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检察机关对基层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监督

第一篇：试论检察机关对基层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监督

试论检察机关对基层公安机关的刑事执法监督

作为公安机关的基层组织，公安派出所是多功能综合性的作战实体。实践中，派出所办理了大量刑事案件，是刑事司法的重要参与主体，但其办案过程也存在诸多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在监督公安派出所工作的同时，发现并解决改进派出所存在的问题，建立健全对公安派出所的监督，促进基层执法公正，具有现实性和可行性，起着非常重要作用的。近年来，各地检察机关在积极探索完善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检察监督的过程中，形成了不少长效机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一、公安机关派出机构刑事执法的基本情况和存在问题

2014年1月至6月，某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共受理公安机关提请批准逮捕案件713件1089人。审查案件后发现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案环节

主要表现为：1.对立案标准要求认识不到位，致使造成有案不立，或者不应立而立的现象；2.对于涉嫌数罪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派出所却仅对其中的一罪立案，另立案不全面；3.对经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罪名不成立，或者对长期侦查没有进展的案件，检察机关也因事实不清而不批准逮捕也不及时撤案，导致案件长期悬而不决；4.迫于“破案率”、“有罪率”等“考核指标”，立案破案不循规蹈矩，往往造成有案不立、或者先破后立、不破不立的现象；5.对于检察机关立案监督的案件，久拖不立，立而不侦，或者侦而不决的情况较为普通存在。

（二）侦查环节

主要表现为：1.没有及时通知监察机关关于案件的批准逮捕、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执行情况；2.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到位或不规范，甚至是未实行；3.笔录与犯罪嫌疑人实际供述有出入；4.第一时间处警处置不力，特别是对于重特大案件进行前期处置时，因判断错误，不注重对犯罪现场、相关物证的保护，导致主要证据灭失或错过最佳取证时机。5.对批准逮捕后案件继续侦查不力，致使一些案件错失固定证据的良机，造成提起公诉困难。另外，还存在一些少数暴力取证情况。

（三）刑事执法水平和能力方面

主要表现为：1.仍然普遍存在重口供、轻客观证据的观念。办案人员过分依赖口供，却不注重收集其他证据，不注重收集能够客观或者间接反映“明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等主观要件的证据。2.在证据收集上偏向重打击，偏重于有罪证据，却怠于收集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也经常存在不核实犯罪嫌疑人在辩解时说到的一些证据线索的情况。3.派出所的办案人员虽然有较强的破案意识，但却缺乏按正规诉讼流程主动收集、固定证据的意识，并且执行能力也较弱，导致有些因为存在瑕疵的被排除在外而办事效率低下。尤其是毒品案件等客观证据较薄弱的案件，往往不注意现场见证人等证据的收集，事后补正则证明力大打折扣，一旦犯罪嫌疑人发生翻供，则易难以认定。

二、各地检察机关监督模式及存在的问题

（一）各地检察机关在实践中摸索，已经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监督模式。主要可以分为专项行动式和长效机制式两大类

1.专项行动式，即在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监督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执法活动。

2.长效机制式，是指先建立某种相应的制度，并以此来常态化监督公安派出所的刑事执法行为。现在主要有以下5种模式：

（1）组建检察官办公室模式，即检察机关侦监部门指定专人在派出所组建一个检察官办公室，通过种种方法如不定期巡防检查、介入侦查等全面展开监督工作。

（2）片区检察官模式，即指定专门的检察官到特定和划分同一片区的某些地区的派出所，采用与巡回监督相结合的中心辐射、区域负责等细致方式来全面综合监督。

（3）侦查监督室模式，即成立专门侦查监督室，统筹全局，负责监督包括所有派出所在内的全县（区）公安（分）局等县级公安机关所有办案单位的办案信息。

（4）镇街（社区）检察室模式，即为配合侦查部门，成立专门的监察室，专门在派出所对应的镇街（社区）内开展监督派出所的工作，二者分工协作，共同监督派出所工作。

（5）专项制度模式。与前几种长效机制模式不同，该模式下检察机关不向公安机关派驻人员；与专项行动式也不相同，该模式不是对公安派出所进行一时性的监督，而是依托双方建立的某种制度，对公安派出所进行常态监督。

（二）监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各地检察机关虽然在对公安机关基层派出所机构的监督摸索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实践中，综合各地实际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1.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已被世界上大多数法治国家从立法上确立，二者的关系既符合科学的诉讼规律，又能充分反映检警关系的一般性原理。但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从立法上确立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的时机尚不成熟。

