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农民负担的现状与对策
内容 摘要：农民负担经历了两个 发展 阶段，1994年分税制改革是其分界线。政府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控制并减少农民税赋、确定农民应承担的劳务、精简机构和人员、财政转移支付和限制 农村 公共产品供给成本。从政策实施过程来看，农民负担的增减交替进行、农民负担增也政府减亦政府、农民负担项目日益合法化、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制订多落实少；从政府措施上看，减轻农民负担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也有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措施“单兵突进”、农业税等据实征收不可操作、只给政策基层无法持久执行。减轻农民负担公共政策再决策应该做到：构建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构建财权与事权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构建乡村良性发展的制度变迁机制。
农民 问题，曾经是 中国 革命的根本问题，现在又成了我国改革开放和 现代 化建设的关键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始于农村，而且二十多年来农村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奇怪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当前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经成了 影响 现代化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之一。?
一、农民负担的现状 分析
1.农民合理负担呈下降趋势
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显示：1990―1994年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5.5％。同期负担年均增长15.4％，两者基本上是同步增长；1995－1998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11.1％（未扣除价格因素），同期负担的年均增长6.4％，负担增幅低于收入4.7个百分点，负担呈相对减轻趋势。1998年农民负担出现回落，连续多年的扩张势头得到初步抑制，比上年减少了1.2％。若按农民负担管理条例规定的口径 计算，1998年农民人均税后负担为68.77元，比上年减少1.73元，减少了2.5％。2.农民不合理负担越来越重
农民合理负担基本得到了有效控制，而农民承受的不合理负担则越来越沉重。据农业部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办公室统计表明，1991年能够统计到的农民支出的行政性事业费高达17.7亿元，各种罚款23.1亿元，集资摊派41亿元，其他 社会 负担38.1亿元。上述各项合计，人均13.8元，占上年人均纯收入的2.5％。但是地方调查结果表明，不合理负担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7％，大大超过农业部的统计结果。有关数据表明，不合理负担远远超过了中央规定的5％的警戒线。
二、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
1.农民收入增长滞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情况经历了四个明显的不同阶段：1978—1984年农民纯收入从改革前的134元增加到35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加1.3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7.7％。1985—1988年是农民收入继续缓慢增长时期，农民人均纯收入由398元增加到535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增长率为5.0％。1988—1991年是农民人均实际纯收入停滞徘徊的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从602元增加到709元，名义上增长率为17.8％，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9年农民人均收入比上一年实际下降了1.6％，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实际纯收入的首次下降，出现了负增长。1990和1991年虽有好转，但3年平均实际增长0.3％。1992年至今是农民人均纯收入恢复增长阶段。农民人均纯收入由784元增加到2090元，增加了1.7倍，年均增长率为21.7％，实际增长率5.4％，恢复到缓慢增长时期的水平。总的看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趋滞缓，而农民人均负担率却逐渐提高。
2.机构膨胀，人员不断增加。机构的膨胀，反过来增加农民的负担，从而陷入了恶性
3.农村 教育 费用负担过重。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担主要压在乡村两级政府上。《中国 经济 导报》全国农村住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1998年农村居民人均文教娱乐用品及服务支出159元，比上年增长7.6％，其中主要是学杂费增加较多，人均增加额占该项支出的73％，对低收入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来讲增幅更加突出。许多地方农民在交“三提五统”（内含教育费统筹）之外，还要交人均数十元的教育费附加。
4.巧立名目乱收费。有些村干部和乡镇干部，为了谋求个人的 政治 前途，置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于不顾，甚至肆意践踏国家 法律。要维护机构的“运转”，满足腐败官员的挥霍，一些地方的农民就像砧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三、对农民负担的合理性分析? 究竟怎么样的农民负担是合理的？这是一个急需回答但又难以回答的一个 理论 问题。目前 学术界做了大量 研究，主要有如下七种观点。? 第一，合理负担应满足“三个不影响”，即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不影响农业的正常发展，不影响农民的正常生活秩序；第二，农民负担应该把握几个准则：首先保证农民留够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和生活消费的必要量，以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和农业的简单再生产，其次在摆脱贫困的基础上，应使农民一定程度上扩大再生产，并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相应地提高生活水平。最后，农民负担的增加不应该超过生产和收入的增长幅度；第三，确定农民负担的合理界限，必须坚持三个“有利于”原则：（1）必须充分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必须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相联系，有利于农民生产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3）必须正确估计农民对负担的承受能力，有利于农村安定团结和社会的繁荣；第四，农民负担的合理性，包括平等和效率两个方面，涉及三个环节：起点合理、过程合理、结果合理。起点合理指确定费税的集体选择规则合理，过程合理，指依法征收过程有效率，结果合理指征收结果既促进了经济效率又最大限度保证了公平。第五，农民依法交纳税金，按照国务院《条例》规定所承担的村提留，乡统筹费和劳务以及其他费用是农民的合理负担，不超过农民负担能力的极限；（2）负担的增加不超过生产收入的增长速度；（3）实行区域差异和收入水平差异负担；第七，农民的合理性负担包括：（1）国家规定的税金；（2）通过预算审批的村提留、乡镇统筹费；（3）按《教育法》规定筹集的教育集资，经县农民负担监督管理、财政等部门共同审核批准的受益区群众的集体还贷，经村队大会讨论通过的村范围的生产和公益性事业集资；（4）国家规定的行政事业性收费；（5）自愿原则下的有偿服务费等；由此可以看出，对农民负担的合理性认识和分析归纳起来不外乎两个问题：一是关于负担合理性的原则性问题；二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规定的有关费用的项目划分问题。
第二篇：农民负担的现状与症结
本文详细叙述了J市1980年代以来农民负担的发展及其状况，认为农民负担屡减不轻，与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包括乡村组织积极行政的期待有关。当地方政府包括乡村组织被视为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导者和农民致富奔小康的带头人时，技术性的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必然会被对策消解，农民负担有被推至接近恶性案件边缘的内在冲动。本文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对于具有庞大农村人口的中国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意义，要彻底减轻农民负担，就必须在乡村两级实行消极行政。
关键词：农民负担 税费改革 消极行政
农民负担可能是1990年代以来媒体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农民负担越减越重，并无减轻的迹象。为什么农民负担会越减越重？为什么中央在1990年代一连下发20多个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还是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我们试图以J市农村调查来作些讨论。前些年有顺口溜说“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头税即指国家税收，二税指合同负担内的三提五统经费，三税是合同外的各种集资罚款。我们以此为线索来展开叙述。
一、现状
1、头税
