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和王充的思想

第一篇：董仲舒和王充的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政治哲学思想董仲舒

(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04年)。广川(在今河北省景县境内)人，是汉代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汉代孔子”。他对《公羊春秋》与《易经》有特别的研究，学识渊博。汉景帝时，被选任为博士，但因景帝崇尚黄老之术，故其主要活动是收徒讲学．“下帷讲诵”。武帝时命各地推荐贤良方正之L以备咨询．连对三策，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的．故称《天人三策》(或称《举贤良对策》)。汉武帝对他的建议十分赞许。对策后．先后担任汀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的国相，晚年致仕在家，专心从事写作与讲学。但朝廷有大事，仍常派人向他请教。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武帝经过他的墓地，特下马致意，所以他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以及《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用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来改造先秦儒学，并容纳刑名法术、道、墨、阴阳家思想，以天人关系问题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其要点如下。

(一)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的根据。照他的说法，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为的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寻找。他采用了阴阳家的思想，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这个前提出发，他把主要来源于阴阳家的形上学的根据与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

董仲舒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是天安排的，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他说天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的形体以及精神上的各种表征，完全跟天相同，以此为依据，他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即天人之间相互感应。他宣称“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能创造和安排万物和人类，并进行严格的赏罚。皇帝是神的首脑的显现，是天的儿子，是天派下来统治万民、“替天行道”的，是唯一合法执行“天意”的人，其他三公、九卿、元士是神的耳目口鼻手足各部分的体现，是派来协助皇帝的，要服从“天意”，就要服从皇帝。在他看来，代天而治民的君主，其行为的好坏，能直接地影响到天。如果君主施行仁政，上天就会降下“符瑞”或“祥瑞”现象，以示天的奖励或授命；如果君主施行暴政，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现象，以示“谴告”，而这种谴告也是天对君主的爱护与挽救。但董仲舒也认为，民只有通过假借“天”才能制约君。也就是说，民只有假借“天”威，规谏皇帝不要过分残暴，以免受到天谴。

董仲舒建立了君权神授的学说，从神学上证明了君权高于一切，统治和教化的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使王权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神圣化、绝对化。

（二)王道三纲与阳尊阴卑

董仲舒认为“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五行”来表现的。其准则是“阳贵而阴贱”、“亲阳而疏阴”，他用这套理论来说明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如君、父、夫属阳，臣、子、妻属阴，是配合君、父、夫的存在而存在的，要绝对服从，他继承了孔子、苟子的正名思想，又吸收了韩非的思想，概括并发展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所谓“纲”，即纲领、主宰。五常是三纲的调整和补充，“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

他还进一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认为“三纲”来源于“天”，其目的是从理论上确证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的严格的统治秩序，这就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结合起来了，被毛泽东称为“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三)任德教与奉天法古

董仲舒还利用天道“阳尊阴卑”的思想，为儒家的“德治”找到了“天意”的根据。他认为，任德教也是“天意”．因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他认为“德教”可以收到“严刑峻法”

收不到的效果。但是他也不反对“刑”，不过他是把刑作为“德教”的辅助手段的。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

他认为封建统治秩序是万世不变的、绝对的。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出于天，又万古不变。从这个思想出发，他提出了“奉天法古”的主张，“奉天”是为了“奉道”；“法古”是为了“法道”。“奉天”强调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神圣性，而“法古”强调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永恒性。法古也是“天意”。这是董仲舒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把先秦儒家一贯强调的“仁政”、“德治”提升和放大到宇宙论的高度。

总之，董仲舒的新儒学大大不同于先秦的儒学，使儒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他不但总结、吸收、包容了道、墨、法、阴阳五行各家，而且日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把先秦儒家的思想与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理政治纲领有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为新社会和新王朝制定统治秩序的先进理论，这是董仲舒思想中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积极的一面。

然而董仲舒的思想中具有神秘化特色，成为神学目的论，他力图用神学思想来消融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违反了人们对自然的科学认识，而他强调的“三纲五常”，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发展，其保守、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二、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

汉初所实行的无为政治虽然给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却产生了种种社会矛盾，对于统治者来说，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必须有所抉择。汉武帝于是广征天下人才，以“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为题策问贤良，董仲舒为了适应政治需要，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广采《诗》、《书》、《易》、《春秋》之义，引用孔子的言论和事迹达19处之多，其宗旨在于“更化”。董仲舒呼吁统治者改弦更张，实现指导思想和政策的根本转变，以儒家的“德教”作为治国之道。他在对策中反复强调要“任德教”，教化必由贤才来实施。董仲舒没有停留在笼统赞颂古圣王尚贤明德上，而是为汉王朝设计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方案。

第一，兴设学校“养士”，改革选士制度。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并能“尊王明伦”的治术人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开创太学培养贤士和进行教化工作，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缘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然而设学养士的人数有限，且培养周期较长，因此董仲舒又提出选士的办法，即建议各级官员重视发现、推荐和选拔社会上既有的人才。“臣愚

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他的意见是让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的官吏和人民中的贤人，所选拔的人如属贤才就有赏，所选的人不肖的就有罚。这样，诸侯、吏、二千石就尽心求找贤才了，天下有才能的士人就可以给予官职加以任用了。董仲舒把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统一考虑，认为这样才可遍得天下的贤才，而且注意到在实践中考察人才的贤德与才能，然后“量材而受官，录德而定位”．不“以日月为功”，这是有远见的认识。

