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诉转案工作规范

第一篇：江苏诉转案工作规范

南通市海门工商行政管理局 12315“诉转案”案件处理工作规范

为更好地履行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严格依法行政，加强商品和服务质量监管，加大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信息系统“诉转案”的办理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市局特制定 12315“诉转案”案件处理工作规范，对“诉转案”处理的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诉转案”的含义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处理消费者和经营者之间发生的消费者权益争议时，发现经营者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等规定，将行政调解转为行政处罚，对经营者的违法违章行为予以立案查处。

二、“诉转案”的适用条件

（一）有明确的申（投）主体；

（二）有具体的申（投）诉请求、事实和理由；

（三）有明确的违法主体；

（四）有违法违章事实；

（五）违法违章行为属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

（六）违法违章行为未超过两年的追责时效。

三、“诉转案”的适用范围

12315消费者申诉举报受理中心及各分站在受理和调查处理消费争议纠纷申诉或投诉过程中，发现经营者或相关主体存在违法行为，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属于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管辖范围的，适用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予以查处。

四、“诉转案”的处理程序

12315受理中心、各分局、经检大队等申（投）诉案件承办单位在处理消费者权益争议时，发现经营者或相关主体有违反工商行政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时，可以在按正常程序调解处理消费权益争议后，对经营者的违法行为进行另案查处。但有可能造成证据材料隐匿、灭失、转移或者丧失原貌的情况下，应及时转立案程序，进行调查取证。调查处理的过程可以与调解过程同步进行，相互促进。转案件后，案件查处按照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进行。

五、实施“诉转案”的注意事项

（一）行政调解时限、处理流程按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工商行政管理机关12315申诉举报工作的意见》、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工作规范》（苏工商消〔2010〕280号）等上级机关规定和本局规定执行。实施“诉转案”后，案件办理时限、办理程序按照《行政处罚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规定的时限执行，并严格按执法办案程序调查取证和作出相应行政处罚。

（二）“诉转案”中涉及有关12315业务信息系统登记、分流、受理、录入、归档等项规定的，按照《江苏省12315信息网络系统操作规范》执行。承办机构应当在进入调解页面后，点击“诉转案”，并在“描述说明”中将“诉转案”的理由或其他事项予以填写，系统将自动产生一条与申诉记录内容一致的待分流状态的举报记录，进行分流操作后，及时立案调查、办结、反馈、归档。

六、办理“诉转案”案件主要依据的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商标法》；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六）《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七）《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八）《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

（九）《欺诈消费者行为处罚办法》；

（十）《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受理消费者申诉暂行办法》；

（十一）《工商行政管理所处理消费者申诉实施办法》；

（十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处理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若干规定》；

（十三）《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

（十四）《江苏省惩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

（十五）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12315工作规范》（苏工商消〔2010〕280号）；

（十六）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

第二篇：转王守业案

转王守业案）

发帖人：路飞小猫 发帖时间:2008-10-20

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因贪污一亿六千万元，包养五名情妇，被中央军事法庭一审判处死缓。

职务最高贪污最多的将军

四月十日，中央军事法庭，就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在一九九七年至二００一年五年中，在总后勤部任兼基建营房部部长期间，滥权贪污、挪用公款高达一亿六千万元，一审

判处死缓。王守业是目前军方已公布涉及赃款数额最高、职务最高的将军（军衔中将）。

王守业落网经过

去年十二月，王守业提出要到珠海去休假，并准备在当月二十三日下午啓程。二十三日上午，王守业到海军司令部参加每日例会时，被总参保卫部奉命逮捕。

王守业当时还故作镇定，问主持会议的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发生什么问题了？不要搞错！”张定发说：“不会搞错。你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了。”

会上，当中央军纪委张树田宣布“经中央军委检察院批准逮捕”时，王守业当即拉开公文包，取出手枪要自杀，但当即被总参保卫部特警早一步夺下他的枪，并给他戴上了手铐。

经检查，王守业随身公文包中有两枝德国制消声手枪，都已上了子弹，这说明王守业已预感到他的末日要来临了。

寓所中被查抄的巨款

王守业被逮捕后，在其北京、南京两处寓所，查抄到人民币现金五千二百万，藏在双门雪柜及微波炉中；美元现钞二百五十万，藏在西门子洗衣机内。在其办公室私设小金库账号内，有存款五千余万元。王守业交代，是以福利为名，给同僚分发近二千余万。

包养五名情妇东窗事发

王守业是个混世魔王，先后花了一千二百多万元，包养了五个情妇。在二００一年十月，他曾以健康为由提出离休未果，说明他那时已经作贼心虚了。

王守业的五名情妇，分别来自南京军区文工团、总政文工团、北京军区文工团、陆军军事学院party委机要员、总后勤部一办机要员。

王最后栽在包养的情妇蒋某身上。蒋某和王守业发生关系生下一名男婴后，王教蒋谎称和外人造成的，并叫蒋退伍。据说蒋提出要数百万“补偿”，王只答应给一百万。二人因此

决裂后，王又威胁蒋的安全。蒋就到中央军委、海军司令部上访告状，但一直未被受理，拖了二年多。蒋又串联王守业另二名情妇，联名写信给中央政治局、中央军委主席、副主席。写了五十八封举报信，终于引起关注，立案展开调查。

连获评“优秀party员”并二次“立功”

王守业晋升海军司令员时，中央军纪委一关就未通过，认为王守业生活作风放荡、工作散漫，组织上惯于拉拉扯扯，好大喜功；但王守业所属的后勤部对王的鉴定则几近“完美”。

王守业作案，时间长达五年。奇怪的是这五年中，他竟有四年被评为“优秀party员”、“优秀干部”，还立过二次三等功。

王守业专案涉及少将四名、大校七名，其中五名已被责令退伍，六名被降级处理。

海军司令员易人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央军委委员、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因患晚期肺癌，已住院治疗。

