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王充的教学思想对当今高等学校教学的启示
王充的教学思想对当今高等学校教学的启示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建立在“人贵论”基础之上,肯定了教育能改变人性,人是教育与环境的产物;反对“信师是古”,提倡“多闻博识”;主张“韦弦之教”、“博达疏通”、“学贵专一”等积极有为的教育观念,是我国教育史上的宝贵遗产,值得认真研究和学习借鉴。、关键词:王充;教学思想
王充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贵论”思想基础之上的,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性,可以陶冶人的本性,可以发展人的才能,最终形成“尽材成德”的人格发展目标。王充的教育思想至今对我们现在的教育产生深远影响,在本文中主要突出的写王充的教学思想对我们现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一、王充的教学思想
(一)知识来源——学之乃知,不问不识王充反对生知之说,反对知识的先验论,他认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事情古今是没有的。他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二)教学过程——“见为闻”与“开心意”王充认为教学过程应包括“见为闻”的感性阶段与“开心意”的理性阶段。所谓“见为闻”就是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做,去直接接触客观事物。所谓“开心意”就是说教学中不能停留在“见为闻”的感性认识阶段,王充认为如果只凭耳目只能获得片面的、不完整的或不完全正确的知识,还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提高。
(三)教学效果——“效验”王充的“效验”就是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知识真伪的论证工夫。这就是说,认识和理论必先符合客观事实,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凡是符合实际效果的就是正确的,反之就是错误的。
二、王充的教学方法在现代高等教育教学中的运用
(一)质疑始终是教师和学生学习与进步的主要方式众所周知,问是学生学习,接疑难问题的主要方法,在教学中,学生就会有疑问,那么利用其他时间向老师请教就是学习上课未能听懂知识的最好方法。另外,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会大量的阅读课外知识,会遇到不会的问题,问老师无疑是最快的方法。当然提出疑问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敢于质疑,有质疑才会有创新。另外,现在我们生活在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完全可以发挥网络优势,学生更能自如的学习。所以问、质疑不仅在古代学习中重要,在我们当今的学习和生活中同样重要,或者说更重要。
(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认识过程的第一次能动飞跃,认识的过程还没有完成,必须回到实践,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这是认识的又一次意义更为重大的飞跃。在教学和学习中,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先调查然后再做结论,最后要善于总结经验。
(三)“效验”是教学中重要的环节考试是对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的检查,有课堂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期末论文,学年实习等等。
第二篇:儒家的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模版)
主题:
儒家的教育思想对当今教育的启示。摘要:
儒家的教育思想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其间涌现出数量众多的著名教育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教育思想。当今的中国教育推行的应试教育诟病颇多,在探寻中国教育思想改革的进程中,人们越来越多的将视野从国外转回国内,从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反思当今中国的教育现状,其中以经典的儒家教育思想为主,开始探寻教育改革的方向。
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教育改革、功利教育、人本教育 引言:
儒家思想自确立以来就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教育体制与教育思想。近代西方列强侵入之后,大批仁人志士开始在教育方面寻求富民强国的出路。但近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过后,中国教育现状仍不容乐观。在“西学”遭遇尴尬之时,全社会开始竞相从传统的儒家精髓中寻求灵感。探讨儒家教育思想的精髓与西方现代教育的关系和对当代教育的积极影响。
此外,近些年来随着素质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儒家经典的教育思想越来越被人们所重视,特别是儒家提倡“有教无类”,信奉“人皆可以尧舜”的信条,推行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开始慢慢被采用。
本文分为儒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儒家教育思想给我们带来的启示两大部分,结合当前教育现状,进行初步的探讨,向读者展现儒家的人本教育,为当今的教育提供一些新的发展建议。
正文:
曾经,儒家经典是中国精英教育的核心教学内容,它为中国古代社会培养了最核心的人才队伍,这群佼佼者成为了权和利的掌控者。但在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这群精英人群开始了对传统教育深切的反思,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自此之后,每场教育变革的重点便是摒弃“腐朽”的儒家思想,教育改革从中体西用逐渐开始全盘西化。
进入21世纪后,中国人仍在教育改革的大道上埋头努力,由于我们的教育理论长期以来受西方国家的影响较大,却一直没能正确处理对外吸收与立足本土的关系,把祖国优良的教育思想、教育传统和现代教育结合起来,使得大批的教育改革者在教育现代化的路上越走越远。那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教育模式似乎已经成为空想。此时重拾儒家经典的呼声变得越来越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儒家的教育思想以及儒家在中国古代教育的影响进行新的思索,在传统精髓中寻找前行的指引。
(一)、儒家的教育思想特点:
笔者认为,儒家的教育思想集中起来可以归纳为一点,即人本思想。例如:“为人由己,而由人乎哉”、“涂之人可以为禹”等,特别强调人的作用和教育的作用,对于学生“有教无类”,相信通过教育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而具体体现在以下几点:
1、有教无类,诲人不倦
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最光辉的思想,应该是“有教无类”。孔子从三十岁左右开始,便打破历史的陈规,创办私学,明确提出“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的思想。他认为,凡人都可以接受教育而从善,应该一视同仁地对他们进行教育,教育不能被贵族所垄断。这一教育思想地提出,开创了文化下移和普及教育地新道路,是中国教育史上划时代的革命创举,也是人类教育史上一项很有革命意义的突破。孔子所创设的私学,也成了中国教育史上与“学在官府”相对的“学移民间”的划时代的标志。
2、因材施教,循循善诱
在教育教学方面,孔子有许多发明创造。其中有些创见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来看,也仍不失其真理的意义。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就是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之一。由于孔子在教育方针上主张“有教无类”,在招收学生时也做到来者不拘,这样,学生之间,在年龄、性格、爱好、智力、能力、品德、知识基础、学习态度以及意志力等方面都有很大不同,但都能学习各有成就。
3、学思并重,传习结合
孔子“教”和“学”理解为一个整体,主张“教”、“学”并重。他不仅总结出了一系列教育原则和教学方法,而且还提出了一些学习原则和学习方法。学思并重,传习结合便是其中重要内容。孔子讲的习,则是学习过程中掌握知识,获得能力的一个过程,是教育的一个环节。
所谓传习结合,对于教学过程来说,就是把传授和练习相结合;对于学生而言,就是要把接受知识和练习、实习相结合。要获得知识,必须通过学习;要巩固知识并实际应用,只有通过时时复习和演习,从复习旧知识中推衍出新知识,扩大知识面,内心感受获得新知识的喜悦。只有通过复习和实践,才能使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
学习不仅仅使要掌握书本知识,提高教育质量不仅仅使要学好文化课,还要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
孔子在2500年前已明确提出了教学内容应包括德、智、体、美四个方面,并且应以德育为基础,把德育放在首位,这种教育思想至今仍有重要德现实指导意义。
(二)、儒家教育思想对当前教育的启示
1、启发式教学。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这是孔子对启发式教学的精辟阐述。孔子认为启发诱导学生思考问题也要看火候,不到想求通又无法弄通的地步,不去开导他;不到想说出又说不出来的地步,不去启发他;举一例不能类推出其它几例就不要再教下去了。“启发”一词即来源于此,启发式教学也来源于此。
学习的主动权必须交给学生,目的是发展学生的思维,使其学会举一反三;教师在教育活动中只起主导作用,即对学生有目的地引导和及时启发。孔子在教育实践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历两千余年而不失其现实意义。
