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议以司法强拆终结暴力拆迁
浅议以司法强拆终结暴力拆迁
2011年1月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裁决、行政强拆等广为诟病的制度,将原来的行政强拆和司法强拆并行的二元体制调整为单一的司法强拆体制。这一改革举措被广泛赞誉为新法制定中的“最大亮点”。
确立司法强拆的唯一性,以司法权制约、衡平行政权,建立拆迁程序中司法机关的中立性与公正性,无疑是中国法治的一大进步。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新法推行之后,唯前两个月的时间里基层政府部门持谨慎观望之态,尔后的年头里,被寄予无限美好愿景的司法强拆经常异化为“拆迁大会战”——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城管部门、城建部门、国土部门、规划部门、房管部门等政府多个部门汇聚在拆迁一线“联合作战”,有些地方甚至多达25个部门共同参加拆迁会战。如杭州市即曾专门成立了市县两级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领导小组,其间共有党委办、政府办、纪委、政法委、宣传部、法院、检察院、公安、消防、交警、司法、发改、国土资源、建委、规划、房管、城管执法、卫生、民政、财政、税务、工商、政府法制、监察、信访等25个部门联合拆迁。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司法强拆竟然被称为“为落实和应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伟大举措”。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度的称赞声变成了质疑声甚至讨伐声。有学者如是说:“强制拆迁的司法化制度改造的客观效果仅仅是在原来的程序基础上增加了一道纯粹形式化的程序而已,依然难以化解拆迁危机,将行政强拆改为司法强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
地方政府部门的偷天换日之举是出乎立法者意外的。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现今的局面又是新法推行所要必然遭遇的坎坷。那么,扼制权力滥用的司法巨轮,如何才能重新驶回正途?笔者认为,反思问题的根源是第一步,只有意识到司法强拆制度歧出的原因因素,方能找到根治乱象的办法。正视各地司法强拆模式,以下三项问题是最为突出的:
一、司法独立性欠缺
司法强拆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但人民法院的独立性却严重欠缺。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仅从基层法院的政治地位中即可看出这种中立性的严重失衡。如在政治体制中,政府首长一般是同级党委的副书记,而法院院长一般是党委委员。这种党内地位的差距使法院的独立性荡然无存。实践中,地方法院在同级党委、政府眼中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可以随意向法院下达各种命令,法院不敢违背政府意志,当政府申请司法拆迁时,法院对强拆依据的审查多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审查。
二、拆迁依据的审查缺失
造成人民法院对司法强拆程序之启动只进行形式审查的原因,除司法不够独立外,还包括拆迁依据的顺位颠倒。按照法理,拆迁根据顺序依次应当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只有严格依照层级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的拆迁决定才是合法的拆迁决定。但实践中,拆迁决定往往是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红头文件作出的,尔后再寻求上位法依据。这样一来,人民法院在收到司法强拆请求、审查拆迁人拆迁依据的合法性时,一旦面对审查拆迁根据的合法性问题,即会因为缺乏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审查权,出现即使这些法律规范违法、违宪,法院也根本没有权限进行法律解释与审查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局面。
三、司法强拆执行中的问题
司法强拆决定了法院参与强拆的事实,但法院是审判机构,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审判权。其设立本旨并不在执行。一个基层法院,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足以支撑其独立行使强迁行为。实践中,法院行使司法强拆,不得不依靠于行政机关的力量。这就导致了新的事实上的行政强迁的出现,法院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行政的工具,成为事实上行政机关的“拆迁办”。所以司法强拆的执行是现实中的又一难题。
道虽迩,不行不至。要让司法强拆终结暴力拆迁的法治梦想落地生根,势必要针对已暴露的问题采取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多管齐下:
一、扩大司法独立,限制行政权力
司法独立的口号喊了多年,但一直收效甚微。司法独立是国家权力集团的利益博弈,一方利益扩张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利益限缩。现代中国,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腐败、贪婪、权力滥用已经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中国扭曲了民主的方向。只一个暴力强拆,即看出了中国行政权力的蛮横程度。暴力强拆中,权力的滥用、司法的淡漠,让一例例流血事件沦为谈资。当事人司法救济渠道不够畅通,司法部门对拆迁案件排拒推脱,这都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来改善。
二、完善责任问责制,追究暴力强拆刑事责任
法律制度能否得到正确执行,除了法律体系构建上的不断完善,还与责任问责制度息息相关。责任问责制是许多先进法治国家早已实施并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成熟经验。我国业已启动问责制度,对公务人员的工作、纪律制定了明确的责任范围。然而,从现实中看,因暴力强拆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微乎其微,即使事发后被问责,不出一年半载就又官复原职,更甚者,还会得到升迁。
我们认为,只有建立首长问责制,严格实施问责制,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真正落到实处,暴力拆迁才能消弥于无形!
