多的司法救济的机会，其实就是严格限制行政机关的权力，使国家行政权在国家行政部门和司法部门间重新调整。并且还有一点规定：中国应建立一种机制，使个人和企业可据以提请国家主管机关注意贸易制度未统一适用的情况。这些规定都为中国限制行政权力，进行行政分权提供了规范。

（四）、加入WTO为行政主体的重塑提供了压力和范例。

加入WTO，中国真正融入世界经济，真正进入人才、资本、技术全球流通之中，大量的外资与外商进入中国。来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外商到中国来投资或贸易必然还会以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来期望政府的行为和国家公务员的服务，如果我们的公务员的服务不令人满意，同时由公务员来执行的政府的行为又脱离规范，违背WTO的有关协议，轻则被诉，遭惩罚受制裁，重则人才、资本、技术外逃，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穷，毫无希望。

政府在现代经济中的作用的发挥归根到底还是要通过国家公务员的具体的服务体现出来，这种服务水平的高低就取决于国家公务员素质的高低。而我们国家公务员的整体素质与发达国家公务员相比还不够高，我们的国家公务员目前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的水平的确是不容乐观，现代行政的理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还有相当数量的国家公务员不具备现代行政管理的基本知识和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实际中公务员的行政行为有人格化的倾向和非规范化的特点。加入WTO为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素质提出了紧迫的要求，要求国家公务员加紧学习，学习有关市场经济的知识，学习现代公共管理的相关知识，学习WTO有关规则，树立为公众服务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树立廉政高效意识，树立对公众负责的责任意识，提高对公众意见的回应能力和效率，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注重个人修养，规范个人行为培养公信力。我们的公务员应该向WTO发达的成员国的公务员学习，学习人家对公众服务的方式、程序和效率，因为我们的公务员也面临社会公众这样的期望。

加入WTO给中国政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也给中国政府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为中国的行政改革提供了空前的动力，并为中国行政改革阶段性的目标选择和改革路径的选择提供了成功的范例与规范。

参考文献

[1]赵景爱.加入WTO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影响[J].山西政报,2001(21):25

[2]郭红杰,李鹏.入世与中国行政体制改革[J].行政与法,2003(02)

[3]张茅.在加入WTO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行政管理，2001（12）

[4]汪慧.加入WTO对我国行政管理的影响及对策分析[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0（04）

第四篇：加入WTO对我国农业植物检疫的影响及其对策

加入WTO对我国农业植物检疫的影响及其对策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王春林 王福祥 赵守歧

一、加入世贸组织（ＷＴＯ）对中国农业植物检疫的影响

植物检疫与农业生产安全和贸易的关系十分密切。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种贸易壁垒的逐步取消，植物检疫有被越来越多的国家作为技术壁垒的趋势，其负面作用逐步显现。为充分发挥植物检疫的作用，减少或限制其负面作用，世贸组织（WTO，下称）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下称）等国际组织为此召开了多次会议，制定了一系列与植物检疫有关的协定、标准等，来指导、规范和调整植物检疫与农产品贸易的关系。如《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进口许可程序协议》、《动植物检疫和卫生措施协议（SPS协议）》等。这就要求对植物检疫做法进行适当调整，以适应日益增加的国际贸易和各国迫切的保护农业生产安全的需求。初步分析，加入WTO对我国植物检疫的影响将主要表现为4方面的压力：

（一）防止有害生物传入的压力

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植物危险性有害生物远距离传播蔓延的机会大大增加，植物检疫作为一项保护农业生产安全重要而有效的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措施，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可和重视。加入WTO后，进境种苗、其他繁殖材料和农产品将大量增加，植物有害生物传入的风险增大，检疫和后续监管任务加大。

（二）检疫标准国际化的压力

植物检疫工作将越来越国际化，实施国民待遇原则、一致性原则和非歧视原则，要求国内、国际检疫措施接轨，检疫措施将国际化和标准化，并需科学、公开、透明，这对农业植物检疫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保护国内市场的压力

国际贸易的非关税壁垒将逐步取消，对农产品进境的禁止措施也将减少，植物检疫将成为影响贸易的重要手段。如何在国际检疫的原则、标准和框架下，合理科学地增加植物检疫对贸易的影响力，是植物检疫必须考虑的重要方面。

（四）开拓海外市场的压力

一方面，要通过强化植物检疫措施，努力使出口农产品不带检疫性有害生物，满足进口方的检疫要求，保证贸易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要以国际检疫原则、标准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武器，同滥用检疫手段对中国农产品实行检疫封锁的现象作积极的斗争。中国加入WTO后，随着优势农产品出口的增加，检疫要努力减少有害生物对出口农产品的影响，促进农产品出口，尽快改变目前农产品生产大国出口小国的局面。

二、目前农业植物检疫的主要特点及存在问题

中国现行检疫体制的特点主要是长期以来参照原苏联“模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封闭运行；长期实行重点检疫。加入WTO后，植物检疫面临的任务将异常繁重，目前的检疫体制和检疫条件，将在许多方面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和要求。

（一）管理体制不适应

中国实行植物检疫与进出境检疫分立的体制，植物检疫又由农业、林业部门分别管理，管理职责有交叉，难以发挥总体优势。农业植物检疫的领导力量单薄，难以适应目前的形势要求。

地方检疫机构设置不规范，以植保站、植保植检站、植物检疫站、农技中心、执法大队等名义对外执法，机构名称混乱，不易树立形象，难以为外界所理解。

（二）法律法规不适应

1998年国家政府机构改革后，农业部出入境口岸检疫业务由新组建的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执行，《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有关规定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同时，1992年由国务院制定发布的《植物检疫条例》在当前形势下，其法律地位尚待提升。两部法律、法规之间的不衔接的地方也需要进行调整。

