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刑法因果关系学说
浅论刑法因果关系的不同学说
因果关系一词本是哲学概念，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刑法上也使用这一概念，但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其定型性，它是“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刑法因果关系，中外学者发表了诸多的专著和论文，然而至今为止，有关刑法因果关系的纷争并未停止，这也就导致了无论是在中国第一考“司法考试”还是审判时间中遇到刑法因果关系的问题，大家总是迷惑不解，其实在应用中因果关系还是一个判断标准的问题，本文作者就是想通过对中外各界对刑法因过关系判断标准的阐述中为大家理出一条思路。刑法因果关系不是笼统的概念，它是指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为了对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做出判断，我们必须确立判断刑事个案中行为与结果之间有无刑法因果关系的标准，中外学者对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事实上都是为了明确刑法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本文作者就从中国刑法学界、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因果关系理论进行阐述:
一、中国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理论
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研究由于受前苏联理论研究的影响，形成了同前苏联相类似的以哲学因果关系作指导的刑法因果关系理论，主要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
(一)必然因果关系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危害行为同危害结果之间的一种内在必然的联系，因此，刑法因果关系论的研究对象只有必然因果关系，没有偶然因果关系。如果某人的行为在事件发生的具体条件下，不是必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这种危害结果的时候，那么，尽管这个人的行为表面上与所发生的危害结果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也不能认为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行为与结果之间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就不能使行为人对这一结果负刑事责任。仅考虑英国关系的必然性势必有放纵罪犯的可能性，不符合一般的社会认知，也不利于实现刑罚的目的。[1储怀植。刑事一体化[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57](二)刑法偶然因果关系论者说:”必然性是事物内部的、根本的原因决定的;偶然性是由事务外部的非根本的原因决定的。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的根据与它们的辩证统一形成的结果分别联系起来，就自然得出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这两种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偶然性已过关系理论虽然在理论上纠正了必然性因果关系的局限性，但是也有扩大因果关系范围的弊端。必然性因果关系论和偶然性因果关系论的共同点是都注意到了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这也为两种理论的并存和博弈打下了基础。[2李光灿，张文，龚明礼。刑法因果关系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
二、大陆法系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理论(一)条件说
条件说亦称条件即原因说、同等说或等价说、共同原因说。该说主张，一切行为在理论上可以成为发生结果的条件，都是结果发生的原因。条件说求证的方法是”排除思维法”，设想该事实不存在时，结果是否会同样发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该事实是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可能将该事实排除于原因之外。由于这一学说认为所有的条件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导致处罚范围广成为其特色。但条件说也对条件进行了一些限制，例如，条件说所说的结果，只限于现实产生的结果，等等。尽管如此，条件说还是由于其不完善之处受到广泛批判。(二)原因说
原因说又称差别原因说、个别观察说、限制条件说、原因条件区别说或个别化说。该说主张，在先行的众多事实之中，存在原因与条件的区别，前者即原因，对后行事实的发生有原因力，从而与后行事实有因果关系。反之，后者即条件，与后行结果没有因果关系。在原因说内，根据以何种标准区别原因与条件，又分为最有利条件说、优势条件说、最终条件说、离规条件说、必要条件说等。可以看出，原因说从客观上对条件说进行了种种限制，在一定成都上缩小了因果关系的范围。原因说的意图是正确的，但要从对结果起作用的众多条件中挑选一个条件作为原因，不仅极为困难，也是不现实的，而且会导致因果关系认定的随意性，况且，结果也并不总依赖于一个单纯的条件，在不少情况下，应当成人复数条件竞合为共同原因。所以，原因说在大陆法系国家刑法理论中已经没有什么地位了。(三)相当因果关系说
