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出国考察背后的制度逻辑（5篇范文）

第一篇：官员出国考察背后的制度逻辑

官员出国考察背后的制度逻辑新探

------从香港特首曾荫权外出访问大陆只花500元说起

摘要：香港特首外出访问40次只花，而我国官员出国考察每年全国用于官员出国的财政支出都高达数千亿元。深刻剖析特首背后的制度约束。从制度层面指出目前我国官员外出考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完善措施。关键词：官员出国考察；财政预算；监督

前不久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供了一份统计文件，详细披露了曾荫权从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该统计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上述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曾荫权在过去四年外出访问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而我国目前有些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却变异为公款旅游、购物、安排子女上学甚至是部分贪官敛财或外逃的途径。前不久，江西新余浙江温州两地出国考察团费用清单在网上公布的新闻揭开了出国考察变出国旅游的盖子。如今，案件的当事人已受处分，但这两起案件背后折射的制度的无约束性依然值得公众和专家的反思。

一、香港特首曾荫权外出访问只花500元

2010年4月9日至10日，香港特首曾荫权远赴海南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0年年会，本次旅程，除去往返机票5572元外仅支出了511元，相当于每天仅支出约255元；而他于2008年1月4日赴广州拜会广东省新任省委书记汪洋时，仅花费420元。行政长官外访的住宿，通常由香港驻当地的经贸办事处安排,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行程、保安、运作上的需要和价钱等。香港特首曾荫权的外出访问经费开支，成为港人津津乐道的讨论话题。有香港媒体披露，曾荫权过去四年外出访问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日前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提供了一份统计文件，详细披露了曾荫权2007年11月至2010年11月之间外出访问的明细安排。该统计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上述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根据特首办的数据，四年来，曾荫权外访活动共40次，开支总金额为987086元（港元，下同），其中机票费用为54万元，另有44.7万元为其他支出。而单笔外访费用最高为14.19万元，是去年10月香港特区政府派团赴印度新德里和孟买时发生。

二、500元外出访问背后的制度透析 曾荫权的外出访问成本之所以如此低，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曾荫权个人的品格。从深层的原因来看，是因为香港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财政预算支出制度，这种制度确保了官员的廉洁和节约。

（一）强有力的“公共财政”预算机制

在香港，政府财政预算并非由政府“暗箱操作”制定出来之后才向社会公布的，而是在制定的过程中就会阶段性地向社会、向民众咨询，获得反馈后进行修改。财政预算的审批由立法会进行，对特区政府构成制约。在审批通过后，特区政府的预算将由审计署负责审计。审计署每年两次通报审计结果，包括香港特区政府各个部门的费用开支情况，以及是否合理等。一旦政府制定的预算让议员不满意，预算就可能被否决掉。而且预算一旦通过，就要遵守，不能突破。所以，即使贵为香港特首，也不能随意外出访问，而且访问的时候，还要按照预算来，因此有人以财政保守主义（Financial Conservsation）定义香港的公共财政。

（二）高度透明的财政预算报告

为了力证财政预算的透明度，香港政府财政预算案的内容详尽，表述方式浅显易懂。除文字表述外，还辅以许多图表，配有大量的漫画和插图予以形象化的说明，读来饶有趣味。为了满足民众的知情权，香港政府是千方百计要让民众看得懂预算案。就以这次香港特区政府特首办提供的曾荫权访问大陆的经费报告来看，上面详细记载了曾荫权在大陆访问期间的每项活动日期、地点、行程项目、机票费用及其他开支情况。如此详细、如此公开透明，恐怕作为香港特首也不敢在访问的时候随意花钱，否则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

（三）廉政公署对公费外出的监察制度

香港有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廉政公署（ICAC,Independent Committee Aagainst Corruption），对政府及其公务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廉政公署具有机构、人事、财政以及办案方面的独立性，可以有效地切断行政掣肘。廉政公署很注重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一定人的任务、功能和责任并保持运作制度透明和与民众信息沟通的透明，这种透明表现在民众对其机构整个运行机制及各个岗位任务职责的知情，廉政公署亦有责任对市民充分的信息公开。曾荫权如此节约，这显然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而是应归结到制度设计。

二、我国官员出国考察制度

我国官员出国考察制度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其目的是让官员出去开阔 眼界，学习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2000年以后，出国学习、培训、考察之风愈演愈烈，公费出国有增无减，尤其是近几年我国的公费出国考察制度正在演变成腐败的温床。浙江温州和江西新余“出国考察门”再次暴露出在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问题。官员公费考察变味在制度上折射出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一）指标化管理制度变异为福利或待遇

我国多数政府对官员出国考察实行的是指标化管理。即原则上依据领导干部的行政级别来限定其考察、访问的次数。只要达到一定的行政级别，即使没有公务需求也可以凭借出国指标进行各种所谓的出国考察活动。这样的制度设计，从根本上颠覆了出国考察的本意，使党政领导干部的学习培训制度演变为一种上行下效的公务员福利。这种规定的初衷是控制政府官员出国考察，但现实中演变为官员的福利或待遇。有些官员抱着“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不惜一切代价造假出国考察。部分地方和部门甚至以文件形式把取消出国考察作为对官员的一种处罚手段，从限制故那远出国考察和禁止出国考察作为处罚手段来看，这种指标化的出国考察管理制度已经变异为一种福利或待遇，成为官员走向腐败歧途的催化剂。

（二）审批制度虚设导致官员出国失控

中央和一些地方政府出台不少规范官员出国考察的规定，但这些规定并没有抑制官员出国考察的热情。官员公费出国考察审批程序过于简易，限制太过宽松，地方官员公费出国没有经过严格而繁琐的报批手续，经费报销也未经过上级监察机关的审查，这导致审批制度从源头上就形同虚设，虚设的审批制度导致在申请出国考察的过程中“组织部门同意、向纪检部门报告、经外事部门审批，基本上是走走形式”，越来越多的官员钻制度的空隙，顺利成行的以考察名义变相出国旅游。