（三）检疫手段不适应

国内植物检疫手段长期落后，近几年新传入的重大检疫病虫，例如美洲斑潜蝇等，在发生范围已相当大、为害已比较严重后才被发现，失去了封锁控制的有利时机，使检疫工作陷于被动。

（四）基础工作不适应

植物有害生物的基本调查严重滞后，有害生物发生和分布的“家底”不清。检疫机构在实施检疫控制、进行有害生物风险分析、对外交涉等方面缺乏基本决策依据。

（五）检疫队伍不适应

农业专职植物检疫员有10 000余人，但队伍不稳定，专职检疫员不专职，人员经常变化，素质难以提高。

（六）检疫经费不适应

农业植物检疫长期以来没有固定的专项事业经费，每年由不同渠道争取的经费也严重不足，不能满足植物检疫工作的实际需要。

三、加入ＷＴＯ是农业植物检疫发展的机遇

中国加入WTO后，植物检疫必须与发达国家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竞争，我国农业植物检疫在受到严峻挑战的同时，也迎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一）面临的压力将是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欧洲等发达国家的差距，将变为检疫工作的巨大推动力量，加快我国农业植物检疫的改革进程。

（二）检疫将得到广泛的重视

植物检疫作为防止危险性有害生物入境和维护国内农产品贸易的重要手段将普遍受到重视，植物检疫与对外贸易的结合将更加紧密。形势的发展要求国家加强检疫工作，检疫执法条件将会逐步得到改善。

（三）借鉴国际先进做法

检疫将与国际惯例接轨，除参加国际协议、采用国际标准外，检疫将更多地参与国际活动，更多地参与国际检疫规则的制定。现行的检疫思路、观念、措施、标准等将有较多变革。

（四）国际支持和合作更多

可利用世贸组织给予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争取国际检疫技术和资金的援助。还可充分利用世贸组织的运作机制，特别是《动植物检疫和卫生措施协议》中关于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下称）、非疫区与有害生物低度流行区等条款，从检疫措施入手实施农产品进口贸易的限制和反限制，以保护我国的经济权益。

四、迎接加入ＷＴＯ的对策建议

（一）完善植物检疫立法

在现有《植物检疫条例》基础上，开展调查研究，起草《植物检疫法》，理顺管理职责，将现在实际工作中行之有效的做法、与国际接轨的检疫规范、国外农产品的准入程序、禁令发布和解除程序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提高农业植物检疫的法律地位，以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形势。

（二）完善国内植物检疫管理体制

目前，FAO的187个成员国，不论国家大小，不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植物检疫始终是农业部门的重要工作。要逐步理顺国家检疫管理体制，使检疫管理机构职责分明，检疫范围明确，没有多部门交叉、重复现象，增强检疫管理力量。规范地方植物检疫机构的名称，以树立植物检疫执法机构的形象，巩固植物检疫的地位，便于对外交往。

（三）加强宣传和人员培训

中国农业植物检疫工作长期以来在计划体制下运行对外合作交流不多，外界对我们了解甚少。当前加人WTO在即，急需将对外宣传列为重点，拿出切实措施，通过各种渠道，扩大有关农业检疫法规、政策、体制、机构和检疫措施的对外宣传，为农产品贸易与检疫创造一个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加强对植物检疫人员的新知识、新做法、新技术培训，尽快了解和掌握国际植物检疫动态及WTO有关检疫规则，为社会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四）采用国际惯例和通行做法

改变传统的注重把关的检疫思想，重点抓生产环节检疫管理，采取系统措施降低有害生物传入风险，确定适当的检疫保护水平，加大官方控制力度，科学确定检疫管理的范围、认定与监管非疫区和低度流行区。

（五）研究利用国际标准，加强中国技术标准的制定

应成立专门专家小组，跟踪国际标准制定动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起草制定，增加在标准制定方面的发言权，维护国家利益；研究落实国际标准的措施，促进标准在中国的实施。同时加强适合国情的中国检疫措施技术标准的研究制定。

（六）重新确定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

根据中国植物检疫现状和发展水平，一个相当长时期仍需实行重点检疫，但应不断提高检疫水平，丰富检疫内容。要建立快速确定特定病虫检疫地位的机制，以灵活地增加或减少名单。在涉外检疫的重点地区，要创造条件，实行按风险大小开展检疫。

（七）开展有害生物风险分析

有害生物风险分析（PRA）是实施植物检疫措施的前提和基础。世贸组织有关协议规定，各缔约方所采取的植物检疫措施，应以有害生物风险分析为依据。一些发达国家还利用风险分析将检疫作为实行贸易保护的“合法”手段。中国农业部门的PRA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应加快进行，以便加人WTO以后，能充分、有效地利用PRA为农产品进出口贸易服务，作为打开国外市场、保护国内市场和解决检疫争端的有力武器。

（八）加强植物检疫手段建设

植物检疫是社会公益事业，其技术性又较强，需由国家投资扶持。鉴于多年来基本没在这方面进行过大的投入和我国加入WTO在即的迫切需要，需加大投入力度，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尽快建立重点检疫实验室和隔离监测场，配齐检验仪器和处理设备，提高发现和控制检疫病虫的能力，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和对外贸易的顺利进行。

（九）建立无法定检疫病虫的出口基地

按照FAO关于《建立非疫产地和非疫生产点的要求》和其他相关国际标准，在植物疫情调查基础上，建立无法定检疫病虫的农产品出口基地，确保农产品顺利出口。

（十）加强对小麦矮腥黑穗病（ＴＣＫ）等重点有害生物的应对措施

为防止TCK和地中海实蝇等重点有害生物传入并定殖，要及早启动二线检疫措施，即农业检疫措施。必须制定一套监管办法和监测处理的技术标准，在港口、码头、进口粮加工企业周围和进口粮运输沿线，设立重点监测点，配备必要的仪器设备，形成一套早期监测预警体系。

