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民族事件

第一篇：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民族事件

关于少数民族地区因民族事件、宗教信仰

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的思考

众所周知，少数民族地区宗教氛围相对比较浓厚，一些民族问题和宗教信仰问题往往交织在一起，有时甚至于受到国际宗教冲突、宗教势力渗透的影响和国内民族分裂分子、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破坏和颠覆而引发各种矛盾。同我国其他地区相比，危机形态更为复杂多样，危机意识更淡薄，危机应对能力更差，而危机承受能力更脆弱。因此建立和完善适我区特殊性的突发公共事件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已成为区地各级政府应对和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一项重要任务。通过从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表现形式及其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有效预防和管理办法的思考。

一、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基本类型

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是指由民族、宗教信仰引发的，对社会正常秩序带来严重干扰、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巨大损失、严重影响社会安全的重大事件。民族地区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大致可分为以下7种类型：(一)民族差异、民族关系不和谐型

从全国来看西部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最为集中的地区，如云南省除汉族之外，人口超过5千人并有一定的聚居区域的民族就有25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47个民族成份。由于历史、现实和自然等多种原因，各民族之间发差异较大、利益差别明显，尤其是近年来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使一些少数民族群众产生“相对被剥夺感”，由此而导致较大的利益冲突。

(二)不同宗教信仰排斥型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的状况，既有部分少数民族全民信仰的伊斯兰教、藏传佛教，又有近代历史上伴随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而大量传入的天主教、基督教，还有当地世居的人们早期接受的汉地佛教和土生土长的道教，边疆个别民族聚居地方还有少量的东正教和犹太教。各种宗教的信教群众人口比例比较大，有的宗教的信仰人数还有逐年发展之势。各民族之间在宗教信仰方面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性在共同的社会生活和频繁的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不和谐的情况，出现一些矛盾冲突，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

(三)同一宗教内部不同教派之间冲突型

同一宗教不同教派组织因其信教人数的多寡和寺庙数量的多少不一，在现实中社会的影响力存在差异，组织化程度较高的教派拥有更多的宗教和社会资源。社会资源和宗教相互结合，影响了教派之间的动态平衡，同时也加速了教派不合理分化，不利于教派关系的正常发展。教派内部分化引起教派矛盾，从而影响教派内部稳定。同一教派内部由于历史遗留的寺庙归属问题，彼此之间的分歧和隔阂心理尚未真正消除，历史遗留的矛盾可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激化。有的教派内部因争夺教权、信众或寺庙的管理权而产生纠纷；有的教派跨省区传播，引起信教群众改宗改派，一定程度上引起教派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会发展到对抗，造成较大的群体性事件。

(四)民事、治安纠纷的嬗变型

这是与各种社会活动及其公民权益相关的事件，其主要特点是以唤起相关部门和社会关注为基本动因。针对的是与少数民族群众利益密切相关的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如失业、教育、环保、交通、食品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类群体性突发事件在多民族地区比较常见。

(五)文化、生活习性摩擦型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民族意识等，这些不同的多元文化在民族交往活动中常常会引发一些冲突，这些矛盾冲突积聚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加之西方敌对势力肆意插手我国民族事务，国内民族分裂分子又兴风作浪，致使我国多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和西藏由民族矛盾和纠纷所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屡屡发生。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02年至2006年，全区发生聚众围堵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滋事骚乱、械斗、暴力抗法等过激行为的群体性事件约占事件总数的10.8％。同时，历史上的不同民族因为仇杀、械斗、隔阂而积怨甚深，从而形成了较深的民族偏见、敌意，由此而造成民族关系的紧张，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诱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因素。

(六)民族分裂势力挑起的事端型

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干涉和渗透，民族宗教越来越成为他们的“首选武器”。尤其在近些年，他们利用和支持**集团和热比娅集团，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妄图搞西藏独立和新疆独立，分裂祖国。国内有些人借宗教问题煽动群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甚至冲击党政机关；一些地方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和宗教势力为了扩充自己，臵国法于不顾，从事打、砸、抢活动，甚至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相勾结，在我境内一些地区，支持分裂分子争夺寺庙领导权，制造社会骚乱。因此，在宗教领域内，一些宗教矛盾被激化的因素明显增多，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对抗性矛盾的机会也在增加。

(七)涉外型

这类事件是西部边疆多民族地区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如两国边民之间所发生的较大规模的矛盾冲突；国外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为了实现其政治目的，往往会采取有计划、有目的的阴谋活动，唆使部分居民制造叛乱、集体叛逃、制造事端、进行恐怖活动等。涉外性群体事件的主体或针对的客体至少有一方涉及到其他国家，事件的社会影响乃至国际影响较大，往往关涉到国家声誉和政府形象。

二、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特征

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群体性突发事件除了具有一般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群体性、突发性、利益性、对抗性、危害性、复杂性、蔓延性等特点之外，还具有以下一些比较174突出的特征：

(一)性质的复杂性加大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进一步扩大，西方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在我民族地区加紧推行“西化”、“分化”的颠覆图谋，利用国际上泛滥的民族分裂、民族独立等极端民族主义思潮，通过宗教渠道培植宗教极端分子进行破坏活动，致使近些年来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错综复杂，其中大量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也有一些是属于敌我性质的矛盾，还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相互交织在一起。各类突发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西部民族聚居地区尤其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还有的矛盾同民族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问题交织在一起，表现出特殊的复杂性，而且还会随着民族宗教 自身所具有的国内外背景的复杂性、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面性、诱发因素的不确定性而加大。(二)矛盾更趋向于隐蔽性