J市农民负担如全国一样，是从1980年代末重起来的。1980年代农民负担相对较轻，以A镇为例，1988年农业四税（农业税、农业特产税、耕地占用税、契税）和屠宰税分别为42.067万元、0.29万元、1.172万元、0万元和2.095万元，合计45.614万元。到2000年，以上五税分别为147.13万元、56.85万元、0万元、5.31万元、32.02万元，合计241.31万元，为1988年的5.3倍，其中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更分别为1988年的196倍和15.3倍，简直不可思议。根据1988-2000年A镇乡镇财政一般预算收入表的统计，农业四税+屠宰税在1994年由上年的60.9万元突然升为98.1万元，升幅达61.2%。此后连年上升，到2000年升至241.31万元。就是相对稳定的农业税也是1988年的3.5倍。J市是全国商品粮基地，J市农民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特别是粮食收入。考虑到农资涨价而目前的粮食价格基本未涨，农民2000年的收入较1988年并无实质增长，从以上国家税收的快速增长来看，头税已经不轻了。
2、二税
再来看“二税”的情况。二税即三提五统经费。按照通行的说法，“三提五统”是农民向乡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和社会公益事业的费用。村提留包括三项内容，即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是村集体经济组织依法从本组织成员生产经营收入中提取，用于维持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扩大再生产、兴办公益事业和管理开发的费用。其中公积金用于村级集体生产发展所需，具体用于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购置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兴办集体企业。公益金用于村级集体福利事业所需，具体用于五保户供养、特困户补助，合作医疗，以及其他福利事业。管理费用于村干部报酬和管理开支。五统包括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等民办公助事业，是由乡集体经济组织依法向所属单位和农户收取的。
根据《1996-2000年A镇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一览表》，A镇1997—2000年4年间，三提五统的总数没有发生变化，其中三提220万元，五统146.6万元，分项为：三提中公积金58.7万元，占全部三提五统的16%，公益金73.3万元，占20%，管理费88万元，占24%，三项合计占60%；教育附加（乡村两级办学）为108万元，占29.5%，民政优抚13.7万元，占3.7%，民兵训练5.2万元，占1.4%，计划生育7万元，占1.9%，公路建设12.7万元，占3.5%，五项合计占40%.以下来看A镇三提五统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及分项用途。
A镇是典型的粮产区，几乎没有工业，第三产业收入也仅限于集市贸易，因此，农民的收入主要来自粮食。1995-1996年是全国粮食价格最高的时期，中稻价格一度超过0.8元/斤，随后中稻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市场价和收购价仅止0.40元，价格降了一倍，因此之故，从1997年至2000年，农民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下降的幅度相当大。但在上报的农民人均纯收入中，这个数字无论如何是难以减少的。据《A镇国民经济统计资料（1996）》，1996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146元，参与农村经济收入分配人数为3.55万人，全镇农村居民纯收入含间接分配及非生产性纯收入166万元，合计7，624万元。1997年三提五统366.6万元，占上一1996年农民居民纯收入的比重为366.6/7，624=4.81%，接近中央规定的三提五统费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的上限。
按中央政策规定，三提五统一定三年不变，所以A镇1997-2000年在《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一览表》上反映出来的三提五统中总额没有变化。因为这些年农民收入事实上是下降的，可以肯定，到2000年三提五统已突破了上年农民纯收入5%的上限，但因为农民人均收入计算的任意性，而不能在数据上反映出来。举例来说，A镇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说，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1996年2146元的基础上增加629元，达到2775元，增幅达29.3%。1998年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认为农民收入继续增长，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820元，较1997年人均增长45元。A镇农民收入增长的不算快。S县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年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40元，1998年为3020元。
有意思的是前些年A镇人民人均纯收入的多少。据A镇统计站的资料，1993农民人均纯收入为888元，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647元，1989年为683元，1988年为600元，1987年为542元，1985年为431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85年的431元增加至1993年的888元，增加1.04倍，走了近10年时间，而从1993年的888元增至1996年的2146元，增加1.44倍，仅用了4年时间，到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775元，增加2.15倍，仅用5年时间。可见农民统计收入增加之快，是十分惊人的了。
农民统计收入自1993年以来的快速增长，不是农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出现统计农民人均纯收入快速增长的原因，与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规定“农民直接向集体经济组织缴纳的乡统筹村提留，以乡为单位，不得超过上一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有关。在百分比确定之后，要得到较大的分子，就必须扩大分母，乡村要得到更多三提五统收入，就必须将农民人均纯收入报得较高。
根据A镇统计资料，A镇农民2000年人均承担三提五统费用为112.3元，1985年为34.2元，2000年是1985年的3.3倍。
2000年人均承担农业税收为90.4元，1985年为12.2元，2000年是1985年的7.4倍。
若计算农民承担的其它税收，2000年农民人均承担税收为1988年的5.45倍，1985年的10倍左右。
仅仅说三提五统，增长的并不是很快，因为中央在1991年以后一再强调农民负担不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这根底线，三提五统成为农民负担的代名词，而在5%的底线规定之前，农民承担三提五统费远高于上年纯收入的5%。以A镇为例，1990年农民承担的三提五统费为上年人均纯收入的11.2%，1989年为上年的13.0%，1988年为12.5%.在农民负担问题引起全社会和国家领导人的普遍关注之后，三提五统以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统计数来变相收取费用。在1990年代前期特别是1980年代说“头税轻、二税重”是对的。但经过1990年代对三提五统的治理，三提五统相对份额减少了。以A镇为例，1985年农民承担的国家税收与三提五统的比为：1:2.8，1990年扩大为1:3.5，1996年则变为1:1.05，2000年为1:1.24。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农民负担的国家税收，只计算了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而没有计算以农村居民为主或同样向农村居民征收的其他税种如车船使用税、耕地占用契、契税等等。
3、三税
“三税”是指在“头税”和“二税”之外的其他农民负担之和。“三税”构成复杂，很难单独讨论。以下我们分别以A镇、B镇、C镇农民的实际负担总额来讨论“三税”。
（1）A镇
以A镇《1996-2000年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一览表》的数据来展开讨论。
A镇1996-2000年计划向农民收取费税分别为1279万元、1326万元、1419万元、1027万元、1061万元。其中1998年收取1419万元，为历年最高，原因是这一年镇里安排分摊130万元债务。1999年-2000年收取税费为五年最低，原因在于随着粮食跌价，农民不堪重负，上级减轻农民负担的压力骤增，而每年减少共同生产费预提近300万元。但在年底均补提了这些减少的共同生产费。
这样看，1996年-2000年A镇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稳定在1300万元左右。
说A镇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可以计算农民人均和亩平负担情况如下：人均=1300万元/3.26万人=398.8元/人，亩平=1300万元/8.5万亩=153元/亩。
以1999年为例来计算农民承担费用的项目。根据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表一览表，1999年农民承担收费项目共计7项。
第1—3项分别为国家税费（农业税+基本水费）、三提、五统，最后一项即第7项为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四项合计，即前述“头税”和“二税”，计652.4万元，占当年《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表》上税费总额1027万元的63.5%。
其余36.5%分别为：
第4项政策性集资81万元，其中农田及公路建设集资52.9万元，防汛28.1万元。在1997年以前，A镇每年还向农民摊派约50万元教育集资，1998年取消。
第5项政策规费39.6万元，含18.8万元的农业发展基金，1.5万元水面增殖费，1.7万元血吸虫防疫统筹费，17.6万元畜禽防疫费。
第6项为预提共同生产费254万元。
以上依据《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列出的数据，仅是农民负担的一部分。我们刚好有一份1999年A镇面向农民的《秋季资金清收表》，虽然缺夏季资金清收表（J市分夏秋两季向农民收取税费），但秋季资金清收表列出全年应向农民收取税费总额为1599万元，较农民负担准鉴表上的1027万元足足高了56%。来看一看高了那些项目的收费。
从A镇1999年秋季资金清收表看，较农民负担准鉴表多出的项目有：车船两税，秋季应征12.5万元；长荆铁路集资，秋季应征65万元；油菜种子款，秋季应征6.3万元；镇收公益金（五保户、扶贫基金、妇幼保建、电影统筹），秋季应征21.4万元；镇收管理费（村帐镇管经费、帐表册统筹费、农调统筹费、党训统筹费、三五普法费、报刊费），秋季应征22.2万元。以上数项合计，秋季应征款较农民负担准鉴表多出127.4万元。这只是秋季清收表中的项目而非全部项目。
