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乡镇干部对村委会选举的亲历与思考

第一篇：一个乡镇干部对村委会选举的亲历与思考

一个乡镇干部对村委会选举的亲历与思考

2008年是湖南省第七次村委会换届选举年。我不仅参加了两个村的换届选举,直接地感受了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全过程,还对9个乡镇200余名村民、乡村干部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我深深感受到在党中央的大力提倡与支持下,农村基层民主有了极大的发展,亿万农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令人喜悦的选举新现象

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中出现了不少令人高兴的新现象,这些新现象的出现,是农村民主发展的里程碑。

一、“陪选人”成为历史

以前选举中一直存在一个名词叫“陪选人”。因为规定要实行差额选举,乡镇党委在确定各村村委主任、委员的候选人时,为了保证组织意图的实现,便会选择一个能力差、势力弱的人列入候选人。这样的人毫无竞争力,自然选不上,这种候选人就叫“陪选人”。现在村委主任、委员候选人的产生,是由本村过半数的选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提名,以得票多少确定。能成为候选人的人都是有一定实力的,无论最后谁当选都能胜任其所竞选的职位。至此,“陪选人”在村级选举中成为历史。

二、村民的选举权不再是“过套”

以前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是由党员、村民代表、村组干部推荐,乡镇党委研究决定。这使得村民无权提名自己心目中的人选为候选人,因此对选举热情不高。村民都知道,自己想选的人不列入候选人,仅靠自己在选票上的“另选他人”一栏直接写名字,往往由于票数分散,很难被选上。他们称这种选举办法为“过套”。其意思是:上级早已定好了人选,只不过在形式上让村民通过一下而已。这种选举不能体现选民的真正意愿。这次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候选人提名、最终能否当选都决定于村民的选票,每一票都很重要,可能某个候选人少了那么一两张票就会落选。村民真正行使了自己的选举权,于是参选热情高涨,没谁再说选举是“过套”了。

三、精英人士回流农村

原来农村一些精英人士通过打工、经商、读书、参军等方式纷纷离开农村,导致农村人才缺乏,干部难选。“矮个当中选高个”,农村干部整体素质下降。现在不少经济能人、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回乡竞选村官,使得参选村干部的人的素质、层次大为提高。经济能人有较强的经营才能与组织能力,视野开阔,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可以说是众望所归,从他们较高的得票率就可以体现出来;年轻的大学生村官有文化、有活力、有新的思想与开拓精神,他们的当选给农村带来了新的气象、新的希望。

四、民选的村干部工作热情高

起先,乡镇党委、政府担心由村民直接选举上来的村干部不听话、不配合,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发现他们比原来那种方式产生出来的村干部工作热情还高,更注重为老百姓办实事。因为他们是村民选举上来的,有一种想把村里事做好的使命感。

村干部:从不愿当到竞争当

我在21年的乡镇工作经历中,一个深刻的印象是:富村人争着当干部,穷村人不愿当干部。有的村因为没有人愿意当村干部,乡镇党委书记等主要领导得亲自上门给有关人士做思想工作,才会有人愿意挑起这副担子。因为在穷村当干部就意味着一种奉献,远远不如外出打工合算。

可这次村委会换届选举的情况却与以往截然不同,无论穷村、富村,想当村干部的人非常多,而且竞争异常激烈。郴州市苏仙区荷叶坪乡高冲村的妇女主任对我说:“真奇怪,这次怎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当村干部?”一个村委主任信誓旦旦地说“:群众信任我,选我,我就当这个村主任,不选就算了,反正我绝不去拉选票。”可是没过几天,他就挨家挨户到村民家里去,对村民说好话:“帮个忙,请投我一票。”因为他了解到村里想当村委主任的大有人在,与上一届选举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他再也坐不住了。

为什么这么多人想当村干部呢?笔者通过多方调查,找出如下原因:

一、经济因素

1.工作好做,待遇较高。郴州市从2006年起,村干部的工资由县级财政统发,标准大为提高,4个主要村干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秘书、计生专干)月工资有500~600元/月,2010年工资再次大幅度提高,达到800~900元/月。另外村里还会发一份工资,数额的多少由村集体经济强弱决定。一些条件好的乡镇还会组织村干部外出考察,这在经济不发达的农村算是一份收入不错的职业了。

而另一方面,现在乡镇政府给村干部的任务主要是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这些工作老百姓乐意配合,村干部也因此获得老百姓的好评。

2.拥有调控村级资源的权力。现在不少村集体经济收入雄厚,当上村里的主要干部也就拥有了支配这笔钱的权力。另一项重要的经济权力就是对村内资源的调控权。村里的山林、水库、矿产等资源怎样处置,往往由几个村主要干部说了算,当上了村主要干部就意味着在承包村里矿产(如煤矿)等方面有了别人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从而可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

二、政治因素

1.政治地位上升。现在的村干部由民主选举产生,乡镇党委、政府无权随意撤换,而村干部对村内的事务较以前也有更大的话语权。现在农村社会情况复杂,乡镇的各项工作必须得到村干部的支持才能正常开展,于是不少村干部借此与乡镇党委、政府讨价还价,谋取村庄与个人的利益。乡镇党委、政府在处理涉及村干部个人利益的问题时,往往会给村干部面子,以换取他们对乡镇工作的支持,这样一来,村干部就备受乡镇党委、政府重视。在现实中,一个村委主任在乡镇党委书记心目中的地位不低于副乡镇长,村干部事实上已成为农村中的实权人物。

2.当选机会增大。以往的历次选举,虽说也重视民意,但更多的是体现乡镇党委意图,与乡镇主要领导不熟悉或者没有良好关系的人,很难被列入候选人名单。而现在民主选举,候选人提名、选举都决定于票数多少,这样就为更多的人提供了机会。这也是参加人多、竞争激烈的一个主要原因。

3.获取更多话语权。当上村干部,对村里、乡镇里的事务有了更多发言权。有部分村干部同时还是乡镇甚至县、市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有了这层身份,也就能更多地参与当地政治。

4.办事方便。当上村干部,在与乡镇、县市政府的有关部门打交道时,无论办公事、私事都方便多了,从而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

三、社会因素

1.宗族、家族利益。选举中,农村家族、宗族为了维护本姓氏、本房头(同姓中的不同房头)的利益或者面子,往往推出实力人物来竞选村干部,从而使得选举形势更为复杂,竞争更加激烈。

2.为群众办实事。在调查中,确实有一部分农村精英人士,自己富裕了,怀着想为村民办点实事、改变家乡面貌的想法参选村干部,一展自己的政治才华。这部分人为数不多,却是村干部中的精华,最值得提倡。

3.为了“面子”而参加竞选的。一些村民富裕起来后,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满足心理需求,也就是需要“面子”,而“面子”在农村是很重要的。在调查中,也有为了个人面子而参加竞选的。

一般来说,想当村干部的人往往不是出于一种目的,而是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使他们下决心参加村干部竞选。

“一肩挑”在实践中难以推广

上一次(2005年)村委换届选举时,我们这里在部分村实行“一肩挑”,这次村、支两委换届要求扩大“一肩挑”比例。但是,在这次调查的9个乡镇86个村中,上一届有6个乡镇的14 个村实行了 “一肩挑”,这一次只有6个乡镇的11个村实行了“一肩挑”。在上级要求扩大一肩挑比例的情况下,实现一肩挑的村数量反而减少。为什么 “一肩挑”在实践中难以推广呢?我看不乏以下一些现实原因。

一、“一肩挑”后一个人忙不过来

村里一般设有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秘书、妇女主任(兼计生专干)四个主要干部(享受县级财政发工资的待遇),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实际上对整个村域事务和上级安排的行政工作负责,他们遇事互相商量,责任分担,共同处理难点问题。而实行“一肩挑”后,只有三个主要干部了,其中村秘书一般是由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性情温和的那种人担任,他们认为自己是副职,不愿越权去承担行政工作。计生专干是妇女主任兼任,以做好份内工作为主,难以分担更多的行政工作。虽然有的村也设有副主任(兼治调主任)或者治调主任,但报酬较低,很多事不愿意去做。这样一来,大量行政事务、各种矛盾焦点就集中到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一人身上,使他忙不过来,也难以应付。于是,在这次换届选举中,那些原来“一肩挑”的村干部,纷纷主动要求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分设。

二、“一肩挑”不利于平衡关系

杂姓村一般都会在人数较多的两种姓氏当中选出实力人物分别担任支书、主任,其他的姓氏则会选出人来担任村秘书、计生专干等职。同姓同宗的村,则会在不同房头之间搞平衡,以求得村内各种势力之间的平衡。“一肩挑”则打破了这种平衡,人数相对较多的姓氏(或房头)没能当上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主任,就会出现不支持对方的工作,甚至设置难题,给工作的开展带来困难。

三、村干部不赞成“一肩挑”

因为现在村干部的工资是上面发,不要村里负担,一个村干部能拿到500~600元的月工资,当村干部花的时间又不多,照样可以搞生产,在农村也算是一种不错的职业了。推行“一肩挑”,就少了一个拿县财政工资的村干部,而村里的事务没减少,剩下的3个干部就要多花时间与精力去处理这些事务,而他们的工资并没有相应增加,他们自然不愿做这不合算的事。

四、部分干部群众不信任“一肩挑”

村民、村干部、乡镇干部普遍认为“一肩挑”权力太大了,大小事务一人说了算,容易导致家长制作风。“一肩挑”后村里的财务开支不好监督,因此群众不信任。

选举中一枝独秀的女村干部

在调查中,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妇女主任(兼计划生育专干)连任最多、得票最高、群众争议最少。在调查的9个乡镇86个村中,妇女主任连任的有66 个,村委主任连任的只有35 个。大多数妇女主任在选举中得票最高,有一个村当选的3个村干部中就有2名是女性(一个担任村秘书,一个任村计生专干)。这是什么原因呢?

