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历史演进探析（xiexiebang推荐）

第一篇：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历史演进探析（xiexiebang推荐）

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历史演进探析

[摘要]网络游戏自问世以来，作为受众之多的新的休闲娱乐方式和新兴产业，对之进行法律规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唱响网上主旋律贯彻于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全过程，既是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目标，也是推进我国网络游戏管理法制化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梳理与网络游戏相关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分析不同时期不同规范性文件中针对网络游戏的规制内容、方法和手段以及效果等，总结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对已取得的初步成果进行归纳，为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 网络游戏 法律规制 历史演进

我国最早出现的网络游戏应该是1998年的联众棋牌游戏。但业内人士认为，2000年华彩公司推出的《万王之王》才真正标志着完整意义的网络游戏开始进入我国市场运营。从这一时间节点上说，网络游戏在我国的发展仅15年有余。而我国对网络游戏进行法律规制的起步明显较晚，甚至可以说相对滞后，在经历了空白期、快速发展期和初步形成期三个阶段之后，以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为基础，在改进网络内容建设、推进网络依法有序运行、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引导青少年人健康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初步形成了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体系。将与网络游戏相关的各种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分析不同时期、不同规范性文件中针对网络游戏的规制方法、手段、内容以及效果等，总结我国政府对网络游戏规制的基本经验，为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完善以及网络游戏规制体系的建立提供重要参考。

一、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何为法律规制，理论界并没有统一明确的定义。对网络游戏的法律规制可以理解为规制主体运用法律、法规、规章、命令等手段，对网络游戏相关企业的活动进行干预、控制、监督和管理，并以法律为依据对其进行处罚。在我国，法律规制的主体包括全国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也有国务院作为承担直接监督职能的同时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还有政府相关部门，如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等，它们作为具体执行政策和法律的行政部门，通过部门规章对网络游戏进行行政法律规制。以我国网络游戏的发展为参照，对比于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发展，可将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空白期

从1998年我国国内开始出现网络游戏到2000年网络游戏进入市场运营，再到2002年网络游戏在国内进入发展时期，我国始终没有出台一份关于网络游戏或者网络文化方面的任何法律规制文件，这段时间属于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空白期。

从1998-2002年，国家进行规制的客体重点放在了网络安全和网络游戏运营载体——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上。1998年底颁布了《公安部、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规范“网吧”经营行为加强安全管理的通知》，2000年年末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1年4月多部门又联合发布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2002年11月国务院出台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这些法律、规章等规范性文件或非规范性文件的出台，其规制的目标在于保障网络安全、社会稳定以及国家安全。从规范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角度保障网络的规范运行和使用，但对网络游戏这一新事物并没有任何特别关注。

可见，在网络游戏发展的起步阶段，国家将法律规制的重点确定为互联网给国家安全所带来的冲击及负面影响，目的是为了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及信息等安全。至于网络游戏将给国家和人民生活带来哪些变化并没有全面系统深刻的认识，更无预见。所以，在国家高层次的立法上没有任何关于网络游戏的法律规制文件出台，在政府部门的行政法律规制的探索上也只限于对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监管。这说明政府在应对新事物的出现和预测其未来影响方面都存在科学认知的缺失，立法规划上的缺陷，反应迟钝迟缓，缺乏长远的全局性眼光。

（二）快速发展期

从2003年7月1日起《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的实施到2009年《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出台前，是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快速发展期。

这期间，大量的政策法规开始出台。主要包括，文化部单独或联合多部门下发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文化部、中央文明办、信息产业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关于净化网络游戏工作的通知》、《文化部、信息产业部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中宣部和文化部等六部门下发《关于加强文化产品进口管理的办法》、《关于进一步加强网吧及网络游戏管理工作的通知》、《文化部部署集中开展文化市场执法检查工作》、《文化部办公厅关于规范进口网络游戏产品内容审查申报工作的公告》、《文化部、商务部关于加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管理工作的通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企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企业”申报指南》、《文化部办公厅关于立即查处“黑帮”主体非法网络游戏的通知》、《文化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网络游戏内容管理工作的通知》等规范性文件。

从上述规范性文件的名称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对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目标、原则，规制的主体、客体，规制的方法和手段都有了明确的规定。尤其是《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从宏观上确定了用法律手段对网络游戏进行规制的原则和未来的发展目标，即凡是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的个人或组织在遵守法律的同时，还要时刻保有为社会带来益处的意识，在满足自身利益的同时还要能为社会做贡献，宣传“正能量”。

《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中将那些由互联网生产、通过互联网传播和流通的一切文化产品都确定为互联网文化产品，包括游戏产品，当然也就包括了网络游戏这一新生事物。至此，网络游戏被纳入了文化部监管的文化产品的范围。该《暂行规定》作为层级较高的部门规章，成为了日后对网络游戏进行监管的法律依据。之后出台的一系列《意见》、《办法》、《通知》等对网络游戏规制的客体也进行明确，既有网吧，也有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企业，规制的目标和内容主要包括对未成年人保护，对网络游戏的净化，促进其发展，对进口网游的审查以及虚拟货币管理和非法网络游戏内容查处等。可见，我国政府专门针对网络游戏的规制已经正式纳入法律规制的日程。但从规制的主体看，主要是政府各部门，不过各部门权责还不甚清楚。最高层级的立法机关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尚未成为主要的法律规制主体，部门规章成为主要的规制工具。可见，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以及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这两个层级的立法缺失。从执法监督的角度看，存在执法监督主体单一，执法不力的缺陷。从规制内容看，虽然涉及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管理，网络游戏的具体内容，进口网络游戏的监管，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管理以及对非法网络游戏的查处等方面内容，但这些都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同时，在具体执法的过程中，存在运动式执法，比如，一段时间大力查处非法网吧，包括网吧的设立和其中是否有未成年人；一段时间大力查处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行为；又过一段时间针对非法网络游戏进行检查等，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执法行为。严格地说，对网络游戏的监管缺乏长效机制。

（三）全面推进期

从2010年至今5年多时间，是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全面推进阶段。

这一阶段的网络游戏法律规制文件包括2010年文化部出台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2011年文化部颁布施行的《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2013年文化部等15个部委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等。

