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第一篇：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中国银行监管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

现代金融学理论认为：“银行业监管无非是一般公共监管理论在现代银行业的具体应用”。中国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作为政府的代表，肩负着银行监管的重任。三年来，银监会系统致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有力推动了银行监管理论和实践新的发展。

一、资本约束监管

从风险监管的角度看，资本是一个缓冲器，资本高低直接关系着银行承担风险和抵御非预期损失的能力，对银行自身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所谓监管资本，即指监管当局规定银行必须持有的最低资本，包括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监管当局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制定并采取的一系列监管标准、方法和行动称为资本监管。资本监管成为当今对银行业实施审慎监管的核心内容之一。

我国从1996年开始也实行了资本监管，但在不少方面与国际标准差距较大，导致资本充足率明显高估，此外，对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银行，也没有规定明确的监管措施。在全面借鉴巴塞尔新、旧资本协议的前提下，2004年初，银监会发布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银行业资本监管有了新的突破。

两年来，该办法确定的资本约束机制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银行的资本约束意识明显增强，纷纷采取“分子”和“分母”对策，通过敦促股东注资，调整资产结构，改善经营状况，引进合格战略投资者，发行长期次级债券、可转债，上市或增资扩股等多种方式补充资本。另一方面，银监会加强了对资本充足的监管检查。到2005年末，资本充足率达到8%的银行已达40家，达标行资产占比约达73%。从我国实际出发，银监会今后把我国银行业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基本策略确定为“两步走”和“双轨制”，积极鼓励国内大型银行加快内部评级体系建设，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二、风险为本监管

纵观国际银行业监管模式的演进，可以清楚地归纳出这样一条发展轨迹：一是合规性监管阶段。即监管银行是否执行有关金融规定，监管主要是基于对资金价格、业务范围、市场准入等的直接控制。合规性监管主要是一种事后查处，这种方法市场敏感度较低，不能及时全面反映银行风险，相应的监管措施也滞后于市场发展。二是资本为本监管阶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强调银行须持有足够的资本抵御风险。但是在复杂的经营环境下，仅有简单的关于资本的定量比率是不够的。三是风险为本监管阶段。以香港为例，风险为本的内涵为：先确定和衡量银行营运时所面对的各种风险，进而敦促银行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防范和化解风险。其基本特征有：必须建立在对银行风险的识别与计量之上；将风险划分为潜在风险数量和风险管控质量两部分，分别进行分析评价；风险评估须通过标准化的方式进行，风险分类及评估方法应符合国际惯例和最新要求；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尽可能地将监管资源集中在银行机构所面对的最大风险环节；风险为本监管是一个持续监管的循环过程。风险为本的监管模式，渗透和充斥着更多的数据收集以及分析与预测，标志着银行监管迈上了更高层次。

银监会适时顺应和升华了国际银行业监管实践的变迁，在成立之初就启动了银行业金融机构监管信息系统建设工程——“1104工程”。逐步确立了风险为本监管的基本框架，实行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的分离，建立非现场监管与现场检查相互衔接，相互配合的有效协作机制，逐步向风险为本监管方式过渡。“1104工程”的实施，是实现风险为本监管体系的重大举措，是我国银行业监管方式的一次革命。

三、法人公司治理监管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银行问题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银行的公司治理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1999年，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了《加强银行的公司治理》，使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成为了全球性的课题，也有助于监管当局对银行公司治理质量进行评估。近年来，关于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和特殊性的研究日益深入。在我国，公司治理已经由一个起初的学术概念演变为当前银行改革实践的核心内容。2005年，银监会刘明康主席多次对良好银行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进行了全面阐述。“从监管的角度看，公司治理就是董事会和高管层为领导和管理银行运作而设定的科学架构和制度。广义的公司治理还包括：银行内部各个组织机构清晰的职责边界，独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基础上的考核机制，科学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以及先进的管理信息系统等五个方面，这也是良好银行公司治理的五个特征……”

从2002年开始，人民银行就开始制定法人银行公司治理的相关规定，陆续颁布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指引》、《股份制商业银行独立董事和外部监事制度指引》。银监会在负责公司治理改革的指导和监督工作中，相继发布了《关于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公司治理改革与监管指引》和《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尽职指引》（试行）等，致力引导商业银行以国际先进银行为标杆，对治理架构、经营管理体制和内部流程进行再造。

四、激励相容监管

激励相容监管是激励理论在规制经济学中的应用。在对银行业的监管中，监管当局渴望获得可靠的信息，使监管结论更为科学、合理，且具有警示作用。而银行机构作为行为主体的另一方，往往出于利己考虑或其他原因，总是千方百计提供虚假信息，或隐瞒不利信息，使监管结论偏差或失效。监管当局要想获取银行的真实信息，或者说保证银行作出对监管目标有利的举措，就必须设计和建立一个有效的激励机制。正是由于认识到了这一点，”激励相容“这一概念才被用以概括银行监管的发展方向。

