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风险案例分析

第一篇：银行风险案例分析

叶文忠 东莞农村商业银行道滘支行 1379045269

4案例名称：

浙江江山邮储银行3000万存款失踪 职员当掮客

（内控风险类型案例）

一、案例情况简介

“存折上明明显示有3000万元，账上的存款却莫名不见了。”最近一段时间，江西省南昌市黎萍一家人寝食难安，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们怎么也想不明白，存折一直放在家中，好端端一大笔钱岂会离奇失踪呢？

一年前，她的堂哥经老乡刘某的介绍办理了一笔银行“高息揽储”业务。其堂哥调集了其公司3000万元的现金，用她的身份证开户将这笔款项全部指定存储到了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浙江江山市支行青湖镇储蓄所。双方约定：存满活期一年，一年内“不准提前支取、不得对外抵押和担保”，一年后即可取回。然而，3个月前，当黎萍和堂哥赶往该银行网点取款时，却惊讶地发现存折里根本就没钱，3000万元存款不知去向。

二、暴露的问题或隐患

（一）银行对员工的监管“篱笆”扎得不严，以“吸储规模论奖赏”的考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更是“误导”了银行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基层工作人员业绩压力大，他们为了完成任务，可能会铤而走险非法揽储。

用银行内部业绩导向的考评机制漏洞，从事非法揽储的犯罪行为。把责任推给“贪心”储户的借口经不起推敲。这得说说一种叫“贴息存款”的金融服务，顾名思义，它指的是在正常利率之外，还要贴上更高的利息来招揽储户。该业务屡禁不止。银行会搞贴息存款有两个目的，一是到了季末考核的时候，要冲存款量，补业绩；二是拉存款给急需贷款但是又不符合条件的企业用。对于前者来说，贴息者是银行本身，对于后者，额外付利息的其实是企业。尽管“贴息存款”已经被明确喊停，可潜规则还是蔓延。

（三）储户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有关，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在本次案件中，“内鬼”承诺给储户的高额利息。类似的案件都有高利息忽悠的特征。而储户一般也特别听话，在存款期限内不查账户，不问信息，不开通短息。期待高利息，并答应不太合理的要求，这两点成为大量类似事件中银行等单位指责储户的理由，并据此认为是储户太过贪心。所谓存款“失踪”原来是“被骗”。

银行自身灰色行为的存在，一方面让许多“内鬼”有了诈骗的基础和空间。另一方面，也让储户容易上当，因为机构性的“贴息存款”可是实打实存在的。所以事情败露后，银行怪储户贪心、没有预见到风险的指责是非常站不住脚的。

三、防范措施与思考

（一）加强内部控制理念，完善内控环境。对于企业的经营活动，绝大多数人想的都是如何增加收入，节约开支。但内部控制作为防范企业风险，减少可能发生巨大亏损的一套机制往往被人忽略。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案例中3000万巨款的无翼而飞无疑是该行内部风险制度的缺失，如果没有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的勾结，钱无论怎样也出不去，这对该行内部员工的职业道德沦陷与相关考核风控制度的缺陷是密不可分的。

（二）严格执行相关法规，处罚违规行为，确保内控执行的有效性。约束人员，再严密的制度，不执行都是空话，所以得来点硬的判例。案例中该储蓄所确实保留了黎萍本人一年前办理“转汇”的视频，在该视频中可以听到，银行柜员告知了黎萍“钱已经转出去了”的提示。视频中，还可以清楚的看到柴晶晶在场，她对柜员说了一句话：“存折不要打印。”而且当3000万元转账给杨超法和林涌的汇款单确实非全部由黎萍本人填写和签名，有他人替代填写和签字的迹象。这都反映出该行人员的胆大妄为，其相关制度并不能有效地约束员工从而保障客户的权益，体出该行内部风险控制管理的缺陷。

（三）改变环境，期冀于利率市场化风险控制的实际执行差，源于银行自身的导向与纠结。银行要赚钱，所以在业绩考核中给了员工非常大的压力。然而，在利率“内外不一”的情况下，想要揽储，银行得出很多“灰色”的招来，随之产生了大量的“灰色地带”业务。为了拉存款，拼回扣、拼关系十分常见，腐败也应运而生。存款失踪事件的肇始——“贴息存款”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的。

那么，要解决问题，需要让这片“灰色”消亡。要消亡，得寄希望于利率市场化进程。正如湖北社科院经济学所所长叶学平所说，利率管制导致了资金市场的双轨制，有价差肯定就有寻租空间，要铲除金融领域的腐败土壤，需要通过利率市场化，让金融机构的竞争回归正轨，把精力集中到主业当中。

（四）加强业务运营风险管理。根据准风险事件核查监督发现“三高网点”和“三高柜员”，对办理的业务和其他异常交易情况进行密切关注、综合分析，适时确定重点关注网点和重点关注柜员。

第二篇：巴林银行风险管理案例分析

巴林银行风险管理案例分析

一、案例简介

（一）巴林银行的历史

巴林银行是英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于1762年由法兰西斯·巴林爵士所创立，至1995年已有233年的历史，最初从事贸易活动，后涉足证券业，19世纪初成为英国政府证券的首席发行商。此后100多年，巴林银行在证券、基金、投资、商业银行业务等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成为伦敦金融中心位居前列的集团化证券商，连英国女皇的资产都委托其管理，素有“女皇的银行”的美称。

1993年，巴林银行的资产有59亿英镑，负债56亿英镑，资本金加储备4.5亿英镑，海内外职员4000人，盈利1.05亿英镑；1994年，巴林银行税前利润高达1.5亿英镑，管理300亿英镑的基金资产，15亿英镑的非银行存款和10亿英镑的银行存款，其核心资本在全球1000家大银行中排名第489位。

（二）巴林银行的倒闭

就是这样一个具有233年历史、在全球范围内掌控270多亿英镑资产的巴林银行，竟毁于一个年龄只有28岁的毛头小子尼克·里森之手。里森未经授权在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SIMEX）从事东京证券交易所日经225股票指数期货合约交易失败，致使巴林银行亏损6亿英镑，这远远超出了该行的资本总额（3.5亿英镑）。

1995年2月26日，英国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宣布——巴林银行不得继续从事交易活动并将申请资产清理。10天后，这家拥有233年历史的银行以1英镑的象征性价格被荷兰国际集团收购。这意味着巴林银行的彻底倒闭，但荷兰国际集团以“巴林银行”的名字继续经营。

（三）巴林银行的破产过程

1992年，28岁的尼克·里森被巴林银行总部任命为新加坡巴林期货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兼首席交易员，负责该行在新加坡的期货交易并实际从事期货交易。从1994年底开始，里森觉得日本股市将上扬，未经批准就做风险极大的金融衍生品交易，期望利用不同地区交易市场上的差价获利。在已购进价值70亿美元的日本日经股票指数期货后，里森又在日本债券和短期利率合同期货市场上作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空头交易。不辛的是，日经指数一路下跌，并于1995年1月跌至18500点以下，在此点位下，每下降一点，便损失200万美元。里森又试图通过大量买进的方法促使日经指数上升，但失败了。随着日经指数的进一步下跌，里森越亏越多，眼睁睁地看着10亿美元化为乌有，而当时整个巴林银行的资本和储备金只有8.6亿美元。

尽管英格兰银行采取了一系列的拯救措施，但都以失败告终。后经英格兰银行的斡旋，3月5日，荷兰国际集团以1英镑的象征价格，宣布完全收购巴林银行。

二、原因分析

（一）巴林集团管理层的失职

在考虑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是否称职时，有一点必须先弄清楚，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没有管理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或任何清算会员的事务的责任。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只是个供清算会员进行交易的交易场所。不过，即使如此，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还是有机会识别并反映其会员有不正当行为的征兆的。

这种机会曾在1994年末和1995年初出现。当时，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发现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交易中存在若干异常，并向巴林集团提出了一些关于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征询。这些原本是可能促成较早发现里森活动的。根据官委清盘人的观点，如果巴林集团的管理层适当检讨并理解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在致该集团的信中所表述的忧虑，那么倒闭是可能挽回的。官委清盘人认为巴林资产负债管理委员会回复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第二封信的态度尤其该受到严厉指责，该回信向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作出许多毫无基础的错误保证。同样，琼斯对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的两封信的态度，也反映了他对问题掉以轻心到了令人无法接受的程度。我们无法理解，琼期作为新加坡巴林期货公司的财务董事，何以未经独立地详细了解整个事件，就在里森草拟的回复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征询里森交易活动的复函上签字。

（二）松散的内部控制

从巴林破产的整个过程看，无论是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或国际金融市场都普遍认为，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是风险控制的核心问题，而巴林的内部控制却是非常松散的。据报载，在2月26日悲剧发生之前，巴林银行的证券投资已暴露出极大的风险性，但竟末引起该行高级管理人员的警惕。1月份第一周，里森持有合约3024份，20天后，即持有合约16852份，短短20天内，合约持有额增长4倍。到2月中旬，里森持有的合约突破20000份，比在同一市场操作的第二大交易商持有头寸多出8倍。这个信号由于我们所不知道的原因而没有被巴林银行的最高管理当局注意到从而做出应有的反应。

