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新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及治理路径
新媒体视域下网络舆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关系及治理路径
摘要：文章探讨了新媒体网络舆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在深入剖析案例基础上，使用博弈论模型验证了二者关系。国家对网络舆情治理策略分为柔性治理和刚性治理。其中，完善新媒体网络舆情治理制度建设、构建系统高效的法律体系属于刚性治理政策，倡导网络文化道德建设及行业自律、加强信息公开则属于柔性治理政策。
关键词：新媒体网络舆情;国家治理现代化;博弈论;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5）03-0106-004
在转型期的中国，新媒体是情绪表达、情绪发泄的渠道之一，公众通过情感抒发，把淤积的社会情绪排解掉。[1]新媒体具有动员能力超越以往任何一个网络应用，有学者认为新媒体舆情给社会管理带来诸多挑战，表现为信息多源挑战信息控制，舆论多元挑战“舆论一律”，对社会治理提出巨大挑战。[2]新媒体舆情既能推动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能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损失，危害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因此，采取适当措施治理新媒体舆情，既保护公民的权利，解决民众利益问题，又保持国家政权长治久安。
一、“新媒体”网络舆情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随着新媒体各种终端技术的快速发展，由新媒体生产的网络舆情越来越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参照，国家治理的现代化需要重视、利用、科学应对网络舆情。首先，公民生活网络化正在来临。21世纪以来，网络成为中国人生活的重要方式，人们花在互联网上的时间和利用互联网的机会越来越多，网络成为政治生活、经济发展、文化娱乐等的重要渠道。其次，中国正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局。近30年来，中国社会正经历着重要转型，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需要有表达渠道，而新媒体成为当前最重要的表达渠道。此外，由新媒体生产的舆论需要甄别、处理，才能成为当前国家治理的因素。
二、博弈论模型构建
（一）传统博弈论理论
博弈论是研究人与人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方法，它注重个人的自利行为是否受他人的影响。早期博弈论研究内容有两类：一是具有对抗性质的，另一类是合作形式的。在20世纪50年代，合作型博弈的研究和应用达到了巅峰期。1951年，美国的J.Nash研究了第三类形式：多人非对抗非合作且每个参与博弈的人都仅仅有有限个策略，证明这样的博弈经过向随机化扩充，必然至少存在着一个稳定的局势，这种局势称为Nash均衡。[3]20世纪80年代，重复博弈、随机博弈、策略博弈、谈判博弈、多人博弈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较为完善的博弈论理论体系逐渐形成。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与网络使用者之间的博弈论模型
1.最初的假设及局中人的策略选择
（1）国家治理与新媒体网络使用者是此博弈中的理性局中人，网络使用者向国家投诉时，国家必须考虑让与其的收益来补偿个人的损失;同时，个人在对其让与利益进行评估后再决定是否与国家进行和解或合作破裂;如果个人与国家合作破裂，国家将强行进行裁决。
（2）国家的策略选择为：接受个人投诉给与补偿或不接受投诉而交与国家裁决，这主要取决于国家通过其对自身及让与个人净收益的评估。
（3）个人的策略选择为：接受国家让与的利益补偿或不接受国家让与的利益补偿而交与国家裁决。
具体来说，在博弈的初期，网络使用者会因为得不到期望的“收益水平”（或其“收益”受到损害）而向国家抗议，如果国家决定不理会其抗议，网络使用者的策略就是与国家对抗，其策略集合为“对抗，对抗”，其对应的净收益为负。同理可推出，网络使用者与国家的策略集合为“合作，合作”，其对应的净收益集合为正。此时将纳什均衡点是（合作，合作）。结果：有四种可能的结果，被动合作（-a，-a），激烈对抗（b，0），严格管制（0，b），主动合作（a，a），其中a>b>0。如表1所示。
2.我国具体实例验证
结果1：被动合作，由于社会效益为负，双方利益均小于0，属于“-a，-a”情形。
新媒体信息在快速传递的同时，因为“过滤”不够，谣言也会随之泥沙俱下，让人真假难辨。特别是突发事件初期，传统媒体相对滞后，相关的新媒体信息比真相更为人们所轻信，极易干扰普通民众的判断，助长恐慌和不满情绪。在众多网友追杀和谩骂声中，地方相关部门承受巨大的舆论压力，如出言不逊或冷漠回复，将遭致广泛批评。双方消极对抗，最终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2011年7月23日晚，两列高铁火车追尾致40人死亡。在这期间，人们急于探寻真相，微博迅速“抢位”，大量微博用户对事件持续报道，并被无限转载，“坚持救人特警支队长被处分”、“事故后随即掩埋活人”等谣言铺天盖地，并随微博信息广泛传播。这不仅影响到事故的处理，也对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造成了干扰。事故发生26小时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某表现欠妥，语态强势，在问及“为何救援结束后仍发现一名生还儿童？”时说“这只能说是生命的奇迹”，“……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引起外界一片哗然，遭致广泛批评。
结果2：新媒体使用者激烈对抗，获得利益b;属于博弈矩阵里“b，0”情形。
2012年2月3日，镇江市自来水出现异味，网友在微博中发布该消息。镇江自来水公司在未取得充分可靠证据的情况下，通过自身微博给出的解释是 “无污染”论。众多网友通过微博表示“岂容蒙鼓？”“用嘴巴和鼻子都能感觉到水出问题了，而拥有专业检测设备和专业人员的相关部门，却反应迟钝。民众想得到点准确的信息，为何这么难？”…后经水质检验，水的确受到了污染。在众多网友的质疑声中，最终2月7日，镇江市政府应急办承认水源苯酚污染是此次异味的主要原因。事发后，虽然相关部门向公众致歉，但也造成了矛盾积累甚至激化，一度扩大了事件的影响。这使当地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影响，也将自己陷入被动尴尬的境地，加大了事件的解决难度和处理问题的成本。毫无疑问，镇江相关部门对此次“自来水异味”事件的处理，难言及格。此时社会公众受益，地方政府没有得益。
结果3：政府严格管制，获得利益b;属于博弈矩阵里“0，b”情形。
新媒体网络舆情，在保障公众表达和社会监督的积极功能之外，其潜在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有些网民媒介素养不够，经常见风就是雨，某些网络“大V”粉丝众多，不经核实转发一些谣言。此外，某些网络公关公司为了商业利益，编织和传播谣言。公安部部署专项行动，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4]，2013年8月20日涉嫌在互联网蓄意制造传播谣言、恶意侵害他人名誉、非法攫取经济利益的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等人被抓获。此后，陆续有多名大V 被拘。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出台。经过几个月的清理，网络谣言明显减少，积极正面的声音日渐增多。8月10日后，体制内媒体和政务微博的发博量超过了“意见领袖”，提示微博舆论场上这两支“国家队”趁势崛起。2013年10月中国政府网同时入驻腾讯微博和微信，“双微时代”正式开启。
此种情况下，政府得益，恶意网络使用者得益为负，其他网络使用者得益为正，我们假设全体网络使用者得益为零。
结果4：主动合作，双方均获益，属于博弈矩阵里“a，a”的情形。
当前，新媒体“反腐”成为民众点评的重大话题，新媒体举报日益增多：2012年12月，罗昌平在微博向中纪委实名举报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引起轩然大波，最终刘铁男被依法以受贿罪论处。2014年4月，《经济参考报》首席记者通过微博举报华润集团董事长宋林存在严重渎职行为，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通过微博曝料而落马的官员还有：因不雅视频而落马的雷政富和成建军，因重大车祸时面带微笑的杨达才，多位身陷“房叔门”、“炫富门”的官员。浙江省洞头县2014“微信反腐”也崭露头角，设立官方微信举报平台，并查处多起贪腐事件。由于国家反腐力度大，民众对贪腐案件报道的关注度也随之增高，新媒体舆情热度空前高涨，几乎每一起重大案件的背后，都能看到汹涌的民意表达，凸显出网民监督意识的提高和监督旨趣的扩展。新媒体反腐报道往往能吸引大批网民参与其中，最后产生巨大的舆论效果。中央反腐捷报频传，网民拍手赞好，政府获取了民众的坚定支持与拥护，反腐已成为官民间最大的合意空间。此种情况政府与网络使用者得益均为正。