另外,法律必须严厉打击暴力强拆,一旦出现暴力事件,必须引入刑法体制加以打击,利用刑法的威慑力杜绝暴力强拆血案。针对严重违法的暴力拆迁行为,必须严格定罪量刑。对于不按照规定公证留存、故意打砸他人房屋、财物的,应该按照“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故意伤害罪”等刑事罪名定罪量刑。
三、严格司法强拆制度,实行裁执分离
攻克司法强拆行政化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司法强拆制度中严格采取裁执分离,即政府申请司法强拆,法院在实质审查后出具裁决,裁决认可司法强拆后,由政府执行,法院实施监督权。这种先由司法下达拆迁许可令,由行政机关自己组织强迁,法院加以监督的方法,既起到了司法审查的作用,又解决了法院无力执行的问题。早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行前就有学者撰文指出,“司法强拆必须以裁执分离、司法独立和司法对行政的严格审查为前提,离开了这三个前提,这种转变对现行拆迁制度的改进有限,对被征收人权益保障的增进有限,对消除暴力拆迁、野蛮拆迁,避免强拆中暴力对抗和被征收人自伤、自焚、自杀悲剧的效果和作用有限。不仅正面作用有限,而且还可能使法院失去公信力和权威,使国民失去对司法的信任、信心和对中国法治的前景产生悲观情绪。”
201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办理房屋征收补偿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该司法解释中,明确了法院应裁定不准予执行的七种情形,确立了“裁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同时在申请强拆的材料审查方面作出了更严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司法强拆”具体的可操作性,不失为一次为梦想加分的立法举措。
参考文献:
1、易飞:《〈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司法应对》,载《2011 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论文集》,2011年10月18日-20日,浙江杭州。
2、肖秀娟:《论拆迁条例的“司法化”改革及其完善》,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2期。
3、姜明安:《司法强拆实现“进步”须满足三个前提》,载《新京报》2010年12月17日,A02 版。
第二篇:浅议以司法强拆终结暴力拆迁
浅议以司法强拆终结暴力拆迁
关键词:土地征收,司法强拆,行政强拆,暴力拆迁
2011年1月颁布实施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取消了拆迁裁决、行政强拆等广为诟病的制度,将原来的行政强拆和司法强拆并行的二元体制调整为单一的司法强拆体制。这一改革举措被广泛赞誉为新法制定中的“最大亮点”。
确立司法强拆的唯一性,以司法权制约、衡平行政权,建立拆迁程序中司法机关的中立性与公正性,无疑是中国法治的一大进步。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新法推行之后,唯前两个月的时间里基层政府部门持谨慎观望之态,尔后的年头里,被寄予无限美好愿景的司法强拆经常异化为“拆迁大会战”——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城管部门、城建部门、国土部门、规划部门、房管部门等政府多个部门汇聚在拆迁一线“联合作战”,有些地方甚至多达25个部门共同参加拆迁会战。如杭州市即曾专门成立了市县两级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领导小组,其间共有党委办、政府办、纪委、政法委、宣传部、法院、检察院、公安、消防、交警、司法、发改、国土资源、建委、规划、房管、城管执法、卫生、民政、财政、税务、工商、政府法制、监察、信访等25个部门联合拆迁。更让人哭笑不得的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司法强拆竟然被称为“为落实和应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伟大举措”。