今年一月下旬，张定发到青岛北海舰队、烟台海军航空兵基地视察，慰问驻军，在出席会议时突然昏迷不醒，有关当局派专机将其送返北京治疗。

四月初，中央军委宣布，由副总参谋长吴胜利任海军司令员，参加中央军委工作。

王守业简历

1943年3月出生，河南省叶县人。196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工程系，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部基建营房部部长，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中将军衔。

王自1967年大学毕业参军入伍，先后在第38集团军、北京军区后勤部基建营房部总后勤部基建营房部任干事、助理员、工程师、处长、副局长、局长、副部长，1995年晋升为总

后基建营房部部长，2001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

第三篇：小布什诉戈尔案[范文模版]

2000年，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这一年的大选，围绕着佛罗里达州选票计票，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连续性诉讼大案。具体情况：

美国的政体是共和制，总统不完全是由全民直选产生的。根据美国宪法，各州选民在总统大选中选出的只是选举人。大选后，各州的选举人组成全国的选举团，最后由选举团的投票来决定总统选举的结果。但由于选举人本身已经声明属于哪一党派，要选哪一候选人的，因此，选举人出来后，就基本知道总统的归属了。[具体情形：在总统选举日，美国五十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选民们投票选举的是选举团的成员，即选举人。每个州由各党派提出的选举人在投票日之前，已保证将投票选举某一总统候选人。选举人当选后，将于十二月前往各所在州的首府，投票选举总统与副总统。以往由于交通不发达，选举人在抵达州府时，可能他原来承诺要支持的候选人已死亡，或情况有了很大变化，所以他可以改投其他候选人的票。但这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极少发生。

每个州的选举人票与该州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之和相等。由于各州众议员的名额是按人口多少分配的，人口多的大州选举人票也就多，例如，加利福尼亚州有54票，而阿拉斯加州只有3票，所以大州每次都是总统候选人争夺的焦点。哥伦比亚特区没有国会议员，但是有三张选举人票。美国全国共有538张选举人票。获得270张选举人的总统候选人即可当选。

但在多党选举中，如果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得到半数以上的选举人票，则由众议院从获选举人票最多的候选人中选出总统。但众议员要以州为单位投票，即每州投一票。如果没有一位副总统候选人获得半数以上选举人票，则由参议院从获得选举人票最多的前两名候选人中确定获胜者。]

选举的程序，主要包括预选（各党派选代表）、总统候选人提名（各党派选出候选人）、竞选运动（候选人历时数月争取选票的活动，包括到各州作竞选旅行、广泛会见选民、发表电视演说、进行电视辩论等。耗费巨资，使尽各种招数。）、全国选举（选举选举人）、选举团投票表决以及当选总统就职仪式。

主要的两位候选人都出自政治世家。共和党小布什（George W.Bush）的爷爷是来自缅因州的国会参议员，老爸作过两届副总统和一届总统（1980－1993）。而民主党戈尔（Al Gore）的老爹则是来自田纳西州的国会参议员。就个人经历而言，小布什要比戈尔逊色。

11月7日，美国全国开始投票选举选举人。

佛州是全美第4人口大州（仅次于加利福尼亚、纽约和得克萨斯），有25张选举人票，谁失去佛罗里达，谁就可能失去总统位子。因此，它的每一张选票都成为争夺对象。

11月7日傍晚开始计票。晚9点，媒体一度发布了票站调查信息，开始宣布戈尔拿下了佛罗里达。消息传来，戈尔的支持者欢声一片，并准备开庆祝会。但到了半夜两点（此时已是美国东部时间8日），CNN（美国有线新闻）宣称小布什赢了佛罗里达，以271张选举人票险胜戈尔。

戈尔颇为大度，按大选惯例，打电话给小布什，承认自己败北，祝贺对手当选，表示愿在新总统领导下为美国人民服务。“小布什赢了！”的头条新闻也在报馆里开印。世界各国领袖纷纷发来贺电，争先恐后向新总统示好。戈尔打完电话后，驱车前往田纳西州州议会大厦，准备公开认输。就在戈尔的车队快要到达目的地时，负责佛罗里达选举事务的州检察长（民主党人）电告戈尔，且慢承认失败，因为戈尔与布什所得选票的差距不到0.5%，而根据佛罗里达的选举法，这种情况需要重新计票。绝路逢生，戈尔又活了过来。

戈尔的竞选经理明确宣布，只要正式数据没有出来，竞选继续！戈尔又打电话给小布什，宣布收回认输和祝贺。小布什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正准备向几尽狂热的支持者发表接受胜利的演讲。但他还是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并努力安抚其支持者。各国领袖也很尴尬，纷纷又收回祝贺。

11月8日下午，佛罗里达总算完成了67个县的计票工作：在大约6百万张选民票中，布什赢得2,909,135张，戈尔赢得2,907,351张，其他候选人共得139,616张，布什仅比戈尔多得1784张选民票（相当于佛罗里达选票总数的0.0299%）！这一不到二千票的微小差距，对戈尔及其支持者来说，充满了诱惑。他们试图通过对选票的重新计算，争取改变选举结果。但对于布什来说，自然不肯放弃到手的胜利果实。结果，佛罗里达计票还未结束，有关选票的争执即起。进而，因计票纠纷引发了十几桩法律诉讼案，官司一直从佛罗里达的地方法院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

