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第一篇：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高铭暄 陈 璐

摘要:当前,我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关键词:非国家工作人员 职务犯罪 特点成因 惩治预防

在我国,长期以来人们都将惩治职务犯罪的目光集中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上,而在实践中,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已经呈现出高发趋势,严重危害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良性运行与健康发展,其惩治和预防迫在眉睫。虽然我国的非刑事立法、刑事立法以及社会监督机制都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给予了一定的回应,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我国治理该类犯罪的实践还处于初级阶段,不但与国际社会的实践与要求存在差距,而且难以满足我国治理该类犯罪的巨大需求。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纵深发展以及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加大,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新的表现形式和发展趋势,现有的治理力度显然已经不能满足有效遏制该类犯罪的需要。本文试图在阐述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状况的基础上,分析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形成原因,并提出了建立惩治与预防并重的治理模式的具体举措,冀望能对该类犯罪的治理与防范有所裨益。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状况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

为了增强论证的集中性和针对性,有必要对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作一简要梳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是指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侵占本单位财物、收受贿赂、挪用资金等侵害职务行为廉洁性的行为。在我国现行刑法中,其罪名体系包括三类犯罪:即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职务侵占罪(第271条第1款)和挪用资金罪(第272条第1款)。之所以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作这样的局限,主要为了突出该类犯罪的主体特征和客体特征,并与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相互对应,形成严密的刑事法网,有效治理各行各业的职务犯罪,共同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沿革

我国刑事法律关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立法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颁布)。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体制的原因,企业行为必须符合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在这种以国家经济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涉足于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流通、管理和分配,是社会经济的直接参与者,是社会经济的主体,任何个人、单位或者组织都必须服从国家的计划安排。因此,在商业经济活动中关于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就仅仅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行为尚付阙如。1979年我国第一部刑法典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行贿罪和介绍贿赂罪,由于当时国有企业人员也被认为是国家干部,有关犯罪也可以适用贿赂罪,所以也没有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经济主体呈现出多元化形态,因此发生在商业经济领域的受贿等职务犯罪迅速出现,其刑事惩治已迫在眉睫。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首次将经济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予以刑事否定评价,该法第22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如何规范新型经济主体的行为成了当时的立法急需。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将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经济行为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公司法》第10章用17个条文对违反公司法行为的刑事法律责任作了规定,其中第214条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利用职权收受贿赂、其他非法收入或者侵占公司财产的,没收违法所得,责令退还公司财产,由公司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董事、经理挪用公司资金或者将公司资金借贷给他人的,责令退还公司的资金,由公司给予处分,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虽然第214条规定的刑事责任仅仅是一种概括性的规定,缺乏具体可操作的定罪量刑依据,但是这样的规定无疑为完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立法提供了前提。

2.急速发展与整合阶段(1993年《公司法》颁布至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在这一时期内,由于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各式各样的经济主体犹如雨后春笋般产生,在公司、企业的设立、经营、管理、清算活动中职务犯罪现象也越来越多,极大妨碍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于是规制该类犯罪的法律也处于急速发展中。在《公司法》出台后,为了有效惩治严重违反《公司法》、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以应对非公有制经济领域越来越猖獗的各种犯罪现象。1995年2月28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该《决定》在《公司法》的基础上明确规定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状与法定刑,体现了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旨趣。其中第9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0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本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第11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或者职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第1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以外的企业职工有本决定第9条、第10条、第11条规定的犯罪行为的,适用本决定。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于1995年6月30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进一步将贿赂罪的主体扩大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该《决定》第18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金融业务活动中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分别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的有关规定处罚。1996年11月15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令第60号发布施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该《规定》在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关规定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规定了商业贿赂的概念,并规定了经营者收受贿赂的刑事责任。1997年10月1日,我国新刑法开始施行,97刑法充分吸收了79刑法之后所颁布的一系列单行刑法、附属刑法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立法的补充规定,摒弃了其中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内容,形成了概念明确、罪刑比较协调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罪名体系。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第163条)、职务侵占罪(第271条第1款)和挪用资金罪(第272条第1款)。