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度的称赞声变成了质疑声甚至讨伐声。有学者如是说:“强制拆迁的司法化制度改造的客观效果仅仅是在原来的程序基础上增加了一道纯粹形式化的程序而已,依然难以化解拆迁危机,将行政强拆改为司法强拆不过是‘换汤不换药’而已”。地方政府部门的偷天换日之举是出乎立法者意外的。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现今的局面又是新法推行所要必然遭遇的坎坷。那么,扼制权力滥用的司法巨轮,如何才能重新驶回正途?笔者认为,反思问题的根源是第一步,只有意识到司法强拆制度歧出的原因因素,方能找到根治乱象的办法。正视各地司法强拆模式,以下三项问题是最为突出的:
一、司法独立性欠缺
司法强拆的主体是人民法院,但人民法院的独立性却严重欠缺。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仅从基层法院的政治地位中即可看出这种中立性的严重失衡。如在政治体制中,政府首长一般是同级党委的副书记,而法院院长一般是党委委员。这种党内地位的差距使法院的独立性荡然无存。实践中,地方法院在同级党委、政府眼中就是政府的一个职能部门,可以随意向法院下达各种命令,法院不敢违背政府意志,当政府申请司法拆迁时,法院对强拆依据的审查多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的审查。
二、拆迁依据的审查缺失
造成人民法院对司法强拆程序之启动只进行形式审查的原因,除司法不够独立外,还包括拆迁依据的顺位颠倒。按照法理,拆迁根据顺序依次应当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地方政府规范性文件,只有严格依照层级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的拆迁决定才是合法的拆迁决定。但实践中,拆迁决定往往是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红头文件作出的,尔后再寻求上位法依据。这样一来,人民法院在收到司法强拆请求、审查拆迁人拆迁依据的合法性时,一旦面对审查拆迁根据的合法性问题,即会因为缺乏对这些法律规范的审查权,出现即使这些法律规范违法、违宪,法院也根本没有权限进行法律解释与审查的“心有余而力不足”局面。
三、司法强拆执行中的问题
司法强拆决定了法院参与强拆的事实,但法院是审判机构,它代表人民行使国家审判权。其设立本旨并不在执行。一个基层法院,其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足以支撑其独立行使强迁行为。实践中,法院行使司法强拆,不得不依靠于行政机关的力量。这就导致了新的事实上的行政强迁的出现,法院也不可避免地成为行政的工具,成为事实上行政机关的“拆迁办”。所以司法强拆的执行是现实中的又一难题。
道虽迩,不行不至。要让司法强拆终结暴力拆迁的法治梦想落地生根,势必要针对已暴露的问题采取全方位的改革措施,多管齐下:
一、扩大司法独立,限制行政权力
司法独立的口号喊了多年,但一直收效甚微。司法独立是国家权力集团的利益博弈,一方利益扩张必然导致另一方的利益限缩。现代中国,行政权力的扩张已经达到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程度,腐败、贪婪、权力滥用已经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中国扭曲了民主的方向。只一个暴力强拆,即看出了中国行政权力的蛮横程度。暴力强拆中,权力的滥用、司法的淡漠,让一例例流血事件沦为谈资。当事人司法救济渠道不够畅通,司法部门对拆迁案件排拒推脱,这都是司法体制的问题,必须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来改善。
二、完善责任问责制,追究暴力强拆刑事责任
法律制度能否得到正确执行,除了法律体系构建上的不断完善,还与责任问责制度息息相关。责任问责制是许多先进法治国家早已实施并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成熟经验。我国业已启动问责制度,对公务人员的工作、纪律制定了明确的责任范围。然而,从现实中看,因暴力强拆事件被问责的官员微乎其微,即使事发后被问责,不出一年半载就又官复原职,更甚者,还会得到升迁。我们认为,只有建立首长问责制,严格实施问责制,对违法行为的责任追究真正落到实处,暴力拆迁才能消弥于无形!