2.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虽然制定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专门解决当前立案监督中存在问题，但是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单一性的规定问题，仅涉及到立案监督的部分，而其他更多监督问题却没有得到有效关注和解决；第二，监督的力度不足，根据监督学的原理，监督者对于被监督者应该具有完全的强制力。而上述规定中，检察机关的监督效力依然不足。

3.只有先确保检察机关对派出所各种刑事执法信息的知情权，才能实现检察机关对派出所的“同步监督”、“动态监督”。但在实践中，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未能真正建立。

三、完善监督机制的对策及建议

（一）从制度层面确保检察机关对派出所执法行为监督的真实实现

从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还不到时机运用从立法上确立检察权领导、控制侦查权的原则，不过，可以从目前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寻找怎样更好地监督派出所执法行为的途径。以某市检察院为例，建立提请逮捕案件通报制度。侦查监督部门逐一详细登记各个办案部门受理的案件，并对在审查案件过程中发现的案件质量瑕疵情况也进行逐案登记。还需要定期通报派出所提请逮捕的案件办理情况、案件质量情况等，督促派出所提高办公速度和质量，进一步提高派出所的办案效率，严防冤假错案发生。

（二）以信息共享制度的建立拓展多渠道的线索来源机制

2010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指出，公检两家应当建立刑事案件信息通报制度。因此，为便于检察部门全面及时了解派出所的各项工作进程等，应当授权检察机关刑事检察部门可以查阅派出所办理案件的基础台账，查阅110指挥中心的接警记录，查阅受、办案件材料和查询“公安机关打防控主干应用系统”等，动态掌握派出所办理案件的情况，对侦查活动实行同步监督。对派出所承办的案情重大、疑难、复杂及适用法律有争议等刑事案件提前介入，引导侦查。特别注意重点监督派出所可能存在的不法行为，如：擅自撤销案件、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徇私舞弊瞒案不报、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处罚或是徇情枉法、瞒案不查等情况，让检察机关的监督视野有效覆盖在公安派出所刑事案件的整个侦查活动中。

（三）以派出所职能的深度参与进一步完善与派出所的配合机制

要立足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紧紧围绕重要诉讼程序和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活动的关系环节展开监督，其监督的重点是：突出刑事侦查活动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如捕而不侦、久侦不结；违法立案、有案不立、不破不立；借违法变更强制措施徇私枉法，谋取私利；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非法手段收集证据；违法超期羁押、任意延长办案期限造成隐形超期羁押等，实现对公安派出所刑事执法的动态监督。同时可共同参与派出所的控申接待、纠纷调解和突发事件处理等工作，在沟通中促进双方逐步确定监督就是支持、监督与支持相统一的这一理念。

（四）以派出所建立检察监督站制度的建立深度介入派出所的刑事执法过程

全国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已经派员到各看守所、监狱，建立了广泛的驻监、所检察制度。此外，中纪委派驻纪律检查组到国务院各部、委、办，对中央政府官员的监督经常化、制度化的做法，也值得检察机关在对派出所实施监督时借鉴。这些实例说明，在乡镇或较大的派出所建立检察监督站（或检察监督办）制度，也是切实可行的。建立乡镇检察监督站（办）制度，可以延伸和下沉监督触角，提高诉讼的效率和质量，力保监督成效。

第二篇：检察机关刑事监督工作报告

这是一篇关于工作报告的范文，可以提供大家借鉴！

根据政协市委员会第六届主席会议，关于《2010年政协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调研计划》的安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组成调研组，在邓刚副主席带领下，以“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监督”为主题，先后听取市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特区人民检察院、盘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通报，并邀请公安机关执法警官参加座谈会，达到了调研的目的。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两级人民检察院，根据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授权，独立行使检察权，认真履行刑事法律监督职能，切实开展对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刑事立案、刑事侦查、检察机关本级自侦部门的立案和侦查活动，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公安机关看守所刑罚执行的监督。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立足于监督职能，发挥刑事法律监督的指令性作用，积极参与社会建设推进社会管理，打击和预防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保护刑事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化解社会矛盾和纠纷，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规定，全市检察机关，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共受理提请批准和决定逮捕的案件4993件8633人，批准和决定逮捕4269件8222人，不批准逮捕477件1068人；共受理移送审查起诉案件7587件13503人，不起诉23件34人；对监管场所存在的安全隐患提出口头纠正意见78次，书面检察建议30次；对界临羁押期限的739件1409人案件进行催办，防止超期羁押，保障了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一）在刑事立案监督活动方面。坚持刑事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独立行使刑事立案法律监督权，严格遵守法定程序，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而不立案侦查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侦查的案件进行刑事立案监督。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立案监督线索72件，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72件；公安机关立案28件32人；通知公安机关立案6件7人，对公安机关不应当立案而立案提出纠正66件79人，已纠正52件58人；按照案件管辖范围，移交职务犯罪线索39件50人；立案33件60人。

