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对刑事错案的思考

第一篇：试析对刑事错案的思考

试析对刑事错案的思考

论文摘要 面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被严重践踏甚至生命的被无辜剥夺，如何减少和抑制刑事错案，着实值得国人思考。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能保障人权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为了避免职权的违法行使和滥用，就要改革司法诉讼制度和加大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论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 沉默权 责任追究

呼格吉勒图案、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浙江的田伟冬、陈建阳案、河南的李怀亮案、福建的吴昌龙案、念斌案、安徽的于英生案„„随着媒体的曝光，这些冤假错案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不仅思考，面对一起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为何能一路绿灯地走完了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当然不可否认，刑事错案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面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被严重践踏甚至生命的被无辜剥夺，如何减少和抑制刑事错案，着实值得国人思考。

分析这些刑事错案的发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几乎无一不是遭到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在中外法制史上，刑讯逼供现象并不鲜见，尤其古代。但为何人类发展到了现代文明时代，刑讯逼供还依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我想这与司法制度的落实践行和某些侦查人员的已然行为习惯有关。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抑制刑讯逼供，对减少刑事错案有着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是导致刑事错案的罪魁祸首。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讯问的严格的法定程序，尤其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往往有些侦查人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正式讯问前就已经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的方法获取了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有罪供述，然后再按法律程序走过场，使得刑事诉讼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在关注刑讯逼供问题并于三十年代作了这方面的调查，如美国总统胡佛于1929年5月20曰成立了由前司法部长乔治威克沙姆任主席的“ 全国守法与执法专门委员会”，作了在讯问中使用的刑讯逼供及变相刑讯逼供的 “ 疲劳审讯法” 等。

一、建立沉默权制度，依法保障人权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现行《宪法》第33条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作为本条的第3款。相应地，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加入到刑事诉讼法第2条。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分表明了我国对人权的基本态度，要求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当然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正确理解和领会刑事诉讼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含义，对于司法实践的正确把握和依法践行至关重要，首先，国家专门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要把尊重和保障所以公民的人权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之一，防止因刑事诉讼而使公民的人权受到侵犯。再次，充分尊重并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公民权利和诉讼权利，除非按照法律的规定必须予以限制或剥夺。最后，要切实做到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应当慎重不能草率行事，不能随意践踏国家法律，对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者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和刑罚。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尤其是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依法充分保障其人权和人格尊严，不违法行使和滥用职权，对于减少冤假错案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责有无和大小并对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人处以应得刑罚的活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刑事诉讼法》第2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刑事诉讼是一把双刃剑，体现在它既是保护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人权最厉害的手段，既应当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也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既保证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也应当避免因国家司法权的滥用而使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刑事诉讼的程序诸如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中，侦查是重要的刑事诉讼程序，同时从已经曝光的刑事错案侵犯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基本发生在侦查阶段，如何在侦查阶段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人权显得尤为重要。在侦查行为中，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勘验、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以及采取特殊的手段进行侦查等，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程序进行，在这些侦查行为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往往是错案发生的时间点，因此应加强对审讯活动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制约机制，以减少和抑制刑讯逼供。如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

按照米兰达规则，凡是侦查人员按照该规则事先告知后获取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取的口供就不可采纳。也就是说，米兰达告知是证明口供自愿性的唯一标准。米兰达规则的确立对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诱供或惧于强权的假供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下犯罪嫌疑人拥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体现了保障被告人人权的程序性规则。首先，米兰达规则使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中被迫对自己作证”即“反对自证其罪原则”更加具体化，同时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实践中1971年的“哈里斯诉纽约”（Harris vs.New York）案、1975年的“俄勒冈州诉哈斯”（Oregon vs.Hass）案和1999年的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Virginia）案就是典型的对米兰达规则的践行。米兰达规则是联合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司法准则之一，目前很多国家都确立了这一原则。这项制度冲击了一直以来奉行的口供主义的司法传统，促使侦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二、改革诉讼制度，抑制刑事错案

为了保证我国的司法建设和发展有条不紊的有序进行同时又要避免职权的违法行使和滥用，司法诉讼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分析已经曝光的每一起刑事错案我们看到，这些错案基本上都根源于侦查环节，但刑事诉讼是流水线，侦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这些错案又是如何顺利通过检查机关起诉和人民法院审判最后成为刑事司法系统炮制出来的“伪劣产品”的呢？公检法三家是如何把好案件质量关的呢？我国《宪法》第13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条都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三机关的关系是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和相互配合。分工负责体现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应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并且严格依法进行诉讼，不能互相代替更不能超越职权。《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1款规定了三机关的职责，如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和所以案件的提起公诉，法院的职权是审判。互相配合体现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三机关的通力协作，互相制约是指三机关的工作互为条件，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其他机关作出的有关决定提出异议，或者要求其纠正错误，或者重新作出决定。这项刑事诉讼原则是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准绳，对防止和减少刑事错案防止任何一个司法机关滥用司法权具有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诸多错案的发生，三机关没能很好的践行和遵守这条原则。从中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也就是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因此要减少和抑制错案诉讼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如可以出台相关三机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切实改变审判机关庭审“徒有虚名”的现状，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的庭审和司法裁判的真正主体的合议庭（或者独审制的法官）能真正有权认真负责依法审判，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法律规定，作为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可以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不再涉足具体案件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事实认定问题理应都由直接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法官作出裁判。因此只有让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真正独立审判真正让庭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把好错案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加大错案责任追究，抑制刑事错案

