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典型报道“式微”缘由的省察与反思
典型报道“式微”缘由的省察与反思时间:2009-09-25 12:27来源:,2008-10-20 ④朱清河：《典型报道缘起谈》，《新闻知识》2006年4期。
⑤吴廷俊、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研究》2001年第3期。⑥张威：《典型报道：中国当代新闻业的独特景观》，2005年10月12日，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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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典型报道
留村“老人节”里笑声多
本报记者 张莹 通讯员 贺盈霞
九九重阳节，博爱县孝敬镇留村沐浴着明媚的阳光。
10月26日这一天是留村第十五届“老人节”，留村党支部、村委会、村计协准备对刚刚评选出来的模范老人、优秀儿媳妇进行表彰。
大会还没开始，那些雪染双鬓的老人就陆陆续续来到表彰会场。
来开会的自然还有许多中青年妇女，其中那些即将受到表彰的优秀儿媳妇更是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她们或陪着老人低声交谈，或三五成群聚在一块儿谈笑风生。最活跃的还是那些穿行于人群中的孩子，往来追逐、欢叫。
留村党支部书记刘振英给记者介绍，村里有2803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388位。这次评选出的34位模范老人、34位优秀儿媳妇是以村民小组为单位，经过充分酝酿、讨论而评定的。模范老人应是勤劳朴实、作风正派、能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尽心尽责教育子女的典型；优秀儿媳妇不仅要孝敬老人、勤俭持家，还应当是致富能手、教育子女和执行计划生育的典范。
在开会前，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说：“评优秀儿媳妇，应该！就应让年轻人都看看孝敬老人有多光荣，让那些不孝顺的儿媳妇感到羞愧。”
留村党支部书记刘振英指着会场的大红会标说，举办这样的活动一是可以促进安定团结，家庭安定全村才能安定；二是能促进经济发展，全家一心勤劳致富，全村一齐奔小康，这种凝聚力也会从中而来；三是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和谐建设，以农村小和谐促进全国大和谐。
新郑：经济发展反哺民生
□本报记者 王泽远 大河报记者 梁建辉
本报通讯员 刘根松 张温良
“日子好着哩，从小孩儿上学到老人看病养老，政府都操心管着，滋润啊！”说话的是赵长发，新郑市梨河镇梨河村的村民。10月24日，赵长发望着豫井A新郑-D005号机井台，那神情，就像是在看自己的孩子。
赵长发是“水官”，是机井房的井长。他全家5口人，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子在城里做生意，老两口靠十亩地吃喝不愁。
“村里修了石子路，安了路灯，吃的是自来水，缺啥村里都能解决。全村人都办了新农合，看病不愁，小孩儿们上学不要钱，俺老两口现在就等着到60岁赶紧办养老保险，以后每月领钱，这和城里人有啥区别？”
赵长发说的养老保险是新郑市实施的覆盖城乡、全民共享的养老统筹。以60岁人员为例，如果一次性缴纳9128.7元，以后每月可领103.7元。梨河村的村民们算过，参加养老统筹比把钱存银行强多了。
赵长发的“滋润日子”，是新郑“工业反哺农业”、“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该市逐年加大财政对民生问题的投入，逐步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财政民生联动机制，市财政用于改善民生的资金由2003年的1.66亿元增加到2008年的5.68亿元，解决了一系列民生难题。
新郑市一系列民生举措走在全省前列——
在新郑，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得起学。该市在全省率先免除职业高中学生学杂费。
该市通过园区和企业带动，为11万富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以培训转移就业，建立市、乡、村三级就业服务网络，今年以来，该市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安排1000个城乡公共服务公益性岗位带动1.5万名农民工和城乡富余劳动力实现就业。
该市利用被列为国家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市的机遇，使全市参合率达到99.6%，使农村人口病有所医。
新郑市的“夕阳工程”为老有所养改善了条件。近年来先后新建、改扩建14所乡镇敬老院，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率达80％以上。
去年以来，新郑市通过继续新修、改造农村公路，由“村村通”实现了“村村串”，全市公交线路行政村覆盖率达100%，开通了新郑至郑州公交线路；新建沼气池6520个、集雨水窖550座，解决了35个村6.1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先后投资1500多万元对1014眼缺电少泵的老式农用井进行升级配套改造，获全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像许多地方一样，新郑市城乡在办丧事上曾经攀比成风。如今，新郑市投入资金954.6万元建成128座村级骨灰堂，解除了农民丧葬问题的后顾之忧。②9
邓州的三个变化
□本报记者 阙爱民
本报通讯员 张书勇
11月6日至7日，记者行走在邓州城乡，听当地干部群众讲起“四议两公开”发生、发展、升级的三变故事，越发感到“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生命力的强大和旺盛。
一变：5年发展叫响全国
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说，新农村建设活动开始后，农村基层组织传统的工作方法，已很难与现代新型农民日益高涨的民主诉求相适应，许多地方无人管事、无章理事、无钱办事的问题较为突出。