第二，兴教化，正万民。董仲舒继承儒家传统，非常重视国家教民的事业，他认为王者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德治和教化：“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他将国家治乱归之于礼乐教化的实施与否。认为王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实行教化，以达到“变

民风”、“化民俗”的目的。他还说：“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可见董仲舒十分重视教化工作，把教化民众当作各级行政官员的重要职责。

第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统制思想。董仲舒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把“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先秦儒学加以改造，并利用《春秋》经文简单隐晦、便于穿凿的特点，对其中的“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他提出的“独尊儒术”的主张，改变了汉初黄老“无为”之计而行“有为”之术，适合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制度一统天下的趋势，因此被汉武帝所采纳．作为汉王朝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和文教政策的主旨。这一文教政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通经致用的儒学治术人才，用“三纲五常”维系人心，以确保汉王朝的长久安宁。总之，董仲舒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是他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它不仅对汉代的文教政策，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文教政策，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通过人的本性来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的思想。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调和孟苟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认为人性是“天”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他说：“性者，天质之朴也。”人的这种质，包括性和情。由性而有仁，由情而有贪。性相当于天的阳，情相当于天的阴。故“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这就是说，天有阴阳，故人性中亦有善与恶的要素。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于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在这里，董仲舒运用了“可能”与“现实”这一对范畴。“现实”必须以“可能”为前提，然而，“可能”并不就是“现实”，也不一定能成为“现实”。要使性成善，由“可能”变为“现实”，须通过人为的教育活动，才能使之进而为善。故日：“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既然人们的性有待于外加的教育才能为善，则善当属于教育的范畴，而不当属于性的范畴。他认为教育不但可以防止恶性，培养善性，而且还可以把人培养成任何类型的人。董仲舒认为教化“为善”的工作应由帝王来进行，这是上天给予帝王的责任。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

人之性为上品。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又不可及的，指的是统治阶级最上层的比较少数的一些人，如帝王、周公、孔子一类人物，斗筲之性为下品，他认为下品无善质，近于禽兽，教化是无用的，只能采用刑法对付他们。“中民之性”代表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即待圣王教化后方能成“善”，但却不可能成为圣人，他们是主要的教育对象。“性三品”说，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为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等级的构成寻找理论根据。韩愈及宋明理学家均继承、发展了这一学说。

四、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一)道德根源

董仲舒把封建道德和封建秩序都说成是人性生来就固有的，是上天赋予的。“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他把道德的来源推到抽象的人性上，再从人性归到天命上，这样就使封建道德神圣化，成为超阶级的普遍的东西。

(二)道德教育内容

董仲舒认为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及其相应的忠、孝、仁、义等都出于“天意”，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仁、义、礼、智、信”为五常，是调整和补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

与先秦儒家一样，董仲舒特别强调“仁”与“义”，并把它们作为道德的善恶标准，他认为道德教育的总原则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实质上是要求臣民重义轻利，不要追求物质利益、计较个人得失，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服从统治者的利益。剖析董仲舒这一思想之意思，凡处事应以正义、明道为行为动机及准则，而不应考虑功利得失。他在考察历史人物时，往往只注意其志向，认为只要志向正确，即使结果不理想，甚至走向反面，也不应受到谴责，相反，如果动机恶劣，即使意外地出现好的结果，也应受到谴责。

(三)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以仁安人，以义止我”。这是教导人们修己待人的态度，要求养成严于责己和宽以待人的德行。他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侧重于人际关系，提倡宽和，义侧重于个人的行为规范，提倡行为要正直。具体来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小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人人要攻自己的恶，不要攻别人的恶，要自责不要责人。

第二，强勉行道。要求人们道德修养不只停于认识上，应表现于行为上，他说：“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奋起努力进行道德修养，德行就一天比一天好，而且越发成功。其方法有

“从少成多，积小致巨”、“集善累德”等。

第三，明于性情。他认为在道德教育中，必须重视道德情感的培养，“引其天性之所好，而压其情之所憎者”。即要诱发其天性中美好的东西，抑制其所憎恶的东西。

第四，必仁且知。他认为德育、智育应结合起来，“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他提出了仁者不智与智者不仁的片面性，从而提出既要强调德育又必须德智相辅的方法。

五、关于知识和教学的思想

(一)知识来源与教学内容

董仲舒重视教学，但他的教学思想也主要围绕德育来论述，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也即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德行。他认为，人的知识是经过“内视反听”的内省过程得来的，“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只有圣王才有可能“发天意”，“承天意”，因此人们学习的内容就应该是他们所制作的诗、书、礼、乐等经籍，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他所提出的教学内容也完全儒学化了，他认为：“《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至于鸟兽草木等自然知识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与孔子要求人们“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态度不同。

(二)教学原则方法

第一，论教师的圣化。董仲舒认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他要求教师尊重育才之道，对学生进行教育要适时、适量、适度．监督而不使之紧张，查考而不使之烦苦，这就是教师的“圣化”原则。在这里。董仲舒指明r教师的教书育人的职责，要求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提出教学的可接受性、启发性原则，这些都是合乎教学规律的有价值的见解。