（三）预算制度缺乏硬约束导致开支过大

我国财政预算制度对官员缺乏约束力，预算为的是限制公共部门规模和职能范围而设的，现实中强大的行政权力经常成为推行预算透明的主要障碍，即便公开的财政预算报告，也存在项目划分笼统，让人看到的只是不同类别支出的简单罗列，看不出该项支出究竟要用在什么具体项目上，看不出各支出机构活动的性质等问题。地方政府“行政约束预算”而非“预算约束行政”，这种制度设计使在法理上掌握公共资源的人大在事实上处于边缘化，从而使得公费旅游缺乏刚性约束。出国考察费用惊人无非是我国财政体系本身缺乏有效约束的一种间接表现。而且制定出来的政府经费预算也未能够得到严肃地执行。

（四）监督、处罚不力导致

官员出国过程缺乏监督和约束，透明度不高。整个出国考察过程，暗箱操作的地方很多，出国考察人员的选择标准、考察目的、时间、结果、路线等除政府领导之外一般工作人员也不知详情，很多都是官员出国考察归来才得知，信息严重不对称；同时，官员出国考察缺少可操作性的追究、处罚条款。现实中，很少见到有关官员因违规公费出国考察被处罚。

综上所述，我国官员出国考察缕出问题的根本在于缺乏强有力的制度约束，以致违规出国考察、公费旅游现象频发，极大地妨碍了公共财政的合理利用，损害了廉洁透明的政府形象。

三、从制度层面完善官员出国考察的建议

之所以我国官员出国考察花费巨大甚至通过出国考察变相的进行违法活动与香港特首外出访问只花500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因为我们现有的制度构建没有把权力限制在应有的界限之内。只有从制度上考量公费出国存在的问题，且实行最严格的限制和管理才能扭转官员出国考察花费巨大和泛滥的局面。因此，笔者从出国考察制度本身和和其他其他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论证。

（一）设立

首先，考察单位要根据出国考察目的、考察的必要性、费用来源、考察路线以及考察人员，制定出国考察计划，向相关监管机构申报，同时进行公示；在监管机构组织下，对出国考察计划举行听证会，对考察计划的可行性与必要性进行论证，以决定是否需要考察，考察的人员是否适当，路线是否合理等，费用是否适当等出国考察问题作出决定，交由考察单位组织实施；各级外事和财政部门在因公出国（境）任务和经费审核审批过程中，要严格把关，对于不符合规定的申请，坚决不予放行。审计机关要加强对因公出国（境）预算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促进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管理和预算执行的规范化。2．制定“因公出国考察汇报制度”

政府官员出国考察结束后，要在规定时间内以书面形式提交“公干考察汇报”。汇报内容应包括：考察活动的基本情况、取得的成果、经验与体会、问题与建议等。组团考察的可由参与人员负责起草汇报材料，所有成员签名，但不应由未参加考察的人员代写。处级以上干部组织部汇报，科级干部向所在部门领导汇报，经登记、编号、4 归档，进入本人业务档案。对汇报制度设立相应的督促检查机制，对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通报。

(二)执行严格的财务预算制度

国外的官员，包括公办学校的校长，只要是用纳税人的钱，都必须严格执行财务预算，不但在资金的数量方面，还有资金的用途和支付的时间方面都要依照预算执行。中央和地方政府必须严格预算，对于预算的编制、执行进行严格监督、审查，对出国考察费用进行严格控制。

（三）完善责任追究制度

完善责任追究机制，加大对违规出国官员的处罚力度。对于公款私游者，在客观方面上完全符合诈骗公共财物的特征，按律属贪污无疑。只要达到5000元的最低立案标准，就应立案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不是仅仅作为“不正之风”，以党纪处分代替司法问责。即便是不构成犯罪的轻微违法，也要在行政问责或纪律问责之后，及时追缴出国私游的官员已享用的花费。若对出国公务考察变公务旅游的问责不仅仅是停留在警告、批评的轻微处分上。

（四）加强对官员外出考察的监督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官员出国考察也如此。应充分激活人大和媒体以及群众的监督作用，把同体监督和异体监督结合起来，杜绝那些出国官员的上级暗箱操作或自由裁量，凡是政府官员和公共财政支出经费的出国考察人员，在出国前一定要在政府网上公布人员名单、考察理由、程序安排及时间地点，让官员出国考察接受来自社会的监督，使官员出国考察回归透明和公正。

制度是基础，是建立软性约束的坚定磐石，位于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制度不是贴在墙上的一纸空文，而是实事求是的一把尺子。硬性制度，不能流于形式，要实实在在地体现在实践操作中，让制度的制定真正能为民做到“所用、所谋、所系”，在此基础上与道德约束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构建和谐统一的民主法制社会。只要实现制度设计无懈可击、执行机制“无孔不入”和政务信息公开透明，充分发挥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作用，反腐工作才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第二篇：官员挂职背后的考量

官员挂职背后的考量

59岁的挂职副县长长期不见人，常委副市长排名居然在一般副市长后面，同样是副厅级的高校副校长，同时到一个地方挂职，待遇却大不同„„这些现象，都因为“挂职”这个特殊的组织安排而真实存在

挂职干部不占当地职数

在山西吕粱官方网站上，市委常委、副市长王海东和市委常委、副市长竟辉的排名有些怪：在“市委领导”介绍中，王海东和竟辉排在市委常委、军分区政委张选和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秦书义的前面，但在“政府领导”介绍中，两人又排在三名未进常委的普通副市长之后。

还有一件“蹊跷”的事，吕梁12名市委常委中，有5名来自市政府。其中，市长1名，副市长有4名。

湖北一名任过地方常委、组织部长的官员介绍，一般情况下，9人的常委班子里，只有政府正职和常务副职；而11至13人的常委班子中，除政府正职、常务副职外，可能还有一名资格较老的副职进常委。

一个政府5个市长进常委，确实属于比较少见的特殊情况。而同样“反常”的事情，在湖北恩施州也存在。2016年2月23日，记者登录恩施政府官网发现，州常委为11人，其中有1名州长和3名副州长。

2016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对常委会委员名额有具体的规定：省级11至13人。市县两级为9至11人。

