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越文化遗存的最后挽歌（5篇模版）

第一篇：骆越文化遗存的最后挽歌

骆越文化遗存的最后挽歌

添加时间：2011年08月01日 阅读：202

梁越

地名岐义及其他

正如“北海”地名在壮语里其实是海口、水口一样，地处中国南端的“北海”从汉语地名上就给人以北部之海的岐义。前些年，一篇报道当地政绩的新闻报道很是走红，标题就叫做“百色百变”，说得是百色正在日新月异。作为右江河谷母亲河的始端，百色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堪称百变，可是其地名的岐义已达到令人心痛的地步。如同静默的江水，没有任何主流声音说，百色其实是壮语“洗衣的河岸”的意思。

放眼北望，吴越故地，荆楚故地，远溯至河姆渡、良渚时期最灿烂的越人文化遗存，如今还保留下来的只有充满岐义的地名和顽强地保持着越语古音的汉语方言了。

大地无言，江河无语——我们何以对得起我们的祖先？我们何以对得起作为骆越人后裔的自己的良心？

百越人的文化，一点一点地湮没——从长江南岸，步步南退，到如今只剩下左右江流域的桂西，和云南文山、西双版纳到老挝高原这条被称为壮泰走廊的狭长地域。整个珠江口流域，除了地名和留下夹杂着骆越古词和古音系统的粤语外，已没有关于这个曾经庞大的族群的任何记忆；作为骆越人直系后裔的壮族，其服饰文化在广西几乎全军覆没；壮族人口近百分之九十的武鸣县，最后一个杆栏建筑，十年前早已消失；有效地保留着骆越古语、形态和语法的壮语，由于长期没有言文一致的文字系统，没有发展，更谈不上创造，正日益显得支离破碎，说上两句话，必须用上另一种族群的语言借词，否则无法表达完整的意思；广西壮文学校，壮文不在必修课之列，实质只剩下一块孤零零的牌子，广西各地的壮文学校纷纷改为民族中学，几乎彻底放弃了身为民族文化传承阵地的使命。

整个右江河谷及其支流流域——德保、靖西、田林、隆林、西林等等，骆越文化遗存正以活着的或死着的各种形态如泣如诉地唱着一首歌，这是最后的挽歌。每时每刻，在这里都上演着一种人类族群文化彻底覆亡前的惨烈和悲壮。

田阳：壮族人文始祖画像的悬挂地

布洛陀的传说，在珠江上源流域普遍存在于壮侗语族群的记忆里，以口传的方式得以代代传承。可以说，在这个广大的区域，哪个地方都有资格竖起这个人文始祖的画像。许多人在问，为什么是偏偏是田阳？为什么偏偏是敢壮山？

当初田阳民间自发地举办布洛陀公祭活动的时候，不少官员们并不能把握这种活动在政治上的正确，躲躲闪闪者有之，惊恐犹豫者有之；直到国家宣传机器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人类极其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并积极介入了宣传，官员们才纷纷在公祭大典上面对摄像机前站直了腰杆。也不能怪官员们，曾几何时，仅仅在民间公祭活动的前几年，田阳的民间师公、麽婆这些壮文化的传承者们还被当地有关部门以封建迷信的名义集中整治打击。

壮族文化，准确地说，骆越文化的遗存，在上千年岁月里，在官府的眼里，是粗鄙不堪的；壮语，即古骆越语的遗存，在官府或是土官们的眼里，是不齿于讲出口的鸟语。在骆越人的故地，甚至出现了“禁歌太守”这样的官员或有在街上讲壮语，要被罚七个铜板的地方土法律。壮人知识分子非脱胎换骨地学汉文、习汉字方能有出头之日。然而，母语不是汉语的壮人知识分子中在漫长的岁月里能产生几个人才？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文论集》里有这样的论述：在壮族地区，“在历史上，汉文教育在培养人才方面慢如蜗行，以壮族诗人〈写汉文诗词〉为例，2000多年才有100个左右，平均一个世纪四人，水平与汉族诗人相比还是低层次的。经2000多年，壮人能掌握汉语文的不过五分之一。”最让人心酸的话，还是在梁庭望教授的《壮族74村寨文化水平调查报告》里：人数1700多万的壮族，直到如今，仍有近千万文盲，其中750万人是青壮年，处在乡村生产的第一线。汉文学不会，汉语半懂不懂，壮文又不给他们，壮语广播和壮语电视这样的现代传媒也不给他们，他们只好处在信息几乎完全隔绝的境地，与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整个壮侗语民族，没有在祖先积累的智慧的基础上和先进民族赛跑，而是完全处于民族文化传承自我断裂的状态，张皇失措，无法定位。

其实，中华文明的多源一体已成为公论和共识。不仅仅是布洛陀，就算是被黄帝镇压的蚩尤，被黄帝孙子驱逐的共工，还有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口传史诗人物：格萨尔、乌古斯、江格尔、玛纳斯……哪一个不是我们中华大地上的人文始祖。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决不限仅于炎黄。在这个美丽而辽阔的国土之上，哪一种人类族群的文化，都没有消失的理由。

