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交易效率视角下的资本市场监管转型研究
交易效率视角下的资本市场监管转型研究
【摘要】 从交易效率视角来看,核准制下监管的规制成本较高是制约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有必要向注册制转型,通过赋予企业拥有筹集资本的天然权力、坚持以披露为准、依法治市和事中事后的监管机制,来降低资本市场的制度性成本,达到提高资本市场的交易效率的目的。
【关键词】 交易效率 资本市场 监管转型
一、资本市场监管研究概述
对资本市场监管研究的本质是关于自由市场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是否需要借助政府的干预和监管的问题,主要经历了政府不干预市场(1929年大危机之前)、政府干预市场并制定一系列的金融监管法规(从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末)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并研究如何改进(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三个阶段,因此对资本市场监管研究的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第三阶段。随着政府干预经济和自由市场理念冲突的加剧,人们已普遍意识到直接干预的监管政策存在缺陷并开始探索金融监管的有效性问题:在资本市场的业务监管上,一方面资本市场为创新业务绕过监管而过度竞争,另一方面又增加了政府的监管成本;在资本市场监管的成本与效率上,研究者也进行了多角度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总体来说,西方学者对资本市场与监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但资本市场日新月异的发展使得此问题仍是一个值得继续研究的课题。
我国对资本市场监管的研究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不断丰富与完善:较多的学者是从监管现状出发通过多国间的横向比较来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由此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提出监管改进方法,并介绍国外的资本市场监管理论;其次是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来研究资本市场监管问题,主要有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规范研究大多强调资本市场监管的必要性,实证研究由于计量方法和样本采集各异,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新常态下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关键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因此本文基于交易效率视角,来重新审视资本市场监管存在的问题并从该视角出发提出监管转型的对策建议。
二、从交易效率视角来看资本市场监管存在问题
市场交易效率(Market Transaction Effectiveness)又称为市场成熟度(Market Maturity),是一个经济体能够为交易活动提供的交易条件、交易环境和交易功能的总称(郭俊艳、金玉国,2013)。基于交易效率视角,长期以来我国资本市场监管的规制成本较高,主要体现在政府对营业活动监管的方式和效率上,行政监管为主、审查审批过细、效率低下,其根源在于股票发行制度已不适应资本市场发展,无论是资本市场发展初期的审批制还是从2000年开始的核准制,都是按行政原则配置资源,容易导致制度上的寻租,不利于市场主体的风险判断和选择,束缚了市场自我约束机制的建立,使得市场主体与监管机构的博弈日益凸显,阻碍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具体而言核准制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逆向选择和寻租
核准制下的核准内容包含了发行人的上市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财务指标,如对会计年度净利润的要求等,这些规定使得一些公司为达到上市要求而进行会计做假、欺诈上市,诚信的公司反而因没有造假不能达到上市要求,无法上市,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问题,无法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优胜劣汰的作用。另外,核准制下由于管理层掌握着股票定价权、配售权以及发行数量和发行节奏,无法避免有些公司为达到目的而千方百计的进行寻租。
2、没有以信息披露为中心
核准制下的监管无法做到信息实时披露,信息披露的范围与程度严重不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质量严重不够,不可避免出现恶意的虚假信息披露行为,不仅影响了信息的可信度,还加剧了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交易中就可能出现内幕交易和市场操作行为,同时这些信息披露的违法行为的机会成本较低,威慑力不够,结果是投资者的利益得不到保障,投资者对资本市场失去信心从而减少向资本市场投放资金,资本市场长期萎缩不可避免。
3、缺失法治力量和契约精神
核准制下对资本市场违规的监管大多是建立在“严打”基础上的,每一届证监会的领导班子都留有严打的代表性的案例,但这些案例移送司法部门的比例很低,甚至多数不了了之,原因就在于对资本市场的监管缺失法治力量和契约精神,不可避免的出现了各种干扰正常市场秩序、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为,如造假上市、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另外,发行人对信息披露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不明确,监管执法缺失,违法违规成本低,加大了监管部门的监管阻力,缩小了监管执法的能力边界。
4、监管机制是事前监管而非事中事后监管
核准制下的监管机制是事前监管,监管重心是事前的“审核审批”,特别是行政审批制度,名目繁多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如审核登记事项达31项,存在大量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行政许可审批事项;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也过多,从派出机构角度统计,对机构监管审批报备多达100多项,同时对机构管理、业务开展指导过于频繁;除上述两种审批事项外,还存在一些变相的行政审批,如各类事前备案、报告以及审批事项以外的登记、考试、验收等事项。相反,事前监管后的事中监管相对薄弱,主要表现在:现场检查针对性和有效性不足;日常监管和稽查执法的衔接不够;日常监管与审批备案、稽查执法的信息共享不畅通;日常监管重点不突出;监管体系职能分层不够优化。
三、基于交易效率视角促进资本市场监管转型的对策建议
基于交易效率视角,对资本市场的监管重点应放在为资本市场交易活动提供好的交易条件、交易环境和交易功能上,对资本市场的监管的核心在于理顺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加大市场活力,因此应由核准制向注册制转型,提升监管效能。
1、赋予企业拥有发行股票筹集资本的天然权力
要杜绝资本市场的逆向选择和权力寻租问题,就要赋予企业拥有发行股票筹集资本的天然权力,关键是建立市场主导的股票发行上市制度。注册制改革只审公司信息不审公司质地,就是把这种天然权力回归给企业,审查部门只负责给投资者一个真实的公司,对发行人的价值判断完全交给市场,由市场来判断该公司是否盈利和是否能持续盈利,资金通过价格机制配置给企业,优质优价、低质低价,同时将股票定价权、配售权以及发行数量和发行节奏也完全交给市场。
2、坚持披露为本,归位尽责
