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5篇

第一篇：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

金融系统性风险与宏观审慎监管

《财经》杂志2009年第17期 出版日期2009年08月17日 林野/文

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是关联交易和系统性风险的重大来源，这是在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这场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宏观审慎问题成了热门话题。人们认识到，即使单个金融机构是稳健的，集合的后果也有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单个金融机构为控制风险或提高流动性而出售资产有可能是审慎的，但多数金融机构这样做，则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进而引发系统性风险。在经济繁荣时期，大多数企业都显得很有资信。从单个金融机构的角度看问题，此时扩大信贷规模显然是理性的和审慎的；但所有金融机构都如法炮制，则导致信贷快速扩张，资产泡沫集聚，乃至通货膨胀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单个金融机构收紧信贷政策同样是审慎的，但如果大多数金融机构都这样做，其结果必然是更快地将经济引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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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宏观审慎监管不限于监管体制重建

宏观审慎监管是以制度和措施防控系统性风险，其概念并不复杂，复杂的是实践。如何识别和度量系统性风险，如何防止风险在不同地域、国家、市场和机构之间传递？如何实现各类宏观审慎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如何在各国监管当局之间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这些都是实在的问题。欧美各国正在酝酿的监管改革，也许能率先摸索出办法。

需要指出的是，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包括逆周期资本管制在内的宏观审慎问题在中国有不同含义。在市场主导条件下，繁荣时期增加资本金要求，就像给经济安装了限速器，可以防止过度扩张和通胀。但在政府主导经济的条件下，有没有这种装置不是本质，更起作用的是政府的号召。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关注金融机构倒闭给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在中国，金融机构倒闭不是现实的风险。具有系统性风险的金融机构“太大而不倒”或者“太关联而不倒”，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也未能例外。而在中国，不但有“大而不倒”，也有“小而不倒”，还有“少而不倒”；没有人相信政府会任凭经营失败的银行倒闭而坐视不管。就是那些完全私有的银行，包括农信社在内，也不会轻易倒闭。这种信念早已深入人心，没有人担心会发生大规模存款挤兑或者银行倒闭。

但金融机构不倒闭不等于没有系统性风险和金融危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中国在过去十多年里，用于挽救各类失败的金融机构而付出的代价，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数一数二。如果英美国家也同样慷慨地救助金融机构，雷曼兄弟们也不是非关门不可。如此说来，不能以金融机构是否倒闭来判断系统性风险。中国金融的系统性风险，当前主要表现在快速膨胀的资产泡沫，包括高得离谱的房地产价格，其根源是政策风险。政府作为金融与非金融资产的主要持有者、金融政策的制定者和金融市场的监管者，是关联交易和系统性风险的重大来源，这是在中国构建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必须面对的问题。

宏观审慎的基础是微观审慎。说到底，只有真正稳健的金融机构，才有能力和动力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金融服务和有效地控制风险。这次金融危机中一些金融机构失败了，有的倒闭了。但是，经过建设性的毁灭，那些重新站起来的金融机构，应该更具有竞争力。与这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明确产权关系的金融机构相比，中国的金融机构大多还是政府控股，或虽然私人所有但仍由政府主导，仍然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和盲目性，在公司治理和风险控制方面还有很多欠缺。它们在没有提供令人满意的金融服务的同时，还在频繁地因操作风险而产生巨额损失。虽然大型国有银行的改革和重组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还有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以及由地方政府主导的金融机构（包括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没有取得改革的突破。在发达国家探索宏观审慎制度的时候，中国还不得不继续微观审慎领域未完成的改革。

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建立宏观审慎框架，需要有效的执行机构。而中国目前还面临着改革金融监管制度的艰巨任务。自从2003年实现金融分业监管格局以来，银行、保险、证券三家监管当局在很多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还不能说实现了有效的监管。2003年中央金融工委解散以后，这些监管当局都在各自的行业接收了一些中小金融机构的“上级主管功能”，包括党的关系。凭借这种关系，监管当局可以直截了当地干预这些机构的内部事务，包括向其派遣管理人员。这种现象在全世界都已经非常罕见。即使是没有直接组织关系的金融机构，仍然是政府所有或受政府控制。很多时候，说不清这些监管当局是从监管的角度还是所有者的角度施加影响，也难以检验其监管政策和行为的真正效果。

此外，监管者还担负着促进各自行业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的任务。这些任务，与金融监管的核心职能也具有内在的冲突和矛盾。而2007年以后将三家监管当局重新纳入公务员薪酬体系，是金融监管组织改革的倒退，使得原本匮乏的监管资源更加拮据。更为要紧的是，这三家监管当局在日常运作中并无真正的独立性，也没有必要的法律保护，权威性和威慑力得不到保证。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和政府的这种亲密舒适关系，不利于金融机构提高创新能力和竞争力。从长远来看，这种制度安排是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根源。

中国虽然在法律上实行金融分业经营，但实际上混业经营已经达到相当大的程度。不仅银行、保险、证券之间互相渗透，而且由产业集团主导的混合型金融集团已经越来越活跃。法律归法律。差不多每家大银行都开办了投资银行业务，直接办起了全功能银行。相比之下，中国还远远没有与之适应的金融集团监管体系。三家金融监管当局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监管当局与中央银行和其他宏观审慎部门之间的协调与信息共享，仍然限于表面化和形式主义，缺乏实际效果。2003年以后三家监管当局之间的季度联席会议，仅仅开过几次，并且没有货币当局的参与。

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应发挥主导作用。这是因为，单个的金融监管当局，主要的任务是维护具体的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因此其本质属于微观审慎的范畴。这些机构虽也涉及一部分宏观审慎职能，例如逆周期资本金管制，以及对金融机构同类组的某些监管政策等，但终究不会有整体图景。而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功能、支付清算体系功能都使其处于维护宏观审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独特地位。