可悲的是，这种历史惯性在骆越人故地仍在继续。骆越人的后裔们哪怕头上挂上一顶最小的官帽，一旦举家搬入城镇，便迫不及待地拼命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对于保留着古骆越语形态的壮语而言，哪怕在讲官话时带点口音，都要冒着被别人嘲笑和挖苦的危险。自己的子女，干脆让他们与祖居的乡下隔离，恨不得从娘胎里就把子女们民族的母语印记连根拔除。以至于出现越来越多这样奇怪的家庭，家里的爷爷和奶奶不会汉语，来到当干部的子女家里，和孙辈不能交流，因为孙辈不会说壮语。壮侗语族群的文化，或者说古骆越人的文化遗存，千百年来只能在社会的最底层极其艰难地传承着。传承者无一不是饱受官府打击和岐视的民间宗教人士和底层草根。布洛陀经诗、花神崇拜、英雄人物的口传史诗，千百年来没有任何主流工具记录它们，它们只能存在于最底层的人群中。壮侗语族群的文化记忆，就这样存活在田间野地，在村头树下，没有任何有身份的人对他们表示过尊重。这种状况，如同右江河的水，一流就是两千年。

人文始祖布洛陀的民间祭祀活动在田阳的出现，是一个极其艰难中的奇迹。不要问什么，太多太多的出现应该出现，可是最终没有，布洛陀祭祀活动的出现，拥有一千个理由。

继布洛陀文化之后，在巫婆中传承的龙州天琴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民间泥腿子歌师中传承的平果嘹歌文化被挖掘出来了；在重重大山隔绝中的文山州富宁坡芽村妇女中传承的象形文字——坡芽歌书被挖掘出来了；在大明山脚下，仍然保留着骆越古国官称的民间歌舞——骆垌舞被挖掘出来了；骆越古都地望被挖掘出来了；龙母文化被挖掘出来了……没有一个不令世人震惊，没有一个不被当今堂堂的国家主流机构视为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可令人痛彻心肺的是，千年的惯性仍在无情地继续着，骆越文化的宝贵遗存，几千年的人类族群的生存智慧和记忆，仍以加速度的方式在流失。

右江河中段：有关壮人历史中最惊心动魄的两大事件

到了河流的中段，我们要说两个人物；两个历史事件。一个是侬智高，一个是岑猛；北宋时的侬智高的起义和明朝的思田之乱。

侬智高可以称之为一个悲壮的爱国者。侬氏家族世代为中国守边，当受到交趾压迫欺凌，危急万分的时候，自然要向国家求援。可惜当时的主政者耳目昏聩，最终酿成巨大悲剧。爱国者被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进行镇压，这是一千多年前发生的极为荒唐的事件。

史学界喋喋不休，大多感慨侬军的失败，侬智高本人是一个失败的英雄。侬智高起义早已被定性为正义性，但史学界对侬部南迁的重大影响研究极为不足。侬军发端于靖西，首先击破今田东地横山寨出右江谷地。败于狄青之后，侬部仍沿右江河谷西撤，在河谷的上源富宁、广南一带进行了数年顽强的特磨道保卫战。近年来，云南的学者关于侬部西撤、南迁及侬智高本人结局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值得称道。在这里，我们应该改变一个观点：侬智高本人并不是一个失败者，从侬部西撤、南迁过程中，约有近20万壮族群众陆续跟进，不仅在古老的壮泰走廊上撒下了壮侗语民族文化的种子，而且，侬部进入今泰国、老挝境内，为当地早期的开发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今，在整个东南亚，约有9000万人可以互相称对方为“贝侬”，得益于侬部南迁带来的重要影响不少。至于侬智高本人的结局，可以肯定的是，不会像宋朝史料记载的那么简略、武断，近年来云南学者们的研究表明，他本人在率部南迁的过程中不仅获得巨大成功，而且成为了分布在东南亚的壮侗语〈侗台语〉民族传说中的伟大英雄。

瓦氏夫人在广西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但他的丈夫岑猛却不为人所知，提起明史上惊心动魄的思田之乱，更是了解者寥寥。近年来反映瓦氏夫人事迹的文艺作品，不管是主创者还是主抓这个题材的文化领导，都恨不得瓦氏夫人一出场就让她立即走上抗倭战场。主创者们言之凿凿，说瓦氏最闪光的事迹就是抗倭了，表现她别的人生阶段的事有什么意思。其实，只要用脑子想一想，用点时间研究研究那段明史，就会明白一个民族的苦难史，就会明白瓦氏夫人年近花甲还要拼着老命带着曾孙走上战场的真正原因。一个生活在中国最偏远的地方的土司妻子，一个守寡几十年的寡妇，天生没那么伟大，她成为中华的英雄，是有深层次原因的。

瓦氏夫人出征，初衷其实是为了洗涮家族背着所谓“谋反”的罪名。瓦氏夫人的丈夫田州土司岑猛，直到死也没下令向官军射过一枝箭。但他却遭到冤死，而且是死于明军大军进逼，并进行一系列策划之中。关于岑猛之冤，有兴趣者不妨抽空阅读一下黄明标先生在2008年广西民族出版社出版的《瓦氏夫人研究》。正因岑猛遭到冤死，由此引发了声势浩大的思田之乱，整个右江河谷，当时的田州、思恩府地界全部爆发了。明廷动员了三省兵力，两年多也无可奈何。最后，明廷换上洞悉内情的王阳明总督两广，他却不费一箭，不死一人，以“抚”的方式使“牵动三省”思田之乱顷刻之间烟消云散。这是为什么？