要提前进行应急防治措施研究，开发简便易行而又确实有效的栽培防治和药剂防治方法，鉴选抗病抗虫品种，为TCK等疫情的紧急防治预先作好技术储备。

（十一）为外贸服务，促进农产品多出口

围绕具有出口优势的农产品，从植物检疫措施的角度，通过对外检疫谈判，消除外方的检疫技术壁垒，为国内企业提供国际农产品市场需求信息和植物检疫要求，促进国内企业的技术改造，按国际市场需求生产和出口农产品。

（十二）增加农业检疫部门的对外交往

为顺应加入WTO后的形势，应积极派员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及其附属机构的活动，参与有关国际协定、标准、规则的制定、修改和审查，充分表达中国的意见，维护国家的权益，提高涉外检疫能力。要主动出击，把植物检疫工作以及有关的调查、研究作到国外去，并准备接受外方咨询和来华进行必要的检验、检测等活动。

（十三）设立植物检疫专项基金

中国的植物检疫，特别是国内植物检疫的基础薄弱，有害生物种类和分布，检疫检验、处理方法，检疫性病虫发生规律等一些早应搞清的问题，至今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这里的重要原因是严重缺乏经费。一些局部发生的危险性病虫因没有必要的经费支持，难以早期发现和迅速彻底的铲除。为此，迫切需要国家设立植物检疫专项基金，以确保全面、系统地开展植物检疫的基本研究。

第五篇：wto政府采购协议对我国政府采购的影响（小编推荐）

导言

1.1 写作背景

2001年12月11日，在多哈会议的最终决议上，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由此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在是否接受WTO的《政府采购协议》的约束方面。实际上，在我国实际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协议》的一些主要缔约国就将签署该《协议》作为支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条件。美国确定了协议谈判的三个重要对象，即中国、中国台湾及澳大利亚。欧盟甚至提出，我国可先签署《协议》，并先享受《协议》的权利，后承担义务，即我国的供应商可先进入欧盟的采购市场，获取采购合同，到一定时间以后，再开放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为了履行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承诺，2007年12月底，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代表我国政府，签署了中国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GPA）申请书。同时，我国常驻WTO代表团将申请书和中国加入GPA初步出价清单递交给WTO秘书处，标志着我国正式启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谈判。1.2 相关研究状况

就国内而言，对政府采购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时间相对较短。所以现在国内在此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侧重于对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理论和GPA的内容要求的比较分析，在这方面的研究中只有少数的专家学者对我国加入GPA后面临的问题进行过分析，总体而言，该方面的研究很是单薄。

另外，国内对我国现实的采购制度和采购市场的分析侧重于微观分析，主要是在单一问题上的讨论，如孟春《政府采购与实践》这部著作中主要阐述我国采购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目前问题是组织管理机构不确定，大多数地没有成立专门的采购机构；采购的政策法规不完善，操作程序不规范；采购内容较为单一，多为设备购买、公务用车等。故在此笔者将面临的挑战和解决策略进行初步讨论。1.3 写作目的

正式启动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谈判，这表明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进程日益加快。我国应如何面对政府采购市场开放的新形势，认真研究和分析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并提出相应对策，成为十分重要和紧迫的课题。在此背景要求下，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研究。WTO《政府采购协议》和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情况

2.1 《政府采购协议》的主要内容 2.1.1 《政府采购协议》的定义

《政府采购协议》是世界贸易组织管辖的单项贸易协议，是各参加方对外开放政府采购市场，以实现政府采购国际化和自由化的法律文件。《政府采购协议》并不属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需签订的一揽子协议的范围。根据《政府采购协议》规定，该协议只约束签字接受它的世界贸易组织缔约方，而未加入该协议的缔约方则无需承担协议所规定的义务。《政府采购协议》由序言、适用范围、国民待遇和非歧视性待遇、向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特殊的差别待遇、技术要求、投标程序、资料和审查、义务的执行、本协定的例外、最后条款十个部分组成。2.1.2 《协议》在WTO 体系中的位置和性质

《政府采购协议》是WTO 协定附录4 中的现《政府采购协议》是WTO 协定附录4 中的现存的两个单项贸易协议之一，按照WTO 的惯例，《政府采购协议》属于WTO管理对象范围之内，但接受该协议，仅限于该协议的缔约方，没有规定其他加入WTO 的成员方必须承担《政府采购协议》的义务。因此，《政府采购协议》并非WTO中强制接受的一揽子协议的一部分，而是属于诸边协定，尚未纳入到WTO的多边权利与义务的法律框架中。同时，该协议是志愿加入的，即使是WTO成员也没有必须加入的强制 性义务。虽然《政府采购协议》在性质上只是个志愿加入的诸边协议，但协议各成员方认为该协议对于贸易自由化非常有意义，迫切希望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范围扩大和成员方增加。

2.1.3 《协议》目标和原则

《政府采购协议》的基本目标是：第一，通过建立一个有效的关于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措施方面的权利与义务的多边 框架，实现世界贸易的扩大和更大程度的自由化，改善并协调世界贸易现行的环境。第二，通过政府采购中竞争的扩大，加强透明度和客观性，促进政府采购程序的经济性和高效率。同时，《政府采购协议》对缔约方政府采购强调了以下原则：第一，国民待遇原则和非歧视待遇原则。各缔约方不得通过拟订、采取或实施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法来保护国内产品或供应商而歧视外国产品或供应商。第二，公开性原则。各缔约方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规则、程序和做法都应公开。第三，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原则。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国际收支状 况等，要求有关缔约方应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特殊待遇和差别待遇，以 照顾其发展、财政和贸易的要求。2.1.4 《协议》的适用范围

《政府采购协议》的适用范围包括采购主体、采购对象、契约形式、采购限额以及适用的排除等诸方面。

（1）采购主体。WTO《政府采购协议》适用于缔约方政府部门及其代理机构，包括中央政府部门、地方政府部门及其他公共部门。各缔约方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时应提供采购实体清单，列入《政府采购协议》的附件。只有被列入清单的采购实体才受《政府采购协议》的约束。