在美国，选举的具体方式和其他民政问题一样，属于州政府管辖。因此，各州有不同的选举法。而佛罗里达选举法就有一个0.5%的规定，即如果候选人所得的选票差距在0.5%以内，各选区（县）选举委员会必须重新机器计票一次。另外，候选人有权在选举结束后72小时以内提出人工重新计票（manual recount）的要求，由县选举委员会决定是否可行。该选举法还规定，在大选结束后7日内，各县选举委员会须将选举结果上报州务卿办公室，由州务卿将选举结果汇总、确认和签署，然后宣布全州的正式选举结果，从而决定本州25张总统选举人票的归属。

11月10日，佛罗里达各县完成了机器重新计票，布什仍然领先，但与戈尔的差距缩小为难以想象的327票！这一情形促使戈尔方面要求对棕榈滩县（Palm Beach County）等若干属于民主党势力范围的选区进行人工重新计票，并得到选举委员会的同意。对此，布什于第二天即11月12日，立马向佛罗里达的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紧急申请[布什第一次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要求法院下令立即停止人工计票，理由是：（1）只在部分县进行人工重新计票，必然造成州内选票统计中事实上的不平等，违背了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平等法律保护条款；（2）人工计票可能比机器计票更容易出错，其结果更不可靠；（3）局部的人工重新计票会引发全州性的重新计票，甚至导致全国性的重新计票，从而否定已有的大选结果。但是，地区法院以人工计票属州法管辖范围、联邦法院不能随意干预为由，拒绝了布什方面的要求。布什方面就此又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出上诉。16日，该院以同样理由驳回他们的要求。（第一次败诉）

与此同时，佛州州务卿、共和党人哈里斯（Katherine Harris）女士宣布，11月14日（大选日后第7天）是各县上报选举结果的最后期限，逾时概不接受。哈里斯依法办事，可民主党人却难以接受。因为棕榈滩等县人工计票刚刚开始，不可能在法定的计票期内完成人工计票。民主党戈尔控制的棕榈滩县等就此又向州法院提出紧急请求（戈尔方第一次向州法院第一次申请），要求给予上报时间的宽限。未得到支持，它们又上诉到佛罗里达最高法院，要求阻止哈里斯在法院判决之前签署任何选举结果。此举终于成功。（这里的党派色彩非常明显，因为州最高法院的7名大法官中有6名是由民主党人州长提名和任命的）。当时佛罗里达最高法院庭审时，辩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1）县选举委员会是否可以决定进行人工重新计票？（2）州务卿是否有权拒绝逾期上报的计票结果？

戈尔的律师认为，人工重新计票旨在保证选票统计的准确性，尊重和保护公民的政治权利，州务卿无权拒绝接受人工计票的结果。共和党方面回应说，州务卿依法行事，忠于职守。州最高法院对此没有管辖权。

而佛州最高法院以7比0的表决在21日作出两项裁决：首先，如果机器计票和抽样人工计票的结果出现差异，县选举委员会有权决定进行人工重新计票；其次，州务卿的确有权拒绝逾期报来的计票结果，但这一权力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因为选举权是州宪法保障的最重要的公民权利，是其他公众自由的基础，必须得到尊重和保障。“技术性法律规定不能凌驾于选举权的实质内容之上”。为此，宣布：棕榈滩等县可以继续进行人工计票，但计票结果必须在5日内（11月26日下午5时前）上报给州务卿，后者必须将这些结果包括在州大选的最后结果中。

这显然是民主党方面一个重要的胜利，但他们没有想到，要在5天内完成几十万张选票的人工统计，谈何容易！人工计票的第二天，一桶冷水就当头泼向了民主党人。11月23日，四个进行人工计票县中的一个迈阿密--戴得县选举委员会突然决定：他们将停止人工重新计票，因为无法在5日内完成该县的人工计票工作。对此，民主党方面立即向佛罗里达最高法院提出紧急申请（戈尔方第二次申请，失败），要其下令该县立即恢复人工重新计票。但这一次，他们未能如愿以偿。

11月26日下午5时，是人工重新计票的截止时间。只有一个县完成了人工重新计票。当晚，哈里斯正式签署了佛罗里达选举的结果：布什赢得2,912,790票，戈尔赢得2,912,253票，布什以多出537票领先。哈里斯拒绝了迈阿密－戴得和棕榈滩两县的人工计票结果（戈尔在两县分别净增选票168张和215张），理由是前者报来的只是部分统计结果，后者则超过了截止时间，尽管仅仅晚了几个小时。对民主党来说，这几乎是一张死刑裁决书。但戈尔阵营决不服输，次日，他们向佛罗里达巡回法院提出紧急请求（戈尔方第三次申请），要求下令哈里斯接受上述两县人工计票的结果，并命令迈阿密－戴得县完成人工计票。12月3和4日，法院作出了不利于戈尔的决定：下令两县将有争议的选票运到法院备查，但它没有同意恢复戴得县的人工计票。

（最高法院出手 大选尘埃落定）

当戈尔方面还在为维持人工计票而苦苦挣扎时，布什阵营却采取孤注一掷的战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了上诉，要求审查21日佛州高院决定的合法性。24日，最高法院接受这一案件，决定在12月1日开庭。这样，人们的眼光便从佛罗里达转向了华盛顿的最高法院。

在法庭上，布什方面称，根据美国宪法和1887年《选举人票计算条例》，州议会有权决定各州总统选举人产生的方式，在选票出现纠纷时，应按大选前制定的法律解决。而现在，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的决定却改变了原定的计票程序和时间表，不仅违反了1887年的《选举人票计算条例》，而且也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中的正当程序的原则（即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各州不能剥夺公民享有的联邦权利）。