答案只有一个，要从壮族的民族性格上分析。这里，还是要引用梁庭望先生的一段话：“这种性格在表现形态上与北方民族剽悍孔武的外露性格不同，外柔内刚，有如棉里藏钢。文静时如水牛踱步，但如被惹怒，便似水牛跳高坎，瞪红双眼，连老虎也被吓得窜伏深山。”〈《瓦氏夫人论集》第201页〉可以说，假如没有岑猛之冤，就不可能有思田之乱，也不会有这么一个年近花甲仍走上战场的瓦氏夫人。

隆安大石铲：改写中华文明的起源历史

这里已是右江的下游了，距离汇入邕江已是不远。在这里，长期以来，一个本可以震惊全世界的发现被轻描淡写了，确切地说，就是壮侗语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一个伟大贡献被忽略了。这就是隆安大石铲文化的考古发现。骆越民族的先民们把新石器时代的大石铲崇拜发挥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石铲小到母指，大到近一人高，各种各样的石质，尤其是作为祭品的玉石铲，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六千七百多年后的今天，在右江河边捞沙的农民，仍能像挑红薯似地从沙中掏出各式各样的大石铲，出售给闻风而至的文物贩子。

在同一时期，在中华大地上，试问哪里可以找到如此精美的石器？良渚也是越人的文化，显而易见是比隆安大石铲晚得多，如果看良渚的玉璋等礼器，隆安玉石铲的对它的影响不难窥见，可以说，隆安大石铲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它影响了良渚、河姆渡，而良渚、河姆渡又影响更为广泛的地区。勿庸置疑，隆安大石铲文化的创造者是骆越人——壮侗语民族的先民，他们也是稻作文化的创造者。只有稻作劳动，才会用到大石铲。

至今，隆安民间还保留着延续六千多年的稻神祭祀民俗，这一民俗分布区的核心村落，其壮语地名更是透露出“千古鸟田”之谜。

到了青铜时代，属于骆越文化遗存的，在壮族地区仍然令人震撼。比如西林的铜棺，其工艺水平和艺术的想象力毫不逊色于中原的青铜器；比如大明山下的元龙坡出土的青铜器，都有独立起源的越人的风格。还是苏秉琦老先生说得好：“岭南也有自己的夏商周。”

无论从语言学上，地名学上，还是从考古发现上考察：中华文明五千年，其中有三千年是越人的文明居于主导。春秋以前，中原地区氏族部落纷乱，但在长江以南的百越地区，虽没有统一的强大的政权，但从语言、文化、风俗上是统一的，这为同一族群共同创造文明成果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三千年里，是百越的文明影响了中原甚至更遥远的地区。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厉声教授在考察了骆越文化遗存后有一个重要论断：“百越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而骆越是百越的核心。”

河流永存：我们要唤醒一个族群的文化记忆[$br] [$br]长期以来，由于千年土司制度造成的后果，土官心理的惯性仍在持续。土官心理的特点是土官比皇帝还左，左得令人啼笑皆非。对于本土的东西，不敢声张，不敢冒头，不敢“轻举妄动”。有的土官甚至恨不得把壮侗语族群的扫盲希望寄托在消灭壮语和迅速普及汉语和汉文上。但对于壮族这样一个居住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族群来说，别说是几十年了，就是几百年，也未必能够实现语言的转用。最不可忽视的是，时代和社会发展到了21世纪，所有族群的文化都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所有的族群的生产文明成果都是人类共同的文明结晶，任何民族文化都应该受到尊重，并有保存、发展的权利。

是谁最先发明了至今养活世界近三分之二人口的水稻人工种植技术？——是壮侗语民族。

是谁首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在公元前三四世纪就已经有效地与西方世界沟通经济文化联系？——是壮侗语民族。

是谁首先发明了棉麻纺织技术，温暖了世界大多数人口？——是壮侗语民族。……

卢森堡虽然只有35万人，却在大国的夹缝中顽强地保存母语，保存本民族文化，多语文化的优势使他们信息四通八达，人均收入排在世界前列；在英国，100万的威尔士人，540万的苏格兰人，60万的爱尔兰人，始终保留着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兼通英文，使他们步入世界发达民族行列；在前苏联，不仅像1000万的乌兹别克人，950万的白俄罗斯人有自己的文字，就连人口仅仅70万的蒙乌德穆尔特人、60万的切米斯人也有发达的民族文字……

对于继承了骆越文化宝贵遗产的壮侗语民族，我们要心存敬意。在亚洲纯净的天空下，是他们，栉风沐雨几千年，不惧瘴疠之气，不惧毒虫猛兽，开辟了亚洲东部这块温暖湿润的秀美山河，为我们多民族的国家贡献了巨大的版图和丰硕的文明成果。谁不尊重壮侗语民族的文化，包括他们使用自己的民族文字纪录本民族文明成果的权利，促进他们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谁就有愧于站立在这片红土地上。