在这个博弈模型中，新媒体网络使用者与国家治理第一种博弈结果，被动合作（-a，-a），利益获得0级。“动车追尾事件”发生后，网民的“微博”最早进行了报道。在传统媒体缺位的情况下，谣言四起，而相关部门回应态度冷漠，遭到广泛批评。双方消极对抗，最终有可能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第二种博弈结果，激烈对抗（b，0），利益获得1级。“镇江水污染”事件，相关部门急于发微博称“无污染论”，众多博主问“岂能蒙鼓”？事后，相关部门回复缓慢，使其形象持续受损。由此可见，新媒体网络舆情在维护正义、监督执法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结果为网络使用者受益，地方相关部门收益为零。第三种博弈结果，严格管制（0，b）。由于网络侵权频发，网络谣言、网络诽谤泛滥成灾，国家为保证网络空间井然有序，将加强监管力度，结果为国家治理收益为正，网民收益为零。结果4：主动合作（a，a），中央反腐倡廉，国家治理与新媒体使用者双方紧密配合，积极互动，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取得了共赢的完美结果，双方收益均为正。
在新媒体使用者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博弈矩阵中，双方的纳什均衡解是“合作，合作”，即“a，a”，是最优解。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双方可以沟通互动，从而双方能够掌握充分的信息，这个博弈是完全信息博弈。
在我国网络治理实践中，地方政府还是将利益更多地让渡于新媒体使用者。作为新媒体使用者，为保证利益最大化，应摒弃自私自利的非合作态度，从对方的角度出发换位思考，在合作中达到利益均衡。国家为治理网络空间所制定的法律及政策要符合明晰、合理、协调、稳定等要求，而这些要求的满足都必须以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科学民主为前提。因此，在法律及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要充分尊重民主权利，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的多元政策制定体制，使相关利益主体都能够有效地进行利益表达，以保证制定出高质量的法律及政策。
三、国家治理网络舆情路径
第一，应完善新媒体网络舆情治理的制度建设。包括建立国家各职能部门网络舆情工作机制，建立明确的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应对指挥体系，厘清各级主管部门权责，建立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增强地方政府主管部门之间的沟通互动等措施。其重点在于构建以国家为核心的公共危机管理权责分配机制，通过政府组织内部的横向与纵向分权以及对网络使用者等多元主体的权力授予，并分别使之承担相应的责任，由此形成公共危机管理系统中多元的权力主体在围绕政府最高统一决断中心的前提下，具体处理瞬息万变的危机情况时能够充分共享权力、分担风险的新媒体网络舆情治理结构。[5]要设计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明文规定权力高低归属、应急行动配合责任。同时还应加强和完善听证、信访制度，积极回应热点事件，并切实解决社会深层危机。
第二，构建系统、科学、高效的网络法律体系。法律作为一种最专业化、最具效力和强制力的社会控制工具，仍然是化解和解决网络社会问题最重要的手段之一。目前我国网络立法相对滞后，现有法规存在着缺乏协调性、统一性、完整性及内容交叉、多头执法等问题，一些行政机关在立法上没有授予相应的法律执法权力。为加强我国互联网法律规范的统一性、协调性，凡现行法律体系中与互联网相关且仍然适用的条款，应当保留;对已经不再适用的，则应在适当的时机予以废除、修改和完善;凡现行立法不能涵盖的事项，则要进行补充立法，从而形成一个由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行业自律规范共同构筑的网络规范体系，并进一步提升网络法律规范执行的效率。
第三，完善新媒体网络舆情信息公开制度。应有相关的配套制度、政策措施，和健全的法律制度，明确的公开内容和范围、规范的公开方式和程序，以及完善的监督与救济机制。
健全相关配套制度，包括积极开展地方政府新闻发言人、评论人的培训工作，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体制和机制，地方政府及部门应当结合本机关的工作职责，设立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规划、指导、协调、组织、申诉处理、公开裁决等方面的事务，从而保证信息公开工作职责明确、权责相当、运作规范，信息公开及时准确以及申请受理规范公正等。完善司法救济制度中，应进一步放宽对原告资格的限定，在举证责任上，是否可借鉴美国，由被告行政机关对其拒绝公开的正确性承担举证责任。规范信息公开程序，真正做到“程序正义”。同时加强网络舆情信息公开平台建设，拓宽政府信息公开渠道，加强网络电子政务平台应用，并建立政府与公众网上双向互动的机制。[6]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必须获得民意，回应民意，尤其极有必要解决公众民意发布渠道与政府民意获取渠道相脱节的问题。[7]
第四，加强网络伦理道德建设。一是通过国家和社会主动引导和自我培育，如通过提升文化道德基础教育、制定和实施公民道德规范和道德公约、加强媒体宣传和公民自觉来增强网络文化和网络伦理道德水平。[8]二是大力宣传现有的文明公约道德自律规范，并实施好已有的规范和公约。三是强化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在网络伦理道德建设中的地位和责任，如保证网络新闻真实性，提高网络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和专业水平。四是引导网络使用者自身端正心态，树立健康的人生观和伦理道德观。
第五，倡导互联网企业自律。国家能否建立互联网信用评价体制，以互联网违法不良举报中心为平台，设立信用评价体系。如将互联网企业分为A、B、C三等，每等下再分2～3个等级;并限定评价结果有效期，如3～5年，在有效期内每年复查一次。评价指标可包括企业业绩、财务状况、管理水平、核心竞争力、社会信用及评价等，以督促互联网企业自律。
参考文献：
[1]焦德武.微博舆论中公众情绪形成与传播框架分析[J].江淮论坛，2014，（5）：25.[2]李静，陈镭月.新媒体时代与社会治理的思考[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8）：162-164.[3]Nash J.F.Equilibrium Points in n-person games.Proc.Nat.acad.Sc.，1950，（36）：48-49.[4]打击谣言不会挤压网络舆论空间[EB/OL].人民网，2014-02-15.[5]刘霞.我国公共危机网络治理结构――双重整合机制的构建[J].东南学术，2006，（3）：28-29.[6]朱有刚.服务型政府视角下的政府信息公开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2.[7]萧鸣政，郭晟豪.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网络民意与政务微博的作用[J].行政论坛，2014，（4）：5-10.[8]王兴国.人文关怀视角下高校网络舆情引导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4，（6）：202-205.（责任编辑 木 木）
第二篇：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多中心治理模式探究
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多中心治理模式探究
吴蕾，刘杨，张欣
摘要：
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微博、贴吧、BBS等交互平台越来越被广泛运用，高校大学生逐渐成为网络受众的“主力军”。通过国内外文献研究及实地调研论证，笔者发现，目前我国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自媒体及网络舆情自身存在不可避免的缺陷、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者的角色转变不到位以及高校大学生自律性较差等。基于以上问题及原因，结合“治理”的多中心管理理念，笔者提出了以网络文化建设为中心，政府、学校、第三方、受众共同参与的多维高校网络舆情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关键词：自媒体 高校网络舆情 多中心治理模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网络发展还根据自身情况引用了相应的自媒体平日新月异。各种承载言论与思想的网络载台，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青梅”体层出不穷，尤其是近年来“自媒体”（We 软件(QM)和“数字石大”系统。Media）不断更新，出现了如Q zone、人
2、高校网络舆情 人、网络博客、播客、微博等各种新型媒曾润喜（2009）将网络舆情定义为由体。作为网络的主力军，大学生群体从传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统的“论坛”逐渐转移到各种新型网络媒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1体中来，从而进一步成为自媒体发展中不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本文认为高校网可忽视的力量。在“自媒体”逐渐发展并络舆情是指高校师生由于互联网传播的各成为高校主流传播网络媒体的趋势下，大种事件的刺激而对该事件产生的言论、认学生利用“自媒体”网络发表言论、表达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意愿的情况日益增多，高校网络舆情管理