3.进一步完善阶段(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至今)。由于97刑法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这将引发两个管辖漏洞:第一,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一些新形式的经济组织大量涌现,如个人独资公司、合伙企业等,这些经济组织中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的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依97刑法定罪则显得有些牵强,容易引发争议。第二,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独立于政府的公共服务部门日益兴起,如村民组织、各种协会、学会、联合会、研究会、商会、俱乐部等,而这些履行公共服务职责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依照97刑法也无法定罪。于是有关法律便对这些行为的刑事责任问题进行了完善。例如1999年8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其第2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管理个人独资企业事务的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二)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侵占企业财产;(三)挪用企业的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第40条规定,投资人委托或者聘用的人员违反本法第20条规定,侵犯个人独资企业财产权益的,责令退还侵占的财产;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至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把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将一切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都涵盖进该罪,这对于司法机关全面依法打击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起了积极作用。此外,相关的司法解释还对当时极具争议的个罪罪名称谓进行了权威确定,以统一司法适用。在《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颁布之初,关于职务侵占罪的罪名存在较大的认识分歧,有学者认为应当称为业务侵占罪,有学者认为应当称为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已有罪,不一而足。直到1997年12月9日和1997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先后发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规定》和《关于适用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的罪名的意见》,两个司法解释一致将《刑法》第271条第1款规定的罪名确定为职务侵占罪,争议才得到了平息。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与成因分析

(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特点

1.案件数量逐渐上升,涉案金额不断加大。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主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公共服务部门的兴起,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现出数量增加和危害加重的特点。以福建省晋江市为例,当地检察院出具的调研报告显示,在1999年到2004年的6年里,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的由公安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有38件56人,挪用资金案件10件11人,但是从2005年到2008年的4年间,这两类案件的受理数量已分别上升到100件118人、22件22人,案件数量分别增长了163%和120%。而在2009年1月1日到2010年3月28日期间,晋江检察机关受理移送审查起诉的职务侵占案件44起52人,挪用资金案件4件4人,涉案金额超过1000万元。尽管这样的数字已经较为惊人,但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发案案件远远超过实际统计的数字,并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2.多发于高科技企业,隐蔽性强。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多集中在计算机技术、电子产品、网络服务等高科技产业,隐蔽性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与公司、企业的设立、经营、清算等经济运行环节密不可分,犯罪人往往熟练掌握公司、企业经营管理的专业知识以及金融、证券、会计、法律等专业知识,并不为一般民众所知情,且在犯罪后销毁、伪造犯罪证据,通常其犯罪结果并不表面化,因而犯罪案件往往难以暴露,一般情况下,需要经过专门的调查、审计,否则难以觉察到犯罪发生。第二,该类犯罪责任分散、涉及面广,往往是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掺和在一起,查证起来会牵连到许多方面,责任界限模糊不清,难以界定。而一旦问题暴露,这些经济组织出于“人情”、“护短”、“内部处理”等原因并没有报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司法机关查处此类案件的顺利开展。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成因分析

现阶段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愈演愈烈的主要原因包括外部立法和内部管理两个方面。

1.相关立法偏颇、社会预防基础薄弱。首先,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转轨时期,随着经济形式、市场主体的不断丰富扩大,政府监管的对象也进一步增多,而政府对这些新兴市场主体的管理并没有丰富的经验,相关法律、制度也不成熟,政府每出台一项新的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因无法及时与相关法律、制度形成系统协调的配套体系,难免为经济领域的职务犯罪提供新的机会。其次,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一提到职务犯罪,人们往往就将注意力集中在国家工作人员身上,没有认识到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严重危害性,因此预防工作也就严重滞后了。我国传统刑法较为缺乏保障私营部门的立法意识和司法传统,在刑法上表现为重“公权”而轻“私权”,其直接结果是给人们带来这样的错误认识,即保护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利益是刑法义不容辞的责任,而非公有制经济则属于“私权”范畴,依靠民事调整即可,不必上升为刑事法律调整的对象。立法的偏颇与滞后必然导致对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利益保护不足。尽管当前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滋生与蔓延已经给我国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造成了严重阻碍,却依然未能成为司法机关打击、预防犯罪工作的重点。2.企业内部管理制度缺失,职责权限不明,岗位间缺少制衡。我国的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很多是家族制民营企业,由于家族制企业人治、人管的特点,使得民营企业在管理模式与制度建设上存在着先天不足,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缺乏科学的财务制度。例如有些企业并不要求销售业务员将每笔销售收入及时上交,而是容许其将若干次收取的货款汇总上交,或者让固定的销售业务员全权负责几家客户公司的业务来往,从申请提货到向客户发货,均由一个销售业务员完成,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销售业务员大权独揽。这些做法无疑不符合现代财务制度基本的内部控制原则,销售业务员很容易利用管理上的漏洞侵占公司货款或者货物,而这种管理制度缺失、职责权限不明的现状正是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痼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对于这些民营企业来说,管理松弛、违规操作是滋生企业底层职员职务犯罪的温床;制度缺失、监督乏力,是公司企业中层职员职务犯罪的主要诱因;机制不全、权力失控,是诱发公司高管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三、现阶段我国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惩治与预防的具体建言

