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案防范系列谈”

第一篇：“错案防范系列谈”

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冤假错案？ ——“错案防范系列谈”之一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13年第16期

刘桂明

核心提示:尤其是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在人民法院报刊发后，更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

最近，因为浙江张高平叔侄案与河南李怀亮一案的宣判，让国人对冤假错案给予了更深切的关注。尤其是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同志关于《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在人民法院报刊发后，更加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其中，绝大多数观点对文中所述观点表示支持，令人鼓舞，使人振奋。可以预计，由此将引起一场有关刑事诉讼理念更新的思想解放讨论。但是，也有少数观点断章取义，对文中论述的“错放与错判”及其“功过”，进行了片面理解。为此，我们需要对有关冤假错案的系列问题，澄清误会，正确理解。总书记指示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如何实现从个别正义到普遍正义，如何看待冤假错案、如何纠正冤假错案、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应当是我们当下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其实，冤假错案只是一种社会表达，而不是一个法律表述。以法律的视角观察，对此一般冠以“错案”的学术表达。

那么，究竟什么是错案？目前好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从一般意义的理解来讲，错案是指对无罪或者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而错误地定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以及对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其中既有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错误的案件；也有行为虽然是犯罪嫌疑人所为，但其行为依据法律规定不构成犯罪，而进行拘留、逮捕、起诉、判刑的案件；还有犯罪嫌疑人虽然有犯罪嫌疑，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犯罪嫌疑人被拘留、逮捕、判刑的案件；更有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构成犯罪而错误地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于是，问题油然而生：错案为什么会发生？错案应该如何纠正？错案是否可以防范？只有解决了类似的问题，才有可能在全社会达成共识。

第一，错案的发生，既是一种可能性，也是一种必然性。错案为什么会发生？对此，无论是古今中外还是高层民间乃至法律专业人士，真可谓众说纷纭，见仁见智。但是，统而言之，一般都认为其中既有思想认识上的原因，也有事实判断上的原因，或有法律适用上的原因，甚至还有工作体制上的原因。其中除了司法工作人员的不当行为(刑讯逼供等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之外，造成错案的原因还有很多值得研究。可以说，刑事错案是人类社会面临的一个共同性的问题，不仅法制不健全的国家有错判，法制比较健全的国家也有错判。从这个意义上讲，因为只要是人就会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所以刑事错案的发生首先是一种可能性，其次就是一种必然性也就是其不可避免性。正如沈德咏同志所说：“在目前有罪推定思想尚未完全根除、无罪推定思想尚未真正树立的情况下，冤假错案发生的概率甚至可以说还比较大。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同时在思想上要进一步强化防范冤假错案的意识，要像防范洪水猛兽一样来防范冤假错案，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此时所讲的“错放”与“错判”，只是一个现实危害性的权衡比较。当程序出现疏漏、证据出现瑕疵的时候，“错放”就有可能防止错案的发生，而“错判”则可能直接导致了错案的出现。所以，才有了“宁可错放，不可错判”的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正好呼应了“无罪推定”的现代司法理念。

第二，错案的纠正，既要求实体公正，更要求程序公正。曾有一句这样的话，让我们每个人耳熟能详，那就是“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纵一个坏人”。应当说，这对刑事司法来说，既是一个美丽传说，也是一个良好愿望，更是一个理想状态。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制度下面，这都是无法做到的。尽管我们无法做到100%的绝对公正，但我们还是要以100%的努力去追求相对公正。换言之，我们一定要努力追求在个案的处理上让人们感受到公正，这个公正既包括实体公正，更包含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两个方面。我国的司法传统过分强调实体公正，司法实践证明，片面追求实体公正不仅会导致漠视甚至践踏诉讼参与者的正当权利，而且也会导致司法公正理念的扭曲，甚至造成错案。诸如“无罪推定”与“疑罪从无”等蕴含程序公正的价值理念，不仅应当体现在审判阶段，还应贯彻到整个刑事诉讼的过程之中。具体到刚刚宣判的李怀亮案件，虽然李怀亮作过有罪供述，但经法院多次审理，李怀亮的有罪供述与证人证言、现场勘验笔录、鉴定意见等证据之间仍存在矛盾不能排除，因此对李怀亮作出了宣告无罪的判决，因而充分彰显了“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和理念。尽管各方面可以有种种猜测和质疑，但这是法治的体现和要求，必须信守与遵守。“张高平叔侄案”的平反，也没有依赖以往的“被害人复活”“真凶出现”或“真凶落网”等偶然因素，而是司法机关一改过去纠正错案的稳妥又保守的习惯做法，完全从证据自身的特性来判断案件的成立与否出发，最后大胆作出了无罪的判决。应当说，这是我国法治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司法机关在纠正错案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但是，我们常人无法想象，当法院在面临“放与不放、判与不判、轻判与重判的问题”所经受的压力。这种压力既是一种工作压力，更是心理压力。为此，沈德咏同志才说：“现在我们看到的一些案件，包括河南赵作海杀人案、浙江张氏叔侄强奸案，审判法院在当时是立了功的，至少可以说是功大于过的，否则人头早已落地了。”此处所说“功大于过”仅仅只是针对防止错杀而言，并非认为是防止错案有功。事实上，沈德咏同志也认为，尽管“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压力，法院对这类案件能够坚持作出留有余地的判决，已属不易”，“但客观而言在错判上又是有过的，毕竟这种留有余地的判决，不仅严重违背罪刑法定、程序公正原则，而且经不起事实与法律的检验”。对此，我们必须坚决纠正。可以说，“宁可错放，不可错判”完全是一句大实话、大白话、大真话。我们对错案的纠正，就是一种最大的实事求是、最真的有错必纠。

第三，错案的防范，既是一种工作追求，更是一种制度要求。既然错案的发生难以避免，那是否意味着我们就毫无作为呢？显然不是，无论是诉讼制度设计还是司法工作机制，不论是程序规则思维还是人权保障意识，都需要我们极尽所能预防错案的发生。既然错案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那么防范错案的措施也应该是综合性的。专家认为，防范刑事错案应该从侦查环节、检察环节、审判环节、辩护环节入手，不断完善司法体制，改进案件质量评价机制与证据印证规则，树立公开透明的司法观，确立真正意义上的无罪推定原则，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加快从侦查中心的程序观向审判中心的程序观的转变，恪守理性的司法理念，秉持司法中立，理性对待民意。总而言之，如何有效防范，最终还是要充分体现程序正义的价值观念、发挥律师的作用、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

是错杀还是不杀，是错放还是错判，是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是疑罪从轻还是疑罪从无，是事后诸葛亮还是防范于未然，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回答。这是判断我们能否坚持程序正义、走向法治理性的重要标准。

我们应当如何发挥辩护律师的作用 ——“错案防范系列谈”之二

《民主与法制》周刊 2013年第17期 刘桂明

今年两会刚过，一起本该是普通案件的宣判却引起了所有法律人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与反思。连同近年来爆出的佘祥林、赵作海、杜培武等案件，这起被称为“张高平叔侄案”，再一次吸引了国人的目光，也让国人对冤假错案的预防与纠正给予了更多的期待。