总之，巴林很行本身的内部控制制度失灵了，预警系统失效，最终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巴林破产后不久，该银行高级主管人员称对里森在新加坡的所为一无所知，直到里森辞职的那天，即2月23日，公司的风险报告仍出现交易平衡。但是，据新加坡有关当局说，巴林在1995年2月头18天里给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汇去1.28亿美元作垫付维持金之用；据《金融时报》报道，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4月5日对英国公共财政部及内务委员会的国会成员说，巴林在未通知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擅自给其新加坡分部汇去7.6亿英镑现金。

（三）业务交易部门与行政财务管理部门职责不明

在巴林新加坡分部，里森本人就是制度。他分管交易和结算，这与让一个小学生给自己改作业、打分没什么区别。这种做法给了里森许多自己做决定的机会。作为总经理，他除了负责交易外，还集以下四种权力于一身：监督行政财务管理人员；签发支票；负责把关与新加坡国际货币交易所交易活动的对账调节；以及负责把关与银行的对账调节。行政财务管理部门保留各种交易记录并负责付款。虽然公司总部对他的职责非常清楚，尚并未采取任何行动，他们生怕因得罪他而失去了这个“星级交易员”。他既负责前台交易又从事行政财务管理，就像一个人既看管仓库又负责收款。由于工作便利，里森的代号为“88888”的误差账号用了1年多，直到1995年2月23日他辞职时才被发现。

（四）代客交易部门与自营交易部门划分不清

以一个公司的资本作交易叫做公司自营交易，除此之外，公司还可以代客户交易。当然，第二种情况公司会问客户收取一定的佣金或交易费。比如说我们大家熟悉的股票交易，公司一般根据客户的要求做交易，当然有时也提供一些建议。由于公司仅仅按照客户的要求代其行使权利，如有损失客户自己负责。由于所得利润归客户，出现维持金不够的情况也应由客户自己垫付。

里森所做的交易也曾受到巴林新加坡期货部同行们的质询，但是他总是说自己是代客户交易。也有人提出里森在对巴林撒谎，因为代客户垫付期货合同的维持金是非常少有的事。在许多公司里代客户交易与自营交易的混淆也带来了管理上的困难，只有把两者划分清楚，才能进行有效的风险管理。

（五）奖金结构与风险参数比例失当

许多公司为鼓励员工辛勤工作，采取发放奖金的办法。一般根据员工的职务、工作经验、工作成绩以及其他诸多因素来确定，各个公司规定不一。当然，表彰工作成绩是一回事，根据交易所得利润支付大笔奖金，而不考虑公司的风险参数或公司的长期策略，则是另一回事。巴林一直将公司50%的毛利作为奖金发给雇员。这个百分数比绝大多数公司的高。巴林1994年的1亿英镑奖金在公司倒闭前几天刚刚宣布分配。几个主要总裁可望拿到100多万英镑。奖金时常是根据一个小组或个人在前一年所赚利润决定的。这种把交易员的收入与他的交易利润挂钩的奖励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刺激了交易员的贪利投机，高额的奖金使得雇员急于赚钱而很少考虑公司所承担的风险。

（六）缺乏全球性的信息沟通与协调

据金融时报报道，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 1995年4月5日曾对公共财政部和内务委员会中的国会成员讲，巴林在未通知英格兰银行的情况下，擅自将 7.6亿英镑的资金汇到新加坡。而1987年英国银行法规定任何银行如需将大于其资产25％的资金汇到海外分支，必须事先通知英格兰银行。至 1995年2月23日，巴林总共汇去了 7．6亿英镑以垫付里森的交易，而这个数将近巴林资本的两倍。

三、风险启示

（一）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特别是跨国金融机构的监管 巴林银行已经有200多年的经营历史，理应有一套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如果个别职员在职权范围内违反操作规程是可能发生的。但一名交易员能够违反制度，擅自越权操作，将相当于其母行资本几倍的资金作赌注，而且能够掩藏几周不为监管部门所知晓，可见巴林银行内部的监管漏洞很多。本来巴林银行后线结算部门应该履行监察职责，但是这个警报系统并没有发挥作用，这抑或是里森与结算部门的人同谋，来欺瞒管理层；或许是既让里森负责前台交易又让他掌管后线结算这种做法的严重恶果。

除了巴林银行内部存在的原因外，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新加坡金融监管当局，英国金融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事件也反映了对从事跨国业务的金融机构施以更加严密监管的必要性。

（二）必须建立衍生工具交易的严密的内部监管制度

从理论分析和实践经验来看，衍生工具一旦脱离了贸易保值的初衷而成为投机手段时，风险是极大的，尤其是当交易员孤注一掷时，可能会招致无法挽回的损失。银行管理层应当建立起严密的风险防范机制，经常审查资产负债表中的表内及表外业务，及早发现问题，堵塞漏洞。从巴林银行事件来看，即使是里森用开立虚假户头进行衍生工具交易，以造成代客买卖的假象，但作为巴林银行管理层应该从或有资产的不正常增加中发现问题，这时应该核实该客户的身份、财力等。有鉴于此，金融机构在制定有关从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的内控制度时，应该考虑自身从事该类交易的目的、对象、合约类别、交易数量等。较完善的内控制度应包含：交易的目标价、交易流程、坐盘限额、权责划分、预立止蚀点、报告制度等。

（三）应加强金融机构的外部监管

新加坡曾被认为是金融监管很完善的国家，但是巴林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对新加坡监管体系产生了疑问。现在新加坡期货交易所已将每份合约保证金由62.5万日元提高到135万日元，新加坡还将加强制度方面的监管。有关人士还提出了将交易合约数量与投资者的资金实力相挂钩，虽然这样可能使市场成交量受到影响，但市场的健康发展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

（四）必须加强对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和重要岗位业务人员的资格审查和监督管理

由于里森业务熟练，所以被委以重任，但却疏于对他进行考核管理。甚至问题初露时，管理当局也未予以足够重视，使事态逐步扩大，最终导致银行倒闭。

我国金融管理机构也应进一步加强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特别是应重视表外业务的管理，防止金融机构由于缺乏内部的风险管理机制而造成损失，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五）管理层必须对其所经营管理的业务有充分的认识

现今跨国银行的业务正日益复杂和多元化，银行交易业务的不断拓展使银行的利润来源日益多元化，同时也改变了银行业务的性质，使银行的风险来源日益多元化。同时，金融产品创新和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银行内舞弊和欺诈行为变得更加隐蔽和快捷，造成的损失也更大。

在巴林银行中，最高管理层和日常管理层都没有充分理解新加坡分行所从事的衍生业务的性质，他们只注意到新加坡分行每年账面上的盈利，却没有发现这些巨额盈利背后的风险。因此，管理层对业务风险的清醒认识是内控机制建立和完善的前提。这种认识必须是对银行内每种业务的盈利和风险有客观的分析，必须分清各种业务之间的关系，以及每种业务所要求的内控程序有何不同，以减少发生业务错误或舞弊的可能性。对于风险较大的业务，不能因为其收入和盈利较高就回避其面临的风险，而应对其适用更严格的避险和内控措施，因为金融业的多次危机证明，盈利收入越高，尤其是收入增长最快的业务，往往也是风险最为集中的领域。

（六）银行内各项业务的职责必须确立并明示

无论银行的分支机构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都必须建立起明确的责任机制。所有的管理人员和雇员必须明确自己的职责，在各个职责之间必须作到不疏不漏。

当银行对其组织结构进行重大调整时，尤其是当将几个业务性质完全不同合并时，应注意防范利益冲突和权责不清所造成的风险。巴林银行在倒闭前两年就进行了类似的业务结构调整，巴林银行总部允许里森同时负责交易和清算，前台办公和后台稽核等性质完全不同的业务，最终使得新加坡分行的业务完全操控在里森一人手里，为其舞弊交易提供了便利，最终酿成无可收拾的局面。因此，银行在对其组织结构和业务结构进行调整时，应注意保持核心业务和监控业务的有效隔离，在交易的各个阶段必须确保内部控制机制的独立性，避免“一言堂”式的管理模式。

（七）利益冲突业务的隔离是内部控制有效性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巴林银行最惨痛的教训在于没有实现“前台职务”和“后台职务”的有效分离。所谓前台职务，主要指交易业务，所谓后台职务，包括清算、稽核和业务准入。尽管后台业务与前台业务往往是并行发生，一一对应，如一笔交易必然伴随着相应的清算交割和业务稽核，但并不等于说，后台业务是从属于前台业务的，巴林银行显然就混淆了前台业务和后台业务之间的关系，将后台业务作为前台业务的附属品，这种以交易盈利作为重心的作法必然导致对风险因素和稽查工作的忽视，造成严重的危机隐患。实际上，二者之间应当是互相制约、互为犄角的一种协作关系，一般情况下二者应当严格分离，甚至后台职务不同性质的业务也应实现有效隔离，如此才能实现内控机制的“牵制”作用。就业务性质和地位而言，前台与后台业务没有主次之分，只有业务分工的区别，前台主要服务于银行的盈利性，后台主要服务于银行的安全稳健性，当清算或稽核部门发现前台业务的不正常征兆时，应及时报告银行的高级管理层，以便其及时采取处置措施。