第二，节博合宜。把握节与博的关系，是儒家经学传授和研究的需要，也是论述治学原则、方法方面的重要问题，董仲舒以《春秋》经为例加以说明。《春秋》涉及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其人物、事件庞杂，制度变化剧烈，故他提倡“博贯”，认为这是学习《春秋》经的必要条件，但又认为学习不能“太博”，要有节，也即在研究《春秋》时，不是一般的掌握史实，而要求其含义，他尤其重视“春秋笔法”的掌握，掌握之，便可触类旁通。如书中记载国君被杀，用词不一，用“弑”表示谴责，而用“杀”，则表示赞成，这就是“春秋笔法”的应用。但他又不赞成“太节”，认为“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都会给学习带来损失，正确的态度应是两者者，必须静其形„„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头脑一定要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才能达到致精的程度。

思考题：

1．试述董仲舒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2．董仲舒提出了哪些道德教育和教学原则方法?

第六节王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哲学思想

王充(约公元27—100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战斗的批判精神，就在批判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的著作很多，《讥俗》、《政务》、《养性》等已失散，现存的只有《论衡》一书。王充所处的时代，是汉代实行“独尊儒术”政策达百年之后，儒家思想已逐渐偶像化，并建立了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宗教神学体系。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家学说逐渐与“谶纬”迷信学说结合起来。“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在汉代，为了把孔子扮成一位大圣人，儒家也曾用谶语附

会经义，将孔子说成是一位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通天教主。方士为了做官，大批挤进了儒家的行列。儒家方士化，方士儒家化，使汉儒的成分更加复杂。“纬”使用迷信观点来解释经书，因为经书文字不能随便改动，“纬”则假托天意，把经典神学化，故意不讲作者姓名，说成是神的启示，其实一些“纬书”是巫师、方士臆造的一种言论。“谶”与“纬”的统一，孔子被赋予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成为禁锢士人头脑、麻痹广大人民的“神”。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学校教育，充满了迷信、烦琐的教条主义，学术思想日趋僵化，士人一生精力消耗于对章句的注疏诵读上，学校和实际生活完全脱节。结合，循序渐进，这种思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专一虚静。关于专一．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关于虚静，他说：“夫欲致精

正当封建统治者大兴谶纬迷信的时候，王充高举“疾虚妄”的旗帜，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批判与驳斥。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

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体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主祸福的人格神。

(二)“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人足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与其他万物并没有区别。“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禀受天地元气而成的，这样就割断了天人的联系．发扬了苟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他还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天根本不可能对人的行为进行赏罚，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他不承认神的意志的存在，认为一切自然灾异变怪，是“气”运动变化的结果，与社会人事毫不相干，也不是神的暗示。

(三)神灭无鬼

王充也批判了认为人死后为鬼能害人的说法。他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之所以能生，是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继承了桓谭“以烛火喻形神”的思想，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如何还能有光？王充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这样他又在另一个角度上揭穿了“天人感应”的虚妄。他的这一一思想为后代唯物主义者如范缜等人所继承和发

展。

(四)今胜于古

王充反埘“奉天法占”的思想，认为古人与今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占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代比过去进步，因为汉在“百代之上”。“汉在后”。一代比一代进步，认为历史是后代超过前代的。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不同的。

虽然王充的思想中也有局限，如忽视了人对自然界的主观能动作用，甚至还有严重的机械决定论的缺点，但他在儒学和神学、谶纬迷信相结合的时期，敢于宣布世界是物质的，敢于宣布没有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权威挑战，这种思想与勇气，在历史上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

二、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的批判东汉时期，儒学与神学、谶纬迷信的结合，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反对“信师师古”。主张“极问”

王充首先批判了学校里盲目迷信的恶劣学风。他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师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认为当代儒者总是喜欢迷信老师并崇拜古人，而不知道去辩驳和问难，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反对这种盲目迷信的习气，为了辨明是非，他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大胆地向孔孟

问难。他说：“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并具体地指出了孔子之徒不能“极问”和孟子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之处。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迷信孔孟权威、揭露神学谶纬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了“极问”、“问难”、反对“信师师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上的一种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扫除东汉教育上的迷信、烦琐、僵化之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

王充对当时教育上只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也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的人，只知念书背诵，只不过具有鹦鹉学舌的本领罢了。他指责当时有的儒者，既不知古，也不知今。他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只知古而不知今，头脑昏沉；只知今而不知古，如同盲人。有的儒生虽“能说一经”，但“不好广观”，“守隅不览”，实际上变成“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的“目盲”、“耳聋”、“鼻痈”的人。这种人不注意实际事功，不能承担繁杂的工作。王充尖锐地指出当时学校严重脱离实际，学用相违，只能培养一些无用之徒。他主张人才应该“贵通”，应该成为“博览古今”、学用结合，能“精思诸问，连结篇章”地“兴论立说”者。他的这种积极主张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少见的。

三、关于教育作用及培养目标的思想

(一)“在化不在性”——重视教育作用

王充重视教育对于人性发展的作用。他把人性分为三种：一是生来就善的人，是中人以上的人；二是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三是无善无恶或善恶相混的人，是中人。他认为人性之所以有贤愚善恶不是天意的原因，而是由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由于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他认为禀气厚薄决定人性的善恶，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人性论的观点。