二、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工作遇到了巨大挑战。
一、相关名词的界定
1、高校自媒体
谢因波曼与克里斯威理斯最早对自媒体（We Media）作了权威的定义：“We Media是普通大众经由数字科技强化、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连之后，一种开始理解普通大众如何提供与分享他们本身的事实、他们本身的新闻的途径。” 自媒体的本质就是为普通大众提供一个对信息的自主提供与个性分享的网络平台，其以数字科技为支撑、主体去中心化（平民化、个性化），因此传播方式交互性强、传播迅速。
高校自媒体，即在高校中广泛应用的自媒体网络平台，在中国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学校可以直接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如BBS、校园贴吧、论坛等；另一类是学校需要借助第三方力量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如微博、人人等。此外，中国各高校
舆情管理现状
自媒体逐渐成为高校大学生使用的主流媒体，大部分高校已开始建立并逐步完善校园自媒体平台来满足师生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高校网络舆情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如探讨时事热点、评论校园生活、分享心得体会，甚至发泄不良情绪等。同时，它也具有一系列的特点，如主体的特殊性、内容的复杂性、行为的非理性、传播的迅速性、影响的广泛性等。高校网络舆情有着双重影响力，一方面，网络舆情引导大学生树立积极的价值观念，为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契机；另一方面，网络舆情的负面信息也会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学生的生活中，1曾润喜.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09(18):79-82.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8):187-191.导致言论和思想上的“蝴蝶效应”，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近几年网络舆情涉及的“泄密”问题增多，引起了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
目前，我国高校对校园网络舆情信息的管理基本上实行“谁建网站谁管理、谁负责”2。高校网络管理者对新闻及言论信息通过筛选和“过滤”进行取舍，把握和引导校园网络舆情的发展方向和传播内容，但对正面导向型信息的发布和传播工作尚有欠缺，而且停留在“把关人”层次。大部分高校主要依靠敏感词汇屏蔽、机器或人为删帖、封锁ID账号、实名注册、校园网用户的客户端认证等技术手段，极少部分高校积极采取网络安全技术措施，并购买先进的技术设备加强舆情控制。
通过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现状进行分析与总结，本文认为目前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角色转变不成功，存在管理鸿沟
我国的高校舆情管理者出于某些原因将自身定位在“引导者”及“服务者”的角色上，但是缺乏相应的实践活动支撑，因而这种角色定位在广大学生群体中发挥的作用并不是很明显。此外，由于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缺乏积极的沟通与意见分享，高校舆情管理部门与师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管理鸿沟”，使得管理者更有可能被看作成一种“控制者”与“把关者”，导致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工作陷入了困境之中。
2、舆情管理体制不健全，缺乏联动机制
目前我国大多数高校并未建立起完善的网络监控、引导、预警、反馈及联动应急机制，在网络舆情的控制和疏导方面存在很大漏洞，使得学校在出现网络舆情紧急情况时会应对不及时、采取措施不恰当。此外，我国的高校舆情管理主体较为单一，主要单纯地依靠校方部门进行管理，与校外其他相关网络管理部门缺乏协调。并且，2钟涨宝,聂建亮.我国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综述[J].现代教育管理,2011(05):68-71.由于国家在立法方面的缺失以及相关网络文件内容模糊性较强、缺乏执行力，基层管理者在进行管理时没有明确的依据和标准，自由裁量权相对较大。
3、舆情管理手段单一，方式落后
校园新媒体的出现吸引了众多师生，网络言论随之增多，校园网络的安全问题随之也凸显出来。但是，网络舆情的安全管理手段却远远滞后于其恶化的速度。其中，机械地屏蔽敏感词汇导致了管理方式过于僵化，人为删帖与操作控制也参杂着过重的主观色彩，严重影响了舆情管理的公平公正性。而近几年校园网络暴力事件、紧急突发案件频发，管理方式与技术手段的单一与落后性势必给网络舆情的安全管理与危机管理造成很大阻碍，更新先进的技术设备、开发新的技术手段、培养专业的网络管理人员成为学校改善舆情管理现状的迫切要求。
此外，本文还认为，我国各高校的网络舆情管理过于泛化，普遍存在一刀切的情况。学校对校园贴吧、BBS等可以直接进行管理控制，但是像微博、人人网等这类媒体平台，学校并没有真正的操作控制权，其舆情管理权实际上是由开发该媒体平台的公司所有。如果管理者盲目地将所有的自媒体平台实施管理一体化，这必将产生管理措施缺乏针对性、治标不治本等混乱结果。因此，学校应针对各种自媒体的自身性质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做到“因体制宜”，真正发挥出各个媒体的独特优势。
三、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1、客观原因
自媒体具有平民化、个性化、交互性
强、传播速度快等特点，这决定了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总量大、个性强、信息量大、传播速度快。舆情主体通过网络或者其他渠道获取信息，并将相关观点、言论发表在自媒体上，很快便会引起其他主体的注意和讨论。由于传播速度快，管理层难以对其中非理性的言论进行及时的引导或控制，因此，可能造成较为严重的后果。此外，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需借助第三方组织进行管理的自媒体，由于学校层面无法对其舆情进行直接管理，因此很难及时对其产生的问题进行处理。
鉴于上述原因，很多学者致力于自媒体相关的技术研究，我们发现造成上文提到的问题的技术原因有：第一，方法单一，只能通过过滤敏感词这一方法对网络舆情进行监管，同时，敏感词过滤同样存在问题，如插入间隔符便会使得敏感词过滤失效，但却不会影响阅读效果；第二，言论发表形式多元化，例如学生喜欢用图片发表信息，由于技术有限，很难对图片进行过滤，由此可能引起泄密、煽动蛊惑和人身攻击等问题的产生；第三，由于现有技术设备昂贵同时学校资金缺口较大，学校对于网络舆情管理的资金投入更是少之又少，这样便引起了管理的硬件条件滞后等问题的产生。
2、主观原因
国家层面：由于高校网络舆情对于社会外界影响较小，产生的问题不够明显等，国家层面对校园网络管理重视并不够。国家的管理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几乎没有出台过任何相关的互联网监督方面的法律，只有一些简单的准法律文件，管理无法做到有法可依，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互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网站从事登载新闻业务管理暂行规定》；第二，下发的管理通知不透明且自由裁量权过大，一方面无法使受众明确其行为的法律后果而起到震慑和预警的作用，另一方面，国家层面对于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主要通过网警来实施，基层管理者（网警）对网络舆情管理的“度”难以把握，给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阻碍。
高校层面：在管理机制方面，一方面学校资金有限，另一方面学校舆情管理的重要尚未明显地凸显出来，因而，学校管理人员主要负责技术措施，因此舆情管理主要交由学生自主管理，只有产生恶劣影
响，网警介入的时候学校才会出面解决问题；在学生管理方面，沟通渠道单一，使得管理者（学生管理层）与被管理者（如水民等）之间存在误解，管理者目的在于履行职责、维护良好的网络秩序同时保护好受众，被管理者则认为学校给予学生的言论自由度不高，由此产生了很多问题。
受众层面：高校网络舆情的参与者主要是学生，即其受众主要是学生。学生数量大，信息量也大，因此高校自媒体上经常发现学生发表的非理性言论，究其原因，主要有：第一，学生本身社会阅历不够丰富、考虑问题不够成熟全面，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偏颇，容易发表过激言论；第二，大学生正处于青春期向成人期的过渡阶段，性格较冲动，容易受到相关言论的蛊惑蒙骗；第三，部分学生自律性较差，会恶意发表低俗、非理性言论，如恶意中伤等。此外，由于中国民主化程度越来越高，网民对于网络民主、自由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高校学生亦是如此，他们寻求更高的言论自由度，更高的话语权与知情权，这与尚未作出改变的旧的管理模式发生了冲突。