一、女村干部工作讲究方法,善于以柔克刚

女村干部一般都是任村妇女主任兼计生专干。计划生育工作是农村中的第一难事,也是最得罪人的事,而从事这项工作的大多数女干部却能连选连任、高票当选,其原因就在于女干部善于、勤于做思想工作,使计生对象易于接受。例如鲁塘镇水车洞村的妇女主任欧秋娥,是村里的医生,常利用给育龄妇女看病的机会给她们做思想工作,使她们乐于接受少生优生的观念。

二、个人素质好、口碑好

当选的女干部一般都热于助人,在村里人际关系好,家庭关系处理得好,夫妻和睦,孝敬老人。鲁塘镇新屋背村的高爱兰就因为特别孝顺公婆,备受村中老人喜爱与推荐而高票连任村妇女主任(兼计生专干)。她们在村子里妇女中文化素质、工作能力是排在前几位的,属于那种上得台面、打得开局面的女性。

三、廉洁、清新的公众形象

女村干部的工作相对单纯,集中在计划生育和妇女工作这一块,没有卷入农村群众议论最多,也最深恶痛绝的挪用、贪污村集体经济的丑闻中去,个人在村民中的形象较为廉洁、清新,这也是女干部在选举中争议最少,能够高票连任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法律、政策对妇女干部的重视与爱护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湖南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妇女应当有适当的名额。而笔者所在的北湖区鲁塘镇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方案中更是进一步要求:村民委员会成员中至少要有1名妇女,如果选举出来的村委会成员中没有女性,成员缺额的可以就女性成员单独投票;成员已满原定名额的应当增加村委会成员职数,确定女性候选人进行差额选举,直到选出女性成员为止。这种法律、政策的宣传在郴州的农村早已深入人心,使选民们在投票中都会考虑到选举一名妇女干部,从而保障了妇女在当选村官、参与村级事务中的合法权利。

从引导到中立的乡镇干部

在以前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乡镇党委、政府主要领导强调的是要引导群众,选举出符合组织意图的村干部,这是下村去负责选举工作的乡镇干部们最重要的任务。所谓引导,就是想方设法让选民选举出符合组织意图的村干部。说白了就是要保证乡镇党委、政府内定的村干部人选能够选上来。

为什么要引导呢?因为首先,当时收公粮、农业税、统筹款的任务艰巨,乡镇党委、政府必须选择能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人当村干部。其次,因为村干部在配合乡镇政府收粮收款中得罪的人也比较多,尤其是那些工作积极的村干部,得罪的人更多,也就更难选上,所以乡镇干部必须引导村民抛弃个人成见,让这些能做得起事情的村干部选上来。再次,因为那时村干部待遇低、工作多而且得罪人,稍有门路的人都发财致富去了,很多人不愿参选村干部。能当得上又愿意当村干部的人少之又少。为了保证合适的人当选,不得不引导村民。

200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因为取消了农业税费,以及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种种好政策的实施,使得干群关系相当融洽,加上村干部待遇的提高,因此参选的人很多。村民的选举热情、法律意识空前增强。在此次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乡镇党委、政府不再像过去那样强调组织意图,而是严格遵守选举法的相关规定,在形式上注重选举程序的合法性。乡镇干部思想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既然乡镇党委、政府不再强调体现组织意图,也就没有必要去引导,选谁当村干部都一样。加之现在选民的民主与法律意识比以前强多了,选举工作人员稍有不符合选举法的言行,选民会把矛头对准他们,因此乡镇干部不会去惹麻烦上身。况且,在一些经济条件好、民主意识强的村,一个程序不到位,就会有人告状,导致选举结果无效。

可以说,现在的村委会选举,乡镇干部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选举秩序,向选民说明填写选票的有关规定,让村民投上自己神圣的一票,选出符合自己心愿的村干部。

第二篇：村委会 投票与选举办法

第五章 投票与当选

第二十三条 村民选举委员会应当在投票前做好下列准备工作：

（一）提前五日公布选举日投票的具体时间、地点、投票方式；

（二）准备投票箱、选票和选举结果报告单；

（三）布置选举大会会场和投票站，设立选票发放处、秘密写票处、投票处、代写处；

（四）向村民公布或者说明投票方法和其他选举注意事项；

（五）完成其他有关工作。

投票箱应当符合安全、保密的要求；选票由县级或者乡级人民政府统一印制，并加盖本村村民选举委员会印章。

第二十四条 投票选举以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召开选举大会的形式进行。为便于居住分散的村民投票，可以增设投票站。选举时，应当设立秘密写票处。

对老、弱、病、残等无法到场投票的村民，经乡级人民政府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指导组批准，可以设立流动投票箱，每个流动投票箱由三名以上工作人员负责，其中应当至少有一名村民选举委员会成员。在流动票箱投票的村民，应当在签名簿上签名。

第二十五条 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应当按照规定直接参加投票。选举期间外出不能参加投票的，应当自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名单公布之日起的七日内通过书信、手机短信、电子邮件等形式委托本村有选举权的近亲属代为投票，在本村没有近亲属的，可以委托有选举权的其他村民代为投票，同时告知村民选举委员会。村民选举委员会经核查，确认委托有效后，应当在选举日五日前公布委托人和受委托人名单，并发放委托投票证。

每位村民接受的委托不能超过二人，且不得违背委托人意愿。村民的委托投票申请在委托投票名单公布后不得变更或者撤回。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参选人不得接受委托。

第二十六条 每一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在一次选举中只有一个投票权。参加投票的村民对候选人可以投赞成票，可以投反对票，可以弃权，也可以另选其他村民。参加投票的村民凭选举证、委托投票证领取选票，独立填写后，投入票箱。参加投票的村民因故不能填写选票的，可以委托除候选人、参选人以外的其他人代写。代写人不得违背委托人的意愿。

第二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可以一次性投票选举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也可以分次投票，先选主任，再选副主任，最后选委员。分次投票的，主任候选人未当选时，可以作为副主任的候选人；副主任候选人未当选时，可以作为委员的候选人。

具体投票方式由村民选举委员会确定，但不能由当选的委员推选主任、副主任。第二十八条 投票结束后，所有投票箱都应当立即加封，并由选举工作人员在当日内送至大会会场集中。公开开封检票后，由监票人、唱票人、计票人公开统计票数。计票结束后，监票人、唱票人、计票人应当在统计结果记录上签字。村民委员会成员候选人、参选人及其近亲属不得担任监票人、唱票人、计票人。第二十九条 登记参加选举的村民过半数投票，且收回选票数等于或者少于发出选票数的，选举有效；收回选票数多于发出选票数的，选举无效。每一选票所选人数等于或者少于应选人数的，选票有效；多于应选人数或者选举同一人担任两项以上职位的，选票无效。全部书写模糊无法辨认或者不按规定填写的，选票无效；选票部分书写模糊无法辨认，可以辨认的部分有效，无法辨认的部分无效。选举工作人员对选票是否有效存在争议的，应当提交村民选举委员会决定。无效票计入选票总数。

第三十条 候选人或者参选人获得参加投票的村民过半数选票，始得当选。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候选人或者参选人的人数超过应选名额时，以得票多的当选；因得票数相同而不能确定当选人时，应当当场就得票数相同的候选人或者参选人再次投票，以得票多的当选。

主任、副主任的当选人中没有妇女，但委员的候选人或者参选人中有妇女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应当首先确定得票最多的妇女当选委员，其他当选人按照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如果委员的候选人或者参选人中没有妇女获得过半数选票的，应当从应选名额中确定一个名额另行选举妇女委员，直到选出为止，其他当选人按照得票多少的顺序确定。

村民委员会成员之间实行回避制度。选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之间有夫妻或者父母子女关系的，只确定职务最高的一人当选；如果职务相同，只确定得票最多的一人当选。

第三十一条 经投票选举，当选人数不足应选名额的，不足的名额另行选举。另行选举的，第一次投票未当选的人员得票多的为候选人，候选人以得票多的当选，但是所得票数不得少于已投选票总数的三分之一。