此外，农民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分别按10个和20个标准工计算到劳动力，A镇2000年《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表》说明中明确规定义务工之公路建勤由镇统一调配使用，每个标准工按15元计价，2000年计划统一调用72，390个义务工于公路建勤，可得108.6万元代资代劳款。1996年A镇得到56.3万元以资代劳款。2000年我们在A镇公坪村入户调查，村集体与一农户签定的土地承包合同规定农户应承担15个义务工，30个积累工，义务工和积累工按每个10元年终一次性结帐。由此可以计算出这一农户需支出以资代劳款450元。该农户有7.7亩承包土地，可以推算A镇8.5万亩耕地，可收以资代劳款497万元。这就是《资金清收表》上的农民负担远高于《农民负担准签项目及指标表》的原因。
综合以上农民负担，我们来看A镇农民负担究竟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为多少。以1999年为例，按《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一览表》的统计，1999年农民负担总额（含共同生产费）为1027万元，人均为1027万元/3.26万人=315元，以A镇统计数据，199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820元相除，农民负担占其收入的比重为11.2%。
我们知道，农民负担准鉴表上的负担远不是全部，若以1999年资金清收表的数据，全镇当年安排向农民收取税费计1599.2元，减去预提费用生产费254万元，有1345.2万元，农民人均负担为412.6元，占其上年纯收入的百分比为14.6%。亩平158.3元。
若算入共同生产费部分，则人均为490.5元，其负担占上年收入的百分比为17.4%。亩平188.1元。
（2）B镇
再来看看B镇1999年《农民负担准鉴项目及指标表》。该表共分九大项，分别为：
一、国家税费（农业税、基本水费）191.2万元； 二、三提五统，329.4万元；
三、政策规费（农发基金、水面增殖费）18.1万元；
四、集资71万元；
五、防汛费23.9万元；
六、共同生产费575万元；
七、防疫费30.9万元；
八、特产税53.2万元；
九、屠宰税31万元。
九项合计1323.8万元。1999年B镇共有3.06万农业人口，7.2万亩耕地，计算可得以下几个数据：
人平负担432.4元，亩平负担184元。
当然，上表只是B镇农民实际负担的一部分，因为1999年J市承担长荆铁路集资，镇均超过百万元，但仅以上负担就已经够高的了，此谓“三税是个无底洞”。
以上是乡镇下达到村的资金清收任务，从村到农户往往还要加码。据C镇1999年7月对全镇当年上半年村级财务的审计，镇政府下达到村的农民负担（含两税）为1025.5万元，村级与农民签合同实提数为1293.5万元，加码268万元，加码26.1%，全镇26个村，只有6个村未在镇下达农民负担总额中加码。就来看一看C镇的情况。
（3）C镇
根据C镇为农民负担座谈会提供的数据，2000年全镇共向村级下达农民负担任务为1387.58万元，较1999年的1304.20万元增加83.38万元，亩平负担236元，人平负担456元。
根据C镇经管站2001年8月对钟桥、毛李、双店、高堰四村财务的清理，2000年四村共向农民收263万元，其中钟桥村97万元，毛李村75万元，双店村19万元，高堰村72万元，村平66万元。四村支出总额为263万元，其中上缴106万元，占40%，管理费21万元，占80%，共同生产费74万元，占28%，其它62万元，占24%。
据C镇政府《农村税费改革前后农民负担测算对比表》的资料，2000年镇下达这四村税费负担（不含共同生产费），2000年钟桥村承担税费45.4万元，毛李村为31.3万元，双店村为19.6元，高堰村为44万元，四村相加为140.3万元。与镇经管站2001年对四村收支清理的结果相比，村一级实际向农民收取除共同生产费之外的其他费用为263万元-74万元=189万元，较镇下达的140.3万元的任务高出48.67万元，高34.7%。
三税还有一大块，即各种各样的罚款，尤以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罚款令农民难以承受。在当前农村经济形势不景气的情况下，县乡财政不能足额拨付办公经费乃至人头费，乡镇各种稍有实权的机构便利用自己掌握的权力向农民收取各种各样的罚款，甚至在罚没收入上有“放水养鱼”之说，即有意识地培育供罚款的事情出来，以收取罚款养人。罚款种类繁多，很难尽数，不在此作更多讨论。
4、共同生产费
需要专门讨论共同生产费。所谓共同生产费，是指农业生产中需要共同开支的费用，特别是J市这类水稻产区，抗旱排涝成为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而诸如抗旱排涝一类事情，单家独户无力去做，因此成为村组干部最为基础的工作之一。
按规定，共同生产费应是用多少收多少，很难有一个具体的支出控制。但1990年代以来，因为乡村经济紧张，“共同生产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预提的共同生产费远远超出实际共同生产的支出，而成为弥补村组开支不足的常项收入。
据S县经管局对2000年全县农村共同生产费使用情况的调查，2000年亩平提取共同生产费52元，实际使用亩平65元。在使用总额中，方量水费占总支出的24.5%，抗排电费占24%，机械抽水费占4.8%，维修费占7.2%，水利建设占4.6%，管水员工资占7.6%，杂工开支占6.4%，灾情减免占3.9%，运杂费占1.4%；农户上缴提留奖励占4%，水电费借贷利息占3.4%，生活费占0.5%，其他占7.7%。S县农经局的调查报告说，“从调查情况看，全县将不属于共同生产费列支范围的费用转嫁、变相列入共同生产费开支的项目有10项之多，占总支出的34.7%。”
二、症结
J市农民负担是太重了。全国农民也一样。这么重的负担显然不行，因此，国家自1990年代以来治理农民负担，什么办法都想到了，仅中央级文件就下发了20多个。但治理农民负担至今仍然不见效果。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
我们先来看农民负担在1990年代的发展过程。还是以J市为例。1、5%的政策警戒线
最早可以看到的J市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是1990年8月13日由J市市委市政府联合下发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这份文件与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和十五届六中全会《关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有关。在文件的开头即描述1990年之前几年农民负担的情况如下：“近几年，上级党委、政府三令五申要求减轻农民负担，市委、市政府每年都要为此而采取一些措施，虽然取得成效，但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现象依然存在，农民负担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对此反映十分强烈。”“减轻农民负担，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事关稳定政治、经济、社会大局”，要求“坚决制止和认真清查一切加重农民负担的错误行为。”《决定》强调“集体的三项提留和乡镇的五项统筹，坚决控制在上一年人均收入的5%以内。”“对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继续乱摊滥派、屡教不改的，要严肃处理。”
据B镇在1991年8月7日写的减轻农民负担经验材料，也就在1990年，B镇农民负担总额达492.04万元（其中三提五统194.41万元，占总额的39.5%），全镇当年有3.3万人，7.4万亩耕地，人平负担149.5元，亩平负担66.2元，仅农民人均负担的三提五统费即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9%。[1989年农民B镇统计人均纯收入为656元]1991年B镇农民负担降为350.19万元，较1990年减少141.85万元，下降比为28.8%，其中三提五统减少到127.07万元，较1990年减少67.34万元，占199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问题是，这个经验材料是1991年8月写的，当年还剩4个月，农民负担会不会加码？三提五统会不会再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的5%？
1991年8月27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下发《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认为“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要保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我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农民负担增长过猛的势头开始得到控制，部分地区负担偏重的状况有所好转。但就全省来看，农民负担仍然居高不下。特别是今春以来，一些部门和单位纷纷向农民伸手，致使不少地方农民负担‘减而复增’，严重地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影响到党群、干群关系。”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通知》要求“各地、市、州、县要建立首长负责制，组织强有力的专班，督促基层组织按照本通知要求逐项落实，及时检查，并于十月底以前将执行情况逐级专题汇报。”强调“对拒不执行本通知精神‘顶风上’，继续乱向农民伸手的，要从严查处，追究领导者的责任。”
这种强烈措辞下，J市农民负担仍然不断加重。C镇政府1994年元月的写《C镇1993年农民负担情况汇报》称，1993年全镇三提五统和上级审核批准的镇福利院集资费共提取162.54万元，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59万元的5.5%，比1992年190.1万元减少27.56万元，减少13%。其中三提五统147.54万元，占上年农民纯收入的5%，福利院集资15万元，占上年农民纯收入的0.5%。该《汇报》又称，1993年农民人平纯收入1078元，比1992年人均纯收入798元增加280元。依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不降的惯例，可以推知1991年C镇农民人均纯收入不会高于750元，由1992年全镇农民纯收入2959万元，除以农民当年人均纯收入，可以推知全镇共有3.7万个农村人口，由此可以推知1991年C镇农民纯收入总额不会高于2781万元。
《汇报》称1993年三提五统较1992年减少27.56万元，控制在5%以内，其中三提由1992年的112.3万元下降为1993年的88.8万元，减少23.5万元，五统由1992年的62.72万元，降为58.66万元，减少4.06万元。由此推算1992年共提取三提五统175.02万元。