令人遗憾的是，2003年将银行监管功能剥离出来以后，中央银行仍然主动介入大量而具体的监管事务。中央银行实行的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信贷政策，从性质上属于微观审慎领域。而最具有宏观审慎性质的金融稳定职能，虽然写进了修改后的中央银行法，但迄今没有明显建树。金融稳定部门主要忙于为失败的金融机构埋单，并无与其职能相匹配的权力 和能力。中央银行曾经力推的存款保险制度，几经周折之后没有实质进展。要从根本上提高货币当局的权威性和可信度，尤其是要发挥中央银行在维护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还需要做出切实的努力。

随着国际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的步伐加快，中国面临的压力会加大。中国除了继续推进改革，在改革中防范系统性风险和构建宏观审慎功能，没有其他选择。简单地把金融监管当局合并组建综合的监管机构，在导致高昂的行政成本的同时，不会达到目的。并且在实际操作上，把已经分开的监管当局再合并到一起，难度要远远大于当初的分拆。目前最现实也是最紧迫的任务，是在现有的框架基础上，建立一个高水平的金融委员会，专司宏观审慎监管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功能。这样的一个委员会，既可以把国务院从繁重的协调任务中解脱出来，又可以让行业监管当局专心致志地改善微观审慎监管，还可以超越目前监管当局之间以及与中央银行之间协调与信息共享的障碍，高屋建瓴、高瞻远瞩地分析、监控所有可能导致体系性风险的机构、产品、工具、市场和交易行为。金融委员会的职能，还应该包括开发和建立宏观审慎的工具、标准、指标，并且对改善微观审慎提出建设性意见和要求。

第二篇：审慎监管

什么是审慎监管

审慎监管是指监管部门以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为目的，通过制定一系列金融机构必须遵守的周密而谨慎的经营规则，客观评价金融机构的风险状况，并及时进行风险监测、预警和控制的监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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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监管的实现

银行业的审慎监管是通过两方面内容实现的：

一是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执行监管当局制定的审慎经营规则，加强内部风险管理；二是通过监管当局检查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的执行情况，进行审慎评估并及时进行风险预警和控制。

由此可见，确定审慎经营规则是审慎监管的基础。根据《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1条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审慎经营规则，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也可以由中国银监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制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严格遵守审慎经营规则。目前，中国银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已制定了一系列审慎经营规则，包括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风险集中、关联交易、资产流动性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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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慎监管理念的起源

审慎监管理念源于巴塞尔委员会1997年的《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Core Principles for Effective Banking Supervision)。在该文件中，审慎监管原则被作为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核心原则确立下来。《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包括7个部分25条原则，从银行业有效监管的前提条件、银行准人和结构、审慎监管法规和要求、持续监管手段、信息披露、监管者的正式权力、跨境银行监管等七个方面，分别对监管主体和监管行为作出规定。这些原则是世界各国近百年银行监管经验教训的系统总结，反映了国际银行业发展的新变化和银行监管的新趋势。《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已得到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并作为建立和完善本国银行监管体系的指导准则。由此，《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被认为是国际银行监管领域里一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文献。在“审慎监管法规和要求”(Prudential Regulation sand Requirements)部分，《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共提出了10条原则，要求监管当局制定和实施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风险集中、关联交易、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审慎监管法规。这些审慎监管法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涉及资本充足率监管，另一类涉及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

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有关金融法律法规借鉴国际银行业监管惯例和《银行业有效监管核心原则》的基本精神，确立了银行业审慎监管的理念和原则，并将其作为银行业监管的最重要的制度予以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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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1]

国际金融法上的审慎监管原则，主要出自构成国际金融惯例的巴塞尔协议，并得到作为国际条约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的重要补充。

(一)审慎监管的主要要求

巴塞尔协议现已发展成为国际金融法领域的惯例。这就意味着，虽然还算不上正式的国际法渊源，但是在采纳了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将作为国内法起作用，而在很多尚未采纳

它的国家中，巴塞尔协议至少可以作为对国际金融规则的权威性解释。

完整意义上的巴塞尔协议，包括以下文件：1983年的《巴塞尔协定》、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定》、1992年的《巴塞尔最低标准》、1996年的《资本协议关于市场风险的补充规定》、1997年的《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2004年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

审慎监管原则主要体现在《巴塞尔核心原则》第6-14条、第15条(第四节B)、第22条(第五节)、第23条和第25条(第六节A)中。审慎监管的要求主要涵盖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跨国银行监管和纠正措施等五个方面，其具体要求包括：

1.资本充足率方面。监管者要规定能反映所有银行风险程度的、适当的审慎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巴塞尔协议建议的资本充足率最低标准为8%。

2.风险管理方面。首先，为了避免信用风险，应当建立独立评估银行贷款发放、投资以及贷款和投资组合持续管理的政策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评估银行资产质量和贷款损失储备金及贷款损失准备金充足性的政策、做法和程序；银行监管者必须制定审慎限额以限制银行对单一借款人或相关借款人群体的风险暴露；为防止关联贷款带来的问题，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仅在商业基础上向相关企业和个人提供贷款，并且发放的这部分信贷必须得到有效的监测，必须采取合适的步骤控制或化解这种风险。其次，为了避免流动性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的管理信息系统能使管理者有能力识别其资产的风险集中程度。再次，为了避免市场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制定出各项完善的政策与程序，以便在国际信贷和投资活动中识别、监测和控制国家风险及转移风险并保持适当的风险准备金；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准确计量并充分控制市场风险的体系；监管者有权在必要时针对市场风险暴露制定出具体的限额和/或具体的资本金要求。最后，为了避免操作风险等其他风险，银行监管者应确保银行建立全面的风险管理程序(包括董事和高级管理层的适当监督)，以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各项重大的风险并在适当时为此设立资本金。