当选人数少于三人的，不足的名额应当在选举日之后的十五日内选出。当选人数已达三人或者三人以上的，可以组成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不足名额暂缺，在选举日之后的三个月内选出。主任暂缺的，由当选得票多的副主任暂时主持工作；主任、副主任暂缺的，由当选得票多的村民委员会委员暂时主持工作；直到选出主任、副主任为止。

第三十二条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结果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依据本办法确认是否有效，当场公布，并报乡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

新当选的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乡级人民政府颁发省人民政府统一印制的当选证书。

因各种原因造成村民委员会选举无效、需要重新选举的，应当在宣布选举无效之日起三个月内进行。重新选举适用本办法的规定。

第三十三条 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当选村民委员会成员的，当选无效。

对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的行为，村民有权向乡级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由乡级或者县级人民政府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第三十四条 上一届村民委员会应当在新一届村民委员会产生之日向新一届村民委员会移交公章，并于十日内办结办公设施、财务账目、资料档案、集体资产、未完工作的移交。移交的项目、数量、重要情况等应当详细记录并存档。移交工作由村民选举委员会主持，乡级人民政府监督。逾期不交接的，乡级人民政府应当督促交接或者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新一届村民委员会应当自产生之日起一个月内组织召开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从村民中推选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组织召开各村民小组会议推选村民小组组长。

村务监督委员会由三至五人组成，其中应当有妇女成员和具备财会、管理知识的成员。村民委员会成员及其近亲属不得担任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

推选村民小组组长，应当有本组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三分之二以上或者户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参加，并经到会人员的过半数同意。

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和村民小组组长的任期与村民委员会的任期相同，可以连选连任。

第三篇：对当前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的分析

——对当前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的分析去冬今春以来，全国多数省份进行了或正在进行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我们对近期以来的换届选举工作的调查与思考，认为，各级党委、政府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给予了高度重视，领导方式趋向规范化和科学化；民政部门在推进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上积极总结经验，推动创新；村委会选举竞争程度提高，自主竞选的法律和政策空间明确，选举正在进一步深入。尽管还存在大量现实而棘手的难题，然而，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的基础性和结构性的工作机制已经基本形成，村委会选举的发展则面临更深层次的提升和转型。如何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而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自主自治力量，选好当家人的村委会选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我们将分别对近年来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基本情况和经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概括分析，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村委会选举的基本情况和经验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并正式颁布以来，村委会选举进入一个法律规范期和平稳运作期。从各省情况来看，通过选举，广大农民选择出了一批德才兼备、年轻有为、能力较强、经验丰富、能够引导农民致富建设新生活的优秀人才进入村委会班子。村委会选举开始成为农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不少地方的农民开始切实实践这一政治参与渠道，草根民主与草根群体联系变得日渐紧密和制度化。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党委、政府领导和指导村委会选举的驾驭能力提高，依法依规操作成为主流认识和行动指南；第二，选举竞争性逐渐加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转变为现实的行动，有利于引导、规范竞选的制度空间得到拓展；第三，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在现有政策法规的框架内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极具价值的制度创新。第一、党委、政府科学领导或指导村委会选举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经过前几届村委会选举的演练，尤其是各级党委、政府对于村委会选举的意义和严肃性的认识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在领导或指导村委会选举方面，党委、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化的方式推进选举，使得工作的规范性和驾驭选举的能力极大提高。首先，在组织领导上，建立起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民政实施、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各省委、省政府一般在选举年中都把村委会选举工作纳入本的省委、政府的重要工作计划，建立起各层级主要领导负责牵头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领导机构等推进工作。其次，突出抓好选举前的调研工作，把握农村基层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变化，从而有针对性的出台选举工作通知和选举方案。近几年，通过调研把握社会变化，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不少地方不仅领导组织基层调研，还借助学术单位联合开展调研，共同商讨应对方案和预案，取得良好的效果。再次，宣传发动和试点、培训工作制度化，既使得换届选举的法律法规深入人心，调动了村民依法参与选举的热情，又确保了选举指导人员能够依法依规办事，在充分把握当前农村社会的重难点问题和基本形势的基础上，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的推动工作。最后，普遍建立选举督查和信访机制，运用多种形式强化督查力度，纠正违法选举的问题，接受村民的信访，确保对选举进程的有效监控。另外，各地建立的村委会选举信息反馈系统等，也极大的增强了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对于选举工作的有效领导。第二、依法选举从意识走向行动，选举的本身的意义得到回归。经过这些年的反复选举的锤炼，乡村 “政治家”正在成长并随着一次次的选举活动逐步成熟。选举内在的意义不是选出一个好人来当领导，而是把选择领导自己的人的自由权给予选民，从而建立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之间的合法的代理关系与纽带联系，保障选民的利益。差额选举的内在意义就是存在竞选，而竞选行为则为选民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空间，这正是乡村政治家们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近几年的选举中，不少省份开始面对竞选的现实，制定了竞选规则和候选人竞职演说制度等，这为怀着不同利益目的的乡村政治家实现自己的抱负提供了契机。大量的关于贿选和不正当拉票等案例的出现表明，这些乡村政治家的政治意识正在强化，他们的很多行为往往处于现有法律法规的空白处或者模糊处则说明他们实际上对于相关法律法规有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应该摒弃一些传统观念，如，某候选人怀有不正当目的积极拉票等，乡村政治家参与竞选都有利益动机，缺乏利益动机的选举只不过是一个木偶戏，重要的在于如何通过法律法规的改进和选举前后的制度化机制将其利益动机和公益融合起来，扩大两者的共容利益基础，限制个人利益动机对于公益的背离。同时，指导选举的政府部门也开始将依法选举更加落实，在选举中的各个程序技术方面，一般都制定了基本的规定，在操作中予以执行。一位乡镇干部抱怨的话从反面印证了这种状况。他说现在法律规定这么多，搞得干部束手束脚，难以动弹，而老百姓则随便活动。显然，指导选举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依法办事和选民依法选举是同步发展的。正是在法律框架内各方围绕自身利益的选举行动，最终才能造就民主选举的持久机制，回归选举本身的自由选择的意义，防止无利益动机的选举最终必然走向选民厌选、竞选者贿选的恶性循环。第三、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了大量的极具意义的创新，推动了村委会选举向纵深发展。进入稳定发展期的村委会选举，一个基本特点是：在选举相关法律已经基本到位的情况下，根据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往往出现一些局部的但是深具意义的创新。

1、明确选举委员会成立方式。在村委会组织法中对村选举委员会如何成立的问题并未明确，只是概说推选产生。在实践中，不少地方认识选举委员会对于选举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把选举委员会推选