在上述法律规制文件中最重要的应该是文化部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网络游戏进行全面管理和规范的法律规范性文件，立法层级属于部门规章。它为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体系确立了明晰的目标定位，即“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优先，弘扬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遵循有利于保护公众健康及适度游戏的原则，依法维护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明确了我国政府引导网络游戏健康发展的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应该体现的价值基础是“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规定以“法律、法规、国家规定”作为游戏内容应坚守的基本准则；明确规定网络游戏相关主体责任以规范网络游戏产业的发展；确认 “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是网络游戏的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依照职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网络游戏的监督管理”；以保护未成年人为主旨，明确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和运营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以维护行业健康发展为旨归，明示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和运营企业的法律责任。这一系列的社会责任具有了法定的强制性。《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方向和原则，并且用立法的方式予以确定。这要比《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确立的原则（即第五条 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法规，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播有益于提高公众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进步的思想道德、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丰富人民的精神生活）更有针对性，突出了保护未成年人这个特殊群体优先，保证了国家文化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在经济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冲突时，也明确了要优先保证社会效益，这就为政府部门的监管行为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性的法律依据。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确立的远期目标则是：“建立健全各项工作制度,调动各方力量,形成政府部门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未成年人网瘾综合防治的联动格局,有效遏制我国未成年人网瘾趋势。”

上述规范性文件虽然只是部门规章，但其对网络游戏规制的目标、相关主体的责任以及规制体系的构建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和规划，为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取得的初步成果

随着网络游戏产业的高速发展，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也随之逐步建立和完善。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在网络游戏行业协会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不断参与下，网络游戏法律规制历经15年，取得了部分成果，主要体现在：

1.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体系初步形成

当前，与网络游戏相关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主要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和《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等。这些法规、规章构成了当前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体系。它们对网络游戏规制的主体、客体和目标等做了明确规定。

其中，《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是对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在生存环境上提出条件限制，消灭“黑网吧”的存在以及规范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建立和经营。同时，这些合法的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要保证消费者的上网环境，引导消费者开展文明、健康的上网活动，形成整个社会良好的网上行为风气。《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则是强调对互联网文化的管理，其中将互联网文化定义为：“通过互联网生产、传播和流通的文化产品”，都是本规章的规制对象。故网络游戏也在其中，因此对网络游戏的法律规制内容也要符合《互联网文化管理暂行规定》，以此引导我国网络游戏健康、有序发展。而在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体系中最重要、也是最直接针对网络游戏进行规制的当属《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其规制的客体从网游的研发、生产到上网运营，再到虚拟货币的发行和交易等一系列和网游相关的各个环节。其规制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和社会效益，规制网游的内容要弘扬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规制网游的运营单位要坚持保护公众健康及适度游戏的原则，依法维护网游用户的合法权益。

2013年文化部等15个部委发布的《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一样，从未成年人保护的角度出发，增加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责任，并就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禁止传播毒害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内容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成瘾综合防治工程工作方案》还把规制的主体扩大为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各方力量，其规制的手段是建立政府、学校、家长和社会各方力量联动的治理体系。这和《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强调的“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优先”，“保护公众健康及适度游戏的原则”相辅相成，并细化成工作方案的形式促进这些原则的贯彻实施。由此，我国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体系已经初步形成。

2.网络游戏的规制目标逐渐明确并最终确立

规制目标是规制体系要达到的目标。由于互联网是新的文化传播载体，具有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受众量大等特点，使得互联网文化管理尤为紧迫。而网络游戏作为网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易被青少年群体接受，对青少年尤其是未成年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有深远影响。为了使互联网依法有序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在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中明确指出“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部分明确指出，要加强网络文化的建设和管理，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强调“加强和改进网络内容建设，唱响网上主旋律。加强网络社会管理，推进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这些都为我国网络文化管理体制建设指明方向，确保网络依法规范有序运行成为了网络管理的政策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最终通过《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确立了网络游戏规制的目标和原则，即“坚持社会效益优先，保护未成年人优先，弘扬体现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思想文化和道德规范，遵循有利于保护公众健康及适度游戏的原则，依法维护网络游戏用户的合法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和谐。”

3、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得到进一步规范

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到2002年，是我国互联网迅速发展但家庭电脑还未普及，即网络还未进入家庭的阶段，网吧成为人们主要的上网场所。尤其是随着QQ聊天软件和《传奇》《万王之王》等网络游戏的出现，网吧逐渐成为吸引青少年人的娱乐营业场所。为此，网吧就成为国家重点规制的对象。2001年4月3日信息产业部、公安部、文化部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就联合发布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共25条，其中四部门的职能分别是：国务院信息产业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做总负责并协调监督同级其他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的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负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许可审批和服务质量监督；公安部门负责场所安全审核和违法行为查处；文化部负责场所中含有色情、赌博、暴力、愚昧迷信等不健康电脑游戏的查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核发营业执照和对无照经营、超范围经营等违法行为的查处。本《办法》对未成年人上网时间的限制为：国家法定节假日的8时至21时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可以进入，同时，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入必须有监护人陪同，即其他时间和条件均禁止未成年人进入。应该说该《办法》规制目标、对象明确，而且对营业场所涉及的各项行为都有各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执法。但2002年6月16日北京蓝极速网吧纵火案却暴露了我国网吧监管的漏洞，当日凌晨2：40分，在北京学院路20号无证经营的蓝极速网吧内，由于恶意纵火而导致25人死亡，12人受伤。说明黑网吧的存在，并有近40名的青少年人沉迷网络深夜上网，存在未成年人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上网，以及未成年保护措施没有落实到位的情况。该事件同时也暴露出黑网吧消防设施不健全的安全隐患，以此事件为契机，进一步规范网吧的经营行为引起了政府的高度关注。为此，国务院于2002年11月15日实施了《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此条例比办法的规定分工更明确，职责划分更清晰。对于营业场所的设立审批由原省级的电信管理机构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负责审批和监督管理；将公安机关负责场所安全明确为信息网络安全、治安和消防安全等几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仍然负责场所的等级注册和执照管理以及无照经营的查处；电信管理部门负责各自职责内的监督管理，并要求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从事或参与场所的经营管理。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出：上网营业场所的审批监督机关由省级电信管理部门改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行政部门，更方便审批监督部门对网吧的监督管理。而且条例中对审批程序，尤其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进一步加强。对网吧的营业时间、地点、审批登记等都进行了明确规定。同时对治安和消防安全也有规定等。为了能让全社会都参与到监管中来，提高全社会 蓝极速网吧事件_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GEhbbQAMfr5xB_F7sdrL91GzIyF6Qql3v-EL2uRCSt-A7NOxPsXKhMElcXJ5h_Pud 的参与度，条例第6条明确提出鼓励全体公民参与监督，并对有突出贡献者给予奖励。2011年1月《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修订，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依法有序运行有了进一步的法律保障。