当前,在国家和社会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基础薄弱的形势下,全面而有效地推进治理该类犯罪的任务尤显艰巨,单靠刑事法律的力量很难达到显著的效果,必须坚持法律预防、惩治与企业内部预防并重的治理方式,内外结合,形成多渠道、多层次的社会综合预防体系。为此,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私营部门制度建设,培植私营部门法律文化

公司法律文化是西方国家基于长期的公司组织形态的发展而形成的法律文化形态,公司法律文化体现经济自由、经济民主、经济权利平等、有限责任、诚实信用、法治经济、内部管理的牵制与制衡等一系列价值理念。⑩但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培育过程很短暂,由于缺乏长期的、自然形成的市场经济基础,市场管理规则与市场交易习惯尤其是公司运作规则和习惯远没有形成,没有沉淀为整个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律文化传统。在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和公司法律文化传统尚未形成的时期,无序的管理与制度的缺失对市场秩序和公司法制发挥着肆意的破坏作用,特别是作为公司的管理层,如果公司制度对其缺乏有效的制约与限制,则更容易在利益的驱动下中饱私囊、损害公司利益。因此,私营部门必须以培育现代化企业为目标,加强公司内部制度建设,培育公司法律文化。这个问题也是当前私法领域讨论最多的论题之一,在此不再赘述。

(二)延伸预防对象,加强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预防与监督

我国刑法虽然已经形成了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罪名体系,但是与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和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2003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国政府已经完成了该公约的签署和批准程序,其已于2006年2月12日在中国大陆地区生效,并适用于香港地区。虽然国内理论界和实务界已经为《公约》与中国刑事法治的协调完善作了不懈努力,但是无论在立法还是司法层面,我国都与《公约》存在着差距,主要表现为国家对私营部门职务犯罪的关注程度不够,司法机关与私营机构之间合作打击职务犯罪的力度不大。《公约》第12条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防止涉及私营部门的腐败,加强私营部门的会计和审计标准,并酌情对不遵守措施的行为规定有效、适度而且具有警戒性的民事、行政或者刑事处罚。为达到这些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以包括下列内容:1.促进执法机构与有关私营实体之间的合作。2.促进制订各种旨在维护有关私营实体操守的标准和程序,其中既包括正确、诚实、妥善从事商业活动和所有相关职业活动并防止利益冲突的行为守则,也包括在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国家的合同关系中促进良好商业惯例而采用的行为守则。3.增进私营实体透明度,包括酌情采取措施鉴定参与公司的设立和管理的法人和自然人的身份。4.防止滥用对私营实体的管理程序,包括公共机关对商业活动给予补贴和颁发许可证的程序。5.在合理的期限内,对原公职人员的职业活动或者对公职人员辞职或者退休后在私营部门的任职进行适当的限制,以防止利益冲突,只要这种活动或者任职同这些公职人员任期内曾经担任或者监管的职能直接有关„„从《公约》的规定可以看出,国际社会已经向各国提出了国家机关与私营部门合作打击职务犯罪步伐一致、相互协助的义务要求。

为了改变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薄弱的现状,实现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与协调,当前亟需在检察机关的参与指导下,把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扩展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非公有制经济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一样,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在发展变化,这种发展变化必然要反映到作为上层建筑组成部分的“法”上面来,要求法与之相适应,否则法就不能达到为经济基础服务的目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的迅猛发展和已经形成的社会地位,必然要求我们的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工作为其提供更好的服务。基于职务之便的犯罪行为既有发生在公有制经济领域的,也有发生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既然可以在公有制领域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为什么不能在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开展职务犯罪的预防工作呢?而且检察机关在长期查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通过司法统计、犯罪预测掌握了经济犯罪的原因、特点、规律及其发展趋势,可以提出切实可行的、有效的防治经济犯罪的司法建议,以使有关单位加强管理、堵塞漏洞、完善制度、控制犯罪。目前,我国已有地区的检察部门率先开展了立足于民营经济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从检察职能出发,在做好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同时,将做好民营企业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纳入预防工作体系,帮助发案单位或地区进行整顿、健全制度,以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逐渐使司法建议经常化、制度化、法律化。例如,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根据本地区民营经济所占国民经济成分较大的实际情况,转变观念,将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延伸到民营企业,积极探索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的有效途径。该院职务犯罪预防科开展了“职务犯罪预防走进民营企业”活动,运用检察机关多年来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所获得的经验,在民营企业中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积极协助民营企业做好犯罪预防工作,及时将其纳入社会大预防格局之中,为民营企业发展、壮大提供强有力的法律服务。为此,该院精心组织,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一是续编《民营企业法律知识读本》,送法进企业;二是深入民营企业开展预防宣传、法律讲座、预防调研、预防咨询等活动;三是设立预防联系企业,选择当地两三家有影响力的重点民营企业作为预防联系点,通过不定期的联系推动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这种工作创新无疑为实务部门进一步探索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机制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经验。

