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峰会前看中美合作与分歧

第一篇：G20峰会前看中美合作与分歧

G20峰会前看中美合作与分歧

2016年09月01日

来源：参考消息

作者：傅莹 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

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9月4日至5日在杭州举行。中国作为主办方将同其他与会各方一道，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以及“加强政策协调、创新增长方式”、“更高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强劲的国际贸易和投资”、“包容和连动式发展”和“影响世界经济的其他突出问题”等重点议题展开讨论，为国际合作提示方向。

引人注目的是，本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2013年以来的第八次会晤，这将是奥巴马八年任期内对中国的最后一次访问，人们关注这会对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在全球层面的协调与合作带来什么样的总结和具有哪些指向意义。而杭州正是44年前《中美上海公报》最后谈判的地点。三个层面协调值得关注

在当前全球治理体系面临变革之际，中美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国在三个层面上的协调值得关注。

首先，中美能否释放更加明确的信号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增长？

G20机制的创建本身就与中美共同意愿和主动协调息息相关，两国的紧密合作为机制的健全发挥了关键作用。2008年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构建全球应对危机的机制化努力中贡献突出，使由美欧金融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动荡稳定下来，并带动世界经济逐渐复苏。

2009年，G20第二次峰会在伦敦举行时，我是中国驻英国大使。记得在那次会议上，各国领导人努力探索恢复全球信贷和就业市场活力、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达成了筹集1.1万亿美元的扶持计划。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参与国际金融救助，承诺以购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债券的方式出资500亿美元。这个标志性事件，将中国推上了参与稳定全球金融大盘的位置。

2009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伦敦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势头并不稳固，新兴国家也相继遭遇困难。各国对拉动增长的手段有不同认识，有的主张有空间的国家运用财政政策以提振全球需求，也有的强调财政纪律和供给侧改革，西方国家的货币政策也不一致。新形势呼唤新共识，人们期待世界主要经济体在杭州峰会上商定采取什么样的财政、货币政策和结构性改革，以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

中美作为世界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两国的政策协调对全球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中美能否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多边共识确定基调，引人注目。2016年6月北京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双方已认识到结构性改革对保持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中方承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美方承诺在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充分考虑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外溢性影响，提高政策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其次，中美能否共同释放引领全球治理改革的信号？

今年中美关系的一个亮点是，双方协调合作的触角加快向全球层面延展。例如，两国率先就减排方案达成共识，为2015年巴黎气候变化大会取得成功奠定基础。再比如，两国共建核安保示范中心，为加强全球核安全合作提供了范例。中美还在塞拉利昂等非洲国家开展防止传染病和帮助改善公共安全体系的合作。在反恐、防扩散、打击海盗、禁毒等方面，中美合作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朝核、阿富汗、苏丹等涉及国际安全的热点问题上，双方也有着比较有效的协商。即便在分歧明显的网络完全领域，中美也建立了《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指导原则》，建立起热线。但中国作用的上升在美国受到一些猜忌。2010年G20首尔峰会就IMF份额和治理结构改革方案达成原则共识，但美国国会拖延到2015年底才最终通过，使之获得正式生效。2015年10月人民币进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世界第二位以来，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能力和意识上升，尤其是在自己擅长的经济领域。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代表着21世纪国际经济合作的新方向，中方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新型公共产品。美方对此不大适应，视之为二战后美元主导的金融体系遭遇的最大挑战，采取了怀疑和抵触的态度，甚至游说联盟抵制。但随着中方努力展现积极效应，美国智库较快调整看法，批评政府短视，未来中美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双方商定，要确保国际经济体系具有包容性、韧性且不断得到完善，以应对当前和未来的挑战；要在IMF机制下加强合作，并继续完善IMF的份额和治理结构。双方的新共识富有积极意义：“新机构以及未来将成立的机构，要成为国际金融框架的重要贡献者，与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专业性、透明度、高效率和有效性的原则以及现有环境和治理高标准相一致，进行恰当的设计和运营，同时认识到上述标准是在持续演进和改进的。”可以预期，在G20杭州峰会上，国际金融架构建设、特别是金融部门改革仍将是领导人共同审议的重要课题，有望就如何构建更有韧性的国家金融架构、建立开放和稳健的金融体系、建立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发展普惠金融形成重要成果。中美两国透露的信息显示，双方在工作层保持着密切的磋商。