4、确立网络游戏健康发展与管理并行的方针

网络游戏自问世以来，其受众之多、影响之大为世人瞩目，它在为人们提供休闲娱乐的同时，也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生长点之一。自2001年以来，我国网络游戏市场发展进入了高速增长期，在创造了巨大的产值的同时也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正如当时IDC（互联网数据中心）统计和预测的一样，“2003年网络游戏收入最高的是韩国，以3.971亿美元稳居首位。排在韩国后面分别是台湾和中国内地。„„未来3年以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内地网络游戏市场将首先超过台湾然后再超过韩国，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网络游戏市场。”事实证明，正是基于国家确立的网络游戏健康发展与管理并行的方针，我国政府部门在预见到网络游戏发展潜力的同时，实施了一系列鼓励和支持网络游戏产业发展的政策，如构建产业支持体系，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和《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等软件产业政策。培养网络游戏策划、研发和营销管理人员，鼓励游戏企业独立办学或与高校联合办学。培育网络游戏产业孵化器，鼓励、引导、扶持国内软件开发商、网络运营商、内容提供商等各类企业自己做网络游戏产品，并鼓励开发网络游戏周边产业，以此扩大和增加我国网络游戏产业规模，形成产业再生产的良性循环机制。通过这一系列鼓励措施的实施，我国网络游戏产业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与此同时，国务院及政府相关部门针对网络游戏的负面影响，于2005年7月文化部和信息产业部联合下发了《关于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若干意见》。在支持网络游戏产业健康发展的同时也强调要规范网络游戏市场秩序，严格市场准入，强化对网络游戏的内容监管，尤其是进口网络游戏产品。加大对“私服”、“外挂”等违法产品的打击力度，规范网吧市场秩序等。2010年文化部下发了《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针对网络游戏产品中存在危害国家安全等违法和不健康内容，侵犯知识产权、破坏市场秩序问题，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沉谜问题以及游戏产品缺乏原创和精品等问题，进一步明确了加大网络游戏管理力度、规范网络文化市场经营行为，提高我国网络游戏原创水平，促进网络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的网络游戏发展和管理的方针。

5、保护未成年人优先成为网络游戏法律规制的重要内容 2 2 IDC预测2005年亚洲网游产值将突破10亿美元_互联网_科技时代_新浪网 http://tech.sina.com.cn/i/w/2004-05-27/0752367700.s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立法的宗旨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未成年人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网络和网络游戏发展的过程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首先体现在从《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办法》到《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中关于营业时间和未成年人进入时间的变化上。由于前文提到的蓝极速网吧的影响，未成年人禁止进入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文化部和团中央等九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的意见》中也有条款表明：要严厉查处接纳未成年人进入行为。文化行政部门对累计2次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要责令其停业整顿；对累计3次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要吊销其《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对在规定营业时间以外接纳未成年人进入的，一经发现，立即吊销其《网络文化经营许可证》。以上这些都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

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思想加强引导。学校、家庭、社会、城市社区以及其他一切基层组织要切实担负起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责任，整合利用各种教育资源和活动场所，开展富有吸引力的思想教育和文体活动，真正把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社会环境做到实处。各级共青团组织要加强青少年网络文明教育，广泛宣传《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我管理，自觉远离网吧，配合文化部等部门开展创建“安全放心网吧”活动。除此以外，为了净化网络环境，推广文明上网，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有效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社会问题，2005年6月，新闻出版总署组织有关相关人员共同研究，制定出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标准》，该系统利用技术手段对未成年人在线游戏时间予以限制。随后，很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都签署了《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开发使用责任书》，向社会承诺“保护未成年人健康，创建绿色网游环境”。为更有效地在未成年人中实行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新闻出版总署还组织有关方面制订了配套的《网络游戏防沉迷系统实名认证方案》，并将这些进行推广以引导和保护未成年人绿色、健康的上网环境。《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中，进一步落实了在网络游戏管理中落实未成年保护优先的原则。除了在第九条中明确提出网络游戏不得含有的内容外，在《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中明确规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网络游戏的内容、功能和适用人群，制定网络游戏用户指引和警示说明，并在网站和网络游戏的显著位置予以标明”。在第十六条第二款中规定“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网络游戏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在第十六条第三款中规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办法》第十八条规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在网络游戏中设置未经网络游戏用户同意的强制对战；

（二）网络游戏的推广和宣传不得含有本办法第九条禁止内容；

（三）不得以随机抽取等偶然方式，诱导网络游戏用户采取投入法定货币或者网络游戏虚拟货币方式获取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第二十条规定：网络游戏虚拟货币交易服务企业不得为未成年人提供交易服务；第二十一条规定：“网络游戏运营企业应当要求网络游戏用户使用有效身份证件进行实名注册，并保存用户注册信息”。上述条款的设定体现了我国政府在网络游戏规制过程中把保护未成年人作为主要目标之一。