以下原则：一是户籍所在地原则。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的村进行选民登记；二是经常居住地原则。应当允许村民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选举。如长期在外打工且经常居住在打工的村（要求一年以上），也符合在经常居住地有长期稳定正当职业、尽村民义务、未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民登记等相关条件的村民，经个人申请，应当进行选民登记；三是不得重复登记的原则，即不得在 2个或2个以上的村重复进行登记；四是民主决策的原则，即选民资格认定有争议的，由村选委会讨论决定；五是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原则，即确保村民只能且能够在一个地方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外一些省份采取的办法是：对农业户口在本村，生产生活在本村，但不享受集体经济分配的出嫁女及其配偶、子女，嫁进本村的媳妇及子女等，上一届登记为选民的，应继续给予登记；上一届未登记为选民的，本人提出申请，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决定或提交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改居”前属于上述情况的，上一届登记为选民的，本届应继续登记为选民；上一届未登记为选民的，集体经济已剥离的社区居委会，可登记为选民，集体经济尚未剥离的，本人提出申请，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决定或提交社区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具体操作中，由于理解不一，标准也不统一。有的地方采取简单办法，严格一种标准，如户籍，而另一些地方则标准过于宽松，选民也由此认为区县、乡镇或村选举委员会违规操作。有的村对有争议的人群通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参选范围，但由于家族势力影响，两派势均力敌，争论激烈。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使基层难以把握，有不少村民围绕选民资格界定问题上访，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参选的范围如何界定。我们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户籍制度的变化，原来单一的户籍标准确定选民资格已经越来越难以笼括复杂的农村居民群体的身份了。但是，由于村集体资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任何单项的村民资格认定都会带来连锁反应。如果接纳某些外来在村居住 1年以上的人口为选民，那么，他们是否可以拥有集体资产的处理权等。在当前时期，不适宜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最好授权地方根据实际制定标准。第五、村委会届期和厌选问题。《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任期三年依据的是原《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但现在《宪法》已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基层的同志普遍反映，村委会每届任期三年过于短暂，应当改为五年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是一项法规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每次组织都要占用各级尤其是乡镇党委、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的村甚至需要用近半年的时间组织实施；为做好三年一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各级民政部门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及正式颁布实施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村委会成员三年任期的第一年，主要是熟悉情况、制订计划，第二年安心工作，第三年就要考虑下一届竞选的问题，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干工作的时间只有年余。如果把村委会的任期改为五年，对于绝大多数村委会成员而言，安心工作的时间将有三年以上；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村到省的各级组织，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大幅度降低换届成本。一些同志认为村委会三年任期过短，从而导致换届过于频繁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有：（1）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使当选的村委员成员产生了“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把届换”的思想，不利于其专注于村务工作，也不利于村内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2）诱发了农村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稳定。当前，由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法律、法规理解不透彻，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加之农村宗族、派性等思想影响，导致换届选举期间积存矛盾爆发，不同派别之间明争暗斗，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屡见不鲜，农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陡增，发生农村局势失控的危险性也随之上升。频繁换届，使得这种局面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3）村委会换届频繁，加重了各级，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的工作负担，不利于他们致力于发展经济等中心工作。每次村委会换届选举，都需要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部署，由乡镇具体组织各村进行选举。为此，乡镇要为所辖的每一个村派驻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和监督，对情况复杂的村还要增加人手。这样，常常会出现选举期间乡镇民政、司法、人大、组织各口倾巢出动，形成“空城”现象，严重影响了其他工作的正常开展。（4）村委会换届频繁，加重了农村的财力负担。由于某些村村民的民主意识淡薄，存在“不发补贴不投票”的观念，迫使这些村为提高参选率给村民发放现金或实物补贴，每次投票都需要支出数千乃至数万元，增加了财务支出，形成不必要的财力消耗，削弱了村集体经济实力。此外，村委会任期过短，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委会监督失控的问题，反而增加了目的不纯的当选者大搞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紧迫感”。从实际情况看，能否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监督，关键在于“村务公开”、“民主议事”等制度的完善与落实。在村委会届期问题上，要充分平衡选举的工作负担和选民一次授权时间过长的问题。从选举成本上考虑，减少选举次数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些同志认为选举过多诱发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恰恰不是选举的问题，而是选举中这些问题得以暴露和曝光。另外，任期太长容易使人懈怠，失去危机感，不利于人民的监督；而太短则政策多变，不利于稳定发展。国外一般地方政权和议会任期都是三年，而我们基层农民缺乏其他参政的渠道，三年一次参与机会如果再拉得过长，可能也不利于扩大选民的政治参与，不利于对当选村干部形成一定的竞选压力。在届期和厌选的关系上，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目前选举过于频繁，但是，大量的调查表明选民并没有感到选举太频繁而无法应付。真正对选举频繁最有体会的是基层负责组织和指导选举的政府、人大及其工作人员。我们认为，厌选问题主要和选举与村民利益脱钩、选举制度设计不够合理、选民对选举的信心不足和选举效能感不足有关，村民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平也是影响因素。总之，修改届

期问题应该慎重推进。

四、结语通过对近些年村委会选举情况的观察与思考，我们认为，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已经进行深水区。随着国家调整发展战略，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农村社会的矛盾和压力，尤其是村民、村干部和基层政府的高度聚集的关系紧张问题会逐步疏散，村民自治和国家管理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化解，广大农民群众将会在一个更为和谐宽松的环境中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活动。因此，村委会选举将逐渐实现由国家强力推进转变为乡村社会的一种内在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作用需要实现一个转型，从具体的组织领导和指导者转向法规政策的制订者以及选举过程的监督者和违法违规现象的纠正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提供村委会选举和选民之间的密切的利益关联，扩大选民选举的效能感和对选举的民主性和公正性的信心。此外，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修改演进也要充分关注农村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并与之形成良性的结合关系。徐勇刘义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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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对当前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的分析

——对当前中国农村村委会选举情况的分析去冬今春以来，全国多数省份进行了或正在进行新一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根据我们对近期以来的换届选举工作的调查与思考，认为，各级党委、政府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给予了高度重视，领导方式趋向规范化和科学化；民政部门在推进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上积极总结经验，推动创新；村委会选举竞争程度提高，自主竞选的法律和政策空间明确，选举正在进一步深入。尽管还存在大量现实而棘手的难题，然而，总体而言，当前的村委会选举的基础性和结构性的工作机制已经基本形成，村委会选举的发展则面临更深层次的提升和转型。如何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而充分调动农民群众的自主自治力量，选好当家人的村委会选举则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我们将分别对近年来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基本情况和经验、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存在的问题及原因进行概括分析，并针对这种状况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一、村委会选举的基本情况和经验1998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改并正式颁布以来，村委会选举进入一个法律规范期和平稳运作期。从各省情况来看，通过选举，广大农民选择出了一批德才兼备、年轻有为、能力较强、经验丰富、能够引导农民致富建设新生活的优秀人才进入村委会班子。村委会选举开始成为农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平常事，不少地方的农民开始切实实践这一政治参与渠道，草根民主与草根群体联系变得日渐紧密和制度化。概括而言，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党委、政府领导和指导村委会选举的驾驭能力提高，依法依规操作成为主流认识和行动指南；第二，选举竞争性逐渐加大，干部群众的民主法治意识转变为现实的行动，有利于引导、规范竞选的制度空间得到拓展；第三，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在现有政策法规的框架内进行了大量积极的、极具价值的制度创新。第一、党委、政府科学领导或指导村委会选举的能力进一步提高。经过前几届村委会选举的演练，尤其是各级党委、政府对于村委会选举的意义和严肃性的认识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在领导或指导村委会选举方面，党委、政府建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化的方式推进选举，使得工作的规范性和驾驭选举的能力极大提高。首先，在组织领导上，建立起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民政实施、各相关部门密切配合的工作机制。各省委、省政府一般在选举年中都把村委会选举工作纳入本的省委、政府的重要工作计划，建立起各层级主要领导负责牵头的村级组织换届选举领导机构等推进工作。其次，突出抓好选举前的调研工作，把握农村基层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变化，从而有针对性的出台选举工作通知和选举方案。近几年，通过调研把握社会变化，成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措施。不少地方不仅领导组织基层调研，还借助学术单位联合开展调研，共同商讨应对方案和预案，取得良好的效果。再次，宣传发动和试点、培训工作制度化，既使得换届选举的法律法规深入人心，调动了村民依法参与选举的热情，又确保了选举指导人员能够依法依规办事，在充分把握当前农村社会的重难点问题和基本形势的基础上，高度重视、认真负责的推动工作。最后，普遍建立选举督查和信访机制，运用多种形式强化督查力度，纠正违法选举的问题，接受村民的信访，确保对选举进程的有效监控。另外，各地建立的村委会选举信息反馈系统等，也极大的增强了党委、政府和主管部门对于选举工作的有效领导。第二、依法选举从意识走向行动，选举的本身的意义得到回归。经过这些年的反复选举的锤炼，乡村 “政治家”正在成长并随着一次次的选举活动逐步成熟。选举内在的意义不是选出一个好人来当领导，而是把选择领导自己的人的自由权给予选民，从而建立选举人和被选举人之间的合法的代理关系与纽带联系，保障选民的利益。差额选举的内在意义就是存在竞选，而竞选行为则为选民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和空间，这正是乡村政治家们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近几年的选举中，不少省份开始面对竞选的现实，制定了竞选规则和候选人竞职演说制度等，这为怀着不同利益目的的乡村政治家实现自己的抱负提供了契机。大量的关于贿选和不正当拉票等案例的出现表明，这些乡村政治家的政治意识正在强化，他们的很多行为往往处于现有法律法规的空白处或者模糊处则说明他们实际上对于相关法律法规有深入的研究。因此，我们应该摒弃一些传统观念，如，某候选人怀有不正当目的积极拉票等，乡村政治家参与竞选都有利益动机，缺乏利益动机的选举只不过是一个木偶戏，重要的在于如何通过法律法规的改进和选举前后的制度化机制将其利益动机和公益融合起来，扩大两者的共容利益基础，限制个人利益动机对于公益的背离。同时，指导选举的政府部门也开始将依法选举更加落实，在选举中的各个程序技术方面，一般都制定了基本的规定，在操作中予以执行。一位乡镇干部抱怨的话从反面印证了这种状况。他说现在法律规定这么多，搞得干部束手束脚，难以动弹，而老百姓则随便活动。显然，指导选举的政府工作人员的依法办事和选民依法选举是同步发展的。正是在法律框架内各方围绕自身利益的选举行动，最终才能造就民主选举的持久机制，回归选举本身的自由选择的意义，防止无利益动机的选举最终必然走向选民厌选、竞选者贿选的恶性循环。第三、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进行了大量的极具意义的创新，推动了村委会选举向纵深发展。进入稳定发展期的村委会选举，一个基本特点是：在选举相关法律已经基本到位的情况下，根据基层社会的实际情况，遵循法律的基本精神，往往出现一些局部的但是深具意义的创新。