“注册制”与“核准制”的关键区别在于前者的审核是以信息披露为中心,对发行人进行价值判断的不再是监管部门,二是而是由各市场参与主体(发行人、中介机构、投资者、证券交易所)归位尽责:强化发行人对信息披露的诚信义务和法律责任,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由发行人和中介机构负责;中介机构发挥严查把关作用;投资者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理性投资意识,风险自负;证券交易所则进一步健全完善自律规则体系,切实履行自律职责。坚持以披露为本离不开中央监管信息平台建设,数据库、重要业务监管系统等监管信息平台是持续推进监管转型的重要抓手。
3、坚持法治导向,依法治市
资本市场的发展高度依赖于法治化的保障和推动,因此注册制下的政府应该聚焦于为市场有效运作构建适宜的制度环境和有效的法律保障,有必要制定合理的、适应市场发展阶段的法律法规,应在新“国九条”顶层设计的引领下,进一步修改《证券法》、制定《期货法》,构建和完善法律实施规范体系,并覆盖多个子体系,突出投资者保护、完善融资与并购和市场交易、明确产品业务和市场与机构主体,为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奠定法律的基石。
4、精简行政审批事项,监管机制转向事中事后监管
注册制的关键是尊重市场规律,最大限度减少和简化行政审批,强化市场内在约束,监管机制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一是事中监管以风险导向为主,兼顾行为导向,事后监管以行为导向为主,兼顾风险导向;二是研究制定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监管手段也将由“人工判断型”转向“技术导向型”,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教育培训和稽查执法等都要在监管规则和法律法规的规定范围内进行;三是把提高现场检查针对性和有效性、突出日常监管的重点、优化监管体系职能分层等作为推进监管转型的重要抓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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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市场监管视角下集贸市场计量管理研究
市场监管视角下集贸市场计量管理研究
市场监管体制进行“四合一”改革后,工商管理、质量监督、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和物价管理职能部门首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发挥技术对市场监督的支撑优势。发挥基层市场监管执法队伍和技术部门的紧密配合,并将收集整合的计量管理信息实现部门间的共享,并对社会公众公开,对集贸市场长期存在计量不规范形成有效管理,实现机构职能和人员力量的集中,以计量管理工作的规范落实、监管资源的整合优化以及监督责任强化和技术的推广应用推进集贸市场计量管理工作重心下移、监管工作管口前移。
集贸市场计量管理是针对城乡物资、信息交流市场中计量主办单位多元化,管理难度增加、计量器不规范、经营业主法律意识淡薄、计量管理监管不到位等多种现实问题进行的全面治理,以提升消费者对集贸市场的计量诚信问题的信心,构件诚信体系,促进市场健康发展。为方便城乡居民生活,促进产需衔接、引领消费、促进就业并推动市场经济繁荣的做出突出贡献的集贸市场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逐渐出现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集贸市场计量管理问题成因
1、计量器具配备、使用和检定不规范
一般计量器由自行选购或市场主办者统一购置,但两种渠道购置的计量器都会存在技术要求低,操作使用不当以及计量产品不合格等问题。而集贸市场流动性大,主办者管理上先天不足,一般主办者对计量器的配置、使用情况听之任之。而公平秤的使用不当、管理不规范导致使消费者的需求也无法满足,管理者往往费力不讨好。而计量器的使用不规范导致的短斤缺两,消费者也司空见惯,只要不是太过分,消费者以不予追究,而投诉渠道的不畅通也为违法计量行为的发生提供环境。排除经营者主观送检意愿低的因素,检定费用的收取过高、检定程序复杂也是多数经营者不送检的原因。此外,经营者法制观念淡薄,流动性大为检定、收费带来困难。
2、计量管理体制机制问题
计量监管工作由于主?w多元,权利义务不清楚,法律责任不明确。各责任主体对计量管理职责认知和履行不足。此外,从业人员不稳定,监管力量薄弱,职能部门在进行计量检定或开展行政执法时遇到困难和阻力就立即停止,实际上造成监管缺位。消费者的合法权利得不到有效维护。集贸市场监管者商务、税务、市场监管、工商管理、物价、公安等职能机构日常工作繁杂,很少顾及计量监管,而实际上负责的主办方、市场监管以及经营者在现有人力物力条件下无法完成有效监管。基层计量处、计量院、稽查局、标准计量科、计量所以及稽查大队对集贸市场计量器数量多、涉及行业广、分布区域散的现状无法实现有效管理。
而制度方面,多以法律条文、行政命令对计量监管实施强制控制。随着消费者投诉需求的增多,2002年,2004年相继颁发的《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为集贸市场计量监管提供规范指导。国家之间总局颁布的《商业、服务业诚信计量行为规范》更为诚信计量体系的建立提供引导,但基层计量管理工作多依据国家、省局的文件执行,制度建设不细化,细节管理仍缺乏规章制度的指导。
二、基于“四合一”的市场监管体制创新
1、整合职能资源,监管端口前置,构建监督市场体系
市场监管、工商、食药监、物价等职能部门责任的落实和人员力量的集中优化成为“四合一”机制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职能部门使得执行统一的操作规范,不再以单独的行动主体执行监督职能。行政职能部门的监管资源得到统一强化。通过监管职责的划分,明确各主体的监督责任,对集贸市场的监管体制进行调整,同时以机构管理、执法落实以及检验检测结构的设置等保证配套监督体系的落地。对一线集贸市场的监管工作做到监管关口迁移,监管中心深入一线。
加强基层市场监管力量,将国家和省级文件精神落实贯彻,并根据地市情况,整合执法资源,以提升监管实效。对有限的一线队伍释放活力,改善市场环境。通过对和民生密切相关产品和服务市场监管工作的切实到位,恢复消费者信心和政府信任。通过基层计量管理队伍知识和技能培训,打造一支精干的专业队伍,扩充并加强基层执法力量。通过制度约束工作纪律,保持市场监管体制的平稳运行,为计量监管工作提供基础队伍支撑。
2、优化运行机制,市场监督服务效能
将工商、食药监、质监的审批功能入驻行政服务中心,实现职能三合一,完善办事制度和流程,提高服务效能。继续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实现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税务登记三证合一办理。并通过完善网上办理,实现企业实体和代码的“一照一码”电子化登记。建立诚信管理平台,做到计量管理的市场监管有源可溯、过程监控、风险预防、责任可追以及信息可查。
3、立足技术支撑,构建共享综合支撑系统
计量管理中检测是一项对专业性、技术性要求较高的工作,也是实现计量监管的有效手段。形成以检测检定技术为支撑的市场监管体系,结合检验检测的专业性,联合食品药品检查所、产品质量检查所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审查技术中心,形成专业的检测小组,在县级计量检测所的基础山纳入药品、商品检查职能,实现对检测资源的综合利用。并在城乡设立建快速检测平台,对集贸市场的产品进行日常检测,和计量器的送检。同时,鼓励第三方专业检测机构参与计量检测,形成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部分执行、群众支持的技术支撑体系。并借助政府信息管理平台,将部门建的检测信息进行共享,面向社会公开,并接受监督。同时建立计量器数据库,通过台账信息的完善,自动预警的设置实现数据自动监控,提高监管效率。