6、初步确立了网络游戏的分级制度

网络游戏分级制度是很多国家都建立的比较成熟的保护未成年人的一项有利措施，美国、法国、韩国等网络游戏发达国家均确立了此项制度。在2010年通过实施的《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对网络游戏要标明适用人群，可以说是网络游戏分级制度的初步确立。《办法》第十六条第一款明确规定：“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根据网络游戏的内容、功能和适用人群，制定网络游戏用户指引和警示说明，并在网站和网络游戏的显著位置予以标明。”标明适用人群是分级制度的基本要求。该规定意味着对网络游戏的分级是网络游戏经营单位的法定义务。同条第二款“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网络游戏不得含有诱发未成年人模仿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和违法犯罪的行为的内容，以及恐怖、残酷等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说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更进一步。比网络游戏禁止含有的内容有所扩展，只要有可能妨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内容都不能在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网络游戏中呈现。即在标明是适宜未成年人玩的网络游戏中内容只能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同条第三款“网络游戏经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采取技术措施，禁止未成年人接触不适宜的游戏或者游戏功能，限制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间，预防未成年人沉迷网络。”又为网络游戏的经营单位附加了义务，要给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使用防沉迷技术，无条件保护未成年人。同时还对网络游戏的经营单位附加防沉迷系统的开发义务。若违反此条规定，则由县级以上文化行政部门或者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机构责令改正，没收非法所得，并处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第三十一条规定）。上述制度虽然并未明确确定为网络游戏的分级制度，但实质内容确实属于基于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而进行的分级管理，这也有利于网络游戏的进一步健康发展。网络游戏是一柄双刃剑，既能为国家经济贡献巨额利益，也能使意志薄弱的未成年人沉迷其中，成为社会毒瘤。法律规制的目的则在于抑制其消极影响，将其积极效应发挥最大化。通过以上对网络游戏法律规制内容进行历史梳理，肯定当前已经取得的已有成绩，并发现不足，尽早将网络游戏法律规制体系建立起来加以完善。

第二篇：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范文]

我国货币政策的历史演进

我国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财政是国民收入分配主体，财政政策在经济运行调控中占据主导地位，发挥着巨大的调控作用。但那时银行却是财政的附庸，无足轻重，甚至连相对独立的中央银行和货币政策也不存在，更谈不上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了。改革开放，特别是1984年二级银行体制建立以后，我国货币政策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在宏观调控中扮演重要角色。

（一）计划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

第一阶段是1979～1983年。在这一时期，货币政策仍然是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因为国家处于高度集中统一计划经济模式下，货币和银行的作用被削弱了，直到1984年我国才成立中央银行并开始执行货币政策。因此，此阶段的各项经济指标处于计划体制之下，价格的制定货币投放量以及经济增长完全由政府控制，货币政策的作用无法充分表现出来。但由经济指标可以看出，政府对货币的政策是以稳定币值为主兼顾经济发展。

（二）宏观管理体制下的货币政策

第二阶段是1984～1992年。这一时期的货币政策有了很大发展，最突出的是从1984年起，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调控为主的宏观管理体制。间接的货币政策工具开始使用，但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是主要的调控手段。1988年发生了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从1989年下半年开始，中央银行采取了严厉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三）以反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的货币政策

我国的经济经历了1990～1992年三年的低通货膨胀期，在当时经济过热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是抑制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四）1998～2008年初的货币政策

中国人民银行自1998年1月起取消了信贷规模管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和影响力度得到空前提高。1998年在中国宏观经济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况下，人民银行加大了对经济的支持力度。货币政策的提法经历了“稳健的”、“努力发挥作用”、“进一步发挥作用”等阶段，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意图相当明显。

1998～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采取了以下货币政策措施，刺激国内需求，遏制消费物价指数持续负增长和企业开工不足、失业人口不断增长的势头：大幅度降低利率，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灵活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

2003年初，针对经济中出现货币信贷增长偏快，部分行业和地区盲目投资和低水平扩张倾向明显加剧等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具体政策措施有：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加强通过公开市场业务操作调控基础货币的能力；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实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制度；加强房地产信贷业务管理；

适时对金融机构进行窗口指导。

三、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及其效果（2008年至今）

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受到多方面严峻考验，克服了国内特大自然灾害和国际经济金融环境等不利因素，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这一时期，我国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并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引导新增信贷资源向“三农”、中小企业和灾区重建等重点领域和经济薄弱环节倾斜。同时，继续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改进外汇管理，维护总量平衡。

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保证流动性供应。一是优化操作工具组合和期限结构；二是中央银行票据发行利率适度下行；三是适时开展中央国库现金管理操作。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加强窗口指导和信贷政策引导。稳步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加快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四、对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的建议

当前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世界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并日益加重。因此必须全面贯彻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下一阶段，我国将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进一步提高金融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和灵活性，根据形势变化适时适度开展政策操作，把握好重点、节奏、力度，着力维护货币稳定和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强国际协作，提升市场信心

维护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稳定运行。

（二）继续适当放松货币政策

确保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足，及时向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与积极财政政策相配合，积极支持扩大内需，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支持力度。在近期要防止通货紧缩，由于大量的流动性注入在经济好转后可能转化为通胀压力，因此在长期要防止通货膨胀。

（三）可择机推进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改革

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发展方式转变，为长期内保持价格总水平的基本稳定奠定基础。

（四）优化信贷结构

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三农”、灾后重建、助学、就业等的信贷支持，发展循环经济，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巩固消费信贷增长点。同时，继续限制对“两高”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劣质企业的贷款。

（五）着重公开市场操作

均衡流动性。从目前数据和相关表态看，利率和准备金率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已经较小，应更多考虑在公开市场上的回笼操作，以均衡流动性在全年各月的分布。努力保持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

总之，我们要合理地制定货币政策，恰当地运用货币工具，有效地应用宏观调控，从而使我国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地度过金融危机。

(一)转型期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回顾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计划和财政手段，货币、信贷手段处于从属地位。在“大一统”的金融格局下，中国人民银行集中中央银行与专业银行、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诸多职能于一身，货币政策实际上就是综合信贷政策。20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金融改革和货币政策的操作方式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中国人民银行于1984年开始专门履行中央银行职能，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逐步转变为以国家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调控体制。虽然信贷现金计划管理仍居主导地位，但间接金融工具已开始启用。这一期间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量超经济增长发行的货币导致商品供需失衡，物价持续上涨。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三次货币扩张，进行了三次货币紧缩。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逐步深人，货币政策操作逐步向间接调控转变。从1993年到2005年，中国货币政策操作可以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93年到1997年，通过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积极治理通货膨胀，成功实现了“软着陆”；

第二阶段从1998年开始到2002年，货币政策以适度放松为主要特征，旨在治理通货紧缩，促进经济增长。第三阶段，从2003年开始至今，货币政策调控的明显特征是为了防止出现新一轮的经济过热。