（八）必须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以应对可能的业务风险

缺乏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是巴林银行的里森能够顺利从事越权交易的主要原因。巴林银行案件的一个关键线索是巴林银行伦敦总部向其新加坡分行提供的巨额资金的去向，巴林总部的官员相信这笔钱是应客户要求的付款，而实际上该资金转移是里森用来拆东墙补西墙的伎俩。由于缺乏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琐事缠身的总部官员根本没有对这笔资金的去向和用途作审慎审查，不仅没能查出本应查出的错漏，反而加重了巴林银行的损失，导致该银行百年基业的最终坍塌。

风险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对银行的各项业务设定限定风险值。限定风险值反映了各个业务部门所能承担的风险极限。同时，风险管理部门还负责监督业务部门是否遵守限定风险的相关政策，审查收益和损失的帐实相符情况，根据不同的风险采取不同的风险管理策略等。与传统财务风险部门关注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作法不同，风险管理部门应关注所有类型的风险，除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还应关注流动性风险、集中风险、操作风险、法律风险和名誉风险。风险管理部门是专事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它通过对风险因素敏感的察觉和缜密的调查，来及早发现危机隐患，达到预防和控制风险的效果。

（九）内部审计或稽核部门应当迅速将查悉的内部控制漏洞报告最高管理层和审计委员会

对于从事多种业务的金融机构而言，必须建立一个统一的内部审计机构对金融机构整体业务进行监督检查。英格兰银行认为，内部审计机构的设置有助于将重大事项和业务弱项及时反馈给最高管理层，并有助于金融机构研究和计划在整个集团内资源的合理配置问题。金融机构的规模越大，业务越复杂，地域扩张程度越高，其风险来源就约多，银行遭遇危机的可能性就越高，就越有必要建立强势的内部审计机构对业务进行统一的内部审计。在巴林银行倒闭前几月，巴林银行新设了内部审计部门，分别对巴林银行所从事的银行业务和证券业务执行内部审计职能。这本来是一个能够有效防范风险的举措，但由于其内部审计机构是分别设置的，并且内部审计师之间及其与管理层、外部审计之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内部审计的效果并不明显。

内部审计功能不应单独存在，而应与外部审计相配套、互沟通，并与管理层之间保持畅通的联络渠道。例如，内部审计负责人应能随时向首席执行官（或总裁）、审计委员会主席等重要管理人员汇报工作，或至少保持不被任意干预的联络渠道。拥有长期自律传统的英国银行监管部门认为，内部审计应成为英国银行内部控制系统的核心环节，银行的审计委员会必须对内部审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负全责。

在内部审计机制提出问题之后，管理层必须在一定时限内作出及时反应，如提出补救措施或责令业务部门整改，甚至撤换业务部门负责人和舞弊人员等。完善的内部审计机制还应包括“回访”安排，即由内部审计部门在内部审计结束之日起若干日内对被审计单位再进行突击式的现场或非现场检查，以确认管理层和业务部门是否已采取了必要的整改措施。如果管理层和业务部门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内部审计人员应及时将情况报审计委员会，由审计委员会责令管理层和业务部门进行补救或整改。

第三篇：银行法律风险分析

一、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特点

1、相对于银行面临的其他风险来说,法律风险不是一线风险,其发生具有隐蔽性。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发生,大都集中在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和强制性规定。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具体的业务处理或管理行为违反法律的相应规定并不都是即时产生法律风险,大都是在交易行为的后续管理阶段或对方当事人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才发生,所以,发生的时候往往已错过弥补问题的最佳时间。

2、法律风险的产生具有或然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强制性规定会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隐患,但并非所有的法律隐患都会转化成法律风险。如贷款担保手续虽不完善,但借款人按时偿还了本金和利息,则法律隐患就归于消灭,不会成为法律风险;又如劳动关系中,银行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但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劳动者应享的权利,但劳动者不进行主张,也就不会产生法律风险。

3、法律风险涉及范围广,几乎覆盖了商业银行所有的经营管理活动。商业银行开展各种业务、进行各类交易、采购物品、建设基础设施、劳动用工等等都受相应的民商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的调整。

4、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专业性。法律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社会科学,只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学习、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并且熟悉银行业务的人,才能较好地揭示、防范和化解银行法律风险。

(二)目前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形势

商业银行过去面对的法律风险主要还是由内部的操作风险转化而来,但是,近几年随着各商业银行对有限的优质客户竞争的加剧和客户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客户也在开始着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过去历史原因造成的遗留问题风险还在继续释放,这就使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法律风险防范控制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各商业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相对还比较滞后。主要表现在(1)法律事务部门和业务部门信息不对称,法律审查程序上滞后,造成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常常力不从心。(2)被诉案件多,牵涉到较大的人力、物力、时间投入。(3)在银行作为原告的案件中,败诉案件也时有发生。(4)案件执行效果不甚理想,不少时候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的情况。

二、经营中法律风险的防控

（一）完善机制性防控

1、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内部控制机制也是法律风险监控的重要工作之一，银行内部的每一个岗位都应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控制办法，并将之以内部规定的方式确定下来。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防范犯罪和违规行为的产生，在制度上给潜在对象以滴水不漏的感觉，令其没有可乘之机。

2、严格执行授权制度。银行的法律防控体系首先应做到对内部的每一个岗位特别是对领导岗位、敏感岗位及重要业务、管理岗位进行法律风险评估，制定相应的授权与控制办法，并将之以内部规定的方式确定下来，逐步改变授权多、控权少，监督机制薄弱、权责制约失衡的局面。其次，应当建立通畅的内部违规报告制度，作为防控类似风险再次出现的依据，并对经常出现风险的岗位、人员考虑道德风险的防控。最后，对于各个部门制定的内部操作规范、业务规程尤其是授权性规范，应当严格遵照执行，以保障岗位监督、岗位制衡能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过程性防控

1、事前防范：法律专职人员应当以事前防范为主要职责。立足银行业务及法律知识，研究业务中存在的法律风险并及时提出防控方案；加强对新产品、新业务、新客户的了解、跟踪，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加大普法宣传力度，提高全行上下的法律风险意识，接受法律咨询，对业务及管理中有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尽到及时告知的义务。

2、事中控制：、法律合规工作人员以控制法律风险为前提推动业务发展，在动态的过程中对法律风险进行防控。包括对与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合同协议文本法律风险的全程管理，以及整合外部法律资源、发挥外聘律师优势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进行防控。

3、事后化解：法律专职人员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法律风险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为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方式。主要包括利用诉讼、仲裁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银行的利益，或者用和解等方式化解法律冲突；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披露要求，对相关重大事项进行披露，避免造成信誉及合法性危机。

三、构建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的建议

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的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光涉及到人员的配备、机构的设置、各项规章制度的建设和落实等等方面,更需要银行诸多业务部门的理解和相互协作。

(一)人是保证一切法律风险控制工作正常和高效开展的基础。要有与本行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足够数量的专职法律事务人员,主要业务部门、风险相对集中的部门或者县级支行应当有兼职法律事务人员,让他们具备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识别法律风险的基本技能,充分发挥其精通业务的优势,从业务最开始环节抓好法律风险的防范。

(二)组织机构的建设是保证法律事务工作相对独立于业务部门,从而顺利进行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化解的重要条件。从目前来看, 我行在总行和一级分行设立专门的法律事务部，在二级分行设立专职法律人员，保持了在机构、职责、人员上的相对独立性，对于法律工作人员参与重大业务决策、防范和化解法律风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强化制度要求,加强与行内相关业务部门的联络和沟通。长期以来,由于法律工作极强的专业性和将银行法律工作仅仅定位在“打官司”上的误区,使商业银行的部分管理者和其他业务部门对法律风险防范和化解的认知存在片面性,以致对法律风险视而不见,对法律风险防范和化解漠不关心。这一方面需要以实实在在的工作业绩来证明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也需要自上而下地强化制度要求,对凡应纳入法律风险控制系统管理的事项,要从制度上首先进行保障,以强化管理。

总之，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是可以防范和控制的，相对于市场风险的不确定性来说，前者是可预测、可防范、可控制的，关键是我们要重视它，落实好法律风险的监控工作。（何金钊）

行法律风险及防控(6)

B.法律尽职调查

在银行发展新业务、新产品、新客户时，法律合规部门应集中优势力量全面跟踪参与，对其中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进行尽职调查，同时提供法律咨询、谈判、协议起草等多方面的法律服务。为此，应建立与相关业务部门的勾连机制，明确程序、职责，发挥尽职调查的事前防范作用，保证资产安全与创新发展并进。法律尽职调查应涵盖新产品的研制、开发、投入市场的前期风险观察;新业务的签约、履约和争议处理阶段;新客户的资质说明文件、商业信誉和资金实力;对遭遇或可能遭遇的突发事件或变化进行谨慎地评估，作出合理的判断，使法律风险降至最低。上述法律尽职调查报告，必须经首席法律顾问签字确认并提交给业务、管理部门乃至董事会，作为决策的依据。