第三篇:老龄化视角下我国传统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老龄化视角下我国传统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建筑业作为我国民生大业其发展与人民物质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以及工业化进度的加快,建筑行业得到了飞速发展。传统建筑行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建设往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劳务用工问题制约了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建筑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对老龄问题进行探析,从而更好的把控人口老龄化给建筑行业带来的系列问题。
目前关于人口老龄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研究己较为丰富,但关于人口老龄化影响建筑业转型升级的研究还并不多见。因此,本文选取基于人口老龄化的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展开研究,对推动建筑行业健康发展具有一定意义。
一、人口老龄化现状
依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老龄劳动者为45岁以上。且国际普遍认为当一个国家或地区有10%以上人口处于60岁以上或者有大于7%的人口处于65岁以上,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就处于老龄化。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问题。当前我国工业化已由初期阶段发展到中后期阶段,发展方式发生转变、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传统建筑行业产业结构面临新一轮挑战。在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之快已超越大多国家。依据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老龄人口2003年为1.3亿;到了2018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了2.49亿,占总人口比17.9%,其中全国65岁以上人口为1.66亿,占总人口比11.9%;2019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达到了2.53亿,占总人口比18.1%,65岁及以上人口1.76亿人,占总人口比12.6%,预计到203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或超过20%。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尤其是建筑行业的转型升级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二)建筑业人口老龄化现状
当前建筑行业处于人口红利低以及老龄化程度高的环境下,由于建筑行业准入标准低,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其中中老龄层占比较多,导致人口老龄化现象在建筑行业显著。李忠富等通过对江苏省五个城市建筑农民工平均年龄进行研究发现江苏省农民工平均年龄为44.73岁,45岁及以上建筑农民工比例为49.5%,这意味着有近50%建筑农民工为老年劳动者。据相关数据统计,07年一线建筑工人人均年龄33岁,17年时人均年龄上涨到了43,其中40岁以上工人占60%以上,60、70后成为建筑市场主力军,劳务工人老龄化趋向在建筑业中越发明显。
二、建筑行业老龄化的原因
在建筑市场发展进程中劳动力主要来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农名工的择业观与心理诉求发生了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成为主力军,由于知识水平相较于上一代更高,视野更开阔,其往往倾向于环境整洁、劳动强度低、薪酬较为丰厚的工作,而建筑行业由于工序繁杂、劳动强度大、风险大、环境差等特点导致其进入意愿较低。同时由于大众对建筑从业人员的低认可度,从心理上阻碍了青年群体入行意愿。
另外,随着市场经济的增长,各行各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加大,许多新兴产业兴起提供了大量工作岗位,符合青年劳动者对社会经济与社会地位的诉求,因此吸引了大批劳动力投身其中,许多原来从事建筑行业的劳动者也倾向于向新兴产业转移。有学者对现有建筑从业人员从业意愿进行调查,发现总体留行意愿较低,只有40.1%的劳动者愿意继续从事建筑业,有35.8%的劳动者表示不确定,有24.1%的劳动者表示想要或即将转行。
基于以上可知,高强度建造工作、低社会地位、以及工作危险度高等建筑行业特点是导致新生代劳动者离开建筑行业的主要因素。新一代劳动力不愿进入以及老一辈劳动者的年龄上涨,导致建筑业所需的适龄劳动力不足,老龄化现象加重。
三、人口老龄化对我国建筑行业的影响
劳动力是建筑行业内每个施工企业赖以生存的根本,有效的劳动力供给是建筑行业稳定发展的保障。目前我国建筑行业机械化程度不高,对劳动力依旧存在大量需求。而人口老龄化则会对劳动者生产效率、劳动者安全以及施工质量等产生系列影响。
(一)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建筑劳动生产率是指建筑业劳动者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建筑产品的效率。Roger等对法国制造业、服务业和商贸业劳动者进行研究发现中老年劳动者智力体力供给减少劳动生产率降低会阻碍产业升级,汪伟等认为劳动者年龄结构老龄化会加大劳动者接受新知识新技能的难度和成本,不适应产业发展需要,导致结构性失业从而制约产业结构升级。
虽然我国建筑施工技术要求低,劳动者仅需重复手工作业,但是各工序环节对劳动者体能、专注度以及反应和操作能力要求较高。人口生命周期理论认为20岁到40岁是人创新能力以及体能的黄金期。而当前我国建筑行业中中老年劳动者偏多且随着时间增长,其体力、脑力、反应能力皆会下降,新知识新技术接受能力的降低会使得劳动者难以适应建筑行业的发展需求。建筑工人作为建筑业产值的创造者,其个体劳动生产率影响着产业劳动生产率,随着建筑工人年龄增长,个体劳动生产率会降低,从而引起建筑业劳动生产率降低,建筑业产值减少。
(二)引起的施工作业质量与安全问题
建筑行业的发展受到老龄化的束缚,其中安全问题是建筑业老龄从业者所需重视的最大隐患。由于建筑施工作业往往环境复杂、强度大、危险高,加之劳动者素质普遍偏低,導致安全事故频发。当前建筑劳务用工青年化程度低,而中老龄劳动者文化程度不高,多为农民,器械使用以及施工作业的精度难以得到保证,工程质量容易出现问题。又由于中老年劳动者身体机能逐年退化,遇事反应速度下降,容易出现安全事故。其次,中老年劳动者对新知识的领悟能力普遍较差,大多对施工规范、操作规程、安全常识不了解,缺乏工程质量以及工程安全意识,是造成工程质量与安全事故的潜在因素。同时,由于他们对自身健康状态不够重视,大多患有老年疾病,这也就形成了安全隐患。
四、“老龄化”背景下传统建筑行业转型升级发展问题的研究
在以往国际竞争中,我国传统产业多以低资源价格以及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占据国际市场中的地位。由于人口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我国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逐渐消失。由市场劳动力供应不足,尤其是适龄劳动力短缺,导致建筑工资也水涨船高,给企业带去巨大经济压力。显然如果不对传统建筑业劳动密集型现状进行改变,继续走传统建筑业手工作业的老路,很多施工企业将无法获得更好发展。
(一)传统建造方式向工业化建造方式转变
采用传统建造模式作业劳动强度大、手工作业占比高、工作环境污染重,导致大多青壮年不愿意从事建筑业劳动,劳务工人紧缺。而近年新起的工业化建造模式,由于采取的是构配件大工厂预制,机械现场组装,手工作业程度低,对劳动者依赖降低,刚好可以缓解老龄化带来的建筑业劳务用工问题。各地政府为了推广工业化建先后出台了一些政策,国务院出台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的指导意见》中就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装配式建筑,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装配式建筑占新建建筑面积的比例达到30%。