宗教对于社会来说，其作用具有两重性。一般而言，由于宗教自身系统的理论、道德规范、善行善举、精神安慰、寄托后天、维系人心等作用，在我们还不能完全解释一切社会存在时，宗教合理而正当地存在而且发生着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容易忽略宗教自身消极因素的作用，使宗教领域内一些矛盾在这种合理正当的秩序中产生和发展。如有的宗教教职人员利用合法地位和场所争夺群众、争夺阵地，扩大宗教势力；有的通过合法身份与国外宗教团体保持联系，宣扬国外宗教思想和“民主”、“自由”，暗地里传教鼓吹宗教极端主义，在边疆地区个别宗教场所暗中培养训练宗教极端分子。而这些往往被当作正常宗教活动受到“宗教信仰自由”的保护而隐蔽起来，得不到制止，天长日久而积累起来，形成更加尖锐的矛盾。(三)矛盾的突发性增多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殊的民族文化氛围和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以及少数民族特有的宗教感情，宗教领域的矛盾和纠纷也会随时随地发生。而且表现出较多的突发性。从这几年民族地区宗教内部发生的纠纷看，一本出版物、一纸印刷品、教职人员一次不恰当的“瓦尔兹”演讲或传教布道、一名宗教上层人士的正常亡故、一次宗教活动、同一宗教内不同教派的“辩教”、**转世等等，看起来不大的事情都会引起激烈的矛盾和纠纷；再加上民族分裂势力和宗教极端分子的阴谋破坏、**集团的渗透、国内外敌对势力破坏的存在，都会造成宗教领域内突发性矛盾和纠纷。(四)矛盾的对抗性条件依然存在

由于民族宗教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民族地区民族宗教领域依然存在着某些矛盾激化的条件，新疆地区上世纪90年代发生的事件和去年发生在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民族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一系列恐怖爆炸暗杀事件、西藏的“三〃一四”事件、宁夏的“西吉事件”、青海的“脑筋急转弯事件”等等就是很好的例证。要认万方数据识到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导性矛盾的同时，民族宗教领域的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存在着对抗性，而且非对抗性矛盾有可能向对抗性矛盾转化。如果失去警惕、麻痹大意、政策失误、处理不当，也会使之激化并酿成局部范围群众性事件乃至发生一些严重的社会冲突。

(五)矛盾的危害性加大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少数民族群众和宗教教职人员及信教群众的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利用民族宗教问题以达到某种利益追求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利益主体的多元并存，导致矛盾主体增多，矛盾关系更趋广泛和多样。通过民族宗教内部引起的群体性事件和突发事件其危害日益加大，后果日益严重。既有社会政治影响，又有经济损失；既有对国家和集体利益的损毁，又有对个人利益的损害；既有直接危害，又有间接危害。一些群体性事件，由于“连锁反应”，规模从小到大，可能酿成社会局部骚动，扰乱社会秩序，危害整个社会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甚至会造成民族分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六)调处的难度加大

由于处于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日益错综复杂这样一种大环境，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领域的矛盾更显其特殊性，加上长期历史上形成的多种差异和民族心理不平衡，矛盾处理难度日趋加大。群众要求解决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或者是历史遗留问题，或者是缺乏政策法规依据，或者是宗教内部教派问题，或者是由于某种宗教的发展解决活动场所问题，或者是对宗教教职人员错误行为认识上的不一致而形不成统一意见的问题，或者是宗教上层人士政治待遇与管理引导脱节的问题，宗教问题和民族问题交织在一起，处理宗教矛盾往往影响民族关系问题。处理起来比较棘手。个别地区基层党政组织及主管部门对宗教领域发生的问题采取推诿、拖拉、扯皮的态度，有的甚至于参与其中，使矛盾愈演愈烈，又人为地加大了调处的难度。一些群体性事件，往往是多数人的过激行为或一般违法行为，与少数人的严重违法行为，与敌对势力、敌对分子的捣乱破坏活动纠缠在一起，给处臵工作造成一些困难。(七)民族宗教问题成为社会热点问题

当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在社会发展序列上恰好对应着“非稳定状态”的频发阶段，产生了一些热点问题，而且表现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增多，且与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目前人民群众对有效解决热点问题、维护切身利益的期望值又比较高，如果解决得不好，就会导致一些群众的不满，造成人们对热点问题的关注程度与实际解决程度的失衡，造成群众的思想波动和心理失衡，从而去寻找平衡或解决问题的途径以及借助的社会力量，这样就很容易与民族宗教方面出现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形成群体性矛盾，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利益和思想冲突复杂而明显化的态势。

(八)与经济领域的矛盾结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现象还会进一步发展，在社会中必然产生一些高收入的“富裕阶层”。由于各个民族和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包括宗教教职人员生活需求、宗教场所的维护和修缮、宗教活动以及宗教对社会、信教群众的必要施舍等方面的需要，一方面在生活比较贫困的阶层发展信徒，另一方面在“富裕阶层”中敛取钱财，这就极易与“富裕阶层”结合，也容易被“富裕阶层”所左右、所控制、所借用。而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这“两极”又往往在经济领域矛盾的风头浪尖上，一些经济领域的矛盾很容易反映到民族宗教领域中，形成矛盾并通过民族宗教问题表现出来。这些年，由于宗教自身“排他性”产生的对政府管理引导的抵触倾向的存在，个别一些农村牧区宗教与宗族势力的结合、与黑社会性质恶势力的结合、与民族宗教极端分子的结合，表现得突出起来。

(九)外界因素引发矛盾的危险性加大

西部大开发，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西部大开放，向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意识形态、不同经济基础、不同法律形式等全方位的开放。同时各民族和各个宗教都会打上本民族、本宗教以及不同文化氛围的烙印。即使在同一民族内部和同一种宗教信仰中也会存在差异，有差异势必产生矛盾。因此，在西部地区因为多民族多宗教的存在和过去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状态之后，由外界因素引发矛盾的危险性将会越来越大。

(十)被激化的条件和可能性增多

国际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也始终在窥测时机，在“人权”和民族宗教等问题上做文章，尤其把民族宗教问题作为他们对中国进行颠覆活动的突破口。在国际敌对势力利用民族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等因素影响下，一些人围绕着坚持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坚持“自治、自养、自传”与出现的动摇倾向的矛盾；将爱国与爱教对立起来的倾向；对宗教制度民主改革前宗教封建剥削及特权制度以及某种程度的恢复引发的问题，如支持艾沙集团，鼓吹“泛突厥主义”，妄图建立“东土耳其斯坦”，甚至用“东突”恐怖主义势力在边疆制造事端。因此，在宗教领域内，一些宗教矛盾被 激化的因素明显增多，境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对抗性矛盾的机会也在增加。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既有国外的因素引发，又有国内因素的激发；既有历史的原因沉淀而触发，又有现实的原因激发；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人们工作失误的主观因素；既有宗教内部潜在的因素，又有宗教外部的引发因素；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又有经济方面的原因。总之，这些矛盾都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引发民族宗教群体性突发事件的原因也是复杂的。