四、自媒体环境下高校网络舆情的多中心治理模式
多中心治理理论由奥斯特罗姆
3提出，其核心是，在私有化和国有化两个极端之间，存在其他多种可能的治理方式，并且能有效率的运行。这意味着政府、市场的共同参与和多种治理手段的应用，要求政府转变自身的角色与任务。在多中心治理理论中，政府不再是唯一的权力主体，而只是其中之一，各种机构(包括社会的、私人的)只要得到公众的认可，就都可能成为社会权力的中心。
借鉴多中心治理理论，我们认为，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构建起一个以高校管理为核心、国家立法为保障、受众参与为基础、第三方支持为辅助的多中心管理模式（如
3美国文森特.奥斯特罗姆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共同创建了多中心理论 图1-1）。通过这一模式的有效运行，最终建成积极向上的网络文化
4，特别是“学习型”网络文化，引导舆论向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使广大师生在自媒体这一平台上，交流观点、共享信息，提高自身素质。
图1-1
1、国家层面
在自媒体盛行的时代，高校网络舆情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社会判断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在网络舆情的管理中，政府应当重视大学生的合理要求，如扩大言论自由度等。但是，相对地，政府要对其进行必要的限制。在这一方面政府应该且有能力做到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完善国家立法，对需要网络立法且尚未立法的方面及时立法，对不合理或者不适应社会发展的法律条文进行修改或删除，对于法律中模糊的规定进行明确地定义或规范，使网络舆情管理有法可依。
第二，执法部门（如公安局等）、监管部门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运用行政命令、行政强制等手段，一方面，对违反法律法规的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另一方面，对相关的运营商进行处罚或警告，双管齐下，切实维护好网络秩序。
2、学校层面
进行角色转变，从思想和行动上真正实现向“引导者”和“服务者”角色的转变。高校应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要发挥引导和服务的作用，同时更应该从行动上为
4狭义的网络文化是指建立在计算机技术和信息网络技术以及网络经济基础上的精神创造活动及其成果，包含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方式、知识结构、道德修养、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行为方式等方面。
师生提供更多的校园网络平台和参与管理的机会。
第一，政府的服务理念启示我们，伴随公民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会更加主动的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来寻求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这就要求政府在行动上要具有民主性，进行广泛的公众对话和协商。同样，高校大学生也在日益追求网络民主权利，因此，在进行网络管理时，各高校应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认识到学生的重要作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开发适合本校的网络参与方式，主动为学生提供参与管理和表达意见的途径，如建立“学生参议制”、模拟人大常委会会议参政议政等，转变管理角色，加强与学生的沟通对话，了解学生的需求，收集学生的意见和建议，将其作为学校进行管理决策的重要参考，从而实现学校和学生之间的良性互动。
第二，完善网络舆情管理体制，建立多方联动机制。各高校应当建立一套信息监测、分析、判断、上报、反应机制以及应急联动机制。成立专门的网络舆情管理小组，对网络舆情进行实时监控和信息判断，及时处理网络上出现的不良信息，并且定期进行统计，形成汇总文件进行上报。应急联动机制在出现紧急事件时，迅速启动，将危害降到最低。按照分工，各职能部门各司其职、轮流值班，对特殊网络舆情实行重点监控，并且由学校网络管理者在校园重要媒体上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澄清事实，积极应对危机事件，通过信息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有效防止谣言的传播。
第三，引进先进的管理设备，采取多样的管理方法。各高校应该重视网络舆情管理，加大资金投入，采取有效的安全技术措施，如有害信息监测和过滤技术手段、网络监控系统等，自主研发或向相关企业购买先进的网络舆情检测系统，以实现对高校网络舆情的实时监控。此外，高校管理者要主动积极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舆情走向，通过设立“舆论领袖”或“意见领袖”等在学生中间树立舆论权威和典型，对学生的言论观点、思想情绪乃至具体行
为产生良性的影响，提高广大学生的舆情理性意识。同时，利用自媒体传播速度快的特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提高正面舆情的吸引力和受众覆盖范围，降低和弥补负面舆情传播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第四，开设网络教育课程。各高校应该在新生入学之初，对学生进行一个学时的网络教育，介绍网络法律和法规、网络道德规范、网络使用规范及涉密保密的重要性等知识，让学生对网络有正确的理解，树立责任意识，维护校园网络安全，使校园网络健康有序运行。
3、第三方层面
由于各高校科研资金有限且研究时间较长，难以在短时期内研究出适合本校网络舆情管理的硬件与软件设施，因此，各高校与社会第三方组织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第一，软件公司向各高校出售自媒体软件，其中包括用于网络舆情管理的技术软件，例如，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向东软公司购买了“数字石大”，其中便包含了敏感词过滤这一功能。因此，在纯技术手段方面，软件设计公司要做到合理设计自媒体版块，向学生提供便利服务与参与管理的渠道。
第二，尽管自媒体公司（如腾讯公司等）的受众是广大网民，但是高校大学生仍是其中的“主力军”。因此，这些公司要参与到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中来。一方面，通过敏感词过滤，公司发现不当言论后可以屏蔽或删除；另一方面，发布正面信息，公司可以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高校学生的思想与言论进行引导。
网络舆情的管理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各主体都为高校网络舆情的管理做出努力的情况下，大学生更应该积极参与与配合。
第一，主动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多种途径接近社会、了解社会，认清社会现象，增强社会责任感。第二，提高对网络信息的判断力，增强政治敏感性，理性看待校园和社会问题，努力成为网络阵地正能量的传播者。第三，增强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学校网络管理，为校园网络舆情管理献计献策。参考文献：
[1].曾润喜.网络舆情管控工作机制研究[J].图书情报作,2009(18):79-82.[2].曾润喜.网络舆情信息资源共享研究[J].情报杂志,2009(8):187-191.[3].钟涨宝,聂建亮.我国高校网络舆情研究综述[J].现代教育管 理,2011(05):68-71.[4].赵中源,王国栋.高校网络舆情发展趋势及其治理机制[J].中国高等教育,2011(15,16):58-59.[5].何碧如,何坚茹,孙福顺.新媒体时代下高校网络舆情干预机制研究[J].中国成人教育.[6].李媛慧.略论高校网络舆情分析与引导的机制构建[J].文学教育,2011(05):108-109.[7].陈均士.高校网络舆情问题及其破解[J].思想教育研究,2010(11):84-87.[8].聂智,曾长秋.论虚拟社会治理中自媒体舆情引导[J].学术论坛,2011(12):190-194.[9].王维佳,王琦.自媒体在舆论传播中的作用及监测策略探讨[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1(10)2:183-185.4、受众层面
作为网络主力军，高校大学生在高校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ulticenter govern model of the colleg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we-media environment