我们要以河流的名义——以右江的名义；以红水河的名义；以珠江的名义——感谢骆越人的后裔，感谢壮侗语民族。唤醒壮侗语民族的文化记忆，继承和发扬骆越文化传统，是我们的神圣责任。

站在右江河谷的岸上，望着长流不息的河水，迎着万古江风，再次潸然泪下：听到的不应该是挽歌……

第二篇：骆越文化资源开发方案

骆越文化资源开发及经营方案

一、骆越文化资源开发需求分析

1、形象需求：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城市形象的树立，成为越来越关键的课题，各地政府纷纷聘请专家，进行形象策划设计与推广，于是就有了各种定位、各种个性化的城市，这样的形象工程，使得城市与城市可区分开来识别，并按各自的个性特色发展。广西也不例外，首府城市南宁定位“绿城”，国际民歌节、东盟博览会的推广功能，使南宁改变了默默无闻的历史，但就形象而言，认知之后的认同、美誉显得后继无力，如果想到广西，想到南宁，仅仅是美丽的山山水水、城市的绿化和民歌，那远远不够，首先，这样的形象并非唯一性的，不足以做区分识别，其次，它没有体现城市发展战略，没有反映本土文化、城市个性和民族特色。一个鲜明、丰满的形象，这些是必备条件。

就定位而言，“绿城”定位并非不可以，问题在于概念，绿化概念不具备唯一性，具备唯一性的是本土文化，如果把“绿”定义为原生态文化——骆越文化，把“绿”定义为“骆越人”自然、质朴、兼容、顺应天性的民资个性、真诚的生活态度、生态以及两性平等的独特生活方式，把“五象”设定为城市形象系统的吉祥物，用民歌等文化艺术形式诠释和传播形象理念，那么，推广、传播的形象就和现在不同，品牌力、影响力、辐射力都将不同。

可惜的是，在今天，除了考古学家，大概没有人知道广西这片土

地在史前叫《骆越国》，范围包括广西、广东的雷州半岛、海南岛、越南北部，骆越国的首都就位于现在的南宁市范围内，壮族、瑶族、黎族、京族等少数民族都是骆越人的后裔，骆越人是水稻种植的发明人，《骆越国》有千年的历史，留下了花山文化、龙母文化、水稻文化、民族文化，有专家说，其文化的厚重不亚于玛雅文化等史前文明。但这样一部史前文明，却淹没在汉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的历史潮流中。

一方面是广西城市形象的树立对本土文化有着显性需求，一方面是伟大的史前文明不为人所知，这种矛盾的现状，不是众所周知，所以至今没有改变。

2、经济需求：西部开发以来，广西经济高速发展，泛北部湾经济圈战略，为广西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这个机遇是发展“区域经济”的大机遇，“区域经济”是新经济，世界上的典型案例是“欧盟区域经济”。发展区域经济的核心问题是文化冲突问题，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是寻找文化共鸣，对于文化共鸣而言，骆越文化几乎就是大多数东盟国家的文化之根，同样种植水稻，同样吃米粉，同样为男女共同劳作的生活方式。此外，开发骆越文化资源对广西经济结构调整、经济优化升级和科技、文化产业发展起关键作用。以上两方面均说明广西经济发展对骆越文化存在显性需求。

3、文化需求：广西在历史上，在漫长的汉文化时代，和海南一样，是典型的流放地，山高皇帝远，边沿化是其特点，历朝历代都有边沿化情结，影响深远。在西方文化普及的今天，再度经历新文化洗礼，仍然处于边沿地位，和其它民族自治区不同的是，广西没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使人具备归属感、自豪感与凝聚力。两个文化时代，广西都是默默地随大流，任本土文化淹于新文化中。这种边沿化的另一特点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得以保留，本土文化不能成为城市个性，民族个性却没有失落和遗失。

在文化同化严重的今天，国际上、社会各界都在呼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使得世界各国，国内所有民族地区都在开发与传播民族文化，纷纷走进民族文化复兴的潮流。在这一背景下，骆越文化呈现在世人面前，向世界展示一部同样伟大的史前文明只是时间问题，广西文化发展存在民族文化复兴的必然趋势。

4、人的需求：保持自身民族生活方式、生活习惯的广西人，却没有文化归属感、文化自豪感、民族个性没有表现机会，民族力量得不到完整展现和凝聚，身为广西人，不了解本土文化，不知道《骆越国》，不认识“骆越人”，很显然，广西人存在本土文化需求。

二、骆越文化开发思路

1、资料收集：骆越古国考古资料；骆越古国历史资料；骆越后裔民族文化资料；骆越后裔生活、生产方式、习惯民俗资料。

2、资料整理：分类、分科整理，并建立资料档案。

3、文化系统建设：建立骆越文化系统知识库，文化系统知识库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原始资料系统；二是经专家整理编辑的史前文明系统；三是经创作的文化传播系统，文化传播系统由基础系统和艺术系统组成。