在当今的课堂教学中,“满堂灌”现象还没有完全根绝,“满堂问”的所谓“启发式”又应运而生。我们领会和学习孔子的启发式教育思想,要像孔子那样注重学生的主动学习,启发诱导,而不越俎代庖,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使教育更加符合教育规律。
2、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关键是对学生有深刻而全面的了解,准确地掌握学生各方面的特点,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孔子十分注重观察、研究学生。正是由于对学生的充分了解,所以孔子的教育和教学就能够根据学生的实际水平和个性特点来进行。例如,同样问“仁”、问“孝”、问“政”,孔子的回答往往是难易、深浅、详略、繁简各不相同。如樊迟和颜回都问“仁”,孔子回答樊迟是“爱人”,回答颜回却是“克己复礼为仁”。
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了解学生的认识水平,观察研究学生,是教育所必须的。
3、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教学。
学习是一件愉快的事,这主要来自于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孔子善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总是巧妙地把学生带入一个个引人入胜的境地,使他们感到美不胜收,学起来轻松愉快,“欲罢不能”(《子罕》)。
孔子善于从正面表扬学生、激励学生。据统计,《论语》中关于孔子对学生的表扬有二十处,批评只有寥寥几处,说明孔子擅长运用表扬为主的教育方法。即使批评学生,也总是善意的,从不伤害学生的自尊心。因此,孔子的学生总是爱学习,学习起来有积极性,并乐此不疲。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发扬民主,热爱学生,建立平等融洽的师生关系,多肯定、多表扬、创设轻松、愉悦、和谐的教学情境和氛围,从而使教育活动生动活泼,达到最佳教育效果。在教学实践中,应该通过兴趣、期望、竞争、评价、情境等有效激励方式,激活学生的内在动力,发自内心地保护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达到使学生积极探索、勇于创新的目的。
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原则在很多方面与现代教育理论是相符的。儒家思想及儒家教育理论理应成为我们现代教育的宝贵借鉴。在现代化教育发展的坎坷征途中,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吸收外来教育的精髓,同时不忘在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中国教育思想中提取精华,实现中国教育的真正现代化和科学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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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郭齐勇。儒家文化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第三篇:董仲舒和王充的思想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政治哲学思想董仲舒
(公元前179一公元前104年)。广川(在今河北省景县境内)人,是汉代最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被称为“汉代孔子”。他对《公羊春秋》与《易经》有特别的研究,学识渊博。汉景帝时,被选任为博士,但因景帝崇尚黄老之术,故其主要活动是收徒讲学.“下帷讲诵”。武帝时命各地推荐贤良方正之L以备咨询.连对三策,内容是关于天人关系的.故称《天人三策》(或称《举贤良对策》)。汉武帝对他的建议十分赞许。对策后.先后担任汀都易王刘非、胶西王刘端的国相,晚年致仕在家,专心从事写作与讲学。但朝廷有大事,仍常派人向他请教。死后葬于京师长安西郊。有一次武帝经过他的墓地,特下马致意,所以他的墓地又名为“下马陵”。
他的著作流传至今的只有《春秋繁露》一书以及《汉书·董仲舒传》中的《天人三策》。
董仲舒用公羊春秋的微言大义来改造先秦儒学,并容纳刑名法术、道、墨、阴阳家思想,以天人关系问题为中心,建立了一套新的儒学。其要点如下。
(一)天人感应与君权神授
董仲舒所要做的就是为当时政治、社会新秩序提供理论的根据。照他的说法,由于人是天的一部分,所以人的行为的根据,一定要在天的行为中寻找。他采用了阴阳家的思想,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从这个前提出发,他把主要来源于阴阳家的形上学的根据与主要是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结合起来。
董仲舒认为人类社会组织是天安排的,无论在肉体或精神方面,人都是天的副本。他说天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的形体以及精神上的各种表征,完全跟天相同,以此为依据,他提出了“天人感应”论,即天人之间相互感应。他宣称“天”是有人格、有意志的至高无上的神,能创造和安排万物和人类,并进行严格的赏罚。皇帝是神的首脑的显现,是天的儿子,是天派下来统治万民、“替天行道”的,是唯一合法执行“天意”的人,其他三公、九卿、元士是神的耳目口鼻手足各部分的体现,是派来协助皇帝的,要服从“天意”,就要服从皇帝。在他看来,代天而治民的君主,其行为的好坏,能直接地影响到天。如果君主施行仁政,上天就会降下“符瑞”或“祥瑞”现象,以示天的奖励或授命;如果君主施行暴政,上天就会降下灾异现象,以示“谴告”,而这种谴告也是天对君主的爱护与挽救。但董仲舒也认为,民只有通过假借“天”才能制约君。也就是说,民只有假借“天”威,规谏皇帝不要过分残暴,以免受到天谴。
董仲舒建立了君权神授的学说,从神学上证明了君权高于一切,统治和教化的权力都要集中到皇帝手里,使王权和封建中央集权制度神圣化、绝对化。
(二)王道三纲与阳尊阴卑
董仲舒认为“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五行”来表现的。其准则是“阳贵而阴贱”、“亲阳而疏阴”,他用这套理论来说明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如君、父、夫属阳,臣、子、妻属阴,是配合君、父、夫的存在而存在的,要绝对服从,他继承了孔子、苟子的正名思想,又吸收了韩非的思想,概括并发展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为“三纲”,“仁、义、礼、智、信”为“五常”。所谓“纲”,即纲领、主宰。五常是三纲的调整和补充,“常”有不变的意思,五常是儒家所讲的五种不变的德性。
他还进一步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认为“三纲”来源于“天”,其目的是从理论上确证专制君主的绝对权威和君臣父子的严格的统治秩序,这就把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结合起来了,被毛泽东称为“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三)任德教与奉天法古
董仲舒还利用天道“阳尊阴卑”的思想,为儒家的“德治”找到了“天意”的根据。他认为,任德教也是“天意”.因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他认为“德教”可以收到“严刑峻法”
收不到的效果。但是他也不反对“刑”,不过他是把刑作为“德教”的辅助手段的。他说:“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其事异域,其用一也。”
他认为封建统治秩序是万世不变的、绝对的。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道出于天,又万古不变。从这个思想出发,他提出了“奉天法古”的主张,“奉天”是为了“奉道”;“法古”是为了“法道”。“奉天”强调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神圣性,而“法古”强调的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永恒性。法古也是“天意”。这是董仲舒总结了秦亡的教训,把先秦儒家一贯强调的“仁政”、“德治”提升和放大到宇宙论的高度。
总之,董仲舒的新儒学大大不同于先秦的儒学,使儒学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他不但总结、吸收、包容了道、墨、法、阴阳五行各家,而且日渐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把先秦儒家的思想与阴阳五行家的学说具体地配置安排起来,从而使儒家的伦理政治纲领有一个系统论的宇宙图式作为基石,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成为新社会和新王朝制定统治秩序的先进理论,这是董仲舒思想中顺应历史发展要求的积极的一面。
然而董仲舒的思想中具有神秘化特色,成为神学目的论,他力图用神学思想来消融各种自然科学知识.违反了人们对自然的科学认识,而他强调的“三纲五常”,随着封建社会的日益发展,其保守、消极作用也越来越明显。
二、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
汉初所实行的无为政治虽然给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却产生了种种社会矛盾,对于统治者来说,奉行什么样的政策,必须有所抉择。汉武帝于是广征天下人才,以“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为题策问贤良,董仲舒为了适应政治需要,以儒家学说为理论基础,广采《诗》、《书》、《易》、《春秋》之义,引用孔子的言论和事迹达19处之多,其宗旨在于“更化”。董仲舒呼吁统治者改弦更张,实现指导思想和政策的根本转变,以儒家的“德教”作为治国之道。他在对策中反复强调要“任德教”,教化必由贤才来实施。董仲舒没有停留在笼统赞颂古圣王尚贤明德上,而是为汉王朝设计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具体方案。
第一,兴设学校“养士”,改革选士制度。为了培养和选拔精通儒经并能“尊王明伦”的治术人才,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开创太学培养贤士和进行教化工作,他说:“夫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缘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然而设学养士的人数有限,且培养周期较长,因此董仲舒又提出选士的办法,即建议各级官员重视发现、推荐和选拔社会上既有的人才。“臣愚