Wu lei, Liu yang, Zhang xin(Management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Qingdao Shandong266555)ABSTRACT: With the coming of the era of we-media, interactive platforms, such as micro-blog, tips bar and BBS, are widely used.College students gradually become the “main force” of the network audience.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and practical investig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and technical mean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The reason is mainly that the media and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have inevitable defects, the management mechanism is not perfect，changing the managers' role is not in place as well as self-control of college students needs to be improved.Based on the above problems and reasons and combined with the poly-center management concept of “governance”, the author proposes a poly-centric model which government, schools, the third party and the audience participate together in a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putting network cultural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Key words: we-media;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poly-centric model of governance
第三篇：捷讯安舆情监测--舆情监测促进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
捷讯安舆情--舆情监测促进国家现代化治理能力
在今天的很多突发事件和热点问题上，舆情分析师往往比一线记者更活跃，在政府有关部门面前的话语权有时甚至超过了记者。无论政府还是企业，在私下场合都需要了解媒体和公众对自己的真实看法，据此妥善地制定决策和及时地调整修正决策。一些公开发表的舆情分析报告和榜单，也能以客观数据呈现的方式，规避新 闻报道的约束。
舆情监测成为新闻报道的另一面，从另一个角度承载着新闻工作者改良社会、推动良政和善治的理想。
舆情监测：社会转型期的“太阳耀斑”
太阳耀斑是一种剧烈的太阳活动，是太阳能量高度集中释放的过程。现阶段，舆情监测业务的需求量猛增，好比“太阳耀斑”一样集中剧烈释放。
国内舆情监测业务已经形成一条产业链，包括智能化搜索引擎的舆情监测平台，舆情分析报告，社会化媒体传播，特别是微博、微信等自媒体运营，舆情应对和媒介素养培训等。
舆情监测产业的出现的几个条件：
第一，全民传播时代到来。
过去传统媒体的接触率受到文化教育程度、交通、电信等条件的约束，政府和企业的“信息相关方”其实是十分有限的。政府领导人、企业负责人通过个人的信息渠道，不难对外部环境做出判断，轻松地敲定决策；如果想控制相关信息的传播，也比较容易做到。
如今，世界的关联性极大增强。网络时代出现了众多的“信息相关方”，远远超出领导人的目力所及、秘书机构的能力范围。
来自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最新数据，中国网民数量突破6亿，居世界第一；网站达400万个，网站访问量仅次于美国；手机用户达12亿，移动网络用户 超过8亿。中国有103家网站提供微博客服务，微博客账号总量已突破13亿。此外，中国还有微信账户6亿，其中境外账户1亿。
几亿网友，意味着几亿个“摄像头”，每个人都可能在突发事件现场发布见闻；几亿网友，还意味着几亿个“麦克风”，每个人都可以针对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这就需要专业的舆情机构，借助智能搜索引擎、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进行舆情搜集、梳理和研判，提供专业的应对之策。
第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震荡。
1978年岁末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掀起了市场化取向的经济改革，经过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加速驱动，导致建国后前三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和大一统的社会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分化。中国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但现阶段利益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利益博弈的规则还不够 透明和规范。当前，互联网成为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重要通道。因此，以互联网为主力平台的舆情监测，具有社情民意风向标的意义，可测量社会的和谐度与稳定系数。反过来说，热点舆情的频率和烈度，则提示着当下社会矛盾的对抗性和潜在破坏性。
舆情监测对于政府公共治理的意义，相当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宏观经济预警指数。对于政府工作，包括企业管理来说，舆情监测也具有这样的民意预警功能。2013年秋季以来，微博的活跃度急剧下降，一方面微博平台上好勇斗狠的言论氛围得到扭转，但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微博的舆论预警功能弱化，这对政府及时把握民意脉搏不利，需要适度保留微博的舆论活力。
第三，现代新闻舆论环境呼唤新型网络智库。
对于政府和企业来说，公共关系是为了促进公众对本组织的认知、理解和支持，树立良好组织形象，以利于提高政策拥护度，或促进企业产品销售。今天的 PR（Public Relations），政府、企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离开互联网是难以想象的。互联网不仅成为消费者评估某一品牌的重要信源，而且成为公众评估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信源。政府、企业的信息传播、关系协调与形象管理事务，都需要在互联网平台上展开，以网络帖文为民意素材，以社会化媒体作为低成本、病毒式传播的传播渠道。
在互联网时代，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有所诉求，一个更为便捷的通道，就是网络表达。去年10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信息公开回应社会关切 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意见》，7次提到微博和微信。基于互联网的政策反馈研究，网络意见更为直率，还原社会真实的意见构成，避免基层调研和座谈会等形式可能因 为现行体制的“中梗阻”而听不到真实的、尖锐的声音。
如果能结合新闻宣传、公共关系和对策研究诸功能，就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智库。这是舆情监测的高端增值业务，即智能化搜索引擎+公共关系管理+社会化媒体传播，也为新闻媒体、公关公司、软件公司的转型提示了方向。
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舆情监测业务的爆发式增长，是社会转型期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的阶段性需求。随着社会转型的顺利推进，特别是法治的健全，利益博弈逐步转入制度化、法制化的渠道，而无需更多地借助舆论压力，舆情监测的业务需求将趋于平缓。
舆情服务需要阳光共识
舆情服务作为一个初兴的产业，其行业规范还在探索中。从人民网几年来的实践看，有这样几个问题，需要与业界同行探讨。
一、分清两种角色：媒体式的舆情观察，服务客户的舆情应对咨询。
媒体式的舆情观察讲是非，服务客户的舆情应对咨询讲利害。目前一些舆情机构都定期公开发布一些超越的舆情观察报告、榜单等，打造话语权，对政府、企业、NGO乃至于公众人物的口碑管理做出臧否，往往会触到其痛处。而服务客户的舆情监测和应对咨询，则需站在客户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其趋利避害、利益最大化提供一对一的咨询顾问服务。
两种角色不容混淆。中立的舆情观察报告和榜单，切忌受到客户商业利益的侵蚀，自损威名。现在某些政府部门和企业已经把影响舆情榜单，与“和谐”批评性报道一样，纳入了“公关”日程。
二、要做“阳光产业”，并非“月光产业”