不同的是，“张高平叔侄案”的平反，没有依赖以往的“被害人复活”“真凶出现”或“真凶落网”等偶然因素。而是司法机关一改过去纠正错案的稳妥又保守的习惯做法，完全从证据自身的特性来判断案件的成立与否出发，最后大胆作出无罪的判决。应当说，这是我国法治的重大进步，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司法机关在纠正错案方面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其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司法机关的理念进步，也看到了当事人张高平叔侄与张飚检察官的坚持不懈，更看到了朱明勇等律师的积极参与和专业服务。由此可见，在冤假错案的纠正与预防中，辩护律师的角色作用不可缺，功能作用不可少。

对此，最高司法机关显然已经注意到并开始着手进一步重视辩护律师功能作用的工作部署。

上任伊始，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院党组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上表示，要尊重和保障律师的权利，为律师依法履职提供最大的便利。

4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在广州召开的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提出, 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假错案上的重要作用。他强调，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充分尊重和保护律师依法履职的权利，充分相信绝大多数律师是具备良好职业素养的，是理性、客观、公正、中肯的，是人民法院可以依靠而且应当依靠的重要力量。

4月26日，周强院长在提升司法公信力座谈会上，则进一步提出要紧紧依靠学术界和律师界携手共建司法。因为如果建设司法不靠学术界和律师界的贡献，律师和法院对立，法律根本不可能健全。为此，他在会上特别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和律师代表就人民法院如何推进公正司法，进一步提升司法公信力，在法治中国建设当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畅所欲言，查找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对策，以集思广益，推进人民法院工作实现新的发展。

5月6日，沈德咏同志在人民法院报发表个人署名文章《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强调，我们必须认真进行深刻反思。要充分认识到，律师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重要一员，是人民法院的同盟军，是实现公正审判、有效防范冤假错案的无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最高法院两位领导连续强调要充分发挥律师作用的讲话，经各种媒体披露后立即引起了各界关注，尤其是在律师界反响更加热烈。应当说，在贵阳小河案、江苏靖江案、吉林船营案等热点案件不断发生审辩冲突之时，在我国刑辩律师的功能与作用不断遭到质疑之际，在总书记特别强调“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之后，来自最高审判机关最高领导的表述，不禁让人对当下因为冤假错案及审辩冲突而带来司法公信力的重建与提升工作，给予了更多的期待。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发挥律师的作用？在我看来，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大功夫。

一是要充分理解辩护律师的角色身份。根据我国《律师法》规定，律师就是接受指定或委托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在刑事辩护中，律师就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的法律专业人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辩护律师的基本职责就是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简而言之，辩护律师就是通常意义上理解的“为坏人说话的人”。此时，这个“坏人”还只是道德意义上的评价，法律上的称呼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以，律师为“坏人”说话，不是为其“坏”辩护，而是为其作为一个“人”而说话。为此，律师就要极尽可能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证据事实、程序保障、定罪量刑上进行辩护，从而最大可能地维护其合法权益。所以，律师所有的执业行为都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是一种制度设计，也是一种法律要求。既然如此，我们的法官与检察官就不要看见律师就厌烦、听到律师就心烦。

二是要充分尊重辩护律师的同等地位。在我们的制度设计中，尽管律师的辩护权是来自于当事人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其与法官、检察官之间，只是法定职责的不同，并没有地位的不同。在行使法定职责的过程中，各自均具有其职业独立性，但相互的法律地位却是平等的。通过法官行使审判权、检察官行使控诉权、律师行使辩护权，构成了司法体制的三个方向，组成了司法制度控辩审的三角架构。其中辩方与控方是一种诉讼对抗关系，这是为了防止对犯罪的指控成为一种潜在的犯罪认定而作出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就是为了通过立法而安排了刑事辩护这样一种对抗力量，从而最终形成了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当然，在现实中却始终未能尽如人意。且不说理性的控辩对抗局面未能形成，单说最近一段时间的辩审冲突，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对此，沈德咏同志在《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分析：“个别律师不遵守规则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法官是否也存在小题大做、反应过度的问题？思想深处有无轻视刑事辩护、不尊重律师依法履职的问题？工作关系上有无存在重视法检配合而忽视发挥律师作用的问题？法官是否恪守了司法中立的原则和公正的立场？”由此可见，如何理解律师的同等职能地位，将是能否发挥律师作用的重要环节。

三是要充分保障辩护律师的程序权利。在审判活动中，无论是职责分工还是使命要求，辩护律师就要不断地以自己的努力与耐力，为刑事辩护争取时间，为辩护权利争取空间。也就是要不断地为权利而斗争，为当事人权利最大化而斗争。简言之，就是不断在证据上找错、不断在程序上挑错。说到底，辩护权利其实就是一种程序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律师就是通过会见、阅卷尤其是取证、举证、质证等具体业务活动，找到指控证据的瑕疵，发现程序保障的疏漏。因为任何一位被告人在法院判决之前都是无罪的人，所以我们的法律就不能以存有瑕疵的证据与存在疏漏的程序，决定被告人的最后命运。此时，诸如“疑罪从无”“罪刑法定”等程序权利就成了最大的程序正义。正如一位专家所言：“我们社会的成功不仅仅在于将犯罪的人绳之于法，而且还在于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当被告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我们的刑事司法体制将会大受打击。”

张高平叔侄案已经成了过去，但是，正如佘祥林、赵作海不断地被人作为冤假错案的典型而提起，张高平一案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警醒而深刻的。正是因为有了朱明勇等辩护律师坚持不懈的专业服务，张高平一案才获得了今天的生机。同样，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司法机关最后真正重视了律师的作用，张高平一案才有今天的庆幸。因为许多冤假错案都已证明，如果漠视甚至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尤其是由此而来的律师的辩护权利，那就距离冤假错案不远了。

第二篇：谈如何提高护理安全防范

谈如何提高护理安全防范

-----【关键词】

护理安全

护理安全是护理质量的基础，是优质服务的关键，也是防范和减少医疗事故及纠纷的重要环节。护理安全是指护理服务全过程中，不因护理失误或过失而使病人的机体组织、生理功能、心理健康受到损害，甚至发生残疾或死亡。安全护理每一位病人，是时代赋予护理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希望。影响护理安全的因素［1］

1.1 护理人员因素

因为护理人员是护理措施的实施者，因此护理人员素质的高低是关系到护理安全与否的首要因素。当护理人员素质达不到要求，就可能给病人生理、心理带来不安全的隐患。主要表现有：（1）人在护理岗位，但主要精力未放在护理工作上，对护士职业不热爱，想改行，工作中马马虎虎，责任心不强，导致对病人漠不关心，对病情的发展缺乏主动性和预见性。（2）理论知识薄浅、操作技能差，无法对病人的病情变化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不能及时报告医师、及时处理，延误了最佳抢救时机。（3）有的对药物性能、剂量、毒副作用、抢救对抗药物不知道；有的换算错误，导致用药不准确。（4）极少数护士对解剖部位不熟悉，造成多次穿刺、胃管误入气管、尿管误入阴道等类似不该发生的现象。因此，应把护士素质与能力的培养，作为研究防范事故的核心。