所谓激励相容监管，强调的是银行监管不能仅仅从监管的目标出发设置监管措施，而应当参照银行机构的经营目标，将银行机构的内部管理和市场约束纳入监管的范畴，引导这两种力量来支持监管目标的实现。

激励相容监管目前还没有非常完善的、得到广泛推广的机制。国际银行界对激励相容规制的实践与理论研究始于1995～1996年前后，以《巴塞尔资本协议市场风险修正案》的推出和“预先承诺制”（PCA）理论为标志。

激励相容监管的理念，在银监会成立后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应用，主要就是在监管中强调融合银行的内部管理目标。如，对银行实行分类监管，按银行的不同风险程度，实行差别监管。还如，在资本管理中，突出了激励与约束相互协调的原则。在加强对商业银行资本约束的同时，为商业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提供激励。鼓励资本充足率高的银行优先发展，扩大信贷规模。对资本不足的银行则实施纠正和制裁措施。上述措施，充分激励和促进银行朝着监管者要求的目标和方向发展，实现了监管收益最大化的目标。

五、银行监管的链接

公共监管理论认为，银行业是外部效应和信息不对称性均十分突出的公共行业，因而需要政府管制。以监管当局为代表的外部监管正是一种使公共利益不受侵害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但是这种监管的核心作用也是有限度和边界的，诸如监管法规的滞后性、监管弹性不足等，从而使有效监管受到限制。与此同时，社会中介、行业自律、内部控制、市场约束也具有一定的监管优势，成为防范银行经营风险的重要防线。从而在银行监管和上述各主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整合、有机链接的机理。

以监管当局为核心的监管链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间接链接，即监管当局加强对商业银行内控机制的评价，对社会中介的监督，对同业公会的指导，加强对银行信息披露的监管。这是以监管当局为主导的监管链接的主要方式。二是直接链接。主要路径有：可以委托银行内部稽核部门进行监管；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参与检查；委托银行同业公会辅助监管。以监管当局为核心的监管链接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的监管强化。提高银行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不应再只是体现为监管当局单方面的直接努力。

三年来，银监会出台了《商业银行内部控制评价试行办法》，加大了内控检查力度。颁布了《银行业协会工作指引》，加强了对行业自律组织的指导。适时举行三方会议。推进银行业透明度建设，加大年报披露力度。实践证明，以监管当局为核心的监管链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长远看，银行业合法、稳健的运行机制，不仅在于监管当局的监管，更在于通过监管链接，促使社会中介、行业公会、银行内部稽核与监管当局的监督管理形成一种默契，变成一种合作。

（深圳银监局

潘文波

博士）

第二篇：理论新发展 实践新指南

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讲话高瞻远瞩，统揽大局，深刻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若干重大问题，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宝贵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是指导当前各项实践工作的新指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是我们必须高高举起的伟大旗帜，也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前进道路。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学习讲话，我们要在深入理解和坚决贯彻四个“坚定不移”上下功夫，要把广大干部职工的思想统一到四个“坚定不移”上来，要把加快发展的力量汇集到四个“坚定不移”上来。做到四个坚定不移，对保持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大局至关重要，对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局面至关重要。学习讲话，我们要提高理论素养，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的信念；学习讲话，我们要提高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用先进的理论指导我们加快推进和谐供热、和谐惠涌建设步伐。工作中我们要自觉做到四个“坚定不移”。

建设和谐惠涌是实现和谐供热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应对前进道路上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根本保证，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坚持。两年来在构建和谐惠涌这一思想指导下，公司上下戮力同心，干部职工奋发有为，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进展、新进步，取得了领导满意、百姓满意、职工满意的新成绩、新发展。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一定要把发展作为构件和谐惠涌的第一要务，广大干部职工一定要增强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聚精会神抓经济，一心一意谋发展。只有经济发展了，效益提高了，才能筑牢和谐惠涌的根基，实现和谐供热的目标。

为百姓供好暖、服好务是企业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是企业核心价值观和经营理念的根本体现，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冬季供热是老百姓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事关社会稳定和企业形象。我们要从建设和谐社会的高度充分认识为百姓供好暖、服好务的重要性。打造“惠百姓、涌热流”品牌，就要彰显和谐供热的魅力，让政府放心，让百姓满意。做到在供热上要确保温度全程达标，不让一户百姓挨冻；在收费上要诚实守信，坚决按政策和规章办事；在服务上要情系用户，文明服务，争当夏云龙式的供暖人。