相当因果关系说亦称相当说、适当条件说、相当原因说、定型的因果关系说、一般观察说或一般化说。该说主张，因果关系以条件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认为由其行为发生该结果在经验上是通常的，即限于被认为”相当”的场合，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根据以什么范围的情况为经验判断的基础，该说又进一步分为主观说、客观说和折中说。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在行为时所认识或能认识的事实为标准确定行为与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刑法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凡是行为人在行为时所能认识到的因果联系事实，不论社会上一般人是否能能认识到，皆认为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客观说认为，刑法因果关系是否存在，应当由法官以社会一般人对行为及行为后所发生的结果能否遇见为标准，做出客观的判断。凡是一般人已经遇见或可能遇见某种行为会引起某种结果的，就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刑法因果关系，否则，就不存在因果关系。
由于在相当因果关系的判例中引入了人的认识能力，因而出现了对相当因果关系的批评。认为将因果关系的有无取决于行为人与一般人认识的有无，与因果关系的客观性相矛盾。实际上这种指责并不完全符合实际。虽然它确实以一般经验作为决定刑法因果关系有无的标准，但这种经验是人们对于客观的因果规律的主观反映，因而其基本内容仍然是客观的因果规律，并非无客观根据的主观臆造。
三、英美法系刑法因果关系
英美法系将因果关系分为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与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即双层次原因学说，并对不同层次的因果关系采用不同的标准进行认定，事实上的因果关系，事实原因是建立在直观基础上的，由”but-for”公式来表达，即无A即无B，事实的原因及其广泛，对于刑法中的因果关系，仅仅当作一个事实问题来把握难以完成因果关系在犯罪构成中的使命。在事实因果关系的基础上，还应当从刑法角度加以判断，使之真正成为承担刑事责任的客观根据。法律原因是为了弥补第一层次的缺陷，限定事实原因的范围，从事实原因中筛选出一部分作为刑事责任的客观基础，事实原因与法律原因的分离，为刑法因果关系的正确解决提供了基础。通过本文对刑法因果关系作一简单的介绍，希望读者可以在头脑中对因果关系有一个清晰而全面的认识，在学习中形成一条清晰的学习脉络，因为作者明白无论研究的学问多么高深，都需要有扎实且清晰的基本功做基础。
第二篇：我国刑法因果关系的出路论文
一、传统刑法的因果关系
仅当危害行为是危害结果发生的原因，并产生了合乎规律的结果，两者之间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然而司法实践中很难判断两者之间的必然联系。偶然因果关系说则认为，行为虽不是结果发生的直接原因，但其他因素偶然地介入，并由于这因素引起了合乎规律的结果，两者之间就是偶然的因果关系，介入因素就是这一因素与结果之间是必然因果关系。两种因果关系都是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因果关系是人们意识之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而从唯心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外部世界各种现象之间，客观的、人们意识之外的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因果关系就是本文们为认识各种现象而有意识地在诸现象之间建立的一种假定关系。”②两者因果关系的区别在于主体是否能够预见，然而能否预见实际是唯心主义的，否定了偶然和必然的客观性。
二、有关刑法因果关系的主要观点
条件说认为，若行为是结果存在不可缺少的，则它是犯罪结果发生的原因。二者之间，若存在“若无行为，则无结果”的关系，就当有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排除法是条件说思维上所重视的。逻辑上若A不存在，B发生，就可将事实排除于原因之外，若A不存在，B不发生，则A是B的必要条件。批判者认为条件说支持所有的发生的条件都是罪因，显而易见，其漏洞之一就是会扩大处罚范围，例如A追B，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则A需要对B的死亡负责。但是本文认为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这是不可预见的，A在B死亡的结果上没有主观恶性，则无需负责。其次，批判者认为即使主张由故意与过失限定处罚范围，但是在结果发生之后，处罚范围还是会被扩大。例如A追赶B，并希望B在逃跑途中被车撞;结果B真的在逃跑途中被车撞，则A需要对B的死亡负责。但是虽然有想法，而没有实际犯罪行为，本文认为还是不应该被处罚。再者，批判者认为有实行的危害行为的进行，其是结果的条件，然而介入了其他因素或行为，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此，前实行条件也需要对危害结果负责。本文认为可以结合相当因果关系说进行解答。相当因果关系说利用一般社会生活经验判断，若行为同结果具有相当关系，即其为结果发生的原因，存在着主观说、客观说、折中说的不同。客观说以客观存在的事实为基础，主观说认为应当以行为人所认识的事实为标准;折中说则结合两者判断因果性的存在。按照相当因果关系中的客观说，B在逃跑途中被另一个未事先联络的杀手C开车撞不是客观的，所以A与B的死亡不存在因果关系。而按照相当因果关系的主观说，由于A对B在逃跑途中被杀手C开车撞没有预见性，所以因果关系不存在。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的折中说，由于一般人和A都对B在逃跑途中被另一个未事先联络的杀手C开车撞不存在可预见性，所以A的伤害行为和B死亡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存在。关于相当因果关系说，存在对受害人特殊体质问题，本文主张相当因果关系的折中说。单方面的听取行为人的观点，必然会给诡辩者更多机会，增加现行司法实践的难度，然而对行为人的全盘否决，缺乏可信度。对于复杂多样的介入因素，本文认为还需要联系行为发生的特定条件下的客观联系，即不能离开客观条件判断因果关系。对此张明楷教授在《刑法学》中提到四个方面的因素:(1)行为人实行行为导致结果发生的危险性的大小;(2)介入因素异常性大小;(3)介入因素对结果发生的作用大小;(4)介入因素是否属于行为人的管辖范围。对介入因素的判定，可联系客观归责理论。