1.2 物质因素

物质因素主要包括3个方面：（1）设备方面。护理设备是完成护理任务的重要工具，如果设备缺乏、性能不好、不配套或对新引进设备不了解，特别是急救物品器材不到位或故障，都会影响护理技术的正常发挥，影响抢救及治疗工作，造成不安全因素。（2）物品方面。护理物品质量差或数量不足，也是不安全的因素之一，常见的现象有输液器的漏液、甚至导致过敏反应。（3）药品方面。不能严格核对药品的名称、有效期、质量也会造成不安全。

1.3 环境因素

环境方面主要包括：（1）设施及布局。医院的基础设施，病区物品配备和布局不当也潜在着不安全因素。如急救室的位置，病室插线板的位置，地面过滑，床旁无护栏造成跌伤等。（2）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所致的不安全因素，常见于消毒隔离不严导致的院内交叉感染。（3）危险品管理。医用危险品管理及使用不当，如氧气、毒麻限剧药品、高压蒸气锅炉等潜在的不安全因素。（4）病区治安。病区的治安问题，如防火、防盗、防止犯罪活动等。

1.4 管理因素

管理因素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1）思想教育不到位，安全意识不强。（2）规章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对职责、制度、常规的督促检查不到位。（3）业务技能水平低，对新护士、进修及实习护士的业务培训及新业务、新技术开展等方面的训练未能及时跟上。（4）管理不力、要求不严，未认真履行好管理者的职责，对工作各个不安全的环节缺乏预见性，未及时主动采取措施或采取的措施不力。

1.5 病人因素

护理是一项护患双方共同参与、共同协作的活动，护理活动的正确实施有赖于病人的密切配合及支持。作为护士，在巡视病区、实施护理措施过程中，注意病人的情绪变化，对病人积极进行心理疏导，耐心解释，规范职业行为，用法律来维护护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提高病人的信任度，增强医院信誉。抓好护理安全预防

2.1 常抓教育，强化安全意识

医疗护理安全是医院管理永恒的主题，要把安全预防事故教育作为经常性教育工作来抓，牢固树立“安全第一，质量第一”的思想观念。消除护理不安全性是避免护理差错，保证护理安全的前提。在日常工作中，有些护理人员法律意识薄弱，直至出现严重差错或事故，才体会到法律意识的重要。因此，应经常组织护士学习《医院护理工作管理制度》、《护理差错制定标准及处理方法》及《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与护理安全管理有关的文件。本院每个科室都确定了护理安全日，增强各级护理人员的防范意识，坚持对护理人员进行经常性的法制教育。学习教育中，将安全教育与规章制度、职业道德教育相结合，利用好的典型广泛宣扬，分析违章事例敲警钟，运用安全质量实例讲道理。加强对护理不安全因素和差错事故隐患的管理，对潜在的不安全因素重点分析、重点讲评，对每一起护理缺陷和差错一查到底，明确责任，使当事者和护士们都受到教育，必要时在护士长例会或全院大会上通报，并警示大家，使全体护理人员明确规章制度是护理安全的保证，是职业道德的基本要求，从而自觉地履行职责。

2.2 节假日的护理安全管理

节假日期间，由于护理人员相对减少，又无人监督，加之思想松懈，给护理工作质量的管理带来一定的难度，易发生护理质量缺陷与事故［2］。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在防范上下功夫，加强节前与职业道德的教育，树立良好的护理道德，尤其节假日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工作态度要始终如一，保证护理工作的安全。护士长根据科内病人的数量、质量、工作量妥善安排工作，合理分工，加强合作。建立副班制，有特殊情况及时调用人员。护士长坚持每日早、晚查房制度，检查每日工作重点与当日工作质量的情况，及时解决问题，使节假日值班人员时刻提醒自己工作不可松懈。节假日连休时，护士长参与科室值班，使科内工作秩序保持惯性运行，也可了解科室护理人员工作情况，也体现了对下级人员的关心和体贴。节日前护士长对急救室的物品、器材应准备齐全，保持性能良好，为抢救工作打好基础。

2.3 提高护理质量管理

护理规章制度是护理安全的基本保证，是处理各项护理工作的标准和依据，护理安全管理的重要内容。本院护理单元根据医院情况和各科护理工作的实际，以整体化护理为依据，制定适合本科的规章制度、各班工作程序，分解目标，责任到人，将工作内容具体化、明确化、目标化。平时注意及时发现事故隐患，及早采取防范差错事故发生的有效措施。严格执行查对制度，本院护理单元注重每日查对制度、每周的大查对制度；每月1次与节假日前的电路等安全因素的检查；加药后的输液瓶上签名制度、更换液体时的打勾、签名、签时间制度。为了保证病区的安全管理，各护理单元制作警示牌，例如手术病人悬挂“禁食水”、空和满的氧气瓶必须分开放置悬挂“有氧”“禁止吸烟”等警示牌、毒麻药品必须上锁等，确保安全工作常抓不懈，做到防患于未然，防止意外发生。标识的建立给护士以警醒作用，加强了风险意识，有效提高了护理工作质量。

2.4 提高技能

提高护理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技术水平是护理安全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事故的发生往往与护士的素质与能力有着直接联系，是安全护理最重要的基础。作为管理者，要有计划地组织护士学习业务知识，反复训练专业技能，做到技术精湛，精益求精。由于基础护理技术在护理工作中应用最经常、最广泛，如皮肤护理、病床整齐、注射技术、饮食护理等，护理人员往往不重视，要求不高，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因此，加强护理人员的教育，不断提高对基础护理技术重要性的认识。只有不断加强专业技术建设，努力提高护理人员技术水平，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护理差错或事故的发生，保证护理安全的落实。

2.5 优质服务到位

促进整体护理深入有效开展，把“以人为本”思想贯彻到护理工作点滴之中。本院目前开展优质服务活动，延长直接护理服务时间，保证时间服务效果和病人满意度。本科在此项工作中要求护理人员做到病人住院有人送，入科有人接，检查有人陪，护理专人管，健康教育全过程，出院有指导，并在服务过程中按照文明服务要求做到“三有三无”，即服务语言要有称谓语、问候语、致谢语，杜绝服务中无语言、无称谓、无表情，操作前必须解释到位，取得病人配合，操作失败要有致歉声，并能宽容病人的误解。建立访谈制度、工休座谈会。通过优质服务工作的进行，感到优质服务深化了整体护理，提高了护理服务的内涵和质量，融洽了护患关系。良好的服务可以赢得病人的谅解，弥补工作中的某些不足。因此，抓好优质服务也是防范护理安全的重要措施。

2.6 提高护理文书的书写质量［3］

护理人员尚未充分认识到护理记录的缺陷在医疗纠纷中承担了不应有的本可以避免的法律责任。因此，本科不定期用实例来向大家的重要性，增强护士法律意识，更新医疗纠纷重在防范观念。护士在书写护理记录中常出现有价值的部分，得不到体现，所以强调培养护士深入病房细致观察病情的严肃性，认真的工作作风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高护士的专业技术水平，避免疏漏，树立护理记录书写质量的责任意识。及时报道各地发生的医疗事故、医疗纠纷，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让护理人员深刻意识到写好护理记录，不仅是护士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提高护理水平、防范医疗纠纷的保障，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在日常护理工作中，要求护理人员有保证病人安全和自我保护意识，要用法律的思维书写护理记录。