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所贡贤者有赏,所贡不肖者有罚,夫如是,诸侯、吏、二千石皆尽心于求贤,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为功,实试贤能为上,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则廉耻殊路,贤不肖异处矣。”他的意见是让诸侯、郡守、二千石各自选择他们的官吏和人民中的贤人,所选拔的人如属贤才就有赏,所选的人不肖的就有罚。这样,诸侯、吏、二千石就尽心求找贤才了,天下有才能的士人就可以给予官职加以任用了。董仲舒把培养人才与选拔人才结合起来统一考虑,认为这样才可遍得天下的贤才,而且注意到在实践中考察人才的贤德与才能,然后“量材而受官,录德而定位”.不“以日月为功”,这是有远见的认识。
第二,兴教化,正万民。董仲舒继承儒家传统,非常重视国家教民的事业,他认为王者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德治和教化:“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义.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他将国家治乱归之于礼乐教化的实施与否。认为王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实行教化,以达到“变
民风”、“化民俗”的目的。他还说:“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可见董仲舒十分重视教化工作,把教化民众当作各级行政官员的重要职责。
第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统制思想。董仲舒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把“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的先秦儒学加以改造,并利用《春秋》经文简单隐晦、便于穿凿的特点,对其中的“大一统”思想加以发挥,他提出的“独尊儒术”的主张,改变了汉初黄老“无为”之计而行“有为”之术,适合了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和巩固封建制度一统天下的趋势,因此被汉武帝所采纳.作为汉王朝统一的政治指导思想和文教政策的主旨。这一文教政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在培养通经致用的儒学治术人才,用“三纲五常”维系人心,以确保汉王朝的长久安宁。总之,董仲舒关于文教政策的思想是他最重要的教育思想,它不仅对汉代的文教政策,而且对整个封建社会各个朝代的文教政策,都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
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董仲舒继承了先秦儒家通过人的本性来说明教育的重要性和
必要性的思想。在人性论问题上,他调和孟苟的“性善”论和“性恶”论,认为人性是“天”创造人类时所赋予的一种先验的素质.这种素质具有善的可能性,也具有恶的可能性。他说:“性者,天质之朴也。”人的这种质,包括性和情。由性而有仁,由情而有贪。性相当于天的阳,情相当于天的阴。故“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这就是说,天有阴阳,故人性中亦有善与恶的要素。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说,他说:“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米与善,人之继天而成于外也。非在天所为之内也。天所为,有所至于止。止之内谓之天,止之外谓之王教。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在这里,董仲舒运用了“可能”与“现实”这一对范畴。“现实”必须以“可能”为前提,然而,“可能”并不就是“现实”,也不一定能成为“现实”。要使性成善,由“可能”变为“现实”,须通过人为的教育活动,才能使之进而为善。故日:“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既然人们的性有待于外加的教育才能为善,则善当属于教育的范畴,而不当属于性的范畴。他认为教育不但可以防止恶性,培养善性,而且还可以把人培养成任何类型的人。董仲舒认为教化“为善”的工作应由帝王来进行,这是上天给予帝王的责任。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把人性分为三品,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
人之性为上品。是天生的“过善”之性,是其他人先天不可能、后天又不可及的,指的是统治阶级最上层的比较少数的一些人,如帝王、周公、孔子一类人物,斗筲之性为下品,他认为下品无善质,近于禽兽,教化是无用的,只能采用刑法对付他们。“中民之性”代表万民之性,有善质而未能善,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即待圣王教化后方能成“善”,但却不可能成为圣人,他们是主要的教育对象。“性三品”说,进一步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同时,也为皇权的神圣化、专制统治绝对化以及社会各等级的构成寻找理论根据。韩愈及宋明理学家均继承、发展了这一学说。
四、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
(一)道德根源
董仲舒把封建道德和封建秩序都说成是人性生来就固有的,是上天赋予的。“人受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他把道德的来源推到抽象的人性上,再从人性归到天命上,这样就使封建道德神圣化,成为超阶级的普遍的东西。
(二)道德教育内容
董仲舒认为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及其相应的忠、孝、仁、义等都出于“天意”,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仁、义、礼、智、信”为五常,是调整和补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规范。
与先秦儒家一样,董仲舒特别强调“仁”与“义”,并把它们作为道德的善恶标准,他认为道德教育的总原则是“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实质上是要求臣民重义轻利,不要追求物质利益、计较个人得失,以牺牲个人利益来服从统治者的利益。剖析董仲舒这一思想之意思,凡处事应以正义、明道为行为动机及准则,而不应考虑功利得失。他在考察历史人物时,往往只注意其志向,认为只要志向正确,即使结果不理想,甚至走向反面,也不应受到谴责,相反,如果动机恶劣,即使意外地出现好的结果,也应受到谴责。
(三)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第一,“以仁安人,以义止我”。这是教导人们修己待人的态度,要求养成严于责己和宽以待人的德行。他说:“《春秋》之所治,人与我也。所以治人与我者,仁与义也。以仁安人,以义正我。故仁之为言人也,义之为言我也。”仁侧重于人际关系,提倡宽和,义侧重于个人的行为规范,提倡行为要正直。具体来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小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人人要攻自己的恶,不要攻别人的恶,要自责不要责人。
第二,强勉行道。要求人们道德修养不只停于认识上,应表现于行为上,他说:“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奋起努力进行道德修养,德行就一天比一天好,而且越发成功。其方法有
“从少成多,积小致巨”、“集善累德”等。
第三,明于性情。他认为在道德教育中,必须重视道德情感的培养,“引其天性之所好,而压其情之所憎者”。即要诱发其天性中美好的东西,抑制其所憎恶的东西。
第四,必仁且知。他认为德育、智育应结合起来,“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他提出了仁者不智与智者不仁的片面性,从而提出既要强调德育又必须德智相辅的方法。
五、关于知识和教学的思想
(一)知识来源与教学内容
董仲舒重视教学,但他的教学思想也主要围绕德育来论述,他说:“君子不学,不成其德”,也即教学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德行。他认为,人的知识是经过“内视反听”的内省过程得来的,“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只有圣王才有可能“发天意”,“承天意”,因此人们学习的内容就应该是他们所制作的诗、书、礼、乐等经籍,从“独尊儒术”的思想出发,他所提出的教学内容也完全儒学化了,他认为:“《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至于鸟兽草木等自然知识是不应该学习的。他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义而理之。”这与孔子要求人们“多识鸟兽草木之名”的态度不同。
(二)教学原则方法
第一,论教师的圣化。董仲舒认为:“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他要求教师尊重育才之道,对学生进行教育要适时、适量、适度.监督而不使之紧张,查考而不使之烦苦,这就是教师的“圣化”原则。在这里。董仲舒指明r教师的教书育人的职责,要求教师充分发挥学生的才能,提出教学的可接受性、启发性原则,这些都是合乎教学规律的有价值的见解。
第二,节博合宜。把握节与博的关系,是儒家经学传授和研究的需要,也是论述治学原则、方法方面的重要问题,董仲舒以《春秋》经为例加以说明。《春秋》涉及两个半世纪的历史,其人物、事件庞杂,制度变化剧烈,故他提倡“博贯”,认为这是学习《春秋》经的必要条件,但又认为学习不能“太博”,要有节,也即在研究《春秋》时,不是一般的掌握史实,而要求其含义,他尤其重视“春秋笔法”的掌握,掌握之,便可触类旁通。如书中记载国君被杀,用词不一,用“弑”表示谴责,而用“杀”,则表示赞成,这就是“春秋笔法”的应用。但他又不赞成“太节”,认为“太节则知暗,太博则业厌”,都会给学习带来损失,正确的态度应是两者者,必须静其形„„形静而志虚者,精气之所趋也。”学习时头脑一定要冷静,排除杂念,虚心以求,才能达到致精的程度。
思考题:
1.试述董仲舒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2.董仲舒提出了哪些道德教育和教学原则方法?