客观归责理论认为当行为造成一个法律规定所要加以防止的危险，而此危险足以发生构成要件结果的，则这一造成具体结果的行为，即系客观归责。降低风险等于没有制造风险，对于没有制造风险的行为当然不应被归责。假定的因果关系，一般指的是虽某个行为导致结果的发生，但即使没有该行为，由于其他的情况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应归责。对那些遵守规范且无主观恶性而有实行行为的主体不应该对危害结果负责。部分违反了规范且无主观恶性而有实行行为的主体不应该对危害结果负责，例如在高速公路上A醉驾，B突然蹿出被撞，此时就算A没有醉酒的实行行为还是不能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A不应该对B的死亡负责。禁止酒驾是为了增加驾驶人的控制及辨别能力，保护法律规定可以控制的行人安全，然而对于在高速公路上突然蹿出的个体，已经超出一般人的控制能力，超出了法益范围。
第三篇：以原因力判断刑法上因果关系论文
驾驶汽车故意撞击他人车辆，倒车时因对方司机抢夺方向盘致使汽车行驶方向产生偏差，将围观的群众撞，驾驶人和抢夺方向盘人的行为符合多个罪名的客观要件，在刑法上如何定罪量刑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从刑法上因果关系的原理为出发点，具体分析行为人的客观行为是否构成危害结果的主导原因力，以期对实践办案有所裨益。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6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曹某某在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资格的情况下，借用一辆红色马自达轿车，拉载王某、蒲某，与对行刘某驾驶的蓝色福特轿车在会车时发生刮蹭，双方发生口角并互相殴打。被周围群众劝开后，犯罪嫌疑人曹某某驾车为泄愤，驾车撞击已停放在路边北侧刘某的福特轿车，致该轿车损坏。曹某某欲倒车继续撞击刘某的轿车，刘某为制止曹某某此行为，在车外争抢曹某某驾驶轿车的方向盘，致使曹某某所驾驶车辆的行驶方向发生偏差，该车将位于车辆东南侧墙边围观群众慈某某父女撞到，造成该二人死亡的后果，刘某的福特轿车损失值为人民币9210元。
二、主要争议问题
第一种观点：曹某某行为侵犯的客体为二被害人的生命权，曹某某的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生命被剥夺，生命权利的丧失，故曹某某撞他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刘某不构成犯罪，其行为具有正当性。
第二种观点：曹某某行为侵害的客体为社会公共安全，是事发地不特定围观群众的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具有公共属性，故曹某某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驾车撞击的行为特征与放火、决水等方式危险程度相当;刘某的行为与曹某某的行为相结合直接造成二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故刘某也应该认定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第三种观点：曹某某驾驶车辆连续撞击他人的汽车，且处于事发地点的人具有不特定性，因此曹某某的行为危害了公共安全，但其主观上应为过失，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是其追求的，故曹某某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不能一概而论，但是民事上需承担责任。
三、评析意见
(一)曹某某行为侵害的客体为公共安全
1.考量曹某某的行为是否危害到公共安全，关键点是准确把握“不特定多数人”的涵义。所谓“不特定”的人，是指行为威胁到公众中不确定的一人或者几个人，因而具有社会危险性。至于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个别人、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危害结果是确定的还是不确定的，均不影响公共安全的认定。“不特定” 是独立于行为人主观意识与意志的客观判断，“不特定”需要自然地或者物理地观察与分析，排斥行为人的主观意识与意志。尽管实行行为客观上只能威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的生命、健康、财产，但是，只要我们将实行行为与“公众”概念联系起来考察和评价，实行行为指向来自于公众当中的某一人或者某几个人，行为对象具有不确定性，行为具有针对公众的社会危险性，本案中“周围围观群众”属于“不特定多数人”的范畴。
2.本案中对于“安全”的解释应恰当，不宜缩小或者扩大。社会“公共安全”法益的表现形态应该是公众的生命与身体健康，单纯对财物的损坏和特定某一个人生命权的侵害，不能构成危害公共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表现为超个人财产法益的社会法益，具有公共安全属性，或者属于公众所有，或者虽然属于个人，但是直接地为公众服务，对其进行破坏实际上可能会造成针对公众的死亡、重伤以及重大财产损失之结果的发生。有关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条的立法目的并不在于维护公共生活的平稳与安宁，而在于保护公众的生命、身体健康以及重大财产的安全，即公共安全。