2.7 依法正确行使病人的权利

如落实告知义务中潜在的危险因素。如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便秘，排便用力时可导致猝死；食管胃底静脉曲张的病人，若进食粗硬食物，可能导致上消化道的出血。所以，医护人员应将注意事项告知病人，避免健康教育不到位引发医患纠纷。当然，还有知情同意权、隐私权等。经验总结

3.1 加强检查

检查是发现问题促进落实的必要措施。无检查将使个人负责工作流于形式。护士长要做到四查：（1）重点工作要常查。如器械、药品、精密仪器等重点项目要经常查。（2）重要节日及特定时间要重点查。逢年过节护士思想上易放松，加之7天长假，要有应付突发事件的物质准备，存在人心浮动，精力转移等客观因素，要重点查。（3）针对个人特点及时查，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不同，性格各异在个人负责中也有所体现。因此护士长要注意摸清护士的思想脉搏，在护士思想发生波动时，工作质量受到影响时及时检查补漏，把问题苗头消灭在萌芽中。（4）全面工作要定期查。建立了护士长每日重点工作制度；护士长每月个人负责工作检查制度；管理物品每月清点制度，做到心中有数，使个人负责工作始终置于护士长的控制指导下有序进行

3.2 把好护理常规关

护理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每一项护理活动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包含着许多复杂环节，每一个环节都有着科学的、严谨的规律和规程。护士要严格按操作规程和常规办事，熟悉医疗物品的性能，熟练掌握操作步骤，提高应变能力完成各项护理工作任务。

3.3 措施落实到位

护士长抓安全要细，绝不能粗枝大叶。落实要“三勤”即勤问、勤做、勤讲。护士不懂要勤问，本职工作范围的事要勤做，护士长对安全措施要勤讲，使安全工作的警钟时刻在护士耳边响起。落实要“三严”即严格、严厉、严谨。要照章办事，不打折扣，不讲价钱，不说容许，不弄虚作假。坚决杜绝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现象。

3.4 控制到位

护理不安全行为往往是一种不自主的，不能控制的个人行为。因此，学会自我控制尤为重要。护士长要教育护士自我控制，并要注意观察护士的言行，做好引导。作为护士长在心态控制中要做到“三个心中有数”：根据科室及专业特点，对易发生差错事故的薄弱环节做到心中有数。根据危重病人、大手术病人特点，对护理中易发生的问题心中有数。根据各个护士的能力、技术、情绪、家庭等变化特点，对易发生问题的人、事做到心中有数。采取积极有效的防范措施，做到思想上教育帮助，制度上检查督促，环节上指导把关。

在医疗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安全质量是病人选择就医最直接、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抓好全员安全质量教育是降低护理不安全因素的前提，它使医院整体质量水平得以提高。因此，护理工作的每一个环节都应严格进行质量监控，把护理不安全因素控制在最低限度。应用现代科学手段，坚持科学管理，有效运用现代质量管理方法，使护理安全管理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切实为病人提供安全、方便、放心、满意的全程优质服务。

文章来自：全刊杂志赏析网(qkzz.net) 原文地址：http://qkzz.net/article/1ff285a5-5ec1-4177-b755-9ebda47a4f23_3.htm

第三篇：谈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及防范

谈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及防范

内容摘要：房地产信贷是银行信贷业务的重要内容之一。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有关部门就加强金融宏观调控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因此,加强对房地产投资风险的分析和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具有特定的现实意义。本文分析了房地产投资的风险,揭示了房地产金融投资风险的成因,并提出了银行房地产信贷的风险防范措施,在房地产金融风险防范方面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键词：风险防范房地产信贷银行业信贷风险

正文：房地产是我国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它的发展对于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拉动相关行业发展、扩大内需等都产生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房地产信贷又是一项充满风险的业务。因此,如何规避金融风险、积极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将是我国当前十分重要的任务。

一、银行房地产信贷过程分析

1、地产开发阶段。承担土地一级开发的有土地储备中心、土地出让单位、项目公司以及土地出资(合作)者。这三类单位都有银行贷款介入,他们的还贷资金又主要来源于土地转让。

2、房地产开发阶段。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自筹资金、国内贷款、外资、债券及其他。房地产开发企业取得贷款后,将部分资金支付给地产一级开发商,这也使银行对地产开发阶段的贷款收回。房地产开发企业通常将工程分为一期、二期、三期等,启动项目后着力开发一期,在取得销售许可证等“五证”齐全后预售商品房,获得预售收入并用该资金开发二期,实现循环开发。

3、房地产销售阶段。银行向购房者提供按揭贷款等服务,房地产开发企业将取得的销售收入支付建筑安装企业的代垫资金和对项目开发贷款进行还贷,银行通过回收购房者还贷资金实现整个房地产信贷资金的“回笼”。

二、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揭示

结合以上银行对房地产信贷过程,银行可能遇到风险如下。

1、项目合法有效性风险。由于房地产和其他行业的差异,这一业务既有房地产企业(借款主体)的资质管理——保留行政审批的项目,还有项目本身的合法有效性,大部分项目都是保留行政审批的,尤其是进行规划的审批很普遍,所以存在较大的政策性风险,这体现在房地产项目的地产一级开发阶段和项目开发阶段,这类风险发生最为显著的是工业园区的 1

房地产开发项目。

2、市场风险。房地产项目的市场定位往往成为市场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其中价格和当地对该同类项目的供需情况是衡量市场风险的主要参考指标。这类风险主要体现在银行对项目的审贷初期和房地产项目的销售阶段,易受该行业经济“泡沫”的影响,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灭至今让人记忆深刻。

3、项目质量风险。由于房地产项目按揭时间较长,在此期间容易滋生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因素。其中项目的工程建设质量相对容易监控,而项目的选址、项目类型、物业配备等将会在长时间影响项目质量,从而给银行带来相应的信贷风险。这类风险体现在房地产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和项目的周围经济环境上。

4、经济风险。经济风险主要指房地产上游行业的风险传导,例如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将会加大房地产开发的经营成本,甚至推动房价的上涨,给市场带来许多不确定性。此外,国民经济总量的发展和人们消费水平都将影响到房地产的需求市场。由于房地产的行业特性,其受经济环境的影响因素较多。

5、政策性风险。对房地产而言,其政策性风险主要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政府对房地产的产业政策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影响。

三、房地产信贷的潜在风险

1、房地产企业资金实力不强，其资金过多依赖银行

房地产业的高额利润诱使房地产企业盲目新增项目，扩大投资，使本已紧张的营运资金更加紧张；更有甚者，没有自有资金而组建房地产企业，为了验资暂时向其他企业借款，将资金打入其银行账户，验资后再将资金抽走，这些企业实质上是空壳企业。因而，开发商必须依赖银行的开发贷款和房屋预售款来进行项目的运作，而房屋预售款中大部分是银行对个人发放的住房按揭贷款，因此，开发商营运资金中的绝大部分是银行的信贷资金。据国家发改委调查显示，开发商投入房地产的资金61％来源于银行。一旦房地产企业运作的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银行贷款就会出现风险。

2、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构成银行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