3.内控机制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是否具备与其业务性质及规模相适应的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银行监管者必须确定银行具有完善的政策、做法和程序，以促进金融部门形成较高的职业道德与专业标准，并防止银行有意或无意地被罪犯所利用。

4.跨国银行监管方面。跨国银行母国必须对其活跃的国际银行组织实施全球性并表监管，对这些银行组织在世界各地的所有业务进行充分的监测并要求其遵守审慎经营的各项原则；跨国银行东道国应确保外国银行按东道国国内机构所同样遵循的高标准从事当地业务。

5.纠正措施方面。银行监管者必须掌握完善的监管手段，以便在银行未能满足审慎要求时采取及时的纠正措施。

(二)审慎例外

如果说巴塞尔协议的审慎监管要求构成审慎监管的“常态”的话，那么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中的“审慎例外”就是审慎监管的“异态”，或曰特殊的审慎监管。

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主要由《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金融服务附件一》、《金融服务附件二》、《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协议》、《金融服务贸易协议》构成。其中，依据《金融服务附件一》第2条a项的规定，尽管有GATS的任何其他规定，但是不得阻止一成员为审慎原因而采取措施，包括为保护投资人、存款人、保单持有人或金融服务提供者对其负有信托责任的人而采取的措施，或为保证金融体系完整和稳定而采取的措施，如此类措施不符合 GATS的规定，则不得用作逃避该成员在该协定项下的承诺或义务的手段。

上述规定就是“审慎例外”(Prudential Carve-out)原则的体现。所谓“审慎例外”，是指WTO各成员可以为了维护国内金融的稳定，不受GATS自由化条款或已作出承诺的束缚，采取审慎的金融监管措施。虽然“审慎例外”具有特殊性，但它与巴塞尔协议中的审慎监管要求的“纠正措施”方面是吻合的，甚至可以认为“审慎例外”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秩序而采取的特殊纠正措施。

关于“审慎例外”的规定是较为抽象而灵活的，WTO金融服务贸易协议并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措施属于构成“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当然，在新一轮的谈判中，确实有少数国家要求明确列举“审慎例外"的范围。比如瑞士呼吁依据巴塞尔委员会、国际保险监管者联合会、国际证券委员会组织、金融混业联合论坛所制定的标准，界定“审慎例外”监管措施的范围。但显而易见的是，新一轮的谈判还不可能顾及到这一问题，这一主张目前难以引起广泛关注，更不用说付诸实践了。

这就意味着，只要表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东道国就可以暂时摆脱WTO规则的约束，采取任何希望采取监管措施。而且，何谓“出于审慎的目的”是由采取措施的国家自己决定的。“审慎例外”的监管措施不会受到诸如“是否具有必要性”或者“是否属于最低限度的贸易限制”的问题的挑战，也不用理会GATS第6条对国内规章的种种要求。尽管母国可能认为东道国所宣称的“出于审慎的目的”名不符实，但原则上来说，只有WTO的争端解决机构(简称DSB)才有权判断东道国所采取的“审慎例外”监管措施是否确实出于审慎的目的。而实际上，在各国都采取慎重态度的金融领域，鲜有将有关争议提交DSB的可能。正如克伊所指出的，除非存在异常过分的行为，各国都倾向于彼此尊重各自决定其国内规范是否出于审慎性的权力。[3](25)

“审慎例外”原则保留了金融领域里监管的灵活性，可以起到“安全阀”的作用。有关国家可以在特定的形势下和在特定的时期内，违背其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自主决定采取某些特殊的金融监管措施，以达到保护国内金融业的目的。

因此，依据“审慎例外”的原则，我国完全可以在有关的国内法中，制订一些“审慎例外”的条款。这些条款应当是原则性的，只需说明是为了审慎的目的而实施的即可。这样一来，当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金融监管部门就可以采取其认为合适的特殊监管措施，而不论这样的措施是否违背了我国在GATS项下的承诺和义务。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WTO规则不能在国内直接适用，因此只有当“审慎例外”原则被明确地表述在有关国内法中的时候，监管部门才能依法采取措施。也就是说，WTO规则中的“审慎例外”原则被转化为国内法十分必要。因为，如果缺乏国内法上的明确授权，国内监管部门是不能直接依据WTO规则采取构成“审慎例外”的特殊监管措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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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资银行的审慎监管的具体规定[1]

(一)资本充足率方面

依据《条例》第40条和《商业银行法》第39条的规定，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而依据《条例》第45条，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加准备金等项之和中的人民币份额与其人民币风险资产的比例不得低于8%，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可以要求风险较高、风险管理能力较弱的外国银行分行提高前款规定的比例。

《条例》第10—12条对设立外资银行的外方股东提出了复合标准的要求。外方股东的资本充足率，必须既符合母国的要求，又符合东道国的要求。

(二)风险管理方面

首先，为了防范和避免信用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75%，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10%。其次，为了防范和避免流动性风险，我国要求外商独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的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25%。同样地，依据《条例》第46条，外国银行分行也被要求确保其资产的流动性，其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

25%。再次，为了防范和避免市场风险，我国要求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的30%应当以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定的生息资产形式存在，②且其境内本外币资产余额不得低于境内本外币负债余额。最后，为了避免诸如操作风险之类的其他风险，我国要求外资银行建立健全风险管理系统。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应当设置独立的风险管理系统；而在境内设立2家及2家以上分行的外国银行，应当授权其中1家分行对其他分行实施统一管理。

(三)内控机制方面

外资银行应当建立健全内控系统。其中外商独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还需要设置独立的内部控制系统，并遵守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有关关联交易的规定。

同时，按照《条例》第55-56条的要求，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的董事长、高级管理人员和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相互兼职；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进行的交易必须符合商业原则，交易条件不得优于与非关联方进行交易的条件；外国银行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外商独资银行与从事外汇批发业务的外国银行分行之间的资金交易，应当提供全额担保。