增收节支、节能降耗是实现公司又好又快发展的内在需要，是做强做大企业的必由之路，

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落实。中央加大力度推进节约型社会建设，大力实施节能减排工作，对此，我们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行动上认真贯彻落实。两年来，我们在增收节支、节能降耗上有所进步，但不足为喜。今后的路还很长，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任重而道远。应该说，我们增收节支的空间还很大，节能降耗的潜力还不小，大手大脚的习惯还未从根本上改变，损失浪费的现象还随处可见。我们既要从大处着眼，在保证居民室温达标的前提下，千方百计降低煤水电指标的消耗，又要从小处入手，从细节做起，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尽可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切实降低供暖成本和管理费用，实现企业经济效益的稳步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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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广大职工共享惠涌发展成果是公司以人为本发展理念的集中体现，也是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所在，必须坚定不移地为之努力。广大职工是企业的主人，他们不仅肩负着加快企业发展的责任，同时也享有企业发展成果的权利。以人为本，构建和谐惠涌，就要体现在共建中发展，在发展中共享的思想，实现企业生产发展，职工生活富裕的目的。两年来，我们坚持为职工办实事，做好事，得到了广大职工的信任和拥护，增强了职工的归属感和企业的凝聚力。今后我们要一如既往，在经济发展、效益增加的基础上优先考虑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努力增加职工的收入和待遇，使广大职工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同时，要切实解决好职工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扶贫济困，排忧解难，将党的关怀、企业的温暖送到职工心坎上，努力营造一个人人讲奉献，人人得实惠，人人有发展，充满生机活力、团结融洽的和谐惠涌。

学习胡锦涛总书记讲话，要领会精神，把握实质，高举旗帜，加快发展。关键要贯彻在工作中，落实在行动上，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把惠涌公司发展好，把广大用户的温暖实现好，把职工群众的利益维护好。

第三篇：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的理论与实践

银监会自2003年成立以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持实践科学发展观，积极运用新思路、新机制、新举措，不断开创银行业监管工作新局面，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道路。

一、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初步形成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体系，既借鉴了国际先进理念与成功做法，又与我国国情和银行业发展阶段相适应，具有较强的现实针对性、可操作性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并充分汲取了我国长期积累的监管经验，具有历史传承性与开放性，是一个与时俱进、面向未来的理论体系。

清晰的监管目标。科学监管离不开清晰、准确的目标定位。银行业监管的法定目标是促进银行业的合法、稳健运行，维护公众对银行业的信心。在此基础上，银监会设定了4项具体监管目标：保护存款人和消费者的利益；增强市场信心；增进公众对现代银行业金融产品、服务的了解和相应风险的识别；减少银行业金融犯罪，维护金融稳定。

科学的监管理念。监管理念既是对监管经验的理论总结和升华，又是监管的行动指南。银监会及时提出并努力实践“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和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从我国实际出发，银监会确立了“准确分类—提足拨备—做实利润—资本充足”的持续监管路线图，以此作为规范监管程序、突出监管重点、实施审慎监管的有力抓手。为促进监管目标的实现，银监会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良好监管的6条标准，作为提高监管有效性的标杆与准则。

完善的审慎监管框架。首先，审慎全面的监管规则为促进银行业稳健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银监会先后发布实施了600多份监管规章、规范性文件，形成了涵盖主要金融风险的审慎监管法规框架。今年4月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指导意见》，充分借鉴国际金融危机反思成果，促进了国际金融监管改革共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次，行之有效的监管工具为监管的具体实施提供了有力支持。在动态完善和不断做实传统审慎监管工具的基础上，近年来又陆续引入或更新了资本、拨备、流动性、杠杆率等监管工具。再次，合理的组织体系为实现监管目标提供了可靠保障。根据我国银行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先后成立了创新业务监管部等功能监管部门，注重加强市场风险监管团队的建设，同步推进机构监管与功能监管。

有力的持续监管。通过加强市场准入、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管，行使监管纠正权力，推行强有力的持续监管。作为有效监管的第一道防线，市场准入强调科学合理设限，减少一切不必要的限制；作为持续监管的核心，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监管流程进一步规范，加强监管联动，逐步提升持续监管的专业性和实效性；监管纠正、风险提示等机制的建立，有效推进了监管政策的贯彻执行。2003年至2010年，共查处银行业金融机构违规金额7.37万亿元，处罚违规机构1.48万家，取消1400余人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督促银行业不断加强各类风险的管控。

二、我国银行业监管的实践经验

中国特色银行业监管理论的创新与完善，推动了监管实践的发展与深化。银行业监管工作在战略上统揽全局、突出重点，在战术上统筹兼顾、结合实际，审慎监管制度和监管能力建设都取得突破性进展，赢得了银行业持续稳健运行的良好局面。