中美需要超越利益和观念上的分歧，培育合作习惯，双方越来越认识到，虽然中美合作解决不了所有全球问题，但没有中美合作，任何全球性问题都难以获得好的解决。

第三，中美能否共同释放管控战略分歧和安全矛盾的信号？

奥巴马执政八年间，中美关系有起有伏，虽屡生摩擦，但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守住了协调合作的主流。两国在经济和人文领域的交往更加全面，两军之间规范性对话得到完善，确立了《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规范。尤其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与中国的合作将成为奥巴马政府的重要外交遗产。

奥巴马政府也给中美关系留下一些负面遗产，让人们印象最深的，当属“亚太再平衡”战略突出军事部署和强化同盟体系，给中美之间带来新的战略互疑。美国强化排他性的同盟体系建设，同时高调介入南海问题，决定在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纵容日本推行旨在摆脱战后束缚的“军事正常化”措施。这些重大信号不能不影响到中国人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加深了许多人对美欲对华遏制围堵的怀疑，推动中方考虑必要的战略应对。

过去四年，中方以两国元首2013年“庄园会晤”、2014年“瀛台夜话”、2015年“白宫秋叙”为主要节点，围绕共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美方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希望排除干扰，培育互利双赢的合作模式。尽管美方对中方的倡议存在疑虑，但双方“不对抗、不冲突、合作共赢”的意愿是相近的。随着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举行，中美关系将进入新的政治周期，两国顶层战略对话更显重要。人们预期，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将再次把正方向，实现管控矛盾和促进合作的作用，为中美关系的再起航奠定好的基础。

“瀛台夜话” 中美需要管控南海分歧

中美元首杭州会晤前的中美关系，经历了因南海仲裁案掀起的波澜。问题是，美国与中国在南海争的到底是什么？双方能否找到一条相容的路径？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置将决定未来南海局势的方向。

美国介入南海事务最常用的说辞是维护航行自由。诚然，南海有重要的国际通道，航行自由对各国都重要，最重视南海航行自由的莫过于中国这个国际贸易和航运大国。但实际上美方关心的主要是非民用舰只的“航行自由”，中美对这方面的规则存在认识上的差异，对《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相关条款有不同解读，特别是对在别国专属经济区内可以从事什么样的军事活动分歧较大。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珍视国家主权和安全，认为《公约》要求外国军舰和飞机的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不能危及沿海国的安全，他国舰机在己方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应受到一定的限制等。而美国作为海洋强国，历来主张弱化沿海国的主权，强调自己的军队可以在他国专属经济区进行与公海相同的各种军事活动，包括进行各种军事检测活动和军事演习。

南海商业航行自由不存在问题，而在规则方面的分歧不难通过沟通予以解决。但美国对规则的关注只是表象，根本问题还在于美国将与中国在南海的博弈上升到亚太主导权之争的高度，从地缘战略的角度看待与中国的分歧和摩擦。美国自重返亚洲、实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以来，似乎就预设了中国崛起后会扩张的前景，不断强化防范部署，南海早已成为美国实施亚太战略的抓手。在预设的地缘战略竞争的背景下，中方的任何举动都容易被解读成削弱美国战略优势的行动；而美方的针对性言论和动作也必然引发中方反弹。在这种“安全困境”下，中美在南海对抗升级甚至引发冲突的风险增加，国际社会对中美陷入地缘竞争的担忧加大。这个趋势也是中方需要警惕和制约的。

南海周边国家越来越认识到，紧张局势不能让任何一方获益，相反只会阻碍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合作的步伐。中国与东盟国家都希望尽快翻过南海仲裁案这一页，让地区局势回归安宁。近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委派前总统拉莫斯为“特使”为中菲关系破冰，我应邀在香港与他会面，感觉菲律宾新政府是有与中方改善关系、重启合作意愿的。同为亚洲国家，相信只要有诚意，中菲不难找到克服困难、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路径。

南海局势中的美国因素增加了不确定性，能否恢复平静也取决于中美采取什么态势，尤其当中国的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与美方所谓的“最高利益”发生碰撞时，两国能否准确判断形势、厘清利害关系，找到协调彼此立场的恰当角度。中美在处置彼此关系上都面临新课题，美国缺乏与“非敌非友”大国友善相处的经验，而中国也没有以世界大国的身份与世界超级大国互动的历史体验。双方都在摸索，彼此的言论也在塑造对方的言行，宜保持谦逊，更新思维，不能简单套用旧的观念和模式。