（二）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方面。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通过对侦查活动的监督，及时准确惩罚犯罪，保障公民合法权益，促进严格执法。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全市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提前介入侦查435件1177人，其中参与重大案件讨论244件659人，参加现场勘察191件518人，发出检察建议115份，书面提出纠正违法侦查活动345件，已纠正322件（其中，侦查取证违法58件，办案程序违法262件，执行违法2件），纠正漏捕8件45人。全市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起诉环节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固定证据1572件3362人。全市检察机关共发出127条检察建议和2条纠正违法通知书，均被相关单位采纳。向侦查部门移送线索2条，并已立案侦查。共追诉漏犯26人，追诉漏罪和遗漏犯罪事实133桩。

（三）在刑事审判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对全市两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保障及时准确地惩罚犯罪分子，确保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维护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促进法院法官执法公正，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2008年至2010年上半年，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依法提出抗诉26件，目前已改判9件。

（四）在刑罚执行监督方面。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监所部门，对公安机关看守所在押的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已作出判决的罪犯的刑罚执行进行监督，同时对在押人员的羁押活动进行监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注重监外执行罪犯的回访考察，督促相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今年上半年对辖区内的监外执行罪犯436人进行跟踪，发现漏管32人，脱管17人，重新犯罪2人（已收监），并对有关单位提出口头检察建议。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5、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刑事法律监督机制。开展刑事法律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刑事法律监督的执行力，必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监督执法新思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克服“特权”和“霸权”思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永葆检察机关的政治本色；二是建立健全刑事法律监督体制。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建设一支编制结构合理，纪律严明的专业化队伍，解决案多人少、有人干事的问题，规范执法监督行为，坚持用好的制度管好权、管好事和管好人。三是建立错案追究制，加大对错案责任人的追究力度，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也要保护检察干警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执法监督能力培训，选择国家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作教材，正确解决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立法不周延，司法解释注解不周详带来的认识不一致、不统一的问题，处理好理论和实战的关系，提高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的素质能力，公正廉洁执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第三篇：检察机关刑事监督工作报告

根据政协市委员会第六届主席会议，关于《2012年政协市委员会各专门委员会调研计划》的安排，市政协社会法制委员会组织部分委员组成调研组，在邓刚副主席带领下，以“人民检察院刑事法律监督”为主题，先后听取市人民检察院、区人民检察院、县人民检察院、特区人民检察院、盘县人民检察院的情况通报，并邀请公安机关执法警官参加座谈会，达到了调研的目的。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二、主要做法

全市检察机关刑事法律监督部门在刑事司法程序中，一直肩负着对侦查立案、国家追诉与刑罚执行监督的任务，担负着制衡刑事审判及监督刑事侦查的双重功能，在追究犯罪过程中，发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这一核心标志性职能，主动参加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实践活动，从稳定社会大局出发，强化法律监督意识，注重运用法律手段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把执法监督落到实处，收到了较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强化法律监督意识，客观公正履行刑事立案监督职责。全市两级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在刑事诉讼中，强化法律监督意识，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刑事立案作为法律监督的主要环节，客观公正履行职责，主动协调公安机关、本院自侦部门和行政执法部门，畅通刑事立案监督渠道，切实贯彻执行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方面的相关规定，依法开展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一是审查受理被告人、控告人、举报人以及其他报案人的情况反映和举报，扩大刑事立案线索来源，提高被告人的诉讼地位，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二是在审查批捕案件工作中，发现公安机关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案件以及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扩大案件线索来源跟踪督办。三是审查备案材料建立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汇总分析社会发案情况，拓展案件线索来源，对不应当立案和应当立案的案件全程跟踪督办。通过以上监督方式，让有罪的人入罪，让无罪的人出罪，实现刑事立案法律监督客观公正的终极目标。