第六节王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哲学思想
王充(约公元27—100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是东汉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终生不与时苟合,充满战斗的批判精神,就在批判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的著作很多,《讥俗》、《政务》、《养性》等已失散,现存的只有《论衡》一书。王充所处的时代,是汉代实行“独尊儒术”政策达百年之后,儒家思想已逐渐偶像化,并建立了天人感应、谶纬迷信的宗教神学体系。董仲舒所创立的新儒家学说逐渐与“谶纬”迷信学说结合起来。“谶”是“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在汉代,为了把孔子扮成一位大圣人,儒家也曾用谶语附
会经义,将孔子说成是一位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通天教主。方士为了做官,大批挤进了儒家的行列。儒家方士化,方士儒家化,使汉儒的成分更加复杂。“纬”使用迷信观点来解释经书,因为经书文字不能随便改动,“纬”则假托天意,把经典神学化,故意不讲作者姓名,说成是神的启示,其实一些“纬书”是巫师、方士臆造的一种言论。“谶”与“纬”的统一,孔子被赋予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成为禁锢士人头脑、麻痹广大人民的“神”。在这种思想影响下的学校教育,充满了迷信、烦琐的教条主义,学术思想日趋僵化,士人一生精力消耗于对章句的注疏诵读上,学校和实际生活完全脱节。结合,循序渐进,这种思想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第三,专一虚静。关于专一.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关于虚静,他说:“夫欲致精
正当封建统治者大兴谶纬迷信的时候,王充高举“疾虚妄”的旗帜,对谶纬迷信进行了批判与驳斥。他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一)“天自然无为”
王充认为天和地都是无意志的自然的物质实体,宇宙万物的运动变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无为的结果。他认为万物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生物
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体力的强弱、气势的优劣不同,并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么有意志、主祸福的人格神。
(二)“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认为人足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产物。人的自然属性与其他万物并没有区别。“夫人,物也。虽贵为王侯,性不异于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禀受天地元气而成的,这样就割断了天人的联系.发扬了苟子的“明于天人之分”的思想。他还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天根本不可能对人的行为进行赏罚,他认为社会的政治、道德与自然界的灾异无关,所谓“天人感应”的说法只是人们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拟天的结果。他不承认神的意志的存在,认为一切自然灾异变怪,是“气”运动变化的结果,与社会人事毫不相干,也不是神的暗示。
(三)神灭无鬼
王充也批判了认为人死后为鬼能害人的说法。他认为人有生即有死。人之所以能生,是由于他有精气血脉.而“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他继承了桓谭“以烛火喻形神”的思想,认为人死犹如火灭,火灭如何还能有光?王充对于人的精神现象给予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从而否定了鬼神的存在,这样他又在另一个角度上揭穿了“天人感应”的虚妄。他的这一一思想为后代唯物主义者如范缜等人所继承和发
展。
(四)今胜于古
王充反埘“奉天法占”的思想,认为古人与今人相“齐”,今人与古人气禀相同,占今不异.没有根据说古人总是胜于今人。没有理由颂古非今。他认为汉代比过去进步,因为汉在“百代之上”。“汉在后”。一代比一代进步,认为历史是后代超过前代的。这种见解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不同的。
虽然王充的思想中也有局限,如忽视了人对自然界的主观能动作用,甚至还有严重的机械决定论的缺点,但他在儒学和神学、谶纬迷信相结合的时期,敢于宣布世界是物质的,敢于宣布没有鬼神的存在,敢于向孔孟权威挑战,这种思想与勇气,在历史上起到了先驱者的作用。
二、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的批判东汉时期,儒学与神学、谶纬迷信的结合,腐蚀了学校教育,僵化了学术思想,王充对这种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一)反对“信师师古”。主张“极问”
王充首先批判了学校里盲目迷信的恶劣学风。他说:“世儒学者好信师而师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认为当代儒者总是喜欢迷信老师并崇拜古人,而不知道去辩驳和问难,这是一种盲目迷信的恶习。为了反对这种盲目迷信的习气,为了辨明是非,他写了《问孔》、《刺孟》等文章,大胆地向孔孟
问难。他说:“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并具体地指出了孔子之徒不能“极问”和孟子某些思想的模糊与混乱之处。所有这些不仅对于打破盲目迷信孔孟权威、揭露神学谶纬的虚妄有重大作用,而且他从正面提出了“极问”、“问难”、反对“信师师古”等积极主张,是对师生关系、古今关系上的一种有益的探索。这对于扫除东汉教育上的迷信、烦琐、僵化之风,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二)反对“记诵章句”。主张“贵通”
王充对当时教育上只拘一经、或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风气也作了深刻的批判。他认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指出这种教育培养出的人,只知念书背诵,只不过具有鹦鹉学舌的本领罢了。他指责当时有的儒者,既不知古,也不知今。他说:“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只知古而不知今,头脑昏沉;只知今而不知古,如同盲人。有的儒生虽“能说一经”,但“不好广观”,“守隅不览”,实际上变成“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的“目盲”、“耳聋”、“鼻痈”的人。这种人不注意实际事功,不能承担繁杂的工作。王充尖锐地指出当时学校严重脱离实际,学用相违,只能培养一些无用之徒。他主张人才应该“贵通”,应该成为“博览古今”、学用结合,能“精思诸问,连结篇章”地“兴论立说”者。他的这种积极主张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少见的。
三、关于教育作用及培养目标的思想
(一)“在化不在性”——重视教育作用
王充重视教育对于人性发展的作用。他把人性分为三种:一是生来就善的人,是中人以上的人;二是生来就恶的人,是中人以下的人;三是无善无恶或善恶相混的人,是中人。他认为人性之所以有贤愚善恶不是天意的原因,而是由自然因素影响而成的。由于人在受胎时,所禀受的天性有厚有薄,“禀气有厚薄,故性有善恶也”。他认为禀气厚薄决定人性的善恶,这是一种朴素的自然人性论的观点。
他认为生来就善或生来就恶的人是很少的,绝大多数是中人,中人之性则可通过教育使之定型。“夫中人之性,在所习焉。习善而为善,习恶而为恶也。”而且即使生来就恶的人,也可以通过教育使之变为善。可见王充肯定人性的可变性,人性善可变恶,人性恶亦可变善,对于人的发展而言,主要的是教育而不在于本性,如他说:“在化不在性”,“在于教,不独在性”,“善则养育劝率,无令近恶,近恶则辅保禁防,令渐于善。”意思是说:本来善的,要培养劝导使他不接近恶,不受恶的影响;如已发现有作恶的倾向,则须疏导防止,使他逐渐转变为善。王充认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性可教而为善,只要有适当的教育,天下无不可教育之人。
王充认为环境对人的影响极大。他打比喻说:“蓬生麻间,不
扶而直;白纱入缁,不练而黑。”认为人的本性也如同麻蒿、白纱一样,由于渍染的不同,质性就会变异,这也就是说,由于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人性有了善恶的区别。
虽然王充把人性分为天生的三等,但他肯定教育对人性形成发展的作用,却是正确的。一方面他论证了人性可以改变,善可以变得更善,恶的也可以变善,说明了教育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他又从许多具体的事实说明了教育的实际功效,从而说明了教育的必要性,肯定了“教训之功而渐渍之力”的作用。
(二)“鸿儒”——理想的培养目标
在考察现实社会人才的基础上,王充提出了培养理想人才的教育目标,他把当时的知识分子分成四个级别:“夫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者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着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故儒生过俗人,通人胜儒生,文人腧通人,鸿儒超文人。”第一为“儒生”,仅有局部知识,只比俗人稍微高明一点,既没有“尽才”,又不能“成德”。第二是“通人”,能博览古今,融会贯通。第三是“文人”,能掌握各种丰富的知识,并从事政治工作。第四是“鸿儒”,不仅遍读群书,而且“精思着文,连结篇章”、“兴论立说”,具有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能力,在系统掌握现存知识的基础上,不受前人思想的束缚,能提出新的理论和学说,创新知识。他认为“儒生”是不受社会所欢迎的,他也不满足于培养“通人”和“文人”,而主张培养“鸿儒”,把“鸿儒”当作理想的培养目标,可见王充是把培养杰出的学术人才作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是首次提出教育应培养创造性的学术理论人才。