(三)完善非刑事立法与刑事立法的协调与衔接,形成体系完整的治理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律体系

社会主义法制统一与完备的特性要求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法制体系要前后一致、相互协调。我国的非刑事法律对公司、企业人员的职务违规行为一般都设有刑事责任条款:即“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表明当一般违法行为达到一定严重程度时,便不能停留在民事制裁与行政制裁水平,一定要追究刑事责任,而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要落到实处,就必须有刑法典上的相应规定。因此,非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必须相互衔接、相互配合。首先,建立健全规范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法律制度,作为惩治职务犯罪刑事立法的前置性法律。只有完善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的职务行为立法,以部门法的形式规定不同行业工作人员的职业行规,例如该职业的法定地位、法定职权、法定职责、具体工作方法、程序以及失职的法律后果等,才能使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充分发挥法制规范对市场经济运行的保障作用,这也是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七大明确指出,高度重视法制建设、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抓紧制定与完善保障改革开放、加强宏观经济管理、规范微观经济行为的法律与法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要求。而作为国民经济体制中的新生力量,非公有制经济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迅速成为繁荣经济发展、创造社会财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重要力量,如何规范非公有制经济的良性运行,是当前我国经济立法的重点。

其次,完善惩治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刑事法律,使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在刑法规范的视野中受到同样的重视,这一方面格外重要,是治理该类犯罪有力的法律保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增设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资格刑。我国刑法规定的资格刑只有剥夺政治权利一种,且在刑罚结构中仅仅处于附加刑的地位,这样的规定已经不能满足惩治该类犯罪的实际需要。笔者认为,资格刑对于惩治与预防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为一旦犯罪主体被剥夺资格,就是被暂时或者永久地剥夺职位,丧失了利用职务便利从事损害公司、企业利益的机会,因此应当增设禁止从事特定职业的资格刑。这一方面可以防止其利用这种资格再次犯罪,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另一方面还可以对其他从事特定职业的人员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2)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以《刑法》第163条、第271条第1款为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第一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的)仅仅规定了自由刑,而没有涉及财产刑,而只在第二个量刑档次(数额巨大的)规定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同样,对职务侵占罪,在第一个量刑档次(数额较大的)也没有规定财产刑,而在第二个量刑档次(数额巨大的)才规定了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笔者认为,这样的差别规定,无疑并不符合职务犯罪的贪利性质,不利于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因此有必要加大财产刑的适用力度,在每个量刑档次均配备财产刑。

最后应当指出,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科以刑事处罚是治理此类犯罪的最后一道防线,从刑法谦抑性的角度出发,在可以通过经济、行政、民事等法律规范予以防治和处理的时候,国家是不宜动用刑罚的。相对于刑法而言,经济法、行政法、民法更为直接地调节国家的经济活动,因而对于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更具有直接意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有完善的法律体系来保障其特有的运行规律,如公平竞争、价值交换规律以及遵循诚实信用、忠于职责的原则,这些规律和原则只有通过非刑事法律和刑事法律相互衔接、协调的法律规范的形式表现出来,才能使其切实得到遵守和维护,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在源头上、从根本上防止在市场运行过程中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

第二篇：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 罪名

第八章 贪污贿赂罪

1、贪污罪

第三百八十二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第三百八十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挪用公款罪

第三百八十四条 【挪用公款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是挪用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挪用公款数额巨大不退还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九十四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或者对外交往中接受礼物，依照国家规定应当交公而不交公，数额较大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 第一百八十三条 【贪污罪】国有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和国有保险公司委派到非国有保险公司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七十一条 【贪污罪】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3、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三百八十六条 【对犯受贿罪的处罚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 【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 第三百九十五条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国家工作人员在境外的存款，应当依照国家规定申报。数额较大、隐瞒不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

第九章 渎职罪

5、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

第三百九十七条 【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6、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枉法仲裁罪 第三百九十九条 【徇私枉法罪；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徇私枉法罪】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民事、行政枉法裁判罪】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2、刻骨的教训 深刻的启示

掩卷而思，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给了我们广大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刻骨的教训、深刻的启示：

启示之一：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党员干部，必须一生牢记党的宗旨，时刻不忘“执政为民”。位处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拿着村里工资，跑前跑后为老百姓办事，应该是份儿内的事，不应该有非分之想。否则，就不能摆正个人与国家、集体间的利益关系，势必容易“本末倒置”而将个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和集体利益之上，结果必将“误入歧途”。