第二，树立公平正义理念，提高刑事侦查监督能力。全市两级检察机关公诉部门，把树立公平正义理念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政治要求，在打击刑事犯罪活动中，着力提高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的能力，推动社会长治久安。一是坚持实体与程序并重进行监督。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审查起诉工作中，通过审查案件材料，提审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等方式，对公安机关实体法的运用是否恰当，以及刑事侦查活动程序的合法性及时研判，保障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严格贯彻执行，维护犯罪嫌疑人和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二是通过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进行监督。适时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参与询问犯罪嫌疑人和证人，参加现场勘察和检查，提前审阅有关案件材料，既能及时了解案情，掌握证据，保证案件质量，又能及时发现和纠正公安机关在刑事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三是对刑事侦查进行强制性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检察机关公诉部门以国家法律作后盾，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强制监督，全方位监督公安机关执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执法不公、不文明、不廉洁的执法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树立国家法治权威。

第三，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全市两级检察机关根据刑事诉讼法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在刑事审判过程中，人民检察院既要代表国家对公民犯罪进行法律监督，行使公诉权，又要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行使刑事审判监督权。面对特殊的责任：一是建立执法办案责任制，在检察长领导下，经检察长受权公诉部门实行以主诉检察官为主要责任人的执法办案责任制，确立法律监督的核心地位和刑事诉讼的专业化，突出检察官的主体责任能力，从组织上保障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法律监督取得实效。二是坚持执法公示制。公平、公正、公开支持公诉，对人民法院受理的公诉案件，加强审判程序监督和庭审监督，严格执行两审终审制，规范审级独立职权，查清犯罪事实，依照刑事法律的规定，保障未犯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使犯罪分子受到应有的惩罚。三是坚持职权法定履行监督职责，注重检察长列席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重大疑难案件，对特别重大案件跟庭监督，着力打造公诉部门检察官队伍，主动探索新形势下刑事案件的特点和规律，提高公诉质量，成立“刑事判决、裁定审查组”，对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依法抗诉，推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切实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情况，对人民法院实行有效监督。

第四，依法履行刑罚监督职责，确保监管场所安全稳定。根据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实行监督。一是坚持纠防超期领导责任制，责任追究制。保障公安看守所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杜绝超期羁押。二是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的监督。把公安机关看守所代为执行一年以下或余刑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服刑罪犯作为重点监督。在监督活动中对刑罚变更执行完善监督机制，注重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办理程序，督促有关部门落实监管措施。三是强化安全监管制度落实，对罪犯和在押人员实行有效监管。对刑罚执行活动的监督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保障监管场所安全稳定，及时处理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申请，控告和检举，保障刑罚执行机关依法维护服刑罪犯和在押人员的合法权益。

三、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全市两级人民检察院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为维护法律尊严，紧紧围绕推进公正廉洁执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满足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提高司法机关的公信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如下：一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立案监督不规范，公安机关通报刑事发案、报案、立案、破案处于被动地位，该立不立，立而不侦的现象依然存在；二是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刑事侦查监督信息不畅，信息资源不能共享，有些执法违法行为不能及时纠正，有的诉讼参与人合法权益受到损害；三是检察机关在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中，对人民法院偏轻偏重，量刑不公的判决、裁定难予实现有效监督，导致同案不同判、同罪不同刑，给“暗箱操作”人为办理“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以可乘之机，影响司法公正；四是检察机关在刑罚执行监督活动中，对依法交付所外执行的犯罪分子，由于社区矫治制度和机制不健全，有些犯罪分子脱离监管而逍遥法外；五是检察机关在刑事法律监督活动中，监督工作机制不适应社会管理的要求，其编制结构对所承担的刑事法律监督任务不相适应，还不能满足诉讼参与人的诉求。对此，提出以下建议：

1、规范行使“违法立案”监督权，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活动中的合法权利。规范执行刑诉法关于检察机关行使刑事“立案监督”权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明确的“违法立案”监督权。重点监督公安机关违法动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经济纠纷，借助公权力采取刑事拘留、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侵害公民合法权利的情形，着力监督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利用立案手段实施报复陷害、敲诈勒索以及牟取其他非法利益等违法立案的情形。在刑事立案监督工作中，更加注重程序和方法，切实保障公民在刑事立案中的合法权益。