我们做的是舆情监测，而不是舆情监控。舆情业务不带有公权力“管控”的强制性职能。有些急功近利的客户，希望舆情服务主要就是提供删稿服务，游说协调传统媒体和新闻网站、社交网站，删除对客户不利的稿件。这是对舆情业务的误解，也会对年轻的舆情产业造成致命的损伤。我们总是告诉客户：新闻的发生是第一位的，新闻的报道是第二位的；坦诚面对舆论危机中暴露出来的问题，解决问题是第一位的，所谓“舆论引导”是第二位的。舆情监测和应对咨询顾问服务，从根本上来说，是帮助客户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而不是掩盖问题。
三、社会化媒体营销要释放“正能量”。
有一些舆情服务机构兼营社会化媒体营销业务，即在微博、微信、论坛等社会化媒体上进行议程设置，利用人物营销、故事营销，请大V转评，推广某个企业、某个产品，或某个组织的形象。这属于创意产业、智慧产业的范畴，即使以营利为目的，只要不是扰乱市场秩序的虚假信息，应予包容。
据媒体报道，某地曾查处一个网上炒作公司，发现公司的600余名“枪手”分布于28个省市，并且拥有312个“大V”，粉丝累计达到2.2亿。警方打击的是这家公司“造谣传谣”的不法行为；如果这些网络“大V”和“枪手”的转帖内容不是虚假信息，即使收费，也并未触犯法律。
但社会化媒体营销不应为追求轰动效应而置信息真实性于不顾，编造事实、恶意炒作、误导欺诈；须保护个人信息，尊重个人隐私；倡导文明用语。
四、为网络舆论加权解读。
网络帖文并不代表全部民意。毕竟只有45.8%的中国人上网。例如农村的妇女、儿童、老人等，他们基本不上网，他们的生活状况和诉求在网上也鲜为人知。而经常在网上发声的，也只是网民的一小部分。当一些知识精英、商界精英和率先触网的官员在网上指点江山、呼风唤雨的时候，别忘了网民中还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
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空间，各种意见和观点纷繁复杂，网络舆情研究要以统计学方法为基础，务求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各方利益诉求。既要关注“大V”，也要关心草根；既不能编造数据，也不能预置评判；实事求是，力争还原“水淋淋”的民意。
这份“阳光共识”还提出：注意剔除“网络水军”的虚假成分，努力打捞沉没的声音，为科学决策提供可靠的民意素材。
第四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简政放权的新着力点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简政放权的新
着力点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简政放权的直接目的，就是要激发市场和社会内在活力，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政府支持、行政扶持的发展依托。当前，新常态对简政放权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进一步强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一方面，要加强政府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协同推进，形成简政放权的自我强化机制，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另一方面，要通过政府改革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从根本上打破以往“一抓就紧、一放就乱”的循环怪圈，彰显简政放权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突破口作用。
在顶层设计方面，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对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高瞻远瞩，持续发力。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眼于增强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对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一战略部署是启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提出了政府权力法定和建设法治政府的重大任务，标志着顶层设计中对政府与市场关系进行新一轮制度化、规范化的界定，以实现对“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的规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决定把简政放权改革推向纵深，明确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提高政府效能，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顶层设计需要具体执行和操作化实践中的遵守，否则就会变成一纸空文，难以实现。在执行过程中，政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作为。要着眼于推进政府职能的转变，始终围绕放权于市场、放权于社会，重新定位政府的角色，深化行政改革。其内在逻辑正是通过“放权”实现“简政”，以此打破政府职能转变的“久推难转”。
从历史经验来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府体制和发展主要受到苏联政府体制模式、中国传统治理体制的制约，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实践经验、政治文化、发展目标定位和战略选择的不同要素影响。这使得中国政府一方面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党和政府面对政府治理的巨大挑战，通过及时把握并相应以主动进取的政策应对，体现出卓越的政策应对能力，为政府管理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党的执政能力的逐步提高打下坚实基础。如我国科研工作普遍采用政府主导下“大计划、大协作”的传统模式，成就了卓越的科研成果。如“两弹一星”，以及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曾参与的“523任务”，都是我国政府主导下的成功典范。但另一方面，政府在政策实践中存在目标与手段的矛盾冲突、角色和职能的错位、责任无限性与能力有限性的矛盾等。如常见的忽略地域差异而“一刀切”的政策制定模式。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的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人们思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在此背景下，政府治理对象面临社会利益主体多元化、社会结构阶层多样化、社会关系复杂化的深刻变化，进一步扩展了社会的多元需求，激化了政府财政资源稀缺的压力。这在客观上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民众提供参与公共决策过程的机会，使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更好地满足公众的新需求。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新一轮简政放权、放管结合需要关注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要注重政府机构的简政放权与深化改革之间的动态平衡和紧密关联。从总体特征上看，政府行政部门受政治环境的制约，政府机构改革是深化改革的一部分。当前政府机构的简政放权需要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相结合，与自觉践行“三严三实”相结合，与实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结合。这不仅需要以高超的智慧和策略谋篇布局，还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切实增强各级政府的自身改革，按照中央的顶层设计，规划路线图和时间表，提高推进各项改革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能在等待观望中错失改革良机，拖延改革进程。
第二，要提高简政放权的“含金量”。在简政放权过程中，不能局限在传统思维下简化政府组织层次，简化政府行政命令，削减职位等数字上做文章，而是要提高 “含金量”。要坚持问题导向，在组织的纵向职责匹配，横向职能分工上做文章，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情管好，在实现完善管理手段、提高管理水平和管理素质的同时，扩大组织的管理幅度。进而实现既保持政府规模的合理适度，又要基于科学依据保证人员编制的最低限度和限量。最终，打通政府决策部署和政策出台贯彻落实的“最后一公里”，确保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提高简政放权的执行力和落实力。