1、明确选举委员会成立方式。在村委会组织法中对村选举委员会如何成立的问题并未明确，只是概说推选产生。在实践中，不少地方认识选举委员会对于选举工作意义重大，于是把选举委员会推选的机制进一步明晰化，一些地区还规定了选举委员会成员回避制度，候选人不得同时担任选委会成员。值得称道的是，进行创新的地区一般把这个新规则放在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上审议通过，这样就使得对于法律的一种补充获得村民的认同。事实上，由于全国地域差异非常大，各地发展不均衡，很多这种问题并不适合给出全国统一的标

准答案，而是允许地方在法律基本精神的范围内，通过严格的程序化机制进行局部创新，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2、自主竞选创新。村委会选举中必然暗含了竞选的合理空间，这是由村委会选举制度的自身逻辑所决定的。其一，村委会选举是由村民直接提名、差额选举。候选人的产生不是确定的，而候选人是否当选更不是确定的。候选人要当选就必须获得多数人的认同和好感，差额选举则使得候选人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其二，在村委会选举的制度安排，如发表治村演说、回答村民提问等都包括了竞争的要素。竞选是村委会选举的题中应有之义。本届选举中，部分省份明确了“自主竞选”的规则和机制，有意竞选者可以在村的范围内自由上门会见选民，发表竞选言论。这样就把地下的竞选活动公开化，从而有利于选举的顺利发展。

3、明确界定贿选的界限。竞选要在法定的范围内活动，那么，就必须给这个范围一个明确的界限。近几年的选举争议很多就是因为难以确定何为贿选。部分地区探索了一些做法：如规定只有用金钱、物品向选民换取选票(委托投票)才算贿选，而正当的竞选活动和竞选承诺等不作为贿选。这些探索为进一步明确贿选的构成要件提供了思路。

4、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选举效率。有些省份为了加强村民对选举过程的监督，提高选举效率，节省时间，开发了电子计票系统，准确、快速，还可以通过大屏幕将计票过程公开，有利于提高选举工作的高效性和选民的同步监督性。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比如规定村委会成员近亲属回避制度、邀请选举观察员制度、在选举中引入司法公证机制、鼓励妇联组织提名妇女候选人，保障妇女干部等创新，都有值得进一步实践的价值。总体看来，全国的村委会选举发展势头良好，选举机制进一步程序化和制度化。但是，随着农村社会的转型和发展，村委会选举必须适应这些变化，通过改进制度和发掘村庄内部的动力机制来推动选举工作的进一步提升和转型。

二、村委会选举面临的农村社会的新变化几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等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也使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面临着新的情况和问题。第一、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和乡镇综合配套改革后，乡镇干部精简变动较大，原来培训的骨干队伍有很大的变动，减弱了对本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力度，同时也增加了选举培训的难度。影响因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员发生较大变动，有指导村委会换届选举经验的大批人员不再处于目前的工作岗位上；二是干部队伍精简，指导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工作力量减少。改革是为了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是，同时也使得一些长期搞换届选举和基层政权工作的人员离开岗位。一个一般只设一个人的社会事务办公室难以应对村委会换届选举带来的大量的指导工作。因此，各级负责指导换届选举的党委政府应充分重视这种状况，提前进行深入的政策调研，在搞清问题和矛盾的情况下，组织充足的人力物力开展这项工作，以确保顺利完成。另外，税费改革之后村级组织经费基本依靠转移支付，而原来依靠村提留和其他收费等解决的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出现困难。这会使得村委会对于村民的利益联系纽带弱化，并削弱其参与选举的积极性。

二、农民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当前，广大中西部地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经商。据我们最近的调查，一般劳动力一般超过 30％外出打工，最高达到60％以上。调查村庄外出打工者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一般都在三成以上，主要集中在三成到六成之间。同时在我们问到“你家有人外出打工吗”时，被调查村民中，有68%的回答“有”。一般而言，外出打工者的绝大多数都属于选民，这种情况对于村委会选举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基层反映最为担心的问题就是如何在人口大量外流的情况下保持选举中的“双过半”，以确保选举结果合法有效。对于这个问题，一是需要发展并规范委托投票程序。在委托投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要保障换届选举顺利进行，应该建立规范的委托投票程序，委托投票必须有书面签名或者签章等的委托书，委托书应该规范制作，统一使用。选举时凭委托书领取选票填投，以避免因为大量委托投票所产生的选举争议和矛盾。二是根据村民的流动情况，采取现代通讯联系方式，以解决选民资格确认和选民登记的困难。此外，不能因为外出务工经商较多，村里只有“386199”部队（妇女、小孩和老人）就忽视换届选举工作的意义。中国的城市化是一个将长期持续的过程，培育一个和谐进步的农村社会是顺利完成这个过程的基本保障。第三、村级负债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影响。村级负债已经成为目前村委会最头疼的问题。据调查显示，一些地区村平均负债 40万左右，不负债村相当少，债务问题严重。严重的村级债务问题，直接影响到村委会选举工作。一是有的地方将村级债务化解到了村干部个人的头上，使得现任村干部只有继续当干部才有可能偿还债务，逼着他们继续竞选。这样就与《村组法》和《村委会选举办法》的要求产生冲突，不可能展开自愿、自主的村委会选举，只能是严格控制选举过程和结果，以确保这些原任村干部继续当选。二是由于村级负债严重，使得村委会只得依靠拍卖“四荒”和村集体资产来化债，从而导致村集体缺乏经济资源，难以开展村级道路、水利等公益事业建设。村民认为就是竞选上去了以后也难以有所作为，导致部分村民参与竞选村委会成员的积极性受到挫折。调查中，部分村干部认为，“村里没有收益，但是却大量欠债不能还，本届选举可能没有多少人会出来竞选，最后说不定还要镇里出来做工作（动员）才行。”一些村民也认为“村里什么都不能干，选举没有什么意思”。在我们走访到村子里，一些村民反映对于竞选村干部不感兴趣，究其原因除了考虑日常工作太麻烦，容易得罪人外，过半的受访者都表达了对村委会巨额债务的担心。特别是国家免征农业税后，村委会的收入来源日趋单一，仅凭借少量的国家转移支付资金，使得原本捉襟见肘的村级财务状况更加恶化。三是严重的村级债务问题使村民群众看不到希望，对村里的发展缺乏信心。由于村集体不仅不能提供公共产品，而且高额负债，村民对于选举一个无家可当的当家人失去兴趣，认为怎么选都没有用。因此，如果不及早

采取措施化解村级债务，实现村级财务良性循环，不仅会影响到村民的竞选热情。而且从长远看，将会成为基层政权建设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隐患。目前严重的村级负债使得村委会难以组织力量开展管理和服务工作，自我服务能力比较差。这种状况需要认真调研，给予积极的化解，消除群众的困惑，积极参与村级选举和自治管理工作。第四、土地二轮延包对村委会选举的影响。1998年中央出台政策，要求土地承包三十年不变，各省随即展开了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工作，当时粮价低迷，负担沉重，农民普遍不愿种地，不少地方进行了耕地调整以及转包等。加上当时提倡“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基层政府财力拮据，强行推进“农业结构调整”；或植树造林，或开挖鱼塘，甚至搞开发区。而且这些工作一般都没有在法律上明确土地使用的产权关系，为目前的土地争议埋下了隐患。税费改革后，特别是近两年来粮食市场价格上涨，加之种田不纳税还有粮补，一部分当年弃田外出务工人员又开始回来要地，要求实现自己对于土地的承包权利，重新分配土地；而一直在农村耕地的人，当年在土地税费较高的情况下转包了那些弃荒地，现在情况好转则不愿意把地分出去，土地纠纷突出。而还有一些地方则尚未开始这项工作，有可能使得土地二轮延包的实施与村民委员会选举时间出现重合。因此，需要认真对待这些矛盾和纠纷可能对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的影响。这些可能的影响有：一是一些回来要地未能如愿的村民可能利用选举的机会，通过制造问题来表达他们的要求，从而影响选举工作的顺利进行；而那些在土地二轮延包中利益受损的村民，也可能将选举作为实现自己利益的机会，为选举增加变数。二是增加了换届选举的工作量，分散了精力。第五、土地征用和村改居对换届选举的影响。根据我们中心近年来对农村社会情况的追踪研究，目前农村社会的焦点矛盾已经从税费问题转变为土地问题，其中主要是农民土地被征用导致的失地现象。土地又是集体资产的一部分，土地征用是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的要求，村改居同样是这一进程的伴随产物。土地征用中补偿标准过低、村民缺乏相关知情权和参与权、强征强夺等现象比较多，引发大量的农民集体上访和～活动。村改居中资产处置问题、选举方式的变化问题等都会对选举工作产生影响。在发达地区和城市郊区农村，这些关系到农民生存安全和根本利益的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引发农民和基层政府的对抗行为，产生不信任，村委会选举就难以正常开展。第六、村组撤并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影响。村组撤并中有不少地方都是在缺乏与村民足够协调沟通的情况下进行的，目的主要在于减轻财政负担，确保农民减负和税费改革目标的实现。由于合并村大小不一，村与村之间群众尚不熟悉，需要磨合，在选举中出现村组之间当选人不平衡等现象的可能性较大，需要有预案。村组撤并对村委会换届选举的影响主要包括：一是村组规模过大。以前村组规模只有 1000多人，至多2000人左右，且农户居住较集中，互相熟识和了解。经过合村并组后，人数增多，熟人社会成为半熟人社会。对于换届选举工作而言，大规模的选举中存在的难以预知的问题和阻碍会更多，沟通协调机制更为困难。二是村组撤并后缺乏磨合，使得选举中的争议难以化解。目前的村组撤并主要有三种模式：（1）“大村＋小村”模式；（2）”大村＋大村”模式；（3）“小村＋小村”模式。模式1可能会出现干部都出在大村的情况，引发小村的不满；模式2和3可能会出现势均力敌的状况，如果在选举中出现选民依据原村籍为依据的投票行为，会使换届选举的离心力量加大，容易导致不稳定。三是一些地方在选举前后才着手搞村组撤并，由于时间精力的限制难以同时兼顾；另一方面，也会把村组撤并中的矛盾投射到换届选举中，增加影响选举的变数。因此，需要在合并的村组群众之间增加理解和磨合，多做认真细致的宣传发动工作，避免选举中出现村籍裂缝，撕裂村庄。以上是近年来农村社会的一些主要的新情况和新问题，随着正在推进的乡镇综合改革，村民选举乃至村民自治将面临乡（镇）权之变的格局，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机制也在重新构建中，乡村建设也会逐渐提上日程，村委会，从而村委会的选举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为这些改革和建设创造良好的组织和社会基础。