“恩施，现在还空缺宣传部长和政法委书记，州委秘书长还是州委副书记兼任，这三个岗位一般都是州委常委。”湖北一名熟悉恩施官场的官方人士介绍。而吕梁市委秘书长和宣传部长尚空缺。这意味着，如果补齐常委缺席，恩施与吕梁的常委都将超出最新规定的11人上限。

对于恩施与吕梁的这种情况，山西一名正部级官员的秘书向记者介绍，吕梁有5名正副市长是市委常委，其中排名异常的王海东和竟辉两名副市长是挂职的。湖北一名知情官员也介绍，1月14日，恩施州当时有2名州委常委、副州长是挂职，前不久一人结束了挂职，目前仍有1名挂职的副州长是州委常委。

“挂职干部，都不占地方的编制数。”山西、湖北多名厅处级官员称，根据有关规定，在吕梁和恩施挂职而进入常委的官员，并不占用当地党委常委的职数，不能算超编。

中部省份一名县委书记向记者介绍，挂职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帮扶性质的挂职，一类是为了锻炼和培养干部。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定，提任县处级领导职务的，应当具有五年以上工龄和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而挂职，可以当作基层工作经验。

“新的干部条例规定，干部提拔任用应有基层工作经验。到基层挂职并接受锻炼，是我党培养干部的一个重要途径。”担任过基层组织部长的湖北官员说。记者随机查阅湖南郴州、湖北孝感两市的官方网站，分析市委常委们的履历后发现，有挂职经历的官员几乎都在挂职后2年左右被提拔或重用。

少数人去挂职是抱着下去镀金的思想。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的只是简历中的基层工作经验，挂职也只是为自己的仕途“打基础”、“做铺垫”。

同样挂职，待遇却有不同

上述组织部部长介绍，“挂职分为上挂和下挂，是培养锻炼干部的一种方式。”

现实案例显示，基层官员到上级单位挂职，挂职完一般都会提拔或重用。2014年3月，时任郴州副市长张希慧挂职担任财政部文资办副主任。12月，她即当上了郴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下挂，门道比较多。是否能够给地方带来利益、与地方的关系如何，都将决定挂职官员的位置。

2016年1月，湖北恩施州同时有2名挂职的副州长是州委常委，其中一个叫冯忠泽，来自农业部。

2月20日《恩施日报》报道：2015中国南方马铃薯大会在恩施举行，离不开农业部第十批定点扶贫联络工作组成员、恩施州委常委、副州长冯忠泽的艰辛付出。正是他带领州农业局、州农科院到农业部种植业司、种子管理司汇报争取马铃薯主粮化项目落户恩施，成功举办“南方马铃薯大会暨招商会”及“品牌农业中国行――走进恩施”活动，并积极争取承办2017年中国马铃薯大会。

恩施是贫困山区，能为恩施争取到项目和资金的农业部挂职官员，基本都是州委常委。同时恩施作为民族自治州，与中南民族大学关系特殊。中南民族大学多名到恩施挂职的副校长，都进了常委。在恩施挂职州委常委、副州长的赵晓珊，就来自中南民族大学。

并非所有到恩施挂职的副厅级官员都有机会进常委。2012年，任武汉化工学院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的檀坤华到恩施挂职副州长，未进常委。但与檀坤华同一年到恩施挂职的中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段超，却成为州委常委、副州长。

挂职官员在当地能否进常委，组织部门和地方一把手的态度最重要。湖北一名曾挂职过副处级岗位的人士介绍，最初他想到一个县级市挂一个副市长，但是因为组织部门不太了解他，当地一把手也不太重视他从事的工作，只好去了一个地级市的党委部门挂了一个副职。

“下挂何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情况下，挂任常委肯定是对干部的重视。地方愿意接收挂职干部，主要是有利于地方的发展，因为干部派出方都会给地方一定的支持。”上述组织部长说。

不该出现的“空挂”现象

河北省临漳县委组织部工作人员赵俊祥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有些地方在干部挂职工作中措施不力、监督不紧、考核不严，对挂职干部疏于管理，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为了挂职而挂职，挂职干部不“落地”、不到位，挂职而不“挂责”地悬在“空中”现象。

赵俊祥发现，“空挂”的有两类。少数人是抱着下去镀金的思想。对于这些人来说，要的只是简历中的基层工作经验，挂职也只是为自己的仕途“打基础”、“做铺垫”；也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只是“过客”，人事行政关系都在原单位，过段时间就会回去，在这里干好干坏都一样，倒不如得过且过混日子。

现实中，也有个别挂职而见不到人的官员。2014年9月，湖北省荆州市公安县迎来了一位挂职副县长汤晓辉。汤晓辉之前是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纪检监察部督导员，1955年9月生，2014年9月到公安县挂职时，已经年满59岁。

多名厅处级官员向记者介绍，挂职官员的年龄没有明文限制，但一般都比较年轻，有培养前途。记者还发现，有少数地方明确规定挂职干部的年龄在40岁以下。59岁的副处级官员离退休已经不远，确是极少见的挂职个案。

公安县一名在当地工作了二十多年的科级官员表示，“没听说这个事，也没见过这位同志。”公安县政府一名工作人员也表示，没见过这名副县长。

记者注意到，公安县目前有3名挂职副县长，当地政府官网上，有多条其他两名挂职副县长参加当地的会议或者到乡镇、县机关调研的消息，唯独汤晓辉没有。汤晓辉的名字，只在公安县官网上出现了一次，那就是县人大任命他担任公安县副县长时。（据《南方周末》）

第三篇：中国官员级别的政治逻辑（本站推荐）

中国官员级别的政治逻辑

火眼金睛（hyjj315）——明察政军商，洞见文史哲。点击标题下蓝字“火眼金睛”免费关注，我们将为您提供有价值、有意思的延伸阅读。文|聂辉华、顾严

要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首先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要理解中国政府官员的行为，首先要理解政府官员的行政级别。为什么?第一，在官场，行政级别决定了资源和权力的配置方式。俗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说明级别是官场的明规则。第二，几乎所有官员都将级别的提拔和职位的重用当做职业奋斗目标。这对应于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因此，理解官员级别才能理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模式。