近年来冤假错案的救济机制正在推进，其中一些冤假错案正在或已经获得国家赔偿。从错案赔偿情况来看，赔偿义务机关多为法院，佘祥林案涉及的赔偿义务机关除了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有京山县公安局及京山县雁门口镇政府，如呼格吉勒图冤案被无辜判处死刑并执行，获得国家赔偿205万元；赵作海案被无辜关押11年，获得国家赔偿65万元，赔偿义务机关为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辉强奸杀人案被关押16年，获得国家赔偿157万元，赔偿义务机关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叔侄案被关押10年获赔221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赵艳锦案被关押10年获赔63万，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佘祥林杀妻案被关押11年，获赔90万；王本余案被关押18年获赔150万，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李怀亮案被羁押近12年获赔98万，由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于英生杀妻案被关押17年被赔偿100余万，等等。刑事错案给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人身（有些甚至已被剥夺生命）和精神损害，只有救济机制国家赔偿是远远不够的。要让人民群众从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离不开对责任的追究和对刑事错案的反思。我国近年出台了关于错案追究的意见，如中央政法委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和最高检的《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等，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其中“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尤其是“终身”二字格外引人关注。但司法实践中还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一些地方如河南、云南和广西等少数省的高院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办法，如河南省高院在2012年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首推终身问责制，即奉行“谁办案，谁就要负责一辈子”的理念。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谁是冤假错案的一手炮制者？谁是造成刑事错案的责任主体？可以依过错原则及权责对等原则，综合错案的形成原因区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对责任主体进行认定。其次，是刑事错案的问责机构，当然理论界目前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可以设立全国统一的错案责任追究委员会，追究相关司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的认为可以在每一上级院设立纪律委员会，进行惩戒和弹劾，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实践。再者，错案责任承担方式，是承担民事责任、纪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刑法规定了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徇私枉法罪等，《公务员法》、《检察官法》等规定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行政处分方式。最后，是错案责任追究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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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对于刑事错案的纠正之谈

文章标题：对于刑事错案的纠正之谈

一、刑事错案的界定

对于错案存在着多种界定。根据判断错案的标准，对错案的界定主要有三种学说：第一种是客观错案说。这是一种根据案件最终处理结果是否与客观情况相符来作为判断标准的学说。“错案是指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改判的案件。”“刑事错案是指

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行使职权、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因对案件的基本证据或基本事实认定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或者在办理案件中违反法定诉讼程序而导致刑事追诉或者定罪量刑出现错误的案件。”第二种是主观错案说，即根据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的过程中是否存在主观上的过错来进行判断。第三种是使主客观结合错案说，即所谓“错案是指审判人员在立案、审理、执行案件过程中，故意或过失违反程序法或实体法，导致处理结果错误并依法应当追究责任的案件。”而且，在不同的语境下谈论错案：错案纠正、错案赔偿、错案追究时使用的标准均有一定的差异。笔者这里谈的刑事错案主要是从错案纠正意义方面来谈的。

弗洛里奥在《错案》一书中对于错案的分类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在该书中，他将错案按照形成的原因的不同，分为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司法机关从确凿的材料出发，得出了错误的结论。第二种是司法机关根据一些错误的材料(被告捏造的口供、不可靠的档案材料、假证人以及不符合规定的鉴定，等等)推理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前者为推理错误，后者为前提错误。由于笔者主要从证据方面来研究错案，因此，笔者本文中谈的错案主要是前提错误的案件。

笔者认为，刑事错案，指有新的证据证明公安司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错误追究无辜群众刑事责任的案件。刑事错案一旦出现，往往严重侵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当事人及其亲属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后果十分严重。司法实践中，刑事错案的出现与证据运用不当密不可分。本文简要分析刑事错案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对证据运用提出要求。

二、刑事错案原因分析

近年来，司法实践中相继出现了杜培武、佘祥林等错案，造成了恶劣影响。剖析这些错案产生的根源，在于办案人员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深入研究现场，组织开展全面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而是先入为主，主观臆断，收集证据不全面，最终酿成错案。具体到证据的收集、运用和审查判断上，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一）审讯过程中刑讯逼供和引供、诱供现象屡禁不止