此外，《条例》第9条第3项还要求外方股东具有有效的反洗钱制度。

(四)跨国银行监管方面

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向其所在地的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报告跨境大额资金流动和资产转移情况。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对外国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分行实行合并监管。

外方股东必须受到母国金融监管当局的有效监管并且就设立外资银行取得后者的同意。母国应当具有完善的金融监督管理制度，并且其金融监管当局应当已经与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建立良好的监督管理合作机制。

(五)纠正措施方面

依据《条例》第50条，我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风险状况，可以依法采取责令暂停部分业务、责令撤换高级管理人员等特别监管措施。根据《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94条的规定，这些特别监管措施包括：约见有关负责人进行警诫谈话；责令限期就有关问题报送书面报告；对资金流出境外采取限制性措施；责令暂停部分业务或者暂停受理经营新业务的申请；责令出具保证书；对有关风险监管指标提出特别要求；要求保持一定比例的经中国银监会认可的资产；责令限期补充资本金或者营运资金；责令限期撤换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暂停受理增设机构的申请；对利润分配和利润汇出境外采取限制性措施；派驻特别监管人员，对日常经营管理进行监督指导；提高有关监管报表的报送频度；中国银监会采取的其他特别监管措施。

第三篇：伯南克：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中文)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2011年5月5日在芝加哥召开的第47次联储大会上的讲话

继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最近的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金融系统和金融监管框架中存在重要的缺陷，去年，国会和政府以《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案》（又名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形式，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路线图。该法案就是今年会议的主题。

法案改革在各种错综复杂的领域总是面临着运用陈旧方法解决新问题的风险。值得肯定的是，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制定者试图通过建立一些机制，来帮助我们的金融系统监管适应金融环境的改变，以减低风险。尤其是，法案中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美联储和其他金融监管机构采用宏观审慎监管方式，即对传统的对单个公司和市场进行监管方式予以完善，将金融系统稳定性的风险从总体上进行考虑。这个法案还建立了一个新的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会员由来自联邦和各州的各类金融监管人员组成，用于协助政府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对风险做出反映。

国家金融监管框架中宏观审慎监管的明确，代表了美国和世界各国在金融监管思路上的重要创新我相信，这个新的方向是建设性的和必要的，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在概念上和操作上会存在相当大的挑战。今天我将简短讨论宏观审慎监管的依据，论述美国 1 宏观审慎监管的新的结构，并对美联储在实施 宏观审慎监管中如何发挥作用进行探讨。

一、宏观审慎金融监管

从根本上说，宏观审慎金融监管和调控的目标是旨在尽量降低一种严重程度足以（产生）对整个经济造成巨大破坏的金融动荡的风险。宏观审慎监管的方法是相对于之前传统的方法做比较而言，或者说相对于将单个机构、局部市场或基础建设等要素的安全和稳健为其首要关注点的“微观审慎”的方法而言。

相对于传统的监管方式，宏观审慎监管的实施牵涉到诸多重大信息需求以及更复杂的分析框架。特别是，由于我们的金融体系是高度互相关联的，宏观审慎的监管必须将金融领域的全部重要要素一道通篇考虑，这包括所有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基础设施。我们必须在各种金融机构和市场之中有关对这些（因素的）复杂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的理解上引起特别的重视。因为这些联系决定了不稳定因素是如何在整个金融体系之中传播的。此外，从广义上讲，持宏观审慎态度的监管者们必须考虑两类风险：第一类是涵盖了金融体系的各个结构层面的可能对金融稳定构成现实威胁的风险，比如游离于市场和政府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的或者影子银行监管缺失的风险。第二类则是伴随金融或者经济环境（的变化）而一次又一次变化的，诸如在经济景气时期过高的杠杆率将最终动摇经济的稳定。

诚然，宏观审慎监管的方式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也不法取代我们对细致的微观审慎（的方式对金融进行）调控和监管的需要，11影子银行，又称为影子金融体系或者影子银行系统（Shadow Banking system)，是指房地产贷款被加工成有价证券，交易到资本市场，房地产业传统上由银行系统承担的融资功能逐渐被投资所替代，属于银行的证券化活动。

2（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对个别（金融）机构的监管是用以提升系统性稳定的，但是又不仅限与此：（其目的还）包括对存款保险基金的保障，洗钱和其他形式金融犯罪的侦测，以及非法歧视或滥用借贷行为的预防。然而，与此同等重要的是，微观审慎的监管还可以（为我们）提供以一些以既定的更系统化的方式为基础的知识；而在我们对有关处于关键地位的公司或者市场的发展有清楚认知之前，我们很难从一个整体（层面）出发去理解这个系统到底将何去何从？（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微观审慎的框架来支撑巩固（这种认识），那么（在这样的系统下）宏观审慎的策略将会是行之无效的。

也就是说，通过这场危机（使我们）获得的深刻教训是：一味的强调微观审慎监管方式，只关注单个金融机构或局部市场，可能会错过发现重要系统性的或交叉性危机的机会。例如，传统的微观审慎的监管可能发现个别金融机构严重倚赖短期基金的融资，而恰恰这种方式又或多或少能麻痹、逃脱金融监管。但是在没有弄清楚在这个既定企业之外究竟发生了什么的情况下，我们是无法确定这种基金会否对更广泛的（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其他的，相类似的金融公司是否也高度依赖短期融资呢？如果是这样，那么短期资金的来源主要集中在哪里？短期基金的市场是否在一个极度不确定的时期内一直平稳运转呢？还是仅仅（靠打擦边球）在夹缝中艰难生存？