然而，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非常复杂，有时甚至没有明确的规定。不仅普通人难以明白，即便像我们这样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专业学者，也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搞明白。尽管网上有不少资料，但是要么不够全面，要么不够准确。在我们正式解析中国官场的行政级别之前，读者不妨回答以下几个关于级别的问题。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司长是什么级别?广州市白云区副区长是什么级别?白云区教育局局长是什么级别?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副检察长是什么级别?如果你认为他们属于不同级别的话，那么你错了。正确答案是：他们都是正处级。正因为官场级别问题如此重要，又如此复杂，我们觉得有必要专门写一篇来介绍中国官场级别的规则。

一、中国的五级行政级别决定了官员级别的基准体系

通常情况下，中国官员的行政级别是由所在机构的行政级别决定的，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一法则。与大多数国家的组织结构不同，中国的行政区划有五个行政层级中央(国家)、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地区、自治州、盟)、县(区、旗、县级市)、乡(镇、街道)。因此，按照上面五个行政层级政府官员分为五种主要层级，每个主要层级又可以分出正副两个级别，这十个级别就构成了我们识别官员身份的基准体系。具体如下。

1、国家级正职，简称“正国级”，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正国级职位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2、国家级副职，简称“副国级”，包括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构的成员(正国级除外)，正国级职务的副职等。它们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央纪委、中央政法委的书记则因情况而定。按照职位“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这是识别官员级别的第二法则，如果这两个书记是政治局常委，那么他们就是正国级;如果是政治局委员，就是副国级。

3、省部级正职，也称“正部长级”，包括中央部委、省级党委和政府的正职领导(“一把手”)。它们包括：中共中央下属机构(如政研室、党史研究室、文献研究室)的正职领导，国务院组成部门(部、委、办、总局、审计署、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等)的正职领导，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办事机构和专门委员会的正职领导，各省四套班子(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的正职领导。仍按就高不就低的原则，王沪宁2002-2007年担任中央政研室主任时，是正部级;2007年之后，他先后升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但仍兼任政研室主任，此时变成副国级。移送司法机关的省部级官员

4、省部级副职，包括省部级正职的副职，还有各省的党委常委，不再列举。

5、厅局级(或地厅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下属司局和省直机关(厅、局、部)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地区、直辖市所属区)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6、厅局级副职，包括厅局级正职的副职和市委常委。

7、县处级正职，包括中央部委司局和省直机关的正职领导，各地级市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直辖市的街道(或乡镇)党政领导正职，以及各县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

8、县处级副职，包括县处级正职的副职和县委常委。

9、乡科级正职，包括各地级市下属机构的科室正职领导，各县下属委、办、局的正职领导，乡镇党委书记、乡镇长和人大主席，街道工委书记和办事处主任。

10、乡科级副职：包括乡镇级正职的副职，乡镇党委委员和街道工委委员。

凭借这个基准体系，我们可以识别大部分官员的级别。例如，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浙江省委书记以及北京市长都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和江西省抚州市政协主席是正厅级，北京市朝阳区各街道办事处主任(或乡镇长)、浙江省发改委综合处长和抚州市临川区区长为县处级。按照机构级别决定职务级别的第一法则，江西省南昌市是地级市，因此南昌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是正厅级。但因为现任南昌市委书记龚建华是江西省委常委，所以按照就高不就低的第二法则，他是副省级。类似地，现任抚州市临川区区委书记李智富是抚州市委常委，因此不是正处级，而是副厅级。

二、五级行政体系外还有特别体系

虽然大部分官员的行政级别可以通过基准体系来识别，但是还有很多官员的身份不能套用上面的级别，因为他们所属单位不是五级行政体系中的任何一级，而是介于两级之间，即所属单位是副部(省)级、副厅级、副县级，因此这些单位的正职领导比所在行政区划的级别高半级。

第一种特别情况是，一些由国务院或部委代管的“国家局”属于副部级单位，而不是普通的正部级单位。例如，国务院直属的国家统计局、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以及由国务院部委代管的国家能源局、国家粮食局(均由国家发改委代管)、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信部代管)等。一个简单的识别方法是，机构名字中有“总局”字样的是正部级单位，有“国家xx局”的是副部级单位，而没有“国家”字样的局为部委内设的正厅级单位。例如，2001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时隶属国家经贸委，属于部委代管的副部级国家局，2003年成为国务院直属单位(仍属副部级)，2005年升级为国家安监总局(正部级)，而安监总局下属的离退休干部局就属于正厅级单位。这一机构变迁过程反映了中央政府对安全生产的不断重视。

既然国家局是副部级，那么它的中高层干部级别都比部级单位相应低半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改革三个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1993〕85号)，国家局的局长、副局长、司长、副司长分别对应于部委的副部长、司长、副司长和处长，但处长以下职务级别一样。所以说，国家烟草专卖局的副司长其实是正处级，而司下设的处长也是正处级。虽然国家局的副司长和处长行政级别一样，但是在业务上前者领导后者，在提升时前者优先于后者。例如，因腐败落马的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就是正处级。不过有一点要注意，虽然在中央层面存在“国家局”，地方却无法设立国家级的局。因此，国家局在地方的分支机构一般和地方的厅局一样，都是正厅级单位。例如，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是副部级，但省烟草局局长和省财政局局长都是正厅级。类似的还有省统计局、省粮食局、省林业局、省旅游局等。

第二种特别情况是，中国目前有15个副省级市，包括哈尔滨市、长春市、沈阳市、大连市、青岛市、南京市、宁波市、厦门市、武汉市、广州市、深圳市、成都市、西安市等13个计划单列市和济南市、杭州市2个市(中编发[1995]5号文)，原来名单中的重庆市已升格为直辖市。根据中央编办的中编发[1995]5号文，副省级市直属机关的级别，可比照国家局确定，即市直工作部门为副厅级，内设机构为处级。市辖区及其工作部门的级别，可比照市直机关相对应的关系确定;市辖县和代管的县级市的级别仍为处级，其工作部门为科级。这就是说，广州市市长是副部级，副市长是正厅级，市教育局局长和白云区区长都是副厅级，而白云区副区长和白云区教育局局长都是正处级。与国家局的情形类似，白云区副区长和下属教育局长虽然行政级别一样，但前者领导后者，而且在广州市内前者的级别(本地称“副局级”)略高于后者。