4、文化传播基础系统建设：文化传播系统分四部分，一符号部分，符号部分是一个大的系统，包括花山壁画，铜鼓花纹，服饰花纹，建筑花纹等；

二、人物形象部分，各种传说故事人物；

三、生产工具部分，包括水稻种植工具，水田作业工具，米粉加工工具，服饰加工工具等原始工具；

四、物质产品部分，包括衣食住行等产品。

建设方式：平面设计、二维、三维设计。

建设方法：依据原始资料加工转换为符合现代传播需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参考标准有视觉识别系统标准、艺术作品创作标准。

5、文化传播艺术系统建设：艺术系统分为文学系统和艺术系统，文学系统以原始资料和后人加工作品为主，艺术系统分为歌舞系统和影视系统，请专家创作。

三、骆越文化开发利用的经营思路

1、知识库经营：文化系统建设完成，可提供骆越文化咨询服务，其中，文化传播基础系统有着自主知识产权，可销售知识产品。

2、产业经营：文化系统建设完成，可在原基础上成立影视制作公司，生产骆越文化影视产品。

3、产业园区经营：产业经营形成品牌力，可创办“骆越文化园区”，园区分为创意产业园和主题公园两部分，按迪斯尼模式经营文化园，打造与东盟博览会相匹配的文化交流平台。

四、骆越文化开发经营的经济模式

1、政府经济：骆越文化资源开发及经营，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与广西发展战略密切相关，是广西城市形象工程，是广西泛北部湾区

域经济模式的配套工程，此外，资源开发和经营过程的关联部门大多是政府职能部门，需要社会各界联合起来才能运行正常，是典型的社会化运行模式。因此，其经济性质中“政府经济”属性起主导作用，没有政府带动和政府经济模式，经营不具备可行性。

2、区域经济：骆越文化是公共文化、公共品牌，企业开发骆越文化资源的自主知识产权很有限，更多的是资源共享、文化交流、文化共鸣，公益性起主导作用，开发本土文化服务于本土区域，随区域经济需求而生，随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因此就有了区域经济特色。

3、创意经济：骆越文化经营的任何阶段，都以创意为主导，是典型的创意经济运行模式。

策划：黄华坚 2010年10月6日

学院合作项目

一、合作项目：骆越文化基础系统设计制作。

1、学院工作内容：

（1）符号及手册设计：符号设计内容包括花山壁画，铜鼓花纹，服饰花纹，建筑花纹等；

符号设计：平面设计；

符号设计流程：设计内容资料收集，符号临摹，符号色彩及艺术加工设计，骆越文化符号系统设计审核，审核通过后设计“骆越文化符号手册”，编辑符号手册，制作手册清样审核。

（2）人物形象设计，骆越文化中各种历史及传说人物形象设计；

人物形象设计：平面、二维、三维设计；

设计流程：历史及传说资料收集，人物形象设计策划方案，按策划方案设计人物形象，设计审核。

（3）生产工具设计：骆越国生产工具设计内容包括水稻种植工具，水田作业工具，米粉加工工具，服饰加工工具等原始工具；

工具设计：平面设计；

设计流程：考古及博物馆资料收集，工具临摹，工具色彩及艺术加工设计，工具设计审核。

（4）物质产品设计：骆越国及其后裔的原生态产品设计内容包括衣食住行等产品；

物质产品设计：平面，二维，三维；

设计流程：骆越国及其后裔生产的原生态产品资料收集，产品临

摹，产品色彩及艺术加工设计，设计审核。

（5）设计标准：依据原始资料加工转换为符合现代传播需要的艺术表现形式，参考标准为视觉识别系统标准、艺术作品创作标准。

2、合作工作内容：

（1）资料收集和方案策划；（2）符号手册编辑；

（3）《骆越古国》史前文明图册编辑；（4）骆越文化宣传网站设计与管理；（5）骆越文化宣传片制作；（6）骆越文化题材形象设计。

二、后期合作项目：骆越文化艺术系统设计、制作。

1、骆越文化图书产品生产。

2、骆越文化影视产品生产。

3、合作条件：基础系统完成后，视学院学生生产能力再具体设定合作内容。

第三篇：2015年中国壮乡武鸣罗波骆越文化旅游节

2015年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 骆越文化旅游节骆越祭祖大典倡议书

2014年12月3日，国务院公布了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武鸣“壮族三月三”入选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武鸣的光荣，也是骆越后裔民族的光荣。

“壮族三月三”起源于古骆越民族的始祖王祭祀习俗。古骆越民族是中华民族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壮族、侗族、黎族、布依族等壮侗语民族和南方汉族的共同祖先。古骆越民族最早发源于大明山地区的古骆越水流域（即邕江和郁江流域），在这一地区创造了中华民族最早的稻作文明、医药文明、纺织文明和水事文明，并在这里走向海洋，开发了南海，开辟闻名世界的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古骆越民族称大明山为祖山，称古骆越水为母亲河，并在珠江的重要源头大明山下的罗波潭边兴建了祭祀骆越始祖王的祖庙，于每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前后在罗波庙举行隆重的祭祀骆越始祖王大典。纪念骆越祖先，对中华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骆越始祖王祭祀大典后来演变形成了武鸣壮乡每年盛大的“三月三”民俗活动的一个亮点。