如果短期（融资）基金突然间消失，那么那些准备参与借款融资的企业又会做何反应？打个比方说，他们会不会被迫贱卖资产，而这将使得他们自身变得毫无稳定可言，还是会停止提供基金融资或（停止）将关 键性服务给其他金融单位呢？ 最后，(试问)这些发展会对更深远领域的经济产生何种影响？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标志是从系统的角度出发来分析风险，而非仅仅从单个公司的角度出发。因此，通过这种分析方法而出现的补救良策，比以往简单地通过一部分公司对于其筹资模式的调整（而进行的补救方式），在本质上将更深远和更具有整体结构性。

二、在美国实施宏观审慎监管

我将具体谈谈怎样适应美国当前不断演变的监管制度环境实施宏观审慎。

宏观审慎的第一个必要元素是完善对变化莫测的金融稳定风险的监管体系。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除了个别监管机构承担此职责外，多德-弗兰克法案的另一目标是成立一个新的组织——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监管美国金融系统，识别威胁系统稳定的风险，规范市场纪律，注重缓和金融市场中严重风险。委员会由包过美联储在内的10位有投票权的成员，和5位没有投票权的顾问组成。

监管机构代表委员会在美国金融系统下监管广泛的参与者。委员会许多会员们为了抑制监管者狭隘关注其管辖范围内的机构和市场，而忽视因依赖关系而超越管辖权所引起的风险。委员会还促进了成员之间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在过去，有时采取打破鸿沟方法来防止机构超越其职责，委员会应该协助识别、消除监管框架中的鸿沟和弱点。

多德-弗兰克法案还拟在财政部内设立金融研究所，负责 为政策决策者提供精确金融财政数据。监管委员会可以要求研究所收集某些个别财务企业信息，用以评估金融系统中存在的风险。收集、分析金融部门数据的过程使监管者了解更多的金融情况，便于监管者识别系统风险和其他新兴危机。

说句题外话，虽然美国最近成立了新的组织机构来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但有趣的是，美国并不是唯一使用这种监管权力的国家。值得注意的是，欧盟也成立了欧洲系统风险委员会，负责对欧盟金融体系的宏观审慎监管。委员会将收集、分析欧盟金融系统信息，识别、首先考虑系统性风险，并向国家和欧洲当局发出警戒、提出建议。委员会将与新成立的在欧盟成员国中负责银行、保险和证劵审慎监管的三个欧洲监管当局紧密配合。在英国，政府计划将宏观审慎监管局并入英国央行，并创建一个新的金融政策委员会，来负责实施宏观审慎政策。（前联邦储备委员会副主席科恩已任命为金融政策委员会会员。目前，科恩是两个国家最高金融监管者之一。）英国委员会将识别、监管系统风险，为消除、减少风险采取实际行动，并将对经营失败的金融公司采用新的解决办法。

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的监管工作在美国已全面展开。来自各成员单位的工作人员已经建立了工作组，负责部门、金融系统方面的事务，并定期向委员会汇报。这项工作也将在委员会向国会汇报有关金融稳定的报告中体现，预计将在今年夏天发布。

在识别金融稳定的威胁后，当然，必须采取补救措施来应对，但是委员会大多数情况下在这方面的权利有限。也许最重要的是认定一些被联邦储备委员会和其他会员机构所忽视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工具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从而受到更多的监管，包括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证券交易委员会。委员会必须给这些被认定的公司给出明确的标准，来确定当这些公司发生财务风险危机时将会影响到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当然，这项任务需要一个持续分析的框架来了解其系统性风险的来源。

虽然委员会的权力被规定到一定的范围，但是为了潜在的利益，他们在监管机构中促进合作的能力不应被低估。仅举一例，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稳定——债权危机时遭受戏剧性的运行，这显然是一个系统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一个行业的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根据已颁布增加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稳定的规则，率先决定是否在适当的时候采取进一步调查。然而，在委员会的协调下，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咨询了其他机构分析和看法，包括联邦储备。特别是跨部会协商，委员会帮助说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业潜在的系统性不稳定因素。本月晚些时候美联储会将参加由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办的圆桌会议。

可以理解的是，鉴于危机造成的危害，委员会及其成员仍然集中在寻求可能造成金融动荡的来源，包括从目前经济和金融发展带来的结构性的问题和风险。然而，制定不起效用的或过于繁重的规定会导致成本过度上升，或者导致信贷供应受到不必要的限制，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监管机构必须以避免粉碎合理的 冒险活动以及避免金融市场上的创新活动为目标，原因是这些要素在培育更加广泛的生产力增长、经济增长和就业岗位创造等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三、宏观审慎政策在美联储

正如我刚才所说，除了创建像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的新机构，《多德〃富兰克法案》多德-弗兰克（the Dodd-Frank Act）还授权对其他机构宏观审慎监管的任务，包括美联储。这授权的确定，在一定条件下改变了主要监管机构的权力和职责。在这例子中，美联储除了是金融服务监管委员会会员外，其新职责包括监督像非金融公司、金融机构以及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的支付、结算和清算等控股公司。通过与其他机构监管机构协商，我们还负责制定针对所有大型银行和系统重要性非金融机构的更严格的审慎性标准。这些改进的标准包括更严格的资本和流动性要求，拟定所谓的“生前遗嘱”（也就是重振与解散计划），美联储和公司本身强制性的压力测试，新交易对手的信用额度和更严格的风险管理要求。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并将继续作出重大的组织变革以更好地履行职责。在颁布Dodd-Frank法案（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之前，已着手对一些大的、复杂的一些金融公司进行彻底地监督检查。这方面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2009年春季在美联储领导下进行的银行压力测试，全面综合地评估了大型的银行机构，通过对这些主要金融机构的检查和运行情况比较获得得了宝贵的经验，一些鉴别方法和有深度的见解。银行压力测试的另一个收获是要采用多学科的方法来监督，结合经济学家，金融专家，支付系统分析员，并联合其他监察和审计专家会取得更好的效果。