三、群体性突发事件的有效预防和管理

(一)必须正确区分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的性质，把握其特点，妥善加以处理民族宗教群体性突发事件解决的难点主要是事件性质的界定，这既是个理论问题又是个实践问题。特别是如何妥善处臵是一项政策性强、难度大的细致工作，处理得当，可以有效化解矛盾；如果处理失当，则可能使事态扩大、矛盾激化。处理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关键在于正确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用不同的方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因民族宗教问题引起的群体性事件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特殊表现形式，尽管形式激烈，但从总体上讲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在这里一定要解决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混淆问题，防止“人为树敌”和“重性轻处”两种错误倾向，正确辩别事件性质和妥善解决问题。大量的事实证明，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往往具有突发性、对抗性、群众性、复杂性的特点，必须从容应对，妥善处臵。

对一般的群体性事件要立足于疏导，进行说服、教育、劝阻。但对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干扰正常秩序的突发性群 体事件，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孤立、打击其中的违法犯罪 分子，教育争取一般参与的群众，及时果断地制止事态发 展。要把高举维护人民利益、维护法律尊严这两面旗臶作为识别和处理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的理论依据。既要打击、依法惩处少数坏人，又要掌握政策，慎重从事。对群众要多争取、多教育、多疏导，群众性闹事宜疏不宜阻、宜散不宜聚，矛盾隔阂宜解不宜结。要切实改变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了解民情民意，解决具体问题，关心群众生活，引导群众活血化阏、舒筋顺气，消除隔阂，理顺情绪，集中精力发展经济，治穷致富。要加强对群众的法制教育，增强法制观念，以增强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自我教育的能力。

(二)必须建立适宜而有效的民族宗教工作机制，变被动管理为主动引导,要从工作机制上解决抑制矛盾的引发、突发、激化，在工作上克服消极因素和对民族宗教问题的忽视、放任自流的应付现象。一方面，要坚持民族宗教工作属地化管理的原则，加强基层民族宗教事务管理。(1)要将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工作纳入区县、乡镇、村三级年度工作目标考核内容，层层明确管理责任，级级抓好工作落实，切实解决各级党委、政府重视和强化领导责任的问题。(2)要建立民族宗教工作党政部门联席会议制度，搞好部门协调，加大工作力度。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帮助统战、民宗、公安、安全等各有关部门搞好协调配合。采取召开相关部门和单位参加的民族宗教情况通报会、民族宗教工作联席会等形式，定期或不定期地听取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基层民族宗教方面的工作，加强调查研究，检查、督促、指导基层做好民族宗教工作，有效化解民族宗教领域的矛盾。(3)进一步加强对乡镇和村级干部的民族宗教政策、法律、法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基层民族宗教管理干部的政治和业务素质，帮助基层干部提高民族宗教政策水平，掌握民族宗教基础知识，使他们对民族宗教事务不但敢管而且会管。另一方面，必须坚持法制原则，把民族宗教领域矛盾的解决纳入法制化轨道。处理民族宗教领域这类矛盾，必须运用行政、经济、思想、教育等各种手段，但从长远来说还是要靠法治，靠法律手段来依法调节。这既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要求，也是新时期化解各类人民内部矛盾的有效措施。为此，一要加强包括民族宗教事务管理在内的各种法律法规的学习普及，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群众的法律意识，引导人民群众依法办事；二要坚决纠正有法不依、执法不公、徇私枉法等问题，树立和维护司法机关的权威。各级司法机关特别是基层司法机关要发挥其职能作用，加大对民事、行政、经济、民族、宗教纠纷案件的调处力度，积极依法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三要把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纳入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这是依法加强对民族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必然要求。

(三)加强对民族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策略而有效地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防止民族宗教内部矛盾的突发和激化要加强对宗教领域不同群体的调查研究，把统筹调节宗教领域群际矛盾的决策建立在对利益关系的科学分析上。必须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对少数民族地区因宗教的维系而形成的利益群体有一个明晰透彻的分析，充分掌握各个群体形成的条件、原因以及群体意识，充分把握群体关系的特点、群际矛盾的特点规律，以便制定正确的群际矛盾调节对策。在平时的民族宗教工作当中，要正确地摆正各种关系，明确责任，全方位地抑制民族宗教领域矛盾触发的多种由因，保持民族宗教工作的健康和稳定。我们面对宗教已经渗透到民族文化、民族心理、民族意识中，又容易被国内外敌对势力尤其是民族分裂主义所利用这种特殊的复杂性，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其特点，讲究工作方法和策略。面对复杂的形势，就必须稳住宗教，团结宗教，管住宗教，制止狂热，千方百计地削弱和剥夺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的宗教资本。要对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利用宗教进行的分裂活动，露头就打，早打严打，要防患于未然，决不能让其形成气候。策略上要特别注意从民族、宗教问题中拉出来、分开来，强调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势力的实质不是民万方数据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要团结和依靠上层爱国宗教人士和广大信教群众同一小撮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分子做坚决斗争。