四、教学思想
王充认为,人与动物的本质不同,在于人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他总结了先秦时期一些唯物主义思想,并加以发挥,提出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表现在教学思想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知识来源——“学之乃知,不问不识”
王充反对生知之说,反对知识的先验论。他说:“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他反对那种认为圣人能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说法,认为“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人的天才条件虽有不同,但要知道事情、认识世界却是由于学习;只有学习了才能知道,不询问不能明白。
王充重视知识的力量,认为有知识就有力量,“人有知学,则有力矣”。他还列举了春秋战国时代“士”的作用来说明知识和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这已经包含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当然王充的“力”更多的是指对人类社会的控制力,在筋骨之力和知识之力之间,王充更重视知识的力量,“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荣也”。所谓“仁义之力”便是指道德和知识的力量。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人之学问,知能成就,犹骨象玉石,切磋琢磨也。”东汉时期的王充就有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认
识,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二)教学过程——“见闻为”与“开心意”
王充认为教学过程包括“见闻为”与“开心意”两个阶段。所谓“见闻为”即感性认识。就是说,教学中首先要依靠耳闻、目见、口问、手做,去直接接触客观事物。王充说:“须任耳目,以定情实。”须经过耳目感官来确定实际情况。反之,“如无闻见,则无所状”。这个“状”,指的就是依靠自己所闻所见获得的感性认识在脑子里的反映。“状”,有描写、复写的意思,即感官在接触外界事物时产生的感觉和印象。王充认为这是认识的最根本的条件,圣人也逃脱不了,所以他说:“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不与外界事物相接触,不目见、耳闻、口问、手为,就不能学得知识。
所谓“开心意”即理性认识。王充认为如果只凭耳目,只能得到片面的、不完整的或不完全正确的知识,所以还必须把感性认识加以深化提高。他说:“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即要求开动脑筋,进行理性思考。他曾批评过墨子过于强调感性经验,过于相信所谓“百姓耳目之实”的错觉迷信,并进而承认鬼神的存在。王充认为只有用理性的认识加以审查,才能分清是非,判定真假,“订其真伪,辨其虚实。”总之,他强调一定要通过内心的思考,仅凭耳目见闻是靠不住的。
(三)教学效果——“效验”
“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的标准是什么呢?王充说:“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所谓“有效”,就是与事实相符合;所谓“有证”,就是要有确实的证据。王充很重视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知识真伪的功夫。他说:“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这就是说,必须通过实际效果来检验,凡是符合事实效果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违背事实效果的思想理论,即使说得再好听,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的。“效验”的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即引用实际事物来证实他的言论行动,这就是他注重“效验”的教学方法论。
根据以上观点,再联系到他在批判经学教育中那些反对迷信教条、倡导独立思考的见解,可以看到王充把教学当作一种不为任何传统所束缚的生动的有创造性的客观过程。这也是对经学教学中的先验主义和烦琐迷信的批判。当然,由于王充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上还是朴素的、直观的,因而他的教学思想也还是有局限性的。因为他还不大了解实践在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不能解决认识论中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所以他有时片面地强调感性认识,有时又过分推崇书本知识。而且他提出的“引物事以验其言行”的命题,虽然确定了检验知识的客观标准问题,然而他所说的事物,大多数是一些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还不能说是人们在实践活动中所证实了的客观真理。
总的说来,王充教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知识来源上看,他反对“生知”,主张“学知”;二是从教学过程上看,他认为教学过程应包括“见闻为”的感性认识和“开心意”的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三是从教学效果上看,他注重“效验”,强调以实际效果来检验知识的真伪。这也就是王充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主要贡献。
思考题:
1.试述王充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的批判。2.简论王充的教学思想。
第四篇:叶圣陶阅读教学观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启示
叶圣陶阅读教学观对当今语文教学的启示
【内容摘要】:
叶圣陶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文家、教育家,为我国现代教育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一生中的著作极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关于教育关于语文的论述。叶圣陶在语文教育方面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对于今天我们的语文教学方面仍有着重大的影响,其中的阅读教学观就是一个。叶圣陶先生的阅读教学观没有专门的论述,只能在他的文章中零星地显现,然而就是这零星地显现,对于今天的我们都有切实的帮助,特别是对语文阅读教学乃至对于写作教学都有着巨大的不可估量指导作用。我们要以叶老的阅读教学观为理论指导,切实地解决当今语文教学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关 键 词】:叶圣陶 阅读教学观 阅读 写作
叶圣陶(1894—1988),名绍君,字秉臣,后改字圣陶。我国教育家、作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生于苏州城内悬桥巷的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就受到很严格的家庭教育。1906年,叶圣陶考入苏州第一所洋学堂——元吴公立高等小学,一年后就越级考入新创办的苏州公立第一中学堂。由于家境贫寒,不能升学,1911年冬叶圣陶中学毕业,经人介绍到苏州中区第三初等小学任教,开始了他漫长的教育生涯。他先后在上海尚公小学、中国公学中学部、杭州第一师范、北京大学、上海立达中学、重庆中央国立戏剧学院、复旦大学、武汉大学、光华大学、华西大学等校任教,其教学活动层次之多,涉足之广,在我国现代教育家之中是很少见的。
叶老在他一生的漫长岁月里,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撰写了有关语文教育问题的书简、论文和专著达数百万字。他一生致力于语文教学改革,为弘扬我国传统教育的成功经验,探索现代教育的改革,以及对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科学化、系统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形成了他自己完整的、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赢得了广大教师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赞扬。叶老的阅读教学观在他的众多理论中独树一帜,对于革除当今语文教学的弊端有着高度的借鉴和启示作用,是语文教育改革的理论依据,对解决当今语文教育中依然存在着各式各样的问题有着巨大的帮助。
1.叶圣陶的阅读教学观
叶圣陶主张阅读与写作并重,他将阅读提升到与写作同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阅读是写作的基础,但并不是全为写作服务的,阅读本身自有其重要性。同时,他指出阅读教学再也不能继续搞注入式的逐句讲解了,学生要尽量靠自己的能力进行阅读,教师要通过对精读、略读和自由阅读的指导,使学生养成读书习惯,提高自身的阅读能力,避免逐句讲解带来的弊端,最后达到不待教师指导而自能阅读的理想境界。
阅读与写作并重是叶圣陶的一大贡献。在叶老的教育思想中曾多次提出阅读与写作是国文教学的两大目标。他在1932年发表的《国文科之目的》一文中就曾指出,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 自古至今人们都重写作轻阅读,以能写出一手好文章为终极目标,然而正是这种重写作、轻阅读的观念严重影响了我国的阅读教学。“一说到学生国文程度,其意等于说学生写作程度,至于与写作程度同等重要的阅读程度往往是忽略了的。” 叶圣陶认为阅读和写作是两项既有密切联系又相对独立的技能。阅读是学习写作理论、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的重要方面,但阅读并不是全为写作服务的。叶圣陶明确指出:“若谓阅读教学纯为作文教学服务,则偏而不全矣。”“所谓阅读教学,本身自有其重要性,并非作文教学之辅。”