1.1993—1997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由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国有企业的放权让利以及软预算约束的存在，中国经济在90年代初期出现了明显的“泡沫”势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需求同时膨胀；二是通货膨胀高达两位数；三是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四是金融秩序混乱。

针对1993—1994年出现的严重通货膨胀现象，中央开始推行从1993—1997年长达4年之久的“软着陆”宏观调控。从治理金融秩序入手，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引导金融交易行为，完善金融法规建设，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并且加强了宏观政策之间的协调配合。在这一时期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整顿金融秩序。第二，强化了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能力。第三，调整了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采用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从1994年第三季度开始，中央银行正式向社会公布季度货币供应量指标，1995年初宣布将货币供应量列为货币政策的控制目标之一，1996年开始公布货币供应量的调控目标。第四，灵活运用利率杠杆，加强利率监管。第五，实施汇率并轨，干预汇率形成，协调运用本外币政策。通过以上货币政策的综合运用以及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的以整顿金融秩序、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金融宏观调控取得了明显效果。通过4年的宏观调控，我国经济也成功实现了“软着陆”.2.1998--2002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1998——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针对中国面临的通货紧缩形势，积极采用各种货币政策措施，主要有：第一，大幅度降低利率水平，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1998年中央银行共下调3次利率水平，1999年6月10日和2002年2月21日又下调2次利率水平后，居民储蓄存款利率为1.98%。第二，加大公开市场操作力度，灵活调控基础货币。中国人民银行于1996年4月首次开展公开市场业务，1998年恢复后，公开市场业务日益成为货币政策操作的重要工具，1999年公开市场业务债券操作成交7076亿元，净投放基础货币1919.7亿元；2000年为控制商业银行流动性，稳定货币增长率，人民银行从前两年以投放基础货币为主转向收回商业银行过多的流动性。第三，取消贷款限额控制，灵活运用信贷政策，调整贷款结构。第四，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窗口指导”。

3.2003--2005年的货币政策操作

这段时间中央银行采取的货币政策主要有：第一，逐步完善公开市场操作体系，灵活开展公开市场业务，保持基础货币的平稳增长。2003年开始我国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且每年的外汇储备持续增加(见表3)。第二，充分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逐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在2002年2月21日最后一次降低金融机构的存贷款利率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中央银行开始调高利率。同时，本着先放开货币市场利率和债券市场利率，再逐步推进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化的指导思想，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按照“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长期、大额，后短期、小额”的顺序进行。第三，发挥信贷政策在经济调整中的积极作用。第四，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逐步深化，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完善，外汇储备稳步增长。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在汇率体制改革上不断探索，采取了一系列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措施。在汇率形成机制方面，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自2005年7月21日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央行和外汇管理局也以此为契机，加快了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步伐，大力发展外汇市场。

三.当前经济形势下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2008年11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将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在今后两年多时间内安排4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会议指出,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不利影响，必须采取灵活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形势。当前要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定出台进一步扩大内需的十项措施，涉及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和灾后重建，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综合各方专家判断看，这次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不利影响大于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当前外需减弱，一些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投资下滑，内需不振，如果不及时采取有力措施，中国经济存在下滑的风险。此时重新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大投资规模启动国内需求，是应时之需、必要之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就是通过扩大财政支出，使财政政策在启动经济增长、优化经济结构中发挥更直接、更有效的作用。这一政策曾在1998年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遭遇特大洪灾等冲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2005年，鉴于国内社会投资明显加快，经济活力充沛，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7年后正式退场，转为稳健的财政政策。

适当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在增加货币供给，在继续稳定价格总水平的同时，要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1998年在我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2007年下半年，针对经济中呈现的物价上涨过快、投资信贷高增等现象，货币政策由“稳健”转为“从紧”。如今，货币政策转为“适当宽松”，意味在货币供给取向上进行重大转变。

第三篇：浅谈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完善

浅谈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完善

摘 要：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特别是2011年南京“龙虾门”事件的爆发，再次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存在严重问题，这样既不利于保障广大消费者人身、财产的利益，也不利于保障我国经济秩序的正常进行。通过对责任主体、食品标准等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缺陷的分析，提出建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健全缺陷食品召回制度等立法建议。这些对于加强政府部门对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与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食品安全；法律规制；食品标准；监管

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物质，是人们生活中最基本的必需品。然而，近几年来，在世界范围内食品的安全事件剧增，如英国的“疯牛病”和“口蹄疫”事件、比利时的“二啄英”事件，国内的苏丹红、吊白块、毒米、毒油、孔雀石绿、瘦肉精、三聚氰胺等事件，使我国乃至全球的食品安全形势十分严峻。近年两会上一些代表、委员就提到，“面粉里面有荧光剂和增自剂、大米经过了化学漂白、蔬菜水果上喷洒了保鲜剂。存放了很久的肉经过化学品浸泡可以恢复新鲜的色泽„„”。“一个苹果能榨出四扎苹果汁，一个西瓜能榨出20多扎西瓜汁。这样的鲜榨果汁你敢喝吗？”笔者认为：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是我国特定阶段多种社会矛盾在食品领域的集中爆发，背后折射的是制度的缺失。人们在愤怒地谴责惟利是图的不法商人、漠视生命的失职官员之余，更应该理性地思考如何完善食品安全法律制度，以杜绝那些吞噬人们生命与健康的黑洞。

一、概述

（一）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从阜阳大头奶粉到三鹿毒奶粉。从苏丹红到孔雀石绿，从瘦肉精到增白剂，从有毒多宝鱼到福寿螺事件„„天上地下、海里河里、植物动物，所涉及的食品安全事件频繁发生，一次又一次地震撼着社会各界敏感的神经。当消费者把矛头对准了超市、企业、商贩的同时，对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拷问又一次被推上风口浪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期待也增加了一层。我国目前的食品安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问题事件频发，威胁公众生命健康。近期我国食品安全事件不断发生，并且城镇化、市场化正在逐步为食品安全危害的广泛蔓延起到加快的作用。（2）食品生产整个链条面临安全考验，波及区域面广泛。生产、加工、物流、销售。每个环节无一例外地存在安全问题。严重危及公众 的生命健康。（3）受害人群众多，妇孺幼危险大。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和独生子女的现象已经成为我国的基本状况。所以很多保健食品打着益生菌、高钙、水果味、好吸收、提高免疫力等各种口号向妇孺幼猛烈的宣传。（4）商家越来越隐蔽，地点越来越不固定。现在的很多商家都很清楚自己是违法的，所以一直都是在很隐蔽的情况下进行违法行为，而且流动性很强，让执法人员很难分辨。（5）环境的严重污染，生态的严重破坏。工厂的违规排放对环境的污染。导致了很多农业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并且也增加了农产品的不安全因素，也是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出现的原因。