通过这一经验，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创建了一个高层次，多学科工作组——LISCC（金融风险管控部门大型机构监督协调委员会），以监管大型金融机构。现在在该委员会的主持下，经常组织经济学家和其他专家，使用横向，或跨公司审查方式对投资或筹资进行监控等，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和金融联系的水平和形式，来遏制系统性风险发生。LISCC也已经开始越来越多多地运用改进的定量评价方法对整个金融体系的健康、监督机构的效果以及可能面临的更广泛的金融体系风险进行评估，类似的委员会机构正在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内形成，以帮助我们履行义务，其已成为主要金融市场的系统、实用的监督机构。

为提高对金融体系的监测和协调工作以保持金融稳定,我们在委员会内设立了一个金融稳定政策研究室，汇集了不同背景和技能的工作人员，该办公室和联邦储备理事会的其他机构密切合作，协助监测全球金融风险，分析这些风险对金融稳定的影响，来配合银行监督委员会工作,例如, 在压力测试的基础上发展损失定量模型和替代方案，以服务联络员的方式联系金融稳定监督理事会和多个工作小组,协作开发和评估替代方案，实施宏观审慎的监管。

最近美联储根据内部资本评估程序和股东内部资本规划分布要求对19个大的银行控股公司的综合资本进行了分析和审查，就是典型的宏观审慎监管横向评估方法。在危机发生后，银 行的资本支出一直保持在最低的限度，由于银行2010年盈利和资本状况继续改善，有些公司寻求批准增加分红或重新启动股票回购计划。要求对资本支出进行审查评估，允许美联储通过LISCC（大型机构监督协调委员会）对个别银行的情况和资本支出的受信度评估，为经济复苏的持续性产生潜在影响，因此，该方案同时实现了微观审慎监管和宏观审慎监管的目标。从传统的安全、稳健的角度出发，我们希望每个企业都有健全的风险管理系统、资本计划以及压力管理方案以避免潜在的风险，这符合正在逐步推广的巴塞尔协议III的阶段性要求。但是，在宏观经济和资本市场分析师的帮助下，我们已考虑了整个银行体系的资本要求，以确保银行信贷资金仍然会提供给家庭和企业这一目标，即使经济表现比预期更差。

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现在我们也普遍用宏观审慎方法去分析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欧洲的主权债务问题就是一个例子。由于欧洲的主权债务和银行债务在2010年春季攀升，美国联邦储备监管者开始认定美国银行公司的风险为欧洲银行公司和主权。除了直接的风险评估，我们还分析在主权债务问题可能导致更为广泛的金融波动之下的情景。我们的重点是在金融动荡的可能性，它可能会妨碍到欧洲和美国的信贷流动和经济活动。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被赋予广泛的欧洲银行的监管权，例如，我们讨论过的欧洲银行获得美元资金的能力和欧洲银行在美国货币市场上对美元需求影响的潜在风险。这项工作建议，为欧洲金融机构的美元资金需求提供了一个逆止，可以缓解欧洲主权债务问题外溢到美国。根据这一分析，2010年5月美国联邦公开市场 委员会宣布，它已授权美元流动性与其他中央银行的货币互换协议中的先发制人行动，以避免在流动资金状况进一步恶化。

宏观审慎的考虑也是美联储的重要规则，尤其是那些多德-弗兰克法的实施规则。例如，与其他监管机构一起，最近我们对未通过中央对手清零的过度的场外衍生工具提出了保证金要求。这个拟议的规则不仅反映了安全和-稳健性问题，还是宏观审慎的目标，具体而言，该规则旨在通过减少市场参与者之间交换传染的潜力来增加整个金融体系的弹性。根据建议，最严格的保证金要求将适用于掉期交易商或其他主要市场参与者的衍生工具合约，如果不依此安排，可能会涉及“默认链“的风险，即一个大型企业通过掉期市场级联遭遇风险。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宏观审慎的金融监管在国际上得到越来越多的遵循。我们在努力实施国内改革的同时，美联储已经开始与国外同行密切合作，一起协调推进在国际层面上的金融改革进程。国际金融监管协调的目标很重要。这些目标包括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减少跨国公司利用监管漏洞或不一致监管规则，建立一致的和互补的标准，并确保对国际上活跃的金融公司和金融市场进行有效监管。二十国集团在近两年的会议中，相当重视金融政策的改革。金融稳定委员会，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及其他国际组织也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来协调推进跨国的宏观审慎的政策。

美联储的很多国际方面的努力，包括与其他国家监管机构和中央银行制定并实施新的国际活跃银行审慎监管的条件，使2009年夏天对交易活动和证券化风险采用了更严格的资本标准要求，并使其成为巴塞尔协议III对全球活跃银行监管的主要元素。与宏观审慎的做法一致，巴塞尔协议III要求全球最大的、最活跃的银行持有更多，质量更高的资本，这反映了更大的系统性风险与大型机构的财务危机有关。

四、结论

金融危机清楚地表明，金融监管不仅要关注单个金融机构的稳健，也关注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要求监管机构减轻金融风险的积聚和减少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它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委员会监测金融市场，识别新兴的威胁，并协助制订政策，以遏制这些风险。就我们而言，美联储已重整其内部运作方式，以方便宏观审慎监管和调控，监测系统性风险。我们正致力于与美国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和其他机构密切合作，促进金融的稳定。尽管多德-弗兰克法案颁布不满一年就已取得了很多成果，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以更好理解系统风险来源、发展改进监管工具，以及评估和实施政策工具来降低宏观审慎风险。这些都是艰巨的挑战，但如果我们要避免金融危机及其严重经济后果的重演，就必须去积极面对这些挑战。

第四篇：金融系统性风险隐患何在

金融系统性风险隐患何在

尽管我国尚无严重损害金融体系功能的系统性风险事件，但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必须重视。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于7月14、15日召开，会议强调金融安全，对金融监管做了顶层设计。上次金融工作会议以来，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发展，一些潜在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已经对金融进一步服务实体经济造成阻碍。