启示之二：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农村干部必须要学法、知法、懂法，才能做到自觉守法。身为基层农村的党员干部，如果不加强对党的政策、纪律和国家法律的学习和了解，不仅不能准确全面地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能当好村民群众的当家人和贴心人，还会因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无知而“自取其辱，自负其咎”。如果经过上级的批准和村民的同意，公开地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也理所应当。但他们未走此“道”，而是采取挪用、侵占、收受贿赂、入干股合伙经营山林等，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结果被群众所唾弃。

启示之三：身为农村基层的党员干部，在实施违法、违纪行为前“心存侥幸”，其结果只有百害而无一益。“手莫伸，伸手必被捉。”他们之所以触犯国法和党纪，原因之三是他们为侥幸心理所害。刚要分钱时他们心里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又一想，分的钱是上面拨给的，况且村民又不知道，如果他们自己不说鬼神难晓。要知道：侥幸——是每一个违法违纪者“作茧自缚”的绳索。常言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在侥幸心理驱使下实施违法违纪行为的人，无异于自我欺骗“掩耳盗铃”，最终得到的必将是“身败名裂”的下场。启示之四：做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违纪违法的防范工作，预防和减少农村党员干部的各种违法违纪行为，是维护农村稳定，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保证。第一，强化教育，注重管理，全面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整体素质。一是抓好正面教育。有计划地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学习有关党内法规和法律知识，对他们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二是抓好警示教育。通过身边典型案件，以案释纪，以案释法，使他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提高遵纪守法的自觉性。三是抓好疏导教育。农村党员干部处在农村最基层，受各种因素影响，思想稳定性较差，容易产生思想问题，要经常对他们进行疏导，使他们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第二，健全制度，加强监督，从源头上预防农村党员干部腐败。一是完善和落实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实行村账乡管、组帐村代理等，规范各类资金的发放，规范村级开支，建立健全重大开支项目集体研究制度。二是实行村务公开制度。设立村务公开栏，公布行政事务、经济管理、财务开支等事项，严格把好公开内容、公开程序、公开时间、公开形式和公开资料规范归档保存等五个关键环节，接受群众监督。三是实行村级财务定期审计制度。由乡镇纪委牵头，组织财政、农经等部门参加，定期不定期对村级财务的行为进行审计。第三，加大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力度。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村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占、挪用村财，索取和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等案件，及时组织力量进行查处，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此外，还要注重研究村干部违纪违法案件的特点和规律，切实做好源头治理工作。第四，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为农村党员干部营造一个能干事、干成事的良好环境。对农村党员干部依法执行公务不满而故意报复陷害的行为，要坚决查办，为农村党员干部撑腰做主，做他们的坚强后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在条件允许和群众认可的情况下，可适当提高农村党员干部的收入，调动他们干好本职工作的积极性；做好对农村党员干部的诫勉和奖励工作，对得过且过、政绩平庸和群众威信差的农村党员干部，该调整的要调整，该罢免的要罢免，对政绩突出，群众满意度高，遵纪守法的农村党员干部，要予以重奖，切实做到奖罚分明，激励他们干事创业，更好地为群众服务。

第三篇：人民检察院关于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汇报

人民检察院关于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汇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XX年以来，县检察院在县委和市检察院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县委工作中心和检察工作重点，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方针，加大职务犯罪查处力度，积极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查处和预防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现在，我就县检察机关开展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情况向县人大常委会作报告，请予审议。

一、切实履行职责，严惩职务犯罪

XX年至今年3月，县检察院共受理和初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案件122件，立案侦查35件，其中贪污案14件、贿赂案7件、挪用公款案5件、私分国有资产案3件、渎职案6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795万元，查处科级干部2人。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涉案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有4件，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有7件，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有14件，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有2件，100万元以上的有2件。

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进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县检察院始终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引导干警从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人心向背的高度，增强敢办案、办好案的决心和信心。长期以来，检察干警紧紧围绕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坚持公正司法、文明办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确保了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顺利进行。

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县检察院在查办影响大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时，及时向县委请示汇报，主动接受县人大监督，取得了县委和县人大的有力支持。特别是今年以来，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非常重视和关心检察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县委、人大切实加强和改善对检察工作的领导、监督，及时就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部署和重要事项作出决策，解决检察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上半年，县编委批准了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机构的更名设局和领导、人员的设置，切实加强了反渎职侵权工作。反渎职侵权局的设立，更好地凸显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两大侦查职能，更有利于加大对渎职侵权检察职能的宣传力度和提升整体业务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对县检察机关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大力支持，体现了全县上下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查处了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重点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XX年以来，共立案侦查发生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10件10人，件数占立案总数的29%。如查办了县外事侨务局副局长冯碧浓涉嫌受贿7万元案，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分局原副局长张茂城玩忽职守案，巽寮地税所原副所长黄卫防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87万元案，县公安局蕉田派出所民警杨日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等，这些案件的查处有力震慑了犯罪，充分显示了县委县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同时教育了干部，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进一步好转。