2、构建信息平台，增强刑事侦查监督合力。刑事侦查旨在依法惩治犯罪，保障公民的生命财产被毁损后尽可能重建主体间的自由关系与和平关系，侦查权的滥用会使主体间的矛盾更加激化。检察机关在刑事侦查监督活动中，要在政府投入下构建硬件设施信息交流平台，同时建立健全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刑事侦查信息交流制度和工作机制，加强信息交流，共享侦查信息资源，共同查明案件的犯罪事实追究犯罪嫌疑人的刑事责任，共同对案件进行法律评价，互相制约，互相监督，及时准确纠正违法办案行为，防止侦查权“失控”伤及无辜公民。

3、构建社会公平规则，提升司法公信力。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自由裁量权备受人民群众关注。检察机关开展刑事审判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公开、透明，主动适应人民法院量刑规范改革要求，监督刑事审判工作执法量刑程序，对所有开庭审理的刑事案件，增强公开性和透明度。正确行使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维护被告人、被害人的量刑参与权，注重吸纳律师辩护意见，实现均衡量刑，依法治理滥用自由裁量权。杜绝“暗箱操作”和“三案”的发生，着力提升司法公信力。

4、参与社会管理，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开展。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监督公安机关、司法行政部门建立和完善社区矫治制度，重点监督经刑事审判交付所外执行刑罚的犯罪分子。落实帮教措施，预防重新违法犯罪危害社会。

5、加强队伍建设，创新刑事法律监督机制。开展刑事法律监督，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提高刑事法律监督的执行力，必须加强检察队伍建设。一是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树立监督执法新思维，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克服“特权”和“霸权”思想，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法律，永葆检察机关的政治本色；二是建立健全刑事法律监督体制。依靠地方党委领导和政府的支持，建设一支编制结构合理，纪律严明的专业化队伍，解决案多人少、有人干事的问题，规范执法监督行为，坚持用好的制度管好权、管好事和管好人。三是建立错案追究制，加大对错案责任人的追究力度，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同时也要保护检察干警的合法权益；四是加强执法监督能力培训，选择国家最新法律、法规、政策作教材，正确解决经济和社会变革中立法不周延，司法解释注解不周详带来的认识不一致、不统一的问题，处理好理论和实战的关系，提高正确把握法律和政策的素质能力，公正廉洁执法，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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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检察机关加强刑事审判监督思考

检察机关加强刑事审判监督的思考

张掖市人民检察院杜 刚

刑事审判监督是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和完善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对于维护司法公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由于当前在司法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主观、客观原因，影响和制约了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作用的充分发挥。笔者结合近年来我市开展刑事审判监督工作情况进行了一些思考，认为要加强刑事审判监督就要透彻的分析制约监督的原因，抓住根源，从立法和体制改进上来加强监督。

一、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内容及法律依据

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的内容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活动是否合法进行专门的法律监督，包括公诉案件和自诉案件的一审、二审、再审和死刑复核程序的监督，监督的内容包括刑事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以及判决、裁定是否正确，以出席法庭、庭外调查、列席审判委员会、审查判决和裁定等途径，以提出抗诉、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意见、追究违法者责任等方法进行监督纠正。其法律依据是基于我国宪法第129—133条、第135条为检察机关的定位和刑事诉讼法第8条、第169条和第五章（第203—207条）对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权的法律规定为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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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依据。

二、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现实困境分析及原因

我认为，在现实办案当中，检察机关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目前监督的途径主要是出席法庭、庭外调查、审查判决和裁定；监督最有效也最有力的手段主要是提出抗诉、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检察意见。近三年来我市开展审判监督活动的情况如下：对法院量刑不当提出抗诉15件19人，改判5件5人，维持原判10件14人；提请省院抗诉或按审判监督程序抗诉18件20人，改判4件4人，维持原判3件4人，未结案11件12人；发检察建议58份，回复58份；发纠正违法通知书38份，采纳38份①以上数据仅供参考。分析以上数据可以发现法院对检察机关的抗诉采纳率不到30%，而对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则采纳较高，但在实际办案过程中发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之前，一般相互都知情或需要相互沟通。由此可以说明：就判决不正确的案件本身而言，依法抗诉效果不佳；即使是省院的抗诉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效果也不是很好，而且结案时间很长；检察建议或纠正违法通知书，虽然效果较好，但对案件的实质性问题，如：实体认定或判决不当等，则很少能够以建议或通知书来进行监督。

针对刑事审判监督工作在具体案件中的现实操作，我们分析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困境：一是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使审判监督缺乏刚性规定。刑事诉讼法虽然对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权进行了规定，但并没有规定具体开展监督法定条件和必要保障手段。如：—2—