另外,法律必须严厉打击暴力强拆,一旦出现暴力事件,必须引入刑法体制加以打击,利用刑法的威慑力杜绝暴力强拆血案。针对严重违法的暴力拆迁行为,必须严格定罪量刑。对于不按照规定公证留存、故意打砸他人房屋、财物的,应该按照“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故意伤害罪”等刑事罪名定罪量刑。
三、严格司法强拆制度,实行裁执分离
攻克司法强拆行政化行之有效的办法是在司法强拆制度中严格采取裁执分离,即政府申请司法强拆,法院在实质审查后出具裁决,裁决认可司法强拆后,由政府执行,法院实施监督权。这种先由司法下达拆迁许可令,由行政机关自己组织强迁,法院加以监督的方法,既起到了司法审查的作用,又解决了法院无力执行的问题。早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颁行前就有学者撰文指出,“司法强拆必须以裁执分离、司法独立和司法对行政的严格审查为前提,离开了这三个前提,这种转变对现行拆迁制度的改进有限,对被征收人权益保障的增进有限,对消除暴力拆迁、野蛮拆迁,避免强拆中暴力对抗和被征收人自伤、自焚、自杀悲剧的效果和作用有限。不仅正面作用有限,而且还可能使法院失去公信力和权威,使国民失去对司法的信任、信心和对中国法治的前景产生悲观情绪。”
201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办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补偿决定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范办理房屋征收补偿非诉行政执行案件。该司法解释中,明确了法院应裁定不准予执行的七种情形,确立了“裁执分离”为主导的强制执行方式,同时在申请强拆的材料审查方面作出了更严的设定,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司法强拆”具体的可操作性,不失为一次为梦想加分的立法举措。参考文献:
1、易飞:《〈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的司法应对》,载《2011 行政争端解决机制论坛论文集》,2011年10月18日-20日,浙江杭州。
2、肖秀娟:《论拆迁条例的“司法化”改革及其完善》,载《中州学刊》2011年第2期。
3、姜明安:《司法强拆实现“进步”须满足三个前提》,载《新京报》2010年12月17日,A02 版。
第三篇:强拆的司法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强制拆除问题的批复》已于2013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72次会议通过,自2013年4月3日起施行。
这件针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专项请示作出的批复指出,根据行政强制法和城乡规划法有关规定精神,对涉及违反城乡规划法的违法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强制拆除,法律已经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人民法院不受理行政机关提出的非诉行政执行申请。
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负责人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批复,是司法解释的一种表现形式,具有法律效力,是司法文书可以援引的依据。批复中所谓的“非诉行政执行申请”,是指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决定,没有行政强制执行权的行政机关可以自期限届满之日起三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的强制执行申请。本批复强调“非诉”的意义,首先在于严格区分是否属于诉讼中的强制执行,其次在于严格区分行政机关有无行政强制执行权。
近年来,不少地方法院反映城乡规划法、行政强制法施行后,对于拆违如何适用法律,特别是如何确定拆违主体,一些地方在理解上存在分歧。这部分案件不仅数量多,处理难度也大,个别基层法院甚至积压了上千件涉及拆违的非诉行政执行案件。不少法院在案件受理、执行方面还承受着来自地方的某些压力。