（2）采购对象。WTO《政府采购协议》适用于货物、工程和服务的采购。所谓货物是指各种各样的物品，包括原料、产品、设备、器具等；工程是指新建、扩建、改建、拆除、修缮或者翻新构造物及其附属设备以及建造房屋、兴修水利、修建交通设施、铺设下水道等，不包括基本建设工程特许合同的采购，如BOT 基本建设合同；服务是指除货物和工程以外的任何采购，包括专业服务、技术服务和培训等。

（3）契约形式。WTO《政府采购协议》适用于任何契约形式的采购，包括购买、租赁、分付款购买、有无期权购买以及产品与服务联合的采购。

（4）采购限额。《政府采购协议》根据WTO 的国民待遇原则，要求将采购合同限额列入《政府采购协议》的附件中。其中，中央政府的采购，明确规定限额为13 万SDRi，而地方政府的采购限额则由各缔约方自行列入《政府采购协议》的附件中。

（5）适用的排除。政府在采购国家安全所需物资时可以不适用《政府采购协议》，不过对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协议却并未作出具体界定。2.1.5 《协议》的质疑程序

《政府采购协议》第20条规定，当一供应商对某项采购违反《政府采购协议》的情形提出 质疑时，每一缔约方应鼓励该供应商通过与采购实体进行磋商来解决质疑；有关供应商应在 知道或应当知道该项质疑之日起10天内开始质疑程序，并通知采购实体；各项质疑应由一家 法院或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的审议机构进行审理；为纠正违反《政府采购协议》的行为，确保商业机会，质疑程序中可以采取暂时的果断措施，在决定是否采取这种可能造成该 采购过程中断的措施时，应考虑可能对有关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产生的重大不利后果。同时，为维护商业和其他有关方面的利益，质疑程序一般应及时结束。2.2 我国政府采购的现状

政府采购制度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已有一二百年的发展历史。政府采购在我国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因为我国各级政府以及事业单位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团体每天都要使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贷款购买货物、服务和工程，但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自行分散的采购，没有形成完整而统一的制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省市开始进行政府采购改革试点工作，随后五到六年时间，这工作在全国发展开来。深圳市率先制定了全国第一部政府采购的地方性法规。随后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出台了政府采购的规范性文件、规章、办法或相关制度；政府采购的管理体制、主管机关和操作机构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央有关部门也逐步开展了政府采购的试点。据资料显示，我国的政府采购从1996年开始试点，到1998年逐步扩大，再到2000年的全面铺开，现在已是初具规模。据统计，我国1998年政府采购额度为31亿元，1999年为130亿元，2000年为653亿元，仅3年间，就增加了20倍，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1998年的3%增加到2001年的3.5%，占GDP的比重则从0.4‟增加到7‟。实践证明，政府采购这一制度已经在我国扎根生长。政府采购作为改革公共支出的一部分是一个创新型制度，它的实施将有利于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但从我国现在的政府采购状况和我国2002年的《政府采购法》来看，与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要求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我国在加入GPA的谈判中压力应该很大。《政府采购协议》与我国现行制度的差异

3.1 采购主体的规定

在《协议》中规定：采购主体不仅包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实体，而且包括公用事业实体。在大所数国家，这个实体适用范围主要是依据采购主体的功能确定的，即：凡是政府机关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单位采购工程、货物和服务，都确定为采购主体。而我国在讨论采购主体时，涉及根据使用资金的性质确定主体的问题。因此，在我国《政府采购法》中，政府采购的主体范围远远小于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议》规定的采购主体。3.2 采范购围的规定

世贸组织《政府采购协议》规定的采购范围宽，是以概括式去规定的，即：任何契约方式的采购；包括货物、服务、工程、货物与服务的组合的采购。而我国现在的《政府采购管理暂行办法》和地方性法规以列举式来规定，采购范围较窄，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佣；原材料、燃料、设备、产品；建设工程，包括新建、改建、扩建、装修、拆除，修缮。同时我国在采购范围的客体规定上较《协议》的外国产品、服务及供应商享受国民待遇这三项的基础上有增加了本国货物、工程和服务。

3.3 政府采购最低限额的规定

《政府采购协议》规定各缔约方的中央政府机构采购合同的限额为13万特别提款权，而地 方政府机构和政府下属机构由各缔约方自行规定。依据国际惯例，地方政府的采购合同起始 限额均高于中央政府采购合同的起始限额。我国目前尚无统一的采购限额规定，而各地实际 操作的限额一般都较低，如上海市《2000年政府采购目录》规定：单项采购金额超过5万元 或以一级预算单位汇兑统计年批量采购超过100万元的货物；合同金额超过100万元的土建、安装、装饰、市政道路等各类工程；单项金额超过50万元的服务。这意味着一旦我国加入WTO 《政府采购协议》，上述所列超过5万元、50万元、100万元的政府采购市场都将对其他缔约方开放，这样的规定对保护本国企业而言显然是很不利的，也与国际上通常做法相悖。3.4 采购方式的规定