抗诉条件“重罪轻判、轻罪重判，适用刑罚明显不当的”的规定，究竟什么算轻判或重判，在什么情况下属于明显不当可达到抗诉标准，这些并没有具体尺度规定。又如：对抗诉案件实行同级抗诉后交由原审下级法院审理，而使改判艰难；而对审判中不合法的行为提出的纠正意见或检察建议则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其采纳与否在乎检法两院办案人的沟通和理解，使法律变成了人为的互动性操作，没有硬性的监督条款。二是现有管理制度对审判监督的现实遏制。就同一案件而言，在发回重审程序中是在同一法院改判，这就使得改变认知和改判，相对困难。如果在上级法院审理，则会出现以下情况：由于目前我国法院管理制度上下级属监督关系，但实质上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判决享有的绝对否决权和对下级法院院长任命的提名权，在现实上是一种有力的领导权力，鉴于此下级法院对一些疑难案件的判决几乎是100%的征求了上级院的意见而作出，就此在上下级之间已达成一致，要改判也是难以实现。三是不同的环境对办案人员改判案件形成现实制约。对大部分抗诉案件来说，其主要症结在于对法律和证据的认识问题，基于法、检两家的部门利益不同或法官、检察官的观念和素质的不同，造成对法律和证据的采信及认定很难实现认识一致。由此，我们可以想见在一个案件中法检双方因认识不同，造成公诉和判决结果不同，而现实的审判监督制度又规定案件的改判最终还是由原审法院或上级法院来改变，除非是案件证据发生新的—3—

变化，否则就原有证据改变认识实现改判几近于零。四是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会议少或列席时意见不被审委会采纳，造成审判监督的事前监督无力。虽然2010年两高就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委会会议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由于缺乏具体的规定，如列席程序的启动、列席的任务和基本职责、检察长可否委托副检察长列席等，实践中检、法两院的配合机制也不健全，在具体操作当中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并未发挥其应用的作用。五是目前法律规定的监督有滞后性，使庭审监督形式化。如规定在庭审活动中，发现审判程序有违法时，由公诉人在休庭后建议纠正或及时向检察长汇报。而对当庭出现的问题无法直接监督，这样在实践中使庭审监督流于形式。

三、强化刑事审判监督的思考

针对以上困境的分析，笔者就如何强化刑事审判监督作了一些思考：

（一）两高应当对有关司法解释的完善。一是对检察机关如何行使监督权，监督什么，如何监督，进行具体、详实的法律规定。二是对刑法中所有的情节较轻，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等情形，由人大常委会或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做出司法解释，以防止理解和适用上的错误。三是对刑法中的量刑幅度尽可能的规范化，尽量缩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权。从目前法律规定来看，量刑成为法院的专项权力，但同时法院在2011年将—4—

开展量刑规范化建设，这说明在法定量刑幅度内法官有自由裁量权，但不等于任意裁量，需要有适当制约。相对应的应当进一步加强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使量刑由“暗”转“明”，使刑事审判过程透明化，但同时检察机关内部也要注重对量刑建议的规范化建设，从而体现“公平正义”主题。

（三）进一步规范检察机关抗诉行为。一是按照《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348条列举的几种提出抗诉情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化，制定比较具体刑事抗诉规则，使检察机关在具体的案件审查中能够有理、有力的进行监督。二是将公诉权与刑事审判监督权分离行使。避免法官因检察官的“运动员”兼“裁判员”身份而产生回避或不愿接受监督的心理。同时把公诉人和法律监督人员分离，也有利用公诉人既要出庭公诉又要进行法律监督职能，兼顾不暇，造成对庭审法律监督的弱化，使刑事审判监督人员，真正发挥监督职能。

（四）应当进一步加强检察权，并赋予检察机关一定的处分权。监督的最有效手段就是权力相互制约。因此，检察机关首先，应当加大司法改革力度，构建垂直化领导体系，对检察权进行加强，才能用检察权来制约审判权。其次，针对法院不接受检察建议，不纠正违法行为时，没有处分权是审判监督不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应当增设检察机关对审判活动监督的处分权，也就是检察机关应当享有检查权、建议处罚权、处罚权等其他处理的—5—