南海浩瀚辽阔，任何国家都难以实现完全排他性的控制。任何一方试图打造绝对排他性势力范围，结果只能导致地缘对抗甚至兵戎相见。可行之道恐怕还是力量、利益和规则的共存共融。中国作为南海最大的沿岸国和对南沙岛礁拥有主权的国家，应有自己合理的海洋权益，美方应予以尊重，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平解决分歧的努力不应受到干扰。同时，中美应在保持安宁和维护国际通道畅通方面寻求对话和理解。至于中美在海洋规则上的分歧，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对话与沟通，而非政治施压，或用武力进行危险的试探。目前双方都已表达了支持通过对话和平解决争议的态度，在海上的行动亦是克制和有底线的，可见在保持和平稳定的大局上中美愿望是接近的，关键是在对具体利益分歧的处置上，需要有效沟通和防止误判。

超越“修昔底德陷阱”思维

大约24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写出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描述了雅典人的崛起及其在斯巴达人心中引发的恐慌是如何使得战争在新兴国家和守成国家之间无法避免。1980年，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在一次演讲中首次使用“修昔底德陷阱”概念，用来警告美苏之间冲突的风险。2012年，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再次对这个历史隐喻进行了量化研究，并运用到对中美结构性矛盾的论述中。他和他的团队研究了人类历史上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互动的16个案例，发现多数走向了战争，只有四例（包括美苏冷战）得以用非战争的方式处置利益冲突。这项研究似乎想证明大国实力增减的宿命式结局。去年12月，我在新加坡和艾莉森一起出席一个对话会，我们有机会讨论，我认为中美若成为敌人，整个世界的命运都会改变。他对此完全认同，但对中美可能因台湾或南海问题爆发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认为若此，那将是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教科书级案例。也是在那次对话会上，艾莉森在演讲中说，当今时代对美国来说，最优先的地缘战略挑战不是暴力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也不是冒进的俄罗斯，而是中国快速崛起带来的影响，而对中美关系内在的风险的低估增加了这一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我在发言中表达了不同的观点。我认为，经济全球化、国际制度的发展、国家间相互依存以及核威慑对战争的抑制作用决定了当今世界已非一战、二战和冷战时的世界，更非古代雅典和斯巴达在爱琴海争夺海权时那个孤立的小世界，难以简单化地谈论“修昔底德陷阱”是否会复制。需要考虑的是，在现代文明水平上，应如何更加智慧地处置国际关系中那些能引发大国矛盾、激化大国竞争和诱发大国冲突的更加复杂的因素。

如今，关于大国安全困境的焦点集中在中美身上。无论理论体系和预测模式有何不同，中美两国未来如何塑造彼此关系被公认为将界定21世纪世界的基本方向。2015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西雅图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奥巴马总统其后在华盛顿与习主席的会晤中回应说，他不认同守成大国和新兴大国必将发生冲突的“修昔底德陷阱”，大国尤其是美中之间更要尽量避免冲突，相信两国有能力管控好分歧。

中国是成长中的大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美国则宣称要“继续领导世界百年”，与中国的矛盾是多重的。例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候选人都夸大和渲染中美经贸领域的利益冲突，但毕竟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在现实生活中这方面的矛盾应是可控的。美国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排斥使双方分歧难以化解，但中国已强大到外力难以撼动其政权和制度，双方可以避免挑战彼此。目前比较突出的是在战略安全层面上双方信任赤字扩大，相互误判的风险上升，双方需要认真对待和坦诚探讨，争取构建起防范机制，防止滑向对抗和冲突。

美国一个挥之不去的担忧是中国要与之争夺秩序主导权。问题是中美对世界/国际秩序的认识不同，因此需要厘清具体分歧是什么、如何解扣。美国试图维护的是“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由美式价值观、军事同盟体系和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机制共同支撑。但中国至少在两个方面不被包容：一是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是排斥和压制的；二是美国领导的集体防务安排并不涵盖中国安全利益，且与中国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理念南辕北辙。中国认同的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中国是其创建者之一，也是其获益者和贡献者。中美秩序观并非完全对立，对世界总体和平与发展的需求和对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主义的需求是双方的交叠面。长远看，如果中美要防止落入大国为争夺秩序主导权而直接对撞的历史，就需要在共识基础上最终搭建一个能见容于各方和全面包容各方利益的共同秩序屋顶。