第三种特别情况是，检察院和法院的行政级别比当地政府下属部门要高半级。因为地方政府、检察院、法院都属于由当地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国家机关，即所谓“一府两院”。举例来说，北京市市长是正部级，北京市朝阳区区长是正厅级，朝阳区财政局局长是正处级，那么朝阳区检察院检察长比区财政局长高半级，就是副厅级。以此类推，北京市朝阳区检察院的副检察长就是正处级，而朝阳区检察院公诉处处长其实是副处级。可见，叫司长的未必都是司局级，叫处长的也未必是正处级。

三、党群机构：官员级别与机构行政级别相互影响

在中国，执政党领导国家，因此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委机构负责人的级别一般要高于同层次的政府部门负责人的级别。这主要通过各级党委常委会来实现。正如基准体系所描述的，各级党委的常委，除了四套班子的正职领导，其级别均比所属行政区域低半级，比所属部门高半级。例如，地级市的市委常委兼宣传部长是副厅级，比市文化局局长(正处级)高半级。

关键问题是，哪些人可以进入党委常委会?除了党委书记(省委书记、市委书记或县委书记)、政府正职(省长、市长或县长)、专职副书记，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政府常务副职(常务副省长、副市长或副县长)、党委秘书长、当地军区司令员或政委是常委，统战部长、首府城市的党委书记一般也是常委，有一段时间省政协主席也进入省委常委(目前已退出)。常委会的组成表明，绝大部分成员都是党的下属机构负责人。

由于“一把手”的级别反过来会影响所在单位的级别，因此实际上党委机构比对应的政府机构高半级，这导致党委下属机构的副职领导也可能高半级。例如，省委组织部部长肯定是省委常委，属于副部级干部，那么主持工作的省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就是正厅级干部，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同级别。事实上，几乎所有省人社厅厅长都同时兼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但省委组织部的普通副部长则与人社厅副厅长行政级别一样。

党委机构高半级的另一个原因是机构性质。根据党章，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党委全委会一样，都是当地党代会选举产生。因此，纪委又比党委的其它下属部门(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和政府的下属部门要高半级。例如，中纪委书记是副国级(政治局委员)或正国级(政治局常委)，中纪委副书记是正部级，中纪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是副部级。继续推理，省纪委预防腐败室主任是副厅级，而一般省委组织部研究室主任或省人社厅办公室主任是正处级。

除了党的机构，还有工会、共青团、妇联、工商联等群团组织，它们都属于党领导的机构，因此统称党群机关。各级党群机关和对应的政府下属部门级别一样。

四、特殊职位、干部高配和其它单位

除了前面提到的省长、局长、处长等带“长”的领导职务序列，中国还有一个非领导职务序列，主要包括三个层级：巡视员(对应于厅级)、调研员(对应于处级)、主任科员(对应于科级)，这三个层级可以分为正职和副职。非领导职务一般没有决策权和签字权，除非一把手授权。此外，还有一些中央部委的督察专员，例如国家总督学、土地督察等，他们一般是副部级

第二类特殊职位是中央部委的部长助理，例如公安部和商务部都设立了若干部长助理，这些部长助理同时兼任党组成员。“助理”不是基准职务，其级别介于副部长和厅局长之间，在行政上一般是正厅级，但是享受副部级待遇，包括政治、医疗、住房待遇。各省、市、县的政府首长助理以此类推。

除了按部就班的等级体系，还有一些官员的级别高于所在单位的级别，这种情况称为“高配”。这包括三种类型。第一，重要部委的领导。例如国家发改委有六个正部长级的副主任，公安部有两个正部长级的副部长，可见其强势。在地方，一般公安局长都是党委常委和/或政府副职，比政府下属部门正职领导高半级。第二，一些部门内设的重要机构。例如，法院的执行局、检察院的反贪局，以及一些准军事机构(公检法、司法)的政治部，这些机构的正职领导属于所在单位领导副职序列，比其它内设机构领导高半级。第三，经济开发区、一些省直管县以及县级市的领导，一般比基准情形下的级别高半级。例如，省直管的经济开发区或高新区的管委会主任一般是副省级，浙江省金华市下属的义乌市市委书记和市长都是副厅级。

除了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中国还有庞大的事业单位，例如大学、医院、报社、图书馆等，它们在管理上有些沿用了党政机关体系，这类机构的行政级别由其隶属关系决定。例如，大部分985大学(30多所)属于中央直管的大学，为副部级大学，其校长和书记为副部级，常务副校长和常务副书记为正厅级，其余副校级领导为副厅级，学校的部长、处长、学院院长均为正处级。而正规本科大学一般是省教育厅管理，为正厅级，副校级领导和部处、学院领导的级别与中管大学相应职位一样。报社的行政级别与政府下属部门类似。比如，中央直管的新华社、人民日报为正部级，那么这两个机构的正职领导就是正部级。

中国的国有企业其实也有级别，因为国企的领导人都有级别。人事关系由中央组织部管理的中央国企有50多家，其一把手级别一般为副部级，极少数为正部级(如中国铁路总公司);人事关系由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为正厅级。类似地，人事关系由地方党委组织部管理的国企，其领导人一般为副厅级或者正厅级，由地方国资委管理的国企级别为副厅级。文章、图片来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如有争议请加小编微信fenggq1，我们将及时删除处理。

第四篇：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

第三章 企业管理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

警示：有可能出错的事，就一定会出错。对有可能出错的任何环节都不要心存侥幸，要做出程序、定出规则，让它成为例行公事！公司所有的漏洞、顽疾、经常重复出现的问题，漏的都是公司利润，要把所有漏洞、顽疾、重复出现的问题，做出程序、定出规则，防止利润一再流失！

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的成功，都是因为全体员工不折不扣执行文化、标准化与组织纪律的结果。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一个公司的失败，都是部分员工或全体员工没有执行文化、标准化与组织纪律所导致的。所以我无数次的向各级管理者呼吁“实现各环节标准化、流程化、制度化”，他不能只是口号，只是说说而已！