一是宏观审慎监管与微观审慎监管有机结合。银行业监管肩负着防范单体机构金融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双重职责。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银监会汲取危机教训，探索实施逆周期监管政策，要求商业银行计提留存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对贷款损失准备进行动态化和差异化调整，以达到“以丰补歉”的目的。在房地产市场持续升温时，及时采取贷款价值比控制等一系列有效的监管举措。对大型银行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提出更为严格的监管要求，并要求计提系统重要性资本附加，探索构建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政策框架。定期开展银行业风险同质同类分析，并按季就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主要问题进行通报和风险提示，指导银行做好压力测试。

二是事前结构性监管与持续监管同步强化。在加强持续监管的同时，不断改进事前结构性监管措施，坚持银行体系与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安排，严禁银行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禁止银行为公司债提供担保，要求银行严密监测作为抵押品的股权价格的波动情况。审慎开展商业银行综合经营试点，要求试点银行必须具备并表风险管理能力，满足相应的资质条件。及时开展后评价，对于在合理时限内跨业经营未能达到行业平均盈利水平的，监管部门要求其退出该行业。将国别风险纳入全面风险管理体系，推动建立国别风险管理制度，提高防范风险跨境传染能力。

三是监管标准统一性和监管实践灵活性适当平衡。在实施第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以及制定监管新标准过程中，一方面，为保证竞争的公平性，要求所有商业银行在2011年底前按照监管要求计提监管资本，初步建立资本充足自我评估程序；另一方面，要求不同类型的银行审慎选择和实施与自身业务规模和管理水平相适应的风险计量方法。统一设定适用于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最低监管标准，制定了银行业分阶段、分步骤、分类别实施监管新标准的方案，适当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标准，设置差异化的过渡期安排，以确保各类机构向新监管标准平稳过渡。

四是支持经济持续增长和维护银行业体系稳健运行统筹兼顾。银监会高度重视金融业助推国民经济科学发展的作用，要求银行业认真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促进经济围绕“主题”、“主线”运行，按照“有保有压”的要求，合理调整信贷投向，确保“三农”及小企业信贷增幅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幅，严格控制“两高一剩”行业贷款，执行差别化的房贷政策，有效助推实体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积极引导银行业加强行业风险监测和管理，坚守风险底线，督促银行业完善信贷管理政策和流程，推动金融产业与实体经济实现良性互动。

五是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相互促进。在国务院统一部署下，银监会积极推动国有商业银行相继完成股改、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工作，公司治理结构明显改善。近年来，通过健全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等措施，从董事会尽职、董事履职、治理架构等各方面引导银行业加强公司治理。结合国际上对公司治理的全面反思，及时出台商业银行董事履职评价办法、薪酬机制监管指引，督促银行建立绩效考核与风险相挂钩的激励约束机制，不断增强内在约束力。

六是始终坚持将国际最佳做法有效运用于中国实际。对照《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银监会先后进行4次自我评估，这项工作已成为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能力的重要机制，对提高我国金融监管有效性、增强金融业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第二版巴塞尔协议实施工作已取得突破性进展，配套监管法规的起草和发布工作基本完成；第三版巴塞尔协议实施的时间表和基本方案已及时出台，正在公开征求意见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也纳入了相关要求。结合我国实际，银监会摸索和归纳了诸多客观、科学的监管原则，还广泛参与了国际监管规则的制定，有效汲取了国际经验教训，维护了我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我国形成符合现代银行业要求的审慎监管体系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我国银行业监管展望

“十二五”是我国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阶段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银行业监管要持续完善审慎监管框架，不断改进监管方法和手段，积极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提升我国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持续改进监管工具和方法，健全中国特色的银行业监管框架。首先，资本和流动性监管并重，推动银行建立稳定、高质量、多元化的资本补充机制以及更加有效的流动性风险管理体系。其次，继续参与国际监管规则改革，结合我国实际，逐步推进第二和第三版巴塞尔协议中国化，引导银行业稳步实施中国特色的监管新标准，将良好的风险文化根植于日常经营管理之中。优化监管组织体系，改进监管流程，提升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效能，持续推进监管能力建设。大力加强审慎监管政策和监管工具实施效果的后评价，深入开展监管有效性评估，及时改进监管的政策、工具和方法，不断完善监管制度。

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构建系统性风险防范长效机制。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分析与预警，积极构建风险防范长效机制，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科学运用留存和逆周期资本缓冲、动态拨备、贷款价值比率、杠杆率等监管指标，深入推进逆周期监管制度的完善和实施。研究实施对系统重要性机构更全面和更严格的监管标准，建立监管强度、监管资源与系统重要性相匹配的监管机制，降低“大而不倒”导致的道德风险。进一步提高并表监管能力，完善防火墙机制。