世界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利益的多元化和格局调整，对中美引领变革提出要求。两国可以从共同利益最多的经济、金融等领域入手，通过推动全球治理等，带动国际协调与合作跟上全球化的步伐。冷战后以资本、技术和市场要素自由流动为基本特征的全球化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曾主导和推动了全球化的快速扩张，新兴国家不仅从中获准，而且以自身的增长反哺了全球经济成长。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人类财富的增加，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都从中获益。但全球化也日益暴露出弊端，例如导致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制度不健全、金融监控缺失等，广受诟病，助长了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倾向。

可以认为这一轮全球化是现代意义上的“1.0版”，处于初级阶段且缺乏管理。一段时间以来，逆全球化和逆区域化的趋势有较多表现，例如东亚一体化进程受到国家间矛盾的困扰，势头减缓；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缺乏包容性引发质疑；英国脱欧也给欧洲一体化带来挑战。从趋势上看，世界不可能从全球化倒退，但是其弊端也必须摒弃，向全球化“2.0版”的升级需要各国共同努力，尤其需要中美共同努力、砥砺引领，追求共赢而不是单赢，这样方能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努力。

对于中国而言，让世界充分理解自己的意图更加紧迫。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程相比，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就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可以说是一种“压缩型”的成长，但思维的进步和话语的更新难以简化或压缩。我们需要加快更新理念和思维，构建更加广阔的国际视野、更有效的行为方式和话语系统，使外界更好地理解和认识新时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政策和以和平合作、共享共赢为目标的外交主张。

第二篇：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

鲁迅与孔子的根本分歧

王得后

鲁迅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孔子也是为人生的思想家。因此，鲁迅与孔子，在为人生这一点，有一些共同的思考，鲁迅认同孔子的一些观点，是必然的。不过，鲁迅的为人生，是要改良这人生，疗救社会的病态，改善人性，推动社会向前发展。孔子的为人生，是想挽救王纲解纽的社会，培养君子，把社会拉回周王朝的鼎盛时期。因此，鲁迅与孔子分歧多于认同，而且分歧是重大的、根本的。

鲁迅和孔子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时代。鲁迅生活在“公民”的时代；孔子生活在“臣民”的时代。鲁迅的个人特质，是要求自己和与自己相同地位的大众挣脱奴隶的枷锁，做一个现代的“公民”，成为“人”。孔子的个人特质，是要求自己和与自己相同出身的少数人成为君子，“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论语·先进》)。即“学而优则仕”，人人做生活在礼制制度之中的“臣民”。

鲁迅生活在世界历史已经发生巨变，中国在这世界巨变潮流的冲击下，被迫改朝换代的历史转变关头。鲁迅十八岁以前，接受了完整的传统教育，他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写在〈坟〉后面》)；“我几乎读过十三经”(《十四年的“读经”》)。但他十八岁进入新学堂，接受新的教育，读到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认识了“人”及“人”的进化历史。他二十二岁留学日本，通过日本接受了更广泛的世界新近知识与思潮，参与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

孔子生活的时代，那是两千五百年前的社会。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时代，也是遭逢历史巨大转变关头。王纲解纽，诸侯争霸，孔子在“有道”与“无道”中挣扎。

正是这种时代的遥远距离和个人的特质，使鲁迅在思想上存在众多分歧，而根本的分歧，有三。

第一，是对于人的认识和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观的根本分歧。

这一根本分歧有着丰富的内容，认识与价值观既有区别、不能混淆，又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认识又分层次，常识的层次和实际现实的状况是合二而一的。这种丰富性，表现在具有众多子目。

1.鲁迅敏锐而坚定地接受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知道了人的起源，认识到“故进化论之成，自破神造说始”(《人之历史》)。孔子的时代，自然科学很不发达，巫文化还很有势力。中国除了“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对于人的起源，在思想界几乎毫无势力。所以，孔子也是不能免俗，信奉“天命论”，认为人的生死富贵是天命决定的。这在认识人的起点上，就根本分歧了。

但鲁迅赞扬孔子的伟大，说“孔丘先生确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确实是伟大的、超前的；谁说鲁迅“彻底地”、“全面地”反孔子呢？

2.鲁迅认识到人的起源、人的生命的生物性。他就把对于生命价值的认识，放在生物性的基点上，承认无论男女、圣贤愚不肖、种族—民族、阶级阶层，“人是生物，生命便是第一义”，“一要生存”是人的天性和权利，而且每个人的生命在这第一层次即生物性的层次是等价的。他认为，“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判断，便知道既是生物，第一要紧的自然是生命。因为生物之所以为生物，全在有这生命，否则失了生物的意义”(《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