我国《投标招标法》规定的招标方式包括公开招标和邀请招标，而WTO《政府采购协议》规定的招标方式包括公开招标采购、选择性招标采购、限制性招标采购和谈判式招标采购四种。从范围上看，我国招标方式狭小，选择余地小，对开放后的中国市场不利。3.5 质疑程序的规定 我国大部分地方立法只规定了一旦发生纠纷可以向政府采购管理办公室投诉，但没有规定投诉的程序，投诉的期限、质疑受理机构及采购过程中断等问题也未作明确规定。而在《政府采购协议》中，对以上问题均有明确的规定和解释。《协议》首先建立了鼓励磋商解决质疑的制度。规定，当一供应商对一项采购违反本协议的情况提出质疑时，每一缔约方应鼓励该供应商通过与采购实体进行磋商来解决质疑。在这种情况下，采购实体应对此类质疑给予公正和及时的考虑，但不能有碍供应商在质疑制度下获得处理此质疑的纠正措施。同时，《协议》对质疑程序提出了以下要求： 第一，是质疑程序应是非歧视、及时、透明和有效的。第二，是质疑程序应以书面形式提供其质疑程序并便于获得。第三，是质疑程序的时间规定。对质疑程序的开始时间，《协议》规定，有关供应商应在知道或理应知道质疑事项的一定时间内开始质疑程序，并通知采购实体，但这一时间不得少于10天。此外，对质疑程序的结束时间，《协议》也原则性规定，为了维护商业和其他有关各方的利益，质疑程序应及时结束。第四，是质疑审议程序。质疑审议可以由法院作出，也可以由与采购结果无关的独立公正审议机构进行审理。但在由非法院机构作出审议时，该项审议应受到司法审议，或者其审议程序包含了以下程序规定:在作出一份评价或决议之前，能听取参加人陈述意见；参加人应参与所有过程;审议过程公开进行;应书面就作出的评价和决议的依据进行说明;证人可以出席；文件应向审议机构透露。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后我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4.1 采购体系的不适应

采购市场的统一度与WTO所要求的贸易自由化相距甚远。如果没有国内统一开放的采购市场的建立和完善，就谈不上与国际大市场的真正对接和融合，而构建国 内统一采购市场，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打破地区封锁。我国目前在不少地方都存在着市场壁垒，有些地方政府采购政策明文规定只允许采购本地产品，实施严格的“入境”、“准入”限制，同时又禁止本地资源、资金流向外地，美其名曰“肥水不流外人田”。而 WTO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求各成员国和地区相互开放市场，最大限度地实现全球贸易自由化，WTO框架下的对外开放，无论是开放领域的广度，还是市场准入的深度，都不能与传统意义上一国政府单边开放同日而语，很难想象，在这个统一的世界贸易体中，我们还能保持这种地方色彩浓厚的政府采购政策。

我国政府采购目的不明确，没有发挥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扶持、引导和保护作用，没有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主动积极作用。所谓政府采购的主动的积极作用，就是通过政府采购这种公共政策，来推动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发展，推动经济的快速稳定的发展。在美国，政府采购通常通过购买新技术来开拓市场和降低商业风险。以美国民用计算机的早期开发为例，朝鲜战争期间，IBM公司调查了各种国防研究中对计算机的需要，决定在一种通用计算机的研制上投资300万美元，1952年，该公司完成了701型机的交货，主要出售给政府。战争结束后，其技术大量用于民间，促成了今天IBM的辉煌。在美国，发明创造的主体是企业，但是政府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据统计，1980年美国政府采购各种研发项目的支出总额为876.49亿美元，占GDP的2.3％，1996年为1408亿美元，占GDP的2.5％。这些都为美国的“新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我们当今所缺的，恰恰就是这些重新定位的公共政策。4.2 政府采购的运行机制的不适应

在我国，由于政企不分现象仍普遍存在，采购过程中，经常使用财税返回、贴息等办法扶持国有企业，这明显不符合WTO的有关规则，而对WTO所允许的通过市场采购本国产品的手段却很缺乏，很不熟悉。同时目前我国设立外资企业的审批和经营许可制度不适应，实质性审批的条件过多、过于苛刻，有歧视贸易之嫌；禁止 和限制外商参加采购的行业、项目偏多，不符合WTO的有关规则。并且我国大多数地区仍实行分散采购的体制，在实践中出现了重复采购的现象，而采购标的产权主体虚位又使得各个采购主体之间难以调剂，造成资源浪费。最后在根据我国现行《招标投标法》的规定，我国招标采用的是最低价标中标制度，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会使某些不良供应商以投机心态进行投标，故意压低合理价格，削价竞标，这样很难保证工程的质量。与以上相伴随的问题还有就是财政资金运用效率低下。在资金的具体使用过程中，财政部门无法行使控制采购资金的职能，结果大量采购资金被挪用，随意采购、盲目采购、重复采购现象多见。4.3 经济和环境面临压力 4.3.1 对我国民族工业的影响

加入GPA不利于我国民族工业发展壮大。由于国际贸易的发展，私营领域早已成为国际贸易一体化的领域，各国对这一领域的保护已非常有限。政府采购市场是各国对国内市场进行保护的最后保留地，各国政府都尽量通过对本国政府采购市场进行保护，鼓励在政府采购中优先购买本国产品，以促使本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一旦我国放开了政府采购市场，我国政府将面临着如何利用这一巨大市场保护和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问题。随着我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即由农副产品向工业产品转变和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转变，由于这些产品最大的需求者是各级政府部门，要进一步扩大我国产品的出口实际上就需进入其他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这样，就需相应开放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但是，长期以来，我国产品多是低层次水平的重复生产，根本无法与实力雄厚的国外厂家进行竞争，即使政府采购市场对等开放，我们的产品也很难打入国外政府采购市场，在国内政府采购市场更是疲于招架。此外，由于我国没有私人采购市场和政府采购市场的正确划分，政府采购市场就谈不上特别管理的问题。如今，过早地将政府采购市场同私人市场一样向国外公司开放，在某种程度上使我国民族工业受到了损害。更有甚者，在有些政府采购中，盲目的崇洋媚 外心理使大量本应注入民族工业的公共资金流向国外企业，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