伴随着宏观经济周期，房地产市场呈现一定的周期性。经济繁荣期，人们收入多，购买力强，个人改善住房的消费需求增加；同时，第二、第三产业对于生产用房、商业用房的需求也增加，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大于供给，房屋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投机炒房者对于房价上涨的预期促使其增加购房数量，更加拉大了房屋的供需缺口，从而推动房价进一步上涨，直至出现房地产泡沫。当经济出现衰退，步入萧条期时，大量企业倒闭，失业人口增加，人们收入减少，社会购买力下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小于供给；投机炒房者迅速抛

售囤积的住房，房屋价格快速下跌。如果借款人在房地产泡沫最严重时购房，而社会经济快速衰退，房屋价格下跌过猛，借款人贷款余额大于其房屋出售变现后的价格时，贷款购入的住房就会成为借款人的“负资产”。如果借款人停止归还贷款，银行信贷资金就难以全部收回。如1997－1998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导致香港经济出现衰退，香港房地产市场价格猛跌了60％，许多借款人的住房都成为了“负资产”，借款人拒绝还款，银行形成许多不良贷款。

3、虚假的个人贷款资料、虚假按揭使银行贷款存在潜在风险

恶意贷款申请人为了提高个人的信用等级，由工作单位开出远远高于其实际工资收入的收入证明，而工作单位对开出的收入证明都注明“只证明借款人某月的工作收入，今后收入如有变化不负任何法律责任”，银行对出具收入证明的单位没有任何追索权。借款人一旦取得贷款，还贷的主动权就掌握在其手中，给银行信贷资金带来很大风险。

开发商在房屋销售困难而又急需资金时，往往以本企业员工或朋友名义以高于市场的房屋价格购买本企业的商品房，以最高的贷款成数到银行申请按揭贷款，获得银行信贷资金，其实质是开发商提前收回房屋销售款并将销售风险转嫁予银行。这些假按揭提供的贷款所需资料完全符合银行贷款手续，银行业务人员从表面上很难识别假按揭。如果项目清盘时房屋仍然没有销售出去，开发商又不予还款，银行贷款就会出现风险。

4、个人按揭贷款借款人还款能力的变化，构成按揭贷款的潜在风险

我国家庭年收入与商品房销售价格的比例过低。公民收入相对于商品房销售价格过低，一旦借款人的家庭出现意外变故，收入减少，无力归还贷款，银行信贷资金就会出现风险。我国商业银行个人按揭贷款期限最长为三十年，在这漫长的贷款期间中，借款人家庭经济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

5、商业银行信贷从业人员的道德风险

个人按揭贷款是商业银行的新兴业务，它不同于个人储蓄业务，也不同于法人客户的贷款业务。工作人员处理业务处于房地产开发商和居民个人之间，这就增加了贷前调查中搜集的资料真伪的不确定性。某些开发商串通银行信贷人员故意提高商品房销售价格，搞假按揭，用伪造的抵押权证套取银行信贷资金后，不再归还贷款本金和利息，使银行的贷款悬空；某些信贷员为了帮助自己的亲戚朋友取得贷款或者为了完成贷款任务而故意放松贷款的调查，对贷款人的收入证明等贷款资料不加分析，并人为调高信用等级。

四、银行房地产信贷风险防范措施

1、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要增强对房地产宏观调控的前瞻性和科学性,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监督管理,完善调控手段,提高调控能力,促使房地产业稳定、健

康、有序地均衡发展,防止大起大落,防范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为此,必须首先加强房地产市场的统计工作,完善全国房地产市场信息系统,建立健全全国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通过全面、准确、及时地采集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相关数据和对影响市场发展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公布,政府可以全面、及时、准确地掌握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并进一步加强对房地产市场的监控和指导,以实现对我国房地产市场运行情况的预警和对房地产投资、消费的引导。

其次,政府要设计合理、严密的房地产税制,引导土地持有者合理提高土地使用效益,抑制土地的过度投机。比如对土地空(闲)置征税,以鼓励持有人积极投资开发,提高囤积投机的成本;征收土地增值税,土地增值税能有效地抑制土地投机,且能将由社会引起的土地增值通过增值税的形式部分返还给社会,体现了社会公正。征收土地保有税,以刺激土地供给等。

2、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我国应当大力发展多元化的房地产金融市场,形成具有多种金融资产和金融工具的房地产二级金融市场,以达到分散银行信贷风险的目的。房地产对于银行的依赖性过大,不利于自身发展,同时商业银行过度的房地产贷款,有悖于商业银行的“三性”原则。因为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吸收社会存款,而将这部分资金投向期限较长的房地产项目不符合银行资产流动性、安全性的要求,容易造成清偿危机,产生金融风险。在成熟规范的市场中,房地产开发和经营的融资不仅仅有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基本形式,在一级市场以外,还应存在着发达的证券化二级市场。在这个二级市场上,各种房地产金融工具同时存在,包括投资基金、信托证券、指数化证券等等。房地产证券化可以促使房地产经营专业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

3、房地产企业要提高自身的抗风险能力。房地产企业自身应增强管理能力、市场竞争能力、风险控制能力和诚信度,提高抗风险能力。作为资金密集型产业,房地产业的规模经济效应较其他行业尤为明显。规模小的开发商的单位成本居高不下,在广告策划、营销推广、环境改造、配套设施、物业管理等方面规模较大的公司占有明显优势。此外,规模大尤其是具有较强现金实力的开发商在选择项目最佳开发时间上也具有主动权。因此,房地产业内部适度的资本集中,能有效地节约房地产开发和经营成本,提高抗风险能力。

4、银监会要充分发挥监管作用和服务功能。银监会应加快发挥在社会信用基础和市场诚信制度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完善监管手段,提高监管能力,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和服务功能。激励诚信行为,促使各经济主体在日常信用活动中养成守信习惯,彼此建立起互信、互利的信用关系,确立失信成本递增的违约制裁机制,严惩欺骗和违约行为,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起诚实守信的氛围和环境,促进金融稳定。

5、提高商业银行的风险防范能力。商业银行自身应加强管理,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首先,商业银行要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分析、预测和监测指标体系,建立和扩大房地产市场信息来源,及时关注各地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变化情况,提高对房地产市场发展形势的分析预测能力;要加强产业政策研究,制订与产业政策相互协调的房地产信贷政策;要加强对房地产行业周期波动的研究,防范市场风险于未然。其次,信贷从业人员必须树立牢固的风险意识和良好的职业道德意识,在调查环节尽职尽责,认真做好贷前调查工作,及时分析信贷业务的客户风险和经营风险,研究信贷风险防范措施。

信贷审批人员应在审批环节严格把关。一是分析项目是否符合国家宏观政策;二是分析项目投资资金组成的合理性和来源的可靠性,项目资本金比例是否达到国家规定的比例,自有资金是否到位,部分销(预)售收入作为投资来源是否可行等;三是分析项目总投资的合理性,如建安成本是否过高等;四是分析项目的合法合规性,结合“四证”分析有无超规划、超容积率等情况;五是分析项目抗风险能力,结合成本、净现金流量、投资收益率、敏感性因素分析等指标进行分析;六是分析项目的市场前景及其竞争力,要结合产品价格、项目所在地的位置、规划布局和建筑设计、开发商的品牌等因素分析;七是分析担保措施,抵押物是否足值、变现能力是否强,保证人保证能力如何等;八是分析企业的财务状况、资信状况、开发经验、经营管理能力和风险意识及风险控制能力。