戈尔的律师反驳说，人工计票是佛罗里达选举法认可的一项正常计票程序，旨在获得一个公正的结果。由于州选举法的有关规定语焉不详，造成理解上差异和运用中的矛盾，为此，州最高法院有权对其进行解释，这种做法既没有损害州法和公民的权利，也不违反正当的法律程序，所以不存在州法院越权的问题，最高法院不应干预。

三天后（12月4日），联邦最高法院以9比0作出判决。它对布什和戈尔的分歧不置可否，以州最高法院没有说明其决定的法律基础，也没有论及它与联邦相关法律之间的关系为由，“搁置”（vacate）了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remand），最高法院虽未作出直接裁定，但这一决定至少表明，它拥有干预的权利。

就在同一天，佛罗里达的巡回法院也对戈尔方面的上诉作出了判决，结果却令民主党人大失所望。法院认为，戈尔方面缺少足够的具体证据，说明人工计票有可能改变现有的选举结果，州法中也没有规定州务卿必须接受不完整的计票结果，所以，法庭不能强迫迈阿密－戴得县恢复人工计票，也不能否决哈里斯已签署的选举结果。显然，选票争执的天平开始摆向共和党，但戈尔仍然不放弃最后的一线生计，再次寄希望于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干预。

12月8日，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以4比3票的票数，部分推翻了巡回法院的决定，明确棕榈滩的计票结果和迈阿密－戴得县不完整的计票结果都应该包括在最终的统计结果（这使戈尔与布什的差距缩小到154票！），并下令在全州范围内（总共63个县，除已经完成人工计票的三个县外）人工统计大约6万张漏选票，但它并没有确定何为漏选票的标准。显然，这一作法是为了减少对部分地区人工计票不公的批评，给予戈尔一个最后的机会。这一作法的党派倾向非常明显，实际上是无视了联邦最高法院的意见。布什方面岂能善罢甘休，遂向联邦最高法院提出紧急上诉。

12月9日上午，就在佛罗里达各县刚开始人工统计漏选票两小时，联邦最高法院突然发出了紧急命令，要求佛罗里达立即停止人工计票，宣布12月11日举行法庭辩论，并将此案正式定名为布什诉戈尔案（Bush v.Gore）。紧急命令是以5比4票的表决结果作出的，保守和开明两派大法官的立场泾渭分明。

在12月11日的庭辩中，布什方面的律师主要强调两点：其一，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下令对有争议选票进行人工计票、并由巡回法院来制定计票标准的决定，违反了宪法第2条总统选举人产生条款和1887年《选举人票计算条例》的“安全港”条款；其二，缺少统一标准人工重新计票（standardless manual recounts）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护和正当程序条款。

戈尔的律师则强调，佛罗里达最高法院的决定是对佛罗里达选举法的合理解释，它没有制定新的法律，只是补救选举中出现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应该尊重州法院的判决。

[判决结果]

次日晚，在万众瞩目中，联邦最高法院与9日下达紧急命令时完全一样的5比4，作出了裁定，“推翻佛州最高法院命令继续人工计票的的决定”。

[裁决理由]

法院多数意见认为，佛州高院的判决存在着宪法问题，违反了平等法律保护条款，必须给予上诉一方(布什阵营)以补救。其裁决理由如下：

（1）一旦州法律授予州居民有权选举总统选举人，这一选举权就成为一项基本的宪法权利；

（2）如果州政府的行为损害了这一基本权利，联邦法院应对这些行为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

（3）在本案中，佛罗里达的法律以及州法院均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来进行第二次重新（手工）计票，并且确保每一投票均能以一种平等的方式公平、准确地统计；

（4）因此，第二次重新计票，即手工计票，违反了宪法第14条修正案所要求的平等保护，以及为正当程序所要求的公正对待每一个投票者。

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定使戈尔失去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12月13日晚，戈尔向布什承认失败，并发表了颇为感人的电视讲话。至此，小布什大获全胜。

2001年1月6日，107届国会开幕。非常残酷的是，戈尔以参议院议长的身份宣读他在内心中并不承认的大选结果：在选举团的538张选举人票中，布什和切尼赢得271张，戈尔和利伯曼赢得266张。在全国范围内，布什共得民选票50,456,141张（占总票数的47.87%），戈尔共得民选票50,996,039张（占总票数的48.38%）。布什比戈尔少了近54万张左右，成为继1886年哈里森之后又一位少数票总统。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偶然胜出的总统”为题评论说：现代政治史上“极少出现过以如此微弱的胜利赋予某人以如此巨大的权力”。

[不同观点]

布什诉戈尔是当代世界宪法诉讼史上重大而有影响的案件。本案终审判决一出来就引起了世界范围内有关人士的关注与评论，其议论意见主要有这样一些：

一、是批评与质疑的意见,认为该案干预了不该干预的政治问题。这些人认为，选举总统是一个政治问题。根据美国“伟大首席大法官”