C.法律合规咨询

首席法律顾问作为董事会的法律顾问，可以对董事会提出的法律合规问题给出咨询意见，并作为董事会的决策依据。在业务部门、管理部门面临法律合规问题时，应当咨询法律合规部门的意见，尤其对于某些重大事项，应当取得法律合规部门的书面咨询意见，这对于法律风险的事前防范将很有帮助。银行员工在业务操作工程中遇到法律合规问题的，应当通过“法律咨询热线”随时咨询法律合规部门的意见。此外，有必要对于特定岗位的特定事项建立强制性咨询制度，对应当咨询没有咨询的予以戒勉，对因没有咨询导致损失的予以处罚。

(2)事中控制

事中控制。即指法律合规工作人员以控制法律风险为前提推动业务发展，在动态的过程中对法律风险进行防控。包括对与业务开展过程中的合同协议文本法律风险的全程管理，以及整合外部法律资源、发挥外聘律师优势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法律风险进行防控，A.合同全程管理

在西方大公司中，企业的合同文本未有法律部门的附署不能发出。而在银行，虽然法律合规部门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合同的审查过程，但这个审查仅停留在签约前的文本审查阶段，而法律风险存在于整个合同磋商、订立、履行的的各个阶段;对于已制定的示范合同文本，业务部门在制定合同过程中，同样存在许多问题，如客户经理擅自更改合同，可能使银行处于不利地位;有的签署保证合同时，保证合同中援引的主合同的序号、金额、等描述与主合同不一致，可能导致保证合同无效。这些风险严格意义上讲属于操作风险，但引起争议、涉及诉讼后，则实际上转化为法律风险，这就需要建立对合同法律风险的全程管理制度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认识及防范

【摘 要】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产生的原因包括商业银行违法、不规范行为、外部法律环境和法律事件等，法律风险与市场、信用、操作风险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具有专业性、复杂性、系统性，其特性决定建立防范机制必须专业且系统，具体防范体系包括：专业性法律风险防范、内控体系建设、商业银行监管、外部法律环境完善。

【关键词】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认识;防范

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商业银行面临着信用、市场、法律等多项风险。风险意味着结果的不确定性或损失的可能性，因此商业银行必须对其进行识别、评估、监控及预防，以防止不利后果的产生。当前理论和实务界对信用、市场、操作风险均有较系统的认识和研究，如在定量分析、内控模型设计、具体风险管理等方面均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相比之下，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理论认识则比较散乱，实践中的防范体系构建也缺乏统一性和协调性。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分布范围广，具体原因复杂，系统性认识和防范存在一定的难度。但不置可否的是，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有较强的专业性和特殊性，产生后往往带来一定损失甚至引发法律危机，因此了解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特点并进行专门性的防范颇为重要。

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再认识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是较宽泛的一个概念，对其内涵和外延的界定目前并不一致，人们往往将违法、被诉等情形视为其主要内容，认识比较单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贯穿于商业银行的设立、经营运作以及退出市场等各个环节，并时常与信用、操作等风险交织，因此较难进行精确概括。部分学者认为“没有必要将法律风险与其他种类的银行风险截然分开，非要给出一个关于法律风险的标准定义”。[1]目前《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也只是对法律风险作一个尝试性的规定:“法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监管措施和解决民商事争议而支付的罚款、罚金或者惩罚性赔偿所导致的风险敞口。”实践中各国监管当局对商业法律风险的理解也存在差别，如英国金融服务局(FSA)侧重于从制度层面上来理解法律风险，美国监管当局则侧重于从交易层面上来认识法律风险，我国银行监管管理委员会将法律风险归类于操作风险之中。①当然不同的经济社会环境、法律制度等会影响对问题的认识，但法律风险的基本要素应该是基本明确和稳定的，如法律风险产生于法律实现的过程中，行为人的具体行为有可能遭受法律制度的否定评价并产生不利后果等。因此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认识主要立足于两个基本面，一是商业银行自身行为的合法合规以及规范性问题，二是外部法律制度、法律运作等问题。在此笔者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以上所列举产生法律风险的主要原因上，以进一步增进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认识。

(一)行为违法

法律具有指引、评价、预测、强制等功能，商业银行必须在法律认可的范围内开展各项活动，否则会遭受否定性评判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最直接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其自身行为的违法性。②

商业银行自身行为的违法性范围较为宽泛，在其成立、运营和退出过程中，商业银行(包括其分支机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有可能违反民事、行政、刑事等各项立法，进而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违法风险产生于违法行为之中，商业银行违法行为主要由以下几方面要素构成：

一是具体行为主体。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商业银行本身，但产生这一后果的具体行为主体却并不单一。现代商业银行往往组织机构庞大、人员众多，在对外开展业务、对内管理的活动中，代表商业银行活动的行为主体包括其分支机构、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受委托人等。二是主体实施的行为。具体行为包括对外宣传、合同签订、业务经营、人事管理、内部规范制定、对外协助行为等。三是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商业银行行为活动违反了民事、行政或刑事具体立法(包括法律、法规、规章)，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二)不规范行为

依法行为是商业银行开展各项活动的基本要求，但实践中其诸多行为并不明显的体现为违反具体的法律规定，商业银行同样会面临一定的法律风险，笔者将此类行为统称为不规范行为。商业银行在对内管理或对外签定业务合同时，因人员、机制等问题使合同条款不规范、权利义务配置失衡，一旦发生纠纷对商业银行不利，该类不规范行为有可能产生一定的法律风险。

法律本身的不确定性也是产生法律风险的另一原因。法律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人们据此可预测自身行为的法律后果。但对已制定的法律规范，其确定性和可预测性并不绝对，法律规范并不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精确和完整。法律规则的不确定性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语言的不确定性。如正义、公平等高度概括和抽象的法律用语有时并不精确。商业银行因经营的特殊性，其开展的行为多样、涉及面广，且经常选择市场性投机行为以提高经营效益，对此法律并不都有精确的规定，这些不规范行为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不利的法律后果。

(三)外部法律环境和法律事件

商业银行外部法律环境包括立法、司法、法律意识及法律传统等，也许外部条件并不直接体现为商业银行的实际法律风险，但其完善与否与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紧密相关。有法可依是商业银行运作的前提，当前我国立法总体上适应了社会转型时期的银行业发展要求，但在立法形式、内容等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不足。与商业银行经营联系紧密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银行监管、银行业务以及民商事基本法律，在立法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存在法律法规缺失现象，无法可依情况时有发生。如商业银行新业务开展缺少法律依据，存款保险制度、市场退出细则不明确等等。二是存在立法层次低，立法不系统问题。在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制度这三个立法层次中，商业银行立法更多的采取规章制度形式，“在目前的法律体系下其体现为„部门规章为主、法律规则为辅‟之格局”,[2]权威性和稳定性不足。规章制度在内容论证、系统协调等方面并不完善，商业银行运作因此会遭受一定的法律风险。三是银行业监管规章制度的制定方面，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信息沟通和职责分工需进一步明确。四是与国际金融立法的衔接面临着诸多问题。《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国际会计准则39号》的实施，美国萨班斯法案的出台以及巴塞尔《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的修订等，要求我国必须制定既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标准的银行监管规则

在银行业司法环境方面，主要存在行政干预、司法腐败等问题。具体表现在法院立案难、执行难，审结案件周期延长、审判不公、案件执结率低以及回收率低等问题。另外部法律事件、社会法律意识、法律传统等也时刻影响着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产生。

(四)与信用、市场、操作等风险的关系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有其特殊的诱发原因和表现形式，与商业银行信用、市场和操作风险相比存在明显区别。然而商业银行各风险之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相互间联系紧密并有可能互相转换。

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是指债务人或交易对手未能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或信用质量发生变化，影响金融产品价值，从而给债权人或金融产品持有人造成经济损失的风险。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法律风险往往相伴产生，如商业银行的违规放贷表现为一定的违法风险，而违规放贷又很可能造成银行的不能按时收回借款，体现为信用风险。当银行起诉借款人时又必然面临新的法律风险。市场风险与法律风险也同样存在这样紧密联系。

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是指由于不完善或失灵的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或外部事件导致损失的风险。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指引》中将法律风险定义在操作风险中，有学者也认为法律风险是操作风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操作风险与法律风险确实存在共性的地方，但也有一定的区别，如商业银行内部技术流程不规范，可能存在操作风险，但未必引发法律风险。而法律理论、法律制度的变化可能给商业银行带来不利后果，但其并不一定体现为商业银行的操作风险。