他认为生来就善或生来就恶的人是很少的，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通过教育使之定型。“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而且即使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变为善。可见王充肯定人性的可变性，人性善可变恶，人性恶亦可变善，对于人的发展而言，主要的是教育而不在于本性，如他说：“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意思是说：本来善的，要培养劝导使他不接近恶，不受恶的影响；如已发现有作恶的倾向，则须疏导防止，使他逐渐转变为善。王充认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之人。

王充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他打比喻说：“蓬生麻间，不

扶而直；白纱入缁，不练而黑。”认为人的本性也如同麻蒿、白纱一样，由于渍染的不同，质性就会变异，这也就是说，由于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人性有了善恶的区别。

虽然王充把人性分为天生的三等，但他肯定教育对人性形成发展的作用，却是正确的。一方面他论证了人性可以改变，善可以变得更善，恶的也可以变善，说明了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从许多具体的事实说明了教育的实际功效，从而说明了教育的必要性，肯定了“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的作用。

(二)“鸿儒”——理想的培养目标

在考察现实社会人才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培养理想人才的教育目标，他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四个级别：“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着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腧通人，鸿儒超文人。”第一为“儒生”，仅有局部知识，只比俗人稍微高明一点，既没有“尽才”，又不能“成德”。第二是“通人”，能博览古今，融会贯通。第三是“文人”，能掌握各种丰富的知识，并从事政治工作。第四是“鸿儒”，不仅遍读群书，而且“精思着文，连结篇章”、“兴论立说”，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在系统掌握现存知识的基础上，不受前人思想的束缚，能提出新的理论和学说，创新知识。他认为“儒生”是不受社会所欢迎的，他也不满足于培养“通人”和“文人”，而主张培养“鸿儒”，把“鸿儒”当作理想的培养目标，可见王充是把培养杰出的学术人才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首次提出教育应培养创造性的学术理论人才。

四、教学思想

王充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在于人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他总结了先秦时期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表现在教学思想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来源——“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王充反对生知之说，反对知识的先验论。他说：“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他反对那种认为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说法，认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人的天才条件虽有不同，但要知道事情、认识世界却是由于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知道，不询问不能明白。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认为有知识就有力量，“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他还列举了春秋战国时代“士”的作用来说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已经包含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当然王充的“力”更多的是指对人类社会的控制力，在筋骨之力和知识之力之间，王充更重视知识的力量，“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所谓“仁义之力”便是指道德和知识的力量。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东汉时期的王充就有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认

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教学过程——“见闻为”与“开心意”

王充认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与“开心意”两个阶段。所谓“见闻为”即感性认识。就是说，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做，去直接接触客观事物。王充说：“须任耳目，以定情实。”须经过耳目感官来确定实际情况。反之，“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这个“状”，指的就是依靠自己所闻所见获得的感性认识在脑子里的反映。“状”，有描写、复写的意思，即感官在接触外界事物时产生的感觉和印象。王充认为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圣人也逃脱不了，所以他说：“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不与外界事物相接触，不目见、耳闻、口问、手为，就不能学得知识。

所谓“开心意”即理性认识。王充认为如果只凭耳目，只能得到片面的、不完整的或不完全正确的知识，所以还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即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他曾批评过墨子过于强调感性经验，过于相信所谓“百姓耳目之实”的错觉迷信，并进而承认鬼神的存在。王充认为只有用理性的认识加以审查，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辨其虚实。”总之，他强调一定要通过内心的思考，仅凭耳目见闻是靠不住的。

(三)教学效果——“效验”

“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的标准是什么呢?王充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所谓“有效”，就是与事实相符合；所谓“有证”，就是要有确实的证据。王充很重视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知识真伪的功夫。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就是说，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凡是符合事实效果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违背事实效果的思想理论，即使说得再好听，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效验”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即引用实际事物来证实他的言论行动，这就是他注重“效验”的教学方法论。

根据以上观点，再联系到他在批判经学教育中那些反对迷信教条、倡导独立思考的见解，可以看到王充把教学当作一种不为任何传统所束缚的生动的有创造性的客观过程。这也是对经学教学中的先验主义和烦琐迷信的批判。当然，由于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上还是朴素的、直观的，因而他的教学思想也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还不大了解实践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解决认识论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所以他有时片面地强调感性认识，有时又过分推崇书本知识。而且他提出的“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命题，虽然确定了检验知识的客观标准问题，然而他所说的事物，大多数是一些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还不能说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证实了的客观真理。

总的说来，王充教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知识来源上看，他反对“生知”，主张“学知”；二是从教学过程上看，他认为教学过程应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三是从教学效果上看，他注重“效验”，强调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知识的真伪。这也就是王充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

思考题：

1．试述王充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的批判。2．简论王充的教学思想。

第二篇：名家名篇：王充

名家名篇：王充

我的书才出一百篇，却说太多，这是因为作者地位卑贱，读书的人不能不斥责。《讥俗》这本书，要使俗人觉悟，所以直截表露意思，又用通俗的文字。

他强调文章的实用价值。但其永抱一贯之宗旨，因此在反驳他人为难时，表现出其勇士气概。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

美女不是一样的面孔，看起来都是漂亮的。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此篇正是以事实论证了充之主张。