约翰•马歇尔（1801－1835年任首席大法官）留下的宪政遗产，法院一般不应介入政治问题。法院是中立的，应奉行司法克制的哲学，司法介入政治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解释：在美国确实有“政治问题回避原则”的司法传统，这也就是说，某些案件虽可以由司法管辖，但是这种司法介入可能会与其他政治机构（如立法、行政机关）发生冲突时，法院就往往以其属于“非司法性”案件，予以回避。这种回避用特定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司法克制”，其目的就是为了不“使法院直接主动地陷入政治纷争之中”，而使法院超然于政治漩涡之外，保持司法的“纯洁性”。1946年美国科尔格罗夫诉格林案中，美国最高法院拒审议席分配不公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判例[联邦最高法院承认伊利诺伊州存在着议席分配不公的事实,但宣称,根据美国宪政传统,确定国会议席分配的责任在于联邦国会,而不是司法机关,为了避免“陷入政治纷争之中”，就驳回起诉，拒绝审理]。因此，有论者认为这次“大选开创了由联邦最高法院裁决总统大选争执的先例，打破了美国宪政中三权分立的神话”。也有人用嘲笑的口吻说，联邦最高法院5位保守派大法官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了布什两次票：一次在11月大选中，一次在12月的裁决中。这里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认为司法过多地干预了政治以及妨碍了民主原则。参与审判的大法官史蒂芬•布莱尔就认为，布什诉戈尔案引发的是一个不可裁判的政治问题，“美国宪法和联邦法律均澄清了这是国会的功能——而不是联邦法院——来判断总统大选纠纷。对国会而言，其必须解决这一选举纠纷，无论其是多么棘手和困难，因为它是一个政治机构，比非民选的最高法院更准确地表达了人民的志愿，而人民的志愿正是选举的意义所在”。大法官布兰迪认为：“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不作为。”

二、不同意第一种说法，认为时间会给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以赞扬，因为其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宪法危机。

很多的法学家、政治家、记者，以及其他观察家认为最高法院在布什诉戈尔案中五票对四票的判决结果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裁决。有人赞同大法官布莱尔的观点，认为最高法院不应当介入此事件，但另外一些观察家们认为，只有时间才能判断联邦最高法院审理此案是否正确，也许将来某一天最高法院将受到赞扬，因为其没有回避一件有困难的案件，并且做出了判决,避免了一场更大的宪法危机。

三、有人充分肯定本案所显示出的重大意义。记者弗雷德曼说，他未曾考察联邦最高法院在此案或其他各案中的判决，但该案判决结果能够顺利得到实施，则有力地表明，美国强大的关键所在是这个民族对法治的信仰。“„„判决的失败者接受法治——以及法治背后的制度，为最终的、合法的原则。”弗雷德曼接着写道：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只有当我们重申我们对法律制度的忠诚，甚至即使它对我们不利——制度才能长存、改进并在失误中总结教训。并且这正是戈尔先生所理解的，在其优雅地退出竞选之际，他说道，“这就是美国，我们将国家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这表明：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

[法理评析]

一、本案首先体现了美国法治的成熟与人们对法院权威的尊重。

2000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从表面上看，的确“热闹非凡”：民主、共和两党成员云集佛罗里达州，共同监测重新计票过程；戈尔不止一次地呼吁要倾听选民大众的声音，布什则把他的竞选班子头领和主要智囊成员送到佛州督战；前任总统克林顿为佛州高院命令重新计票的决定鼓掌，纽约州的共和党州长则指责它不仅完全错误而且造成了混乱；在争议的全过程，支持两党的选民都不时举行游行，由于两人的政治前途竟系于区区几百张选票，所以双方打得不可开交。整个过程迂回曲折，波浪起伏。但这“热闹”并未走向混乱与胡闹，没有舞枪弄刀，为什么？因为这“闹剧”的背后还有一套规则和秩序。事实上，整个选举仍然是一个相当开放、透明、有秩序、按规则进行的过程。最重要的，所有关于选举的争议最终都在法院获得了和平解决，且即使是输家（如戈尔）也毫不犹豫地服从最高法院的决定，并公开与政治对手和解。公民对选举结果不服而产生争议——有时甚至是激烈争议，本是民主体制中很正常的现象；但争议是否能获得和平解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法治。美国的选举争议最后通过法律手段而获得解决，丝毫没有出现象菲律宾弹劾总统期间出现的**与暴力事件，这首先就充分体现了其法治与民主制度的成熟化以及人们对法院权威的尊重。在各级法院判决后，各方都未采取过激行动。终审判决后，戈尔还进行了一次演说，这次承认败选的演说既表现出君子风度，更体现出其对法治的尊重。他说：“现在最高法院已经说话，尽管我不同意法院的判决，但我接受它。我接受这一判决的最终权威，„„为了我们民族的团结和我们民主的力量，我拱手让步”。这句话显示出最高法院在美国人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它作出的判决可能出错，可能不被认可，但却是会被无条件地接受。从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美国的法治（rule of law,而非“依法而治”rule by law），领略到的是法治的精彩和无奈，感受到的是司法独立的威力，是法大于权，是法律程序胜于政治结果。在美国，无论生效的判决公正与否，美国人都认为接受该判决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美国社会文明的法治基础。托马斯•弗里德曼曾有段精彩的评论，他认为美利坚民族对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美国成功的秘密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不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正是这些让每一个人可以充分发展而不论是谁在掌权。美国强大的真正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这是一种由天才们设计，并可由蠢才们运作的体系”。

在一个缺乏法治传统的社会中，我们很难理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权力与权威。

（这白色建筑物就是被称为美国“镇国之柱”的联邦最高法院。这右边就是威严的9位大法官）。

二、本案应视为正当的司法审查(干预)，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完善与政治稳定。

前面有人认为，本案干预了不该干预的政治问题，难免有党派倾向之嫌，有损司法独立的美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认为这一观点有些过于绝对化，不正确。这里涉及到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干预有正当与非正当之分，如果是正当的司法干预，结果是好的正面的话，那就应当肯定，如果是非正当的，结果是消极的，如引发了混乱或不公正的话，那就应否定。在选票出现微小差异的情况下，国会没有去解决，人们也不相信国会，而双方都主动地要求司法干预，司法介入后，最后的解决结论令双方与广大民众都信服、都接受了，这是有助于美国民主制度的完善，有助于美国大选政治稳定的。可见,这种介入应当说是正当的。从美国法律的规定上看,联邦最高院是行使司法审查权。凡是涉及联邦宪法的，都可行使司法审查权。不管是总统行为，还是判决，抑或法律法规。