“阅读教学自有其重要性”。但是,在当今我国阅读教学中,广泛的存在着一种错误倾向,就是阅读教学要靠教师的逐句讲解,尤其是对于古文,很多时候教师逐句的翻译课文句子就是教学的全部课程了。过去和现在、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逐句讲解是有很多弊端的,很多时候教师都是劳而无功,事倍功半的。叶圣陶一直都在呼吁摒弃这种陈旧的、落后的教学方法。叶老认为:“教书逐句讲解,是从前书塾里的老法子。讲完了,学生自去诵读;以后是学生背诵,还讲,这就完成了教学的一个单元。”4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逐句讲解目前是普遍存在的,这是有原因的,因为逐句讲解是最省力的法子。如果忽略了学生的感受,把学生当作无知的、不会思考的、需要灌输知识、除了教师讲解就无法获得知识的个体,这种方法有时是很有成效的。目前我国语文课堂上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都不高,不可否认,这与逐句讲解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叶老对这种逐句讲解深恶痛绝。他说:“我们也是从课室里坐过来的,所遇的教师也大半是只知讲演不知其他的人物„„一天总得听五时六时的讲演,这种倦怠深入骨髓,踢一场球,赛几回跑,是万万抵销不过来的;所以一听见某先生缺席,大家不由得拍手了。这种经验为现在一般青年所同具。试问在默默地听讲之中青年的生命被戕贼到何等的地步?。”
既然逐句讲解要不得,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叶老认为,阅读教学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养成阅读习惯,而阅读能力的提高和阅读习惯的养成,绝非易事一桩,得靠学生和教师长期共同努力方能见效。教师要鼓励学生养成阅读的兴趣,逐步减少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叶老将阅读分为精读和略读两个部分,教师要给予正确的指导。按照他的观点,精读指导分为三个部分:预习、讨论和历练。教师除了要指导精读还要指导略读,对版本、序目、参考书籍、阅读方法、问题等一一进行指导。精读和略读要相互结合着进行指导,“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只是补充;但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
5321 12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33页。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53页。3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497-498页。4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40页。5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174页。读才是应用。„„使学生在这方面打定根基,养成习惯,全在国文课的略读。” 所以教师一定不能忽略了对略读的指导。在对精读和略读指导的基础上,教师要对自由阅读进行指导,要鼓励学生广泛的阅读文章书籍,在大量阅读中培养学生自己明澈的识别力,12.叶圣陶阅读教学观对语文阅读教学的启示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阅读在人的一生的发展中尤其的重要。如果你从小就养成了每天阅读的习惯,你的人生将是比别人深刻并有意义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的一生都不会孤独,因为书籍是你最好的朋友。所以学校教育阶段学校有责任教会学生阅读方法和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并鼓励学生积极阅读。叶圣陶先生的阅读教学观对当今语文阅读教学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对精读的把握,对泛读的阐释和对自由阅读的指导都有自己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在我们平常的教学中,我们要细细的品味和把握叶圣陶先生阅读教学观的精髓,吸取其营养,逐渐完善我们的阅读教学法。
2.1对精读的启示
叶圣陶先生所谓的精读也就是我们语文课中的课文讲解,包括对古诗、古文、小说、散文等的解读。对于精读,叶圣陶先生是反对“逐句讲解”的。叶老认为:“教书逐句讲解,是从前书塾里的老法子。讲完了,学生自去诵读;以后是学生背诵,还讲,这就完成了教学的一个单元。”2 而所谓的逐句讲解包括“﹙一﹚解释字词的意义,﹙二﹚说明成语典故的来历这两项预备工作;预备工作之后,﹙三﹚把书面的文句译作口头的语言,便是主要工作了。”3 叶老并不认同逐句讲解这种教学方式的,甚至是反对。他认为需要逐句讲解,理论上必然要作以下几个假定:“﹙一﹚假定学生无法了解那些字词的意义,﹙二﹚假定学生无法考查那些成语典故的来历,﹙三﹚假定学生不能把书面的文句译作口头的语言。不然,何必由教师逐一讲解?﹙四﹚假定读书的目标只在能把书面的文句译作口头的语言;译得来,才算读懂了书。不然,何以把这一项认为主要工作而很少顾及其他?还有﹙五﹚,假定教学只是授受的关系,学生是没有能力的,自己去探讨也无非徒劳,必待教师讲了授了,他用心地听了受了,才会了解他所读的东西。”4 老师的心里不一定意识到以上的假设,可是,如果课上只是逐句讲解,就不得不承认这几个假定的存在。而从教育学的观点看这几个假定是不存在的。在当今的语文课堂上,逐句讲解的方式还是广泛存在的。特别对于文言文的讲解更是严重,教师一句一句的译,学生在下面听着,有几个聪明勤快的学生还会在书上记一记,可是很大一部分学生只是竖着两个耳朵听,然后左耳听右耳冒。一篇课文译完,你再问其中一个字或词是什么意思,有很大一部分学生不知道,就是记了的学生,可能还要翻看笔记。这很大一个问题就是学生课前没有预习,没有自己动天君。对于文章只是等待老师的讲解,1
2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54页。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40页。
3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44页。
4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44—245页。不自己动手翻查寻找。作为一个语文教师有责任在课文讲授之前,启发调动引导学生自己去动脑筋,将自己能解决的问题自己就解决掉,不再绝对的依赖教师。
叶老认为对于精读的讲解,教师应给予更多的指导,而不是逐句讲解。对于精读的指导叶老分三个阶段:预习、讨论和历练。首先就需要学生的课前预习,翻查字词的意义,寻找成语典故的来源,并试着将文言文译成白话。当然,首先尤其重要的是要通读全文,对文章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如何检查学生预习的好不好呢!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学生解答教师所提出的问题。教师考问学生也是有讲究的,比如教了《陈涉世家》之后,考问学生说:“陈胜是哪里人。”这样的考问就毫无意义。文章开头一句明明白白的写着“陈胜者阳城人也”。再者,一篇文章,可以从不同的观点去研究它,如作者意念发展的线索,文章的时代背景,技术方面布置与剪裁的匠心,客观上的优点与瑕疵等,教师可以围绕这些方面提出问题。如果学生解答的大致不错,那就真的读的“精”了,预习的很充分了。教师可以将学生能够理解的地方带过,把学生有疑问,难以理解的地方详细的讲解,并举一反三加深学生的印象。在课上令学生讨论,由教师作主席、评判人和订正人。教师要在讨论时有错误给予纠正,有疏漏的给予补充,有疑难给予阐明。所谓的“精读”,做完这些还没有结束,还应当历练,也就是叶老说的对精读指导的第三个阶段。当学生对于文章的细微曲折之处都弄清楚了,就不妨吟诵。“吟诵就是心、眼、口、耳并用的一种学习方法。„„吟诵的时候,对于讨究所得的不仅理智地了解,而且亲切地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法化而为读者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学习语文学科,必须达到这种境界,才会终身受用不尽。”1 教师要使学生把吟诵看作一种享受而不看作一种负担,一遍比一遍读来入调,一遍比一遍体会亲切,自然达到纯熟的境界,背诵自然不在话下。还有一项任务是要参读相关文章,养成举一反三的能力。“为教纵详密,亦仅一隅陈,贵能令三反,触处自引伸。”2 “比如读了某一体文章,而某一体文章很多,手法未必一样,大同之中不能没有小异;必须多多接触,方能普遍领会某一体文章的各方面。或者手法相同,而相同之中不能没有个优劣得失;必须多多比较,方能进一步领会优劣得失的所以然。”3 从另一方面看,高中和初中精读的文章加起来也不过四百篇罢了,如果六年时间只是死守着这四百篇是远远不够,教师应该从横向纵向等各个方面扩充学生的读书量。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叶老的教育思想是“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如何过渡到“不需要教”,这其中就有一个习惯的养成的问题。养成了一个好习惯一辈子受益。教师指导课前预习,主持课上讨论,引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无外乎是为了培养一种习惯,一种自己阅读的习惯。习惯的形成往往伴随着能力的提高。因此,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我们要避免逐句讲解的出现,着重于阅读习惯阅读能力的养成。在指导方面多下功夫,减少逐句讲解的辛劳,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再者要让学生阅读的时候“求甚解”,哪里不清楚哪里不明白,都要一一的弄清楚。“对于一个词儿,一种句式,一句习语或成语,第一须明白它的意 12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37页。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630页。3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39页。义。第二须取许多例子,同样的与近似而实际不同的,互相比勘,来看出它的用法。”1 这才是彻底了解,这算得上“精读”了。
2.2对略读的启示