社会上读经书的人，要有注释才能读下去。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故作实论。

这样的话，雄辩的言论也一定有不周密的方面，通达的文章也还有可以被指责的地方。文章与语言一样，有的浅显分明，有的隐晦曲折，哪一种更有说服力呢？口说来表达思想，怕语言被遗忘消失，所以又记为文字。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

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

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畔者三人。稻谷千钟，糠皮太半；阅钱满忆，穿决出万。今人盼遂撰《论衡解》和北京大学 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撰《论衡注释》便于参考。

三年盲子，卒见父母，不察察相识，安肯说喜？道畔巨树，堑边长沟，所居昭察，人莫不知。说的话听起来顺耳，讲的事想起来有味，眼睛看了文章，手就抓着不放。玉少石多，多的就不算珍贵，龙少鱼多，少的本来就神奇。

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说话要力求把话说明白，写文章就力求把道理讲清楚。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

最高级的宴席也有不可口的菜肴，最好的宝玉也一定有污点，重要的典籍也必定有缺点，优秀的工匠也必定有不熟练的技术。盖寡言无多，而华文无寡。充书违诡于俗。

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所以，《管子》说：‘在室内说话，满室人都同意，在堂屋发言，满堂的人都赞成。有宝玉在这里，俗人抛弃，卞和佩带在身上。

有的说：“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有的直截了当，有的又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又平铺直叙；说你在论述大道理吧，讲的又是实际琐碎的事，充满乱七八糟的内容，与儒经比较不相应，与传书相比也不符合，考查司马迁的书也不相称，与扬雄的文章也格格不入。充书文重。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

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他说：“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在本文中，王充阐述了写信《论衡》的宗旨，同时提出其文学创作观。

如“天地合气，成物自生”、“疾虚妄”、“死而精气灭”等重要观点。写文章要公开表白自己的主张，怎么能使文章不遭受别人的谴责和诋毁呢？扑灭火灾和拯救落水者的时候，姿势不能都那么优美，辩论是非的时候，语言也不能都那么巧妙。反对“空为”、“妄为”，以达到“劝善惩恶”的目的；主张文学要华实相符，“文具情显”，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重独创，重个性，反对因袭模仿；主张语言要通欲，口语化，反对故作深奥。

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师旷奏乐，曲调没有不忧雅的；狄牙烹调，菜肴没有味道不佳的。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

孟子以眼珠是否明了来判断贤人，对文章以是否通俗易懂来判断优劣。’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刺于俗，不合于众。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

人脸有七十多个色部，脸如果十分清洁，五色分明，即使是非常微小的颜色变化，都可以察看到，相面的人就可以相准，很少失误。读这些书的人明白道理象瞎子重见光明，听取教诲象聋子的耳朵复聪。这使他的文章更好地发挥“悟俗人”的作用，从而也就更好地贯彻“为世用”和“疾虚妄，求实诚”的精神。

千锺稻谷，糖皮占了一大半；占钱一亿，穿破钱孔的要超一万。所著《讥俗》、《节义》十二篇，《养性书》十六篇，《政务》等，均不传。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则。

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善于优雅的歌曲，在郑国不能激动人心。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

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孔子待坐于鲁哀公，公赐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谓得食序矣，然左右皆掩口而笑，贯俗之日久也。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文章长，争论激烈，虚伪的说法，没有不被指正的。

身体高大，衣服不能太狭小；事情多，文章也不能少。”王充不但以史实驳斥了“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的谬论，而且在写作中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

谓之论道，实事委璅，文给甘酸，谐于经不验，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积累千金，跟百金相比，究竟谁富呢？文多的胜过少的，财富多的超过贫穷的。茂盛的草丛中有许多花瓣，密林中有许多干枯的树枝。

王充的书，分量重。世无一卷，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寡愈贫。

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淡味。观看的人怀着畏惧的心情，即使看到与自己想法不合的内容，也怎么敢指责其中一个字呢？

王充写成书，有的人就将它与古代对照，认为与前人不相类似。

”答道：发议论贵在内容正确不追求语言的华丽，办事情讲究合理而不推崇迎合。唐刘知已曾有言曰：“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精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转滋牴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文字与语言的目的是一致的，为什么还要把写文章的宗旨隐蔽起来呢？狱吏审判案件，法官解决疑点，如果稀里糊涂，难以知晓，与那种分明可知相比，究竟谁是好的官吏呢？口说以分明为好，笔写以通俗为高，公文以明白为良。

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尧、舜的典籍，同辈人不肯看，孔子和墨子的书，同时代的人不肯读。消除华丽虚伪的文风，保存敦厚的本质，矫正流行的不正之风，恢复宓戏时代的淳朴的风俗。

使树不巨而隐，沟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尧、舜犹惑。可使国家转危为安的计谋被老百姓嫌弃，矫正世俗的言论受世俗诋毁。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纷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

所以章学诚就说：“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王充之《论衡》，则效法诸难之文而为之„„”（《文史通义·匡谬》）不过拿《自纪》与上述诸难之文比较，则知王充的运用此体，又自有他的特色在。但是，周围的人都掩口而笔，是由于这种风俗习惯已经很久了。今传《论衡》十三卷，八十五篇，佚一篇，是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

”答曰：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许多小孩，不是同一的父母；不同家庭所生的孩子，不一定相似；自各有不同的禀受，也都有各自的长处。不能自己解脱，所以才著作这本书。