查处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部位”的职务犯罪案件。金融部门、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腐败问题是社会热门的话题和群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县检察院将此作为查处的工作重点，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惩。共立案侦查国企、金融部门、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职务犯罪15件17人，件数占立案总数的43%。如查处了广东信托投资公司惠州公司财务经理古旭东受贿235万元大案，县水泥二厂原财务股副股长黄呈钦等三人贪污4.8万元、挪用公款51.2万元案，原广东广发房地产公司惠东工程部陈国忠、彭粲等人贪污25万多元案等，以上这些案件的查处，挽回了国家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维护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肯定。

加强办案，为维稳工作大局服务。贪污贿赂、渎职等职 务犯罪，是诱发群体性上访的重要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县检察院在惩治职务犯罪的同时，高度重视做好维稳工作，通过加大办案力度，查明事实真相，以及辅之以说理析法教育，有效地化解了一批因职务犯罪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县水泥二厂和县食品厂均是有一定规模的国企，XX、XX年上述两厂职工分别到县检察院、县党政有关部门集体上访，对我县的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职工集体上访引起了县委、县政府和市检察院、县检察院的高度重视，在县委和市检察院的领导下，县检察院迅速组织力量深挖县水泥二厂、县食品厂的腐败案件，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同时还协助有关单位做好职工的教育工作，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规范执法行为，确保公正执法、文明办案。近年来，县检察院除了在办案上下功夫外，还抓好自身的监督制约，以规范促办案。一是实行“一案三卡”制度，即每办一宗案件要执行“办案告知卡”、“ 廉洁自律卡 ”和“ 回访监督卡”，强化对执法行为的监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抓住执法重点环节制定了三项办案规定，即查办职务犯罪实行立案报市检察院备案制度，拟不起诉、撤案实行报市检察院批准制度、对确定不予刑事赔偿的案件报市检察院审查制度，从而有效地加强了对反贪、渎检部门侦查活动的监督制约。三是今年以来开始实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 步录音录像，对规范检察干警的执法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提升侦查水平、促进公正执法意义重大。四是认真开展人民监督员制度试点工作。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加强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工作外部监督的一项改革举措。实施两年来，人民监督员对3件拟不起诉职务犯罪案件进行监督，经检察委员会研究，全部采纳了人民监督员的意见。实践证明，人民监督员制度的推行，在促进公正执法和队伍廉政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紧密结合检察职能，扎实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

近年来，县检察院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方针，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办案，及时提出检察建议，帮助有关行业和单位完善管理制度，从源头上治理和防范职务犯罪的发生，努力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加强预防工作机制和网络建设。一是高度重视预防工作的机构设置、组织领导和人员配置，在XX年检察机构改革中，专门设置了综合预防科，改变了过去职务犯罪预防专业化不强，人员不固定，职责不明确的弊端。二是由点到面，加强预防网络化建设。目前县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干警只有4人，如果单单依靠检察机关的力量开展预防职务犯罪，成效毕竟有限。XX年以来，县检察院主动与国土、教育、卫生、供电、农信、烟草等42家党政机关、金融单位、国 有企业建立了联合预防工作机制，初步实现了预防工作社会化、网络化。

以检察建议为重要手段，积极开展个案预防。结合查办具体案件提出并督促落实检察建议，是县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最直接的一种方式。在开展个案预防工作中，采取“一案一分析、一建议、一整顿、一教育和一回访”的“五个一”方式，达到办理一起案件、完善一套制度、教育一批干部、治理一个单位的目的。XX年以来，县检察院对31个案件开展了个案预防工作，针对发案单位管理上、制度上存在的问题共发出检察建议31份。如在XX年查办了县农村信用联社员工蓝某某经济问题后，向该社提出“学法守法，依法办事”的检察建议，该社按照检察建议认真整改，并且每年邀请县检察院综合预防部门为员工上法制教育课，收效明显，该社连续多年无发案，避免了经济上、人事上的损失。XX年，县检察院对县粮油企业总公司在转制中出现的虚构97万元债务问题，向县经贸系统党委提出了防范建议，得到高度重视，虚构债务问题得到及时纠正，从而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和职务犯罪的发生。