今年是农历羊年，羊年祭祖，三羊开泰，大美吉祥。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活动领导小组经研究决定于2015年4月20日（农历三月初二）在罗波街举办骆越始祖王祭祀大典。本次祭祀大典由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 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活动领导小组主办，由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和罗波社区主办，祭祀大典在武鸣县罗波镇社区戏台和罗波庙举行，各大媒体、电视台记者跟踪采访，从4月20日（三月初二）上午9时开始。祭祀大典内容有始祖王巡游、公祭仪式、参拜罗波庙、千家宴、文艺汇演等。

今年三月初二在罗波街举办的骆越始祖王祭祀大典活动比往年更隆重，声势更浩大。首先是牵头的三羊（活羊）开泰一公里长的巡游队伍，其中有抬始祖王像方阵，猪头、鸡鸭、抬全猪、全羊祭品方阵，百斤大粽子王方阵，桂林、南宁大学生志愿者方阵，道公、仙姑方阵，彩茶、腰鼓、大铜钹方阵，原始农具方阵等等。公祭仪式，参 拜神庙活动，有社区38个村民小组琳琅满目的供品，美不胜收。在罗波潭畔万人祭祖，真可谓“红烛袅袅白云间，烟波边上香客忙。”陏后，各村文艺队演出，一条街竹杠舞，青年男女抛绣球等同时开展，还有罗波镇各村举行的现场直播蒸五色糯米饭制作比赛，品尝美食一条街，百家宴一并展现于宾客面前。要多热闹有多热闹，要多开心有多开心。

县内外的嘉宾，远方的朋友们，来吧，我们热情欢迎您的光临！有道是：盛世中华，千里共婵娟。让我们一起来共赏，同享罗波镇三月初二祭祀大典和文化旅游节的繁华兴旺，共建文明和谐的社会。

本次活动经费以社会捐献为主，我们希望得到各单位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凡单位和个人参加活动捐助：

（一）1000元以上者，可进入主祭席前排成为公祭敬献花篮单位和主祭活动嘉宾，芳名刻入功德碑并参加千家宴（3人）；

（二）500元上上者，可进主主祭席前排成为活动主祭嘉宾，芳名刻入功德碑并参加千家宴（2人）；

（三）200元以上者，可进入主祭席成为活动嘉宾，芳名刻入功德碑并参加千家宴（1 人）；

（四）100元者，可进入主祭席成为活动嘉宾并参加千家宴（1人）。

筹备办公室欢迎社会各单位和各界人士大力支持和踊跃参加本次公祭活动。

联系人：罗波社区陆映春，手机：***；武鸣县杜逢祖，手机：***；南宁市吴芳，手机：***；

中国壮乡武鸣“三月三”歌圩暨骆越文化旅游节

骆越祭祖大典筹备办公室

广西骆越文化研究会

武鸣县罗波社区居民委员会

2015年3月30日

第四篇：从文化遗存看洱海环境变迁

从文化遗存看洱海环境变迁

摘要：早在5000多年前，人们便在洱海周边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洱海文明。从文化遗存看，洱海居民的活动和洱海环境之间存在着重要联系。传统农耕文化下，人们收集和利用生产活动产生的营养物质用于耕种，并向自然界掠取资源来肥田。随着物质生活的需要，洱海环境改变，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被打破，人类活动强度提升，洱海富营养化加剧。洱海治理中，历史上洱海居民传统生产生活模式和洱海自身固有的生态循环值得参考。

关键词：洱海文明；农耕文化；传统生活；富营养化；洱海生态

洱海位于云南高原西北部大理市境内，是云贵高原上第二大淡水湖泊。早在5000多年前，人们便在洱海周边繁衍生息，创造了洱海文明。被水流冲入洱海的人类痕迹在河床堆积，保存下来的痕迹则通过考古研究被我们所认知。洱海湖泊沉积物研究与洱海历史文化研究显示两者有着重要关联，洱海先民生产生活对洱海环境变化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能力逐渐加深。大理历史文化遗存承载了洱海先民的生产生活，是研究洱海先民活动与洱海环境变化关系的重要资料。

一、洱海文明的发展

张振克老师对于洱海湖泊沉积物研究显示：沉积物磁化率反应人类活动强度，100cm碳14年代为4473±40aBP，100cm以下沉积物磁化率均值为2%；90cm磁化率均值上升到10%，50-40cm磁化率达到第一个峰值；40-30cm磁化率减少；20cm磁化率达到最高值①。闵锐老师银梭岛遗址发掘显示：大约公元前3000-公元前2400年的新石器晚期，人们逐渐在海东银梭岛定居，主要食物来源为采集螺蛳、捕鱼和狩猎；公元前1500-公元前1100年，青铜器开始出现，生产力提高，人们食用螺蛳量逐渐减少；公元前400年左右该址被废弃②。吴金鼎教授马龙遗址发掘显示：大约3500年前，人类便在苍山马龙遗址活动，过着采集、游猎为主的定居生活；汉-南诏时期，洱海居民已经掌握耕种技术，依山修建了城墙；南诏以后该址同样被废弃③。