对于“精读”讲解指导只是教师给学生的“示例”,是学生阅读的一次“演练”。真正的目地是要学生将精读中学到的阅读方法和阅读技术应用到略读中。然而,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很少注重略读,除了课本里的文章篇目,学生很少有机会读其它的文章和书籍。其实与其说没有机会,不如说没有时间。现在高考当前,一切与高考无关的东西都要为高考让路,所以对于除了课本里的文章,学生很少有时间有机会去阅读其它的文章和书籍,教师更不曾去指导,打压还来不及呢!其实这种做法是与语文教学目标是相违背的。我们学习语文绝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教师在高考的压力下只看到了成绩,其实语文能力的检测一张卷子是远远不够的。你考的分数再高,可是你除了学习到卷子上的知识之外,似乎没有学习到其它的。这样的结果,对于学生来说,是很吃亏的,对于老师来说是很失败的。我们教育的目地不仅仅是考试,我们的学生也不是参加完高考之后就再也不用学习了。高考很重要,但没有重要到是人生的全部。教育要公平,尤其是那些高考失利的学生,不能让他们高考没考好,在高中三年还没学到对以后人生有用的东西。在教学中,学生要学的不仅仅是书本上那几篇文章,更重要的还有对书本以外的文章的欣赏和理解。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就教学而言,精读是主体,略读是补充;但是就效果而言,精读是准备,略读才是应用。”2 叶老认为“如果只注意于精读,而忽略了略读,功夫便只做得一半。其弊害是想象得到的,学生遇到需要阅读的书籍文章,也许会因没有教师在旁作精读
3那样的详细指导,而致无所措手。” 但是现在很多学校都忽视了略读。那么什么是略读呢?“略读的‘略’字,一半系就教师的指导而言:还是要指导,但是只须提纲挈领,不必纤屑不遗,所以就做‘略’。一半系就学生的功夫而言:还是要像精读那样仔细咬嚼,但是精读时候出于努力钻研,从困勉达到解悟,略读时候却以熟能生巧,不需多费心力,自会随机肆应,所以叫做‘略’。”4
从某个方面来说,精读就是为了略读做准备。所以我们在对课本进行详解的时候,也不应该忽视略读。自然,略读并不是除了课本以外,学生随便的找些文章和书籍来读,读的越多越好。略读最好全班用统一的教材,这样便于教师的指导。同时教材的选取要兼顾篇幅的长短,学生的兴趣,教育意义等多种因素,由教师进行综合判断,然后进行选择。略读的指导包括阅读以前对于选定教材的阅读方法的提示,及阅读以后对于阅读结果的报告和讨论。在阅读以前教师要从版本、序目、参考书籍、阅读方法、问题等方面给予指导。在现在学校里,学生课外时间有限,同时还要复习预习其它的科目,所以略读也要控制好时间,大约每 12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68页。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54页。3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54页。4 刘国正:《叶圣陶教育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55—256页。天半个小时左右。坚持下来,除去放假,一个学期大约有六十个小时。这是在学校里,等到寒暑假学生就会有大量的时间供他们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这样对于扩展学生的阅读,增长知识,培养阅读能力都有很大的好处。
基于语文这个科目的特殊性,我认为要在教师的统一指导下,带领学生阅读课本以外的文章和书籍,因为只学习书内的文章是远远不够的,反复的咀嚼得到的东西也是有限的。再说只读这些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要在课内学习的篇目的基础上,指导学生阅读其它的文章和书籍,这对于学生将来的阅读是非常有帮助的。
2.3对自由阅读的启示
上过高中的同学大约都知道,在高中阶段,学校和老师是不允许学生读课外书的,不允许读任何的除了课本以外的书。我对此感触颇深,高中时每天都被各个科目弄的晕头转向,没有时间读一点自己想读的书。可是,时间再紧,老师再怎么取缔,我还是会挤出一点时间偷偷地看的,比如课间、午休时间或晚上熄灯之后。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白天上课无精打采,瞌睡连连。其实现在想想,那时读课外书一部分原因是喜欢,还有一部分原因是老师越是不让看,就越想看个究竟,再有就是教师剥夺我们看书的权利,这是一种沉默的反抗。
我一直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其实在很早之前,叶圣陶先生就已经指出来了,不能把学生看成是思想上的囚犯,要给予学生阅读的自由,培养学生明澈的识别力。叶老说:“取缔的办法实际上是无法彻底做到的。越是不准阅读的东西,越是想弄一本来看看,这是人之常情。”1 再者说,学生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可能全在你的监控下,一旦离开你的视线就很有可能阅读学校的“禁书”。并且,学生总有离开校园的那一天,总有不归你管的那一天,到那时他还不知道哪些书该读,哪些书不该读,为什么不该读,哪里不好。“学校当局取缔某些读物固然出于善意和苦衷,实际上只是个消极的不很有效的方法;积极有效的方法要从锻炼学生的识别力着眼;不采取缔的措置,让学生自由地阅读,同时给予学生平正的通达的指导,使学生的识别力渐渐地趋向正确,趋向坚定。”2 所以在学校时教师有责任培养学生明澈的识别力,让学生知道哪些书好,好在哪里;哪些书不好,不好在哪里,培养学生的明澈的识别力。从根本上说,教师和学生是朋友,可能在知识和经验上有着差异,可是在精神上是朋友。教师不应该在阅读上限制和约束学生,要像朋友那样给予指导和帮助,学生可不是你压制和压迫的对象。更要的是学生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们要给予尊重,不能把我们喜恶强加到学生身上,我们不能做那种独断专横的君主,我们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对于好坏善恶的识别力,然后让他们自己做出判断。
叶老指出,“学生在阅读课外读物的时候也应该明白,写在书上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尽信书不如无书。阅读果然要认真,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要抱着批判的态度,要区别哪些是应该接受的,哪些是不该接受的,不能‘照单全收’。不加区别地‘照单全收’绝对 1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74页。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75页。不是妥当的读书方法,也不能提高自己的识别力。”1 所以,教师在学生阅读课外读物的时候要指导和帮助学生,要让学生明白“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要让他们知道书中哪些是可取的,哪些是要不得的。其实人的一生中都是不断地对自己所接触到的事物做出判断,所以培养学生明澈的识别力是对学生一生都受益的。
当然对于学生课外阅读,时间是一个不能不说的问题。学生要应付大量的繁多的科目,有着众多的习题、作业等等,还要每天预习复习。根本没有充足的时间阅读。但是每天阅读几页,坚持下来,时间一长,结果是非常可观的。这样可以养成每天阅读的习惯。在今天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已经很少有人读书了——纸质书。我们在中学时就培养学生这样的习惯,对于弘扬全民读书事业是大有帮助的。叶先生将课外读物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各种科目的参考书;第二类是关于修养方面的书;第三类是供欣赏的书;第四类是供临时需要的书。”2 对于第一类和第四类读物,只要能够理解就可以了。而第二类和第三类就不能只求理解了。第二类是书,目的在修养,是要躬行的。而第三类书籍,要欣赏,是可以反复的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在指导方面我们要让学生明白,读第二类和第三类书籍,不可以一目十行的看过,要细细的读细细的品味。读的时候要时时翻找工具书,养成查找各类工具书的习惯。并且,想到了什么,随时记下来,就是要做读书笔记。
总的来说,就是我们不能限制和约束学生阅读的自由,我们要做的就是培养其明澈的识别力,让他们自己知道哪些书好,好在哪里;哪些书不好,为什么不好。这样即使将来毕业了,要学生自己选择他要读的书的时候,学生也能够自己做出正确的判断,这是为学生做长远的打算。
3.叶圣陶阅读教学观对于写作教学的启示
叶圣陶的阅读教学观不仅对我们的语文阅读教学有帮助有启示,还对写作教学有知道作用。在中学的语文教学里,写作总是被当作独立的教学内容。每周都有作文课,教师讲解写作方法,包括怎样审题,如何立意,什么样的题目能够吸引人,如何开头、发展、结尾等等,然后给出一个题目让学生练习。不能说这样做绝对没有用,但是这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提高学生的作文水平,更不可能凭着教师的几堂课就使学生的作文水平发生质的飞跃,然而更多的时候是老师辛辛苦苦的讲了一个乃至几个学期,学生的作文水平都没有提高。其实作文是需要慢慢积累的,当你的知识水平文化修养到了一定的阶段,你的作文水平自然就会上升就会提高。它是语文水平的综合体现。
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关系。”3 叶老指出,阅读与写作是一贯的,阅读是写作的基础。很多时候,我们都 1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78页。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79页。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31页。认为阅读和写作是相互独立的,二者是互不相关。可是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阅读读的好,才能写得好。试想,假如你什么都没有读过,什么都没有看过,只告诉你写作的方法,你能写出什么好文章么?就好比只教你种田的方法而不给你种子一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古人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只有你积累够了才能写出好的文章。叶老说:“作文教学应当和阅读教学联系起来。把课文讲好,使学生学习每篇文章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语言怎样运用的,这就是很好的作文指导。不要把指导阅读和指导作文看成两回事。”1 其实阅读和写作时一脉相通的。至今我还记得高中时我的语文老师给我作文写得评语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他告诉我当我读的文章和书籍到了一定的量的时候,我自然而然的就会写出好的作文,他鼓励我多读书。