刑讯逼供和引供、诱供历来是导致错案冤案的重要原因。“获取有罪供述以破案，这是侦查案件之捷径。当然过分依赖口供，甚至采用非法方式获取口供，恰恰是走向错案的必由之路。每一起刑事错案背后，基本上都有刑讯逼供的黑影。可以说，尽管刑讯逼供并非百分之百地导致错判，但几乎百分之百的错案都是刑讯逼供所致。”

如佘祥林错案，1994年4月11日，湖北省某地一水塘内发现一具被杀死的无名女尸，该县公安局经调查认定死者为张某，其丈夫佘祥林有杀妻嫌疑。在侦办佘祥林案件过程中，办案人员对佘祥林用拳打脚踢、连续审讯等方法刑讯逼供，迫使其交代了“杀妻”经过，致使佘祥林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2005年3月28日，当年被拐卖的张某突然回到湖北家中，此案才得以纠正。

（二）现场勘查不细，该提取的物证没有提取

“现场勘查应坚持合法、及时、全面、细致、客观、科学、安全七项原则。”但是，在众多错案中，笔者发现侦查人员对于案件现场的勘查工作中均存在重大的疏漏和偏差，导致该提取的物质没有提取，为错案的形成埋下了伏笔。

在佘祥林案件中，办案单位在发现无名尸体后，没有对尸体进行DNA检验，甚至连简单的血型检验、指纹比对检验也没有做，对发现尸体的水塘没有进行勘查，也没有打捞可能沉入水下的携带物品、作案工具等，仅仅依靠尸体表面特征和张某亲属的辨认就认定是张某。

（三）鉴定结论运用不当

“物证是死的，它本身不会说话，但物证所包含的信息具有重要的证明力，这种证明力需要人去获取。因此，物证本身不会成为形成错案的原因，关键还是对物证内容认识上可能发生误差从而导致错判。”在实践中办案单位对刑事检验鉴定技术手段缺乏了解，错误运用鉴定结论，认为有了鉴定结论就可以直接确定嫌疑人或者是认定其实施了犯罪行为，从而误导侦查。

鉴定结论本质上是一种判断，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判断。其判断的范围主要包括原因判断、行为判断、结果判断和因果关系判断。既然鉴定结论是一种判断，是一种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因而这种认识在具体的事例中就具有可错性。因此，鉴定结论必然属于一种盖然性说明（Wahrscheinlichkeisaussage）。

三、证据运用要求

第三篇：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云南杜培武、湖北佘祥林、河南赵作海、浙江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频频爆出，不断吸引公众眼球，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不断遭受质疑。刑事错案不但让真正的罪犯逃离法律的制裁，也给蒙冤者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重则人头落地，轻则让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活动处处受限。一系列冤案昭雪反映了中国司法人权保护进步，但刑事错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司法公信力，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论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 证据问题 刑事司法体制

一、错案发生存在制度性根源

概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错案发生的过程具有相似性因素。

一是“命案必破”的理念根深蒂固。“命案必破”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表明的是对待命案的态度和侦破命案的决心。当破案率与警方的工作成绩考核严密挂钩时，“命案必破”这一指挥棒就很可能扭曲成片面追求破案率的功利目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随着证据的灭失，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有的案件永远都可能是“悬案”，“命案必破”是超出实践范畴的。

二是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公安机关先获得一些线索，迅速根据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根据线索推定其有罪，在有罪推定下可能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补充证据。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分别在移送起诉和判决时没有合理排除非法证据，最终造成刑事错案。在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指导下，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仅采信有利于定罪的证据、孤证定案、排查范围过窄等就完全可以理解。

三是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强调和要求“命案必破”，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侦查人员基于办案压力，此时若在“口供至上”思维的指引下，则会导致一些侦查人员违反司法规律，甚至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行为，从而导致冤假错案件发生。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二、错案发现具有偶然性、被动性

纵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的发现过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发现的过程具有偶然性。错案的发现，许多情况是因为杀人案件中的亡者归来，表明案件的证据链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或是杀人真凶出现，如聂树斌案、杜培武案、张氏叔侄案。二是发现的过程具有被动性。审判监督程序对于近年来曝光的刑事错案的纠正未能发挥预期的功能，错案是在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后才被动发现，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重审而予以纠正的；在上诉和以往的再审过程中，对证据的审查、核实都未能排除疑点，阻止冤案的发生。

三、错案最终都表现为证据审查所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刑事错案证据排除所存在的两种缺陷：一是应当予以排除却未能排除。二是应当予以采纳却轻易加以排除。

在中国刑事错案的证据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重口供，轻物证。我国的诉讼证明方式大多数还是以口供为中心，侦查讯问过程中，长期深受重口供轻物证、重打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以及有罪推定等传统思想影响，先入为主，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整个诉讼证明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来进行的，以供促证。实物证据客观性较强，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却未尽可能采用科技手段进行鉴定分析，获取尽可能充分和精确的案件信息。一些办案人员却往往凭借主观推测，根据有罪推定，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则不太重视。