三、选举中存在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原因分析表现在近几年村委会选举中的问题，可以说既有长期以来就存在的老问题，又有一些随着选举发展而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前者如领导问题，对选举工作认识不到位，甚至将村委会选举和保持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看，怕工作麻烦或者干预选举；程序问题，选举工作队伍业务水平不高，不熟悉法规，以致出现违规操作、以权代法等问题；另外有村民的法治意识欠缺、家族势力和派性干扰以及村务不公开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已经有了大量的讨论和实践对策。这里我们仅就近年来选举中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给予分析。综合全国情况，几年来村委会选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主要包括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贿选问题，或者说是规范竞选问题。最近几年来，请客送礼拉选票，送钱送物买选票等案例不断出现，这类现象目前在一些地方成为普遍性的问题。不厘定清楚何为贿选，一方面难以操作选举，另一方面极容易引发其他候选人或者选民的不满，形成一种恶性的选举政治文化，对村委会选举良性发展造成冲击。民政部文件（民发[2004]35号）规定：凡在选举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过程中，候选人及其亲属直接或指使他人用金钱、财物或者其他利益收买本村选民、选举人员或者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愿的，都是贿选。这一界定缺乏操作性的规定的支撑，使得实践中依然难以确定。在选举中，只要存在竞争，就会有不同的拉票方式。从实践来看，贿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直接通过金钱、财物等收买选民、选举工作人员和其他候选人，影响或左右选～愿，破坏正常的选举活动；二是采用间接的方式，如许诺、小恩小惠以及运用宗族和家族影响等破坏正常的选举活动。在农村社会，前者还比较好确定，而后者则比较模糊。如，假如说宴请选民吃饭为贿选，那么什么时间、什么价位的才算呢？它和村民之间正常的请吃饭怎么区分？因此，这个问题事实上包括以下几

个层面：其一，如何界定贿选？这个问题需要分析贿选作为一种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广西的同志根据实际，认为“构成贿选必须具备三个要件：一是贿选所侵犯的客体必须是村民的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村委会选举活动。村民的选举权，是指村民依法享有的对村委会候选人的提名权、对正式候选人的选举权以及其他有关权利。村民的被选举权，是指村民依法享有的村委会候选人的被提名权、当选权以及其他有关权利。村委会选举活动是指依法选举村委会的活动，包括选民登记、候选人提名、投票选举、补选、罢免等选举活动。贿选就是侵犯村民的民主权利，破坏了村委会选举活动的行为。二是贿选的方式，即以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收买选民、候选人和选举工作人员，使之违反自己的真实意愿参加选举，或者在选举工作中进行舞弊活动；三是贿选的后果必须是足以造成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破坏了村委会的选举。所谓“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指非法阻止选民参加登记、投票，或者胁迫、诱使选民违背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以及迫使选民放弃自己的被选举权等；所谓“破坏村委会选举”，是指破坏选举工作的正常进行。以上三个条件，须同时具备，才能构成贿选。”这个界定具有参考意义。但是，依然缺乏可量化的标准，也就是如何确定选举权被侵犯、何种程度的侵犯、这种侵犯对选举结果具有多大的影响力等。其二，谁来查处？选举办法一般规定，出现贿选，村民可以向乡人民代表大会和乡人民政府或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县人民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举报，有关机关应当负责调查并依法处理。这里，有关部门实际上是这几个部门，但是，责任在谁却不清楚，实践中如何比较困难的话会出现相互推诿的现象。民政部门一般负责查处，但是一方面有自办自查的嫌疑，另一方面也缺乏技术和强制手段。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认定，司法机关没有作为查处贿选案的受理机关，这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理念有较大差距。其三，如何查处，根据不同情况如何确定处理标准？总之，需要一方面明确竞选规则，确定哪些行为是允许的，提倡的，哪些行为是不合法的，给群众比较明确的贿选标准，以利于监督候选人的拉票行为，另一方面要明确贿选的法律法规，从标准认定到处理责任部门和处理程序等作出规定。另外，一些辅助性的办法包括教育村民正确行使权利、完善选举程序，不给贿选者机会以及加大选举监督力度，及时查处贿选行为。第二、干扰、破坏选举的违法纠正机制缺乏问题。近几年的村委会选举中，出现了不少干扰、破坏选举的行为。这些现象大致有如下一些类型：一是部分候选人为了达到当选目的，利用假票、假委托票、甚至包括伪造选票和票箱等办法，对选举造成干扰；二是部分选民和候选人见自己的选择不能成为现实，采取烧毁选票和票箱、聚众～阻碍选举工作人员计票、发布选举结果等；三是因为部分基层干部指导选举未能严格依照程序操作，甚至违法违规操作，指选派选，或者无故不进行选举等，村民群众不满其行为而干扰选举工作；四是一些宗族、派性力量比较强大的地方，村委会换届选举往往成为各种矛盾、问题总爆发的导火索，成为部分群众释放不满情绪甚至寻衅滋事的重要时机，在选举会场吵架骂人、打架斗殴，违法承诺、攻击他人，阻止选民投票、干扰选举，撕毁选票、砸烂票箱，阻挠计票、围攻乡镇干部等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时常出现。对于上述行为的定性及处罚，《刑法》及《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规定，这给选举工作带来诸多不便。一是违法行为的认定没有确定具体标准。比如干扰、破坏选举，到何种程度才算需要法律制裁 ?哄闹选举会场的行为依据什么标准确定其法律责任等。二是对于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处理起来法律依据不足,随意性较大。三是对违法处理机关的规定不够全面，处理指向不明确。选举中发生刑事犯罪，依什么法处理不明确。再次，有些问题，只适宜追究党纪政纪责任，但是村委会成员有些并非党员，也缺乏手段去追究其在责任，又根据哪些规定来追究，村委会组织法以及相关的选举法规都没有明确说法。同时，出现选举受干扰和破坏等时，选民究竟向哪个机构举报，哪个机构负责查处，哪个机构对查处的过程和结果进行监督等，都需要进一步明确，在实践中往往都感到很难办。但是，建立相对明确的违法纠正机制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其负面效应，那就是如何界定失当或者过于严格，可能成为一些基层干部利用的工具，借此给自己干预选举和违法违规选举造成的群众不满问题进行压制。因此，这个机制一定需要包括双向的安排，既要明确选民的权利和义务，也要明确指导选举的部门和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实现对等，而不可只偏向一面，从而推动村委会选举在政府指导与村民积极参与的合力下良性发展。第三、村委会成员及候选人资格条件问题。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村委会选举正在逐步完善和成熟，一些配套政策和法规逐渐填补了存在的法规漏洞。就如何选举这个问题，不仅组织法有了许多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各省的选举办法更是用相当详尽的操作规程的办法进行了规定。但是在选举一个什么样的人这个问题，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资格条件标准。村组法给出了 “村民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办事公道，廉洁奉公，热心为村民服务”的标准，而一些实践部门的同志们认为标准没有可操作性，而且是对当选后的村委会及其成员的要求，而不是对候选人的资格条件规定。因此，一些同志认为需要明确、细化村委会成员应当具备的条件，对不符合条件的村民当选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或者村委会成员的，规定具体的处理办法。村委会成员尤其是村委会主任理应是遵纪守法的模范，否则难以承担起依法开展村民自治等工作。然而，由于农村情况的复杂性和选举结果的难以预测，导致时常出现因违法犯罪而被司法部门羁押、～、取保候审，或者假释、刚刚刑满释放等人员当选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问题，有的还当选为村委会主任，造成恶劣影响。同时，选民对“选什么人”意识不够明晰或缺乏公认的标准。因法律法规、上级指导及宣传存在偏重“怎样选人”的缺陷，所以选民对选举的目的存在认识上的不足。有些选民没有标准、抱着选谁都无所谓的态度，选举时个人意愿的表达存在不确定因素；有些选民则各