强化监管执行力建设，提升监管有效性。一是监管必须具有独立性，拒绝行政干预和放松标准。二是监管措施应具有主动性和互动性，对银行的产品契约和销售进行必要的监管。三是对银行的风险评估和检查应具有前瞻性和针对性，以促进银行不断提高全面识别和管控风险的能力。四是不允许“太复杂而难以监管”的银行存在。五是干预措施应根据风险程度做到灵活有效且频率适当。六是监管部门在必要时能够介入银行最高层决策，从源头上纠正不审慎情况发生和累积。七是被监管机构必须按监管部门要求，有能力为科学决策和管理获得及时、准确的数据。八是银行和监管部门都必须明白模型的使用范围，并能够独立开展压力测试和促进信息共享。

加强跨境监管合作，提高危机管理能力。提高跨境监管协作的质量，健全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联席会议制度等协调机制；推动建立有效、持续的审慎风险管理和金融稳定的全球标准，积极防范跨境风险传染；促进建立全球性金融危机应急和救助机制，加强跨境危机处置安排，提高共同应对危机的能力。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银行业可持续发展。深化银行绩效考核机制改革，通过优化流

程、改善管理等途径实现精细化、集约化发展。督促银行将薪酬激励与长期风险责任挂钩，实施薪酬的延期支付和追索扣除制度，建立起能体现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薪酬机制。同时，督促银行业建立科学高效的决策、执行、监督和制衡机制，加强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建设，强化内部控制，提高自我约束能力。继续引导银行业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战略，切实改变同质化竞争局面，形成特色服务和市场品牌优势，不断提高银行业核心竞争力。

（作者：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

第四篇：新时期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1

新时期生产力理论与实践的新发展（1）

发布时间：2005-7-6信息来源：

生产力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展开，学界对生产力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具时代特色，并取得了一些新的成果。兹举其要者述评如下：

一、对中共三代领导人生产力思想的合理化发挥

与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适应，学界不断地从中共三代领导人的生产力思想中挖掘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理论特征，既为现阶段大政方针的制定和实施构建了充分的理论背景，也为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提供了合理化的解释。

对于毛泽东的生产力思想，学界的观点比较统一。多数学者对毛的生产力思想持一分为二的态度，都认为毛在一段时间内不但重视通过革命来解放生产力，在确立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也很重视发展生产力，从而论证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并为邓小平理论的提出吹响了号角，只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发展生产力的思想连贯下去。

相对而言，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在三代领导人当中是最为全面和系统的。学界对它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这些研究较好地概括了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的五个方面：生产力主体论、第一生产力论、根本任务论、动力论、评判标准论。邓小平的生产力思想是对毛泽东生产力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两者的差异也就是邓小平在毛泽东生产力思想基础上的发挥之处。有些学者从发展生产力的途径、对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的认识、对发展生产力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的认识等方面，分析比较了毛、邓的生产力观，较为充分地论证了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为树立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作了系统的理论铺垫。

关于江泽民的生产力思想，多数学者认为江泽民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尤其是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并根据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的任务，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过程中，在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方面有新的建树：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障碍；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使中国社会生产力在合理布局中发展；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党建纲领，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前提。

二、从生产力要素说到系统说的发展

当前，学界对生产力“二要素论”与“三要素论”的纷争现已渐趋平息，“多要素论”已经成为了学界的通说。但现阶段的学者们在把目光投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过程中，对实际发挥着重

要作用的某些要素，尤其是一些非物质性要素，是否就是生产力要素的问题，仍然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声音。目前大部分学者都对生产力趋向广义化的理解，提出了诸如生态、环境、制度、思想政治工作、报刊„„也是生产力的观点。虽然也有学者对此持谨慎的态度，认为信息与劳动力、劳动工具一样，也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应属于生产力的范畴，但组织、管理等则不属于生产力范畴，它基本上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有的还应属于上层建筑。还有学者则持反对意见，认为生产力是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制度等非物质要素不是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社会形态和环境，不是生产力，更谈不上是第一生产力。但从总的说来，生产力要素“广义论”者占据主导地位。

生产力的要素分析毕竟只是生产力内涵的一个侧面，要全面准确地把握和认识生产力，有必要对生产力进行系统的分析。系统论的提出及完善，既是对生产力“多要素论”的发展，又是对生产力要素“广义论”的深化。究竟生产力能否成为系统?或者说能否提出“生产力系统”的概念，曾经引起学界的特别关注。其中薛永应研究员“三篇十论”的概括最具有代表性：生产力系统构造篇，包括：因素论、组合论、整体论、量化论；生产力系统运行篇，包括：环境论、成长论、流动论、规律论；生产力系统优化篇，包括：工程论、战略论。“三篇十论”构成了生产力系统严密而完整体系框架。但生产力系统论主要还是侧重于对生产力体系自身静态联系的把握上，尚缺少对生产力发展的动态考察，这就给生产力研究的动态视角留下了空间。