二是现场辨认频频出错。在刑事错案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辨认不规范问题，如同时辨认、辨认物数目不符合规定、用指认取代辨认等等。一是辨认物品存在瑕疵，特别是尸源的辨认。尸源的确认往往是侦查的第一步，在著名的滕兴善、佘祥林、赵作海案中，在尸源辨认上都出现了问题，这三宗案件中发现的死者均是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特别是赵作海案发现的还是一具无头尸体。二是对人的辨认存在瑕疵。辨认程序存在侦查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成为导致错案发生的隐患。如将犯罪嫌疑人单独提供给辨认人辨认，违反混杂辨认规则，具有较大的暗示性。如云南王树红强奸案、黑龙江赵宝宏强奸案都属于此种情况。如违反单独辨认规则，让多个辨认人同时辨认同一被辨认对象。如湖北张海生强奸案中，警察让四个小学生同时辨认张海生，严重违反了单独辨认规则。三是现场辨认存在瑕疵。在刑事错案中，通过以供促证的模式，办案人员找到严密的“证据链”，在指认现场前，办案人员已引诱、暗示甚至直接告知犯罪嫌疑人现场的基本情况和细节。到了现场，犯罪嫌疑人只不过依样画葫芦，如佘祥林在指认现场前已经在办案人员的讲解下仿画了“行走路线图”；王树红在指认现场时按照侦查人员的事先交代供述了“作案细节”。这使得案件中的有罪证据看似能够相互印证，实则降低了检察院和法院办案人员发现证据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从而为产生错案埋下了祸根。

三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马廷新、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中，每个冤假错案里面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杜培武遭受了长达31个昼夜的刑讯逼供，最终扛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人。佘祥林遭受了长达10天11夜的刑讯逼供，结果违心承认杀人。王树红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刑讯的手段极为残忍，包括不让睡觉、毒打、呛水、蹲马步等，实践中还出现了利用狱侦线人刑讯逼供。如张氏叔侄强奸案中，张辉的狱友犯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曾向他详述了强奸的作案经过，但实际情况是袁连芳多次逼供诱供，张氏叔侄是按照他的指示抄写了杀人过程。刑讯逼供常常伴随着暴力取证，如赵作海案中有2名证人证实被暴力取证，这2名证人证言最终被采信。刑讯逼供严重践踏诉讼参与人的人权，极大地损害司法公信力。

四、合理运用证据避免刑事错案

一是严格证明标准，排除非法证据。严格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证明标准上不打折扣，不降要求，守住证据底线，切实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证据材料有瑕疵的，及时提出补查要求；如果案件主要事实存疑的“问题案

件”绝不姑息迁就。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一切以刑讯逼供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坚决予以排除，最大程度上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被迫作出虚假陈述，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正确对待口供，重视实物证据。办案人员轻信口供、依赖口供，尤其如果口供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链不完整，容易导致冤假错案。避免口供成为冤假错案的隐患，一方面取得口供要合法，禁止刑讯逼供，司法机关一旦发现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要坚决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有罪的定案根据。另一方面对口供的审查要加强。不仅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趋利避害而隐瞒事实真相或者编造谎言，还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实物证据客观性强，在处理“命案”时，要重视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要通过鉴定才能发挥证明作用，鉴定就混杂了鉴定人的主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在司法实践中，要认真贯彻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切实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

三是提高各类办案人员收集运用证据的能力。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出现差错，人为因素原因不可忽视，提高各类办案人员的整体素质就势在必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一是转变传统的司法观念，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恪守疑罪从无原则，发扬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树立科学的证据意识。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办案人员在执法办案中容易倾向于：重口供、轻物证；通过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各种手段取得非法证据；重视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这就为刑事错案的发生埋下伏笔。二是要提高办案人员证据运用能力。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尤其是发现和提取物证等间接证据的能力；提高司法人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尤其是分析评断各种证据的证明价值的能力。三是强化证据收集、运用等专业项目的培训，借助岗位练兵、专业技能培训等平台，深化办案人员对于不同证据的收集时间、收集方式、收集后的保全和调取、收集时的人员要求、配套技术手段和设备的使用方法等专业培训。

第四篇：刑事错案论文：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

刑事错案论文：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

【中文摘要】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中定罪量刑活动的核心,其能否正确得到适用攸关刑事案件审判的质量。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对于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理解和认识出现了偏差。由于该规定过于抽象、缺乏可操作性,司法实践并未形成统一的适用标准,致使司法审判中出现诸多的问题。如本案中仅有被告人的口供,在缺乏证明被告人有罪实物证据的情况下,就被法院认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据以有罪的处罚。这种严重曲解刑事证明标准而作出的不公正裁判,值得我们反思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适用的现状。本文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来分析论证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即探究冤假错案的发生与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不当有着天然的联系的。首先,通过分析介绍“赵作海案”的案情,来引出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此部分主要论证了刑事案件定罪证明标准存在的问题,即我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刑事证明标准,是从相关法律规定中总结出来的。而且司法实践中对于该证明标准的理解和适用也是莫衷一是。对于刑事证据是否达到确实充分,据以认定案件事实清楚的证据取得是否符合法定的程序,由此给法官形成的内心确信程度等问题的考量,司法人员也是因人而异。此外,分析论证了我国“留有余地判死缓”刑事政策在赵作海案中被司法人员严重误