以工业化建造中的装配式建造为例,其具有标准化、工厂化、机械化、信息化等特点。装配式建造即将建筑物的部分或全部构配件工厂模块化制作后运输到现场由建筑工人进行技术组装。采用装配式建造其机械作业可以取代大多传统建造模式下的手工作业环节,如钢筋绑扎、混凝土浇筑、振捣等,而以往需要工人现场浇筑的楼梯、墙板、阳台、梁柱等也可工厂预制好然后现场吊装,大大减少了劳动力需求,同时也使得建筑工人劳动强度降低。
建筑业作为高污染行业,对环境影响较大。已有证据表明,工地扬尘是造成雾霆天气的原因之一,而传统建筑工地对扬尘以及现场作业环境污染的控制远远不及装配式建筑。与传统建筑工艺相比,装配式建筑取消了现场施工外架、楼板底模和室内外墙抹灰工序,钢筋统一配送,墙体模板取代木模板,现场文明施工效果显著,施工作业环境更加干净。
装配式建造模式下建筑工人由露天施工转向以工厂作业,施工作业环境得到了显著改善,劳动强度减小,劳动者的安全系数也得到了提高。工作的舒适度和体面度的提升,能够更好稳定劳动力队伍,吸引年轻一代劳动力加入到建筑业中来。
(二)培养专业技能型人才
当前建筑行业正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变。建筑从业人员作为建筑项目中的建设主体,为能为建筑产业快速发展提供内在驱动力。
随着科技发展,技术进步,建筑队伍的现代化水平提升,施工机械化水平提高,传统以人工操作为主体的生产方式被机械施工操作代替,施工队伍组成也由专业技术人员取代了普通农民工。为提升建筑产业现代化水平,组建建筑队伍时要优先选择专业知识与技能较强的技术人员。由于当前建筑行业劳动结构老龄化现象显著,建筑一线从业人员基本来自农村,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且大部分为中老年劳动者,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能力差,难以满足建筑业发展需要。因此,建筑业要想能够持续稳定发展,可以建立完善的建筑产业工人教育体系,培养更多具有专业水平与能力的产业工人,为建筑行业注入年轻血液,同时提供建筑业从业者继续教育机会的,提高建筑劳务工人整体水平。通过明确政府、企业、培训机构三方责任,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开展产业工人培训,针对不同培训项目,制定合理费用分摊机制,培训费用由三方共同承担。
根据建筑工人综合素质以及从事工种的不同进行分类并制定不同培训计划。由于建筑业从业人员文化素养较低,且较少有具备专业技能的,因此培训初期应重点关注对其职业道德以及阅读能力的培养。通过初期向其介绍建筑业行业发展现状和趋势,能让劳动者对自己即将进入的行业、行业工作环境、工作要求等有更好了解。然后有针对性的按不同岗位需求,为给建筑从业人员订制不同的培训方案,使其能在较短时间内掌握所处岗位工作内容,提升各自专业技能。
同时,政府可以通过建立良好的退休保障机制,鼓励老年劳动力退出建筑生产行业;制定相关积极的政策,通过职业学校培育专业型建筑产业工人,发挥舆论导向作用,建立学生定向就业学费减免机制,鼓励更多的年轻学生报考职业学校并加入建筑产业工人队伍。
第四篇: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分类:大学学报作者:李 莉 彭世文字数:2867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摘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从文化堕距、文化分层、文化选择、文化形态、文化自觉等方面对大学文化进行剖析,指出大学文化是高层次文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书卷气息与大众习俗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大学文化带有继承性、创新性、综合性、科学性和先导性等特点。走学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研究;文化选择;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123-0
4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一门显学,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领域,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突出的现实参与意识、尖锐的社会批判精神,使其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一种被人广泛运用的有效分析手段乃至时髦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及理论范式的不断引介,国内一些理论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国内教育理论界也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特别是用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研究大学文化更是一个热点。
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以文化人的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所谓校风,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传统、精神、校训的文化自觉和习惯。不同的传统、精神,不同的校训、校风,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大学绵延的“文化基因”,使它构成了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模式”。
(一)关于文化和文化研究
“文化”的概念历来模糊而不确定,千差万别。克鲁伯(A·L·Krober)与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检讨了一百六十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认为文化是一种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种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与“文化”的多义性一致,“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彼德·塞德威克认为文化研究有两种定义,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等同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学批判等学科的学者对文化进行多种理解和分析;二是特指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
“文化研究”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文化研究”是对于“文化”的研究,是运用各种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志等各种分析手段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这是一种较