世上任何事物都有其发展规律,程序和规则就是人工作和生活的规律。按照程序与规则工作和生活就是按照规律办事，就会避免失败和亏损。而违反规律，无论是在哪个环节上逆规律而行，都会使企业运转困难加大，导致利润下滑甚至亏损。

第一节 权力指挥系统

第七十三条 董事长。

董事长为企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企业的最高行政官。企业的《公司章程》和《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

是企业人的宪法。因此董事长行使权力的依据是企业《公司章程》；《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标准化与组织纪律》体系。也就是说企业《公司章程》和《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及《标准化与组织纪律》体系里有的以此为准，没有的逐级服从董事长指挥。这就是企业的管理文化，又叫企业管理模式。

但从公司的本质来说：《公司章程》与《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及《标准化与组织纪律》体系才是企业的“最高行政长官”，他们大于公司任何人。所以董事长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应该是：“按文化与规则！”。

《公司章程》、《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标准化与组织纪律》里有的无需再向任何人请示。《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及规则体系里有，但由于自己学习不够，没有记住，再次向上级请示严惩。第七十四条 权力指挥系统。

权力指挥系统是企业公司的统治机器，是从董事长到员工的权力分配系统。企业《公司章程》和《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及规则体系是基本保障，组织机构及岗位结构图是实施权力指挥系统的依据，岗位线有链接的有上下级关系，没有链接的没有上下级关系，没有上下级关系的，上级不能直接指挥下级。见组织机构及岗位结构图。第七十五条 权力指挥系统的基本原则。

（一）服从原则：

1.服从就是在执行中不问为什么，只想怎么干！坚决服从上级的管理，杜绝与上级顶撞。因为没有服从就没有指挥，没有指挥就谈不上管理。

先服从命令，不要先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团队从服从中诞生。命令可能会有不妥，在你的意见没有被采纳时，你还可以提建议，甚至越级上告，但你不可以不干（抵触），不可以消极（怠工），不可以违命（虚伪），更不可以抗命（犯上）。

2.下级无权对上级的指挥作出判断：

“我只服从上级的正确指挥”；“说的对的我就听，不对的就不听！”这是严重的思考逻辑错误。它背离了权力管理的原则，是全世界人民都不允许的（扣除全部考核工资）。判断上级指挥正确与否，只能是该上级的上级或执行命令的结果。

命令下错了，由下错命令的人对其错误的命令和后果负责，而执行命令的人不可以因为命令下错了而不去执行，推卸自己的责任，更不可以找替罪羊，这叫“各负其责”。正如海尔副总裁杨绵绵所说：我可能和老总（张瑞敏）的意见不一致，但是作为下级，我必须按照他的去做。柴永森他也有可能有与我意见不一致的地方，但是他作为下级，在没有想通之前，还是按照我的去做。万一我出了错，我要负

责任。我是领导，如果出了错不是我来承担的话，那他以后怎么照我的做，我的责任推到他身上去，上推下卸，就叫不负责任。上级推他的领导，下级推他的下级，那他就等于没有。

3.不能服从的只限以下几种情况：

（1）上级违法乱纪，下级不能服从（应在第一时间向董事长申诉）。

（2）上级做出的决定，会给企业带来重大危害，后果是显而易见的，下级可以不服从（应在第一时间向董事长申诉）。

（3）上级的命令，对下级个人有迫害行为，不服从（应在第一时间向董事长申诉）。4.上级的命令确有错误怎么办？

（1）由于上级不了解情况或不懂专业知识，有可能下错误的命令，虽然不会造成严重危害，但会使工作受到损失，这时下级要私下里向上级陈述自己的意见，不要在公开场合争辩。

方法是：令行禁止与柔情规劝：例如部长必须坚决彻底的执行总经理的命令，总经理下达指令后，分公司经理如果觉得欠妥，可私下提出建议，但语气要柔软、和颜悦色地规劝，绝不允许和总经理吹胡子瞪眼、大嚷大叫、拍桌子踹地、大发雷霆。如果此建议被否决，必须无条件立即执行，如拒不

执行、找理由拖拉或软磨硬抗将根据情节处以1000元—10000元罚款。同时作为上一级的领导，在下达命令时要讲文明，要三思而后行，并“柔情下达命令”，对下达的命令负全部责任。更不允许狂妄自大、盛气凌人、钦差大臣满天飞、老子天下第一。

（2）如果上级采纳了下级的意见或建议，该下级有责任永久保守秘密。

如果上级听到背后有这样的话：“要不是我的及时建议，上级就要倒大霉了！”那倒霉的就是那个绕舌的下级！其实，这时下级遇到了好机会。一段时间后，上级没听到任何传闻，下级得到的是“信任”。

（二）一个上级的原则： 1.行政上级：

一个上级的原则是指：企业中的每位员工只有一个直接上级（人力资源中心、财务中心最高负责人除外）。它的含义有七层：

（1）行政隶属关系只有一个上级，即直接上级；（2）只服从一个上级的指挥；（3）只向直接上级请示；

（4）人力资源中心、财务中心的直接上级是董事长和总经理，但是当董事长和总经理的意见不一致时，以董事长的意见为准。文化中心、人力资源中心的日常工作由董事长指

挥，向董事长负责，并向总经理汇报工作；财务中心和人力资源中心的日常工作由总经理指挥，向董事长、总经理负责；（5）除人力资源中心和财务中心外，其他岗位职务所规定的权力只能赋予一个人，其责任也必须由同一个人承担，这个人即该岗位的正职；

（6）虽然通过授权，副职可以对该部门有授权范围内的指挥权，但该部门的领导责任仍然由正职负责；

（7）切忌工作中两人同时指挥，会造成“一仆二主”，下级无所适从。

2.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

无论管理链条有多长，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是组成企业统治机器的基本单元。一个人在企业里，只需要处理好两层人的关系：直接上级和直接下级。下级做的好是上级的成绩，下级做得不好或者犯了错误，上级要负连带责任。