尽管我国尚无严重损害金融体系功能的系统性风险事件发生，但对于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的隐患必须要足够重视。

当前，我国金融体系主要面临四方面风险隐患：一是信贷迅速扩张对银行资产质量的影响；二是表外风险敞口上升和银行部门之外贷款的增加；三是房地产价格水平相对较高；四是经济增长模式导致的失衡加剧。从上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至今，这四方面风险并未完全消除，在某些方面还有一定发展。

信贷质量与盈利能力“双降”

2012年以来，我国银行各类银行不良贷款率逐步上升，在2013年后更为明显。其中，农商行相对最高，外资银行相对最低且最早出现下降；国有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的不良率则交错上升。

与此相对应的，是商业银行体系拨备覆盖率的下降，其贷款损失准备增速在2012-2013年间大幅下滑，拨备覆盖率随后大跌100个百分点，2016年后稳定在170%的水平。

从银行类别看，尽管处于下行之中，城商行的拨备覆盖率2014年后却持续高于其他内资银行，外资银行则在2016年率先回升、达到了2014年以来的高值。农商行、股份制银行、大型商业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则依次递减。这一方面是不良率的反映，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不同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农商行不良率较高但拨备覆盖率也较高，由于资金来源有限，使得农商行比其他银行有更高的风险偏好以追求较高收益，同时为了保障经营安全，又计提了更多的坏账准备。

有悖于“高风险伴随高收益”的直观认识，在风险上升之时，2012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总体盈利能力却出现下滑。

2012年后，商业银行净利润增速明显下滑，2015年后稍有企稳。除了坏账所导致的经营损失，宏观经济下行使得实体经济风险传导至金融系统，致使银行盈利能力下跌并制约了银行内源资本增长，削弱了银行体系自主抵御风险的能力。由此，银行信贷资产质量与盈利能力双降，增加了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与此同时，影子银行正在快速发展。包括理财产品、信托贷款、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业务或机构，对银行的信用中介功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替代，导致“金融脱媒”。2012年后，影子银行融资占同期社融的累计比重最高接近40%，2017年初该比重又出现大幅度跃升。

理论上，影子银行具有顺周期性，在经济繁荣时扩张、衰退时收缩，并加剧实体经济的周期波动，易引起系统性金融风险。

由于影子银行业务本身就能够规避监管，所受约束较少，经济扩张时容易加剧经济过热，推高资产价格，导致资产泡沫；经济下行时，影子银行融资收缩，又容易加速资产价格下跌，促使抵押价值不足和违约风险发生，将对逆周期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产生冲击。

银行房贷忧虑

土地价格上涨是房地产价格上涨的重要推动因素，也促使开发商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增加。

需求上，住房购置价格高企增加了购房者的抵押贷款额和债务负担。若房地产价格转而过快下降，抵押价值不足则或导致房贷违约和银行坏账损失，地产商销售收入下滑也增加了开发贷款的违约风险。贷款行变现抵押资产又会造成房价进一步下行，出现“泡沫破灭-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

2015-2016年我国房价较快上涨，对应着同期居民户中长期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大幅上升，说明居民借贷买房成为这一期间信贷投放的主要部分。由此，银行体系受房地产泡沫破灭的潜在损失增加了，而同期居民债务负担加重又提高了房价下跌时抵押贷款违约的可能性。

随着房价飙升和居民房贷增长，居民部门的新增中长期贷款相对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大幅上升，说明居民长期债务负担显著加重，潜在的房地产信贷违约风险上升。

为此，人民银行对国内商业银行进行了抽样压力测试，其中包括房地产贷款的敏感性压力测试。

从2013-2016年分别做了四次压力测试，其中2013-2015年测试显示我国银行体系总体稳健、抵抗房地产相关风险的能力较强。但2017年公布的《2016年金融稳定报告》并未公布2016年底测试数据，仅说明2016年底金融机构房地产贷款余额26.7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比重较上年末提高2.7个百分点达25.0%。考虑到2016年房价、抵押贷款、居民中长期债务负担均大幅上升，测试数据不公布，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市场担忧。

金融与实体经济背离

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的金融化水平明显提高。2012-2015年间，伴随货币政策相对放松，M2与实际GDP的比值骤增，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失衡加剧。

从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资产增速对比来看，2014年以来除证券业资产增速因市场波动大起大落外，银行、信托、保险、基金行业的资产增速都持续高于同期工业企业的增速，反映出两者的背离与失衡。

从社会融资规模来看，社会融资规模占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累计比重越高，则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就越大，反之则是支持不足。该比重在2015年后有所回升，但总体上仍在下降趋势中，说明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堪忧，可能导致资金空转、自我循环和派生，催生和积累系统性金融风险。

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主体结构来看，中小商业银行（中资全国性中小型银行+农村金融?C构）是信贷投放的重要角色，2014年之前该群体的新增贷款累计值可贡献全国总额的一半左右，2016年及2017年第一季度上升至60%。但由于存款融资来源有限，中小银行更依赖从同业获得融资，在回购和拆借市场上作为资金净融入方，对应大型银行的资金净融出方，由后者向前者提供短期同业融资。而中小银行的回购拆借净融入额占其同期资产增量的比重最高超过了25%，最低也在5%左右，显示出其对于通过同业融资扩大资产规模的较强依赖性，表明金融系统主体结构失衡。

并且，回购拆借融入的是短期资金，银行贷款则期限相对更长，中小银行通过同业融资做大自身规模并向实体经济提供信贷支持，易引起借短贷长、期限错配的问题。利率上升还会造成中小银行资金成本上升、利差收入缩窄，导致流动性紧张、制约其支持实体经济，因而金融行业内部非均衡性也会加剧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失衡。