依1992年C镇农民纯收入不高于2781万元，可以推知，C镇1992年农民三提五统负担不低于175.02/2781=6.3%。就是说，在荆市1990年下发三提五统不得超过5%的限额的第3年，C镇农民三提五统负担仍然达到6.3%以上。
“三提五统”负担远不是农民负担的全部。《汇报》承认，1993年较1992年，除少收27.56万元“三提五统”以外，共减轻农民负担103.53万元，人平减少26元，亩平减16元。《汇报》承认，就是1993年农民减负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一是应该取消的3.53万元绿化费没有取消；二是计划生育统筹费应提2.97万元，实提8.96万元，超提5.99万元；三是共同生产费超用。26个村中，有9个村超提104万元，其中和议村1993年年初预提共同生产费10.7万元，实际开支竟达16.97万元，相当于亩平55.5元，人平102.8元；四是乱收费现象依然存在。等等。
2、政策擦边球
根据1995年6月J市物价局对J市8个乡镇农民负担的调查，尽管“三提五统”费未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这根农民负担的警戒线，但农民负担问题呈现出三种新的趋势，其一是各种负担（不含税、下同）的绝对额大幅度增加，以抽查的烟墩、A镇、C镇三镇为例，1995年农民各种负担总额分别为239.68万元、960.2万元、769.01万元，人均负担为125.24元、288.06元、207.26元。1995年农民负担总额比1994年分别增加137.91万元、410.67万元、351.49万元，人均增加72元、123.2元、94.7元，比1995年几乎翻了一番；其二是各种负担的增长幅度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幅度。1994年烟墩、C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485元和1576元，分别增长74.1%和66.8%。真不敢相信农民收入会有这么快的增长幅度。与此同时，两镇农民负担增加幅度高达135.5%、84.2%；其三是各种负担总额中，“三提五统”的比重逐渐减小，而其它负担（共同生产费、集资、各种收费、农业发展金、民工建勤、基本水费，简称六项之和）比重呈大幅度增长趋势。烟墩镇1994年农民各种负担总额为101.77万元，“三提五统”为73.74万元，占72.5%，“六项之和”为28万元，仅占27.5%。而1995年农民负担总额为239.68万元，“三提五统”108.96万元，比重下降到45.5%，而“六项之和”为130.72万元，上升到54.5%。A镇情况更为突出。1995年A镇农民负担总额为960.2万元，“三提五统”只占27.2%，“六项之和”则高达72.8%，其中共同生产费用515.03万元，占53.6%，集资75万元，占7.8%，各种收费7.55万元，占1.8%，农业发展金10.45万元，占1.1%，民工建勤63.44万元，占6.6%，基本水费17.74万元，占1.9%。
也就在1995年的3月10日，J市农村经营管理局和J市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转发湖北省纪委、湖北省监察厅《关于违反农民负担管理政策法规的党纪政纪处分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是“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和《湖北省农民负担管理条例》，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而制定，首次以文件的形式规定如何追究违反《条例》的责任。其中第三条为“《条例》所规定的对农民负担负有监督管理责任的机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由于不负责任，工作失职，管理不善，造成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民负担失控，加重农民负担的，对负领导责任的人员，党内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行政给予警告至记大过处分；对直接责任人员，党内给予严重警告或撤消党内职务处分，行政给予记大过至撤职处分。”第四至第十五条细致规定了对违反《条例》增加农民负担责任人的处理办法。
不过，县一级对违反农民负担管理政策法规的处理远较中央、省和市一级宽松。这样当然控制不住农民负担。到1990年代中后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制定农民负担“七不准”、“十不准”，措辞越来越严厉，办法越来越细致。1996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出《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中，一连用了五个“严禁”，这五个“严禁”到2000年9月12日召开的全国减轻农民负担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发展为必须坚决做到“八个禁止”。J市市委市政府则在稍后（2000年9月21日）发出的《关于落实农村政策，解决农村突出问题的若干意见》中，一连用了14个“禁止”来要求县乡村三级严格执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整个1990年代就在这种农民负担越来越重和上级部门减轻农民负担办法越来越细，措辞越来越严厉的悖论中过去了。
3、农民负担屡减不轻的原因
那么，农民负担的症结在哪里？为什么中央一连下发20多个文件仍然得不到治理？
表面上看，农民负担只是一个地方官员的品性问题，是地方官员好大喜功，普遍劣化的表现。因此之故，中央和地方各级特别强调思想认识上找问题。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1996年12月30日下发的《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在分析农民负担一再反弹的原因时即认为：“归结起来，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背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订计划、办事情不从实际出发，发展农村各项事业的要求超越了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的实际水平。二是有些干部忘记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群众观念淡薄，对农民总是给予的少，索取的多，以至侵害农民的利益。”从这种认识的角度，中央一再从技术层面强调减轻农民负担，“严禁”、“不准”以及党纪政纪处分和追究领导责任等，都是试图通过技术层面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农民负担问题上，中央与地方政府较量多年，只能说打了个平手，且可以认为地方政府赢多输少。为什么竟会是这种结果？话分两头说。
第一，1980年以来，乡村两级乃至更高级别的政府过于乐观估计农村经济形势和农民收入状况，在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压力下面，向农民收取了过多用于举办实际上没有产生效益的事业的钱，其中相当部分被乡村两级用于吃喝、建楼堂馆所甚至贪污掉了。这种情况在1990年代中期变得更为严重，在J市农村至1996年前后达到最高峰。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特别是1994年以后实行的分税制，使地方财政普遍入不敷出。特别是在农业型地区，不从农民身上想办法，财政无法运作。换句话说，中央并未为地方政府留足财政收入。中央实行分税制的本意之一是调动地方政府寻找财源的积极性，这种思路与1980年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中地方政府主动性的被肯定是一致的。地方政府在有足够事权和任务的情况下，不得不想出种种办法向农民收钱以办事。为办事就得养人，财政收入少了之后，办事的钱便被挤掉了。由此出现以收钱办事始，以收钱养人终的荒谬后果。
换句话说，农民负担屡减不轻的根本原因，正在于将乡镇一级政府当作积极政府来期待，既希望乡镇政府合法收取足够税费，大大地开源，又希望乡镇政府主动办起很多企业和事业，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一方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乃至于为乡村教育和其他诸种升级达标活动都打好基础，这就是荣敬本等人所说的“压力型体制”，而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中国太大，经济社会发展太不平衡，中央缺乏考核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为相关关系的足够信息，地方政府在没有中央政府足够监督的情况下，利用“压力型体制”留给自己的主动性空间，将办事能力用于谋私，将为老百姓造福的政绩工程变为对老百姓毫无作用的面子工程甚至只是为某些既得利益集团乃至为地方政府负责人得到回扣的工程。
4、两税平摊的例子
那么，为什么乡村两级屡屡向农民伸手，在中央如此之高的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压力下还可以得逞？以J市农村为例，中央至少在1996年就已明确规定“农业特产税、屠宰税必须据实征收，不得向农民下指标，不得按人头、田亩平摊”，但至2001年，J市农村大多仍然是按人头和田亩平摊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的。除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税源分散、征收难度大等征收方面的原因以外，两税平摊也与农民缺乏组织能力、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无可奈何和地方政府中较高层级对较低层级政府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关。B镇经管站站长说，前些年还有农民为农民负担和村级财务上访告状，到2001年，全镇竟无一个农民上访。农民不上访的原因不是他们的负担减轻了，也不是村级财务没有问题，而是他们在整个1990年代看到中央政策、国家领导人和中央级传媒有那么多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讲话和处理案例，仍然不能解决时，在他们过去屡屡上访都无果而终时，他们终于明白，政策规定是一回事，而实际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他们悟出问题出在乡村两级，根子却在上面，既然根子在上面，农民针对乡村两级的上访有什么用处？农民的想法是对的。
为什么说根子在上面？以J市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的平摊为例，这么多年，难道市县两级的领导不知道？我们在全国农村调查，以上两税平摊是普遍现象，新闻联播、焦点访谈也以典型案例说明据实征收的两税平摊是普遍现象，既然如此，中央未必不知道？不知道的话，为何一再在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规定上重申严禁两税平摊？