（二）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障现状

西方各国建立了相应的制度体系来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如英国的食品追溯和召回制度，德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以及食品企业自查和报告制度 美国则建立了食品安全信息发布系统。而且，借助民间的消费者保护团 体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等等。就我国来讲，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是以《食品卫生法》和《食品安全法》为主导，《食品卫生行政处罚办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卫生监督程序》、《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等多部单行的有关食品的法律和近百个配套规章和相关的食品卫生标准为主干，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农业法》、《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刑法》等法律中有关食品安全的相关规定为补充而构成的集合法群形态。但由于立法体制、“法律宜粗不宜细”等立法指导思想等多方面的原因，存在着法律之间着相互抵触和矛盾的现象。同时，很多法律制度缺少监管和有力地执行，“多龙治水现象” 的存在导致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相互扯皮、推诿责任等等。

二、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缺陷

纵观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从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到2011年的“地沟油”事件和“龙虾门”事件，食品安全问题始终十分突出。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1）食品安全规制的立法不健全。我国的食品市场巨大，食品安全隐患众多，立法缺陷使得食品安全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加以解决，这样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就有了可乘之机；（2）巨大的市场利益所驱。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为了一已私利，不惜以身试法，甚至犯罪；（3）消费者的盲从心理。我国人口众多，消费者的盲从心理严重，容易导致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我国需要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制度，从源头上遏制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但是，目前我国既没有统一的法律、法规来规范和调整食品安全问题，也没有统一的食品标准、执法标准来指导监管部门和司法部门，这就导致了关于食品安全监督与管理的效果大打折扣。以下是笔者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缺陷的分析：

第一，责任主体结构不明显，政府问责机制不完善。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立法中，食品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根据食品安全卫生的相关规定生产、加工、销售食品，作为第一责任主体对食品安全负主要责任；而承担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的政府为第二责任主体，制定合适的食品安全法规并监督其施行，在必要时可采取制裁措施。而在我国食品安全立法中，更多强调食品生产加工参与者责任，对政府责任的关注度较小。就现有监管部门及检验机构的监管责任规范来看，其责任程度明显过轻，不能达到食品安全市场对加强政府监管职责的要求。强化政府对食品市场监管职权的同时，也需要同等程度的责任规范约束。如果市场失灵可以大体归结为客观因素而有所容忍的话，那么政府失灵，尤其是政府监管懈怠、不力，这就难以得到民众的理解。因此，我国应加强相关立法，建立完善有效的政府问责机制，切实履行对食品市场的安全监管职责。

第二，食品标准设定得较低且相互冲突。现阶段，我国仍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发展而忽视消费者生命健康保护的倾向。其中，忽视消费者生命健康保护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食品标准设定较低，不能有效地起到保障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作用。在我国，制定食品标准的最高机构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但事实上农业部、卫生部也有权制定在全国施行的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这就导致我国食品标准体系混乱的局面，很难与国际接轨。目前在我国的各类食品中采用国际标准进行监管的还不到一半，远远落后欧美等发达国家。我国的食品标准绝大多数都是在2000 年以前制定的，这些食品标准往往是不同部门制定的行业标准，而非国家标准。由于各部门之间缺乏协调，对同一对象设定两项或两项以上标准的现象并不在少数，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交叉、重复严重，形成了食品标准体系混乱的局面，严重影响了标准的实施和食品安全的监管。因此，我国只有设定有充分科学的标准，才能够准确判断食品的规格，才能促进国际贸易发展，为保护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不可缺少的技术支撑。

第三，对食品安全的违法者处罚力度过轻。在欧美等发达国家，法律对缺陷食品的生产经营者处罚非常严厉，例如在英国，《食品安全法》规定，一般违法行为根据具体情节处以5000英镑的罚款或3个月以内的监禁；销售不符合质量标准要求的食品或提供食品致人健康损害的，处以最高2万英镑的罚款或6个月监禁；违法情节和造成后果十分严重的，对违法者最高处以无上限罚款或两年监禁。由于法律责任大，制裁措施严厉，违法成本很高，经营者不敢轻易以身试法。近两年，我国新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但是对于违法者处罚力度仍然过轻，使得法律缺乏威慑力，生产经营者为了暴利，往往敢于以身试法。例如，违反《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其他食源性疾患的，根据《食品卫生法》第39条的规定，卫生行政部门应当责令停止生产经营，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吊销卫生许可证，并同时按下列规定处以罚款：（1）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10人以下，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一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千元至三万元的罚款；（2）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在11 人至30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二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五千元至四万元的罚款；（3）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在31人至100人，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三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4）造成中毒或者疾患人数101人以上或者人员死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违法所得四至五倍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三万元至五万元的罚款。通过这一条款，可以看出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对食品违法犯罪行为在法律责任的设定上覆盖面过窄，处罚力度较轻，不能够充分发挥法律应有的威慑力，难以达到打击目前猖獗的食品违法犯罪行为的迫切要求。

三、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的立法建议

通过上述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缺陷的分析，笔者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规制体系，提出以下立法建议：