权利，使检察机关有一定地硬性措施，保障监督落到实处，从而确保审判监督的实际效果。

（五）引入中间人进行重审或建立听证制度，保障法律的准确实施。可以借鉴西方国家关于上诉法院的设置，在普通法院之外设立专门的上诉法院这种方式，规定抗诉或上诉案件有第三方法院进行重审。也可以在人大和政协建立专门的上诉或抗诉案件听证委员会，专门在法院审理上诉和抗诉案件时进行听证，在上诉或抗诉案件作出判决前必须由听证委员会进行表决，从而对上诉或抗诉案件中间监督，这样即加强了对上述案件的监督，也更

加公平的保障了检察机关履行刑事审判监督职能的公正、公平。

总之，刑事审判监督的改进和完善，还需要不懈的努力，还需要进行更加深入和全面的调查研究，需要多方的合作，才能真正建立符合中国特色的刑事审判监督机制，从而推进刑事审判监督工作不断和谐化、完善化，最终确保审判监督的公正、公平、有效、合理。

联系人：张掖市人民检察院研究室杜刚

联系电话：0936-8419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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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对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追缴赃款赃物

对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追缴赃款赃物、退赃的质疑

魏亦为

【关键词】公安机关 追缴 赃款赃物 退赃 【全文】

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追缴赃款赃物、退赃，在当前可以说是天经地义之事，把为国家、集体、个人追缴赃款赃物折合价值人民币多少元、开展声势浩大的退赃大会上升为公安机关在新时期为人民服务、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等高度。但同时，尽管最高人民法院曾经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依照刑事诉讼法采取扣押、冻结等职权行为，人民法院不得作为行政诉讼受理”，各地依然相继发生多起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采取扣押、冻结、查封等形式追缴赃款赃物和退赃等刑事诉讼行为被人民法院以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或者不当而判决撤销或者给予国家赔偿的情形。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为什么会被人民法院作为具体行政行为予以审理并大多判决撤销或者给予国家赔偿？笔者认为原因是多方面的，固然有我国法律不完善、侦查人员素质不高等原因，但主要在于当前各级公安机关在理论和司法实践上对赃款赃物及其追缴、退赃措施的误解和滥用。笔者

在此大胆提出个人观点，权当抛砖引玉，与各同行探讨，并期引起各级领导和有关立法者的注意及重视。

一、当前各级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违法采取追缴赃款赃物、退赃的主要表现及其危害

在发生有财产被侵犯的刑事案件中，各级公安机关自认为的一大职责便是为国家、集体、个人挽回损失，追缴赃款赃物便是应有之事，我国《刑法》“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规定、有关司法解释和公安部对有关赃款赃物的规定便促使各级公安机关采取以下多种办法去履行自认为应当履行的职责：

1、冻结赃款流入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款。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冻结存款、汇款仅限于犯罪嫌疑人（单位）的存款、汇款，但为追赃的需要却可以置法律于不顾。

2、任意扣押作为追缴赃款赃物形式的犯罪嫌疑人或者其关系人的钱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扣押的前提和条件：“在勘验、搜查中发现的可用以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的各种物品和文件。”

3、冻结房产。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冻结的对象仅限于存款、汇款，没有规定公安机关有冻结房产的权利，对国家机关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

4、查封或者冻结股权、土地使用权等其他产权。我国刑事诉讼法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明确规定。

5、乱退赃。追缴赃款赃物的目的基本上就是为了退赃，因而当前乱退赃现象非常普遍，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公安机关有退赃的权利（只规定退还被害人的合法财产），退赃没有法律依据，而且，既然是赃款赃物，那它必然是比较重要的证据，公安机关有什么权利在没有经过人民法院核实之前就将证据置于不顾呢？在司法实践中乱退赃存在许多情形，如没有充分证据认定是被害人的合法财产仅想当然地在追回赃款赃物之后就退还给所谓的被害人，当犯罪嫌疑人无法被批准逮捕、移送审查起诉或者被人民法院判决无罪需要解除扣押时却无法将所谓的赃款赃物退还；还有的对被扣押的钱物在权属不明确或者有多个被害人而没有查清的情况下就仓促退还导致引起争议，等等。

6、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司法解释和公安部的有关规定，如行为人将违法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已经用于个人欠款、贷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的，应当只追缴恶意取得的赃款赃物，但在司法实践中，为追缴赃款赃物，根本不管（当然公安机关也无法管）被冻结、扣押的主体是“善意取得”还是“恶意取得”，因而导致乱冻结、乱扣押第三人的所谓赃款赃物。