2012年12月10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违法的建筑物、构筑物、设施等的强制拆除问题的请示》。最高人民法院随即先后在北京、浙江、湖南等地法院进行了调研,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务院法制办发函征询意见。3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了这一批复。(记者:张先明)
第四篇:司法强拆风险分析评估报告
自贡市自流井区房地产管理局
关于XX(工程名称)被拆迁人XXX(姓名)司法强制执行社会稳定风险的评估报告
按照市政府统一部署和相关法规、程序,我区于2010年8月10日正式启动实施成XX(工程名称)拆迁工作,项目建设规划红线内需拆除XXX(姓名)所有的私有住宅房屋。由于被拆迁人XXX(姓名)提出远超拆迁政策规定和补偿方案标准的不合理要求,且在拆迁人依法申请市拆迁管理部门作出行政裁决后仍拒不签订拆迁补偿安臵协议和搬迁,致使拆迁工作受阻,严重影响项目建设的推进,因此,市拆迁管理部门依法向自流井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司法强制执行。为保证司法强制执行工作的顺利完成,避免各种不稳定隐患,维护社会稳定,我局对该户实施司法强制执行涉及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现就社会稳定风险情况评估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被拆迁房屋情况
被拆迁人XXX(姓名)所有的被拆迁房屋坐落XXX号(产权证号:自房权证市交字XX号),为混合结构成套住宅,产权建筑面积73.83平方米。现该被拆迁房屋所在楼房的32户仅有该户未搬迁。
(二)被拆迁人情况
现被拆迁房屋内实际居住有4人:产权人XXX(姓名)(41岁)及其妻XXX在三八路经营理发店20余年;其女XXX现就读市五中高二;其母为农村户口,无业。
(三)安臵补偿的主要矛盾
按照拆迁政策和补偿安臵方案,采取货币补偿或产权调换的方式对被拆迁房屋予以安臵补偿,由被拆迁人自行选择。按货币补偿方式计算,XXX(姓名)被拆迁房屋补偿总额约为198486.46元,其中:房屋建筑补偿166117.50元;增加补偿7383.00元;附着物补偿约16000.00元;搬迁误工(一次)补助500.00元;临时安臵(45天)补助885.96元;水、电、天然气、闭路电视补偿7600.00元。按产权调换方式计算,就近靠户型安臵“景城〃东源半岛”小区二室二厅95.55平方米混合结构成套住宅一套,被拆迁人XXX(姓名)须按规定补差34284.00元,拆迁人按规定标准支付XXX(姓名)搬迁误工(两次)、附着物、临时安臵(被拆迁人搬迁之日起至安臵房交房之日止)等补偿、补助款。
拆迁代办机构从该项目拆迁工作启动以来,多次与被拆迁人XXX(姓名)进行协商,但始终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臵协议。XXX(姓名)就其房屋的拆迁安臵补偿提出产权调换安臵“景城〃东源半岛”小区三室二厅93.83平方米混合结构成套住宅一套不补差价(29382.00元),且对其补偿100000.00元(按补偿方案标准计算,品迭补差款和各项补偿款,拆迁人应支付被拆迁人补偿款约11000.00元,被拆迁人要求与规定补偿差距近120000.00元);或是在三八路 新建的“华西〃蜀光茗居”商住楼为其购买80-90平方米商品房住宅一套,并按其要求装修后作为安臵房源。
二、相关措施预案
根据了解掌握的各种有关情况,经认真充分分析,在对该户实施司法强制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不稳定因素将落实以下针对性措施:
(一)建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为确保司法强制执行工作的顺利有序实施,建立东延线拆迁司法强制执行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XXX任组长,区法院、区房管局、东街街道办事处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成员由各相关单位负责人组成。
(二)做好现场组织工作。组织医疗、消防、街道、社区及拆迁管理、实施等部门人员配合司法强制执行工作,做好维稳工作预案,确保救护、消防车辆等应急设施到位,明确各单位、部门工作内容和责任。
(三)落实各环节工作:
1、做好政策宣传工作。在强制执行实施前,拆迁管理及实施部门工作人员再次对被拆迁户宣传拆迁政策,力求达成协议。