(四)构建完善的民族宗教群体性突发事件管理机制。少数民族地区地方政府要结合当地的实际，以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以提高应急管理能力为主线，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为突破口，强化源头预防，完善民族宗教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不断建立健全信息通报、预防预警、应急处臵、舆论引导等方面的沟通协作机制，完善统一指挥、上下一致、部门联动、应急管理办事机构综合协调的工作格局，为建设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创造和谐稳定的良好环境。一是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应急预案建设，完善民族宗教群体性事件的应急预案内容。民族地方政府的应急预案只有结合民族地方可能出现突发公共事件的实际，才能确实保障民族地方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例如，在受国外分裂势力影响的民族地方，应该把宗教问题、恐怖活动等可能出现的突发公共事件作为应急预案的重要内容。要根据本地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制定明确的应急预警标准。预案本身要有结构、功能、程序与技术保障上的要求，平时有针对性地演练。要保证预案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明确突发公共事件的界定，以及根据危害程度进行分级处臵的程序、权限和责任。要建立健全应急处臵专业队伍，认真听取专家意见，在应急处臵时要调动全社会一切力量，充分发挥社区和群众的积极性。预案制定后要根据形势变化，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修订、完善，对突发公共事件的处臵工作要建立起相应的评估机制。二是强化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建设，不断提高危机中的政府传播能力，正确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够凝聚人心。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要完善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建立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机制、舆情收集和分析机制，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加强对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工作的组织协调和归口管理，周密安排、精心组织信息发布工作，重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引导，积极开展舆论监督，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社会舆论的引导和监督作用。各地、各有关单位要坚持快速反应、主动引导和正面宣传为主的原则，建立健全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信息公开与沟通制度，对特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和一些较为敏感的事件，要认真研究制订表态和宣传口径，及时稳妥发布事件信息，为防范处臵工作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三是加强应急管理社会动员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地方政府为主体、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少数民族地区民族宗教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体系。政府是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臵的主力军，无论在资金、人员的投入，还是在应急事件的组织、指挥、协调、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仅靠政府的力量应对危机存在很大的局限。因此，西部民族地区的地方政府要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以整合现有公共资源为手段、以社会力量为依托的全社会广泛参与的突发公共事件应急体系。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重视中介机构作用，发挥非政府组织与公众的作用。

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经费资助、规范指导等多种途径，发动民间力量参与应急事务的处臵。使民间应急力量得到发展与壮大，成为政府应急力量的重要补充。要善于调动爱国宗教界人士做好工作。爱国宗教界人士在各自所联系的群众中往往具有我们的领导干部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别是在事端发生过程中群众情绪比较激烈、矛盾可能趋于激化的时候，由他们站出来说话，群众能够比较听得进去。因此，平时要注意做好这些代表人物的培养、联络工作，充分发挥他们在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团结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二篇：金融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困难及建议

金融支持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文化产业

发展面临困难及建议

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含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发展潜力大，是国家调整经济结构和繁荣文化市场的着力点。今年三月，中央宣传部、人民银行等部委下发了《中央宣传部、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银发[2010]94号）文件，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带来了利好。AA州作为CC省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有着丰富的少数民族（主要以布依族、苗族为主）文化和民俗文化资源（见附件1），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前景可期，但当地文化产业起步较晚，呈现出散、小、乱的特点。在经济欠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金融如何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和振兴，促进民族文化源远流长、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金融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一）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金融需求情况 AA州属全国经济贫困落后地区，200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69美元，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20000美元。因此，受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本地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指标其他省份相比有较大差距。经济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对GDP贡献率在7%左右，据估计，AA州文化产业对GDP贡献率还不足1%，而民族文化产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就更少，当前民族文化

产业发展处于全国落后水平。据工商部统计数据，全州有民族文化企业127家，最大一家注册资本300万元，最小一家注册资本仅5万元，全州民族文化企业具有散、弱、小等特点。究其原因：一是AA州民族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率较低，资源的认识不足，没有将其进行系统的引导和整合规划，一直停留在小规模、低层次上发展；二是企业对相关优惠、扶持政策缺乏了解，不积极主动争取政策扶持和帮助，难以发展壮大；三是每一个行业内部、行业与行业之间如何进行整合，集群式、产业链发展仍在摸索之中。据调查了解到，全州民族文化企业对金融需求较为强烈，亟需金融部门对其关注和支持。

（二）金融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情况

据了解，AA州民族文化企业与辖内各金融机构业务往来较少，金融机构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文化产业类企业贷款为零。在调查的7家企业中，仅有一家与农行有过贷款意向，但因公司规模、担保抵押物等难以达到银行贷款条件，未获得银行资金支持。

二、金融业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困难

（一）当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使金融机构对民族文化产业“不感冒”

1、民族文化企业缺乏有效担保物，经营管理水平相对落后

辖内民族文化企业多是由政府推动兴办或政府委托相关部门创建的企业，办公环境简陋，无固定资产，知识产权不明晰，商标市场影响力较小，在与银行合作时难以提供有效

担保物作为抵押融资。其次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经营水平低下，管理方式落后，产业市场影响力较小，发展前景难以被金融机构看好。

2、体制机制不健全制约民族文化企业发展

AA州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滞后，在体制机制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制约着民族文化企业发展：一是对文化体制改革中的政资、政事、政企分开认识有待深化；二是州县两级文化管理体制衔接不畅。上下工作有时对接不好，影响工作效率；三是社会文化市场主体还没有完全纳入政府文化管理的范围，对民营文化企业底数不清；四是吸引非公有制发展文化产业的政策和市场准入、财政支持、税收优惠、工商管理等方面的政策支持机制不够健全。

（二）相关部门对支持民族文化产业的扶持、优惠政策宣传、落实难以到位

虽人民银行BB中心支行今年四月份就已将中宣部、人民银行等部委《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繁荣的指导意见》（贵银发[2010]66号）文件下发给了CC省各国有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但因多种原因，至今州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管理部门尚未接到该文件。因此，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应的发展民族文化企业金融创新信贷产品就难以有效出台、实施。其次，因有关部门人员力量、经费问题等原因对民族文化产业的扶持优惠政策的宣传落实一时难以到位，民族文化企业对政策不了解、不掌握，处于自由发展的阶段，文产企业发展良莠不齐。

（三）金融机构支持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不高

州辖内民族文化企业具有起点低、发展慢、规模小、盈利能力弱、等特点，属于典型弱势产业，银行业金融机构与其合作积极性较低，对企业发展、潜力缺乏了解，对产业发展前景不看好，缺乏有力的信贷支持信心。

（四）民族文化企业与银行合作陷于“两难”

据调查，全州大多数银行业金融机构均将民族文化企业划归中小企业一类统一授信管理，但民族文化企业由于起步晚、市场经营化程度不高，盈利能力较弱，多靠政府扶持勉强维持经营。因此民族文化企业对信用社高利率的信贷成本难以承受，不敢与其合作；国有商业银行利率虽较低，但企业又难以达到银行的信贷准入条件，企业与银行合作陷于“两难”境况。