参考文献：

1、孙永玲《中国房地产金融战略实施》[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2、吴念鲁《论现代商业银行房地产信贷的发展趋势》[J].国际金融实施.2004年第7期

3、肖崎《新经济下商业银行营销策略的思考》[J].新金融.2003年第8期

4、杨睿《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与监管》[J].中国房地产.2009年第2期

5、罗莉《房价变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影响的研究》[J].金融与经济.2009年第3期

第四篇：盘点典型冤错案

盘点典型冤错案：聂树斌案复查多年无结论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发表时间：2013-06-05 15:44

4月25日，河南叶县，被判无罪的李怀亮（右二）与家人在一起。图/CFP 哪种冤案是最没有悬念的平反？答案是“亡者归来”。这是极其罕见的低概率事件，在我国被公众熟知的个案有：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等。

“真凶”再现，往往也能成为平反一起冤案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当“真凶”浮现，尽管舆情滔滔，复查多年仍无明确结论。今年以来，在新刑诉法实施和中央强调“个案公正”的背景下，多起陈年冤错案件得以平反与纠正，目前尚有多起重大疑案正在复查、审理之中。法院系统也从上至下展开反思，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亲撰《我们应当如何防范冤假错案》，传播甚广。

值得关注的是，北京常林锋案、河南李怀亮案、福清纪委爆炸案等案的无罪判决，被认为破除了“中国式冤狱”平反的两个密码：“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贯彻了刑诉法早已明确的“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李怀亮式”纠错

4月25日，河南平顶山中级法院宣判李怀亮无罪。李的辩护律师王永杰注意到，在宣判的法庭上，4名公诉人缺席了。据悉，公诉人在听说法院将判无罪的消息后，集体退庭。

5月8日，平顶山市人民检察院通报称，对于李怀亮的无罪结果，检方认为贯彻了“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因此尊重判决结果，决定不抗诉。对于检方，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据透露，在李怀亮无罪宣判后，检方压力巨大，就是否抗诉，平顶山检察院尽了最大可能争取，几位公诉人连夜工作，以期找到提请抗诉的充足理由，最终，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提出不予抗诉的指导意见。在河南，李怀亮案被认为破除了“中国式冤狱”平反的两个密码：“真凶再现”或“亡者归来”，贯彻了刑诉法早已明确的“疑罪从无”司法理念。

对于李怀亮案，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反思道，平顶山中院2007年5月要求将李怀亮案退侦之后，一直没有出具正式的法律文书，导致案件长期滞留在法 院环节，“如果我们在赵作海错案发生后，在当时开展的大排查、大整改活动中，能够及时排查出来并宣告无罪，无论是对李怀亮本人还是对司法的公信来讲，都会 少一些伤害。”

“这次，我们主动引爆了这个‘炸弹’。”张立勇说，平反冤案一向被视为法院的丑事，然而，李怀亮案的价值在于“疑罪从无”司法理念的贯彻，知耻而后勇，抑或是在司法机关强化“无罪推定”的另一个契机。

据有关媒体报道，自赵作海案后，河南省三级法院对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的多起案件依法审理，依法宣告上百名被告人无罪。证据“黑洞”

刑案成疑，并最终在法院环节得以纠正，均源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记者采访的多起冤错案件中，诸如赵作海案、李怀亮案、张氏叔侄案、福清纪委爆炸案等，法院最初定罪的理由均是“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简 称“两个基本”）。这一“两个基本”断案的观念，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并在后来的刑事审判中得以广泛运用，特别在几次严打中盛行。在司法界和学界，“两 个基本”一直有争议。

经历过多起冤案辩护的朱明勇律师认为，“两个基本”并非法律概念，法律上也从来没有这样的表述，从79刑诉法到97刑诉法到今年实施的新刑诉法，法律条文对于有罪判决的要求均是“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无论是从字面上理解，还是从逻辑上来界定，基本与确实、充分，两者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可能导致一些证据还有一丝怀疑没有排除，而酿成错案。”朱明勇说，“两个基本”折射的是重打击犯罪、轻人权保障的落后司法理念。据法院人士介绍，“两个基本”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已经完成它的历史使命，目前，法院已经不会再按照“两个基本”来判案了，判决书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表述。

河南高院常务副院长田立文认为，在司法操作层面，贯彻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关键在于证明标准的把握。新刑诉法将“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 准进一步明确为“排除合理怀疑”，这一修改非常关键，对于引导司法人员由“有罪推定”的正向思维模式向“疑罪从无”的逆向思维模式转变，进而防范冤错案件 有重要意义。

显著的案例是浙江张氏叔侄案。死者指甲擦拭物经DNA鉴定系“二张”以外的他人所留，但侦查、起诉、审判机关都没有重视该案存在的他人作案的“合理怀疑”，仍然依据口供定案，认为“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确凿”。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思维模式。个案纠错路径

近年来，各地涌现的种种冤假错案，哪一种是最无悬念的平反？答案是“亡者归来”。

这是极其罕见的低概率事件。在我国被公众熟知的有三起：湖北佘祥林案、河南赵作海案、湖南滕兴善案。他们被指控杀人，但多年后，“死者”活着现身。佘祥林、赵作海以无罪之身走出监牢，而滕兴善却在“亡者归来”之前已被枪决。“真凶”再现，往往也能成为平反一起冤案的决定性因素。记者梳理目前已知十数起“真凶”再现案例，大多数得到纠正。但河北聂树斌案、内蒙古呼格吉勒图案却成为例外。

至于“疑罪从无”案件，司法机关纠结于“定放两难”。在进入司法程序后，因证据不足，往往被退补、发回重审，或者“疑罪从轻”。还有“疑罪从挂”，比如福清纪委爆炸案，12年审而不决，直至今年5月3日才宣告5名被告人无罪。朱明勇介绍说，按照法律规定，冤案当事人不服一审判决上诉，必然进入二审。二审无非以下几种结果：发回重审、改判和维持原判，或者检察院撤诉。我国 司法实行两审终审制，就是希望能通过二审程序发现一审错误，得到公平正义的结果。但长期以来，法院上下级关系变成了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由此产生了 两种后果：一是基层法院习惯性地把拿不准的案件或者影响重大的案件，一审判决前主动征求意见或者获得支持，实质上把两审变成了一审，失去了两审终审制的本 来意义；二是法院向同级党委或党政领导汇报，而这些领导又非专业人士，凭主观感受和汇报的情况来判断，一旦作出批示，同级法院又不敢不执行，造成错判。

对于一审法院直接宣判无罪的案件，朱明勇印象最深刻的是，他曾经代理的河南马廷新案。这起惊动公安部的灭门血案，被告人马廷新由河南鹤壁中院一审判决无罪，高院发回重审，一审再判马廷新无罪，检察院抗诉，以高院裁定检方撤诉告终。法治新气象

5月初，最高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撰文强调，“宁可错放，也不可错判。错放一个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来，错判一个无辜的公民，特别是错杀了一个人，天就塌下来了。” 田立文评价称：“这一表述，折射出我国在法治建设进程中对法律价值的重新协调和平衡，对公民人权的保障和尊重，是对无罪推定理念、疑罪从无原则社会价值的最好注解。”

朱明勇认为，今年以来密集平反冤假错案，与新一届中央要求“个案公正”及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新气象有较大关系。