1946年,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科尔格罗夫诉格林众议院议席分配不公一案中，确实拒绝审理,表现了传统的保守”克制”态度,“不干预”；但熟悉美国法律史的人不难发现,这一判例没有被后来60年代沃伦法官对贝克案[注：议席分配不公的事实致使查尔斯•贝克起诉州务卿乔•卡尔，联邦地区法院以遵循先例原则，驳回请求，贝克一直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争议激烈，沃伦首席大法官勇敢地抛弃僵化的权威先例原则，以该州违反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法律保护”条款，积极介入，并判决贝克胜诉：“田纳西州必须根据联邦政府最新公布的人口统计数字，公正平等地分配州议会议席，切实保证每一位公民在事实上都能享有与其他人一样的平等投票权，维护美国代议民主制的公正与公平”。这是一个被誉为“关注社会现实，突破僵化与过时，实现司法理念与时俱进”的历史性大案]的判决产生“遵循先例”的作用。人们现在都评价说，贝克案是正当的司法干预，那么，同样道理，我们不能说，2000年美国大选案就不是正当的司法干预。如果站在戈尔的党派立场上，可以评价说，选票争议，是不适合联邦司法解决的地方政治问题。但是戈尔一派也主动地请求司法介入了，是佛罗里达最高法院人工计票的决定在先，而后才有联邦最高法院的否定裁决的。所以，仅就形式而言，民主与共和两党都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八两。正如美国一位教授所评论的：联邦最高法院的“非法”不过是对佛州高院“非法”的反击。如果在原则上认可佛州高院司法干预的合法性，就很难不赞成联邦最高法院干预的合理性，因为总统选举人的产生显然与宪法及联邦法律密切相关。

国不可一日无君。高度“民主”的美国也同样如此，如果让民选的州议会或国会来决定总统人选，那样要闹到何时？在宪政危机的压力面前，法院应率先士卒，挺身而出。所以有人评论说：“从宪政秩序的角度来看，最高法院可能帮了国家的大忙；从法律推理来看，最高法院的这个决定很糟。一句话，最高法院的决定产生了秩序，却没有了法律。”这里，认为没有了“法律”，是一种极端的片面，而“产生了秩序”，意即它解决了一场因总统难产而可能导致的宪政危机。

有人评价说：“美国大选也称得上是可以载入史册的经典。选举后出现在佛罗里达州的情况似乎一片混乱，就连我们也纷纷嘲笑美国人的基本算术能力。但关键时刻，最高法院在布什诉戈尔一案中5：4的判决又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可能是在关键时候起重要作用，人们才称：美国最高法院是国家的良心和社会保护阀。

三、内在的政治化倾向巧妙地利用了法律的技术与漏洞，表现了大法官的法律智慧。

在这次选举纠纷处理过程中，政治化倾向显而易见。州务卿哈里斯与 棕榈滩等县选举委员会之间的选举法权限之争，州最高法院对哈里斯决定的两次否定，其态度泾渭分明，都显示出党派意志的较量。联邦最高法院多数派“迫不及待地介入此案”，打破了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立场，他们的决定是不是“不言而喻”的“政治性决定”呢？似乎不难肯定，从判决书里存在多种意见的情况可窥一斑。这个判决书一共分成六个部分，一个多数意见，一个附合意见，四个不同意见（其中只有一个是三位大法官一致同意，其余三个不同意见都是双重异议）。由此，不能完全排除没有党派倾向。我们应当理解，法官也并不完全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超凡脱俗之辈，法院也不可能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受各种思潮观念渗透和影响的孤立存在。不同的法官有不同的政治哲学，它们构成了其理解和解释法律的基本框架。完全客观中立的法官只存在书生的法律王国中。对此，《纽约时报》的著名外交专栏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曾说过：“戈尔先生为美国人民挨了一枪。这打在美国人民胸口的一枪是联邦最高法院5位保守派大法官放的，他们出于政治的动机裁定布什为总统。”不过，所有这些政治较量都限于对法律的不同理解和法律漏洞的利用，即内在的政治化倾向巧妙地利用了法律的技术与漏洞，基本上没有背离法律本身，表现了大法官们的法律智慧。

我们可以看判决理由：裁定佛州高院违宪的是9名大法官，其中多数派包括两位开明派大法官布雷耶和苏特认为，佛州人工重新计票一案的确涉及到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问题，宪法明确规定由各州议会制定产生总统选举人的方式和程序，并给予选民的投票权以及行使方式以平等的法律保护。由于佛州最高法院的判决未能提供一个“符合联邦宪法最低要求的”统一的计票标准，一样选票会得到“不平等的衡量”。这也就是说，本来的标准是计算有效票（有打孔的），而现在允许人工计票，就意味着某些标记不清楚的选票（无效票）也可计算在内了，与其他州标准不一样。因此首席大法官认为，州最高法院在审理整个案子时不是在解释州法，而是在重新创制州法。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斯卡利亚和汤马斯3人，在支持裁决的附加意见中指出，按照佛州法律，只有那些标记清楚的选票才是有效票，而佛州最高法院允许人工计算标记不清选票的作法违反了佛州的立法。所以，以佛州最高法院如何违反了佛州有关选举的法律和宪法的第2条作为否定的理由，这是充分的，令人信服的。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本案的判决不是直接下令停止人工计票。而只是裁定将案件发回，要求佛罗里达州高院重审。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否定办法。如果直接判决停止人工计票，那不仅法律依据不足，而且有违公平公正原则，同时也会有些许涉及政治问题的嫌疑，从程序上给予否定，对非总统选举问题作出了其权限范围内的判决，既达目的，又法理充足，绝对睿智！！要知道，佛州高院当时要重审已经是根本不可能了，因为联邦最高院作出判决的时间（12日晚上10点）离法定的选票统计截至时间（12日）只剩下两个小时了，这实际上断绝了佛州高院采取任何补救行动的可能性，也断绝了戈尔的最终希望。这种做法似有“不诚实”之嫌，但从技术上隐晦表达其内在的政治倾向性，不得不承认大法官们的智慧。