汉元封年间大理置叶榆县，洱海地区纳入中原版图。汉代至南诏时期，部落战争爆发，人口变化较大，许多洱海流域的早期遗址上修筑起与马龙遗址相似的城墙。南诏大理国建立，洱海流域成为我国西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增加，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有了长足进步。元明清时期，洱海地区再次纳入中原版图。为加强统治，大量人口被迁移到洱海地区，洱海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增强。文化、工艺、技术封锁被打破，洱海地区发展迅速，农耕文化走向巅峰。农耕的发展，让洱海居民逐渐挣脱自然束缚，开始改变自然，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洱海文化。洱海湖泊沉积物研究与洱海文明出奇一致，表明洱海文明和洱海环境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二、洱海居民与洱海环境

银梭岛遗址考古发掘显示在5000多年前人们便在洱海周边繁衍生息，洱海水位在1960米左右，最早在2400多年前洱海才达到如今的水位；在这段时期，洱海水位变化较大。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获取食物的能力加强，活动范围随之扩大；最晚至3500年前，人们在洱海流域的汉邑遗址、佛顶遗址、马龙遗址、龙泉遗址、中和遗址、余家田遗址等处繁衍生息。春秋战国时期，避乱的中原人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技?g，大理市境内出土了青铜锸等农具；马龙遗址第三层出现耕作痕迹，洱海地区有了耕作技术。

大展屯汉墓和下关市郊荷花寺村西晋墓出土的水田模型、陶仓、陶马、铜摇钱树等文物。汉晋时期，洱海地区和中原往来密切，农耕技术普及，人口随之增加。南诏时期，天宝战争中被俘的将士和南诏在成都劫掠的工匠推动了南诏技术、文化发展。《南诏仓储碑》和《南诏图传》是南诏农业发展的见证，樊绰《蛮书》记载了当时洱海地区风物和繁荣。大理国统治者仰慕中原文化，与宋王朝关系密切，文化和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农耕文化成形，洱海地区生活富足，《张胜温画卷》描绘了大理国的繁盛。

元明清时期大理再次纳入中原版图，技术和文化壁垒被打破；农耕文化走向巅峰，耕读传家成为洱海地区上层人士的象征。赛典赤均赋税、省徭役、建义仓赈灾、抚恤孤贫，并传授内地种植水稻桑麻等技术、兴修水利、开驿道等，为洱海地区发展奠定了基础工作。明代实行军屯和民屯，中原人口大量迁入大理，农业和手工业发展成熟。大理市境内诸多的明代水利碑承载了垦荒的成果；宣德年间《大理府卫关里十八溪共三十五处军分民定水利碑文》是军屯、民屯发展的丰碑。古老的刀耕火种下，荒地逐渐减少，人们将视线转向洱海周边的湖泊、湿地；清代，洱海地区极其重视修建水利、开垦良田。《太和龙尾甸新开水利碑记》载王孝冶在邓川新修水利，开垦良田万亩；升任太和县知县后又新修水利，开垦龙尾甸良田万亩。康熙年间的《云南提标营田碑记》和《题奏营田文》记录了军队及军属开垦营田的情况。农耕文化影响下，人们对土地有着强烈要求，洱海自然环境因垦荒而逐渐改变。在历史长河中，洱海居民形成了传统生产生活模式：将生活垃圾收集处理后用于肥田，人类活动产生的营养物质被冲进湖泊，沉积分解后也被用于肥田；人们还向自然界索取肥料，洱海边居民捞海草培田，苍山脚居民则打茅草肥田，民国三十四年《恭刊奉发判定海岸界限谕本碑序》记载了这段历史。

三、洱海生态恶化

以前洱海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系统，水位变化明显，十八溪经常泛滥，河流、湖泊、沼泽星罗棋布。随着农耕文化发展，洱海居民开始向自然索取耕地，洱海环境遭到明显改变。“万物有灵”约束下，早期居民对自然充满敬畏，用乡规民约和习惯法来约束人的行为，避免激怒神灵；例如不准浪费粮食，不得破坏环境，不得污染水源等。在传统生产生活中，人们不仅将自身产生的营养物质用于肥田，还向自然界掠夺肥料。洱海居民向自然索取资源的同时，栽种树木美化村落，保护周边环境，维护至人与生态的相对平衡；大理市境内已知清代种树保护环境的碑文有《种松碑》等4通。

科学发展推翻了“万物有灵论”，乡规民约和习惯法的约束力逐渐丧失。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活动强度提高，自然生态环境负担加剧。化肥等农药大量使用，村民不再收集生活垃圾肥田，向自然界索取肥力的行为也逐渐消失。为了追求优越物质生活，人们大肆修建房屋，侵占良田、河流、湖泊和湿地。河流、湖泊和湿地消失，村民生产生活产生的营养物质未经分解利用排入洱海，村落生态平衡系统被打破，洱海逐渐富营养化。