4.3.2 不利于保护我国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安全

政府采购的对象包罗万象，既有标准产品，也有非标准产品；既有有形产品，又有无形产品；既有价值低的产品，也有价值高的产品；既有军用产品，也有民用产品。为了便于管理和统计，国际上通常又按其性质将采购对象分为货物、工程和服务三类。在国家大型工程的承包方面，我国虽然有诸如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较为成熟的中低技术等优势，但在技术含量较高、资金投入较多的项目上，我国国内承包商不但没有了比较成本优势，反而可能会比国外承包商的成本更高，而且还不能很好地保证工程的质量和进度，这就有必要在国际上招标。让国外的公司承包关系到我国国计民生的重大工程项目，将会对我国的经济甚至社会安全构成威胁。另外，我国军事上使用的电脑、战斗机、战舰等很多产品也是通过招标的方式向国外公司购买的，这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威胁到我国的军事安全。这也是我们在政府采购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4.3.3 不利于保护环境，缓解就业压力

开放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后，不仅国外企业可以进入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提供货物和服务，承包工程，我国国内企业也可以进入国外的政府采购市场。另外，国外企业进入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其产品的技术含量一般较国内同类产品要高，我国政府采购部门购买了国外产品，就必然会减少对同类国内产品的购买，使这类产品的销量下降，企业收入减少，生产规模缩小，这就必然会出现工人过剩的现象，从而导致工人失业。而国外的跨国公司提供的服务产品种类繁多，质优价廉，如一些国外的投资咨询公司能为我国政府部门及其公共项目提供各种理论分析、实证研究以及政策建议，这也是我国的国内公司所要努力学习的。另一方面，我国的企业进入国外政府采购市场，外国政府采购部门也可购买我国产品，这当然有助于我国 产品的出口，提高创汇能力，但国外政府购买的中国产品往往是那些会浪费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国外企业不愿生产或者国外政府限制生产的产品，如果我们一味追求出口创汇，而不关心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保护，不注意经济及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结果将是得不偿失。此外，我国部分国内企业经营观念落后，缺乏现代营销思想，没有意识到政府采购带来的巨大商机，没有发挥自身的竞争优势。4.4 法律法规体系不适应

首先，我国的法律体系不健全。当前，在政府采购中，无法可依或法律依据不足的现象相当普遍，没有专门的部门法，《投标法》内容含糊不清、规定过于笼统、解释空间过大，造成执法难、随意性大的现象经常发生；在实践中，还存在着部门规章和地方法规相互矛盾，甚至否认法律的现象。其次，我国法规和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较差。WTO十分强调透明度原则，在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中，对透明度原则作了如下规定：“各国政府必须公布所有与服务贸易有关的法律和规定，并且必须在1997年底前，在政府机构中建立咨询点。„„此外，对于已做出具体承诺的服务部门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各国政府还必须将任何变动情况通知WTO。”目前，我国政府采购部门主要以内部文件和规定作为管理依据，政策本身透明度不高，政策执行程序透明度更低，而且存在着严重的长官意识，与WTO要求相差甚远。此外，法规、政策统一性、稳定性、连续性不够，也影响我国履行WTO的最惠国待遇和国民待遇义务。我国应对挑战的几点建议

5.1 改进政府采购过程

改进政府采购过程。首先，应该尽快完善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制度。公开透明原则是政府采购最主要的原则之一，该原则在GPA 中进一步得到明确重申，其具体体 现为：一要求公开采购信息。采购信息应该在规定场所或刊物上公开，并且必须能够为每个采购商所得到，不能保密；二要求招标投标等政府采购环节，法律规定公开的必须公开，尤其是在公开采购中；其次，应该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招标代理制度。我国《政府采购法》规定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必须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因而法律应该对此进行规范，尤其是采购代理机构的注册资金、固定场所、技术力量等进行定期和不定期评估的相关规定；最后，应该建立和完善政府采购资格审查制度。资格审查制度是指对政府采购的供应商能否成为政府采购相对方进行的审查，供应商只有通过相应的资格审查，才能够向政府提供货物、工程或服务。因此，这项制度的建立有利于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从根本上保障政府采购的高效性。5.2扩大政府采购领域

这里说的扩大，主要是指将工程采购纳入《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因为工程采购的金额往往数目很大，如果对工程采购不进行法律规范，就很难抑制在工程采购中的各种腐败现象。同时这也包括提高政府采购限额。目前，我国各地政府采购制度虽然规定了采购限额，但普遍低于GPA的采购起始限额。所以，在兼顾各地实际情况的基础上，适当提高我国政府采购限额，既有利于保护我国国内企业的利益，也不违背我国以发展中国家身份加入 WTO 的初衷。5.3 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协议》

5.3.1.充分利用GPA有关条款控制开放程度

《政府采购协议》的贸易自由化要求不是很高，各国政府可以自主地决定相关领域的开放程序。本国政府对《政府采购协议》的义务的控制性主要表现为：第一，只有本国政府列入附件1的政府采购实体进行的采购才承担相应的市场开放的义务。第二，对于次中央政府的采购，成员方可以严格按照互惠原则协商确定彼此开放的领域。第三，不实行最惠国待遇原则，相应的对外开放领域只取决于两国政府的双 边谈判，本国可以有选择地决定对相关国家开放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第四，《政府采购协议》第23条规定了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方面的例外来限制《政府采购协议》适用，维护成员方的国家主权。然而，究竟什么是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该协议并没有明确的说明。第五，该协议对于发展中国家规定了相应的优惠措施。同时第5条规定了可以允许成员方相互协商来排除适用于国民待遇的规定。5.3.2.认真研究GPA关于采购国货的一些惯例和做法