解。其次,根据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引申出了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辨析,依次论述了我国死刑案件与非死刑案件在证明标准中的的现状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两者的联系与区别。此外,分析了我国刑事案件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一体化存在的不足以及两者分离的必要性。最后,分析了非法证据排除在我国刑事案件证明标准中存在的意义。

【英文摘要】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is the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of criminal activities in the core of its ability to get the correct application of the quality of the criminal trial and death.In recent years, a series of enemy miscarriage occurred,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

judiciary in criminal proceedings,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criminal cases in China,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knowledge has gone wrong.As the provisions are too abstract, the lack of maneuverability, the formation of a unified judicial practice does not apply to standard, resul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a number of justice issues.As in the present, only the defendant’s confession, in the absence of physical evidence to prove guilt of the accused’s case, the court held that the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according to the guilty punished.This serious distortion of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made unjust judge, we should reflect on our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tus quo.In this paper, the form of case studies to analyze the argument of China’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That explore the enemy and the occurrence of erroneous standard of proof applicable in criminal cases there is a natural link improper.First, by analyzing the introduction, “Zhao Zuohai case,” the facts of the case to lead to China’s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problems.This part of the main argument of th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problems conviction that our law does not clearly defined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nvictions, “facts of the case clear, the evidence is reliable and sufficient,” the criminal standard of proof is summarized from the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out.And judicial practice, the standard of proof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is no

agreement.Whether for criminal evidence is ample, according to the facts of the case made clear evidence of compliance with statutory procedures, which form the heart sure to judge the extent of the problem considered, the judiciary also vary.In addition, the analysis and appraisal of China’s “leave room for the sentence reprieve” Zhao Zuohai criminal policy in the

case of judicial officers was a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applicable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come out of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Analysis, followed by discussion of China’s death penalty cases and non-capital cases in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status, and argues on this basi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In addition, analysis of China’s conviction and sentencing in criminal cases the standard of proof and lack of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separate existence of the need.Fin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in our standard of proof in criminal cases, the meaning of existence.【关键词】刑事错案 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排除

【英文关键词】Criminal InjusticeCriminal Proof StandardIllegal Evidence Exclusion 【备注】在线加我索购全文 ：1-3-9-9.3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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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论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适用

59-10Abstract5-6序言8-9中文摘要

一、案情介绍

（一）二、该案证明标准适用中存在的问题10-1

4该案在定罪问题上没有达到法定证明标准10-121.评析我国

刑事案件定罪的证明标准10

10-1

111-122.对赵作海案的证据评价3.赵作海案中影响证明标准适用的因素分析

（二）该案“留有余地判处死刑”降低了死刑适用的三、对证明标准适用的进一步思考证明标准12-14

14-20

14-17

（一）死刑与非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辨析1.分离说14-152.统一说15-17

（二）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的分离17-18

体化的不足17

17-18

18-20

23-24 1.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一2.定罪与量刑证明标准分离的必要性

（三）非法证据排除在证明标准适用中的意义结语20-21参考文献21-23致谢

第五篇：检察机关预防刑事错案的基本路径选择

检察机关预防刑事错案的基本路径选择

作者：曹宣祥

发布时间：2013/12/12 9:24:55 浏览量：

【摘要】近期曝光的冤假错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也给司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带来了质疑，引起党中央、中央政法委和“两高”的高度重视。但检察机关如何运用检察职能预防冤假错案，是摆在检察机关面前的现实问题。为此，笔者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对如何预防刑事冤假错案谈点个人认识，与各位同仁商榷。

【关键字】刑事错案 预防 路径

近段时间以来，数起冤假错案相继曝光，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也给司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带来了质疑。党中央对此高度重视，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指出：要求司法机关“„„严防冤假错案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司法权威。”曹建明检察长在全国检察机关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为什么冤假错案仍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特别是，这些案件几乎都经过了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的全过程，为什么仍然会一错再错、一错到底，必须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和警醒。”

“检察机关的职责不是简单的追诉犯罪，检察机关的性质也不是单纯的公诉机关。从本质上讲，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由于冤假错案都经过了侦查、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诉讼的全过程，检察机关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必须从自身做起，在严格依法办案的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检察职能，严把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适用法律观，简单的讲，就要把好案件的入口关与出口关。