中央肯定知道两税平摊是全国普遍现象这一事实的，市县两级以至省级官员也知道中央知道全国范围两税平摊的问题。他们说，问题不在于两税是否平摊，而在于平摊时不要出问题。出不出问题，就不是省市县三级更不是乡村两级所可以把握住的，因此，地方官员喜欢说“看谁的点子低。”中央反复强调“凡加重农民负担，引发严重事件和死人伤人恶性案件的，要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的责任，凡涉及地、县领导责任的，要依据有关规定追究地、县党政主要领导的责任。”有的地方两税平摊或加重农民负担恰恰闹出了人命，这个地方领导人的点子就低，日子就不好过。因此，在加重农民负担时，市县两级关心的核心问题不是农民负担是否被加重了，而是会不会出恶性案件。只要不出恶性案件，层级高的地方政府就对层级低的地方政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农民上访来说负担过重和两税平摊的，能推则推，装模作样。
为什么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要平摊，而上级政府会不管？从J市农村来看，除征收方面的原因外，县乡财政紧张，地方政府要开源，就将主意打在两税上面。根据《S县财政年鉴》的统计，S县整个1990年代的10年，农业特产税和屠宰税分别由1989年的47万元和33万元，增长到1999年的917万元和464万元，10年时间，两税增长16.3倍，而实际税源增长的很少。以生猪为例，屠宰税是指农户自食杀猪所缴税收，税率为一头猪8-12元钱，J市农村有杀猪过年的习惯，有些农户（约占1/3）过年也不杀猪，这样户平生猪屠宰税不会超过10元，但在1990年代，乃至2001年，几乎所有乡镇农户摊到的屠宰税都远高于10元，高的达每户90多元，即相当于平均每户一年杀9头猪，这该多么荒谬！S县1999年征收屠宰税464万元，当年全县共12万农户，平均每户征收38.7元屠宰税。
农民知道事情的荒谬性，但农民丧失了挑战荒谬事情的信心，因为农民是分散的。江西农村还有宗族存在，农民算有一点宗族组织，因此对如此荒谬的事情还有抵制的勇气。1999年我们在崇仁调查，即听说1997年因为按户平摊屠宰税，引起数千农民闹事，此后当地政府不得不据实征收屠宰税。
有组织的农民太少，发生恶性案件的机会就需要农民不堪重负到极限。这个极限的危险性在于，农民可以在全国城乡流动，流动而无所归依的庞大的农民群体，该是多么巨大的力量。
当中央政府指望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按其主导地方经济发展的作为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地方政府的好坏，却又没有足够财政能力为全国所有的地方经济投资的时候，中央除了对地方政府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保持事实上的默认以外，中央又有什么办法来获得以上两全其美的好事？
我们认为，当前农民负担重的症结就在于中央将地方政府定位于积极政府这一立场。
必须将政府从发展经济中摆脱出来，让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消极者来发挥作用。特别是要让乡镇政府消极起来。这是我们特别赞成徐勇教授提出“乡派村治”的一个理由。三、一点思考
在1990年代用技术性办法（或叫做治标的办法）未能解决农民负担且农民负担越来越成为危及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大隐患的情况下，理论和政策研究部门提出了减轻农民负担的两种不同思路。择要介绍如下： 第一种是思路是顺着1990年代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办法往下走，认为农民负担过重，从表现上看并不是税收负担重，甚至不是三提五统重，而是税收和三提五统之外的乱收费、乱摊派、乱集资太多太重。在1990年代证明通过技术性措施无法减轻农民负担之后，便自2000年在安徽进行税费改革，通过将向农民收取的税费一律改为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两税附加，来规范农村的收税行为，抑制农民负担的恶性上涨。这个办法也为地方政府特别是乡镇政府所认同。他们认为，在当前农村收款越来越难的背景下，费改税有利于降低征税难度，减少征税成本。此方面思路的文献很多，可以说到处都是。第二种思路不太同意起码是不完全同意以上费改税的改革思路。例如，秦晖认为费改税这种“并税除费”的改革决不是治本之策，而且如无其它改革配合，它的“治标”效果也不能期望太多，甚至在某种制度环境下它的中长期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他认为，农民负担的治本之策“一是消除‘身份性贡赋’色彩，实行公民权利平等基础上的非身份性税法，无论是所得税、资产税、遗产税等等都应有一定之规。对公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所得税，而所得税率累进制和低所得免税线是现代社会的通例。按这个原则，我国相当一部分农民就几乎不应成为征税对象”。更重要的第二点是要解决纳税问题的实质即“公民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归根结底，“税制改革‘治本’要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秦晖的思路可以细化为三种不同的思考方向。一是卢锋等人所主张的“农民免税论”，认为第一、大部分农民达不到所得税起征点，第二、当前农业状况已使土地“资本”变为了社会保障手段，不能成为资本税的对象。温铁军与卢锋的观点较为相近。
二是刘书明认为，农民负担过重在于政府推行城市偏向的分配政策和制度，导致了城乡居民之间分配关系失衡。减轻农民负担的根本出路在于实现城乡平等的分配政策和制度，通过调整城乡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实现城乡居民的平等负担。与刘书明观点相近的人很多。三是发展农村基层民主，包括村级民主，乡镇民主，推行乡镇长直选，建立维护农民利益的农会组织，从而提高农民内部的组织能力和提高与外界包括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将农民负担控制一个合理的可以承受的边界之内。政治学和社会学界相当部分学者持此种看法。
依我们在J市农村调查的情况看，以上各种思考都有道理，但我们不同意那种单纯从技术层面进行费改税的思路，认为这种技术思路已走到尽头，不解决与之配套的改革，可能会如秦晖所担忧的那样，适得其反。
我们思路的要点如下：第一，在中国工业化的现阶段，农业对工业的补贴已无可能（也无必要），农业和农村在中国现代化现阶段的主要功能不是为国家提供多少财政收入，而是如何可以为数量庞大的农民留下一个稳定的生存退路，包括为那些在城市未实现稳定就业的进城农民留下足够的生存退路。只要农民有田可种，就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波动可以被农村农业的就业退路（温饱生存的退路）所消化，这就可以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了较大的回旋余地，为今后50年持续不断地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了进退有序的可能。换句话说，土地应成为农民生存保障之基础。
第二，土地生存保障功能的保持，来自两个不同方面的合力，一是中央稳定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政策不能变，允许农民兼业，也允许农民将土地转包他人，但不允许土地买卖。二是农民的耕地可以有价转包出去，或者说，耕地在扣除固定投入和劳动投入后，在缴纳各种税费摊派之后，可以有一定收益，而不是当前在很多地方农民将土地转包他人时倒贴若干现金。原创文秘材料，尽在文秘知音wm338.com网。因为土地可以获得收益，农民就不会将土地撂荒，也不会随便将与土地的联系割断。应特别注意，土地对庞大数量农民的社会保障功能是中华民族在今后50年艰难险阻的现代化征程中最为重要的制度性力量。
第三，与土地社会保障功能相一致的，是农村和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消极而非积极功能。不要也不能指望共和国经济的增长极出现在农村，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所谓发展乡镇企业和调整产业结构的现行做法，都被证明是失败的。与此相关，乡村两级应实行一种消极的维持农村现状不至更糟的战略。所谓农民负担，也就是由农民自己来负担一个消极行政的乡村组织功能的那些负担。消极行政的乡村组织，其规模是很小的，其维持型的开支是很少的，其运转是低成本的。对于贫困地区的农村，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解决低成本运作的乡村组织的经费。
第四，与前一点相关，我们建议在乡一级设乡公所，不设政府，也不设财政。在村一级实行村民自治，让农民自己决定如何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兴办自己的公益事业和建设自己的公共工程。作为一种引导，国家可以拨付专项资金，用于农村特别是村一级的以工代赈事业。乡镇以上的公共工程，由国家财政解决。
总之，我们的思路不是从公民权利或现代税收的原理出发，而是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庞大的农民群体，这个庞大农民群体在逐步城市化的大约50年间能否有一个生存退路，将成为中国现代化能否获得稳定社会基础的关键这一事实出发，来得出我们关于消极乡村组织和发展村级民主的结论的。
第三篇：中国中小企业现状与发展对策
中国中小企业现状与发展对策
“十五”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好的历史时期，也是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经过“十五”时期的发展，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小企业为此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同时自身也得到了长足发展。
一、“十五”是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最好历史时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小企业，从原有的国有、集体一统天下演化成为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快速发展局面。目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数量已占全国企业总量的99.3%，我国GDP的55.6%、工业新增产值的74.7%、社会销售额的58.9%、税收的46.2%以及出口总额的62.3%均是由中小企业创造的，而且，全国75%左右的城镇就业岗位也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到2005年底，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登记企业805.7万户，包括：国有集体等内资企业350万户，外商投资企业26万户，私营企业430万户。此外，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共登记个体工商户2463.9万户。个体私营企业在数量上构成了我国各类市场主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十五”期间，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速度成倍高于全国经济增速，非公经济投资已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的50%。非公有制经济已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