其实，反对派法官也是十分聪明的。判决是以五比四的表决比例通过的，其中史蒂文斯和金斯伯格针对多数派法官的说法（佛州高院的决定改写了佛罗里达的法律）表示异议，其认为佛州高院的决定不过是解读州立法机构的立法。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宪政实践传统一向是，在涉及州法的含义时，州最高法院的有关决定是最终的。因此，联邦最高法院不应介入。

其中异议最为突出的是布雷耶，因为他从根本上认为，这是个政治问题，不可司法性，他还援引大法官布兰代斯的名言说，“我们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都不要做”。这种意见只有布雷耶一人主张，其余的大法官都认为佛罗里达选票争议是可以由司法管辖的，分歧只在于是由州还是由联邦司法管辖。多数派法官认为本案涉及的是总统选举这一事关联邦的大事，属于宪法第2条规定的内容。直接表白道：“没有人比本院的成员更明了司法权的根本限制，在尊重宪法的设计—通过他们的立法机关让人民并由政治来选择总统—方面没有比本院更坚定。但是，当诉讼双方启用诉讼程序后，我们就必须处理诉讼中的联邦以及宪法问题，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应该说，各方的观点都有相当的合理性和理论上的说服力。大法官们不同意见的畅所欲言与激烈交锋，的确让人领略了美国法治的华彩篇章。我们中国一位学者曾经赞扬道：“我们看到一个独立与公正的司法机构对于保证民主选举的完整与可靠是至关重要的，而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即在于司法程序本身必须是一个自由、平等与公开的说理过程，其中每个法官（不论是几“品”、有没有官衔）都可以不受压制、毫无顾忌地表达自己对宪法与法律的观点，而他（她）的任何法律意见，无论是多么智慧或荒谬，也都将受到法学界同行、学者乃至整个社会与历史的无情检验”。

因而，可以断定，这是当代的一个经典案例，将在更广泛的范围对宪政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本案让人们看到美国在民主与法治

第四篇：美国FG诉刚果案

姓名:曹晓群

学号:14020051 班级:14法学卓越班

美国FG公司诉刚果案

请结合国家豁免规则和中国有关法律，分析香港法院对上述案件是否有管辖权？

分析：根据案情我们知道此案件牵涉问题在于美国在香港法院对于刚果的起诉香

港法院是否有权审理的问题，这个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开始分析。

一是刚果是否享有国家豁免权，根据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第二

条规定。刚果满足国家豁免权的主体要求，另外此案虽涉及商业交易，但国家豁免原则是由主权国决定，在本案中，美国在香港法院起诉刚果，根据《基本法》第十三条规定，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有关的外交事务，而中央授权香港依照《基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第十三条涉及宪制上的权力分配问题，香港获授权处理的是“对外事务”，只是“外交事务”的一部分，给予主权国家司法豁免权是中央国家独有的权力，香港并没有此权限。由于中央没有就国家豁免权制订全国性法律，香港法院只能依照中央行政机关的外交政策判案，中国政府采纳“绝对豁免权”原则，香港不能采纳其它原则。

二是香港法院是否享有对于国防外交事务的管辖权。根据基本法第十三条的规定，中央政府负责外交事务，基本法第19条第1款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除继续保持香港原有法律制度和原则对法院审判权所作的限制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所有的案件均有审判权。”此条表明，香港法院原有管辖范围不变。这是一条原则性规定，但基本法第19条第2款还规定了限制和例外，即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文件，上述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从上述基本法第19条第2款的规定看，不论香港回归前，香港法院是否有权管辖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在回归后，依照基本法，香港法院是无权管辖“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案件的。至此基本法第十九条列明本港法院虽然享有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对国防外交等行为没有管辖权，法院必须与处理外交事务的行政机关口径一致，《基本法》应加于《普通法》之上。香港终审法院决定就该案提请全国人大释法的行为，这是终院确认了其宪法责任，即如果符和有关条件特区终院必须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释法，香港的管辖权问题涉及的是我国主权问题，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虽享有一定的自治权，但还是在中国政府的领导下，因此贯彻中国政府的行政方针无可厚非。

因此从以上两点来看，香港法院对上述案件是没有管辖权的。

第五篇：解读江苏法院化解涉诉矛盾纠纷工作

解读江苏法院化解涉诉矛盾纠纷工作

王明新 娄银生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3月全国“两会”上，对江苏提出了“六个着力推进”的殷切希望。其中“着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着力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如何运用司法职能，能动化解涉诉矛盾纠纷，“着力推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对于江苏法院而言，既是时代的命题、发展的难题，更是现实的能动司法的课题。

调研决策先行：强化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针对性

两会刚闭幕，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公丕祥驱车200多公里，来到170万人口的大县沭阳，就深入推进涉诉矛盾纠纷化解等三项重点工作进行调研，听取了当地经济主管部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界的意见和建议。