一、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防止在职务犯罪侦查环节出现错案

针对近期曝光的冤假错案，中央政法委出台了防止冤假错案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也下发了《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罪冤假错案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提高思想认识，转变办案理念

预防职务犯罪冤假错案，首先就得提高思想认识，转变执法理念和办案模式。一是学会换位思考，从内心尊重证人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二是要坚持法律效果、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三者的有机统一，不能一味的追求完成任务或惩处犯罪而忽视犯罪嫌疑人人权的保护；三是加强法律知识、侦查技巧的理论学习和实践，进一步提高依法办案的水平，不规避法律、不打 “擦边球”，严格规范执法。

（二）转变办案模式和工作方式

预防冤假错案，应转变 “重口供，轻外围证据”或“先口供，后调查取证或调取书证”等不良办案模式。一是应全面调取和收集与案件有关的外围证据，依照法律规定，结合证据间的印证力，认真研究涉嫌罪名的犯罪构成要件，对案件线索认真进行研究评估后再确定侦查方向；二是在询问被初查对象、证人，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应先耐心听其陈述、供述及辩解，再结合调取的其它证据辨别其言词的真实性，从而细化案件事实细节；三是应全面收集犯罪嫌疑人有罪、无罪、罪轻的证据，查明案件客观事实，不得为形成案件而忽略犯罪嫌疑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

（三）建立和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规范执法行为

检察机关应在有案必查的基础上，从完善扩展案源工作机制，侦查终结率、有罪判决率考核机制，办案安全和错案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来实现任务考核机制的完善。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切实防止在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出现错案，许多地方制定和完善了如案件管理办法、办理自侦案件流程规定、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规程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对有效防止在查办职务犯罪过程中出现冤假错案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建议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和严格规范执法

应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必要休息时间”进行解释，对询问证人的时限进行明确，同时应加强检察机关内部各环节的监督制约，促使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规范执法行为。这不仅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在侦查过程中应有的人权，也是预防冤假错案的有效措施，从而体现检察机关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

二、严格把握逮捕、起诉条件，严把入口、出口关

检察机关侦查监督、审查起诉部门处于刑事诉讼的中间环节，承担着刑事案件审查批捕、审查起诉职能，以及法律规定的由此职能引申的侦查监督、立案监督、羁押必要性审查、追捕追诉漏罪漏犯、提请抗诉等职能。所以。在检察环节把好刑事案件的入口、出口关，对于预防刑事冤假错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准确把握逮捕条件，严把案件入口关

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环节在审查侦查机关提请审查逮捕案件时，除认真审查犯罪嫌疑人是否符合逮捕条件，作出是否逮捕的决定外，还是检察机关对刑事案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第一道窗口。所以，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防止冤假错案中的地位和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分三个层次对逮捕条件作出了规定：一是适用逮捕的一般条件，二是适用逮捕的特殊条件，三是可以转捕的条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一百三十九条对《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五种社会危险性也进一步作了界定。我们只有准确把握上述逮捕条件，才能正确的处理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公安机关对提请检察机关审查逮捕的犯罪嫌疑人有证明其是否有社会危险性的义务。但根据笔者的司法实践，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公安机关提请逮捕的案件，大多数没有收集犯罪嫌疑人社会危险性的证据。所以，要提高逮捕案件的质量，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检察机关必须督促公安机关建立报捕条件证明机制，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规定的逮捕条件收集不逮捕会发生社会危险性的证据在案，供检察机关审查。否则，检察机关可以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并写出补充侦查提纲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二）严格把握审查起诉条件，杜绝带病起诉，严把案件出口关

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工作相对审查逮捕环节，时间较长，容易接触案内或案外大量的信息，对于正确依法审查案件提供了重要参考。所以，公诉部门防止刑事冤假错案的发生，应象防止洪水猛兽一样，筑起大坝围栏，扎紧出口关。

在审查起诉工作中，要注重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审查证据的客观性、真实性，尤其是重视证据的合法性。在审查起诉的过程中，应当认真审查侦查机关是否移交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无罪、犯罪情节较轻、较重的全部证据。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辩护人申请调取的证据已经收集并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应当予以调取；对于指控的犯罪事实，经过审查只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既能审查证据之“实”，又能判断证据之“真”，识别证据之“伪”，纠正取证之“错”。

（三）全面、客观、公正地运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在审查逮捕过程中，要坚持讯问刑事诉讼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规定的六类犯罪嫌疑人，其他类型的犯罪嫌疑人也要制作审查逮捕阶段权利义务告知书并和听取意见书，让犯罪嫌疑人在了解权利义务的同时，亲自书写意见告知办案人员。公诉环节应依照法律规定，自收到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材料之日起三日以内，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并告知其如果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聘请辩护人的，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对于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获得法律援助。通过认真履行告知义务，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曾受到刑讯逼供的，检察机关应当调取同步录音录像进行核对，有知情人员的要询问知情人，查阅看守所健康检查记录、出入所检查记录等，必要时还可要求侦查人员对其收集证据的合法性进行说明。对于不能确定为非法取证，又不能合理排除怀疑的，应当作存疑处理，不能作为逮捕、起诉的依据。