（三）逐级的原则：

逐级的原则是指上级对下级，可以越级检查，不能越级指挥；下级对上级，可以越级申诉、汇报，但不能越级请示。1．不能越级指挥：

管理基本原理是通过别人来完成任务，怎样通过别人完成任务，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指挥。每个干部都有上级，每个干部都有下级，每个干部都是中间的一层级；如果越级指挥，越过别人也被别人越过，大家都失去了作用。失去作用的结

果是越来越忙，最后变成“救火队队长”。因为工作忙越级，只图工作一时方便，走捷径，却造成下级管理人员指挥失灵。下级不满意，不管事了，各级干部就陷入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这就破坏了企业管理权力指挥系统的基本原则，致使企业管理体系崩溃。

例如：董事长对总经理有直接指挥权；有直接听取总经理及各总监汇报各自工作的权利；总经理对各总监有直接指挥权；各总监为总经理的辅政大臣，对各总监有直接指挥权；各总监对直接下级有直接指挥权。

检查可以越级，而且一定要越级，但是不能越级指挥，指挥必须是逐级的。切记：越级检查的时候，必然要发现不正常的事情，千万不要越级指挥。除非是紧急情况，否则不要表态，用记录本记下来，去找负责此事的直接下级，让他处理。越级检查发现问题“即时处理”是造成越级指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企业管理混乱的根源。

当下级越级请示工作时，该领导应回答：“请和你的直接上级联系，我无权插手！”。

2．可以越级申诉、汇报，不能越级请示：下级对上级，可以越级申诉，可以越级汇报工作，但不可以越级请示。（1）申诉：

申诉就是告状。申诉只有在以下四种情况下是被认为合理的：

①上级有贪污、盗窃、违法乱纪的行为； ②上级有重大危害企业的行为；

③上级滥用职权，对申诉者有迫害行为；

④上级违反《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及规则体系。

以上四种情况可以越级申诉，不但可以越一级，还可以越很多级。

（2）汇报：上级有权了解所属下级的工作情况、进度、状态，下级无权向上级保密。

汇报原则：间接上级只许了解，不许指示；下级只许汇报，不许请示。

汇报路径：岗位图上直系关系的上级或者越级汇报。汇报的几种情况：

①每天向直接上级汇报工作。②直接上级检查工作时如实汇报。

③《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及规则体系规定的短信汇报工作。

④纠察工作时，如实汇报工作。（3）请示：

在正常情况下，向自己的直接上级请示。但以下几种情况，向上级的上级汇报，不属越级请示：

①直接上级和越级上级共同检查工作时的请示，不属于越级请示。

②在由直接上级参加的会议上的请示，不属于越级请示。③经直接上级批准后向上级请示，不属越级请示。3.越级指挥是有条件的：

（1）紧急情况（自然灾害、工伤事故、严重突发事件等）。（2）直接下属拒绝服从指挥：

直接下级拒不执行直接上级的指示，该直接上级可以越级指挥。拒绝不执行的直接下级，事后或者辞职，或者接受处分。

（3）下级确实无力完成上级安排的任务。如发现不能完成任务或不符合自己的理想时，有权干预，直至达到预期的目的。干涉并不是代替，而是培训，“我给你做一次看看，剩下的由你来做”，这属于培训范畴，工作还是要下级去做。是合理的越级指挥。永远不能代替你的下级，哪怕他做的不如你。

（4）整体指挥：

如：董事长或总经理在开全员大会时就属于整体指挥。全员大会上，董事长、总经理可以抨击、揭露各级干部和员工的违规现象，是合理的越级指挥。

（5）直接下级在场的情况下，可以对其下级指挥或处罚，是合理的越级指挥。

4.作为下级要做到：到位不越位，补台不拆台。例如：一次总经理带着财务总监到财务室去检查工作，他走到一个小姑娘旁边，小姑娘正在那里填写凭证，总经理看完她填写完的凭证，显得不太高兴，就问她： 你参加工作多长时间了？ 小姑娘回答：一年多了！

总经理生气的说：“一年多了，这么简单的凭证你都不会填？你个笨……”！总经理骂了一句走了！

（1）这时候总监就跟上来了，指着她说：笨呀！从来那天我就看你笨！脑子比猪还笨呢！（这是个拆台的部长，他不合格）。

（2）这时候总监就跟上来了，跟小姑娘说：别太在意，他跟谁都这样，跟疯狗似的（这不仅是个拆台、越位的总监，也是一个大逆不道、拉帮结伙的总监。这种人应立即辞退）。（3）这时候总监就跟上来了，看到小姑娘正掉眼泪，安慰她说：别哭了，下午给你放半天假，出去散散心（这样的总监是在有意识指责总经理，搞小团伙，是在拆台）。（4）事后总监和小姑娘私下里沟通说：唉！在人屋檐下怎能不低头呢？忍着吧！（这是“怨妇”或“怨男”式的总监，这种总监要重罚）。总监如何做才算合格呢？

这时候总监走过来说：“怎么了？挨骂了？ 小姑娘点点头。

“你还不错！你知道吗？总经理骂我比骂你难听多了”！小姑娘说：“你也挨骂？”

“哎呦！我经常挨骂，骂得我狗血喷头！我也是非常生气啊，想不通！然后仔细想想，看看自己的工作，确实有错的地方，不然总经理不会骂。我看你这个是怎么回事？” 随后他就看看小姑娘填写的凭证，“哎呀！你这些数字写的不规范！这样填写不就OK了嘛！”

随后总监又说：“一定要踏实下来，学习《企业文化——行为背后的思考逻辑》及规则体系及专业知识，尽快晋级”！这位总监就做到了“到位不越位，补台不拆台”。切记：无论直接下级受到上级的任何批评，作为下级在自己的下级面前，维护上级的权威和尊严是责无旁贷的。任何在自己同级、下级面前对自己的上级发牢骚、挖苦、指责、谩骂，都是企业公司严厉处罚的对象，这将被视为是“毒舌头”（记功工资为零）。

（5）当自己的直接上级发现自己的直接下级违规时，为自己的下级“护短”或为其“说情”时就等于在为“自己找借口”，这就违背了“与自己较劲”思维.，而正确的方法是在第一时间找自己的直接下级进行沟通，疏渠理水，如果直接下级确实违规，争取让直接下级“愉快”的接受处罚。