以中小工业企业的发展为例。由于统计口径变化1，“十五”期间中小工业企业发展概况应分为前两年和后3年。2002年全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中小企业单位数为172805户，与2000年154902户相比增长了11.22%；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59%（详见表1）。
表12002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中小工企业主要指标比“九五”末
增长
资源来源：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相关年份，增长率据其计算。
“十五”后3年我国中小工业企业继续稳健高速发展。就企业数量而言，呈现出“马鞍型”发展态势。据国家统计局资料，2003年全国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中小企业数量为19.42万户，2004年为27.33万户，2005年为26.38万户。但其他主要经济指标多数还是直线上升的，这说明企业平均规模有所扩大，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有所提高（详见表2）。
表2“十五”后3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有国中小工企业主要指标一览
表
资源来源：1.2003年数据来自《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工交司；2.2004年数据转摘自《2005年中国成长型中小企业发展报告——中小企业暨非公有制经济生产经营信息快报》之八；3.2005年数据摘自《中国中小企业暨非公有制经济信息快报》，2005年12月，国家统计局工交司。
二、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建议
1.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整体来看，目前中国中小企业发展存在着三大矛盾：第一是宏观管理不协调的矛盾；第二是地区之间的“外部性”矛盾；第三是企业微观管理和技术基础与市场激烈竞争需要提高素质的矛盾。
从第一个方面看，中国长期存在的中小企业宏观管理不协调、不适应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进一步强化了，强化的表现就是不同的管理部门的存在和权力以法律和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了。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就载有“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的负责企业工作的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本行政区域的中小企业进行指导和服务。”3现在的问题是，县以上和省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主管中小企业的部门正在逐步统一，逐步建立中小企业管理局（厅），而中央单位“多龙治水”的局面依然存在。这种局面不利于统一规划中小企业长远发展，不利于统筹使用相关资源，促进中小企业更快发展。
就第二方面矛盾而言，所谓“外部性”是指落后国家或地区资源不合理地被发达国家或地区使用所造成的发展差距越来越大，特别是人力资源由落后国家或地区向发达国家或地区流动所造成的“边缘化”现象。我国中西部地区农民到东部打工，客观上解决了一部分农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但是由此所形成的“外部性”问题也很严重。一方面这些劳动力的成长费用都出自中西部，而东部地区没有负担费用，却能够使用，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也都记在东部的帐上；另一方面这些人即使在东部打工多年也还算外地人，临时的，得不到培训与提高，连子女上学都得不到安排，长此以往遗留问题不能解决，后患无穷。
关于第三方面。中国中小企业微观管理和技术基础低下，只能以低成本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种状况应采取措施尽快扭转，否则企业竞争能力难以很快提高，将弱化发展后劲，极大地影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
2.加速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建议
为了更快地促进中国中小企业发展，针对以上3大矛盾，特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建议成立国务院直属的中小企业管理机构。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有的国家国会有中小企业委员会。而像中国这样急需要发展中小企业的国家，却没有国家级的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如果及时设立这样一个部门，对中小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都将产生有利影响。
第二，要在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促进中西部经济更快发展的同时，安排好长期在东部打工者群体。特别是长期在东部务工经商的群体，要安排好对他们的培训，以提高文化知识技术水平。要妥善安排好他们的子女入学问题。有突出贡献的要在职称评定、受奖等方面一视同仁。同时要解决好务工人员的工资待遇问题，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不要使他们产生被“边缘化”的感觉。
第三，国家应采取经济政策手段促进企业微观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譬如，建立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基金，实行税前还贷，资助引进先进设备等。为了快速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可以鼓励企业开展经营管理战略咨询，凡这样做了的各级政府机构可以视情况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还可以组织退休工程师、老教授等担任志愿者，无偿地为中小企业提高经营水平服务等。
第四，从实际出发，对东中西部实行分类指导。根据中国东中西部中小企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应针对各自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促进发展措施。总的来说，东部的重点措施应放在结构调整上，中西部应优化环境。东部结构调整重点应包括：一是产业结构升级，促进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二是市场结构调整，重点开发国际市场；三是组织结构调整，要在继续发展产业集群的同时，大力开展专业化协作；四是技术结构调整，改造生产技术设备，采用新工艺，创造专利知识产权；五是产品结构调整，开发新产品，创造知名品牌；六是资本结构调整，改革家族和国有独资企业资本结构，发展股份制企业。中西部优化环境的重点应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切实减轻企业负担，特别是要杜绝乱收费；二是降低进入门槛，使千家万户都有条件创办企业，特别要鼓励农民从事二三产业，家庭作坊式的生产、季节性的生产、传统手工制作型生产等都可以开展，形成铺天盖地、遍地开花的局面，不设任何限制，能办什么企业就办什么企业，微型企业可以不登记，也可以不收税费，待发展到一定规模再办理。
第五，制定发展规划，落实发展措施。各级政府中小企业管理部门都应当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规划应实事求是，科学可行。特别是规划中的措施，要从实际出发，能办
什么事就规划什么事，规划了的事就一定去做；规划措施要具体可行，避免一般性号召。在这方面要利用社会服务系统，规划以及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措施，都可以委托咨询机构做。
第六，大力培养人才。人才缺乏是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一大瓶颈，因此要下大力气培养人才。就人才成长而言，实践的锻炼是不可或缺的环节，然而教育更是不可缺少的。根据国际上中小企业比较发达国家的经验，要将从事中小企业创业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纳入到普通教育，开办与中小企业相关的专业和课程，日本、德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还专门设立中小企业学院；大量开办中等专业技术和经营管理学校，培养高级技术操作人才和专业管理人才。与此同时十分重视业余培训，很多国家和地区成立中央一级的政府辅导委员会，由财政出资开展中小企业各种人才的业余培训。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但力度不大，蜻蜓点水对更快地推动中小企业发展作用不大。人才资源丰富是中国的最大财富，有了好的经济体制，加之大力开展教育和培训，丰富的人才资源就可以如原子核似地裂变，发出更大的能量，这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来源:《中国科技成果》2006年第22期)
第四篇：中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与对策分析（共）
中国中小企业国内融资现状及对策分析
摘要：中小企业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推动技术创新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等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国家一直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是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却越来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本文通过对当前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分析，找出融资困难的原因，进而提出解决的办法。关键词：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对策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分析