此外，应加强对实物证据的审查，实物证据的取得如果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要求侦查人员补正或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实物证据（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审查逮捕的证据。修改后刑事诉讼法没有对“可能影响公正审判”、“补正”、“合理解释”进行界定，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有待立法、司法机关对此作出解释。

（四）加强批准逮捕后的羁押必要性审查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逮捕后，人民检察院仍应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对于不需要继续羁押的，应当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有关机关应当在十日内将处理情况通知检察院。实践中应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加强与监所检察部门的联系，建立捕后信息共享平台，实时掌控批捕后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情况；二是定期到侦查机关了解批捕后的侦查取证情况，听取侦查人员意见，审查批捕后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存在不符合逮捕条件的情况，是否还存在社会危险性，有无不适宜羁押的疾病，必要时可以听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和被害人的意见。如果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必要、不适宜羁押的，应当向侦查机关提出书面意见，建议予以释放或者变更强制措施，并要求其在十日内书面回复处理情况。

（五）排除考核指标干扰，依法使用存疑不起诉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零三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二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经过一次退回补充侦查的案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且没有退回补充侦查必要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基层检察机关往往受到上级检察机关考核指标的限制，决定存疑不诉的案件少之又少，原因是如果案件捕后不诉，侦查监督部门在考核时要被扣分。此外，迫于维护稳定、国家赔偿等原因，个别案件不在审查起诉环节作存疑不起诉决定，而是勉强诉至法院。因此，要改变传统的非法治思维意识，树立全新的现代刑事司法理念，该不诉的案件一律不诉。

（六）要正确认识新闻媒体、网络、报刊等对案件的评论乃至炒作

一些重大、敏感案件发生后，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以及一些社会“多事”之人可能会通过QQ、微博等媒体把其了解到的相关信息传播出去，导致许多围观者跟帖和评论，使这些案件很快成为社会热点，有的当事人甚至会亲自到检察机关提出各种要求，甚至采取一些极端措施来施压。面对这些情况，检察机关要通过开通微博等形式予以正面回应，在不违背保密规定、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实时向社会公开案件相关情况。此外，要在充分考虑被害方态度的同时，严格遵循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逮捕条件，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绝不以牺牲法律尊严来换取社会舆论和当事人的认同。

三、加强监所检察工作，及时发现刑事冤假错案

驻所检察人员接触在押嫌疑人时间最多，最能全方位的了解在押嫌疑人情况，在工作中要切实转变观念，多看，多听，多想。从日常工作着手，发挥职能优势，深入了解每一个在押人员的情况，使刑事冤假错案早发现、早纠正。

（一）做好收押检察

收押检察是监所检察工作中接触在押嫌疑人的第一步。一是在收押检察的过程中要检察被收押嫌疑人的法律文书是否齐备，程序是否合法；二是在押嫌疑人进入监管场所后，要对其身体体表进行检查，察看是否存有明显伤痕，如嫌疑人身上有明显伤痕的，要查清其伤痕的来源，因为其身上有伤痕可能意味着嫌疑人被刑讯逼供。一旦发现是刑迅逼供所致，监所部门将对刑迅逼供情形制作笔录，移送本院控告申诉部门由其移送反渎职侵权部门，或由监所部门直接将材料移送反渎职部门，由其依职权对是否存在刑讯逼供事件展开调查，根据调查的结果，由办案部门决定其证据是否予以采用。

（二）坚持约谈制度

一是让嫌疑人充分了解监所检察职能，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二是让嫌疑人有机会向监所检察部门反映情况，包括案件上是否存在刑迅逼供等。监所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嫌疑人的部门，如果预防错案的意识入脑入心，就能够将诸如赵作海一案中可能存在刑迅逼供的情形告知本院办案部门，使办案人员在审查案件时能够对证据的合法性有更好的审查，就能有效地防止刑事错案的发生。

（三）开展巡视检察

巡视检察是监所检察中最常接触在押嫌疑人的方式，巡视中一旦发现在押嫌疑人有异常的行为表现，就需要对其原因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寻找其行为异常的原因，从而综合各方面情况，确定在押嫌疑人是否存在身理上或者心理上的特殊性，是否有可能导致刑事错案的发生，从而及时发现刑事错案。

（四）发挥检察信箱的交流和沟通作用

因为看守所关押的嫌疑人很多，检察人员不可能一一与其谈话，设置检察信箱便于驻所检察人员与在押嫌疑人通过书信沟通。所以，犯罪嫌疑人被收押时会告知其可以在关押其间将其要反映的事情以信件形式放入检察信箱，便于让检察人员了解情况。只有让在押嫌疑人有充分的话语权与维权意识，才有可能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刑事错案线索，让监所检察工作成为预防刑事错案的一道坚实防线。