服从的意义

1976年6月27日，巴勒斯坦游击队劫持了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大型飞机，并将机上 105名以色列人扣押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的候机大厅。为了解救人质，以色列特种兵展开“雷电行动”，长途奔袭乌干达。

在采取营救行动之前，一名以色列士兵手持扩音器，用以色列人的母语——希伯来语大声喊道：“我们是以色列士兵，前来接你们回家，请你们立即就地卧倒，趴在地上别动！” 以色列人质全都清清楚楚地听懂了这段希伯来语，并迅速地卧倒在地上。而巴勒斯坦士兵却一点也没听懂喊话的意思，他们仍然站立着，警惕地注视着外面。

一颗颗子弹向所有站着的人飞去，以色列士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大厅内发起了攻击，站着的人一个个全都倒在了地上。在这场战斗中，除了巴勒斯坦士兵之外，还有三个以色列人也丢掉了性命。有两个是年轻的以色列男子，他们在听到并完全明白己方士兵的指令之后，凭着自己的胆量和勇气，想再等一等，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后，再服从指令。遗憾的是，他们已经没有服从指令的机会了。第三个遇难的人质也是一名男子，他在听到士兵的 “卧倒”指令后，倒是毫不犹豫地服从了指令，但是在他看到以色列士兵冲进大厅后，忘记了刚刚那句“趴在地上别动！”他兴奋地站起 11

身来，准备冲向己方战士，与他们拥抱，结果被士兵们当作隐藏在人质中的敌人射杀了。

名将巴顿是美国历史上最张扬、最强悍、却又最懂得服从的四星上将。关于服从，他曾说过：“服从不止是一种品德，更是一种责任。如果你不懂得服从，或者打了折扣去服从，不仅会损害团队的利益，甚至会成为潜在的杀人者或自杀者。”

第五篇：新农村建设引发出国考察潮 三万官员将赴韩国

新农村建设引发出国考察潮 三万官员将赴韩国[转帖]

第十届中韩农业合作委员会5月29日在韩国首都首尔召开。《财经时报》从韩国农林部获得的信息是：在这次两国农业系统司长级的会议中，将重点讨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以及韩国的“新村运动”。

这是两国政府间首次正式讨论“新农村建设”。

此前有韩国媒体透露，中国政府在“新农村建设”方面，有意取经韩国的“新村运动”。韩国“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在未来的3年内，中国将派出3万名农业官员到韩国考察学习。

此机构还透露，他们已经受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委托，为中国公务员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培训，并在今年4月签订了相关协议。

韩国“新村运动”

最早系统介绍韩国“新村运动”经验和教训的中央教育研究所李水山，跟踪韩国“新村运动”时间长达14年之久。他告诉《财经时报》，韩国新村运动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至今已开展30多年，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农村的跨越式、超常规的发展，也实现了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同步提高。

据了解，得力于“新村运动”的成果，过去30年里韩国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一直维持在1∶0.8~0.9水准，2005年韩国农民收入达到城市居民收入的84%。与此相比，中国国内的城乡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同年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居民收入对比为3.2∶1。

“新村运动”早期在韩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现在在韩国已被许多人视为“维新残渣”、“被遗弃的运动”。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与韩国的“新村运动”不同。报道认为，“新村运动”是“精神运动超过物质运动”。“新村运动”不同于中国的强调综合发展的“新农村建设”。

《财经时报》了解到，去年5月，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带队，中农办、财政部、建设部、人民银行等部门人员参加的考察组，曾专程到韩国考察“新村运动”，并向中央提交了一份考察报告。

据韩国媒体透露，今年2月14日，中共中央主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专门讨论了将韩国“新村运动”的某些经验，应用到中国农村的方案。

大量公务员出访韩国

韩国联合通讯社报道，6月1日，上海市有关官员8人赴韩考察韩国江原道原州市农业学校和两处信息化村庄。之前几天，山东省胶南市30名中青年干部已经到达韩国，据悉，他们将在韩国接受为期6个月的培训，重点考察学习“新村运动”。

5月29日，由湖南省和农业科学院组成的24人考察团，已经访问了韩国原州市农业技术中心和一处示范村庄。韩国江原道有关机构透露，从今年3月6日吉林省的8位公务员赴韩考察开始，来自中国大连、重庆等中国各地的考察总人数已经达到了450人。

种种迹象表明，今年以来，中国赴韩访问的公务员人数骤增。

《财经时报》从韩国方面了解到，最晚在今年8月，沈阳市也将派出100人左右的公务员考察团到韩国学习。

在韩国已经不怎么受关注的“新村运动”，如今极受中国、越南等亚洲一些国家的追捧。韩国方面的统计显示，去年以中国为主的亚洲国家，赴韩考察“新村运动”的人数达到了826人。

而此后几年，这个数字可能会呈几何级增长。

韩国迎来新的市场

“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透露，根据中韩双方的长远协议，韩国将通过中国国内的8家机构，吸引35万名公务员赴韩接受培训，最近三年，则是每年约1万人。

对韩国来说，这无疑蕴含着巨大商机。最保守计算，单单是每人100-150美元的培训费，中国政府就需支付3500万-5250万美元。

有关人士向《财经时报》透露，韩国方面说的8家“机构”，是受韩国“新村运动”有关部门委托的旅行社。

“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打算，在今年为来自中国的约1万名公务员，安排“培训7天、观光3天”的研修计划。精明的韩国人还特别推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旅游商品”。

《财经时报》获悉，韩国观光公社在得知“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与中国基本建设优化研究会签订相关协议后，马上与“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签了一份协议。据了解，中国公务员在韩国考察的地方，就是韩国观光公社已经设计好的“观光路线”。

要想每年培训1万名中国公务员，对于韩国来说并非易事。“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认为，要完成这项规模巨大的工程，仅靠他们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他们选择了“新村运动”的发祥地——庆尚北道，作为他们的合作伙伴。

4月17日，“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已经与庆尚北道共同成立了一家“国际学校”，以应付来自中国的大量考察者。“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介绍，“国际学校”配备了150人能够同时使用的同声翻译设备，并在周围新盖了一栋条件不错的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