3.分析本案的具体情形，当时围观群众众多，且人数不能确定，事中有人加入或者中途有人离开，在场的人员都在曹某某驾驶车辆的四周围观，曹某某的行为可能危害到在场每一位群众的人身安全，造成对任一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法益的侵害，完全符合以上我们讨论的“不特定人”和“安全”的范畴，因此该案侵害的客体是应是公共安全。
(二)曹某某驾车撞被害人的行为应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首先，曹某某驾车连续撞击他人车辆的行为具有较高的危险性，其危险程度与“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危险方法”相当。其次，曹某某在现场多次撞击刘某停放的车辆，此行为对周围群众的危害程度也相当之大，现场的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因曹某某的行为时刻处于危险境地之中;最后，曹某某作为已满十八周岁的成年人，应对自己所实施行为的危险程度具有一定的判断力，其知道事发地点有多名群众围观其和刘某父子打架，且应该能够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对周围群众的生命健康安全产生影响。
曹某某行为危害的是公共安全，但其主观上是过失而不是故意，所以其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一是从本案发生的原因分析，曹某某与刘某因汽车之间的刮蹭产生矛盾，曹某某驾车撞击刘某汽车的主观目的也是为了泄愤，其直接的意图也是损坏刘某的汽车，与围观的群众没有仇恨，其也没有报复社会、危害周围群众安全的主观故意。撞人的行为是在其预料之外的，不是曹某某积极追求的结果，因此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不是曹某某所积极追求的，其主观上是反对和排斥这种结果发生的;二是曹某某实施行为时，有刘某抢夺方向盘这个因素加入，使得危害结果超出了曹某某最初的预料，刘某的行为也影响了曹某某对汽车的操控能力，从而使曹某某的行为后果具有不确定性;三是曹某某应有预料危害结果的义务，在事发地点周围好多群众围观的情况下，其应该意识到本身行为的危险性，可能会发生人员伤亡的附属危害。综合以上三点曹某某主观上是疏忽大意的过失。
(三)刘某抢夺方向盘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争议
1.刘某的行为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讨论刘某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首先要理清一个问题，就是刘某的行为是否与慈某某父女二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如果存在此因果关系则构成犯罪，反之不构成犯罪。而要界定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就要看一个行为是否构成因果关系的原因力。刑法因果关系原因力是指行为人的行为在一定的场域内对危害结果所发挥的作用力。本案中曹某某和刘某的行为共同结合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如果二人的行为分开，任何单人的行为均不会发生危害结果;二人并无主观上的意思联络，两个行为之所以能够结合完全出于偶然，但是他们的危害行为共同导致了同一危害结果的出现，而且是危害结果出现的直接原因，因此曹某某与刘某的行为均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
2.刘某主观上是存在过失的。刘某与周围群众没有仇怨，也没有追求或者放任围观群众死亡的主观故意，但是其作为成年人，对抢夺正在行驶的汽车的方向盘行为的危险性应该具有预见的能力，但是由于其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其没有预见，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其主观上存在过失。
3.刘某行为具有一定正当性。其是否构成犯罪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谨慎定罪。我们承认曹某某和刘某的行为共同导致了危害结果的发生，且二人作出行为时主观上均存在过失，但是二人行为对危害后果所起到的作用大小是不同的，二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也是不同的，他们之间的责任负担份额应该以其行为的实际原因力大小来确认。在当时情况下，曹某某作为肇事车辆的驾驶人，其行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作用较大，因为曹某某对肇事车辆享有绝对的控制力，且其当时可以采取措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比如将汽车的倒退挡换成前进挡，直接改变汽车的方向，亦或直接踩刹车停车，这些行为均能避免危害结果的发生。正因为曹某某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避免危害结果，才使得其对危害结果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反之刘某的行为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车辆的行驶方向，对于回避结果可能性作用不大，故刘某对危害结果承担小部分的责任，但是刘某究竟需要承担多少份额的责任，现在无法给出一个量化的答案，因此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存在较大争议，但是就民事而言其应当承担部分经济赔偿的责任。
(四)综合评析