2、做好疏导劝离工作。强制执行启动后,如被拆迁人不离开被拆迁房屋,街道、社区干部配合法院做好其思想工作,并将其劝离现场,带至社区办公室进行疏导。同时,街道、社区及拆迁工作人员配合法院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工作,隔离无关人员。
3、做好相应应急工作。如被拆迁人拟采取自残(如自焚)行为抗拒强制执行,在街道、社区干部及拆迁工作人员配合法院做其思想稳定工作的同时,消防官兵立即采取措施制止其行为,如已发生燃烧,立即控制火势并扑灭火源;如出现人身伤害,医疗机构现场施救,须送至医院抢救的迅速带离;如出现冲突状况,立即报警由警方出警处臵(实施强制执行前告之东街派出所)。
(四)做好搬迁安臵工作。司法部门对被拆迁房屋及房屋内的物品进行证据保全、清点登记后,拆迁实施部门组织搬迁队伍将被拆迁房屋内的所有物品搬至临时安臵房内,拆除施工单位随即对被拆迁房屋进行拆除。
(五)做好善后相关工作。司法强制执行现场工作完成后,拆迁实施单位与被拆迁人按照政策规定和补偿安臵方案签订拆迁协议并支付相应补偿款。街道、社区配合做好被拆迁人思想工作,确保其后不发生不稳定事件。
三、综合分析结论
从上述情况分析,拆迁人及代办机构是依法合规实施拆迁,而被拆迁人XXX(姓名)提出的安臵补偿要求不符合政策规定和补偿方案,无法达成拆迁协议,按相关规定应予强制执行。我局认为,只要通过强化组织领导、作好实施方案、采取针对措施、落实相应保障,对XXX(姓名)被拆迁房屋的司法强制执行应能顺利进行和完成,形成不稳定事件的可 能性较小,因此在充分准备的前提下可以在近期组织实施司法强制执行工作。此报
二〇一一年六月二十八日
第五篇:司法强拆申请书--甘同超
司法强拆申请书
申请人:淮北市土地发展中心
地址:古城路223号
法定代表人:申晓光
被申请人:甘同超
住址:烈山区香港街南20号
请求事项:
请求烈山区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淮征迁裁字[2011] 4号《房屋拆
迁纠纷行政裁决书》,对被申请人甘同超香港街房屋实施强制拆除。
事实及理由:
申请人淮北市土地发展中心在实施“香港街综合改造”建设项目拆迁
过程中,经过多次调节、协商与被申请人甘同超未能达成房屋拆迁补偿安
臵协议,市房屋征收拆迁安臵办公室依法受理,进行终审裁决如下:
申请人:香港街综合改造建设项目,经市征迁办批准领取了拆迁许可
证(拆许字[2009]11号),拆迁期限至2011年7月5日,被申请人甘同超在拆迁范围内有住宅一处,主房三间两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50.98㎡,配房三间一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45㎡,土地面积113㎡。如被申请人要求产权调换,回迁安臵在本项目住宅小区内,建筑面积188㎡,产权属被申请人,超出应安臵面积标准部分按协议优惠价互相找补;如被
申请人要求货币补偿,可按博文评估公司评估报告(苏博房拆估字[2010]字1042号)确认的被申请人房屋货币评估价237085元支付;
而被申请人不同意上述补偿标准。
申请人根据要求提交证据材料如下:
1、裁决申请书;
2、法定代表人证明及委托书;
3、被申请人房地产权证存根(房管局提供);
4、拆迁安臵补偿方案;
5、拆迁协商记录;
6、未达成协议比例及原因;
7、拆迁许可证(拆许字[2009]11号)及延期公告(淮征拆延字[2010]第30号);
8、博文评估公司评估报告(苏博房拆估字[2010]字1042号);
9、公证书([2010]皖淮国公证字第5625号、[2010]皖淮国公证字第5631号、[2010]皖淮国公证字第5637号。
2011年2月12日上午8时,市拆迁办依法组织拆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申请人的委托代理人孙玉林、吴发喜以及被申请人甘同超均到场参加了调解。
被申请人称:不同意申请人的补偿安臵方案;一楼要求按1:1比例返还门面;二楼要求返还住宅,并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交了答辩材料。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按照《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规定,依法领取了房屋拆迁许可证(拆许字[2009]11号),被申请人甘同超在拆迁范围内有住宅一处,主房三间两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150.98㎡,配房三间一层,砖混结构,建筑面积45㎡,土地面积113㎡。申请人按照《安徽省城市房屋拆迁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就拆迁补偿协商未能达成一致的情况下,由市拆迁办主持和公证人员监督下随机抽取了博文评估公司对被申请人的房屋进行评估,并作出评估报告(苏博房拆估字