以上违法执法的根源，就在于公安机关自认为有追缴赃款赃物的职责和对赃款赃物的曲解，因而就必然导致置国家法律于不顾而违法采取各种想当然的侦查措施去追缴赃款赃物后积极退赃，这既是导致我国屡禁不绝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成为追债工具的最深层次原因，也是人民法院把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通

常认定为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因素。公安机关追缴赃款赃物、退赃特别是个别经侦部门在侦办经济犯罪时只重视追缴赃款赃物、忽视打击犯罪的行为，既践踏法制、违法执法，影响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也极容易被人民法院判决撤消或者进行国家赔偿，因为公安机关无权认定也无法认定何为赃款赃物（本文第二部分有详细解释此原因），而当行为人将违法犯罪所得的赃款赃物已经用于个人欠款、贷款或者其他经济活动时要证明第三人是否为“善意取得”犹如无法无天（“善意取得” 还是“恶意取得”是民法上有关物权取得制度上的规定，公安机关有何权利介入民事范畴），再加上追缴赃款赃物本身的于法无据，被人民法院判决撤消或者进行国家赔偿当属必然。

违法追缴赃款赃物、退赃，还必然对公安机关及其有关领导和侦查人员不利，其违法行为通过被人民法院撤消而产生或者直接产生国家赔偿，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损失后，应当责令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人员或者受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承担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对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员，有关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因为违法追缴赃款赃物、退赃最终被要求给予国家赔偿，有关工作人员不但承担赔偿责任，还要被行政处分，而如果国家赔偿造成国家直接经济损失超过十万元以上的，还有可能被追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刑事责任。

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无权追缴赃款赃物、退赃

（一）赃款赃物的含义和特征

对于赃款赃物的含义，我国古代《汉律》就有受赇枉法和北齐的“计赃依律”之规定；《唐律》“六赃”罪中的“赃”是指非法取得的公私财物。目前我国《辞海》、《辞源》的解释是“赃者，贪污、受贿或者盗窃之所得也”；而《法学辞典》则解释为“犯罪分子用抢劫、抢夺、盗窃、诈骗、敲诈勒索、贪污、受贿、走私、投机倒把等非法手段取得的金钱和物质”；我国《刑法》规定为“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笔者认为，上述对赃款赃物的含义的界定，特别是目前有关的权威解释均有合理之处，但不够全面和准确。我国刑法对赃款赃物的解释在刑事司法领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赃款赃物这一概念，不仅存在于刑事诉讼之中，而且还广泛适用于各种行政执法活动，如公安机关在处理治安案件中，行为人的违法行为虽然没有构成犯罪，但如存在有非法所得，该非法所得便属于赃款赃物，因此，笔者认为，所谓赃款赃物，就是指违法犯罪分子违法犯罪所得的一切财物。

赃款赃物具有两个方面的主要特征：一个方面是具有证据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双重属性。赃款赃物与案件真实情况的发生、发展有着客观内在的联系，因而对案件具有证据价值；同时，赃款赃物也具有民法上物的特征，即人们能够支配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物质实体和自然力，民法上的物基本上也可以成为赃物，其特征没有因为诉讼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赃款赃物必须是行为人采

用违法犯罪手段所获取的财物，它既不同于作案工具，也不是行为人的个人合法财产，更不是违禁品。在实践中，认定赃款赃物时必须将其范围严格限定在行为人采用违法犯罪手段所获取的财物之内，不得与行为人其他财产相混淆。行为人的个人财产可以是罚款、罚金、没收财产等行政和刑事处罚措施的标的，但决不能够成为追缴的对象。

（二）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无权认定有关涉案款物为赃款赃物

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够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这是认定赃款赃物在程序上的决定性要件。生效的裁决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行政执法机关依照有关的行政法律法规在其权限范围内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二是人民法院对其管辖的刑事案件作出的裁决。本文主要讨论的是后一种情况，即在刑事诉讼中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利对赃款赃物进行认定，公安机关无权认定。这是因为，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无罪推定原则，“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只有人民法院判决被告人有罪后，被告人的非法所得才上升为罪犯的赃款赃物，即是说，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在其法律上的地位被确定为罪犯之前，其违法所得便不能够成为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赃款赃物。因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公安机关的侦查阶段，只使用过“物品、文件”、“存款、汇款”、“财物及其孳息”、“合法财产”等字

眼，在人民法院审判判决后才有赃款赃物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