1.曹某某撞刘某汽车的先行为构成寻衅滋事。曹某某在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情况下，驾驶无号牌的轿车上路，与刘某驾驶的汽车发生刮蹭其存在明显过错，后又与刘某互相殴打、撞击他人车辆，其行为具有逞强争霸、无事生非的主观意思，符合寻衅滋事的主观故意，且造成刘某车辆的损失，损失值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构成寻衅滋事罪。综合本案总体情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角度分析，曹某某驾车撞被害人的行为应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2.应对曹某某数罪并罚。寻衅滋事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个罪名，虽然客体均具有公共属性，但是两个罪名所保护的法益存在本质差异，寻衅滋事罪的法益是社会管理秩序，其中涉及他人的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客体指向的是确定的人和物，具有特定性;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保护的法益是社会公共安全，具有不特定性，因此曹某某行为侵犯的两种不同的法益，应该对其以寻衅滋事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数罪并罚。
第四篇：法律因果关系
【摘要】法律因果关系问题，目前依然是一道世界性的难题。围绕法律因果关系的争论至今没有停止的迹象，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法律因果关系的各种理论层出不穷，学派林立。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多维多层系统分析方法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关于法律因果关系的争论，有望在正确的道路上得到解决。
【关键词】法律；因果关系
【正文】
导致法律因果关系争论不休的根本原因，主要在于人们法律因果关系的认识不一样。法律因果关系，从表面上看，似乎就是法律上原因与结果的关系；实际上，根据现代非线性系统科学分维分型理论，每一个质点依然可以多维度多层次的区分，而且每一个维度都具有自组织性。因此，就法律因果关系而言，要真正认识她，必须进行多维多层的解读。过去人们往往习惯于质点思维，对考察对象的细粒性把握不够，以致无法深入、准确的认识事物。从人们对法律因果关系的争论来看，各种理论从各自的立场、角度分析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符合某一个维度或层次的事实，但大家争论不休，很难统一意见。或许我们对法律因果关系的认识，正如古诗所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或许我们正在犯类似“瞎子摸象”的错误。
四维统一理论——尝试对法律因果关系进行多维多层解读。我们探究法律因果关系，最终的落脚点是探究危害行为与法律责任后果之间的联系。法律归责理论要求：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追究法律责任。本文尝试以刑事法律因果关系为考察对象，从四个维度或层次对法律因果关系进行解读。
一、法律规范层面的因果关系
先从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来分析，根据法理学相关教材，法律规则的逻辑结构，指法律规则从逻辑的角度看是由哪些部分或要素来组成的，以及这些部分或要素之间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任何法律规则均由假定条件、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三个部分构成。
所谓假定条件，指法律规则中有关适用该规则的条件和情况的部分，即法律规则在什么时间、空间、对什么人适用以及在什么情境下法律规则对人的行为有约束力的问题。它包含两个方面：（1）法律规则的适用条件。（2）行为主体的行为条件。
假定条件属于规范事实范畴
所谓行为模式，指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如何具体行为之方式或范型的部分。它是从人们大量的实际行为中概括出来的法律行为要求。分为三种：（1）可为模式。（2）应为模式。（3）勿为模式。
行为模式属于规范价值范畴
所谓法律后果，指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在做出符合或不符合行为模式的要求时应承担相应的结果的部分，是法律规则对人们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的态度。法律后果又分为两种：（1）合法后果，又称肯定式的法律后果，是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按照行为模式的要求行为而在法律上予以肯定的后果，它表现为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保护、许可或奖励。（2）违法后果，又称否定式的法律后果，是法律规则中规定人们不按照行为模式的要求行为而在法律上予以否定的后果，它表现为法律规则对人们行为的制裁、不予保护、撤消、停止，或要求恢复、补偿等。
法律后果属于规范实践范畴。
在法律规则假定条件中，规范了适用法律规则的事实行为或者事实行为及其事实结果。虽然许多法律规范对适用法律的事实行为与事实结果及其因果关系都作了规定（即结果犯的情形），也有一些法律规范只对适用法律的事实行为作了规定（即危险犯的情形），这里没有对事实行为与事实结果的因果联系作出规范。
二、客观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
从事实的维度看，危害事实行为因素与危害事实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客观的，是确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无法改变的，但不是必然的。