[2010]第1042号),评估价为237085元。评估报告按照法定程序予以公示并送达,其程序合法。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对上述评估结果均未提出异议。
经调查,市拆迁办确认以下事实:
申请人依法领取房屋拆迁许可证,对拆迁范围内被申请人甘同超房屋实施拆迁,程序合法,对被申请人房屋采取两种补偿方式:一是货币补偿,按博文评估公司评估报告(苏博房拆估字[2010]第1042号),评估结果237085元予以补偿;二是产权调换,回迁安臵在本项目住宅小区内,建筑面积188㎡,产权属被申请人,超出应安臵面积标准部分按协议优惠价互相找补,符合方案规定。
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及《淮北市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的第二条、第五条、第十条及《淮北市城市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安臵暂行办法》和《淮北市城市规划区内房屋征收与补偿标准》的规定,市拆迁办行政裁决如下:
一、对被申请人按产权调换方式进行补偿安臵,回迁安臵面积按产权证载面积1:1进行安臵,应安臵建筑面积150.98 ㎡,具体安臵在本项目建设住宅小区24#楼202室、502室,建筑面积均为79.12㎡,合计建筑面积158.24 ㎡;超出安臵面积标准的7.26㎡,计14520 元(2000元/㎡×7.26㎡=14520元超面积金额),房屋差价款55168元,合计差价款69688元,由被申请人支付给申请人;经营补偿总额计24150元,由申请人支付给被申请人(计算结果附后)。
二、拆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由被申请人自行过渡,过渡期限不得超过18个月,过渡期内临时安臵补助费按回迁安臵面积每月每平方米6元计算,逾期双倍支付。
三、搬迁费与搬迁期限:搬迁费一次性800元。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搬迁完毕,并将其房屋产权证明交给申请人,由申请人移送房屋产权登记管理部门予以注销,如被申请人逾期不搬迁,将依法实施强制拆
另根据《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十七条及淮征迁裁字[2011] 4号《房屋拆迁纠纷行政裁决书》之规定,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申请人特向烈山区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强拆申请,请贵院依法对被申请人甘同超香港街房屋实施强制拆除,以保障烈山区香港街经济适用住房的建设向前推进,回迁居民能早日住上新房,以维护烈山区城市整体形象改观和贵院裁决的法律执行力。
此致
淮北市土地发展中心
二〇一一年五月二十日
甘同超房屋裁决结果计算如下:
一、被申请人房屋总金额150544元:
①:150.98㎡(主房建面)×575元/㎡(重臵价)=86814元; ②:45㎡(配房建面)×575元/㎡(重臵价)=25875元; ③:113㎡(土地面积)×335/㎡(土地价格)=37855元;
④: 86814元①+25875元②+37855元③=150544元(房、地总价值)。
二、申请人安臵房金额205712元:
158.24 ㎡(安臵房建面)×1300元/㎡(成本价)=205712元(安臵房金额)。
三、总差价款69688元(由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
1、(158.24㎡-150.98㎡)×2000元/㎡=14520元(超面积金额); 2、205712元-150544元=55168元(差价款);
3、55168元+14520元=69688元(总差价款)。
四、经营性补偿24150元(由申请人支付被申请人):
575元(房屋重臵价)×5%×12年(经营年限)×70㎡(经营面积)=2415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