二、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防范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存在分布广、原因复杂、专业强等特点，全面认识其特性才能更好的建立起有效的防范机制。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专业性、隐蔽性决定了在防范风险时法律专业知识的不可或缺，而法律风险分布的广泛性以及复杂性又要求防范机制的全面和系统。纵观国外部分发达国家的法律事务工作状况可以看出，完善的法律风险防范体系具有的特点包括：具有健全的法律顾问工作机构;商业银行决策者具有较高的法律风险防范理念;法律顾问全面参与业务;具有健康完备法制工作环境等等。因此，根据国外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提出主要从专业部门建设、内控体系完善、外部监管以及法律环境等四个方面进行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构建。

(一)专业性法律风险防范

国际上著名的大型商业银行，如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银行及花旗集团等，都有一支很强的法律专业队伍。[3]法律部门在商业银行公司架构中居于重要地位。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制定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也要求商业银行设立独立的法律事务部门或岗位，③目前各商业银行一般在总行和分行设立法律事务部门，其主要职责是出具法律咨询意见、参与法律文件起草和谈判签约以及管理法律诉讼等。虽然这些职责都与法律风险管理有关，但并未全面覆盖法律风险管理程序的各个方面，法律事务部门开展工作还缺乏应有的保障，系统化、整体化的法律风险防范机制缺乏，风险评估和防范手段很是单一。

1.法律专业人员和组织建设。商业银行业务的多样性和创新性为法律风险防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律事务人员不仅需要专业的法律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还需要对金融知识和具体业务流程及管理的了解。法律与金融、经济、管理知识的结合是法律人才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应加强对法律工作人员业务知识、管理知识的培训，同时为其掌握新业务、新决策提供必要的信息了解途径。对法律专业部门应保障其运行的独立性，为商业银行内部管理和业务开展提供客观的评价和合适的法律建议。

2.职责范围的明晰和拓展。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法律事务部门定位于发挥对主体业务的辅助保障功能，其具体职责主要包括：对诉讼事务的管理;行内规章制度建设;内部管理法律风险防范和风险化解;业务决策和业务开展过程中的法律风险把关;法律问题咨询和提示;法制宣传和教育等内容。事实上，我国商业银行法律事务工作仅注重对个别法律问题和具体法律风险的分析，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关注。因此，应拓展思维方式，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办法，加强系统性的识别、评估、计量、防范商业银行法律风险。

对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认识与防范是项复杂而动态的工程，一方面我们必须考虑主要法律风险点、发生概率、损失程度、相关度等问题，同时还要追问商业银行能够接受怎样的法律风险波动，能够容忍多大的法律损失，接受怎样的让步等与业务发展有关的问题。因此，仅仅针对个别具体的法律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十分片面单一，应着眼于商业银行整体的市场运作、内部管理进行法律风险的识别、评估和防范，并对商业银行法律法律风险进行分级，进行系统全面的管理。例如尝试对信贷业务进行全面法律风险管理，识别、评估信贷过程中主要法律风险点，构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明确法律工作人员的介入时机和程序、运用定性定量评估方法以及具体化解法律风险的手段等。

对创新的金融业务法律风险防范也是法律事务工作重点。金融业务的创新和升级换代必然产生风险，商业银行要避免片面强调业务创新中技术的成熟性、稳定性而忽视防范法律风险，需要及时全面的进行法律上的可行性论证。

3.创新和发展法律风险评估和防范手段。法律风险管理人员应掌握识别、评估、监测以及控制缓释法律风险的方法和技术，而这正是我国商业银行法律工作者普遍欠缺的技能。[4]目前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市场风险的风险管理已形成一整套机制和体系，数据模型等定量分析工具等得到广泛运用。法律风险识别和防范也应逐步尝试新的分析手段和体系。商业银行法律风险识别过程主要运用法律风险列表、法律风险分布图、风险事故树法等;法律风险分析方法则运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定量分析方法具体包括准德尔法、风险价值法、风险收益法等;法律风险关联分析方法包括场景分析法、共性归纳法。因商业银行法律风险产生原因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定性分析方法在法律风险评估中具有较其他风险评估活动有更广阔的空间。[5]然而定量分析具有直观、科学等特点，因此有效结合二者的优势进行识别和评估颇为重要。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防范解决方案主要包括风险规避、风险转移或降低、风险分散、风险补偿。在法律风险识别和评估过程中，如发现法律风险水平较高或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法律风险，应主动放弃该业务或行为以规避法律风险。例如商业银行对违法行为的防范就是规避法律风险的典型代表。风险转移或降低的手段包括完善合同条款、及时解决法律纠纷等方式。例如商业银行众多不规范行为可能导致自身义务的加重，必须运用法律专业知识对权利义务的均衡配置。商业银行法律风险分散的措施包括办理商业和社会保险等，而风险补偿主要是对无法避免或分散的风险事前进行一定的价格补偿。

(二)加强内控体系建设

法律风险渗透于银行经营管理各领域和各环节，因此，法律风险防范工作不能单独由法律事务部门完成，商业银行各机构各部门均负有相应的职责。要将商业银行整体纳入法律风险防范体系，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内部控制是指商业银行为实现经营目标，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主要包括：组织体系，岗责划分，业务流程、管理流程设计，内部控制工具以及内控考评体系等内容。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7年7月出台的《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对商业银行建立内控体系提出了明确具体的要求。内控体系涉及商业银行运营的各个环节，严格执行对有效防范法律风险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多数尚处于转型期，产权不清，内控机制不健全，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建设已势在必行。首先是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及相应的经营管理模式。通过产权改革、股份制改造，建立和完善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使各项权力得以合理配置;通过建立制衡与问责机制，改变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中仍存在的所有权单一及虚置、组织结构行政性、激励机制不健全、内部人控制所引发的道德风险等一系列问题，达到分权制衡和对经营者多层控制约束的目的。其次是明确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组织结构和职责体系，具体规定管理层、各部门、分支机构在内部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要研究整合各业务流程、管理流程，利用风险度量和管理工具对流程中的风险进行管理防范。要建立好内部控制考评体系(包括道德建设和管理层评价、人力资源管理评价、信贷内控评价、房贷管理内控评价、个人银行业务内控评价等)。[6]最后是搞好内控配套体系建设，培育企业内控文化、完善信息系统建设等。

(三)完善银行监管

完善银行监管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之一。因商业银行的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等特性，加强商业银行外部监管有利于限制消极因素，防范金融风险。商业银行监管主要包括市场准入、运营监管、市场退出监管几个方面，广义上的商业银行监管还包括市场约束等内容。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于2004年6月公布的《统一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中，首次将法律风险纳入了银行资本监管框架。加强外部监管能有效降低商业银行违法违规行为可能，提高经营效益，增强金融安全和稳定。

当前我国在银行监管方面主要存在监管立法相对落后，监管方式单一，国内外协调不够等问题，因此应完善的银行监管主要内容包括：进一步健全银行监管协调机制，明晰人民银行与银监会的分工合作职责;加强有效银行监管的经济学、法学研究，利用成本效益、公平正义等理念分析政府监管的重点和边界;明确商业银行市场退出法律制度，建立商业银行危机预警和危机救助法律机制，抑制商业银行被迫退出市场情形的发生;严格商业银行监管执法;提高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水平，保证重要信息的公开透明，利用市场机制约束商业银行各项行为;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监管经验。

(四)金融法治环境的改善

我国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建立法制的，传统体制所遗下来的计划权力运作痕迹，再加上历史上人治传统影响，商业银行外部法律环境存在较多问题。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立法执法建设，如出台新物权法、破产法，修改公司法等，商业银行外部法律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目前需重点开展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有效转变基本理念，平等保护市场主体，限制行政权的随意干预;二是加快诚信法制建设，尽快出台征信管理、信息披露等法律法规，完善社会信用征集与评价体系，强化中介机构及人员的责任追究及惩罚制度;三是完善金融立法，明晰商业银行产权机制，规范商业银行市场运营，注重与国际规则的衔接，可考虑的立法包括宏观调控法、存款保险制度、金融机构破产条例等;四是加大执行执法力度和对失信、违法行为的打击，强化司法公正，解决执行难问题;五是有效打击金融犯罪活动，防范金融诈骗，遏止逃废债风气蔓延。

商业银行法律风险面临分析

法律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一种特殊的风险，其发生具有隐蔽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违反了勿为模式的禁止性规定和应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会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隐患，但并非所有的法律隐患都会转化成法律风险。

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分析。

(一)法律风险的特性。法律风险是商业银行面临的一种特殊的风险。其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相对于商业银行面临的其他风险来说，法律风险不是一线风险，其发生具有隐蔽性。法律所规定的行为模式包括三种，即可为模式、勿为模式和应为模式。商业银行法律风险的发生，大都集中在违反了勿为模式的禁止性规定和应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方面。在日常经营管理中，具体的业务处理或管理行为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并不都是即时产生法律风险，大都是在交易行为的后续管理阶段或对方当事人主张自己的权利的时候才发生，所以，发生的时候往往已错过弥补问题的最佳时间。二是法律风险的产生具有或然性。商业银行在经营管理活动中，违反了勿为模式的禁止性规定和应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会造成很大的法律风险隐患，但并非所有的法律隐患都会转化成法律风险。如贷款担保手续虽不完善，但借款人按时偿还了本金和利息，则法律隐患就归于消灭，不会成为法律风险;又如劳动关系中，商业银行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但没有按照法律规定保障劳动者应享有的权利，但劳动者不进行主张，也就不会产生法律风险。三是法律风险涉及范围广，几乎覆盖了商业银行所有的经营管理活动。商业银行开展各种业务、进行各类交易、采购物品、建设基础设施、劳动用工等都要受相关的民商法、经济法、国际经济法等法律部门的调整，这一点是由商业银行作为民事活动的主体和法律的特性所决定的。四是法律风险的防范和化解具有专业性。法律是一门专业性非常强的社会科学，只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学习、有丰富法律实务经验并且熟悉商业银行业务的人，才能较好地揭示、防范和化解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