三、促进金融支持少数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建议

（一）整合资源优势，打造、打响本地民族文化品牌 一是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做好引导和扶持。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可考虑建立AA州文化产业企业名录，筛选出一批具有本地特色、市场发展前景好的文产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由地方政府牵头，整合各方面的扶持政策、资金，形成合力，加强引导、扶持，逐步培育起一批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打响本地民族文化品牌。二是搭建企业、金融机构、担保公司等单位沟通交流的平台，促进金融机构与企业对接。企业应转变观念，化被动为主动，积极与金融机构进行有效的沟通，将企业的优质信息主动提交给金融机构，实现金融机构与民族文化企业高度合作。三是相关部门要加强政策的贯彻落实和宣传，充分发挥各项政策优势，增强企业信心，壮大企业发展。

（二）抓住机遇，加快企业自身发展

民族文化企业应充分利用西部大开发和“多彩CC”发展机遇，深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内涵，积极打造精品项目。首先，根据所在区域的资源优势和市场前景，精心打造优势特色民族文化品牌，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竞争优势。其次，充分利用好国家和自治区出台的各项优惠政策，积极向有关部门申请政策扶持和帮助，逐步壮大企业自身实力。未来文化产业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需要文化产业不断提高自身营运能力和管理水平。

（三）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支持民族文化企业积极性

首先，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要按照《实施意见》要求加强对辖内金融机构货币信贷政策的指导，引导金融机构逐步增加对辖内民族文化产业的信贷资金投放规模，推动金融创新，促进金融机构建立和完善适合民族文化企业特点的评级和授信制度。其次，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认真贯彻落实《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本地文化产业发展实际，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方式，充分发挥信贷支持作用。根据企业的不同特点建立相应的授权授信制度，完善资金管理办法，增加信贷品种，拓展担保方式，扩大信贷投入。且针对文化企业特点创新信贷模式，转变以房产、机器设备为抵押的传统担保思路，积极试办知识产权、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版权等无形资产抵押贷款，企业联保互保贷款，企业专利权质押贷款等，并依据企业发展周期合理确定贷款期限，为民族

文化企业，融资扩大选择范围。

第三篇：浅论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

[内容摘要]法律援助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密切。提高法律援助的管理能力，不断改进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自身工作机制，对于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意义重大。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由于缺乏经济能力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每当遭受侵权后，成为急需政府和社会援助的特殊群体。因此，加强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工作，努力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法律援助

一、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各项规定未能完全满足困难群众法律需求。

我国现有法律援助制度关于援助对象的规定、关于受援人权利的规定，均较为严格，即援助层面限定较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在六种情况下，民、行案件的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五种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或者由法院指定辩护。因此使一些经济困难，但不在受援范围规定之内的困难群众，和一些条件略高于困难标准的困难群众，难以得到法律援助的服务。究其根源主要是法律援助受政府财力限制。

以肃北为例，现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户121，其中城镇人口占1103人。未成年人达1340人;残疾人297人，占全县人口数的6.49%;老年人533人，占全县人口数的14.7%。这支潜在的法律援助受援队伍是十分庞大的，群众的法律需求也呈现多样化。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更多法律援助范畴以外的法律问题正在困扰困难群众，比如城市的房屋土地拆迁，医疗事故纠纷等。现有的法律援助案件范围，不足以跟进困难群众日益增长的援助需要，实践中供需矛盾日益明显。

长期以来，人们在生活习性、受教育程度、教育方式、对事物的认识接受等方面受民族习俗的影响很大。这使得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大背景与工作开展状况与其他县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受民族习俗影响较深。法律意识不强。第二、群众解决问题讲武力，法制观念淡薄。第三、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较深。

第四、牧民居住较分散，交通不便，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民族地区大多系边远山区，群众分散居住在大山沟里，山高路远，交通十分不便，有的地方至今仍未通车，靠马和骆驼，最远的从家里到乡要一天，从乡到城区要一天，往返就要四天，群体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第五、经济落后，民生困难，无钱打官司。民族地区往往都是穷地区，经济落后，群众收入不高，往往靠外出务工挣钱养家糊口，除去生活支出，所剩无几，连寻求法律援助的交通费用都支付不起。

第六、法律援助数量庞大。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案件时有发生，法律援助工作量大，实现“应援尽援”目标任务重，压力大。

第七、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举步维艰。民族地区由于其“边、山、穷”等共性，财政困难，人才难引进，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编制、人员素质等因素影响，开展十分困难。仅月一名专职律师，没有交通工具，其设置与业务发展极不适应。由于经费不足，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量，供需矛盾突出。第八、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等其他援助措施衔接不够。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建议：

(一)加大对民族地区法律援助事业支持力度，帮助民族地区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二)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三大建设

一是网络建设，在各镇乡建立援助站，村设援助点，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分别设立职工、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在主要劳务输出基地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二是队伍建设，各援助站落实1—2名工作人员，保证正常工作开展。援助中心增编至10人，面向社会公招具有律师资格的执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和法律援助管理工作。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各援助站配齐办公用房和必要的办公设施，援助中心建设独立的办公房，配置交通工具，确保工作开展需要。(三)放宽民族地区法律援助条件，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1、现行《法律援助条例》主要针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在民族地区，可以考虑把患重大疾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侵犯纳入援助范围。

2、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的现象特别严重，建议将民族地区妇女申请法律援助条件放宽，不用审查经济状况。

3、少数民族地区涉嫌家庭暴力的，无论男女都应提供法律援助。

4、少数民族地区家庭财产权利受侵害，如公路、水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损坏农民家庭财产的，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二)案件补贴和受援人素质影响律师办案质量。

现行的民事、刑事案件500元的补贴标准与律师办案收费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尽管我们将出台新的案件补贴办法，调高补贴额度，但仍无法比拟社会律师承办案件的费用。

法律援助的受援人通常缺乏法律意识，文化素质偏低，长期的无助状态造成他们思想偏执、固执己见、疑心重重。这些当事人既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难以听取和接受律师的意见，要求律师根据自己的错误主张办理，使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难以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密切配合，增加了办案难度。