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主要分为内源融资渠道和外源融资渠道两大类。其中，内源融资渠道包括内源性权益资本融资渠道和内源性债务资本融资渠道，外源融资渠道包括直接融资渠道、间接融资渠道和政策性融资渠道等。在实际中，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比较狭窄，主要是依赖业主投资、内部集资和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尽管风险投资、发行股票和债券等融资渠道也被使用，但对中小企业的作用仍很有限。
从银行贷款的难度较大。随着中小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其资金需求增速迅猛。从资金需求的角度来看，单个企业资金的需求量相对于大企业来说并不大，但大部分中小企业都存在资金短缺问题，整体上存在一个较大的资金需求总量。但由于中小企业难以满足银行贷款的抵押担保条件且贷款风险较大，以及财务管理水平较低等，再加上基层银行发放贷款的权限相对有限，致使银行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经常以中小企业财务制度不健全或缺乏抵押资产等为由而将中小企业拒之门外；而一些中小金融机构通过深入了解企业的实际生产经营状况，并客观评估其信贷需求和信贷风险，在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依赖非正规金融渠道。由于受到信息相对封闭、资产抵押能力弱等方面的局限，中小企业从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面临较大约束。企业的融资时效性要求迫使中小企业求助于手续简便的商业信用和民间借贷等非正规金融。虽然这些渠道的融资成本往往高于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但它们能更好地适应中小企业经营灵活性要求。除商业信用外，民间借贷等各种非正规金融活动也是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补充。
产生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原因
企业自身的经营状况。第一，中小企业自有资本不足。大多数中小企业由于成立时间短，规模小，自有资本偏少，因而抵御风险的能力比较差。我国的银行在单独面对这些自有资本偏少的企业的经营风险时，不得不采取较为谨慎的对策和措施。第二，中小企业自身对于融资产品的了解不够，绝大多数企业仍然单一地使用间接融资的融资方式，而在间接融资中也只是以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为主。企业对融资可能的渠道了解不够，而导致单一的融资方式也是造
成其融资难的一个原因。第三，财务管理水平不高。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经营规模相对较小，组织结构变化快，财务制度、财务管理相对不稳定。因而，银行采取提高信用风险控制系数的对策，这又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额的减少。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使得中小企业在银行贷款过程中受到了诸多限制。
中小企业贷款缺乏足够的信用和担保。随着金融改革力度的加大，金融机构以传统的贷款业务扩张为主的管理模式逐渐向贷款安全性为主的管理模式转变。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除对少数大中型企业外，几乎不再发放依据客户信誉的信用贷款。由此，中小企业如果没有足够的抵押物，也就很难得到贷款。
间接融资渠道的所有制歧视。目前我国间接融资供给主体主要有国家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由于资金供求双方所有制性质不相称，直接影响资金供给方的预期目标收益和风险。政策性银行是以贯彻国家产业政策、区域发展政策为目的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可能从该渠道获得资金支持。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受到其所有制性质导致的资金运用软约束，中小企业是其“惜贷”和“慎贷”的对象。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与国有银行同样面临着不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及经营效益差、风险大等问题，更加难以向中小企业贷款。地方性商业银行是通过国家行政手段，由原有的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成的，属国家所有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主要服务于政府偏好的项目，并且业务范围窄，严格限制于城市之内，难以满足客户跨区域业务发展的需要。
有效的直接融资渠道的缺乏。中小企业难以进入主板市场。一是进入主板市场的门槛很高，通常要求企业具有很高的资本、营养额、利润水平，中小企业很难达到其标准；二是上市成本很高，申请上市的企业必须聘请专业的法律和会计审计机构进行上市评估，已上市的公司由于时常要求披露其经营信息，需要聘请独立的专业会计和审计中介服务机构来进行，费用昂贵，这对于资金需要规模较小的中心企业来说成本太高：三是市场不易接受融资风险太大并且会因为不利的市场预期和风险判断而无法及时、足额、适价筹得资金。深圳证券交易所虽开设了中小企业板，但其上市标准、管理规则甚至行情走势都和主板基本相同，因而没有太大的创新意义。该板块市场主要为高新科技企业以及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以低技术为特征，显然不在其服务之列。另外，我国对企业债券发行实行严格的行政审批和利率、发行额度管制，在这种情况下，缺乏社会资信度的中小企业无法进入发债市场。此外，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不足也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重要原因。虽然现阶段政府开始关注中小企业的融资情况、发展状况，但相比较于大型企业来说，力度仍然不够。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现状的对策
进一步完善支持中小企业金融的法律法规。中国的中小企业所有制构成比较复杂，而中国的企业立法和有关政策又主要是按照所有制性质来制定的，这就使得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中小企业处在不同竞争起跑线上，不利于中小企业的更快发展。因此，中国应该与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将中小企业视为统一整体，要依法规范中小企业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的职责、资金来源、运作方式等，通过立法允许中小企业成立互助合作的金融机构，使中小企业管理走上法制化轨道，不断完善支持中小企业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法律保障。
进一步完善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为进一步完善我国中小企业金融支持体系，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充分发挥央行对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的调控作用。为中小企业服务，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充分发挥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积极作用。民间金融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中央银行和相关金融监管部门应对阻碍民间金融发展的相关规定等进行修改或废除，赋予其合法地位，并将其纳入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之中。
建立我国统一的中小企业政府管理机构体系。设立中小企业局，对现有的中小企业行政管理机构进行较大规模的调整。
不断提高中小企业的自身素质。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小企业应积极借鉴并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管理经验，探索建立和调整适合自身发展特点、适应市场变化的组织机构；推动企业健全各项基础管理制度，逐步形成较为科学的经营决策程序，基本实现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继续推进中小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真正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培育和提升中小企业核心竞争力，中小企业应因地制宜，及时调整产品结构，充分发挥地方资源、市场、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和消化吸收，不断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以提高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疏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在寻找外源融资渠道的同时，要提高企业自身积累能力，疏通内源融资渠道。转让部分股权，寻找大企业协作，稳定自身市场，充分利用大企业的商业信用和内部融资能力，实现中小企业的融资结构优化，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获利能力，增强中小企业的竞争力。可通过增扩的部分股权向社会个人转让股权获得资金，还可以借助财政资金投入，组建风险投资公司或担保公司。
综上所述，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资金匮乏是当今的一个普遍现象，在弱肉强食的今天，资金问题往往能使一个企业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无法立足，以趋于消亡。而在不断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的基础上认清内部问题，把握外部制约因素，适时引入风险投资机制，则会帮助中小企业走出瓶颈，扭转当前的困难局面！
参考文献：