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人们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以及其它社会问题,文化研究提供阐释的参照背景。其二,“文化研究”是通过文学或其它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化,前者充当了后者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致力于考量它们与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研究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因而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分析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它表明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为我们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与运思理路,简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指导。
在当前大学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而没有把这种文化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剖析。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大学文化研究”首先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局域性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它可以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因为研究立场与视角的选择,意味着迥异的研究对象、运思理路乃至研究进路。大学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更应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契入点、对我们所处时代与社会作出深刻理解与剖析的研究。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而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另一方面,大学由于其自身对于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
(二)文化堕距理论:大学文化应引导社会先进文化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构成文化各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当文化各部分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或错位时,就形成了“文化堕距”。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时,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较快,其次是风俗、文化的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变化速度的差距引起了文化失调,进而造成了社会问题。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道德观念不能与技术发展相适应而引起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关系紊乱和社会行为无序,必将产生文化堕距,也势必影响到大学文化中。以迪尔凯姆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有机整体,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旦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部分出现了功能失调,都将使大学的文化环境受到破坏,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从这一理论出发,“文化堕距”对大学文化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大学文化应是属于变迁较快的一方,也就是说,应引领社会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创新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其它部分出现的“文化差距”,必然使得体现文化重要载体——师生员工的文化素质受到挑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影响大学生的成长。目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道德滑坡、价值移位、信仰迷茫等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大学不仅有弘扬、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更担负着创造新思想、新文化并以之来辐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保持与社会生活的适当距离,对社会需求作出理性审视,并为社会文化进行价值定向。它不断的制造“文化堕距”,同时也在不断的修复“文化堕距”,使其达到动态的平衡。
(三)文化分层理论:大学文化是“大文化”与“文
化多元”的统一
西方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基本认为:首先,文化是由某一群体共享的因素构成的;其次,文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解释框架;第三,文化既是所有成员共享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文化具有典型性。当代著名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曾把文化界定为“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区别于其它群体成员的集体性的精神规划”。这些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多数时候认为文化是潜意识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从种种关于文化的表述中,我们还发现研究者倾向于文化是分层的。如文化分层的“冰山模型”(Iceberg Mode)把文化分为外显、内显两层:一层是可以看得见的“典型”层次,包括行为规范和技术制品;另一层是看不见的共同“核心”层次,主要指价值观等。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洋葱模型”则把某一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为一个洋葱: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少代表了该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了英雄所在的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最里面一层是价值观(Values),这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石,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思宾塞-澳蒂提出的分层在“洋葱模型”中显得更符合逻辑。她把基本假定和价值观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作为民族文化的内部核心层,包括信仰、态度和习俗;它影响着外面的“体制和制度”层;再接着外面的一层是“仪式和行为”、“人工制品和产品”。前者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后者代表非行为模式。