有标准，各选不同对象，造成票数分散；另有些选民则标准有误，受宗族观念、眼前利益等因素影响，将票投给“族头”、“村霸”或贿选者。由此，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最为有效的方法，是法律法规明确规定村委会成员的任职条件，并对不具备相应条件而当选的规定具体的处理办法。如规定：村委会成员应当自觉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认真履行公民应尽的义务，三年内无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劳动教养、因违法违纪被纪检或者司法机关立案侦察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过失除外），无严重违反计划生育法规政策、拒绝依法纳税行为，无故意制造事端、扰乱村庄秩序、蓄意打击报复等行为；对不具备相应条件而被选为村委会成员候选人的，规定由村民选举委员会认定其当选无效；对上述人员当选为村委会成员的，规定由村民选举委员会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县级民政部门认定其当选无效。应该说，基层的担忧是十分必要的。如果选举结果大量的都是有劣迹的人或者不遵守法律法规的人当选干部，会形成一种恶劣的导向。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一些严重不适合担任村委会成员的标准明确列出，在确定候选人时一方面在选民中大量宣传，另一方面形成一种制度化的程序审核机制，确保正式候选人的资格条件问题。而对于一次性海选的地方，采用选举后的事后审核机制往往会造成政府部门干预选举的事态，比较困难，需要认真考量。但是，采用剥夺某些类型人的被选举权的办法存在法律上的难题，依次类推，这种权利剥夺就可以无限制的进行下去了。因此，如果立法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对严重而且明显不适合当村委会成员的行为类型给予限定，而不宜过多设限，强调把选～和罢免权、监督权交给村民，建立切实可行的村务管理运行机制，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民主往往需要付出代价，我们如果总是希望把选举装进一个真空瓶中的话，选民就会永远长不大，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第四、选民登记和资格确认问题。选民登记是开展选举活动的基础，通过登记可以统计参加选举的人数，并为印制选票、布置布置选举会场和投票站点、最终核定选举是否有效等工作提供便利。实践部门的同志认为，《村委会组织法》没有规定登记这一环节，更没有规定登记的形式和法律效力，容易产生选举争议。从全国村委会选举的实践来看，基层现在普遍采用的是被动登记方式，也就是说，不管有选举权的村民是否愿意、是否能够参加本届村委会选举，也不管该村民是否已经在别的地方进行了登记，选举机构就把本村年满十八周岁且没有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村民登记在册，列为参加本届村委会选举的选民。这种登记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不能完全反映村民的真实意愿，既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初衷，也不符合民主精神；二是人为增加了应该参加选举的村民的数量，降低了 “有选举权的村民过半数参加投票，选举有效”的概率，给选举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困难。有些人故意不参加选举，还可能造成选举失败；三是为操纵选举提供了可逞之机。与主动登记相比，被动登记的选民有不珍惜选举权利的可能因素，凡对选举不感兴趣者，基本上没有明确的投票对象，容易为贿选者利用；四是增加了选举成本，增加了登记失误的可能性，在“人户分离”现象普遍存在、村民外出务工经商较多的地方尤为如此；五是有可能发生侵害无辜选民的民主选举权利的现象。对于被动登记的弊端，我们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但是，考虑到村委会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上而下的推进的，村民对于选举的效能和信任机制还在建立之中，对选举权的不珍惜乃至漠视还是普遍存在的。如果贸然改被动登记为主动登记，可能会造成基层政府出于避免麻烦而不对选举做更多宣传，最终登记选民过少而使得选举连徒具形式都没有了。现代选举制度获得大众支持并积极参与选举，是需要一些其他条件支持的，比如竞争的政党组织的动员、公民权利意识和权利行动的高涨、社会相关团体的作用等，它反映了现代国家和公民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返观我国，在现代国家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仍在建设之中的情况下，采用的很多办法最终只能是传统和现代各参半，逐步过渡。比如，对于选民登记，可以采用多种形式补充进行，一般以村民小组为单位设立登记站，由村民携带户口簿、身份证到登记站登记；也可由选民登记员挨家挨户依据户口簿、身份证在选民登记名册上进行登记。对选民登记特殊情况处理，凡法律、法规和政策明确规定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办理；凡法律、法规和政策未作出明确规定的，应按照村民自治的原则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依法讨论决定，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办理。选民资格确认问题是城市化发展中一个重要的变化。近几年，随着城市化步伐加快，户籍制度改革，选民资格的认定问题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谁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谁可以参加村委会选举，这是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法律问题。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和整个社会人口流动的不断加快，目前一些地区农村居民的构成十分复杂。以上海市为例，从户口所在地与居住地的关系来看，要求参加选举的 “村民”有以下六种类型：（1）户口在本村、居住在本村的村民；（2）户口在本村、不居住在本村的村民；（3）户口（属于非农业户口）在本村、居住在本村的原本村村民；（4）户口不在本村、居住在本村的原本村村民；（5）户口不在本村，居住在本村的本村村民的配偶；（6）户口不在本村，不居住在本村，但可以参加本村集体资产分配的原本村村民。一些同志认为，在选民资格的认定上，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户籍所在地原则。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应当在户籍所在地的村进行选民登记；二是经常居住地原则。应当允许村民在经常居住地参加选举。如长期在外打工且经常居住在打工的村（要求一年以上），也符合在经常居住地有长期稳定正当职业、尽村民义务、未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选民登记等相关条件的村民，经个人申请，应当进行选民登记；三是不得重复登记的原则，即不得在 2个或2个以上的村重复进行登记；四是民主决策的原则，即选民资格认定有争议的，由村选委会讨论决定；五是保障村民民主权利的原则，即确保村民只能且能够在一个地方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另外一些省份采取的办法是：对农业户口在本村，生

产生活在本村，但不享受集体经济分配的出嫁女及其配偶、子女，嫁进本村的媳妇及子女等，上一届登记为选民的，应继续给予登记；上一届未登记为选民的，本人提出申请，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决定或提交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决定；“村改居”前属于上述情况的，上一届登记为选民的，本届应继续登记为选民；上一届未登记为选民的，集体经济已剥离的社区居委会，可登记为选民，集体经济尚未剥离的，本人提出申请，由村民选举委员会决定或提交社区居民会议、居民代表会议决定。在具体操作中，由于理解不一，标准也不统一。有的地方采取简单办法，严格一种标准，如户籍，而另一些地方则标准过于宽松，选民也由此认为区县、乡镇或村选举委员会违规操作。有的村对有争议的人群通过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参选范围，但由于家族势力影响，两派势均力敌，争论激烈。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使基层难以把握，有不少村民围绕选民资格界定问题上访，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参选的范围如何界定。我们认为，由于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户籍制度的变化，原来单一的户籍标准确定选民资格已经越来越难以笼括复杂的农村居民群体的身份了。但是，由于村集体资产等因素的存在，使得任何单项的村民资格认定都会带来连锁反应。如果接纳某些外来在村居住 1年以上的人口为选民，那么，他们是否可以拥有集体资产的处理权等。在当前时期，不适宜制定全国统一的标准，最好授权地方根据实际制定标准。第五、村委会届期和厌选问题。《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委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任期三年依据的是原《宪法》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三年”。但现在《宪法》已将“乡、民族乡、镇的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五年”。基层的同志普遍反映，村委会每届任期三年过于短暂，应当改为五年一届。村委会换届选举是一项法规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每次组织都要占用各级尤其是乡镇党委、政府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有的村甚至需要用近半年的时间组织实施；为做好三年一届的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各级民政部门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村委会组织法试行及正式颁布实施以来的实践已经证明，村委会成员三年任期的第一年，主要是熟悉情况、制订计划，第二年安心工作，第三年就要考虑下一届竞选的问题，真正能够静下心来干工作的时间只有年余。如果把村委会的任期改为五年，对于绝大多数村委会成员而言，安心工作的时间将有三年以上；对于各级党委政府，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从村到省的各级组织，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工作量，大幅度降低换届成本。一些同志认为村委会三年任期过短，从而导致换届过于频繁的弊端越来越明显，主要有：（1）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使当选的村委员成员产生了“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把届换”的思想，不利于其专注于村务工作，也不利于村内中、长期规划的制定和实施。（2）诱发了农村不稳定因素，不利于社会稳定。当前，由于农民文化素质普遍偏低，对法律、法规理解不透彻，相关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加之农村宗族、派性等思想影响，导致换届选举期间积存矛盾爆发，不同派别之间明争暗斗，甚至大打出手的情况屡见不鲜，农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事件陡增，发生农村局势失控的危险性也随之上升。频繁换届，使得这种局面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3）村委会换届频繁，加重了各级，特别是基层党委、政府的工作负担，不利于他们致力于发展经济等中心工作。每次村委会换届选举，都需要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层层部署，由乡镇具体组织各村进行选举。为此，乡镇要为所辖的每一个村派驻工作人员进行指导和监督，对情况复杂的村还要增加人手。这样，常常会出现选举期间乡镇民政、司法、人大、组织各口倾巢出动，形成“空城”现象，严重影响了其他工作的正常开展。（4）村委会换届频繁，加重了农村的财力负担。由于某些村村民的民主意识淡薄，存在“不发补贴不投票”的观念，迫使这些村为提高参选率给村民发放现金或实物补贴，每次投票都需要支出数千乃至数万元，增加了财务支出，形成不必要的财力消耗，削弱了村集体经济实力。此外，村委会任期过短，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村委会监督失控的问题，反而增加了目的不纯的当选者大搞权力寻租、以权谋私的“紧迫感”。从实际情况看，能否对村委会形成有效监督，关键在于“村务公开”、“民主议事”等制度的完善与落实。在村委会届期问题上，要充分平衡选举的工作负担和选民一次授权时间过长的问题。从选举成本上考虑，减少选举次数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一些同志认为选举过多诱发了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这恰恰不是选举的问题，而是选举中这些问题得以暴露和曝光。另外，任期太长容易使人懈怠，失去危机感，不利于人民的监督；而太短则政策多变，不利于稳定发展。国外一般地方政权和议会任期都是三年，而我们基层农民缺乏其他参政的渠道，三年一次参与机会如果再拉得过长，可能也不利于扩大选民的政治参与，不利于对当选村干部形成一定的竞选压力。在届期和厌选的关系上，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目前选举过于频繁，但是，大量的调查表明选民并没有感到选举太频繁而无法应付。真正对选举频繁最有体会的是基层负责组织和指导选举的政府、人大及其工作人员。我们认为，厌选问题主要和选举与村民利益脱钩、选举制度设计不够合理、选民对选举的信心不足和选举效能感不足有关，村民生活条件和文化水平也是影响因素。总之，修改届期问题应该慎重推进。