(二)法律风险的类型。在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当中，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商业银行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企业，在经营活动中所产生的法律风险，最常见的就是资产类、负债类和中间业务类法律纠纷。二是商业银行因自身经营的需要，为保障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而进行的民事活动所产生的法律风险，如采购、基建等法律纠纷。三是商业银行作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产生的劳动争议。

(三)法律风险的形势。商业银行过去面对的法律风险主要还是由内部的操作风险转化而来，但是，近几年随着各商业银行对有限的优质客户竞争的加剧和客户自身法律意识的提高，客户也在开始着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的权益。同时，过去历史原因造成的遗留问题风险还在继续释放，这就使商业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形势越来越严峻，为法律风险防范控制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目前各商业银行的法律风险控制体系的建设相对还比较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法律事务部门和业务部门的信息交流、反馈平台不对称，法律审查程序上滞后，造成事前防范法律风险常常力不从心。二是被诉案件多，损失巨大。三是在商业银行作为原告的案件中，败诉案件也时有发生。四是案件执行效果不甚理想，不少时候出现“赢了官司输了钱” 的情况。

第四篇：转载银行风险分析报告（推荐）

银行风险分析报告

风险分析报告

第一部分风险状况分析

一、总体情况本期末，全行资产总额×亿元，比上期减少×亿元。其中，各项贷款余额×亿元，比上期增加×亿元；不良余额×亿元，比上期减少×亿元；不良占比×%，比上期下降×个百分点。非信贷资产余额×亿元，比上期减少×亿元；不良余额×亿元，比上期减少×亿元；不良占比×%，比上期下降×个百分点。

全行负债总额×亿元，比上期减少×亿元，其中各项存款余额×亿元，比上期减少×亿元。全行利润总额×亿元，比上期减少×亿元，同比多减少×亿元。

资产负债情况单位：亿元、％

项目本期

余额比上期不良

余额比上期不良占比比上期

资产总额

各项贷款

非信贷资产

负债总额

各项存款

二、信用风险状况分析

本期末，全行×亿元贷款中，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类贷款分别为×××；从期限结构看，中长期贷款其他贷款分别比上期增加×亿元和×亿元；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分别比上期减少×亿元和×亿元。表外业务余额×亿元，比上期增加×亿元；垫款余额×亿元，比上期减少×亿元；表外业务保证金余额为×亿元，比上期增加×亿元；风险敞口×亿元，比上期增加×亿元。

（一）不良贷款变动情况

1、处置及新发生不良贷款情况（列举新发生不良贷款案例）

本期末，全行处置不良贷款×亿元。其中：清收不良贷款本金×亿元，盘活不良贷款本金×亿元，接收抵债资产×亿元，核销呆账贷款×亿元，其他方式×亿元。新发生的×亿元不良贷款中，法人客户发生×亿元，占比×%；个人客户发生×亿元，占比×%。新发生不良贷款较多的前五家支行是：×××，×家支行新发生法人不良贷款余额为0。

不良贷款变动情况表单位：亿元

序号项目不良贷款

1上期余额

2本年新发生

3本年 减少

1、清收

42、盘活

53、以资抵债

64、贷款核销

75、其他方式

8小计

9差异及其他

10期末余额

说明：其他方式是指由于借款人财务状况发生重大好转等因素或者其他原因，贷款分类由不良类上调至正常类和关注类贷款的情况。

2、贷款风险分类形态迁徙情况

本期，正常贷款（不含借新还旧和还旧借新）共向下迁徙×亿元，比上期多×亿元，向下迁徙率×%，比上期上升×个百分点。其中，正常类贷款向下迁徙×亿元，比上期多×亿元，向下迁徙率×%，比上期上升×个百分点；关注类贷款向下迁徙×亿元，比上期多×亿元，向下迁徙率×%，比上期上升×个百分点。

不良贷款中，次级类贷款向下迁徙×亿元，比上期多×亿元，向下迁徙率为×%，比上期上升×个百分点；可疑类贷款向下迁徙×亿元，比上期多×亿元，向下迁徙率为×%，比上期上升×个百分点。

贷款风险分类形态迁徙情况表单位：亿元、%

项目迁徙金额比上季迁徙率比上季

正常贷款向下迁徙

正常类贷款迁徙

关注类贷款迁徙

不良贷款向下迁徙

次级类贷款迁徙

可疑类贷款迁徙

（二）客户结构分析

1、法人客户信用等级结构分析

截至本期末，全行共有法人客户×户，比上期减少×户；贷款余额×亿元，比上期增加×亿元。其中，AA级以上（含）客户贷款余额比上期增加×亿元，占全行法人贷款增量的×%，占全部贷款增量的×%。

法人客户（按信用等级）贷款情况表单位：个、亿元、%

信用等级客户个数比上期变动贷款余额比上期变动贷款占比比上期变动

AAA+

AAA

AA+

AA

A+

A

B

C

未评级

免评级

合 计

2、法人客户规模分布结构分析

贷款增量主要集中于大、中型客户。截至×月末，大型客户贷款余额×亿元，比上期增加×亿元，占全行法人贷款增量的×%；中型客户贷款余额×亿元，比上期增加×亿元，占全行法人贷款增量的×%。大、中型客户贷款比上期共增加×亿元，占全行法人贷款增量的×%。

大（小）型客户不良率比上期有所上升。截至×月末，全行法人客户不良率%，比上期下降×个百分点。其中，小型客户不良率×%，比上期上升×个百分点，其余类型客户不良率比上期均有所下降。

法人客户（按经营规模）贷款情况表单位：亿元、%

经营规模贷款余额比上期不良贷款余额比上期不良率比上期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其他

合计

3、法人客户行业结构分析

本期，法人客户贷款主要集中在×××等行业，以上行业的贷款余额×亿元，比上期增加×亿元，占全行贷款余额的×%；不良贷款占比较高的行业为××。

法人客户（按行业）贷款情况表单位：亿元、%

行业名称贷款余额比上期不良贷款余额比上期不良率比上期

合计

（三）到期贷款收回情况

1、总体情况

本期，全行共到期贷款×亿元，其中，贷款收回（含现金收回和还旧借新）×亿元，贷款到期收回率×%，同比上升×个百分点。其中到期贷款现金收回×亿元，现金收回率×%，同比下降×个百分点；还旧借新×亿元，还旧借新率×%，同比上升×个百分点。贷款逾期×亿元，逾期率×%，同比下降×个百分点。

贷款到期情况表单位：亿元

项目合计贷款形态

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

本年到（逾）期贷款金额

1、贷款收回

其中：现金收回

还旧借新

2、贷款展期

3、借新还旧

4、贷款逾期

5、以资抵债

2、逾期贷款客户情况及风险分析：分析逾期贷款的客户基本情况（包括逾期时间、金额、原因、存在的风险等）。

（四）各业务条线资产质量

各业务

条线贷款余额比上期不良贷款余额比上期不良率比上期

公司业务

机构业务个人业务房地产业务三农

其中：三农对公三农个人银行卡

（五）新发放贷款情况

新发放贷款质量统计表单位：亿元、％ 时期贷款余额

比比上期

2006年以来新发放

2007年以来新发放

2008年新发放

不良贷款余额不良占比上期比上期

第五篇：操作风险案例集锦及分析

一、研究背景

随着商业银行经营规模不断扩张、经营范围不断拓展、金融产品日趋复杂，操作风险发生的几率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近期国内一系列金融大案的频繁曝光，操作风险受到普遍关注。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说，建立科学合理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提升自身全面风险管理水平，迎接国际化挑战是当务之急。本文将首先分析SG及UBS违规交易案例，然后再此基础上进行探究商业银行前台交易部门如何规避此类风险。

1、SG交易员违规操作事件：  事件回放：

一心想成为明星交易员的法国兴业银行负责对冲欧洲股市的股指期货交易员——热罗姆•盖维耶尔利用银行漏洞，通过侵入数据信息系统、滥用信用、伪造及使用虚假文书等多种欺诈手段，擅自投资欧洲股指期货，造成该行税前损失49亿欧元(约560亿人民币)。该行股票当天下跌4.1%。这次案件触发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金融震荡，并波及全球股市，引发暴跌。