经和传的文章，都是圣蝻说的话，（之所以难懂）是由于古今语言不同，四方的说法不一样。有社会效益的，一百篇也没有害处；没有社会效益的，一章也没有好处。现在（你这本《论衡》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又多又长，还是要受到很多人的谴责和诋毁。

所以文章之类，贵在独创，不务雷同；模拟因袭，则无益于美，有害于真。言金由贵家起，文粪自贱室出。大羹必有淡味，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良工必有不巧。

玉隐藏在石头中间，珍珠藏在鱼肚里，不是专门的玉工珠师，就采不到。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充书形露易观。

各种谷物有不同的味道，吃了都会饱。又善就近取譬，增加文章的通俗性和说服力。但因其对文学艺术之本有缺了解，故其某些论点有失偏颇。

语言上，本文语言通俗，但却不碍其论理之透辟。后人不知道，是世代相距远了，这叫语言不同，不能叫才大。语言简约容易说，文章多了就很难恰当。

《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论衡》就是衡量论说的标准。

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茧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

【译介】

王充痛恨世俗的情绪，著《讥俗》一书。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著之文字。王充的书通俗易懂。

又痛心说慌话的书和低劣的文章，多数不是真实可信的，所以又写了《论衡》一书。其中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文学理论和哲学理论问题。世人没有一卷，我有一百篇，别人留不下一个字，我留有一万言，究竟哪一个是贤者呢？如今不说我的议论不对而笼统地说太多，不说世人不喜欢好文章而说我的作品不被他们领会。

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拔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假使面部很黑，再加上污垢层层覆盖面部，相面的人很难看清，多数相不准。

或难曰：“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典籍要介

《论衡》

《论衡》是中国思想史和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王充自称他的文章是“直露其文，集以俗言”，“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

《论衡》这本书，为什么也是这样通俗呢？莫非是才能极端浅薄，不能写出含蓄深刻的文章来？不然的话，为什么文章写得那么浅显，跟那些经书截然不同呢？”答道：宝玉隐藏的石头中间，珍珠埋藏在鱼的肚里，所以是含蓄隐蔽的。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帝者谷多，王市肩磨。

内容主要阐明其自然观、历史观、认识论。语言简陋，意思深刻；语言华丽，思想肤浅。“答曰：有是言也。

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我的书虽然文章分量重，但讨论的问题上百种。含蓄典雅，思想隐晦，只有赋与颂。

据作者自述，写信的主旨就是“疾虚妄”、“归实诚”。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充书不能纯美。

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这正是我的书不能写得太简略的原因。而且名目清楚了，事情也就自然可以确定了。

”又说：“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如果都是有效益的，那就是多的为上等，少的为下等。瞎了三年的孩子，突然看见父母，不仔细地认识一下，怎么能高兴？路旁的大树，城墙边的长沟，所在的位置很清楚，大家没有不知道的。

究竟谁是谁非呢？谁更可信呢？礼节与世俗相违背，哪一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呢？鲁文公违反祭祖的顺序，有三个人离开。幼好学，遂萌“巨人之志”。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

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到了宝玉从石里剖出，珍珠从鱼肚里挖出的时候，那还是含蓄隐蔽吗？我的文章还没有写在竹简上，还藏在胸中，也像宝玉珍珠隐藏着那样。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

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定。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读异也。或曰：“谓之饰文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

他说：“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你蒙受浮澡的人的名声，就是由于文章写得太多就不好。

口说力求解说明白，使人能够听懂，不追求深奥曲折而难懂。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善雅歌，于劂为人悲；礼舞，于赵为不好。

”答道：果树的养料养了果实就养不了花，人的精力放在修养操行上就不注意修饰辞令。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在文学上，他反对因袭之风，对文贵独创一点从理论上作了出色的论证。

《论衡》文章的风格平易、自然、通俗，但在文采上略有不足。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鱼腹，其犹隐乎？吾文未集于简札之上，藏于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

其论理之充分，观点之鲜明，对后世造成了很大影响。礼仪所用的严肃舞蹈，在赵国不受欢迎。他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如今失实的事那么多，华而不实的言论也多，指明真实，判定是非，辩论的话怎么能简短呢？韩非的书，只有一条宗旨没有别的，却写了几十篇，文章有数万言。一定要想法一样，用词照旧，那么五帝也没有不同的事迹，三王也没有不同的业绩。”这就是说，不同的作者必然写出不同的风格，而千姿百态的风格正可以满足读者多种多样的需要。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如今我的做法其实就象孔子按正确的顺序进食，俗人反对我，也像周围的庸人掩口笑孔子。”主张“文字与言同趋”。

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才出百，而云泰多，盖谓所以出者微，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王充的书不能做到完美无缺，有的人就说：“说话没有可挑剔的语言，下笔没有可挑剔的文字。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

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所以，雄辩的言论没有不爱听的，华丽的文章没有不传抄的。或曰：“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

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有的人说：“口才好的说的话深刻，擅长写作的人写的文章含蓄。又有许多篇，那么，传诵的人领会不了。

辩论是非问题，怎么能不违背常人的想法，违反俗人的听闻？众人的想法是错误的，我不肯顺从，这样才能消除虚假的，保存真实的。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古代太公望，近代董仲舒，所作的书都有一百多篇。