孔子不同。孔子既然没有对人的生命的生物性的认识，他就“跳过了”这最根本的对于人的生命的意义、价值的认识基点，他直接要求人的生命价值的道德性、“道”性。“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姑无论孔子的“道”的具体性质和内涵，希望和要求生命有比生物性意义更高的意义，不能说不对；但无视人的生物性生命的意义，必然抹杀人的普遍的生存权利，必然歧视、蔑视不合乎自己认同的“道”的人的生命，必然心中暗藏着杀机，一有机会就会滥杀无辜，为了一己的私利。

孔子不顾生命的生物性存在，谆谆教导他的弟子提升生命的意义，这合乎孔子之道，却违背人性，违背人情。

3.鲁迅从人的生命的生物性这一基点出发，承认生物性的“食欲”是天性，承认保存生命的必不可缺的温饱。“生物为保存生命起见，具有种种本能，最显著的是食欲。因有食欲才摄取食品，因有食品才发生温热，保存了生命。”(《我们现在怎么做父亲》)所以在“一要生存”之后，提出“二要温饱”，并且认为“食欲的根柢，实在比性欲还要深，在目下开口爱人，闭口情书，并不以为肉麻的时候，我们也大可以不必讳言要吃饭”(《听说梦》)。

人必须吃饭才能生存，吃饭是要钱的，吃饭不要钱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也不知道会不会到来。所以鲁迅因此醒悟，中国士大夫“口不言钱”、“蔑视”钱的清高传统是矫情，是不切实际的。钱，就是经济，因此鲁迅极其重视经济及经济权在保障人的独立上的必不可缺性。他特别强调妇女解放、妇女独立，妇女要取得和男子同等的地位与权利，必须取得和男子同等的经济权。

孔子不同，孔子谆谆教导他的弟子的，是强调：“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表扬的是：“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也是合乎孔子的“道”，但是违背人性、违背人情的。

4.鲁迅从人的生命的生物性这一基点出发，承认生物性的“性欲”是天性，承认性欲是延续生命所必不可缺的。因此，对于“性欲”与“性交”、“爱情”、“婚姻”保持着平常心，指出“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反对禁欲，认为禁欲使人心理产生病态。

孔子对于性，大概是交了白卷的吧?一部《论语》，不见精通的人读出有关谈性的内容，除了“子见南子”。一句“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都把性注释与解读为“人性”。

5.鲁迅认识到人的起源，人的历史的进化论：

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

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

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

鲁迅对于人性的思考，重点在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思考，实际是对于中国汉民族民族性的思考。我觉得可以综合他的有关论述，概括为下列公式：

人性都带动物性，而非只有动物性；

人性都带性别性，而非只有性别性；

人性都带血缘性，而非只有血缘性；

人性都带地域性，而非只有地域性；

人性都带时代性，而非只有时代性。

孔子对于人性，直接讲到的，只有一句话，见于《论语·阳货》：“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还有一句是他的弟子的感慨：“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是说明人之性天秉相近，而后天的活动令各各拉大差距。这是对于人之性在人一生中的变化，先天与后天对人之性的关系，无关具体内涵。归纳起来，鲁迅与孔子的第一个根本分歧，是在对于人的认识，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观的分歧。鲁迅是以生物性为基点的，理想的人性的“人”；孔子是以“道”为规范的，家族制度与礼教的“人”。

第二，是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念的根本分歧。

鲁迅青年时期，即吸纳近现代世界人道、人权、平等、自由、张扬个性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文化偏至论》)。这是“人”的觉醒。因而振臂高呼“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破恶声论》)。

鲁迅呼唤破除两千多年来的各种专制把人当奴隶，而不把人当人的儒家正统的家族制度和礼教，建立合乎人性、富于人情、人格独立、人人平等的政治、经济、道德各个方面的新的社会关系。鲁迅思想及人格的根本特质，在自觉自己的奴隶地位，和奴隶站在一起，为争取“人”的资格而奋斗终身。

事实就是这样不幸。鲁迅纵观历史，横看世界，看出“人”是分裂的，分裂成各种群体，无论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思想与文化，各个方面都是这样的分裂，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不共戴天的程度。

孔子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规范，那大纲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根本特质就是“孝”和“忠”、“敬”和“无违”，即服从。孔子生在男性主宰的时代，当时的正统思想，在对待女性方面似乎已经更加严厉。孔子自许“吾从周”，可是他对于周武王的“予有乱臣十人”要强调“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他会见南子，在弟子中引起质疑，严重到孔子要赌咒发誓。这和他把女子归入“小人”一类的两性思想、社会思想和教育思想是密切相关的吧。他更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女儿和侄女，嫁给他看重的人。我们不能苛求孔子要有两千年后才普及的男女平等的思想，但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孔子的“男尊女卑”的思想的事实。