第三，要克服人才管理行政化、“官本位”倾向。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并不意味着优秀行政管理人才的流失。高效优质的政府服务，关键在人。这要求在简政放权过程中克服人才管理行政化、“官本位”倾向。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人的解放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大发展。只有创造保证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制订完善人才政策，建立健全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以“有为体现有位”，才能充分调动人才创新创造的内在能量，从而营造引智聚才的良好环境。此外还需要注重提高基层公务人员的能力，鼓励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愿干事、敢干事、能干成事”。
第四，要确立改革的新理念与指导思想。简政放权涉及面广且内容庞杂，亟需确立新理念与指导思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强调，解决政府治理过程中的矛盾就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中，总书记再次指出：“凡是有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干、加油干、一刻不停歇地干;凡是不利于党和人民事业的，就坚决改、彻底改、一刻不耽误地改。”这一执政理念为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思想，为更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服务质量提升提供了指南，体现出党和政府遵循大道至简的理念、深度释放活力的担当，和始终不能离开人民群众真切期望与向往的初衷。
面对新形势、新问题，简政放权的深刻革命没有“完成时”。这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简政放权的内涵和着力点，从顶层设计中为简政放权架构改革指南和树立愿景，从历史经验中总结简政分权实践经验和教训，从不同地区实践中提炼简政放权的思路和方法，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把脉简政放权的问题和对策。通过向社会放权，规范政府行为，释放改革红利，重构利益关系，激发社会活力，简政放权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执笔人：黄建军）
责任编辑：李艳玲 高天鼎
第五篇：干部学习讲稿：中华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干部学习讲稿：中华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李道湘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主任、教授
大家好，今天我们讲的专题叫中华文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那么这个专题我们准备讲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第二个问题是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支撑。第三个问题讲一下中华文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基础。第四个问题是实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那么我们知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来的改革的总目标，那么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一种价值支撑，提出这一命题本身在今天是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和价值，它清楚地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须立足于中国的文化传统，而且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品格、中国气魄。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同志讲的“四个说清楚”，他说，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2014年9月5日，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在这次讲话当中再次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是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是独特的。
他说，世界上不存在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也不存在适用于一切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国情不同，每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都是独特的，都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都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之所以行得通、有生命力、有效率，就是因为它是从中国的社会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过去和现在一直生长在中国的社会土壤之中，未来要继续茁壮成长，也必须深深扎根于中国的社会土壤。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将今天这个专题的重要意义所在。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下面我将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讲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项工程极为宏大，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和改进，是各领域改革和改进的联动和集成，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形成总体效应、取得总体效果。
由此可以看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完整系统的表述，二者不能割裂开来。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提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的定位。
这就是说，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上进行。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的和归宿是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全面深化改革，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更好地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全体人民的福祉。所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是全面深化改革达成的目标内容，又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际内容。
（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那么第二个小问题讲一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我们党提出的全新理念，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境界。它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要把我们党和国家对现代化建设各领域的有效管理，同各种范畴、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多元治理相结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化；二是强调提高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那么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它的涵义是什么。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指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它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这些构成了一套紧密相连的国家制度。简而言之，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就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