该模型与“冰山模型”相比,更易被学界接受:第一,文化分层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第二,对价值观进行了细化和分解,因而把价值观表述得更加精确。对于大学文化研究来说,“洋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不同维度内容的分析,针对某一文化群体搜集资料,并对该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所谓静态描述。其次,可以根据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界线分明或者单向影响的就内部因素之间如何互动来考察某个特定大学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且进行一定的动态分析。按照这种理论,一个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学,可以尝试利用制作标志等“人工制品”来塑造大学成员的态度和规范,可以通过启动礼仪和仪式系统来影响制度文化的改变等。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大学则可以通过启动外围层次——“人工制品”、“礼仪”与“行为”或“体制”与“制度”——影响或引导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借助文化分层理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文化”与其元文化(例如社会文化,先进文化等)或者与亚文化(例如院系文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大学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与非文化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的理论。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多种“小文化现象”构成的集合体,考察一种文化不能忽视大、小文化之间的联系。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劳斯认为,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不同的“小文化”以“大文化”作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文化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和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要树立一种“大文化”概念,以便更好地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包括大学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方式、管理风格、成员交往方式、校风、校训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功能和作用。
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享的,但是它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解释功能,也指出文化处于人性与人格之间,是不能被遗传和继承的,尽管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而表达自己的文化都要经受个体人格的调控。因此,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理解。
(四)文化形态学理论:大学文化的“挑战与应战”
文化形态的理论源于摩尔根、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等创建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研究人类社会总体以及不同区域文化形态差异的理论,其理论本质在于以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比较的话语揭示人类社会总体或不同区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规律。汤因比认为“挑战——迎战”是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形态演变应遵循的基本法则。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就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予以考察和比较的方法。文化形态学理论既可以揭示某个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从理论上反映创造其在文化形态的相应人类群体当下呈现的生存方式及其可能的优化、发展途径。解读大学文化的内涵,可知大学文化内部呈现的各种形式连同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约束促动的形态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上的文化形态,并从本质上反映大学的生存方式、竞争方式。在世界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为基本语境的无边界时代,遵循“挑战——应战”的基本法则,采取文化形态学的方法研究大学文化,其本质就是要以深刻的根源性的方式重构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增强大学的生存力和竞争力,实现以人文价值为主导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教育文化回归,最终实现大学的社会目的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
(五)文化选择理论:大学文化在文化批判中前行
文化选择是人们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发展多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通过文化选择,人类文化得以进化。大学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与创造的机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进行着文化选择。大学具有文化属性,它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成为健全的人,完善的人。按照潘懋元先生的观点,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功能,即文化传递、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要实现大学的文化功能,必然要进行文化选择。蒋梦麟认为大学有三股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这些人是大学的主体,也是大学文化选择的主体。大学的管理者(以大学校长为代表)对于大学文化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文化选择中主要体现在:建立和规范大学价值体系与确立大学理念;增强学校凝聚力,进而强化师生对大学所选择文化的认同;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厚学校文化底蕴,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在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充当协调人;等等。大学教师(以教授为代表)是大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的主体,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教师。其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体现在:规定、维护大学文化选择价值标准,创建、培育学科文