当事人带来的障碍和压力，迫使律师花精力去克服当事人的心理障碍，猜测当事人的性格、意图、判断其意识真伪，调整受援人的心理障碍，排除来自他们自身的干扰。律师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导致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三)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掌握得过严。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对这些标准难以掌握。一是外来人口户籍是农村的,只要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村委会一律出具“生活困难”;二是肃北地区出具经济困难证明掌握在最低生活保障线。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法律服务购买能力的公民被排斥在法律援助之外，使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都不管”的地带，处于这个地带的少数民族公民既无法获得法律援助，也无法购买到法律服务，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四)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

从司法保障体制来说，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是国家司法保障机制中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应包括律师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两方面。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本身是国家司法保障体制的一部分。目前，我国仍以律师法律服务作为法律援助主线,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方面尚未统一纳入法律援助范畴。在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出现阻碍情况下，法律援助也难以贯彻到底，作用也就大打折扣。所以，现行法律援助仅给予法律服务援助的规定，不足以对受援人权益的充分保护。

二、法律援助在社保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法律援助与社会保障的内容在本质上高度契合

1、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与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最终责任主体也是国家或政府。其原因是：第一，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而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第二，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有效的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都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保障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的必要手段，而法律援助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司法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与法律原则。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公民无论贫富都能平等实现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因此，从广义上讲，社会保障也应包括司法保障，因为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3、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都是稳定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社会保障借助国家力量解决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失业、贫困和疾病等社会问题，起到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援助的社会稳定功能表现在：当弱势群体由于司法上的劣势地位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法律援助可以改变他们在司法上的劣势地位，弱化其对社会的排斥感和逆反心理，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4、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服务对象高度契合

社会保障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法律援助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制度。在我国，法律援助主要针对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只要受援对象是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而因经济困难的及确实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均可寻求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低、社会地位低和心理承受低，他们的生存困境体现为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子女教育难、医疗难和法律救助难，社会保障和法律救助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形成对弱势群体完善的救助系统。(二)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

1、法律援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现代社会保障是政府和社会为了解除或预防某些社会经济风险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威胁，通过一系列公共措施，为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的一种保护，是现代社会实现保护人权的一种重要手段。向不特定的人提供诸如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这样的特定的公共产品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援助属于社会保障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共同构成对贫弱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2、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以间接救助方式实现终极目的

国家不仅要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 而且要为公民行使权利和实现权利提供保障。特别是在需要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时, 国家必须提供援助。

3、法律援助作为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核心地位

社会保障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需要采用社会保障手段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意志，其核心是对社会成员基本人权的保障。法律援助保障弱势者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法律救济是人权保障的最后手段，是对受到侵害的权利的补救与恢复，对损害或侵害行为予以纠正和惩罚，没有权利的救济，基本人权的保障往往会落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也正是为了弱势者不受经济困难的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法律救济权，保障司法公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三)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肃北的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处于各自推进阶段。加强两者关系研究的紧迫性日益明显。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内容。

事实上，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尽管法律援助与一般概念中的社会保障有所不同，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同样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将少数民族群体的法律保护纳入法律援助的轨道，是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第四篇：浅论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

浅论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

浅论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

[内容摘要]法律援助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是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措施。法律援助工作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关系密切。提高法律援助的管理能力，不断改进和完善法律援助机构自身工作机制，对于有效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意义重大。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由于缺乏经济能力和法律方面的知识，每当遭受侵权后，成为急需政府和社会援助的特殊群体。因此，加强少数民族法律援助工作，努力实现法律援助“应援尽援”的工作目标，是当前法律援助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法律援助

一、少数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各项规定未能完全满足困难群众法律需求。

我国现有法律援助制度关于援助对象的规定、关于受援人权利的规定，均较为严格，即援助层面限定较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条规定在六种情况下，民、行案件的公民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代理人，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申请法律援助;《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一条、十二条规定，五种刑事诉讼案件中的公民，可以申请法律援助或者由法院指定辩护。因此使一些经济困难，但不在受援范围规定之内的困难群众，和一些条件略高于困难标准的困难群众，难以得到法律援助的服务。究其根源主要是法律援助受政府财力限制。

以肃北为例，现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户121，其中城镇人口占1103人。未成年人达1340人;残疾人297人，占全县人口数的6.49%;老年人533人，占全县人口数的14.7%。这支潜在的法律援助受援队伍是十分庞大的，群众的法律需求也呈现多样化。根据抽样调查的结果，更多法律援助范畴以外的法律问题正在困扰困难群众，比如城市的房屋土地拆迁，医疗事故纠纷等。现有的法律援助案件范围，不足以跟进困难群众日益增长的援助需要，实践中供需矛盾日益明显。

长期以来，人们在生活习性、受教育程度、教育方式、对事物的认识接受等方面受民族习俗的影响很大。这使得民族地区法律援助工作面临的大背景与工作开展状况与其他县相比，具有独特的特点，表现在：

第一、受民族习俗影响较深。法律意识不强。

第二、群众解决问题讲武力，法制观念淡薄。第三、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较深。

第四、牧民居住较分散，交通不便，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民族地区大多系边远山区，群众分散居住在大山沟里，山高路远，交通十分不便，有的地方至今仍未通车，靠马和骆驼，最远的从家里到乡要一天，从乡到城区要一天，往返就要四天，群体寻求法律援助十分不便。

第五、经济落后，民生困难，无钱打官司。民族地区往往都是穷地区，经济落后，群众收入不高，往往靠外出务工挣钱养家糊口，除去生活支出，所剩无几，连寻求法律援助的交通费用都支付不起。

第六、法律援助数量庞大。其合法权益受侵犯案件时有发生，法律援助工作量大，实现“应援尽援”目标任务重，压力大。

第七、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等因素制约，举步维艰。民族地区由于其“边、山、穷”等共性，财政困难，人才难引进，法律援助工作受经费、编制、人员素质等因素影响，开展十分困难。仅月一名专职律师，没有交通工具，其设置与业务发展极不适应。由于经费不足，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远远不能满足需求量，供需矛盾突出。

第八、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等其他援助措施衔接不够。

针对这些特点提出建议：

(一)加大对民族地区法律援助事业支持力度，帮助民族地区建立法律援助经费保障机制。

(二)加强法律援助中心三大建设

一是网络建设，在各镇乡建立援助站，村设援助点，在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老龄委分别设立职工、未成年人、妇女、残疾人、老年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在主要劳务输出基地设立外出务工人员法律援助工作站。二是队伍建设，各援助站落实1—2名工作人员，保证正常工作开展。援助中心增编至10人，面向社会公招具有律师资格的执业人员专职从事法律援助工作和法律援助管理工作。三是基础设施建设，各援助站配齐办公用房和必要的办公设施，援助中心建设独立的办公房，配置交通工具，确保工作开展需要。