那什么是国家治理能力？就是指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的能力，也就是制度执行力。就是你有再好的体系，再好的制度，还要有能力进行执行。这种能力体现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军等各个方面。
治理能力的关键是人的素质，特别是干部素质。提高治理能力关键是全面提高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特别是建设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高素质干部队伍。那么我们在这里提到“治理”和 “国家治理”。一般认为，英文中的“治理”概念源于古典拉丁文和古希腊语的“掌舵”一词，具有控制和操纵之意。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采用治理一词，强调政府放权和向社会授权，实现多主体、多中心治理等主张，并且主张社会自我治理以及社会组织与政府共治。其针对的目标主要是具有强烈政治化倾向的“统治”行为和大政府时代强大的社会管理权，甚至由于垄断对社会的管理而形成单一的国家治理模式。从这个概念看，西方的“治理”概念及其理论，具有所谓的“社会中心主义”的取向。我们今天所说的“治理”，主要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基于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规定性，遵循人民的意志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按照科学、民主、依法、有效来优化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优化执政体制机制和国家管理体制机制，优化执政能力，实现国家和社会的协同和谐，达成政治的长治久安。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共产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格局下的治国理政。
那么上面我们讲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含义，那么我们还要进一步了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涵。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的讲话中指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的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两者相辅相成，单靠哪一个治理国家都不行。
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同时，还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虽然有紧密联系，但又不是一码事，不是治理国家体系越完善，国家治理能力就越强。
他认为社会主义是一种新生的社会制度，还处在实践和发展阶段的初期。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全新的社会，世界上没有成功经验，只能在实践中探索。我们党进行的艰苦探索，虽然发生了严重曲折，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重大成果，总体上说是好的，是适应中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同时，我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上需要下更大力气。
面对这种现实，习近平指出，只有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为重点，尽快把各级干部、各方面管理者的思想政治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工作本领都提高起来，尽快把党和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组织等的工作能力都提高起来，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更加有效运转。这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问题。
什么是国家现代化问题？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提出，使我们对什么是现代化、如何实现现代化有了新的认识。
所谓国家现代化，就是指新的现代化要素不断增加，传统要素不断被改造并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即在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最大限度扩大生产、创造财富，最大限度利用现代知识、科技、教育、文化和信息要素。它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变革，各种传统关系、传统思维方式、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变得更加“现代”的一种变化。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就是要打破传统习惯，打破人治思维方式，形成以制度化、体系化、系统化为外在表现，以法治化、法治中国为其核心内容，逐步破除运动式、活动式和会议式的治理范式的治国理政的总的制度体系。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从传统治理体系转型为现代治理体系、稳步推进现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过程。
其特征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规范化，无论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都应该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和规范的公共秩序；二是法治化，任何主体的治理行为必须充分尊重法律的权威，不允许任何组织和个人有超越法律的权力，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三是民主化，即各项政策要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和人民的主体地位，各项制度安排都应当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
四是效率化，国家治理体系应当有效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和行政效率。
五是协调性，从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从政府治理到社会治理，各种制度安排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相互协调，密不可分。在这五个目标中，能否实现法治化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至关重要的。
所以国家治理能力是国家统筹各个领域的治理，使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能力，是今天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没有现代化的治理能力，就无法搭建起真正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就会使现代化的治理体系徒具形式。政府是国家权力的执行者，是国家治理的主体力量，其责任就是努力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那么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治理能力现代化：首先，从治理主体角度讲，有效的治理，突出强调社会公共事务的多方合作治理。过去我们的社会管理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管理主体的政府一家独揽，市场、社会、民众的力量比较薄弱，甚至缺席，这就导致了社会治理的过度行政化，造成了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通过改革，从政府与市场关系而言就是要回归市场本位，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从政府与社会关系而言就是要回归人民本位，让人民群众以主体身份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实现自我治理，这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突破点。其次，从权力运行角度讲，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须合理定位政府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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