黄河水澎湃，跟许多河流相比，哪一个更大呢？蚕茧又重又厚，称一下出丝的重量，与轻薄的蚕茧相比，究竟哪一种多呢？

【评析】 王充《论衡》一书，采取了自设宾主、反复辩难的形式，《自纪》也不例外。各种酒有不同的气味，饮了都会醉人。经书的文章都是圣贤说的话，博大精深，优美文雅，很难一看就懂。

修改自己的语言力求与别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真情。然其违俗，必遭人毁。三十卷，八十五篇，《招致篇》有录无书。

盖犹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贤者欣颂，愚者逃顿。且名白，事自定也。及出核露，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

《吕氏春秋》、《淮南鸿烈》都悬挂在市门上，观看的人没有对其中任何一个字提出非议。王充（27—约97），字伴任。事多，文章内容丰富，就像水大鱼多。

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其中他对文学方面的卓见远识，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重要地位。美妙的音乐不是一样的声音，听起来都是悦耳的。

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答曰：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且其意深远，耐人咀嚼，不愧大家手笔。

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光复重瞳。孟子相贤，以眸子明瞭者；察文，以义可晓。现在新著的书（指《论衡》既然在讲道理，批评世俗就是不合情理，又不是特别美好的作品，读者不舒服。

如果都要顺从众人的思想，那只能一切照旧，按老规矩办，办要背教条学习，还要辩论干什么？孔子在鲁哀公那里陪坐，鲁哀公赐给孔子桃和黍，孔子先吃黍而后吃桃，可以说知道吃的次序。《淮南》、《吕氏》之不无累害，所由出者，家富官贵也。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

又忧虑从事政治的人，只想统治别人，不得要领，不晓世务，冥思苦想，看不清努力的方向，所以又写了《政务》一书。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斫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

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走+多）明。皇帝居住的首都粮食多。圣贤的才华鸿大，所以他们写的文章语言都与俗人不相通。

有美味食品在这里，俗人不想吃，狄牙喜欢吃。“（《史通·自叙篇》）如此之言，王充在《自纪》也曾有过。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

国都的集市人多拥挤。由于官大，才能把书悬挂在市上，由于家富，才有千金可以作为赏钱。如果文章必须有与前人相雷同的才能称为好的，这就象代替木匠砍伐不伤手的人才能称为技艺高明。说文章应当与前人一样，那也就是说舜的眉毛也应当象尧那样有八种采色，禹的眼睛也应当像舜那样有重瞳。故其强调“夫笔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要发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范文澜说，该书“根据实在的事理系统地全面地将所有‘儒书’（主要是指谶纬）‘道家’（方士神仙术）的种种谬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迷信行为（阴阳五行家各派别的法术），一概予以驳斥”（《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232页）。

一字千金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人家，文如粪土是由于它出自平民之手。当他们说事情的时候，不是追求使人看不懂，才使意思隐藏起来。东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理论家。

王充曾曰：“文由（犹）语也。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灿烂像天文的照耀，通顺像地理的易晓。

根据久远的听闻来传授，有的笔写，有的耳听，在一百年以前的事，流传的时间更久远。户数和人口多，户口簿也不能少。到沼泽地追逐乌龟，顾不上调整自己的步伐；在深渊里捕捉蛟龙的时候，没有时间考虑用哪一只手去捉。

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王充的书与世俗背道而驰。自纪（节选）

【题解】

《自纪》为《论衡》的最后一篇。

文人的追求，各不相同，有的修改辞语使文章巧妙，有的辩论真假来确定事实真相。”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现在你所写的新书（指《论衡》）超过万言，繁琐而不省略，那么，读的人读不完。

通人观览，不能钉铨。以为古代的事，所传的大都是对的，相信入骨。言瞭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是篇留下手。

房屋多，所占的土地就不能太少。所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

有独到见解的话，高水平的人爱不释手，庸俗的人不喜欢。’现在你却说不与世俗相同，所以你的文章违背世俗，不合众人的意愿。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陈辞高亢，斩钉截铁。

秦始皇读韩非的书，感叹说：“我怎么偏偏不能跟这个人生在同一个时代呀！”这说明韩非的文章可以读懂，所以他讲的事情才可以思考。语言的目的在于“明志”，如其晦涩难懂，则“隐闭指意”。感人至深的菱，贤者特别欣赏，而愚者逃避。

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闭隐也。大抵历来能言善辩之士，都喜欢而且善用这种形式，如宋玉《对楚王问》、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班固《答宾戏》之类皆是。如果深奥优雅，必须有老师指教才能学习，就扔在地上了，还怎么会叹息呢？用笔写文章，要使文章通俗易懂是很困难的，不提倡读来难懂却是容易编造的。一百人读了没有可指责的，一千人读了也不感到怪异。然则通人造书，文无瑕秽。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

《淮南鸿烈》和《吕氏春秋》之所以不受指责，是因为它们出自富贵之家。贤圣死以后，大道理也有了分歧，过一段时间，就分道扬镳，各自立门、户，通达的人观看以后，也不能确定真伪是非。这些见解是针对西汉后期以来文学上的严重弊端而发的，具有进步意义，对后世文学批评也有很大影响。