为了生产生活需要，1963年西洱河上修建了闸门；洱海水位和水流被人为控制。水流减缓，营养物质在河床堆积。为了控制洱海水位，洱海自我净化能力随着水位变化减弱而削弱；洱海周边传统的耕作模式改变，人们不再打捞海草和淤泥肥田，还大量向洱海排放营养物质，导致洱海富营养化。大理是旅游城市，游客众多；由于缺乏管理与保护，人类活动产生的大量营养物质被排入洱海，富营养化加剧。

四、洱海环境治理

水污染严重影响了人类的生活，污水治理是大理环境整治的重点。大理政府开展深化农村改革，加强村庄规划和建设监管，有效遏制了对自然环境的侵害；宣传环境保护，鼓励传统的节能减排生产生活方式，减少污染排放。开展“七大行动”加强洱海污染治理力度：四水入池、环湖污水管网系统、多塘系统、湿地公园、核心区治理等实施。四水入池、污水管网系统、多塘系?y弥补了村庄生态系统的污水收集处理，湿地公园修复了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加强核心区客栈和餐饮业环境整治，控制污染源头；划定洱海保护红线区，逐步恢复洱海周边自然环境，修复洱海生态净化能力；逐步开展核心区清淤工作，帮助洱海析出富营养物质。洱海环境治理有所见效，富营养化程度有所控制。如今洱海流域人类活动强度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河床富营养物质堆积日益深厚，洱海治理工作任重道远。

洱海居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模式为收集和利用人为营养物质，实现减排；向自然界摄取营养物质来肥田，减弱自然界富营养化。洱海流域工业污染极低，环境污染主要是水体富营养化。农作物生长需要大量营养，而水体富含营养物质；传统农业生产能有效帮助吸收自然界营养物质，减少富营养化。环境治理中，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值得参考。5000年间，洱海河床提升了1米左右，随着水位控制，水流减缓，人们生产生活产生的大量营养物质随之淤积。水位涨退是洱海自身生态平衡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量营养物质随着洱海水位涨退被冲击上岸，水体富营养化减弱。在新建湿地公园，恢复洱海自然滩涂的同时，可以考虑恢复洱海水位变化，加强洱海自身净化能力。洱海水位降低也利于清淤和富营养物质析出，便于洱海治理；在条件允许下可以逐渐尝试恢复洱海固有的水位变化。

注释：

①《云南洱海流域人类活动的湖泊沉积记录分析》 张振克《地理学报》2001年1月第55卷第一期

②《云南大理市海东银梭岛遗址发掘简报》 闵锐 《考古》2009年第8期

③《马龙遗址发掘报告》 吴金鼎 《苍洱报告甲篇》 P24-P52

第五篇：捐建雅家屯骆越民俗文化广场倡议书

举社会之力，打造壮乡骆越文化名村

捐建雅家屯骆越民俗文化广场倡议书

尊敬的社会各界人士：

广西武鸣县马头镇敬三村雅家屯位于广西壮族“圣山”大明山骆越古国腹地，2010年该屯村民举办骆越民俗“四月四”山歌狂欢节引来数千中外游客参加及众多媒体的报道，引起区内外文化界及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成为研究和保护壮族古骆越文化的一个基地。2011年我屯继续举办该活动，预计有1万人参加。但目前我屯没有一个举办活动的专用场地，因此，建设我屯骆越民俗文化广场是广大村民和各界人士的强烈愿望，也是我屯加强打造“四月四”歌节、打造壮乡骆越文化旅游名村的基础项目。为在2011年“四月四”（5月4日）前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该场地，今年春节期间，经本会及村民代表商议，决定以“村民集资、社会捐助、政府支持”方式筹建广场基础设施，主要内容有：建设面积为1200平方米，含1个标准的篮球运动场，1个戏台，1个广场，具备能坐500人的观众席台阶，计划总投资约7.6万元（规划方案备索）。目前，我屯群众已积极自发捐款，但群众经济基础薄弱（我屯约有100户），只捐得资金1.2万元，距离预算仍有很大的差距，为尽快推进项目建设，本会紧急向社会各界人士、企业、社会团体发出捐资赞助倡议：

1、希望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我屯保护传承骆越文化遗产，为弘扬民族精神，打造壮族特色文化名村而共同献策出力。

2、凡捐款之个人及单位，在项目竣工后统一立碑列名永记功德，捐款500元以上者列入骆越文化古村“荣誉村民录”，将在2011年“四月四”歌节作为受邀嘉宾由村长颁发荣誉证书，免费参加今后每年歌节一切活动。

3、所有捐款专款专用，用于骆越古村一切民俗文化设施建设，并将款项用途及建设情况定期在网上及各级电视台、报纸等媒体公布。

4、捐款办法：捐款时间从2011年2月5日起（初三）至5月5日，将定期公布和反馈捐款名单情况；捐款负责人：韦文义（武鸣），手机***，QQ462872945（红蚂蚁）；雅家屯捐款收款人：韦在荣。

目前正是我屯发展建设“天时、地利、人和”的难得时机，诚望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公司、团体大力支持，共同完成建设这项功在当代、福泽子孙的公益事业，共建一个文明、富裕、安居、宜游的壮乡文化名村！

雅家屯骆越古村文化旅游建设筹委会

2011年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