主动与有关部门联手，共同开展系统预防。四年来，县检察机关开展系统预防活动41次，受教育5000多人。如县检察院与县金融、建设、卫生等系统加强联系，开展了一系列的预防活动，进一步扩大了预防工作的影响。分别与县农 村信用联社、县人寿保险、县税务部门建立了预防职务犯罪联席会议制度和案件线索移送、通报、协查制度，成立了预防职务犯罪领导小组，加大了预防工作力度。去年，全县深入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活动，县检察院反贪综合预防部门结合形势需要，撰写了《开展治理商业贿赂，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促进经济发展》等宣传资料，派员到县地税局、县卫生局、县供电局、县人寿保险等单位举办法制讲座，受到了这些单位的好评。

围绕大型重点建设工程，及时开展同步预防。县检察院开展同步预防的方式主要是参与县纪委牵头组织的重大工程预防腐败联席会议，通过与有关工程建设单位相互配合，在工程的不同阶段相应采取不同的预防对策，如提供法律咨询服务，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参与制定廉政制度，协助工程单位加强招投标的监督等，做到预防工作与建设工程同步。XX年以来，县检察院参与县重大工程预防腐败联席会议17次，对吉黄公路、平海电厂、惠东中学高中部等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开展同步预防，落实了廉政制度，推动工程建设的健康开展。

深入群众、深入社会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反腐败离不开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因此，县检察院每年通过广播、电视、互联网和举办“举报宣传周”、举办图片展览、张贴标语、检务公开、参与“12·4”全国法制宣传日、送法下乡等方 式，进行广泛的法制宣传教育，让人民群众深入了解反贪、渎检工作，提高了参与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积极性。

近年来，县检察机关为推动我县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深入开展，促进经济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与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与人大代表的期望还有不少差距。

一是个别干警对查处与预防职务犯罪二者的关系认识不足，有重办案轻预防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在办案任务较重的情况下，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抓得时紧时松。二是部分干警就案办案，忽视办案的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三是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水平，以及办案能力与当前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还有差距。四是办案经费不足，需要靠追缴赃款上交财政返还来弥补缺口，装备不能完全适应当前查办案件的需要，侦查和预防工作的科技含量还比较低。五是预防手段和形式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六是反贪工作与渎检工作发展不平衡，渎检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大力度。七是对新时期惩治职务犯罪的对策深入研究做得不够，建言献策和调研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县检察院高度重视这些不足，正在采取措施努力加以改进。

三、下步工作打算

县检察院将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从构建和谐社会 的高度，围绕上级有关反腐败斗争的总体部署，不断强化工作措施，加大办案力度，完善工作机制，依法全面履行职责，努力推动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持续深入开展。

一是突出打击重点，加大打击力度。坚持严肃查办发生在党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人事权、司法权、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进行权钱交易的职务犯罪案件，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和政府采购等重点领域中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重大安全生产责任事故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严肃查办与黑恶势力相牵连的职务犯罪，打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严肃查办发生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国有企业重组、改制、破产和经营活动中发生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积极查办发生在新经济领域、资金高度密集领域、垄断性行业中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犯罪案件。依法查办发生在群众身边、损害群众利益、社会影响恶劣的职务犯罪案件。

二是坚持“保证办案质量，规范办案行为”不放松。始终把质量作为办案工作的生命线，进一步规范侦查工作，依法文明办案。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引导全体干警牢固树立正确的执法思想，严格按法律、按程序办案，切实防止和坚决纠正不规范的执法行为。加强对查办职务犯罪的内外监督制约。认真抓好案件线索管理、查办要案工作请示报告以及报批、报备案，同步录音录像等制度的落实，严格执行办案安全的各项规定，规范侦查工作，确保办案安全。

三是以更名设局为契机，努力开创反渎职侵权工作的新局面。反渎职侵权局争取在下半年挂牌办公，要充分认识反渎职侵权局成立不是简单地更名设局，而是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加强反渎职侵权工作的需要，因此，对查处渎职侵权职务犯罪必须一查到底，决不手软。将反渎职侵权工作摆在同反贪工作同等突出的位置来抓，要主动加强与有关单位的配合，健全协作配合工作机制，形成合力，把反渎职侵权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四是结合办案开展预防工作，实现办案的法律、政治、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把预防涉及公共权益、公共项目、公共资金管理中的职务犯罪作为重点。结合办案，加强预防对策研究，及时提出检察建议，要进一步加强预防工作自身专业化建设，在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中发挥积极作用。

五是进一步加强反贪、反渎职侵权队伍建设，为服务和谐社会建设提供组织保证。要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持之以恒地加强队伍建设，努力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执法公正的高素质检察队伍。