占人口一半的女性既然已经划入另类，那一半的男性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呢?孔子用“孝”、用“恩”建构“父父子子”的儿子服从父亲的关系。儿子在人身上依附父亲，在人生道路上遵循“父之道”，甚至“无改于父之臣”。这是根本原则，是必须坚持的，是一条“凡是”的“纲”。虽然孔子智慧过人，看到并认识到“父”与“君”也是会有“错”，也有“非”，做出有“害”的事。身为“子”的、身为“臣”的怎么办呢?孔子的思想是可以劝劝而已，当为父为君的不听的时候，还是得服从，而且是心悦诚服、笑容满面。哪怕是历史上的错误，根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所以必须是“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历史必须遮蔽。历史之“咎”的责任不要追究，不能追究。

孔子是伟大的智者，他看到实际生活中人的差异：天赋的差异，性别的差异，地位的差异，职业的差异，财富的差异，道德的差异，等等，但他采取“少数”主义。对上，他寄希望于“圣人”及其统治；对下，他采取培养“君子”路线。对大多数他要求服从。

第三，是鲁迅与孔子人生志向与人生道路的根本分歧。

1921年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中回忆说：“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922年在《〈呐喊〉自序》中又说：“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新文化兴起以后，鲁迅投身其中，终身不渝为“立人”，为改变中国人，而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鲁迅“立人”的基点在“下等人”—奴隶—被压迫者的解放，通过各种斗争，挣脱奴隶的锁链，废除人身依附的道德，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人”。

孔子的志向在做官，依靠诸侯的政治权力，实行他的“德政”，赐予民人以“仁爱”，再造一个“东周”。孔子的希望在圣人、仁人，而基点在“君子”。孔子终身“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地开门教学，开辟私学，造就人才，也是为了“学而优则仕”，从政做官，实行他的政治理想。

鲁迅选择的人生道路是从事文艺创作，业余的与专业的，关心着政治，参与政治，而不投身政治。辛亥革命后，他在教育部做了十五年佥事——科长，虽被诟骂为“小官僚”，其实是“公务员”而已矣。期间还在大学一中学教书，最后摆脱这一切，专业从事创作，被赞扬为“自由作家”。其实，这都不是关键。关键在鲁迅对于政治家的认识。他专门论及《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说：“政治家想不准大家思想，而那野蛮时代早已过去了。政治家既永远怪文艺家破坏他们的统一，偏见如此，所以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我从来不肯和政治家去说”，这是鲁迅的原则。考察鲁迅的一生，他的参与政治、支持革命，即使和当时革命政党中的人物有个人交往，他像政治家去“参政”、“议政”的事，还没有。有的，是对政治家的政策，国民党的和共产党的，公开提出批评。

孔子和鲁迅根本不同，孔子志在做官，想利用官的权势推行他的政治理想。为了做官，孔子周游列国。孔子青年时期，做过一次官，是《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

孔子做官时间最长，长达五六年，最大，达到代理总理，政绩最显著的，是在鲁国定公时期。孔子做官行政的时间，总计也不短，特别是做到大司寇，摄行相事的高位。官场的表现和经验，可以说是丰富的。

（摘自《鲁迅与孔子》

王得后，著名作家，谱名德厚。1934年生，退休老人，汉族公民。生于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大学本科，不名学士。生逢其时，幸得以研究鲁迅为职业，历三十有年。缺知少识，忝为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馆员。1957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6年调入北京鲁迅研究室，从事专业研究。研究馆员。

注：该资料为新安中学学生专题研究性学习之用。谨向作者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第三篇：从《不容忽视的真相》看美国的社会分歧论文

一、引言

夏季的最高气温一次又一次刷新纪录，整个街道犹如桑拿房;当整个国家一半在遭受洪水而另一半却陷入干旱;当海岸线一步步退后，昔日的海滨城市面临消失;当南北极的冰盖越来越小，大片冰山没入海底，改变全球洋流和植被分布，你会想到这都是全球变暖带来的后果吗?就算舒适的空调房能带给人们凉爽的温度，暂时逃离炎热的吞噬，但是地球近几十年来气候不断恶化已是不争的事实，全球变暖是难以逃离的真相，它与每一个地球人息息相关。