(三)放宽民族地区法律援助条件，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1、现行《法律援助条例》主要针对老年人、妇女、未成年人、残疾人，在民族地区，可以考虑把患重大疾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人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受侵犯纳入援助范围。

2、由于受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重男轻女的现象特别严重，建议将民族地区妇女申请法律援助条件放宽，不用审查经济状况。

3、少数民族地区涉嫌家庭暴力的，无论男女都应提供法律援助。

4、少数民族地区家庭财产权利受侵害，如公路、水电站等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中损坏农民家庭财产的，免费提供法律援助。

(二)案件补贴和受援人素质影响律师办案质量。

现行的民事、刑事案件500元的补贴标准与律师办案收费有一定程度的差距。尽管我们将出台新的案件补贴办法，调高补贴额度，但仍无法比拟社会律师承办案件的费用。

法律援助的受援人通常缺乏法律意识，文化素质偏低，长期的无助状态造成他们思想偏执、固执己见、疑心重重。这些当事人既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又难以听取和接受律师的意见，要求律师根据自己的错误主张办理，使律师在办案过程中难以得到当事人的理解和密切配合，增加了办案难度。

当事人带来的障碍和压力，迫使律师花精力去克服当事人的心理障碍，猜测当事人的性格、意图、判断其意识真伪，调整受援人的心理障碍，排除来自他们自身的干扰。律师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导致法律援助的服务质量总体上远远低于有偿服务的质量，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很好的维护，法律援助的社会信誉面临严峻挑战。

(三)法律援助的经济困难标准掌握得过严。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对这些标准难以掌握。一是外来人口户籍是农村的,只要提出申请法律援助，村委会一律出具“生活困难”;二是肃北地区出具经济困难证明掌握在最低生活保障线。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法律服务购买能力的公民被排斥在法律援助之外，使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务市场之间形成了一个“都不管”的地带，处于这个地带的少数民族公民既无法获得法律援助，也无法购买到法律服务，其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四)法律援助与司法救助缺乏有效的联动机制。

从司法保障体制来说，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是国家司法保障机制中的组成部分，法律援助应包括律师法律援助和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两方面。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本身是国家司法保障体制的一部分。目前，我国仍以律师法律服务作为法律援助主线,法院诉讼费的缓、减、免方面尚未统一纳入法律援助范畴。在受援人的诉讼权利出现阻碍情况下，法律援助也难以贯彻到底，作用也就大打折扣。所以，现行法律援助仅给予法律服务援助的规定，不足以对受援人权益的充分保护。

二、法律援助在社保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一)法律援助与社会保障的内容在本质上高度契合

1、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与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的责任主体是政府，社会保障的最终责任主体也是国家或政府。其原因是：第一，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基本社会制度，而维护社会稳定是国家繁荣的基础，也是政府的基本责任;第二，政府具有强有力的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实施有效的保护，以维护社会公平，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价值取向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都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保障是保证全体社会成员基本生存权的必要手段，而法律援助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司法保障，“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是我国宪法所确定的一项重要的政治与法律原则。法律援助制度作为保障公民无论贫富都能平等实现合法权益的重要制度因此，从广义上讲，社会保障也应包括司法保障，因为他们的终极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发展。

3、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高度契合

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功能都是稳定经济、政治和社会秩序。社会保障借助国家力量解决社会上大量存在的失业、贫困和疾病等社会问题，起到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和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使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能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消除社会成员的不安全感，从而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法律援助的社会稳定功能表现在：当弱势群体由于司法上的劣势地位难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时，法律援助可以改变他们在司法上的劣势地位，弱化其对社会的排斥感和逆反心理，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4、法律援助和社会保障的服务对象高度契合

社会保障是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保护的社会收入分配政策。法律援助是保护社会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制度。在我国，法律援助主要针对弱势群体而设立的。只要受援对象是维护自身合法权利而因经济困难的及确实无能力或无完全能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均可寻求法律援助。在少数民族地区，弱势群体的主要特征是经济收入低、生活质量低、社会地位低和心理承受低，他们的生存困境体现为就业难、生活难、住房难、子女教育难、医疗难和法律救助难，社会保障和法律救助从不同的角度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救助，形成对弱势群体完善的救助系统。

(二)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地位

1、法律援助是社会保障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现代社会保障是政府和社会为了解除或预防某些社会经济风险对社会成员造成的威胁，通过一系列公共措施，为社会成员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的一种保护，是现代社会实现保护人权的一种重要手段。向不特定的人提供诸如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这样的特定的公共产品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援助属于社会保障这个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诸如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等共同构成对贫弱者的社会保障体系。

2、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以间接救助方式实现终极目的 国家不仅要通过宪法和法律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各种权利, 而且要为公民行使权利和实现权利提供保障。特别是在需要法律帮助而又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时, 国家必须提供援助。

3、法律援助作为司法人权保障制度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核心地位

社会保障以保障人权为核心，集中体现了国家对需要采用社会保障手段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意志，其核心是对社会成员基本人权的保障。法律援助保障弱势者获得法律救济的权利。法律救济是人权保障的最后手段，是对受到侵害的权利的补救与恢复，对损害或侵害行为予以纠正和惩罚，没有权利的救济，基本人权的保障往往会落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也正是为了弱势者不受经济困难的制约，享有与普通公民同等的法律救济权，保障司法公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

(三)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作用。

肃北的社会保障和法律援助制度的建设处于各自推进阶段。加强两者关系研究的紧迫性日益明显。按照人们的一般理解，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等内容。

事实上，法律援助在社会保障体系中居于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尽管法律援助与一般概念中的社会保障有所不同，但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律援助同样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将少数民族群体的法律保护纳入法律援助的轨道，是社会保障制度规范发展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肃北2008年—2010年法律援助统计表、>工作总结报告