第五篇：同业借贷：金融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结点（小编推荐）

笔者所在的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金融中心完成了一个重大调研项目“中国影子银行研究”。在项目结项会上，与会专家一致认为，银行同业借贷已经取代银行理财产品，成为中国金融体系系统性风险的主要结点。而最近传闻即将出台的银监会9号文，已经将银行间拆借市场与债券市场搅和得“风乍起，吹皱一江春水”。因此，本篇专栏将结合我做课题的感受，谈谈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与变迁。

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兴起，归根结底取决于商业银行强大的监管套利动机，而源头则来自中国政府宏观经济与监管政策的嬗变。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蓬勃发展始于2010年，其背景则是为了抵御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出台了轰轰烈烈的4万亿财政刺激方案，并辅之以连续两年（2009年与2010年）超过9万亿的人民币信贷。事后来看，中国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反应过头了。尽管中国经济很快触底反弹，但也相继出现了产能过剩、房价泡沫与通胀压力。

因此，从2010年下半年起，中国政府开始收紧宏观政策与金融监管。具体到商业银行而言，对信贷额度、贷存比、风险拨备与准备金的要求重新变得严格。这就让商业银行处于两难境地。不收缩贷款吧，将会面临银监会的严厉处罚，行领导的仕途也将受到影响。收缩贷款吧，由于2009年至2010年的贷款大多数流向中长期建设项目（尤其是基础设施与房地产），这些项目需要持续的信贷支持，否则将会沦为烂尾工程，这意味着收缩贷款将使得银行账面出现大量坏账，同样会遭遇来自监管机构的压力。

咋办呢？市场的智慧是无穷的。由于监管机构对商业银行的管制主要基于资产负债表，那么只要把信贷资产从表内转移至表外，就可以不再受相关法规约束。最早的监管套利方式是银信合作，即银行将自己发放贷款的债权转移给信托公司，让信托公司代为持有。这样就降低了银行的风险资产规模，使得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更为稳健。因此，银信合作的规模快速攀升，早在2010年下半年就接近两万亿人民币。这一快速膨胀的新生事物很快引起监管机构警惕，银监会要求商业银行必须把银信合作的贷款规模回表，造成银信合作对商业银行的吸引力下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商业银行很快就通过开发银行理财产品来加以应对。所谓银行理财产品，是指银行通过发行收益率富有吸引力的理财产品，吸引银行客户购买，将募集的资金投资于更高回报的资产。如果客户购买的是非保本型理财产品，则相关资金会由银行资产负债表内流向表外，这些钱再次离开了监管者的视力范围。钱去了哪儿呢？这些钱的很大部分，或者流向了信托公司的受益权，而信托公司收益权的基础资产，仍是银行授意信托公司提供的贷款；或者流向了城投债，而城投债是银行过去的大客户地方融资平台发行的债券。这意味着，商业银行通过发行理财产品，再次突破了银监会管制，继续为地方融资平台与房地产企业源源不断地提供信贷。

银行理财产品在2011年与2012年间出现爆发式增长，其管理资产规模由2009年底的1万亿人民币上升至2012年底的7万亿人民币，2013年6月底进一步攀升至9万亿人民币。这一态势再度引发监管机构警惕。2013年3月，银监会出台8号文，重点是对理财产品持有的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简称非标资产）进行管理，要求商业银行理财资金投资的非标资产余额不能超过理财产品余额的35%或者总资产的4%。8号文的出台虽然没有限制理财资金投资城投债，但显著限制了银行用理财资金购买信托受益权，银信合作再度面临冲击。

市场再度进行反击。一方面，诸如银证合作、银基合作、银保合作等新形式层出不穷。这些合作与银信合作的逻辑基本上相似，信托公司、证券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仅提供通道服务，赚取手续费，而风险最终仍由商业银行承担。值得注意的是银证合作发展的速度极其迅猛，2011年底中国银证合作通道业务的规模为2000亿元，2012年底已飙升至1.9万亿元。

另一方面，2013年以来，同业借贷业务已经成为商业银行的新兴主流监管套利模式。同业借贷原本是商业银行之间通过彼此的短期拆借来弥补流动性需求的常规式操作，但在当前已经沦为一种新的套利工具。让我们以信托受益权的购入返售为例。在过去，商业银行通过银信合作持有的信托受益权，被视为非标资产，将受到8号文的监管。然而，在新的操作模式下，原本是银行甲持有信托公司A的信托受益权，现在银行甲可以将信托受益权转让给银行乙，同时承诺半年后购回。这一购入返售操作，就使得银行甲原本持有的非标资产，转变为银行持有的同业资产。

一旦风险资产转为同业资产，则银行甲需要计提的风险拨备与占用的资本金都会显著下降，这扩大了银行甲的放贷能力。与此同时，购入返售还虚增了银行甲的存款规模，帮助后者规避了贷存比管制。有人问，银行乙怎么办呢？道理很简单，银行乙可以把自己持有的票据或信托受益权，卖给银行甲即可。

最近两年时间以来，银行同业业务逆风狂飙。16家上市银行的同业资产由2010年底的5万亿人民币蹿升至2012年底的11万亿人民币，目前已经达到18万亿人民币。同业资产占银行业总资产的比重，则由2010年的8%上升至2012年的12%，其中有些股份制银行已经超过25%。这些同业业务中，隐藏着大量的高风险资产，已经成为系统性风险的潜在引爆点。

最近市场传闻的9号文，据说将会对银行同业资产进行严厉监管，例如将会禁止两家银行之间直接互盘信贷业务，将信贷业务伪装为同业资产的做法。9号文预计将在明年2月实施，这究竟会对市场产生何种影响，目前还不得而知。

然而，9号文出台之后，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行为就会停止了吗？市场与监管的博弈，会不会向迄今为止的中国影子银行发展史所展示得那样，按下葫芦浮起瓢？

（作者：张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