二、影片简介和意义

三、《不容忽视的真相》的上映与反响分析

四、《不容忽视的真相》看美国的社会分歧分析

结束语

环境问题日益突出，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母亲早已伤痕累累，为什么我们会用伤害来回报母亲的养育之恩，给母亲大人添上了一道又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是我们的年少无知伤害到母亲的肺，乱砍滥伐，过度放牧，将一片又一片的绿色林变成寸草不生的荒漠。我们为的只是经济发展，我们为的只是“过得更好”，我们为的只是能多一寸建房子的地方……当黄沙漫天飞舞，我们总算长大觉醒了，我们植树造林，我们封山育林，我们禁止过度放牧，我们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只想母亲的肺快点好起来，可是一切犹如天方夜谭，都是那样的虚无缥缈。一直都好不起来……

是我们的年少无知污染了母亲的血，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用水，我们不加处理，就这样让他们汇进了母亲的血液，污染着她那高贵的血统。我们为的只是经济发展，我们为的只是“过得更好”，我们为的只是能多一寸建房子的地方……当血管里流淌着的是黑色的血液，不再年少轻狂的我们觉醒了，我们治理污水，我们清理河道，我们节约用水，我们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只想恢复母亲的高贵血统，可是我们总是那样的心有余而力不足，一切都是那么的不可能，望着不再清澈透明的液体，我们只能留下无尽的感伤……

是我们的年少无知把母亲的身体弄得乌烟瘴气，我们贪婪的吸收着母亲的香气，却无耻地制造出“毒气”来回报母亲，工业废气，汽车尾气，我们不假思索地污染着母亲，却还不知道我们深深地伤害着母亲。我们为的只是经济发展，我们为的只是“过得更好”，我们为的只是能多一寸建房子的地方……当我们再也感觉不到母亲的香气，麻木不仁的我们突然间恍然大悟，于是我们将汽油脱硫，我们减少废气排放，我们想尽办法想弥补我们所犯下的错，但是，母亲再也无法康复……

而今，年迈的母亲已经无力再保护我们这些伤害她最深的子女，海啸来袭，水灾旱灾，台风飓风，一次次的灾难，我们显得那么的无能为力，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永远都显得那么渺小。

我似乎嗅到了更大灾难正在酝酿的气息，随着温室效应的不断加剧，下一个灾难会是多么的可怕，我不敢想象。但我知道，母亲已经保护不了我们了，她已经被我们伤得遍体鳞伤。什么时候，我们开始醒悟，我们开始反哺母亲，我们开始学会保护母亲，我们才能算是真真正正的长大，我们的母亲才会感到欣慰。

第四篇：企业利润与员工收入的分歧

企业利润与员工收入的分歧

德鲁克说，“企业必须有充足的利润，才能经营——这是企业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企业对自己、对员工的首要义务。”

但谈到企业利润却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特别是企业的纯利，那几乎是企业的商业秘密。大多数企业里，除了老板和几个核心人员，其他人是不可能知道这精确的数据的。

中国人羞于谈钱，老百姓之间互相帮忙，喜欢把“谈钱伤感情”挂在嘴边，但倘若真的帮了人家的忙，对方又没识相的“意思意思”，心里还是会不爽，但又绝不会明说，因为明说“伤感情”嘛，只是下次再帮忙的激情会大大降低。

员工到企业去应聘，也是羞于问薪资。

嘴里说着，我看重的是学习的机会，锻炼的机会，但倘若真进了该企业，哪天帮公司出去办事，吃饭时间回不来办公室，无法享用公司的免费午餐，只得自己掏腰包买了饭菜、买了水、付了交通费，事后却不好意思，或找不到合适的理由报销，心里便会闷闷不乐，认为自己吃亏了，说不定还为这事几天上班都不在状态。

企业经营中产生的成本是无处不在的。

有些成本是显性的，大家都看得明白，但更多的成本是隐性的，不是老板，没做到高层，思考级就达不到那个深度。

但对于普通员工来说，他们真看不明白。

作为老板，不论你开多高的工资，员工中的大部分人还是觉得自己拿的少了，他们认为企业才是大赢家。

如果你苦口婆心的跟员工们说，大家要努力拼搏，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赢得更多的利润，公司内部更要节俭，员工口头应付着，心里却在盘算，你挣那么多利润，我能分到多少？