鉴于此，2005年，邓州创造性地探索出了农村议事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法，2006年底即在南阳市推广。四年实践使越来越多的人发现，此法从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上，破解了农村党组织在推动改革发展中遇到的新课题，探索出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路子。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四年实践，亦引起了省委、省政府乃至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河南部署要在今年年底实现全覆盖。各大媒体的竞相报道，使全国16个省、自治区300多个地市纷纷派团，前来取经学习，也使这一工作方法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二变：让“程序”更科学更规范
“邓州作为‘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发源地，理应不断创新出更多的好经验与好做法，发挥好引领、示范和带动作用。”邓州市委书记刘朝瑞在多种场合就如何科学运用“四议两公开”提出见解。
为完善此法，邓州市先后出台了运用“四议两公开”加强村级民主管理的意见、加强和创新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意见等若干文件，引入决策评估、“双述双评”、责任追究等多项制度，使“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的推行驶入了更规范、更科学的轨道。
“如果村组按照程序通过了一项决策，但这项决策并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怎么办？”
邓州市委组织部长李中龙说，邓州专门成立了一支由环保卫生、规划设计等方面专业人才组成的决策评估服务队，对村组的决策进行科学论证，避免问题的发生！
三变：乡镇议事也要走“程序”
农村议事问题解决了，可刘朝瑞发现，乡镇一级的传统议事决策程序和工作方法，又与村级议事接不上轨！
为此，邓州市委决定，自今年6月起，“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开始全面向乡镇一级党委、政府拓展延伸。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形成的决议，乡镇党委、政府不得随意更改，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更改的，必须再次通过“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程序进行决策。
邓州市委组织部提供的数据显示，“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升级”以来，邓州市28个乡镇办共决策乡镇重大事项360多项，其中90%以上付诸落实，且没有发生一起集体、越级上访事件，实现了领导群众双满意。②7
高国林的“养鸡经”
□本报记者
李
铮
本报通讯员 闫兆敏 赵少辉
“没啥好经验，都是在报纸上学的，俺是靠报纸上刊登的养鸡技术和市场信息走上致富路的。”11月5日，在濮阳县郎中乡高寨村有名的养鸡大户高国林向记者谈起他的致富经验。
当过民办教师的高国林爱读书看报，偶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关于农民养鸡致富的新闻，便萌生了搞蛋鸡饲养的想法。经过多天准备，他投资3000多元在自家庭院内搞起了蛋鸡饲养。由于没有技术和经验，当年，高国林几乎赔得血本无归。尽管资金十分紧缺，但他仍坚持花几百元钱订阅了《河南日报》、《河南科技报》、《濮阳日报》等报纸，购买了《蛋鸡饲养技术》等技术方面的书籍。
由于他能及时从报纸上获取有用的技术和信息，十余年来，除了第一年赔本以外，他养鸡是年年赚钱，如今是当地有名的养鸡大王，年饲养蛋鸡5000多只，纯收入8万元。成了名符其实的“报”发户。
高国林高兴地说：“十年了，我每年都自费订阅报纸。这些报纸对咱农民发家致富作用可大了。有了这些报纸就等于聘请了‘政策顾问’、‘致富参谋’和‘信息专家’。现在正在搞新农村建设，一个新型农民家中怎么少得了几份报纸呢？今年订报又开始了，我还要再订几份报。”
高国林养鸡的经验在周边村民中间传开了，不少人家也开始走上养鸡致富的路子，部分村民常常找高国林借报纸看，有的村民也订阅了报纸。一名姓张的村民说：“高国林成了‘报’发户，对我们启发很大，现在我订起报纸看，原来里边致富的知识真不少。”②13
上海党建:创新解难题,增强执政力
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市委强调通过创新制度创新方式,进一步激发党内的生机与活力（2009-11-10）：新华每日电讯头版新闻 新华社记者慎海雄、杨金志
88年前,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这里诞生；19年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接力从这里起步——上海,这座具有光荣传统、肩负重大使命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8万多个党组织和160多万名共产党员,正在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不断创新,实践着科学发展的真谛。
以改革创新直面挑战
世情、国情、党情发生的新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作为特大型城市的上海,进入新时期以来同样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有些情况和问题的复杂程度是以前没有遇到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指出:“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更要靠适应新的形势发展,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创新。”在学习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市委强调要大胆探索、勇于创新,通过创新制度、创新方式,进一步激发党内的生机与活力,切实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切实破解前进中的难题,增强执政能力。