2、贾午光：《调动资源，有效组织，充分发挥法律援助的职能》

3、沈红卫：《论法律援助的性质及功能》

4、槐杨：《法律援助供需矛盾解决途径之探索》

5、张敏杰著：《中国弱势群体研究》

6、胡玉霞：《论法律援助的两个基本问题》

7、包毅：《法律援助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作用》

8、李中春：《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9、宫晓冰主编：《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第五篇：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调研

近年来因非法集资、揽储及经营者恶意逃避债务等经济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逐年上升，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调研。据市信访局统计：２００１年１－１０月份，共受理此类纠纷引发的群众集体来访４０批１６２７人次，同期相比有一定幅度增加。据市中级人民法院统计：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群体诉讼也呈逐年上升趋势，共有２６起，涉讼人数达１２４０人。此类群体性事件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消极因素，需要认真研究、加强防范、妥善处理。

一、类型及特点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主要有两种类型：（１）企业非法集资或金融机构高息揽储，由于到期无法兑付，集资人或储户利益受损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２）企业特别是一些饮食、百货（超市）企业经营者恶意逃避债务从而导致供货商等债权人利益损失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纠纷涉及的单位类型主要有：超市６家，饮食业９家，金融机构２家，企业８家，事业单位１家，镇村１家。经济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呈现出以下特征：（１）涉及人数多、范围广。如南海公司集资案涉及参与集资群众达１２００多人，法院受理的经济纠纷群体诉讼，有的案件涉讼人数达５００多人。由此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规模大，影响广。（２）普遍带有突发性，矛盾尖锐，对抗性强。由于涉及切身利益，有的当事人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当集资款或债权无法兑现时，往往情绪激烈。而在同一个案中受害者处境相同，容易聚集，往往出现哄抢、冲砸等过激行为，围堵机关和冲击重要会议场所的事件时有发生。（３）处理难度大。大部集资款无法追回，经营者也早已负债累累，资不抵债。有的甚至携款潜逃。集资款、债务无法及时足额清偿，群体性事件极易复发。

二、成因分析（１）经营者经营不善、资不抵债。经营者素质低，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应变能力差，决策失误，使企业逐步陷入困境。还有部分企业在经济效益好的时候，头脑发热，盲目扩张，乱铺摊子，管理跟不上，从而导致企业崩溃。如美登高食品公司、华鹏集团。（２）业主不讲信誉，对供货商索款推诿，有的甚至携款逃跑。２０００年５月份，坚尼烧烤店倒闭，法人杨坚出逃，原店员工和供货商哄抢店物，接着员工和供货商去省市集体上访不断，２０００年集体上访２７批８３９人次，２００１年集体上访５批２４５人次。在上访过程中，多次围堵省、市机关大门，着统一印有“还债”字样的白汗衫静坐示威，甚至扬言赴京上访。（３）非法集资，高息揽储，损害百姓利益。这方面既有金融机构，也有非金融机构。自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间，法人代表熊伟义以宁威公司的名义向省卫生厅、省老干部局等单位职工集资１７０多万元，至今无法兑付。市农行解放路分理处通过市科委下属情报所的副所长李琳非法吸储３６０万元，其分理处原主任王小宁等人利用职务犯罪，将所筹款项连同东南大学、洪泽纺机厂三家共１５６０万元投入泰信和房地产有限公司的太湖山庄项目，使得老百姓的活命钱血本无归，从而引发纠纷。（４）企业承包人更换频繁，造成对外大量欠款。承包人不讲信用，不按合同交纳承包租金，导致商场无法开门，损害了柜台租赁人的利益，调查报告《因经济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调研》。如星广家电广场。（５）虚假注册验资，抽逃资金，使企业开张后难以为继。如嘉和百货法人代表邵家祥虽因虚假注册而被判刑，但嘉和百货装璜投入作价１０００余万元，由产权单位新宇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担用于支付债务，尽管承付单位在去年已支付５０％债务，今年仍有３批３５人次债权人来市集体上访，要求尽快还清债务。

三、处置对策（１）加强风险防范意识和依法经营意识的宣传教育。有关部门要有针对性地对全社会开展风险意识、防范意识的宣传教育，宣传国家金融管理的法律法规、非法集资的风险和危害，教育广大群众不受高息引诱，不参与非法集资，共同维护金融秩序，消除非法集资滋生和蔓延的基础。要加强对企业经营者依法经营的教育，增强他们的守法意识、合同意识、诚实信用意识，依法开展经营活动。（２）职能部门切实履行监督职责。金融主管部门要加强对金融市场的监督，加大对非法集资等违法活动的查处力度，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尽量将其消除在萌芽状态。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严把企业开办注册和年检关。在调查中发现，大部分恶意逃避债务的企业都存在虚假出资、抽逃注册资金等行为。因此，在企业申请注册时，应严格审查注册资金是否真实、到位；企业年检时要注意审查注册资金有无抽逃，是否负债经营。一旦发现以上问题，应立即责令经营者整改或依法吊销营业执照，防止将经营风险转嫁到社会。涉案企业普遍存在财务管理松弛、会计信息失真问题。税务部门要加强对经营企业特别是饮食、超市等经营单位财务状况的稽查工作，防范经营风险。会计、审计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要履行“经济警察”的职责，依法执业，加强自律，杜绝虚假出资、虚假审计，维护市场经济秩序。（３）充分发挥法律服务等中介机构的疏导、化解作用。自２００１年初开始，市司法局、信访局组织我市部分资深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工作，轮流为来访人员提供法律和政策方面的义务咨询，引导他们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律师参与信访接待在化解矛盾、疏导当事人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纠纷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市消费者协会也成功地处理了“捷达轿车质量问题集体投诉”事件。应该让法律服务、法律援助等中介组织发挥其职能优势，更多地参与到社会矛盾、纠纷处理中，协助政府维护社会稳定。（４）建立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应即、处置机构。要坚持突发性、群体性事件属地管理原则，由所在地的党委、政府统一指挥，信访、公安、司法行政及相关职能部门积极参与，快速反应，坚决制止哄抢、冲砸等行为，控制事态；相关职能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监督、管理职责，互相协调、配合，实行综合处置；要加强县（区）、乡（镇、街道）两级重大疑难纠纷调解中心的建设，在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及时处理各类矛盾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