第一，建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无危险即无保险”，风险的存在使保险制度应运而生。建立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的正当性在于食品市场天然的不安全性，一旦被保险人在约定期限内所生产、出售的产品或商品在承保区域内发生事故，造成使用、消费或操作该产品或商品的人或其他相关者的人身伤害、疾病、死亡或财产损失时，应由被保险人依法承担经济赔偿责任；由此而产生的诉讼费用，保险公司应在约定的赔偿限额内负责赔偿。保险公司可以分摊本有被保险人向受害人支付的赔偿费用，从而起到减小企业损失，及时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作用，从而避免“市场主体违法，政府埋单”的怪现象发生。因此，笔者建议，《食品安全法》应规定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其优势在于：（1）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对政府监管食品安全具有补充作用。保险公司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的预防工作，降低了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机率。（2）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减轻了政府处理食品安全事故的压力。根据《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2007）》的规定，受害人员的抢救、安臵、补偿以及征用物资的补偿、污染物的收集、清理、处理等事项，主要由各级政府部门承担。当事故发生后，一旦企业因为各种原因不能及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政府就必须承担起救助，补偿的责任，因此，政府届时将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若处理不力则将面临巨大的舆论压力。食品安全强制保险制度可以使食品安全事故受害者迅速地得到赔偿金，有利于社会稳定，充分发挥保险的社会管理职能。

第二，健全缺陷食品召回制度，完善已有的法律。食品召回制度是一种旨在消除离开生产线、进入流通领域的潜在不安全食品危害风险的制度，其目的是预防和消除不安全食品对消费者造成的伤害。实施食品召回制度最重要的主体是企业，西方发达国家在推动召回制度的实施上都是以推动主动召回为主。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对我国食品召回制度具体规范手段进行调整，也应推动以企业主动召回为主，责令召回为辅，从而完善现有的制度。我国《产品质量法》第46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由此可见，强制性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由于可操作性强，可以快速、直接地判断食品是否为缺陷食品，这样既便于诉讼，又便于企业及时发现缺陷食品，从而防止其被错误地投入市场。因此，制定科学、统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是当务之急。

与此同时，还要完善已有的法律。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召回制度规定得很笼统：（1）没有明确主动召回和被动召回的适用情形；（2）没有建立缺陷食品召回级别制度，具体区分召回级别因素以及确定召回规模、范围；（3）缺乏严格的召回责任规定。并且《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行政部门报告和告知消费者，并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本条是建立缺陷食品产品召回制度的立法依据之一，但是在“法律责任”一章中，没有规定经营者违反第18条应负的法律责任，因此我国应弥补这块法律空白。

最后，我国应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健全食品安全法体系。首先是制定严密的基本概念定义。严密的基本概念定义可以为司法和行政创造有效可靠的法律依据，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自由裁量权；其次是健全的食品安全法体系。以美国为例。在美国，既有纲领性的《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食品质量保护法》和《公共卫生服务法》，也有非常具体的《联邦肉类检查法》、《禽产品检查法》和《蛋类产品检查法》等，这使得完善的上位法可以有效地指导下位法，各州在执法操作时的自由裁量度较小，保证了食品安全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而在我国，虽然已制定了食品卫生管理办法、规范、程序、条例等单项法规100 多个，食品卫生标准近500 个，加之配套的地方法规，已经建立起基本的食品监管法律体系。但是，其中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仅有《食品安全法》、《食品卫生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几部，数量上与法律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偏少。除《食品安全法》外，其余几部法律的规定都缺乏纲领性，对具体操作的指导意义不大。综上所述，我国应当注重采取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等多种形式来推进食品安全法律制度的完善，坚持管理法和促进法的统一，政府宏观治理与企业微观治理的统一，体现现代社会的法治理念。并且，我国也应运用多个法律部门对食品安全行为进行规制，特别是加大刑法对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增强法律的威慑力，最大限度地遏制食品安全事件在我国的发生，从而保障广大消费者的人身财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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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银行卡法律规制

近年来，我国银行卡业务取得了

快速发展，但同时也面临许多新情况，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迫切需要银行卡 业务经营机构、有关专家、学者等社 会各界共同研究，为银行卡的健康发 展出谋划策，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制度，创造良好的银行卡发展环境。银行卡在我国支付工具中的地位

日益上升，目前已经成为我国个人使 用最为广泛的非现金支付工具。银行 卡发卡量持续增加，信用卡发展迅速，截至2007年底，全国银行卡发卡量 14.7亿张，其中：借记卡发卡量为 13.8亿张，同比增长28%；准贷记卡 发卡量为1750万张，同比减少14%； 贷记卡发卡量为7000万张，同比增 长140%。银行卡业务135亿笔，金 额120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和 67%。2007年，银行卡消费额占同期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21%，比 2006年提高了4个百分点。2007年底，全国银行卡特约商户74万户，POS 118万台，ATM 12.3万台，同比分 别增长41.9%、44.4%和25.8%。银 行卡受理范围不断扩大，2005年开始 推出的农民工银行卡特色服务，将银 行卡跨行网络延伸到14个农民工输 出大省的农村乡镇。2004年，人民 币银联卡首先在香港地区实现境外受

理。目前，已有26个国家和地区可 以使用人民币银联卡，对满足境内居 民出境支付需求发挥了积极作用。总体来看，我国银行卡应用取得

了明显成绩，但也应看到，随着银行 卡应用快速发展，业务范围不断拓展，市场参与主体不断扩大，新业务、新 情况层出不穷，而相配套的银行卡法 律法规却不能完全适应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银行卡业务管理的基本制 度主要是人民银行1999年发布的《银 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其对推动我国 银行卡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办法效力层级偏低，调整范围较 窄，特别是近年来银行卡运行和管理 中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无法通过该办 法进行规范，其已不能适应目前业务 发展的需要。因此，迫切需要顺应发 展形势，制定新的、更高层级的与银 行卡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和促进银 行卡市场的有序发展。

为此，在国务院法制办的支持下，人民银行会同有关部门开始组织起草 《银行卡条例》，以后又根据各方意见 多次对《银行卡条例》草稿进行修改、完善。目前，《银行卡条例》相关工 作仍在积极开展中。

在《银行卡条例》的制定中，我 们主要考虑了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坚持规范和发展并举。银

行卡业务作为一项新兴金融业务，市 场创新层出不穷，发展潜力巨大，但 也面临着发展不平衡、风险管理有 待加强等问题。因此，《银行卡条例》 作为行政法规，应坚持规范和发展并 举的原则。一方面《银行卡条例》要 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能够对相关业务 进行有效规范管理，切实防范风险，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也要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留给市场足够的 发展空间，鼓励创新、鼓励竞争，使 银行卡市场更具有活力。