危害事实行为因素与危害事实结果之间的联系是否为必然联系，一直是理论界争议的焦点。笔者以为危害事实行为因素与危害事实结果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联系，而是可能与现实的关系。这可以从哲学联系和发展的几个基本环节来论证：
基本环节
一、原因和结果。
在哲学上首先要把原因与因素区别开来。原因，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原来的因素，可以理解为原来的某种或某些因素，也可以理解为原来的全部因素。如何理解哲学因果关系中的“因”。传统教科书认为：“每一种事物或现象都是由另外的事物或现象引起，它自己也必然引起另外的现象。事物、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联系或叫因果关系。原因，是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结果，是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马克思主义哲学》71页）。这里传统教科书是将原因理解为某种因素。
随着现代系统科学与非线性科学的发展，人们认识到原因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系统，是一个多维多层统一的巨系统。原因是结果之前所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在这里原因是指原来的全部因素（包括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她不是仅仅用某种或者某些现象就能涵盖的。哲学因果联系并不仅仅是一种现象引起另一种现象的联系，即原来的某种或某些因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哲学因果关系还可以理解为原来的全部因素与结果之间的关系，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具有时序性的普遍联系。
区别原因与因素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利于正确认识哲学因果性，有利于澄清因为原因与因素不分而造成对因果联系不同理解的种种争议。例如有利于认识因果关系的必然性问题，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哲学家们。对哲学因果关系中的“因”如何理解呢？如果我们接受“原因是结果之前所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这种观点，那么原因与结果之间的联系就是一种必然联系，它们之间具有等当性。如果我们认为“结果是被某种现象引起的现象”，把某种或某些引起结果产生的现象，应称之为因素的现象而当作“原因”，那么这个应称之为“因素”的所谓“原因”与结果之间并无必然性联系，也不具有等当性。
我们探究法律因果关系，重点是探索危害事实行为与危害事实后果的关系，当一个损害事实后果产生，必须进行法律责任追究，这时人们就要寻找和分析产生损害事实后果的相关行为（作为、不作为）因素。
探究法律因果关系并不要求全面把握结果之前所有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法律因果关系从事实层面上看是危害行为因素与危害事实结果之间的关系，它们之间并不具有等当性，也不具有必然性。
基本环节
二、必然性与偶然性
必然性它是指客观事物变化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定要发生的确定不移的趋向。必然性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的地位规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必然性的特点是确定性。
偶然性它是指客观事物变化发展中并非是不可避免地必定发生的而是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以这样出现也可以那样出现的不确定的趋向。
必然性与偶然性揭示事物在联系和发展中两种不同的趋势。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之间，是两种事物现象之间的联系，与事物在联系和发展中两种不同的趋势，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如果一定要在危害事实行为与危害事实后果之间找出必然性或偶然性，那么也只能找出偶然性。例如：从危害事实后果考察，一个年轻人被罪犯谋杀死亡，这个年轻人死亡具有偶然性，从正常情况看，一个人从出生，成长至壮年，最后衰老死亡，这是一个客观规律，具有必然性。年轻人被谋杀属于偶然事件，其死亡具有偶然性。
基本环节
三、可能与现实
危害事实行为与危害事实后果之间没有必然性，却与可能性有关。可能和现实揭示事物在联系和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两个不同阶段之间的关系。可能性是现实事物包含的预示事物发展前途的种种趋势。相对于现实性来说，可能性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当某种事物或现象还没有成为现实之前，只是某种可能。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
从危害行为考察，罪犯谋杀年轻人，年轻人可能死亡、可能幸存。危害行为导致的结果有种种可能性。危害行为与危害后果是可能与现实的关系。
三、评价认定层面的因果关系