第四篇：人民检察院关于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汇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2007年以来，县检察院在县委和市检察院的领导下，在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下，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紧围绕县委工作中心和检察工作重点，坚持“打防并举，标本兼治”方针，加大职务犯罪查处力度，积极地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查处和预防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现在，我就

县检察机关开展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情况向县人大常委会作报告，请予审议。

一、切实履行职责，严惩职务犯罪

2007年至今年3月，县检察院共受理和初查涉嫌贪污贿赂、渎职案件122件，立案侦查35件，其中贪污案14件、贿赂案7件、挪用公款案5件、私分国有资产案3件、渎职案6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795万元，查处科级干部2人。立案侦查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中涉案数额1万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有4件，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有7件，10万元以上不满50万元的有14件，50万元以上不满100万元的有2件，100万元以上的有2件。

（一）提高思想认识，不断增强工作责任感。查办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进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县检察院始终把这项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引导干警从事关党的执政地位和人心向背的高度，增强敢办案、办好案的决心和信心。长期以来，检察干警紧紧围绕全县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不断加大打击力度，坚持公正司法、文明办案，积极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确保了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县检察院在查办影响大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时，及时向县委请示汇报，主动接受县人大监督，取得了县委和县人大的有力支持。特别是今年以来，县委、人大、政府、政协非常重视和关心检察工作。按照《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县委、人大切实加强和改善对检察工作的领导、监督，及时就检察工作中的重大部署和重要事项作出决策，解决检察工作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上半年，县编委批准了县检察院反渎职侵权机构的更名设局和领导、人员的设置，切实加强了反渎职侵权工作。反渎职侵权局的设立，更好地凸显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反渎职侵权两大侦查职能，更有利于加大对渎职侵权检察职能的宣传力度和提升整体业务水平，同时也体现了县委、人大、政府、政协对县检察机关惩治与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大力支持，体现了全县上下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的决心。

（三）查处了一批社会影响较大的“重点部门”的职务犯罪案件。2003年以来，共立案侦查发生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涉嫌职务犯罪10件10人，件数占立案总数的29%。如查办了县外事侨务局副局长冯碧浓涉嫌受贿7万元案，县林业局森林公安分局原副局长张茂城玩忽职守案，巽寮地税所原副所长黄卫防利用职务便利挪用公款87万元案，县公安局蕉田派出所民警杨日祥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等，这些案件的查处有力震慑了犯罪，充分显示了县委县政府反腐败的决心，同时教育了干部，促进了党风廉政建设的进一步好转。

（四）查处了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部位”的职务犯罪案件。金融部门、国企改制、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腐败问题是社会热门的话题和群众关注的焦点。因此，县检察院将此作为查处的工作重点，采取有力措施依法严惩。共立案侦查国企、金融部门、房地产开发领域的职务犯罪15件17人，件数占立案总数的43%。如查处了广东信托投资公司惠州公司财务经理古旭东受贿235万元大案，县水泥二厂原财务股副股长黄呈钦等三人贪污4.8万元、挪用公款51.2万元案，原广东广发房地产公司惠东工程部陈国忠、彭粲等人贪污25万多元案等，以上这些案件的查处，挽回了国家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维护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社会和人民群众的肯定。

（五）加强办案，为维稳工作大局服务。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是诱发群体性上访的重要因素，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也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县检察院在惩治职务犯罪的同时，高度重视做好维稳工作，通过加大办案力度，查明事实真相，以及辅之以说理析法教育，有效地化解了一批因职务犯罪而引发的群体性上访，为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如县水泥二厂和县食品厂均是有一定规模的国企，2003、2005年上述两厂职工分别到县检察院、县党政有关部门集体上访，对我县的社会稳定带来一定的影响。职工集体上访引起了县委、县政府和市检察院、县检察院的高度重视，在县委和市检察院的领导下，县检察院迅速组织力量深挖县水泥二厂、县食品厂的腐败案件，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同时还协助有关单位做好职工的教育工作，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稳定。

（六）规范执法行为，确保公

第五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

第十条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

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

第十五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失职案(刑法第一百六十八条)]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严重不负责任，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造成有关单位破产，停业、停产一年以上，或者被吊销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解散的;

(三)其他致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形。

第二十八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一百万元以上的;

(二)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三十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一百五十户以上的;

(三)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四)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五)其他扰乱金融秩序情节严重的情形。

第七十六条[串通投标案(刑法第二百二十三条)]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或者投标人与招标人串通投标，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一)损害招标人、投标人或者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二)违法所得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

(三)中标项目金额在二百万元以上的;

(四)采取威胁、欺骗或者贿赂等非法手段的;

(五)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两年内因串通投标，受过行政处罚二次以上，又串通投标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