其实在阅读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积累知识,扩大我们的视野,还能够借鉴作者所用的写作手法,作者的叙述角度。读的多了,积累的多了会在不自觉地情况下用到我们的写作中,这就是所谓的“近朱者赤”吧!叶老在他的论述中指出:“阅读要得其法,最要紧的还在多比较,多归纳,多揣摩,多体会,一字一语都不轻轻放过,务必发现它的特性。唯有这样阅读,才能够发掘文章的蕴蓄,没有一点含胡。也唯有这样阅读,才能够养成用字造句的好习惯,下笔不至有失误。”2 是的,一目十行跑马一样的读书,对于我们是没有益处的;唯有细细的品味,细细的琢磨,细细的揣测才对我们有益处才对写作有益处。所以在我们现在的语文课堂里,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要学生多读书,读的多了自然写的出来。
在叶老一生的大部分时间一直从事语文教学和研究工作。因而,无论是在语文教学,还是语文教育研究方面都为我国的语文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特别是他在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教师为了不需要教”的观点以及他的阅读教学观,对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改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已被广大教师广为传颂,叶圣陶先生的阅读教学观使我们对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有了新的理解和新的思路,使我们对阅读教学有了全新认识。教育没有捷径,知识只有应用于实践才算真正的掌握了。所以,在教学中,我们要一步一步脚踏实地的教,认真巧妙地启发引导学生,让他们动脑筋,感受到学习的快乐。并且在中学阶段就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明澈的识别力,即使离开了校园和老师也能自己解决问题,这对以后的人生发展将有很大的帮助。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00页。
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132页。
参考书目:
1.崔相录.《中外教育名著评介》.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2.刘国正主编.《叶圣陶教育文集》.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3.陈辽.《叶圣陶评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4.庞旸.《叶圣陶和他的家人》.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10年版。5.叶至善.《中了头彩的婚姻》.北京:同心出版社,2008年版。6.商金林.《叶圣陶年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7.陈辽.《叶圣陶传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8.张定远.《重读叶圣陶·走进新课标》.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9.乔建中.《中外教育经典名著速读》.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五篇:《学记》的教学原则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启示
《学记》的教学原则对当今语文教育的启示
《学记》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是中国古代一部典章制度专著 《礼记》中的一篇,写作于战国晚期。据郭沫若考证,作者为孟子的学生乐正克。《学记》文字言简意赅,喻辞生动,系统而全面地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教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关系,文中每一点都令人深思。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从教育者角度,我认为应该先把学生看成是“美玉”,在此基础上,再学习雕刻美玉之“师道”。
为什么不用“花不浇,不娇艳”“树不剪,不成材”这样的“比”“兴”呢?我认为花虽然美丽,但容易受到风雨的侵袭,容易凋零,花有四季,温室里长不出栋梁之才。小树虽然茁壮,但容易被砍伐或折断或移植,或容易变成朽木。玉,本身就是宝贝,是稀有的珍品。嘉汇的学生人人是美玉。
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对“玉”如此的情有独钟。2008年北京奥运会被奥委会主席罗格说成是“无与伦比”,不仅仅是盛大的开、闭幕式,也不仅仅是金牌与总数的双第一,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金镶玉”的设计理念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永远有玉一样的美德。
著名作家毕淑敏说“当看到熟睡的面庞上淡淡的茸毛,听到孩子发出均匀的呼吸,就觉得一个女人不枉做一个母亲”,因为孩子是母亲的“杰作”。她还说“我们任何人都是不可复制的孤本”。既然是杰作、不可复制的孤本,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那么讲台的神圣,就是掌握这无比的财富、拥有一个个鲜活的无价之宝。为此,我们就多了一份敬畏、尊重、平等、倾听、欣赏、珍惜之心。我由此感悟为师之道需要“五道”:
第一,缘分之道。玉的天然美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玉可遇而不可求,可一不可再”。就如同许多事情是没办法选择的一样。做老师的,不能选择学生,什么学生进来,你都得接受。这就是一种缘分。“东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也就是有“珍珠”的地方,月格外的明亮;有“玉”的地方太阳明丽,有吉祥的云烟缭绕,如仙境一般,仿佛紫气东来。缘分在仙境,和谐在自然。
第二,品观之道。任何的玉都有瑕疵,没有瑕疵的玉是不存在的。玉经过雕琢,才能变成价值无比的珍宝。“品观”就是细致入微观察玉的质地的柔软、纹理的象形、品质的高低、脉络的蕴涵之后,自然就讲究心态的平衡,刀法的技艺,力量的均匀,方法的取舍。我们必须在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学会每时每刻欣赏自己的雕刻细节,用整个人生雕琢属于我们的时光。
第三,“外圆内方”之道。“外圆”就是包容学生的一切,“内方”就是严正和有原则的教育学生。第四,“上善如水”之道。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性格像水那样滋润学生,醉人而不知,教人而不觉,育人而无痕。
第五,淡泊宁静之道。“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君子怀“淡泊宁静”之心,就会远离物欲横流的诱惑,就会让和学生无数相扶相收的日子,化作茶杯里一片片茶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倾吐出彼此原有的芳香,温润着彼此的心田,老师工作就像一杯茶一样清香而久远。
我认为教学“三规”——“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应该涵盖教育教学的全过程:第一是注重引导,但不去强迫学生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第二是督促勉励学生,但是不要压抑学生的个性思考;第三是适当给学生以点拨,不要代替学生思考。
最近几年来的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出现了一些优秀传播者的典范。他们以娴熟的教育教学技巧,硬是一人调顺众口,牵着众人眼睛走,成功导演出了一波又一波受众追星捧月的热剧,创造了现代传播史的惊人神话。这其间,刘心武、于丹、易中天、曾士强等,便是杰出的风云代表。为什么就轻而易举的俘获了受众高傲、挑剔的心理?是因为他们在“传道授业解惑”的整个过程中,落实教学“三规”非常到位。
我们的学生就像是一块块带有泥土气息的原始的玉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各种原始案例;我们的学生就是一本本教科书,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教育理论。我们的老师晓古通今,能把最恰当的事例信手拈来,融入课堂,天衣无缝,让学生有“天上一日人间十年”的感觉,不再有学习之苦,不再觉背书之累。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很多情况下,并不是你需要下雨,老天就会给你下雨。教育也是如此。教育学生不是想教育就可以去教育的,需要选择时机,还需要根据学生个例来等待适合于教育的时机。因为,如果不是适时的及时雨,就会毁坏庄稼,破坏自然,对双方都有害无益。
班级有一个学生,说话不利索,丢三落四的,同学有嫌弃他的意思,不和他一桌,我及时召开了《阳光下的禾苗》主题班会。我说,在小时候,在农村,跟爷爷一起给玉米施肥,地头有一棵矮小较弱的禾苗,爷爷把剩余的肥料全部给了它。我说除掉算了,爷爷说不要看它弱小,一样长出温饱的粮食。同学们,你们应该怎样看待“弱小”的同学呢?同学们展开了讨论,认为应该关爱。从此,这位同学也阳光般的生活在教室里。
《学记》中有关“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的无效教育,给了我们告诫。那种教学生死记硬背,照本宣科,一味灌输知识,只顾赶进度,是百害而无一利的。以语文为例,从阅读到作文,无论内容还是形式,还有语言,都明显的“程式化”了。阅读模式,作文思路,走常规,走常态,无生动活泼真实语言,无随心随性的深刻思考。两千多年前,孔子在解释“仁”问题时,根据不同的学生,有一百多种解释。有时,面对两千多年前的《学记》又感到一种苍白。这是可怕的,如果不早点解决,我们的民族将要付出代价。可喜的是,我们嘉汇教育制定的教育教学“四个基本要求”(《教师备课基本要求》、《课堂教学基本要求》、《班主任工作基本要求》、《学生家庭作业基本要求》)改变着我们教师的理念,关心着我们教师的成长,提升着我们教师的业务水平,老师们都把这些简称为“四十条”的基本要求夹在教案里,以时时的提醒自己,鞭策自己,丰富自己的教育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