化,承担、实施学校文化选择,引导学生文化;等等。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主体也对文化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学校选择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引进校园,甚至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改变学校文化面貌;进而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丰富大学文化的内涵;其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对大学文化选择具有较大冲击,而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反叛性对大学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也可以产生破坏性的负作用。
大学文化选择首先表现在以文化批判为文化选择的推进机制,大学的文化选择总是紧随着文化批判而展开,同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文化更新机制,并带有双向选择的特点。对于社会来说,大学文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推进文化的进化,另一方面则规范社会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良心”。对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教育自身而言,大学文化选择既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文化模塑,提高个体的文化选择力,也将促进大学文化创造,孕育发生大学文化精神。
(六)文化自觉理论:大学文化必须实现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反复倡导的一个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第二,要自觉到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文化自觉”观点对于研究大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由此也引发出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尤使大学人的“文化自觉”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反对文化浮躁,反对文化作秀。
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心,大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大学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选择的自觉与文化的创新。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借鉴与综合创新,传播、引导先进文化:以“大学人”的责任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利用不同学科团队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认真做好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工作。可见,大学的“文化自觉”根本在于文化创新,使大学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为社会改革和创新提供动力和支持。
第五篇: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研究(下)
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研究(下)2013-1-10 9:48:02来源:《中国流通经济》2012年第10期
(2)构建区域合作共享体系。提高区域合作水平是义乌市场转型升级的外部保证,也是作为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发挥市场品牌、政策优势,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题中应有之意。要围绕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挖掘和深化“金华一义乌”特色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优势,扩大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政策影响的范围,加快区域内优质专业市场资源的整合,促进资源共享、风险共担、互利互惠。打造区域国际化市场群,将各专业市场不可取代、不可复制的优势以市场群的形式整合,形成集群规模效应,提升区域发展品质、能力,提高市场对国内外采购者、旅游购物者的吸引力。
(3)提升城市综合功能和品位。义乌市的发展已经进入以城市化推动市场转型升级的阶段,市场建设应与城市功能提升有机结合、互为促进。城市要充分发挥人才、技术等高端要素集聚的作用,为市场建设提供综合服务:加强义乌城乡建设规划布局,合理划分市场交易、产业集聚、物流服务、总部经济、城市生活、生态休闲等功能区,合理规划各专业市场布局,促进市场之间畅通往来;大力加强义乌国际贸易枢纽、国际会展城市、国际物流节点城市等的建设,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引进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发展各类教育,满足城市与市场发展需求。
4.构建现代市场管理体制,提升市场质量
(1)加强市场标准化管理。作为国际化市场,义乌要加快建立具有国际水平的质量标准体系,为形成全国标准与国际标准提供样本。建立小商品分类体系,完善国家标准与国别标准、合同标准相结合的商品标准体系;建立市场准入标准体系,针对供应商、经销商等市场主体,明确准入标准;建立分类与过程管理体系,在大宗商品管理、佣金代理管理、电子商务管理、合同管理等方面,都要建立标准化服务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小商品质量监管体系,完善质量追溯与责任追究制度。
(2)规范市场秩序。依法进行市场清理整顿,打击假冒伪劣、价格欺诈、合同诈骗等违约违规行为,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在义乌开展的国际贸易活动,务求“通得快”和“管得住”,实现商品源头可追溯。继续探索和完善应对贸易摩擦、突破贸易壁垒的措施,要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以行业协会为主体,企业、境外进口商共同参与的贸易摩擦预警和应急机制,依托行业协会等民间组织,建立应对贸易摩擦和壁垒的公共平台和体系,组织中小企业联合应对国际贸易摩擦。同时,立足长远,探索建立国际贸易伙伴长期互信机制,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壁垒。
(3)建设现代市场信用体系。义乌作为国内比较成熟和发达的市场,要率先建立现代社会信用体系,为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出探索。主要包括:建立针对供货商、经销商等各类市场主体的信用分级评定体系,重视加强企业道德建设;健全各类专业市场与综合市场的征信管理办法;完善网上商品交易信用保障体系,建立市场商品运行的过程管理、绩效评估和责任追溯制度;完善市场信用约束机制,强化违约责任追究,维护公平竞争的贸易环境和市场环境。
三、推动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的政策建议