第二，保障持卡人的合法权益。

实践证明，银行卡业务要发展，必须 取信于持卡人，切实保护持卡人的合 法权益。在银行卡业务中，持卡人与 商业机构相比，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因此，《银行卡条例》从保护持卡人 利益出发，要求银行卡业务经营机构 更多地履行义务和责任。

第三，尊重中国实际，借鉴国际

惯例。我国银行卡业务起步相对较晚，虽然经过近些年的快速发展，市场已 初具规模，但与国外成熟市场相比，结构还不完整，市场秩序仍有待完善。因此，我国银行卡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积极学习国外成熟的经验。同时

我们也要注意到，我国经济结构、社会文化、居民消费意识、风险偏好等 与国外有所区别，所以，我国银行卡 业务的发展不能完全照搬国外，而应 尊重我国实际，在借鉴国际惯例的同 时，走中国特色的银行卡发展之路。第四，平等互利，充分竞争。银

行卡业务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营 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银行卡 条例》应使各业务经营主体有法可依，公平、有序、充分竞争，实现共赢。基于以上原则，《银行卡条例》 将主要解决以下问题：

（1）明确银行卡业务的基本概念，如银行卡分类、银行卡业务经营机构 的定义等。

（2）明确银行卡发卡和收单业务 的市场准入门槛，规定银行卡的申请、发放程序、使用和计息规则。（3）维护交易秩序，防范银行卡 业务风险。规范收单和特约商户的行 为规则，对银行卡密码和签名确认、机具检测和认证、交易凭证的保存、交易差错处理等方面提出要求。（4）保护持卡人的合法权益。对

持卡人和发卡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关 系进行规定，明确发卡机构的查询服务 以及公示、投诉处理、风险披露和保密 等义务，持卡人的挂失程序和法律效力、免责情形以及争议的救济手段。（5）建立多部门的协作机制。银 行卡业务涉及面较广，政策性强，与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与财政、税收、商业、公安、司法、旅游、交 通等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各有 关管理部门应明确权责、各司其职、密 切配合，共同规范和促进银行卡业务。当前，在银行卡业务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各方共 同探讨。

一是规范信用卡发卡业务。信用

卡作为一项创新业务，越来越得到商 业银行的重视。商业银行投入了大量 的人力、财力宣传和营销本行信用卡。这有利于提高消费者对信用卡的认 识，促进消费信贷。但有些商业银行 在开展信用卡业务时“重发卡，轻管 理”、“跑马圈地”、损害持卡人利益 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为业务发展留下 了隐患。因此，商业银行要重视发卡 业务管理，完善内部风险控制制度和 流程，特别是收费项目要清晰、明确，要尊重持卡人意愿，不应硬性发卡、变相收费，并要做好客户服务，减少 纠纷和投诉。

二是信用卡信贷风险控制。据初

步统计，截至2007年底，信用卡（含 贷记卡、准贷记卡）应偿信贷余额达 750亿元，信用卡总授信额度6300亿 元。这一方面说明信用卡发展迅速，信用卡信贷功能逐渐增强；另一方面 也提示我们，在大力发展信用卡的同 时，要采取措施，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控制不良贷款，完善呆坏账核销制度。三是不法中介虚假申请信用卡和

信用卡套现。目前，不法中介（个人）虚假申请信用卡与信用卡违规套现问 题，也已对信用卡业务的正常发展产 生了较大的不良影响，成为困扰信用 卡业务健康、持续发展较突出的问题。信用卡套现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收单机构的责任，也有发卡机构 的责任。收单机构拓展商户不规范，缺乏对商户的持续性管理，发卡机构 信用卡发卡审核不严，对自身风险控 制和管理不到位，将发卡业务不规范 外包，都是导致信用卡套现的重要原 因。对此，发卡机构、收单机构应各 司其职，严格内部风险控制和业务操 作流程；中国银联要积极会同成员机 构建立联合防范机制，明确相关风险 责任和利益赔偿机制；同时，有关管 理部门也应完善与虚假申请和信用卡 套现相关的法规制度，为打击这类不 法行为奠定法规基础。

四是银行卡定价机制。关于商业

银行对持卡人的收费，根据《商业银 行服务价格管理暂行办法》规定，除 银行汇票、银行承兑汇票、本票、支 票等人民币基本结算类业务实行政府 指导价外，商业银行向客户提供的其 他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因此，商业 银行作为自负盈亏的商业企业，为保 证日常业务顺利开展，满足社会需求，可在国家价格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下，根据自身的战略目标、市场定位、服 务对象和内容，依法制定自己的银行 卡收费策略，以实现差异化竞争。当 然，商业银行在追求利益的同时也要 注重社会责任和社会影响，银行卡收 费项目不应一哄而上，要考虑客户的 承受能力，应广泛听取客户意见，并 做好定价测算、收费公示和宣传等工 作。对涉及多方的银行卡跨行交易收 费，如商户刷卡手续费，不仅涉及不 同参与主体的利益，也涉及不同行业 利润水平差异以及对银行卡受理的政 策导向等问题，定价相对复杂。因此，我们应从促进银行卡市场发展的角度，综合考虑各方利益，积极、慎重地研 究刷卡手续费等银行卡定价问题。

第五篇：浅谈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律规制

浅谈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法律规制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案件的复杂化已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形形色色的新型犯罪，诸如有关毒品、走私、行贿、贩卖假币、组织卖淫、网络犯罪等案件，对社会整体利益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此类案件，不仅破坏了国民健全的社会生活，并将给整个社会的安宁带来无法估计的恶果。因此必须坚决镇压，严厉打击。然而，这些犯罪因其高度的隐蔽性、组织性以及高超的反侦查手段，对传统的侦查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于是各种特殊的侦查手段便应运而生。诱惑侦查就是被实践证明为破获此类高难度案件的有效措施之一，现已被世界上许多国家立法普遍认可并广泛运用于司法实践，正日益受到侦查机关的重视和青睐。在我国，诱惑侦查作为侦查案件的一种特殊手段已被广泛使用，并得到司法机关的认可，但与此同时，诱惑侦查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本文从诱惑侦查的概念入手，分析其特点及类型，着重分析诱惑侦查在我国的立法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而论证我国建立诱惑侦查制度有其必要性，最后提出如何在我国对诱惑侦查制度进行法律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