评价认定层面的因果联系，涉及到两个方面：对危害事实行为与危害事实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评价，和对客观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与法律规范层面的因果关系是否相符的认定与评价。评价认定层面的因果关系属于评价主体主观层面的因果关系，由于评价主体的立场、观点、角度不同，对客观事实对象的认定往往不同。如何科学正确评价认定危害事实行为与危害事实后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法律因果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可能性风险因素与事实结果之间的关系。从现实的法律事实后果，分析行为因素是否有可能产生法律事实后果。可能性风险是归责的基础，没有增加危害风险的可能性不追责。法律因果关系判断标准：一是否增加产生损害后果风险的可能性，二是否具有直接相关性。这两个标准中第一个标准容易判断，但第二个标准却很难判断，与评价主体的主观性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想在确定法律因果关系的活动中完全排除主观性，往往是不会成功的。
四、归责层面的法律因果关系
我们探究法律因果关系，最终的落脚点是探究危害行为与法律责任后果之间的联系。法律归责理论要求：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追究法律责任。归责层面的法律因果关系是规范、事实、评价三个层面因果关系的统一。
首先要正确理解法律规范层面的因果关系，在法律规则假定条件中，规范了适用法律规则的事实行为或者事实行为及其结果。虽然许多法律规范对适用法律的危害事实行为与危害事实结果及其因果关系都作了规定（即结果犯的情形），也有一些法律规范只对适用法律的危害事实行为作了规定（即危险犯的情形），这里没有对危害事实行为与危害事实结果的因果联系作出规范。
其次要正确认识客观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危害事实行为因素与危害事实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是确定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无法改变的，但不是必然的。
第三要在主观上科学评价认定法律因果关系。涉及到违法事实行为与损害事实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认定评价（风险性、直接相关性），和客观事实层面的因果关系与法律规范层面的因果关系是否相符的认定评价（违法性）。
最后在规范、事实、评价统一的基础上进行法律责任追究。
第五篇：论疫学因果关系引入我国刑法之必要性论文
因果关系在刑法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危害行为和危害结果间被证实存在因果关系才能认定构成犯罪。随着时代发展，新型刑事犯罪的出现使得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面临着很多困境。对于一些新型刑事犯罪很难运用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来处理。尤其是面对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等公害犯罪的频出，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引入新的理论。在此形势下，将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引入刑法弥补了传统刑法因果关系理论的不足。
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是事物之间客观存在的联系，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因果关系是一种“引起”与“被引起”的关系，引起是因，被引起是果。因此对因果关系的判断必须要严格依据客观事实的联系进行判断，不能随意主观臆测。我国刑法中的传统因果关系学说主要是“必然因果关系说”和“偶然因果关系说”。但无论是哪一种学说都需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都必须以人类已经掌握的科学实验来证明其合理性。而在现实中很多公害犯罪是无法寻找到确定的客观事实证据。因此，为了能够更好的惩罚犯罪和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疫学因果关系引入刑法之中是必须的。
一、疫学因果关系之内涵和外延
疫学一词最初来源于日本，也就是“流行病学”，疫学因果关系即所谓的流行病学因果关系，疫学是“关于决定人的群体的疾病的频度和分布的诸因素的研究”。此理论最初应用于刑法是因为上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九州的水俣地区发生的水俣病事件。水俣病事件当年造成了水俣、新泻地区很多人因汞中毒而出现四肢麻痹、运动功能障碍。病情严重的有痉挛、神经错乱以致最后死亡的。至今为止依然没有能够有效治疗此病的疗法，因此水俣病被称为日本第一大公害病。在当年的法院审判过程中并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当地居民汞中毒与工厂排放的污水有直接因果关系。因此当时的法院引入了疫学的理论，认定被告方的工厂为了企业利润而随意向水俣弯中排放含有大量汞的工业废水导致被害人因食用鱼虾而得了不同程度的水俣病，二者构成疫学上的因果关系。因此排污行为与居民患病的损害结果构成刑法上的因果关系，从而对此作出了判决。这也是世界上第一起将疫学因果关系应用于司法审判的案件。
通俗地讲：疫学因果关系就是没有甲因子，就一般不会发生乙疾病;当甲因子出现之时，乙疾病也开始随之出现，根据人类能掌握的病理学知识无法确认两者有必然联系。但是通过病例的研究和样本的分析可以表明是甲的出现大大提高了乙病发生概率，也就是原因和结果之间具有高度盖然性。
二、疫学因果关系之特征
一般疫学因果关系具备下列四项特征：
1.某因子在疾病发生前的一段时期起着一定作用;
2.某因子作用越显著，该病患者的比率就越高;
3.某因子在一定程度上被消除获减少时，该病患者的比率降低或减轻，与疫学所观察的流行特征并不矛盾;
4.某因子作为该疾病发生的原因，其机制发生和生物学并无矛盾。