他们更在乎的是自己的手里能拿到多少，而不是企业的利润是不是节节攀昆明伏沃德科技有限公司云南软件开发昆明网站建设http:///

升，他们会想，企业的利润关我什么事呢？

特别是对于那些刚刚迈出企业初创高风险期的企业来说，更是如此。

那时企业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不断的摔倒再爬起来的过程中，企业就像一个刚会扶着墙走路的年幼孩子，一不小心很容易再摔倒，企业此时仍是相当脆弱的。

可相对于企业初创时，一切看起来又似乎好了不少。

老板心里明镜似的知道，企业的底子还相当薄弱，此时倘若有利润，也只不过是给了企业疗伤，让以前遗留下来的伤口愈合的时间和机会，而且企业还要为即将到来的新一轮挑战储备资金和能力。

可员工们通常不这么看，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初创期与老板并肩作战的所谓“功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此刻想着的是赶快分钱。

“功臣”们心里想，企业如今好不容易走出困境了，我们可是功不可没的。此时老板若能识相的多分点钱，我们就继续跟着他干；倘若老板紧紧的捂着自己的腰包，我们就走人。

而此时分钱或不分钱对于老板来说实在是左右为难。

分钱吧，企业的身子骨还赢弱着，随时可能再摔交；不分钱吧，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这些人好不容易做熟手了，倘若一下子都走了，企业不又得回到原点？

招聘人、训练人太不容易了，老板苦恼不已。

对于初创的企业来说，销售自然是命根子。

基于种种的原因，国内创业成功的企业大部分老板在企业初创时都是公司最大的业务员，是公司业绩最好的业务员，承担了公司绝大部分的业绩。

只有老板自己把销售抓在手里，把客户抓在手里，才会有安全感，否则岂不受制于员工？

不论企业处于哪个发展阶段，利润都有双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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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德鲁克说道，“对企业而言，利润是维系企业生存所必需的；对于员工而言，利润是别人的收入。”

“企业管理层必须努力追求更高的收益，也就是必须提高生产，而员工注意的焦点却是，无论总产出有多少，怎么样才能分到更大的一杯羹。”

企业利润和员工收入，两者之间有基本的分歧。

德鲁克告诉我们，“对企业而言，必须把薪资当做成本。对员工而言，薪资是收入，是个人或全家生计的来源。对企业而言，工资必须按照单位产量来计算；对员工而言，工资是他和家人生存的经济基础，因此其意义又远超过单位产量。”

协调企业利润与员工收入之间的分歧是门艺术。

“管理员工和工作都需要原则，单单„懂得处理人的问题‟显然还不够”

对此，我们更需要的恐怕是基本的观念。

作为管理者，我们必须假想，员工是想工作的，是希望将工作做好的。因为对于绝大部分正常人来说，工作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精神和身体都容易崩溃。

那么员工在想工作的基础上，作为管理者如何给他们分配合理的酬劳，如何激发他们的工作动机和参与感，是我们经常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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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永峰企业看诚信发展

永峰企业看诚信发展

诚信是一个企业的发展之本，作为一种企业精神，诚信逐渐成为企业立足的根本和首要因素。北京世纪永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年来，该公司凭借专注专业、勇攀高峰的精神不断创造防水品牌的新辉煌，用持之以恒的诚信精神铸就永峰的美好未来。

北京世纪永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1995年，是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施工、服务于一体的化工建材公司。其公司生产的“水碧治”SBZ系列防水涂料，是根据德国先进技术配方加上公司自主研发科研小组开发制作的高科技产品，作为防水材料的特有品牌，水碧治凭借其优异弹性和低温柔性受到广大用户的青睐。

随着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国际化战略的实施，北京世纪永峰防水材料有限公司为研发团队配备了国际先进的研发机械设备，为生产部门进购了世界先进的环保防水涂料生产线。借助先进的生产技术，公司推出新型防水渗透剂、金属屋面防水系统、彩板专用防水胶带等核心技术产品，这些技术产品不仅提高了防水系统的质量，更是挖掘了永峰企业的发展潜力，为其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经过多年的努力，永丰企业秉承诚信为本的发展宗旨，多次被建材协会评为《北京建材市场主销品牌》和《绿色建材产品》，并获得国家AAA级质量服务信用企业等荣誉称号，和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在这些光环的激励下，永峰企业将会在今后的发展中积极研究和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新产品，不断追求高品质，以卓越的商品回馈社会的信赖！同时，永峰企业也希望透过完美有效的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完成“永恒顾客情，峰友满天下”的企业理念，为社会贡献诚信的力量，提供优质的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