四、结语通过对近些年村委会选举情况的观察与思考，我们认为，当前的村委会选举已经进行深水区。随着国家调整发展战略，以城带乡、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农村社会的矛盾和压力，尤其是村民、村干部和基层政府的高度聚集的关系紧张问题会逐步疏散，村民自治和国家管理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化解，广大农民群众将会在一个更为和谐宽松的环境中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活动。因此，村委会选举将逐渐实现由国家强力推进转变为乡村社会的一种内在需要，相关政府部门的作用需要实现一个转型，从具体的组织领导和指导者转向法规政策的制订者以及选举过程的监督者

和违法违规现象的纠正者。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提供村委会选举和选民之间的密切的利益关联，扩大选民选举的效能感和对选举的民主性和公正性的信心。此外，相关法律和政策的修改演进也要充分关注农村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并与之形成良性的结合关系。徐勇刘义强/文

第五篇：对乡镇干部教育培训的思考

对乡镇干部教育培训的思考 乡镇干部教育培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重视程度不够。个别干部对知识需要不断更新，学习需要终身坚持还缺乏必要的认识。有的认为理论学习是虚的，学不学与己影响不大，懒得学；有的认为学好不如干好，借口自己工作忙，没空学；有的认为经验就是知识，在本职岗位上干了许多年了，无须学；有的认为自己已接受过正规院校的学历教育，有些理论和知识早已学过，不用学。

二是干部教育培训的效果不理想。乡镇干部对目前教育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满意度较低，培训内容单一，只限于业务需要，培训形式单一，枯燥无味，业务需要的内容多，政治理论、科学文化素养的内容少。

三是干部教育培训资源不足。现有的教育培训渠道仍然相对狭窄，以会代训的形式多，专题培训的少；教育培训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重点要求作为干部培训主渠道的党校等教育培训单位加强师资力量，提高培训效果。

四是干部教育培训投入较少。经费问题仍是制约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主要因素，教育培训经费缺乏刚性保障机制，经费投入随意性较大；教育培训经费和机会在行业和部门之间的分布上严重不平衡；政府、单位、个人合理分摊教育培训经费的机制还没有形成；大多数乡镇培训经费不足，干部接受培训的学习时间不能保证。

另一方面，干部自身素质不高，难以适应新形势、新变化的要求，普遍存在四个方面的转变困难，由管理型干部向服务型干部转变难，乡镇干部已经从“催粮要款，刮宫流产”的传统工作模式中解脱出来，但是发展意识、服务意识明显不够，致使好多乡镇干部无事可做。由“经验”型干部向“创新”型干部转变难，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乡镇干部特别是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过去的工作经验已经不管用，上级对农村的硬指标少了，直接与农民接触的工作少了，把这种现状看成“无事”，认为只要不出事就好，施行无为而治的方针。由命令型干部向亲和型干部转变难，几年来中央连续出台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1号文件，对新时期加强和推进农村工作、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要求。相应地，对于直接从事农村工作的乡镇干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面对这种情况，乡镇干部急需提高素质，转变观念，调整角色，在群众中树立亲和型、服务型干部新形象。由单一型干部向复合型干部转变难，乡镇干部中除选调生、近几年新考进大学生公务员和主要领导干部文化程度在大专以上外，大多数干部的第一学历为中专、高中文化，没有较为系统的理论知识作指导，很难适应转型后的乡镇工作。乡镇干部迫切需要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培训，提高素质。

三、进一步加强乡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建议

针对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平时工作中遇到的情况，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切实提高乡镇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整体水平。

（一）切实转变观念，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升到事关全局发展的战略高度来认识

牢固树立干部教育培训是一项事关全局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的观念。加快培养造就一支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高素质乡镇干部队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牢固树立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发展全局,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不断用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武装干部头脑，切实把人才作为第一资源抓紧、抓实、抓好。

牢固树立终生教育培训的观念。牢固树立终身学习、创新学习、务实学习的观念，自觉把学习作为一种工作职责、一种精神境界、一种终生追求。

（二）教育培训内容要体现针对性

乡镇干部对培训的要求较为强烈。当前对乡镇干部的培训主要停留在业务需要上，而忽视了基本业务知识、政治理论和前沿知识的学习。

加强理论知识的培训，特别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为重点的理论知识培训，这些理论成果

既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又是干部干事业的方法论保证。加强政治理论培训，进一步提高乡镇干部在新形势下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和扎根基层服务发展的奉献精神。加大专业知识培训的比重。学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我们一定要从以往的培训中走出来，注重提高干部的业务素质和整体水平。对从事政秘工作的干部我们可以开展政策理论、写作能力、沟通协调方面的培训；对具体从事法律、财会、计生、统计、教育、卫生等业务的干部要和相关业务部门联合举办专题培训班。

注重前沿知识的培训。我们可以通过开展“三农”问题、农村政策、法律法规、政治体制改革、市场经济、管理知识、领导艺术等讲座、辅导，激发干部学习兴趣，提高综合分析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培养复合型乡镇干部。

（三）鼓励乡镇干部自主学习

随着免征农业税和计划生育工作步入正轨，乡镇工作从具体、细致、繁忙、琐碎中逐步解脱出来，乡镇干部有了更多的自由安排的时间。要形成正确的用人导向，将有学识，有思路，会干事的干部安排到重要岗位，鼓励干部主动学习。积极探索干部自主学习制度。干部自己有要求学习的权力，并且单位要提供学习费用、晋升、工资待遇等方面的方便，让学习没有后顾之忧；市县党校要建立灵活的培训运行机制，进行“量体裁衣式”的培训，设置适合乡镇干部特点的培训形式和内容，灵活安排培训的时间，创造干部参学的条件，切实服务基层干部成长成才。

（四）改革培训形式，提高培训质量

要结合各种不同类型课程的特点，设置长短不同的培训班次，对政治理论、专业知识等内容进行中长期脱产培训，同时不定期举办“短、平、快”式的专题讲座、专家报告会，促进乡镇干部知识结构的全方位更新。培训的地点上做到内外结合。充分发挥好党校理论培训主阵地作用，同时要安排外出培训考察，开阔干部视野。培训方式上做到传统与创新相结合。切实改变以会代训的方式，在坚持课堂教学、在职自学等传统培训模式的前提下，逐步扩大和探索电化教学、远程教育、考察学习等方式。大力倡导使用讨论式、启发式、体验式、案例式等教学方法，增强学习趣味，提高学习效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