三、从对生产力的静态规定到动态规定的延伸

生产力“三阶段(高度)论”的提出，把生产力研究从静态延伸向了动态。这些学者把“系统生产力”当作生产力发展的第一高度，认为“系统生产力”理论只是一种静态的生产力理论，是“解剖式的生产力”理论，还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生产力理论，它在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可操作性。生产力发展的第二高度是“市场生产力”，“市场生产力”才是一种动态的生产力。“市场生产力”就是要用市场经济方式调节生产要素的配置和流动。但这种形式的动态生产力还有很多方面的不足与缺陷，在处理近期目标和长远规划、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人类发展与环境保护等方面存在着无法协调的多种矛盾。时代呼唤一种更高的动态生产力形态。“绿色生产力”的提出，是人类生产力发展的第三高度，也是对时代发展要求的一种回应。熊映梧教授与他的高足孟庆林教授是这一理论的倡导者和创立者。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绿色生产力”是一种高境界的生产状态和生产结果，是—种既合乎自然规律，又合乎人性的生产力性质。

笔者认为，关于生产力阶段的划分，是对生产力发展过程的回顾与理性思考。“绿色生产力”的提出，结合了可持续发展与跨越式发展的双重优点，这种“绿色生产力”不仅体现在物质上，还体现在精神上；既是一个地区物质生产力的表现，也是一个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等综合因素的表现。这种“绿色生产力”还应表现在纵横联系的特征上。与同时代的其他地区相比，它体现在具有普遍的竞争力上；相对于过去而言，它表现为社会的进步；而对于将来，它则表现为具有发展潜力和良好的发展前途上。遵循“绿色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地区，不仅现在具有竞争的优势，而且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都将处于竞争优势的地位。

四、从对生产力的低形态认识到高形态认识的深化

有学者从生产力形态更替发展的本质特征出发，分析了生产力形态的依次转化：第一，从原始的以劳动者自身的肢体为工具的对象化形态，过渡到古代的以手工工具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第二，从古代的以手工工具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过渡到近代以普通机器体系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第三，从近代以普通机器体系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过渡到现代以智能机器体系为中介手段的对象化形态。多数学者直接从表现形态出发，把生产力发展形态分为自然生产力、土地生产力、机器生产力、科技生产力四种形态。这些分类，反映着人们对生产力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认识过程。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科技生产力标志着人类新的经济时代的到来，那就是知识经济，在知识经济社会里，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

当前学界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层面上。首先，在生产力与知识经济的关系上，国内学者的口径基本一致，大都认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经济具有—致性。有学者认为知识经济的实质在于以科技创新带动经济发展的质的飞跃，其实质是科技创新，也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还有学者从知识经济的发展、内涵、特征三个方面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与知识经济的—致性。其次，充分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强调了人，尤其是掌握了科学技术的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和核心作用。如有学者指出，知识经济与产业革命以来的工业经济的一个根本差异，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物为本的差异，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人重返生产舞台的中心。我国尊重人才的政策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正是基于以上的认识。

分析生产力的发展轨迹，不难发现生产力主体性不断增强的发展趋势。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飞跃，总是伴随着生产力主体——人的解放和发展。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的继承、延续、突破和交互发展，都离不开人的创造性活动。“知识经济”的提出，更加充分地说明了生产力主体的重要地位。

五、从生产力的区域视野到全球视野的拓展

生产力交互发展的本质特性必然导致生产力突破区域的限制而形成世界生产力。生产力发展是全球化的根本动力，而全球化也首先表现为生产力的全球化。当前学界几乎都把对生产力的研究放到了全球化的背景之中。

首先，多数学者认为全球化是生产力及其交互发展的必然趋向。有些学者从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全球交往活动来理解“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人类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传递。近年来，随着电脑国际互联网的出现，这种认识更加具有代表性，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还包括人类利用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冲破自然空间和时间的阻隔而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自由交往活动。这种观点具有一定代表性，概括也较为全面。因为生产力以及构筑其上的上层建筑与各种社会意识的交互激荡必然出现全球化的趋势。

第五篇：党的十六大以来法制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法制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新发

展

申小提

 2012-10-31 19:22:54

来源：求是理论网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创新，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并蓬勃发展，立法逐步完善、司法体制改革卓有成效，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大大增强，公民依法监督、以法维权的意识不断提高。