及后博采众流百家之言。文章必定华丽而且美好，语言必定合理而且巧妙。《论衡》者，论之平也。

有的说：“文章提倡简短而思想合理，语言崇尚约省而意思明确，雄辩的人说话扼要明确，文人的辞句短小精悍。在《论衡·自纪》中，王充表现出了其强烈的批判精神。”答曰：夫养实才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

文章不与前人相似，怎么能说是优秀的，称为巧妙的呢？”答道：修饰容貌勉强与别人相似，就失去了自己的形象。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宝贵的物品都是隐藏不露的，至理名言也应当是深沉难测的。

《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答曰：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答道：有这样的说法，内容充实的言论不感到太多，华而不实的文章不感到太少。到了出于胸中展示在外的时候，也像宝玉珍珠暴露那样。

”把批判现实之虚妄，求得道理之衡，作为他撰写《论衡》的宗旨。入泽随龟，不暇调足；深渊捕蛟，不暇定手。纵览全文，充以朴实之笔，塑其文风。

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假使树不大而且长在隐蔽的地方，沟不长又在偏辟处，以这些事来指示给别人，连尧、舜也会感到边惑。今新书既在论譬，说欲为戾，又不美好，于观不快。

世读之者，训古乃下。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

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去官后潜心著述。他说：“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假使树不大而且长在隐蔽的地方，沟不长又在偏辟处，以这些事来指示给别人，连尧、舜也会感到边惑。王充的书，分量重。书虽文重，所论百种。

各种谷物有不同的味道，吃了都会饱。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

究竟谁是谁非呢？谁更可信呢？礼节与世俗相违背，哪一个时代不是这样的呢？鲁文公违反祭祖的顺序，有三个人离开。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孟子以眼珠是否明了来判断贤人，对文章以是否通俗易懂来判断优劣。

尧、舜的典籍，同辈人不肯看，孔子和墨子的书，同时代的人不肯读。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

第三篇：王充名言精选集

1、学士简练于学，成熟于师，身之有益，犹谷成饭，食之生肌腴。

2、一幢房子里最有用的是厕所。

3、人之不学，犹谷未成粟，米未为饭也。

4、精诚所加，金石为亏。

5、胸中不学，犹如手中无钱也。

6、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

7、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行。不能辄行，宜问以发之。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

8、蓬生麻间，不扶自直，白纱入缁，不练自黑，彼蓬之性不直，纱之质不黑，麻扶缁染，使之直黑。夫人之性，犹蓬纱也，在所渐染而善恶变矣。

9、夫学者所以反情治性，尽材成德也。

10、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11、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

12、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之行事未之有也。

13、所谓圣者，须学以圣。

14、寒不累时，则霜不降；温不兼日，则冰不释。

15、凡学问之法，不为［畏］无才，难于距师。

16、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世用，一章无补。

17、学士有文章，犹丝帛之有五色之巧也。

18、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

19、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20、发胸中之思，论世俗之事。

第四篇：王充书铺站读》读后感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伟大的思想家，王充书铺站读》读后感---虞婷婷。他为了彻底弄懂老师讲授的道理，总是把老师引证的材料全部读过。很快，他把大学里的藏书读完了。在课余时间，王充就到洛阳街头的书铺找各种各样没有读过的书读，读后感《王充书铺站读》读后感---虞婷婷》。由于家境贫寒，王充买不起书，只好带上干粮，在书铺里站着读书。为了读一本书，王充常常忘记了吃饭和休息，在书铺里整整站上一天，直到把书读完才高兴地离开。天长日久，他读遍了当时洛阳城所有书铺里的重要书籍。后来，王充写成了《论衡》。我觉得王充非常乐学善思，我们也要像王充一样爱学习。

第五篇：王充读书文言文翻译

东汉思想家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他小的时候就死了父亲，乡里的人都称赞他很孝顺。后来（王充）到了京城，在太学里学习，拜扶风人班彪为师。他喜欢广泛阅读却不死守拘泥他人的观点或语句。他家里贫困没有藏书，经常到洛阳的街市店铺游逛，阅读（别人）所卖的书，看一遍就能背诵记住，这样就通晓了各家各派的言论。以下是王充读书文言文翻译，欢迎阅读。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徒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

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人也。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译文

王充擅长辩论，开始的话好像很诡异，最后却又实在的结论。他认为庸俗的读书人做学问，大多都失去儒家了本质，于是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庆贺、吊丧等礼节，窗户、墙壁都放着刀和笔。写作了《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解释万物的异同，纠正了当时人们疑惑的地方。

刺史（官职名）董勤征聘他为从事（官职名），改任治中（官职名），自己辞职回家。他的朋友同郡人谢夷吾上书推荐王充有才学，汉肃宗特地下诏派遣公车（朝廷征聘贤人特定的车马）去征聘他，因为得病没有去。当时年近七十，体力和脑里都衰弱了，于是写作了《养性书》十六篇，倡导节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汉和帝年号）年间，病死在家中。

（寓意）启示：

《论衡·别通》:「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痈者也。」

多读书，读好书，面要广。

注释：

会稽上虞：古地名，今浙江绍兴一带

孤：少年丧父

徙:迁徙

扶风：古地名，今陕西境内

而:而且

辄:就

遂:因此

肆:集，市集

扶风班彪:扶风人班彪，汉代著名史学家

师事：做……老师

王充：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著有《论衡》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