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不仅需要义乌市政府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更需要从国家政策方面给予支持和帮助,使之能够在市场建设和转型升级方面探索新思
路,作出新贡献。
1.明确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的战略定位
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应按照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要求,充分发挥义乌传统市场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独特作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与现代流通规律,着力提升义乌的现代流通能力和竞争力,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应坚持国家政策与本身创新发展并举、调整存量与优化增量并举、批发与零售并举、有形市场与无形市场并举、提升市场功能与提升城市功能并举。坚持立足自我、有扬有弃、创新驱动、高端布局、市场主导,以新的发展理念和新的发展模式,把义乌建设成为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先行区、现代大流通的先导区、家庭和法人单位的国际日用消费品发展的总部基地、制造企业的生产性日用消费品的采购中心、区域物流重要枢纽城市、现代社会信用体系的践行区、宜商宜居宜游的国际精品城市、区域合作联动的新高地、全球专业性采购市场平台,为全国传统市场转型升级创造新鲜经验。
2.明确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的实施步骤
(1)到2015年,义乌市场转型升级初具规模。“十二五”时期,以现代流通为先导的市场体系基本建立,新的市场布局、产业布局、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布局基本完成,建成先进展示交易平台和便捷国际贸易通道;市场内电子商务应用率超过90%以上,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比重翻番;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氛围,各类市场主体诚实守信、依法经营;浙江中部区域性综合交通枢纽基本建成,商贸服务业集聚区、航空口岸等支撑平台成型,义乌市场集聚辐射能力显著提高,区域联动加速发展。
(2)到2020年,实现打造一个新义乌的目标,形成国际化市场体系。贸易效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现代商贸流通体系基本完善,统筹内外贸发展、参与国际贸易规则制定的能力显著增强;企业信用体系与个人信用体系基本形成并发挥作用,形成比较规范的社会信用约束机制和惩戒机制,诚实守信成为社会普遍接受的市场规范和道德准则;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品牌、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明显提高;义乌市场带动效应更加凸显,区域和产业联动不断深化,成为东中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纽带。
3.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1)在义乌市场体制机制建设方面给予特殊权力。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首先要在创新贸易方式与贸易体制上先行先试,建立与市场发展相适应的贸易方式和体制。建议在港口、外汇、检验检疫、通关等方面,给予义乌先行先试和特殊监管权,制定与国际通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政策措施,包括支持义乌市设立国家级保税区或保税物流中心;制定与市场采购新型贸易方式配套的外汇管理政策,把义乌确定为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城市;制定符合市场商品采购的检验检疫便利化政策;建立健全义乌内陆港的通关便利化机制。
(2)对义乌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给予重点政策支持。建议将义乌作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试点示范城市,并给予必要的金融财政支持,使之成为“十二五”时期引领浙江省乃至全国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桥头堡和示范区;制定义乌市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的科研支持政策;支持义乌市探索专业批发市场税收征管改革,制定与新型贸易方式配套、符合专业批发市场实际的税收政策和办法;建议提供中小企业开拓“两个市场”的便利化政策;全面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政策,包括给予中小企业金融信贷支持,设立中小企业多层次融资担保机制,进一步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和能力。
(3)适当提高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为更好地推动义乌传统市场转型升级,保障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顺利进行,可以考虑突破现行政府管理模式和架构,支持相关部委、专业管理部门在义乌直接设置管理机构,一些行业协会在义乌设置总部,根据改革发展需要,允许义乌突破县域级别人员编制和配备体制,适当扩大一些行政机构的人员编制及管理权限,增加行政资源。创新城市管理体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以建立服务型政府为目标,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作者简介]陈文玲(1953-),女,河北人,经济学博士,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兼任中国物流学会副会长,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市场学会副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常务理事,中国流通G30论坛成员,主要从事现代流通、现代物流、现代商业的理论、实证和政策研究,多次参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历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和国务院领导讲话等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作了有关扩大内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问题、现代物流、市场经济秩序、信用问题、开拓农村市场、农业节水、第三产业发展、纺织业应对WTO、经济适用房发展、药品市场、保健品市场、棉花市场等多方面的重点调研,向国务院领导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近几年系统研究并提出了社会化大流通的新理论,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周京(1983-),女,湖南省益阳市人,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作者: 国务院研究室综合研究司 陈文玲 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周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