四、充分保障律师的诉讼权利，重视律师反映的情况和提供的证据

律师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为被告人辩护在预防冤案错案中的作用是不言自明的。在刑事诉讼中侵犯律师权利的直接后果，就是侵犯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检察机关案件管理部门是对外联系和接待的窗口,是为律师提供服务的重要部门。笔者认为，在案件管理工作中切实维护律师的权利，也是预防刑事错案的有效途径。

（一）充分保障律师会见权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只要律师提交了法律规定的手续，就应该安排会见。但是，现实中却存在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及其工作人员无正当理由拒绝律师合法会见请求权或者故意刁难的情形，这不仅损害了律师的执业权利，实际上也侵犯了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也就是说，如果律师的合法会见请求未能得到保护，以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产生不利影响时，将成为排除非法证据、或请求重新审理的法定事由。案件管理部门在律师接待中如发现有上述问题，应当及时予以纠正。对于其他机关办理的案件，可以告知律师向本院监所检察部门（驻所检察室）申诉，也可以通知本院监所检察部门（驻所检察室）向相关部门提出纠正意见。对于本院正在办理的案件，应当直接通知相关部门予以纠正，确保律师的会见权得以实现。

（二）充分保障律师阅卷权

案件管理部门在认真贯彻落实新刑诉法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保障律师阅卷权利的要求，切实保障律师阅卷权对于预防冤案错案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案件管理部门对于前来阅卷的律师，应当认真核对其律师执业证书、律师事务所证明和委托书或者法律援助公函等身份资料。在查阅相关证明文件后,案件管理部门应与案件承办人联系阅卷时间,并主动向律师反馈信息,以确定准确的阅卷时间,如遇变故更应加强双方的沟通,主动说明理由并确定再次阅卷时间,切实提高律师阅卷接待效率。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律师阅卷的，案件管理部门可以向相关部门填发《流程监控通知书》，及时予以纠正。作为履行内部监督职责的部门,案件管理部门还可以在律师阅卷室摆放了意见簿并公布投诉电话,以便在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同时接受监督,进而完善律师阅卷接待工作。

（三）结案审核时要求提供对律师意见的审查结果

为保障案件的依法公正处理,对律师或其诉讼代理人提出的辩护意见、建议或其他申请,案管部门应当及时反馈给案件承办人知悉。同时，承办人应将律师意见写入案件审查的相关文书，结合案卷材料进行综合分析，提出是否采纳的意见并详细阐明理由。部门负责人和分管检察长在审批案件时对律师意见、承办人对律师意见的采纳情况要进行审核。案件审结后，案件承办人应及时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将处理结果反馈给律师。案管部门在结案审核中，要特别审查承办人对律师意见的采纳情况。没有对律师意见进行分析、提出是否采纳意见的，结案审查不予通过。

五、加强刑事申诉检察，坚持有错必纠

检察机关刑事申诉检察部门，是检察机关零距离接触刑事申诉人及其辩护人、代理人、近亲属的窗口，除了控申部门人员的日常接待外，还有检察长接待日、个案联合接访、参与党委信访部门联合接访等形式。检察机关的这一职能，决定了检察机关在纠正生效刑事错判案件中的地位与作用，是其他机关无法替代的。

（一）在接访中善于发现刑事冤假错案的蛛丝马迹

从已曝光的刑事错案来看，多数案件的被告人在被逮捕、被公诉，甚至被判决后仍不断申诉，否认司法机关认定的犯罪事实，但都被司法机关一次次地予以否定，有的检察机关甚至还对已曝光的冤假错案提起抗诉。这说明检察机关各环节承办人员责任心不强，无罪推定的执法理念不够牢固，不能从证据间矛盾之处、细微之点，发现可能出现冤假错案的蛛丝马迹，不能将可能出现的错案及时纠正，造成被告人被羁押时间较长。为此，要高度重视在押和服刑人员的举报和申诉，发现有疑点、有错案可能的，在及时提请原办案部门处理。

（二）进一步完善控告申诉检察工作机制

控告申诉检察工作不能只停留在对生效裁判的立案复查，停留在事后监督的层面。要把刑事申诉检察由“事后监督”改变为“事中监督”，变被动为主动。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可以探索建立控申检察工作全程介入到刑事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随时就程序性、法律适用性等问题实施有效监督，以期将可能出现刑事申诉的一切因素消灭在初始状态，尽量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三）积极探索通过公开审查的形式复查刑事申诉案件

对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存在较大争议，或社会影响较大的刑事申诉案件可以采取公开审查的形式进行复查，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院、公安、信访局等与案件无利害关系人员参加的案件听证会。参会人员可以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质询，同时发表各自意见。刑事申诉检察工作公开复查，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可以从多重思维、多种角度面对案件的复杂问题，有利于检察机关广纳众贤，对案件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处理，达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