“十年来，最高法、最高检对于清理长期超期羁押案件相当重视，但各地仍频频爆出超期羁押冤案疑案，已经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朱明勇分析认为，涉法涉诉案件上访量大，进而导致维稳压力大，如何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亟需法治思维。

“特别是刑事案件，不是要人命，就是要人自由”，朱明勇说，几乎每一起冤案背后，都会产生一批访民，地方维稳压力巨大，李怀亮案“死刑保证书”便是其中的极端个案。

自4月以来，周强及沈德咏在不同场合，频频强调发挥律师作用，要高度重视、充分发挥辩护律师在防范冤错案上的重要作用。在刑事审判中，朱明勇也感觉到了“一些起色”。

一是二审案件开庭审理的多了；二是法官愿意听律师说话了，律师在辩护时甚至可以发挥。

朱明勇说，以前在庭审中，法官往往会要求律师在发表意见时，不要重复、要简洁，对被告人要求只需要回答“是”与“不是”，不准阐述。“现在，法官会让你说完。”朱明勇说，这有助于法官对案件的背景、对事实的整体把握，形成更为全面的判断。新世纪以来典型冤错案 1.湖北佘祥林案

基本案情：被控杀妻。1994年一审判死刑，二审发回重审，检方两次退查，降格审理，一审判15年，二审维持。

转折点：2005年3月28日，妻子回家。纠错时间：2005年4月13日。纠错方式：一审法院重审，判无罪。2.河南赵作海案

基本案情：1999年5月涉杀害同村村民被抓，后一审判死缓，高院核准。转折点：2010年4月30日，“死者”赵振晌回村。纠错时间：2010年5月8日。纠错方式：河南高院再审，判无罪。3.浙江张氏叔侄案

基本案情：2004年4月被控奸杀，杭州中院一审判张辉死刑、张高平无期。半年后，浙江高院终审改判张辉死缓、张高平15年。转折点：2011年11月，媒体曝光，DNA鉴定确定疑凶。纠错时间：2013年3月26日。纠错方式：浙江高院再审，判无罪。4.云南杜培武案

基本案情：被控枪杀两名警察（包括其妻），1999年一审判死刑，二审改判死缓。

转折点：半年后，真凶落网。纠错时间：2000年7月11日。纠错方式：云南高院再审，判无罪。5.河北李久明案

基本案情：2003年11月被控故意杀人、非法持枪，唐山中院一审判死缓。2004年8月，河北高院发回重审。

转折点：2004年7月，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自己是真凶。纠错时间：2004年11月26日。纠错方式：一审重审，改判无罪。6.河南李怀亮案

基本案情：被控杀人奸尸，2003年叶县法院一审判15年，平顶山中院发回重审，此后，移交中院一审判死刑，省高院发回重审。

转折点：2012年，“死刑保证书”曝光。纠错时间：2013年4月25日。纠错方式：一审重审，疑罪从无，改判无罪。7.河南马廷新案

基本案情：2002年涉一灭门血案被抓。2004年鹤壁中院一审判无罪，二审发回重审，2007年，鹤壁中院再判无罪。检方抗诉。转折点：无。

纠错时间：2008年4月17日。

纠错方式：河南高院裁定，准许检方撤诉。8.福建福清纪委爆炸案

基本案情：2001年，吴昌龙、陈科云等5人先后涉福清纪委爆炸案被抓，此案经历一审、二审发回重审，一审再判，二审搁置。12年审而不决。

转折点：2013年，两“死缓”被告人改成监视居住。纠错时间：2013年5月3日。

纠错方式：福建高院二审宣判5名被告人无罪。

第五篇：杜培武错案的前前后后

杜培武错案的前前后后

杜培武错案的前前后后

令人震惊的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案的告破，使一起罕见的错案———杜培武案终于水落石出。２０００年７月１１日，蒙冤受屈２６个月的杜培武被无罪释放。他的亲人、他的律师、他原来所在单位的领导、昆明市公安局的有关领导，一起到监狱接他回家。死者分别是杜培武的妻子和同学，不是杜培武杀死还有谁呢？———错案就在这样的推理下“合理”地发生了

１９９８年４月２２日，昆明警方从停放在圆西路人行道上的一辆昌河面包车内，发现一男一女被枪杀在车内，身上钱物被洗劫一空。经查，男的叫王俊波，是石林彝族自治县（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是昆明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两名公安干警被枪杀，案情重大。很快，昆明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市公安局刑侦支队、通讯处、戒毒所、五华公安分局、原路南县公安局有关人员组成的专案组，定名为“４·２２”专案组。

经专案组进一步调查发现，“二王”是被人用王俊波当时所持的“七·七”式手枪枪杀，案发后该枪下落不明。专案组通过一系列的工作，死者王晓湘的丈夫、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最先进入专案组的视线。专案组传讯了杜培武，但杜坚决否认。之后，专案组又扩大视线，围绕杀人抛尸现场走访了数百名群众，查证了上万条信息线索，在确定了一个又一个的嫌疑人后，经查证后又一个一个地排除了。与此同时，专案组又对现场进行勘察分析，研究案情，并对杜培武进行了一系列的鉴定、测试、检测，均不否认杜培武作案的可能。自此，杜培武被确定为“４·２２”专案的重大嫌疑人。但杜培武对此一直拒不承认。

１９９８年７月２日，专案组邀请昆明市检察院有关人员一起研究对杜培武采取强制措施。当晚８时，专案组对杜培武宣布刑事拘留。

两天后，杜培武开始“交待问题”，每次均向专案组陈述基本一致的“作案经过”，但对杀害“二王”所用的“七·七”式手枪及“二王”身上的物品去向“交待”不明，案情进展缓慢。

７月１９日，专案组又一次邀请了市检察院有关人员，带杜培武“指认”现场。

７月２６日，昆明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以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罪向市检察院提请批准逮捕，市检察院在依法审讯杜培武时，杜推翻了原来的供述，诉说以前的供述是侦查部门刑讯逼供的结果，并指着手上的疤痕称是被侦查部门用烟头烫伤的。针对这一情况，批捕处即找专案组了解是否有过刑讯逼供，办案人员称杜手上的疤痕是戴手铐形成的，对杜没有刑讯逼供，并提供了审讯杜培武的录相带和杜亲笔书写的供述材料给检察院审查。

７月３１日，市检察院以杜培武涉嫌故意杀人罪正式批准逮捕。１０月２０日，市检察院决定将该案起诉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于１９９８年１２月１７日和１９９９年１月１５日两次开庭审理了本案，并于１９９９年２月５日以杜培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杜培武不服，以“没有杀人，公安刑讯逼供，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该案后，提出了对公诉机关在一审庭审中指控并经一审确认的鉴定证据和杜本人的亲笔供述等证据中的取证问题、鉴定时间问题、刑讯逼供问题、以及作案时间、作案动机等方面的问题和疑点。认为该案的主要证据是真实的，但存在的疑点不能排除，于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留有余地地将杜降格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判决后，将杜培武投入监狱改造。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案的告破，公安机关最先作出反映：杜培武抓错了！