这种理论就将传统刑法因果关系所认定的固定思维给打破了，这样惩治公害犯罪就有了理论上的基础。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具有正当性的。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以统计学为基础的，从大量随机的现象中排除合理怀疑，寻找出引发结果的原因。我们可以认为通过统计学原理所推测出的高概率事件在去除一些偶然因素后，已经与科学法则得出的必然性结论相差无几，这是一种科学的、合理的理论。因此，疫学因果关系是以统计科学为基础的高概率量化条件关系判断，“高概率是一种事实，而非社会观念的认识”。排除合理怀疑是其中的关键，因此首先要充分考虑种种可能因素，对于各类可能因素运用统计学的方法找出可能性最大的那个因素。在找到这个最可能因素之后，通过与其他不存在这种因素的地区进行对比，以及和没有这种因素时本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从空间和时间上排除合理怀疑，确定此因素是否为相关因素。如果事实证明此因素和某病的出现为高概率事件，即使难以确切的知道其内在联系，那么也能推定存在疫学上的因果关系。
三、疫学因果关系引入我国刑法的必要性
(一)引入疫学因果关系是现今形势之需要
自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的生产力飞速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是在这背后是自然环境的破坏和生态危机的频发。正是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速度忽视自然环境而造成了一系列的恶果。毫无疑问，我国日益严重的公害犯罪正给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威胁并且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的稳定。有关数据显示，每年我国因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超过2000亿元，而全国其他刑事犯罪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及这些公害犯罪的冰山一角。我国在 97刑法之前并没有对公害犯罪的有关规定，即使后来刑法中规定了有关条目但也未引起各方的注意。直到近年来各种公害犯罪井喷式的出现，社会各界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可是由于立法上的不完善以及司法实践中缺乏经验，公害犯罪无法得到妥善解决。如“癌症村”等现象的存在都直接反映了这些问题。因此，通过引入新的理论用来解决公害犯罪问题是迫在眉睫的。
(二)传统因果关系理论不足以应对现状
我国的传统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个体主义方法论，也就是通过某人的个人危害行为与其造成的危害结果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来断定是否有罪。对于个体问题个体分析普通刑事犯罪来说，其危害行为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比较明了，通过科学实验容易证明。而公害犯罪则不然，公害犯罪相比一般的刑事犯罪具有不特定性和高度复杂性，我们很难获取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因果关系的存在，并且危害后果也不易判定。这一方面是因为公害犯罪的产生是基于多种因素且危害结果也有潜伏性，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科学技术水平还相当有限，难以证明一些复杂多变的因素间的联系。于是在面对一些无法从医学和药理学上确切证明的流行病时，运用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即认为某个因素与基于它的疾病之间的关系，即使从医学、药理学等观点不能符合法则的证明，但是，根据统计的大量观察方法，肯定其间存在高度的盖然性时，就可以肯定因果关系。疫学因果关系理论与中国的刑法基本原则不相冲突，与中国传统的因果关系理论之间更加没有冲突。疫学因果关系的判断是依据对大量事实进行统计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客观结论，而不是主观上的臆断。在传统理论中，刑事案件就是应当清楚的描绘出事实的因果经过，即危害行为是如何具体的导致危害结果的。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定罪量刑的关键所在，当我们无法确切的证明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如何“引起”与“被引起”时，通过一种排除合理怀疑的方式找到其“因”，继而推测出其“果”，就能解决一些以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平无法证明存在因果关系的公害犯罪。这无疑是我们惩治公害犯罪，保障公民权益的需要。
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建立在现代概率论基础上的科学理论，它是以高概率为核心，采用流行病学原理判断作为整体的公害结果和公害行为之间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论。在我国公害犯罪日益严重的今天，如果再墨守成规，大多数公害犯罪案件就会因为不具备因果关系而得不到有效惩治，公害犯罪就会越来越猖獗。
因此在刑法中引入疫学因果关系理论是一种与时俱进的表现，是对传统刑法理论不足之处的补充和完善。总而言之，将疫学因果关系理论引入我国刑法还是有很深远的意义的。当然，我们对这种理论在刑法中如何具体适用以及如何用好这种新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还需要继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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