早在2005年6月,他利用自己高超的电脑技术,绕过兴业银行的五道安全限制,开始了违规的欧洲股指期货交易，“我在安联保险上建仓,赌股市会下跌。不久伦敦地铁发生爆炸,股市真的大跌。我就像中了头彩„„盈利50万欧元。”2007年,凯维埃尔再赌市场下跌,因此大量做空,他又赌赢了,到2007年12月31日,他的账面盈余达到了14亿欧元,而当年兴行银行的总盈利不过是55亿欧元。更致命的是，该名员工利用其在兴业银行工作的经验，轻而易举骗过了该行的安保系统。

事后，法国兴业银行公布的一份关于“巨额欺诈案”的内部调查报告说，在涉嫌欺诈的兴业银行前交易员热罗姆·凯维埃尔工作的部门，存在大量突破风险限额的违规操作，为风险提供了温床。

调查报告指出，凯维埃尔工作的部门业绩增长很快，但伴随着大量越权行为。交易员经常未经授权就动用超过风险控制的规定限额，并不时“互相帮忙”，分担业绩或对业绩作假。这种“大环境”阻碍了一些职能的实施，为巨额欺诈案埋下祸根。

 反映的主要问题：

（1）高级管理层责任不明,监督不力,在银行内部未能创造有影响力的内控文化,交易员凯维埃尔长时间、多次违规操作,没有有效监督。

（2）对经营中的风险缺乏充分的认识和衡量,没有进行持续的监控,甚至对凯维埃尔初期违规操作“带来”的利润表示赞赏,进一步助长了他铤而走险。

（3）各级管理层之间没有完善的信息交流机制、向上级报告制度,凯维埃尔违规操作导致内控报警系统报警75次之多,竟然没有向上成功反映。

（4）问题整改机制无效,凯维埃尔用6封邮件就把问题整改搪塞过去了。（5）银行交易员的薪酬问题。在欧洲银行，交易员是收入最高的群体，为丰厚的奖金所驱动，凯维埃尔以身犯险。

 原因探究：

从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这是一起典型的银行业操作风险失控事件，其漏洞与成因包括：

（一）风险控制不力

国内外众多银行巨额亏损事件表明操作风险仍是导致衍生工具损失的重要原因。法兴事件中，法兴银行在限额控制、职责分离等方面的漏洞，无疑成为违规行为滋生的“温床”。

首先，限额控制上的缺陷。法兴银行将风险监控重点置于交易员的净额头寸上，忽视全部交易的规模与单边交易数额。为此科维尔利用虚构的卖出交易数据，造成净头寸得以对冲的假象，逃过了这一监控措施。此外，欧洲交易所向法兴银行提供的是汇总后的数据，并未具体细分至每位交易员。由于法兴银行在衍生商品交易上素来额度巨大，所以科维尔的巨额交易数量并未引起过多怀疑。

其次，职责分离上的失策。西方国家的金融机构实行一种类似于暗箱操作的授权机制，表现为不同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行为，授予交易员不同的权利。科维尔在进入法兴银行工作后，曾供职于中后台监控部门，对于法兴银行的监控流程了如指掌。这为其日后作为交易员的违规行为提供了职责上的便利。因此，企业在面临内部职位调动时，应妥善考虑职责兼容问题。

再次，对内外部警示信息的忽视。调查资料表明，法兴银行对于来自内外部的警示信息并未仔细核查，如2007年11月欧洲期货交易所曾质疑科维尔交易仓位，以及2006年6月到2008年1月间风险控制系统发出了74次警报，直到第75次警报的拉响，才使科维尔的违规行为得以曝光。

第四，没用以正确客观的姿态看待金融衍生品，特别是股指期货，只看到它带来的巨额利润，而忽视了它存在的巨大风险。法国兴银行股指期货投机失败表明，股指期货既有积极一面，也蕴含着巨大的风险，由此可见，衍生期货市场风险控制至关重要。

第五，银行监控部门的失职。法兴银行的内部报告坦陈“交易部门职员没有系统地执行更为详尽的稽核”，另外该部门也缺乏“确定不良交易存在的手段以及能迅速予以控制的机制。”银行发言人也在事后承认，银行早已发现科维尔在交易中存在的问题，但并未做深入调查。此外，法兴银行因没有投入足够资源防范交易丑闻已经受到法国央行的警告。

就此看来，法兴银行备受赞誉的风控系统也仅是徒有盛名。而对风险的控制不力，究竟是缘于巨大金融利益带来的疏于监管还是控制系统本身的错漏，则值得我们深思。

（二）人性控制失败 可以说，人的因素是导致法兴银行巨亏的直接原因。科维尔利用其对内部控制流程的熟悉，精心设计虚假交易，从而逃避内部控制系统的监控。但个人认为，事件的深层原因应归咎于法兴银行内部控制系统对人性的控制失效。

案发之后，科维尔的辩词耐人寻味：“我没有犯错，我只是为了给银行多赚钱”。显然，他将违规行为定位成追求自身与企业利益的最大化，只是这种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已远远超出正当范围。

此外，科维尔的工作经历使他对内部控制流程极为熟悉，从而成功逃避监控体系进行违规操作。然而，在法兴银行内部，熟悉整个内部控制流程的远不止科维尔一人，如何保证他们的行为守规、防止第二个科维尔出现？除了在职责分离上的控制措施外，如何完善内部控制环境、培养组织的风险控制文化、加强人性控制也至关重要。据科维尔的辩护律师称，在法兴银行内部，不止一个人在从事违规交易。管理人员的利欲熏心、风险管理意识淡化。有分析人士也指出，如果没有银行高层的默许，任何一个交易员都不会有那么大的能量，酿成如此巨大的案件。

因此，笔者认为，只有加强对人性控制、消除道德风险的负面影响，才是防止违规再次发生的治本之举。

（三）IT控制薄弱

事件发生后，科维尔被戏称为“计算机天才”，法国央行行长称其至少突破了银行五个级别的监控才获得巨额投资权限。在“计算机天才”与IT监控系统的较量中，后者败下阵来，原因何在？据法兴银行披露，其内控系统要在交易三天后才会对交易进行核查，法兴银行系统的开发人员、验收人员与IT管理人员在一段较长时间内对内控和技术漏洞未能采取有效措施，这些漏洞则被科维尔利用了。同时，为了规避后台监控，他还盗用多个系统密码进行数据篡改。

众所周知，信息化时代，电子信息技术开始与企业的各项流程广泛结合。所以，防范计算机技术风险、保障信息安全问题，成为控制的关键。事实上，法兴银行的风险管理团队中拥有IT专家与相关技术人员，面对科维尔的违规及篡改行为却迟迟未能察觉，除了风险管理流程存在缺陷外，法兴事件也表明，再严密的电子监控程序，也难免存在漏洞。计算机控制只是一种手段，其应用无法替代业务流程的整体控制。过多依赖高科技手段，忽视基本的流程控制，可能带来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因此，只有实现IT控制与业务流程控制的整合，才能真正应对新环境下出现的各类风险。

（四）内部审计失效

法兴事件还证明设计良好的内部控制体系，只能为实现企业目标、控制企业风险提供合理而非绝对保证。它存在局限，例外事项、人为操纵或系统故障等因素时刻威胁着内控系统的运行。所以，对内控系统的反馈与再监控至关重要。

传统意义上，从事衍生品交易的银行往往利用内部审计系统来评估与监控风险管理系统的运行，防范可能出现的违规情况。然而，由于衍生品交易部门给法兴银行创造的利润大约占到整个银行利润的三分之一，这种高高在上的地位可能使内部审计系统在审查合约时难以提出质疑。一些银行业人士曾表示，在法兴银行，衍生品交易部门面对审计部门监管时享有的自由度，远远大于英美等国的同类银行。法兴银行的这种监管制度暴露出其风险控制系统与内部审计系统之间在协调方面还存在漏洞，使得内部审计对内部控制的再监控作用大打折扣，这也为科维尔的违规提供了可乘之机。就此，如何发挥内部审计对内控系统的再监控效用，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五）外部监管缺陷

法兴事件曝光后，法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受到了质疑。公众指责银行监管机构未能有效防范该案的发生。政府官员也纷纷表示法国银行业监管不充分，要求对银行业进行“额外”监控。法国金融监督委员会更是呼吁，应加强银行业的抗风险能力。

法兴事件暴露出了长期以来欧洲银行业自律监管模式的缺陷。与美国以交易所、美国期货业协会以及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为主体的三层严密监管架构不同，欧洲衍生品市场监管相对比较宽松，基本上以自律为主。自律监管模式无形中将监管责任推向企业本身，而在追逐利益最大化或是控制体系出现重大缺陷之时，企业难以对违规事件产生有效制约。

此外，信用制度的滥用也是造成法兴事件的潜在原因。信用制度虽是西方自由市场制度的基石，但欧洲的一些交易所基于传统的理念及竞争需要，将信用制度过度地滥用于高杠杆效应的金融衍生品市场，甚至未要求交易员交足交易保证金。法兴事件中，科维尔刻意选择未有保证金追缴要求的衍生工具，无疑是利用了外部监管体系的缺陷。