转眼，半年多时间过去了。２０００年６月１４日，昆明警方在开展侦破会战中，一举破获了杨天勇劫车杀人团伙案，５９小时抓获这个团伙的７名犯罪嫌疑人。在他们所交待的一件件惊天大案中，也包括了在海埂杀害抢劫两名警察的案件。据案犯交待，１９９８年４月的一天晚上８时左右，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携带一支“五·四”式手枪及两副手铐，由滕典东驾驶一辆白色长安微型车到海埂路民族村旁，准备以抓卖淫嫖娼敲诈钱财。他们从一条岔路进去，看见一块大空场中央有一辆昌河微型车停在那里，３人即将车停在路边步行过去，走近车后，杨天勇敲敲车门后，车内的人打开了玻璃窗，杨天勇掏出“五·四”式手枪说：“我们是缉毒队的，请你们出示证件接受检查。”车门打开后，３人用手电照，见车内有一男一女。男的拿出证件给杨天勇看，杨叫滕典东把男的左手铐在车门上方扶手上，杨明才将女的手铐在一起，杨天勇问男的是否带有武器，男的答带着。杨叫其交出，男的从后腰上取出一支“七·七”式手枪交给杨天勇，杨接过后上了膛，并把自己带着的“五·四”式手枪拿给杨明才。女的提出要看杨天勇的证件，杨拿出证件给她看，女的看后问：“你是派出所的？你叫杨天勇？”杨天勇二话不说，蹲在驾驶座位上用刚抢劫的“七·七”式手枪先后朝二人的心脏部位各开了一枪，二人当即中弹身亡。接着杨天勇叫杨明才搜身，搜到手机两部，中文传呼机两台，以及工作证、驾驶证、市公安局出入证等物品。从证件上他们得知，男的叫王俊波，是原路南县公安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晓湘，市公安局通讯处民警。搜完物品后，杨天勇怕二人不死，又叫杨明才用扳手对二人的面部、口进行猛击，确信二人已死后，杨天勇用昌河车拉着二人的尸体，杨明才坐副驾驶位，滕典东驾长安车尾随，沿滇池路经环城西路、一二·一大街到圆西路将昌河车开上人行道，之后用抹布将车内玻璃、物品擦拭后，坐长安车回８公里住处。

根据３名犯罪嫌疑人的交待，公安机关在杨天勇的住处搜出“七·七”式手枪一支，弹匣２个。经鉴定，该枪就是王俊波所配的被用枪杀“二王”的枪支。此外，还查获王俊波微型录音机一台。经查证王俊波原购物发票上记载的录音机与查获的录音机机身号完全一致。至此，杀害王俊波、王晓湘的凶手基本认定就是杨天勇、杨明才、滕典东３人。这就意味着原来办的杜培武杀人案是一桩错案！昆明市公安局立即向市委政法委报告，市委政法委研究决定，组织政法有关部门，立即对杜培武案进行复核审查。政法机关主动纠错，还杜培武予清白

从发现杜培武错案线索伊始，省委政法委就数次召开专题会议，领导指挥纠正杜培武错案工作。７月７日上午，中共云南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秦光荣主持召开会议，听取了昆明市委政法委、昆明市公安局关于侦破杨天勇特大杀人劫车团伙案和从中发现及纠正杜培武案的工作汇报，传达了省委书记令狐安、省长李嘉廷、省委副书记孙淦等领导的重要批示精神。会议提出６条意见，要求对杜培武案要尽快纠正，以体现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８月２２日下午，省委政法委召开了又一次专题会议，研究落实错案追究责任制、追究杜培武错案有关责任人的工作。会议提出，杜案的教训是深刻的，虽然公安机关发现问题后主动提出纠正意见，但错案终究是错案。同时，省、市公检法都要对错办、错诉、错判等问题进行总结，提出具体整改措施，让广大干警引以为鉴，吸取教训。

８月３１日下午，秦光荣再次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省、市检察院法纪部门对杜案调查情况的汇报，并提出了６条意见。

昆明市委政法委在得知杜培武错案情况后，高度重视，市委副书记贺兴洲，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君正立即指示昆明市公、检、法有关部门对杜培武一案认真进行复查，明确要求在复查中要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纠、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切实查清真相，依法公正处理此案。案件复查工作从６月２２日至２９日，公、检、法各部门在政法委协调下，通力协作，仅用８天时间就依法基本查清和收集了杜培武一案是一起错案的事实和证据。市委政法委先后多次召开会议，认真贯彻省市领导指示精神，就杜培武一案的复查、纠正、善后工作、应吸取的教训和进行错案追究等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和部署。为７月１１日省高级人民法院及时、准确依法改判杜培武无罪提供了确凿的证据和有力的组织保障。按照市委政法委的安排部署，市级公、检、法三机关纪检监察部门分别组织了工作组对此案的原办案人员，就杜培武反映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调查核实。

今年６月，省检察院获悉杜培武错案情况后，李春林检察长立即指示省院有关部门关注案件的进展情况，并派员了解情况，向昆明市检察院调取卷宗进行审查。７月４日、５日和７日，省院会同市院参加了昆明市公安局对杨天勇等人杀害王俊波和王晓湘的作案现场指认。李春林还于８月２２日、９月４日和９月１４日先后三次主持召开了扩大会议和党组会，对昆明市检察院错捕、错诉杜案进行了认真的剖析，实事求是地总结教训，研究了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检察工作的措施。同时，由法纪部门对杜培武控告昆明市公安局有关办案人员对其进行刑讯逼供的问题展开调查。８月３０日，调查组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对杜培武控告情况的调查报告》。

昆明市检察院发现杜培武错案以后，先后四次召开会议，专题听取汇报，坚持实事求是、有错必究的原则，从严格执法、加强监督、保障无罪之人不受追究的职责来对照，针对办案中存在的问题认真进行了总结、自查、自省，并提出了具体的整改措施：进一步端正执法思想，转变执法观念；以公平、公开为手段，努力实现公正执法；切实重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切实履行检察职能，强化法律监督；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进一步提高干警的业务素质。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也采取了相应的积极措施，提出整改意见，并迅即在掌握确凿证据的基础上改判杜培武无罪。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７月２４日上报了“关于对‘杜培武故意杀人’一案原审情况的总结报告”，总结了一审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

杜培武于今年７月１１日出狱后，省市公安机关主动把有关善后工作摆上了议事日程。昆明市公安局组成的工作组于７月中旬带杜培武进行了身体检查。其间，工作组多次看望了杜培武及其家人，并商量有关善后工作，包括住房、治疗、疗养等问题。７月１２日，市公安局发文恢复杜培武工资及福利待遇。７月１４日，市局机关党委按组织程序批准杜培武为中共正式党员。

７月１９日，根据错案的事实，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对１９９８年４月办理错案的专案组责任人停止执行警察职务，并由市局纪委立案调查。并将错案作为此次全市公安机关“三项教育”的学习材料。

目前，追究错案责任的工作以及落实杜培武善后工作仍在进行之中。

杜培武错案是罕见的。杜培武错案得以及时纠正，充分体现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政法部门忠实于法律、勇于改正错误、坚持真理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人们相信，政法部门有勇气纠正这一错案，也有决心吸取教训，改进工作，坚决防止和杜绝此类案件的再次发生。作者:彭显才施家三稿源：【滇池晨报】http://unn.people.com.cn/GB/channel23/176/842/200011/08/616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