此后，江苏高院党组成员带领四个工作组，分赴全省13个省辖市开展调查研究，深入了解各地法院开展三项重点工作，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情况。在迅即形成四个调研报告后，江苏高院对涉诉矛盾纠纷工作的措施、成效以及遇到的困难、问题进行分析、研判，制定了“以抓源头、清积案、强基层、提能力、建机制为重点，打一场化解涉诉矛盾纠纷的攻坚战，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的总方案。

省高院做表率，南京、无锡、盐城、宿迁、扬州、泰州等中院紧紧跟上，分别就涉及当地经济重大项目、涉房屋拆迁刑事、涉建设工程商事等纠纷案件的审理开展专题调研。常州中院《关于当前社会涉诉矛盾纠纷的排查分析报告》，市委书记范燕青的评价是“近年来所看到的最好的一份报告”。扬州中院关于社会上少数人借“民工荒”要挟企业的报告，受到中央领导***、张德江同志的关注。今年10月中旬，江苏高院又制定出台了《关于为促进我省中小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的22条司法措施，时任省委书记梁保华、省长罗志军均给予了高度肯定。

源头突出预防：抓住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主动权

2010年，被称为中国经济最复杂的一年。作为经济大省的江苏前三季地区生产总值约29700亿元，增长14.1%左右，居全国第二；全省六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突破10000亿元，发明专利申请量、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一。这组数据，不仅诠释了江苏正迎来一个不同于以往的“新增长时代”，还验证了培育与发展新兴产业是基于省情特点的根本出路。

正是这一决策，江苏赢得了高速发展的产业集群与创新高地。记者岁末步入泰州“中国医药城”，生机勃发的景象令人振奋。“到„十二五‟末，这里1000个国际化成果落地，1000家企业入驻，1000名高端人才入户，1000亿人民币销售。”聊到这些，泰州海陵法院院长朱建华面露的不仅是自豪，还有责任的凝重。今年4月，海陵法院与行政机关共同调研的《关于泰州市经济开发区、医药城行政案件审理情况及解决司法难题的建议》报到市委；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苏州市委作出建设“三城三区”重大战略抉择后，苏州法院行政庭条线法官及时在“虎丘地区综合改造工程”和“苏州西部生态城”等重大项目建设地设立法律服务工作站（点），积极预防矛盾，掌握化解纠纷的时机。

看苏北、走苏中、访苏南，“能动化解，服务转型”、“风险评估，源头防范”，是记者连日来在各地采访中听到最多的关键词：全省各级法院在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中，牢牢抓住了源头预防这一工作重点的主动权。

共建共享，和谐可期。今年3月底，江苏高院召开了全省法院和谐共建现场推进会，《全省法院涉诉矛盾纠纷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将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分为“正常、较高、严重”三个等级。各地法院普遍开展了和谐共建活动，组织广大法官及时了解涉诉矛盾新趋势、新特点，建立健全与地方党委、政府、企业等矛盾纠纷预防、发现、沟通、建议、调处、稳控等联动机制。南通法官参与《南通家纺版权保护情况的报告》获得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确认，将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运用。江苏各级法院组织广大法官深入企业了解司法需求，加强和改进司法应对工作，发送司法建议2278件。

改革创新推进：增添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驱动力

“要用司法改革的成果来推动和保障三项重点工作的顺利完成。”这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部署今年工作时提出的要求。沿着这条路径，记者清晰记得今年以来采访过的：南京中院“执行联动威慑机制”，获江苏省政法工作创新奖；如皋法院化解行政争议“2+X”模式，获南通市政法工作创新奖；海陵法院“民事速裁程序”和“审前司法鉴定”，获泰州市政法工作创新奖；苏州金阊法院交通事故巡回审判方式获机关效能建设创新成果奖；徐州鼓楼法院“更生人”法企共建基地，被徐州市委书记曹新平批示为“全市重大司法创新成果”等。

思则变，变则通，通则达。作为东部沿海地区，江苏发展速度快，司法遇到问题早，解放思想、攻坚克难意识尤为关键。江苏高院党组不为既有的经验所束缚，不为传统的模式所局限，围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加大了司法改革工作力度，将零散做法系统化，将有效措施规范化，将具体实践理性化。通过梳理总结、系统整合和深化提升，全省法院初步形成一套规范、完备的推进三项重点工作的体制与机制，在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诉讼程序、审判管理工作、司法为民机制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审判管理工作机制、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量刑规范化、诉讼服务中心建设等司法改革在全国法院产生积极广泛影响。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江苏高院在着力建立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审判管理新机制中，强化考核考评工作，形成了“1+7”的量化考评体系。常州、徐州、连云港、镇江等地法院结合实际，普遍制定了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的实施方案和考评办法，淮安金湖、南通港闸、镇江润州、盐城盐都、苏州工业园区、连云港新浦、徐州鼓楼、无锡滨湖等基层法院在矛盾纠纷预防、沟通、调处、稳控等方面，建立健全责任分解和责任督查机制，形成了化解工作人人有担子、个个有压力的格局。

2010年，作为江苏高院确定的“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年”，全省法院涉诉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制度体系初步形成，成效凸显。据该院审管办提供的数据显示：1到11月，全省法院开展诉前调解案件116710件，成功率83.71%；新收民事一审案件数量同比减少6.85%，近五年来首次呈现负增长；化解涉诉信访案件8295件，化解率为98.67%，重点涉诉信访案件息诉率为99.06%；新收各类二审案件41053件，同比下降2.97%；全省法院涉诉信访数量同比下降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