2、UBS交易员违规操作事件：  事件经过：

2011年9月16日，瑞银爆出的交易员违规操作丑闻，一名员工进行了未授权交易，可能造成的损失约为23亿美元。瑞银还表示，该行第三季度可能因此出现亏损。在这桩丑闻宣布的当天，瑞银股价大幅下挫11%至9.75瑞郎，创下自2009年3月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市场普遍揣测，当前欧元区经济不景气，致使瑞士法郎急剧升值，UBS交易员阿多博利很可能未经允许便投下巨额赌注，打赌瑞士法郎对欧元继续升值，然而他没料到，瑞士央行为了保护本国的出口业务，突然在9月6日干预市场，令瑞士法郎迅速贬值，由此引发阿多博利的交易出现巨亏。事实上，本月初瑞士中央银行曾出面干预汇率，大笔购进外汇，将瑞士法郎对欧元的汇价固定在1欧元对1.2瑞士法郎。市场当时便有传言，不少外汇交易员遭受极大损失。

 发生原因： 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当中尚无定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分析师的话说，造成巨额损失有三大可能性，一是蓄意诈骗，二是交易战略很愚蠢，三是银行界俗称的“肥手指”，也就是一不留神打错了交易数字，也许交易员“多打了一个零，一下买进1000万，而非100万”。

 总结评估：

尽管有关这桩丑闻的细节尚不得而知，但值得深思的是，作为一个成熟的大型金融机构，为什么在交易员进行违规操作时，没有出现及时的风险提示以及自动产生止损性操作，以至于亏损额如此之大。按照常理，交易如果出现亏损，其银行内部会出现自动止损中止交易的环节。

从其他银行引以为鉴的角度来说，包括瑞银在内的银行高管应当反思其内部监控风险管理，特别是市场投资授权等方面的监控和应对机制。与信贷存在审批以及相互牵制的过程不同，银行的市场交易行为往往较为迅速，其决策过程较短，所以银行应当对从事交易的人员以及相关操作保持较好的监管，尤其是在近期国际金融市场大幅波动的背景下，银行对其内部的市场交易行为应当保持高度警惕。

从银行监管者的角度来看，瑞银丑闻也再度敲响了加强金融监管的警钟。客观地说，银行操作风险的监管较为复杂和困难，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任何一个管理流程必然会存在一定的问题和漏洞，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二是银行内部人员对整个银行体系、流程都较为熟悉，所以常常会绕过内部监管；三是银行的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都可以用数量等先进方法进行评估和监测，但在操作风险方面，由于发生的次数较少，统计上的意义较弱，所以很难用特别的方法去管理和估测操作风险。此外，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所蕴涵的损失可以得到较好的事先估计相比，操作风险将带来的损失更难以提前评估和管理。因银行性质和业务不同，操作风险涉及的主要方面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二、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

一般来说，一个科学合理的操作风险管理框架应该包括:战略、组织、流程、基础设施、环境等几方面。通过对多家国际活跃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框架及相关理论研究的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操作风险管理的核心技术主要包括:自我评估、数据收集、资本计算三项。

1、自我评估。自我评估是操作风险的第一道防线，主要包括流程梳理与评估、关键风险指标确立、评估报告等内容。自我评估的目的是找出与目标、业务有关的重大风险并进行分类和排序；明确风险责任人；对风险、剩余风险的影响及可能性进行评价；根据设计及操作对内部控制进行评价；找出并记录相应的改进措施并为此分配时间和责任人；向董事会及高级管理层进行报告，并向有关部门提供相关的评估信息。自我评估是一个动态持续的协调反馈过程。随着时间的不断演变，业务部门需要将风险评估与损失/突发事件及重要指标数据进行比较，找出业务环境的变化并确认相应风险及控制措施。(1)流程梳理与评估。流程梳理是自我评估的关键步骤。流程梳理的主要目标是让每位员工都知道:干什么、怎么干，即流程的风险点是什么、如何监测和控制、潜在缺陷及改进措施、谁来负责、谁来检查、如何报告等。通过梳理，明确了工作流程的具体环节、操作方式、规章制度和面临风险。

(2)确立关键风险指标。流程梳理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些关键指标。这些关键指标是对业务活动和控制环境进行监控的指标体系，主要有关键业绩指标(KPI)和关键控制指标(KCI)。

(3)评估报告。操作风险管理过程中，必须建立有效的报告机制。自我评估的工具和结果主要是一些制度文件、检查表格、以及一些直观图表、分数等级等。

(4)监督协调机制。自我评估是以业务部门为主，各相关部门积极参与的一项工作，需要建立相应的监督协调机制来保证自我评估的真实有效。

2、数据收集。数据是风险量化的前提，只有高质量的数据才能得出可靠的量化分析结果。否则只能是垃圾进，垃圾出。与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相比，操作风险的数据散落在各个业务条线和部门，收集难度相对较大，而且数据普遍偏少。

目前应用于操作风险计量分析的数据主要包括:内部损失数据、外部损失数据、情景分析数据、自我评估数据、关键风险指标数据以及风险缓释数据。

3、资本计算。资本配置是操作风险的第二道防线。巴塞尔委员会所提出的基本指标法和标准法都将总收入作为操作风险暴露的指标，但是总收入与操作风险暴露之间不一定存在对应关系。因此，普遍认为这两种方法对风险并不敏感，不能反映真实的操作风险水平。而对于高级计量法，人们也未能对目前存在的众多方法达成共识，最终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征询意见稿中的做法。不再具体规定用于操作风险计量和计算监管资本所需的具体方法和统计分布假设。但要求银行必须表明所采用的方法考虑了潜在严重的概率分布“尾部”损失事件。

目前，损失分布法是较常见的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不过在具体实施中还存在许多技术难题，如对各项操作风险损失之间相关系数的确定等。所以，目前对于操作风险资本金的最终确定都要结合多种方法的结果并根据对自身实际的评估进行调整。

三、对国内商业银行的启示

1、重视流程梳理，降服细节中的魔鬼。“流程标准化”是加强内部控制、确保制度落实的基础。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说，加强流程梳理是重中之重。只有通过梳理流程，将各个部门职责贯穿起来，强调部门在流程中的职责，才能为实现“流程银行”和进行全面风险管理奠定基础。流程梳理中，要强调以事实为依据，强化量化标准，做好自我评估数据、关键风险指标数据的收集工作，建立数据基础。一要对流程中的重要环节设置各种记录要求，将操作事实定量化，有迹可循；二要将定量化的记录整理成数据，为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三要在流程梳理的过程中建立相应的监督协调机制。

2、确立关键风险指标，建立预警机制。关键操作风险指标是对操作风险评估和监测的重要工具，用来表示操作风险或风险框架的变动，不仅可以起到预警作用，而且通过对某一特定程序的一系列关键风险指标的分析，还会揭示出指标在过去的变动情况是否与专家的风险评估结果相一致。各商业银行要在流程梳理的过程中积极确立关键风险指标。确立关键风险指标时要注意，指标必须具有风险敏感性，能快速反映损失组合变动，而且容易识别，并在业务环境下容易理解。另外，风险指标要有参考系，要设置最低限度，超过限度时管理层要采取相应措施。

3、规范数据采集标准，提早建立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是实施高级计量法的基础。根据统一标准，对损失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建立操作风险损失数据库，是一项非常必要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业务条线以及损失事件类型的划分比较混乱，不利于数据的统一和共享。各银行应积极按照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所提供的业务条线和损失事件类型划分方法，加强对8条业务条线和7种损失事件类型所确定的56个具体项目的跟踪监测，提前做好风险损失数据的收集整理和共享，为先进操作风险管理方法的使用以及操作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做好基础性工作。

4、根据自身实际，积极稳妥地推进操作风险管理进程。操作风险计量是操作风险管理的一个重要核心。由于目前尚无国际同业公认的成熟计量方法，国内商业银行可以先将工作重点放在前两个技术环节上，即在加强自我评估和数据收集的同时，进行相应的计量模型研究。时机成熟时，将定性分析、风险指标、损失数据与计量模型相结合，建立用于资本配置的模型。这也是许多国际活跃银行的普遍做法。另外，新资本协议中提到，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银行可以就部分业务使用高级计量法，对于其余业务使用基本指标法或标准法。因此，各银行可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来选择计量操作风险的方法。

5、加强信息化建设，积极引进或开发操作风险管理系统。积极引进或开发基于操作风险管理系统是提高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管理水平的重要途径。尽管目前国际上关于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并不成熟，但许多银行、咨询公司和专业软件公司还是推出了一些操作风险管理系统，较常见的有摩根大通的Horizon系统、Algo公司的OpVantage系统、Comit公司的OpRiskSuite系统、SAS公司的操作风险管理系统等。引进这些管理系统需要注意系统设计是否符合银行自身的业务特点，系统所采用模型技术的权威性、可验证性以及可扩展性等。另外，各银行也可通过外包或聘请咨询公司等方式，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做操作风险管理系统。但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需要始终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的思想，充分考虑操作风险管理与市场风险管理、信用风险管理之间的关系，注意各种风险管理系统的整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