政府采购制度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一直是各国保护本国产业的有效手段。因此，我国在加入GPA后，可以根据该协议的例外条款和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及技术援助规定，对国内产品实行优先的政府购买政策，从而有效地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利用政府采购手段保护国内企业方面的主要措施主要有：(1)规定国际采购的本地含量，即规定在国际采购中本地产品的劳动的含量。如美国在1933年制定的《购买美国产品法》，规定联邦政府在购买货物或签订公共工程委托合同时，必须有购买美国产品或使用美国物资的要求，即原产地制造比率须超过50%。此法令不适用于违反公共利益、采购成本高于外国产品6%以上、美国境内没有制造等采购项目。这一措施的作用在于当国外产品不符合条件时，可以限制国外产品进入；或者当政府采购中购买的是国外产品时，可保证国外进口产品中我国劳动力和原材料的含量，从而间接地促进我国劳动力、原材料的出口和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2)价格优惠，即在国内外产品性能相同的情况下，给予国内产品适当的价格优惠。(3)优先购买本国产品，即在进行政府采购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国内产业发展的要求，在同等条件下尽量购买本国产品。如欧盟于1993年1月规定，自来水、能源、运输及通讯等公共事业在采购时，必须采购当地产品50%以上，凡3%价格差异以内的，应优先采购欧盟产品。(4)禁止购买外国产品，即在进行政府采购时，运用国家安全、环境保护等“协议例外”的正当理由，禁止或限制外国厂商进入我国政府采购市场的某些领域，从而达到保护国内工业的目的。如我国台湾地区曾在《政府机关及公 营事业机构办理进口签证须知》中规定。对于机械、电子、电机等机器设备的进口，超过60万美元时应附工业局无产制说明，否则无法获得进口签证。(5)贸易补偿，即为了培育本国产业或改善国际收支，要求中标的外国供应商需达到某个比例的国内采购，或者必须转移某项技术，或者需在国内建厂制造等。如美国根据1991年的道路运输效率法规定，各州接受联邦运输部补助采购包括轨道车辆等大众运输机械时，在其采购成本中必须有60%以上的美国产品，而且车辆最后须在美国国内组装。

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中没有政府采购市场这个概念，改革开放以后，一些政府部门的采购又存在盲目追求外国产品的现象。一些预算单位只要具备支付能力，一般是优先购买外国产品。即使有的国内产品完全能够满足其需要，而且也具有价格优势，也不愿意购买。这种做法直接冲击了国内产品的市场，加剧了国内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困境，严重损害了国家利益，有悖于政府采购的原则。因此，在加入GPA之际和建立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同时，应该考虑通过法律形式，强制要求政府采购机关必须优先购买国内产品，从而促进国内企业的发展，同时起到扩大内需的作用。5.4 完善法律法规管理体系

5.4.1 建立完善的政府采购法律体系

西方政府采购制度发达的国家都有一套较完整的法律体系来规制政府采购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如美国,不仅有《联邦政府采购法》、《购买美国产品法》、还有《军事服务采购法》、《联邦财产和行政服务法》、《联邦采购政策办公室法案》等一系列法律法规。相比之下,我国现有的法律规制则过于原则化和简单化《政府采购法实施细则》迟迟未出台,且《政府采购法》与《招标投标法》、《合同法》、《行政诉讼法》等诸多法律之间的分工衔接有待进一步的立法修改。《政府采购法》与WTO 的《政府采购协议》在主体范围、争端解决机制差异等方面还有待立法修改。5.4.2 实行政府采购职业资格管理

政府采购不同于一般的采购,它集政策性、知识性、全面性、复杂性、多样性 等特点于一身,有着一套严密而科学的工作体系,其工作程序方式等都较为繁杂,需要采购人员掌握全面的知识,如香港政府物料供应处采购人员按专业能力分为多个级别,进入物料供应主任系列的人员,要求持有公认机构发放的物料采购与供应文凭。我国目前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专业化队伍,要尽快建立政府采购人员职业资格管理制度,规范政府采购用人机制。为了适应加入GPA的需要,还要培养和建立起一支适应国际化政府采购的队伍。采购人员必须系统掌握国际政府采购规则,需要有熟练的与国际接轨的采购技术,需要把握好国内政府采购政策要求与国际对等规则的界限,避免各种不规则操作引起的纠纷。5.4.3 健全政府采购监督机制

我国要从内外两个方面着手,“双管齐下”,强化监督管理,健全监督机制,有效抑制权利运行过程中伴有的权利寻租。内部监督措施主要包括:管理者与操作者相分离;招标人、使用人与定标人相分离;采购、付款、验收三环节相分离。形成各行为主体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内部监督机制。外部监督措施既要有纪检、监察、审计、技术监督、公证处等有关部门的监督,又要有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加入GPA 以后,作为监督管理机构,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将由国内市场转向国际市场,必将面临更多更复杂的管理和监督任务,需要依据国内国际两种范围的规则和制度进行监督管理,需要处理的投诉也将有不少问题会涉及到境外供应商,涉及到国际标准,甚至会引起政府间纠纷和争端。因此,政府监督管理机构必须具备更全面更熟练地处理政府采购投诉的技术和能力。

5.5利用我国成为WTO成员国的有利条件

充分借助WTO舞台，积极为我所用。加入WTO后，中国作为WTO的正式成员，将全面享有WTO成员所拥有的各项权利，我国政府将可以充分借助WTO的国际舞台，直接参与WTO组织的规则制定、纠纷仲裁等活动，直接运用WTO规则的武器，扩大和维护中国的经济政治利益。在WTO中，有些传统的配额限制、数量管理的办法将 不能再使用，明文杜绝外国产品更是不可能，我们可以采取以非关税形式对国外进口产品在WTO合法的体制内适当限制。如在采购过程中，用复杂的技术标准或规定形成技术壁垒；实行严格的安全检查、卫生检疫制度；对包装、商标和标签制定复杂而又苛刻的条例；对产品运输过分强调细微末节的环节等。实际上，无论WTO规则也好，还是GPA协议也好，有许多缝隙是可以为我所用的，关键是把这些规则、协议研究透，充分熟悉它、了解它并灵活运用它。现在距我们承诺的2020年开放采购市场还有十多年，我们还有充分的时间，完全可以从容地解决众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我国经济在与全球经济全面融合的同时得到更快更好地发展。