1.朱德胜《对我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选择的几点思考》
2.张水英《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及对策研究》
3.郭涛《中小企业融资的新渠道》
第五篇：中国水资源现状与保护对策
中国水资源现状与保护对策
概要：本文予以简析中国近来的水资源状况以及水资源短缺的部分成因，并且归集了一些水资源保护的措施。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但是若要保持良好的发展状态，便要节流资源。关键词：水资源现状 短缺成因 措施 环保
自古以来，中国素有地大物博，土地肥沃的美称。而中国得以的如此美称，都离不开一种资源——水资源。
水资源，从广义来说是指水圈内水量的总体。包括经人类控制并直接可供灌溉、发电、给水、航运、养殖等用途的地表水和地下水，以及江河、湖泊、井、泉、潮汐、港湾和养殖水域等。从狭义上来说是指逐年可以恢复和更新的淡水量。水资源是发展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自然资源。在世界许多地方，对水的需求已经超过水资源所能负荷的程度，同时有许多地区也濒临水资源利用之不平衡，例如中国。
一、中国水资源现状：
根据最近水利部全国第2次水资源评价的结果,我国的多年平均降水总量为6.08万亿m3(648 mm),通过水循环更新的地表水和地下水的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为2.77万亿m3。其中地表水2.67万亿m3,地下水0.81万亿m3,由于地表水与地下水相互转换、互为补给,扣除两者重复计算量0.71万亿m3,与河川径流不重复的地下水资源量约为0.1万亿m3。我国人均水资源量为2 200 m3,目前有16个省(区、市)人均水资源量(不包括过境水)低于严重缺水线,有6个省、区(宁夏、河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人均水资源量低于500 m3,预测到203年我国人口增至16亿时,人均水资源量将降到1 750 m3。我国未来水资源的形势是严峻的[1] 水资源是基础性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水资源又是重要的战略性经济资源,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的水资源状况令人担忧:首先,水资源人均占有量低。中国是一个贫水国,全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中国是世界上公认的13个水资源最为匮乏的国家之一[2]。其次,水资源空间分布不均衡。总体上看,东南、西南地区水量丰富,西北、华北地区水量贫乏。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径流量占全国的80%,而耕地只占全国的38%;黄河、淮河、海河三流域,径流量不到全国的7%,耕地却占全国的40%[3]。再次,水资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目前,中国约有1/3以上的工业废水和9/10以上的生活污水未经处理就排入江河湖库。最为严重的是淮河、辽河、汾河、海河等流域,南方的黄浦江、滇池等水体也被严重污染。全国约有90%的城市水环境恶化,附近河流或河段已成为排污沟[4]。
二、中国水资源短缺成因：
1、人口快速增加及城市化发展造成对水的需求急剧增加 中国人口从开国以来迅速增加，加之我们还正处于第二工业的发展时期，所以我国不论是从经济，生活，还是工业方面都对水有着大量的需求中国人口已达13亿，今后，中国人口仍将继续增长，预计2030年将达到高峰。2050年，中国人均拥有水资源量将从20世纪80年代的2700 m3减至1700 m3。中国有近2/3 的城市将出现供水不足，年缺水约60 亿 m3。这可能将影响工业产值年均2000多亿元。
2、空间分布不均对水资源的影响
中国地域覆盖宽广，降雨时空分布存在严重差异，再加上水资源严重短缺。因此，水资源时空分布明显不均。同时，中国又是人口大国，各地人口分布不等，因此造成人均淡水资源、水资源可利用量以及人均和单位面积水资源数量极为有限，也造成了地区分布上的极大差异。这就构成了中国水资源短缺的基本国情和特点。目前，水资源短缺问题己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制约因素。长江流域每年新增人为水土流失面积 1200 km2、新增土壤侵蚀 1.5 亿 t。自1954 年以来，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天然水面减少了12000 km2。这从另一个方面，又影响了中国水资源的分布问题[5]。
3、旱涝灾害加重缺水矛盾
如今，长江黄河旱涝灾害严重目前，全国有6000万人口严重缺水。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缺水范围扩大，程度加剧。正常年份全国灌区年缺水300亿m3，城市缺水60亿m3。1998年，长江、嫩江及松花江爆发百年不遇的洪水，连续70天超警戒水位，农田受灾0.254亿km2，成灾面积0.15亿km2，直接经济损失2642亿元。
4、环境污染不断加深水危机 根据测试，中国水资源普遍受到污染。以2003年为例，辽河、海河、淮河、巢湖、太湖、滇池，其主要水污染物排放总量不断长高。淮河流域几乎一半的支流水质受到严重污染；辽河、海河生态用水严重短缺，其中位于内蒙古区的西辽河已经连续多年断流。巢湖、太湖、滇池等水质已经处于劣五类，总磷、总氮等有机物污染严重。此外，对于黄河而言，工业污染已是引发黄河水污染的主要原因，几乎占废污水排放总量的73%。[6]每年由于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 115~156 亿元。经测算，每年因水污染而造成的人体健康损失可达22~27亿元。此外，由于黄河水的污染，还延伸产生了水资源价值损失、城镇供水损失，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污水处理的额外市政投资，初步测算每年总损失将近60亿元[7]
5、水资源供需矛盾日益严重
当前，中国水资源供需矛盾面临严峻形势，人均淡水资源更为贫乏。就全国660多座城市而言，缺水城市达到400多座。其中，出现严重缺水的城市已达108座。每年，全国因缺水致使粮食减产约800亿kg。每年因缺水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约达2000亿元。以人均水资源为例，中国人均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
4、美国的 1/5，位于世界的 110 位，已成为全世界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水资源短缺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和环境改善的主要因素[8]
三、水资源保护措施：
1、修改和完善现行的水资源保护法律规范 修改《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法》、《水法》以及《水污染防治法》之间相互矛盾和冲突之处,注重它们之间的衔接和协调,使它们在水资源保护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其次,注重法律规范的普遍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在强调法治、强调依法行政的今天,特别要求立法的科学性、严密性、可操作性和与国际规范的可比性,尤其是水资源方面的立法更应当切实可行,才能有效地治理、管理、利用和保护水资源[9]。
2、确立水权交易制度
水权交易,亦称水权移转、流转,是指基于一定事由,水资源使用权由原权利人转移到受让人所有的现象[10]。为了有效保护以及合理利用水资源,必须完善中国的水权交易制度。
3、建立具体水域的水资源保护制度
中国的水资源保护已经步入了法制化轨道,这就要求每一领域水资源保护都应当得到法律的明确规定。因此,我们应当尽快填补中国水资源保护立法空白之处,组织力量对流域水资源和农村饮用水资源等相关领域进行调研,加紧制定针对流域水资源保护和农村饮用水水资源安全的法律规范,有针对性地解决法律规范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4、加强环境执法队伍建设
各级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强水环境执法和其他环境执法队伍建设,加强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在执法人员当中树立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效益优先等理念,提高执法队伍的整体素质和执法能力,为水资源保护提供优质的执法保障。
5、完善公众对执法的监督制度
没有监督的权力会导致腐败,健全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执法工作依法进行和防止执法人员违法执法、滥用职权的重要保证[11]。在水环境执法的外部监督方面,广大社会公众最应成为监督的主体。国家应当建立水环境执法的公众监督机制,拓宽公众监督的渠道,使水环境的执法工作,乃至整个环境执法工作都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
结论：水可以再生，却不能增生；水可用于洁净，但不能自洁。如要发展经济，便要保护资源与环境。环境、资源以及经济是密不可分的。在保护环境中发展经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资源环境，这方为中国稳定发展的良好道路
主要参考文献
[1]张利平.中国水资源状况与水资源安全问题分析2009 [2]李强.中国水问题[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3]窦玉珍,马燕.环境法学[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331.[4]李茜.中国水资源问题及其对策研究[Ｊ].科技资讯,2006(26):192.[5] 王浩,严登华,秦大庸,等.南水北调西工程水源区水循环模拟与水资源定量评价[M].郑州:黄河水利出版社,2008:84-99.[6] 沈必洪.浅析建设生态和谐社会的水资源保护探讨[J].中国水运,2010,10(11):153-155.[7] 方源.我国水资源的现状及其可持续发展[J].科技风,2010(17):68.[8]于萍萍,张进忠,林存刚.水资源现状分析及保护对策的研究[J].资 源环境与发展,2006,2:21-27.[9]张文智.我国水资源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Ｄ].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18.[10]陈德敏,于彦梅.浅谈水权交易及其法律规制[Ｃ].2003年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研究会论文集,2003:19.[11]曾文革.加强西部大开发执法工作研究[Ｊ].重庆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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