一、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基础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的法治思想为根本，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有益成分，并借鉴西方资本主义法治思想中的精华，经过几代共产党人不断探索，逐步形成的指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大理论成果。胡锦涛同志指出：“我国的法治是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主义法治必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为指导。”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反映和指引着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功能、目标方向、价值取向和实现途径，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也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指导思想。它的提出，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大命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中国化的重大创新，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基本内涵。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整理论体系。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实践，是党治国理政观念的重大转变，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党逐步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并不断在新的高度上深化其内涵，彻底摆脱了封建人治思想的羁绊，从而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提供了重要保障。执法为民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执法为民体现了社会主义法治的宗旨和目的，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指明了方向，是党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宗旨的必然要求，也是“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的具体体现，同时还是社会主义法治始终保持正确方向的根本保证。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就是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不但是立法、行政和执法司法工作的生命线，而且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需要。只有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公平正义，才能增强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信心，赢得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支持。服务大局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法治只有按照人民的意志，服务党和国家的大局，才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大局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牢牢把握大局，紧紧围绕大局，落实到部门、单位和个人就是要立足本职、依法正确履职。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坚持党的领导，是由党在领导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体现出的先进性所决定的，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历史和人民的必然选择。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面对国际形势、社会转型及思想多元化等复杂因素，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利展开。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本质属性，坚持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是这一本质属性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并与社会发展实际相结合，不断提出新的法治思想对其加以丰富。提出依法行政、依法执政、建设法治政府等法治思想。2003年3月，温家宝同志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郑重宣布，本届政府履行职责要严格遵守和执行《宪法》和《国务院组织法》，并把依法行政作为新一届政府工作的三项基本准则之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2004年3月，温家宝同志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提出“公正、廉洁、为民”司法核心价值观及“能动司法”理念，等等。这些法治思想和目标的提出，丰富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要求具体落实于实践中，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思想指导作用。

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形成的有机统一整体。党的十五大最先提出“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立法工作目标，十六大进一步强调“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十七大又提出了“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更高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十六大以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党的领导下，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从我国国情和实际出发，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努力建成并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审议通过了2004年宪法修正案。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2004年宪法修正案是历次修正案中条款最多的一次，它将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以最高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涉及政治、经济等国家根本问题，并强调了对公民权利的保护，如“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建立健全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等等。这些规定，适应和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充分体现了党依法治国、执政为民的理念。

十六大以来，制定和修改了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的法律清理，废除了缺乏实效的法律法规。《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为捍卫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法律依据；《选举法》的修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的制定，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物权法》、《企业破产法》、《反垄断法》、《企业所得税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在繁荣市场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侵权责任法》的制定、《刑法》的四次修改、《刑事诉讼法》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规范了社会秩序，更好地维护了程序正义；《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的制定，有利于依法保障民生；《城乡规划法》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把乡村纳入国家的整体规划；《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的制定、《国家赔偿法》的修订，规范了行政行为，促进了依法行政及公权力的监督；《可再生能源法》、《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制定，为践行科学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

在立法过程中，着意加强立法的科学化、民主化，立法水平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程度不断加深。立法机关不但广泛征求法学家的学术意见，还采用群众来信及网上投票等多种形式鼓励公众参与。例如，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共收到181等群众来信和82707位网友通过中国人大网提出的237684条意见，其中，要求修改的占48%，反对修改的占35%。根据这一结果，最终通过的修正案调高了起征点。公众参与真正对立法发挥了作用，成为了立法程序的一个环节，从而使立法更加贴近社会实际需求，增强了立法的科学性、民主性。

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郑重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已在根本上实现了从无法可依到有法可依的历史性转变，各项事业步入法制化轨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历史过程，带有自身明显的特点。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指出，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体系通过漫长的时间自发形成不同，我国的法律体系是有目的、按计划、分阶段形成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作为一项政治使命，使立法工作有计划有步骤的进行，一直是中国立法的鲜明特色。与西方法律体系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时间性、阶段性特别明显。

吴邦国委员长在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同时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不断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当前，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方式的攻坚时期。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法律体系也必将与时俱进，适时加以完善，为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民生的进一步保障和改善、小康社会的全面健康发展奠定法制基础。

三、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

依法治国是贯穿于我国法治建设的基本方略。从党的十五大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基本方略，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并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大任务以来，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载入宪法。党的十六大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要求“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切实落实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我党和我国政府提出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重要方针。

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随后，国务院制定并发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正式确立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是我国在政府法治建设理论和实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反映了我们党对依法行政规律的科学认识，也是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切实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

转变政府定位和职能。法治政府应当是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为建设责任政府，我国政府推进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2005年7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行行政执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对行政执法责任之进行了详细规定。与此相应，行政问责逐渐制度化。为建设服务政府，2007年8月制定了《突发事件应对法》，建立突发事件应对机制，提高政府依法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进一步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2007年1月颁布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从中央到地方的大部分政府部门建立了自己的门户网站，大多数省级政府建立了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各级政府还纷纷开通微博，通过政务微博及时发布信息，并与公众展开互动。

加强对行政行为的法律约束。2003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行政许可法》，对行政许可设定事项和程序等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和规定；行政审批改革顺利进行，基本建立了以行政许可法为核心，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相配套的行政审批法规制度体系；2011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行政强制法》，对行政强制的种类和设定，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程序、行政机关的强制执行程序、法律责任等进行了明确规定，有效遏制了随意制定和实施行政强制的行为。