结束语

加入《政府采购协议》是我国顺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又一重大举措，在这个谈判的过程中，我们要充分的研究其内容，从而在谈判中占据有利条件为我国争取更多权益。另外，我国现行的制度法规和《政府采购协议》的要求有一定的差距，于是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加入后我国面临的挑战和压力，于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对可能的问题进行罗列分析。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从而对我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后的政府采购行为提供一定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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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开题报告（或数据报告）

WTO《政府采购协议》对我国政府采购的影响

一、论文总体结构 1.总体构想

1.1导言

1.2 WTO《政府采购协议》和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基本情况 1.2.1我国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背景 1.2.2《政府采购协议》的基本情况 1.2.3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现状

1.3《政府采购协议》与我国现行制度的差异 1.3.1采购主体的规定 1.3.2采购范围的规定 1.3.3政府采购最低限额的规定 1.3.4采购方式的规定 1.3.5质疑程序的规定

1.4我国《政府采购协议》后我国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1.4.1采购体系的不适应

1.4.2政府采购的运行机制的不适应 1.4.3采购市场面临巨大冲击 1.4.4法律法规体系不适应 1.5我国应对挑战的几点建议

1.5.1改进政府采购过程 1.5.2扩大政府采购领域 1.5.3充分利用《政府采购协议》 1.5.4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1.5.5利用我国成为WTO成员国的有利条件 1.6结束语

2．主要解决的问题

2007年6月11日 财政部国库司司长詹静涛在北京说，尽管中国目前政府采购制度改革面临很多困难，但今年年底启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的承诺不会改变。我国加入WTO后已经在逐步开放我国的政府采购市场，我国的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必须走向世界市场。由于开放政府采购市场是相互的，不能只享受权利不承担义务，要进一步扩大我国产品的出口，实际上就需进入其他国家的政府采购市场，这样，就需相应地开放我们自己的政府采购市场。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政府采购市场的对外开放既为我国经济尽早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带来了机遇，同时也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挑战。

① 理论意义：根据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承诺和《政府采购协议》的基本内容来看，我国现行的采购制度的内容有待完善和改进。同时，在对《协议》具体要求的分析中，可以更好地对我国采购现状给予指导和启发。从而实现有效保护国内产业、不断提高我国企业国际竞争能力以及积极开拓国际政府采购市场的目的。

② 现实意义：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深入及我国加入WTO的承诺，开放我国政府采购市场已是必然。开放政府采购市场，对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将会产生重大影响。如今，我国加入WTO 已经六年有余，欧美国家对我履行入世承诺、2007年年底加入《协议》非常关注。因此,加强对我国加入《协议》相关问题的研究，在当前具有特别的现实意义。3．预期创新点

本文预期的创新点是在文章的切入角度这一方面，之前许多专家都分别对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内容、发展、特征以及其与我国的采购制度发展等方面作了研究；也有很多专家，包括政府官员对我国政府采购的建设问题作出很多的调查、讨论以及研究。

因此，本篇论文，在前面多位专家研究的基础之上，以我国加入《协议》后所面对的现实问题这一新的切入点来讨论我国政府采购制度尤其是采购市场的开放这一热点问题，这一全新的论证角度既是本文的中心内容，也是本文最重要的创新点。

二、文献综述

《政府采购协议》(以下简称GPA)是WTO 现存的两项诸边协议之一,虽为志愿加入性质的协议,但早在我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过程中, GPA 的一些主要缔约国如美国、欧盟等就将签署GPA 作为支持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一个重要条件。我国在加入WTO 谈判时承诺,自加入时起成为GPA 观察员,并将尽快通过提交附录1出价,开始加入GPA 的谈判。我国政府还承诺,2007年年底加入GPA。就国内而言，对政府采购制度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研究时间相对较短。再加上入世后这短暂的时间内就要加入《政府采购协议》于是这方面的讨论也略显不足。现国内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我国现行采购制度和GPA的内容上的比较分析。这方面，国内比较知名的地文章著作有刘慧教授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对策》、张小喻研究员的《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的分析》、王亚星的《政府采购制度创新》、钟筱红的《WTO<政府采购协议>对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影响》，以及刘小川教授的《经济全球化的政府采购》等。这些文章著作中仅有少数的几位专家学者对我国加入GPA后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其中刘慧教授的《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政府采购协议>的对策》、钟筱红的《WTO<政府采购协议>对我国政府采购制度的影响》和刘小川教授的《经济全球化的政府采购》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也就是这三篇著作主要分析了我国加入GPA后面临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从而使我再此基础上深受启发，对现在我国加入GPA提出些自己的看法。

再有，2007年底我国就加入GPA了，现实的问题还有很多未彻底解决。虽然我国政府会发挥主要作用去调节国内采购制度和逐步开放采购市场这点毋庸置疑。但之前的专家对这一问题的研 21 究仅仅集中于我国采购制度本身的研究和采购市场的微观分析，即使有对GPA的分析也是仅仅在与我国的情况作对比，很少有较全面的对策分析。如孟春《政府采购与实践》这部著作中主要阐述我国采购制度存在问题进行分析，他认为目前问题是组织管理机构不确定，大多数地没有成立专门的采购机构；采购的政策法规不完善，操作程序不规范；采购内容较为单一，多为设备购买、公务用车等。另有马海涛的《GPA具体分析》则主要是对GPA的研究，包括它的产生背景、基本内容、规则要求等。这些观点都从单一角度作的具体研究，但是却较少把二者结合起来分析加入GPA后对我国采购制度的影响。此篇论文正是以结合两者为角度着重阐述我国以后所面对的困难和解决办法。

致谢

本文完成于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得到过经济学院老师及同学的支持和帮助，在此，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王中华教授，谢谢他对本篇论文耐心、负责的指导；还要感谢我的同学们，对于我写作过程中的困难给予的无私帮助；当然还有给予转载和引用权的资料、数据、文献的所有者们，虽然素不相识，但是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才给我新的思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