完善行政监督、救济法律制度。在行政监督方面，高度重视行政复议工作。2006年4月，国务院法制办正式设立行政复议司。2006年9月，中办、国办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健全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意见》，对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在解决行政争议、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作了明确规定。2006年底，国务院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召开了全国行政复议工作座谈会。2007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进一步强化自我纠错的能力和机制。在行政救济方面，2010年4月修改的《国家赔偿法》，明确了赔偿责任、扩大了赔偿范围、简化了赔偿程序、完善了赔偿方式和计算标准、保障了赔偿费用支付，并明确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

四、不断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公正高效权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在党的十五大提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任务，明确提出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为贯彻落实十六大精神，中央于2004年颁布了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对司法改革作出全面部署，第一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规范司法行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为贯彻落实十七大精神，2008年12月，党中央转发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确定了“优化司法职权配置、完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改革司法保障体制”4个方面共60项改革任务。第二轮司法体制改革启动，改革进入重点深化、系统推进的新阶段。目前，中央确定的改革任务已全部完成并得到有效推进，实现了预期改革目标。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完善司法公开制度，加强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司法公开是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包括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和审务公开六个方面。各司法机关注重加强网站建设、短信平台建设等信息化手段建设，使司法公开更为快捷、更为直观，并可与群众展开互动交流。如北京市公安局自2011年3月起试推行立案公开机制，刑事、治安案件受害人及家属、委托人，可通过互联网随时查询案件办理情况。通过完善司法公开制度，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得到了保障，有利于赢得群众对司法活动和司法机关的认可和信任，从而更好地树立司法机关的公信力。

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法律依据，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2007年10月、2012年8月两次对《民事诉讼法》进行了修改，解决了我国审判实践中出现的现实问题。2012年3月修改的《刑事诉讼法》，以“促公正、促效率、保人权”为宗旨，在证据制度、辩护制度、强制措施、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程序方面都做出了重要完善，适应了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形势。

提高司法人员综合素质，为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提供人才保障。2002年3月起，国家开始实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取得律师资格及担任公证员均须通过国家司法考试；实行警察执法资格等级考试制度，所有在编在职的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必须参加执法资格考试，未通过考试的不得执法；开展司法人员职业培训，加强司法人员职业道德建设。

提高司法效率，加大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力度，解决人民群众在诉讼中的实际困难。在提高司法效率方面，根据我国特点，建立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多元化矛盾解决机制。各地法院纷纷开展网上立案形式，简化立案手续。在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方面，《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大大降低了诉讼费用，《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严惩违法违规收费行为。国家不断加大法律援助财政支持力度，中央和大部分省级地方设立了法律援助专项经费。官方和民间志愿法律援助相结合，不断扩大法律援助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6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已经建成。突出表现在司法制度机制逐步健全，司法组织体系逐步完善，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逐步合理，司法功能不断拓展，司法程序不断完善，司法行为不断规范，司法条件不断改善，队伍素质不断提高，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等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促进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五、大力开展普法工作，公民法律素养、法治观念显著提高

十六大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经过广大普法工作者的辛勤努力，我国已经连续实施了四五普法、五五普法两个普法规划，并取得了显著成绩。目前，六五普法正在蓬勃展开。

普法工作不断规范化、制度化。四五普法以来，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如《关于加强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在全国公务员中开展学法用法和进行依法行政培训的意见》等，将普法纳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普法工作的对象既广泛又有所侧重。一方面，普法面向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使群众知法懂法守法，帮助群众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重点加强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的法制宣传教育。如坚持和完善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集体学法、领导干部法制讲座等制度，继续加强公务员法制培训工作，进一步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青少年法制教育格局，等等。

普法方式方法灵活多样。十六大以来，普法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创新，注意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方法开展法制宣传。把“法制宣传日”等宣传日、纪念日作为普法的重要平台；通过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多种新闻媒体开展普法，各电视台纷纷开设法治栏目，报刊杂志中也不乏法治专栏的设立，普法网站的建设更是充分发挥了新兴媒体的优势；全国普法办公室和中央电视台每年评选“法治人物”，通过宣传法治人物的事迹，感染群众，教育群众，在群众中树立良好榜样。

十六大以来，通过多层次、多角度的法制宣传教育，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显著提高，通过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大大增强。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养，推动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新要求。在这一要求下，全社会将继续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通过多种形式开展普法教育。

六、结语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我国的法制建设，同样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一系列先进的符合国情的法治思想，大大推动了法制建设，并在社会上形成了良好的法治氛围。我国的法律体系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的状况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依法治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作者：求是杂志社政治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