紧密结合重要公共政策、重要社会舆情、重大社会思潮、重大社会事件和党员干部中的正反面典型,深入探讨、努力回答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是上海市委为深入贯彻四中全会《决定》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上海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近年来探索党建创新的重点。
一年前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来势汹汹,经济外向度高的上海首当其冲。面对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考验,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全市广大干部群众冷静应对、克难前行。根据中央的决策部署,市委及时提出了“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确保世博筹办有序进行”的总体任务目标,并不失时机地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在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化等一系列事关上海长远和全局的大决策、大项目上,连续获得重大突破；“扩内需、保增长、调结构”的目标初见成效。
一年后的今日,上海经济已冲出阴霾,呈现持续回升的好势头；特别是市委市政府抓住金融危机之“机”,迅速破解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这篇大文章。正是敢于作为、勇于创新,最困难之年成了上海改革举措最多、转型升级最快、重大决策最密的机遇之年、跨越之年、发展之年。
筹办世博会同样是一场从未有过的“大考”。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历史经验可循,没有现存模式可搬,一切都要靠摸索、靠创造。俞正声强调,世博会是对上海党组织的执政水平、领导能力和党建成效的重大考验和检验,也是对上海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发挥的现实考验和检验。筹办至今的日日夜夜证明,上海的广大党组织和党员无愧这一光荣使命。
张雄伟,上海世博园区的一位农民工建设者,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在世博园区中国馆项目部,他既是焊工班长,又是焊接技术指导。张雄伟不仅手把手帮助其他农民工兄弟提高电焊技艺,还参与工地夜校建设,将自己在电焊领域的心得体会刻成教学光盘。目前,世博园区的建设项目部中设有各类党组织40多个,党员265名。“我们每个组织都是一个战斗堡垒,每位党员都是一面鲜红的旗帜!”张雄伟说。
随着人们经济地位和思想观念的变化,我们党的执政方式、执政理念也在进行相应的变革。上海市委敏锐地看到了一些同志对“矛盾凸显期”估计不足的问题,并及时加大探索创新的步伐。今年,上海在全国各省级行政区中率先出台“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在重大公共政策和重大工程建设出台之前事先征询群众的意见。这项政策一推出,就获得了基层干部群众的称赞,有的项目由于未能通过评估关而被叫停。
上海还试行和完善了信访代理制、律师评估制、信访终结制等多项制度,都是在化解、排查社会矛盾方面的全新探索。“这些新政有利于从源头上预防社会风险、防止新增社会矛盾,也有利于规范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推进重大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最终目的在于通过不断解决不适应的问题,取得社会进步与和谐,维护群众利益。”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汤啸天说。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我们党对全体党员提出的这一要求,既寄予着殷切的期望,更蕴涵着厚重的忧思。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党的群众工作的对象和环境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进一步增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探索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方法,这是上海各级党组织的又一重大课题。近年来,上海各级党委政府创新工作方式方法,百姓忧乐系心头,群众疾苦放心间,“一线工作法”“凝聚力工程”„„一项项以民为本的创新举措在实践中得到检验。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强调:改善民生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焦点,也是我们做好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进一步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切实抓好市民期盼的民生工程。
在杨浦,区委区政府4年来一直坚持推行以密切党群关系为导向的“一线工作法”,全区千余名干部通过定时定点下基层、现场办公、网上交流、开展结对活动等制度化方式,共与30多万人次的基层群众深入交流,倾听群众利益诉求,解决群众困难,问题解决率达90%以上,大量基层问题都是在一线就地解决的。曾经以老国企包袱重、传统产业工人多而闻名的杨浦区,正在向“知识杨浦”快速转型,老百姓心气顺、信心足。“我们工作上的任何创新,必须要以群众是否满意、百姓是否得实惠为标准。”区委书记陈安杰说。
在静安区,社区里建立了以党组织为“圆心”的“同心家园”共同体。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企业“抱团取暖”成立了“暖冬互助金”。受助的企业主郑某拿到20万元互助金后感动得流下眼泪。区委书记龚德庆说,“同心家园”之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关键就是以党组织带动群众、以关注民生为落脚点。
金融危机对上海就业会带来哪些冲击?从去年三季度开始,上海就研究分析就业形势,关注大学生、农民工、小白领和下岗再就业职工等可能影响最大的四个群体,部署各类就业援助计划,强化就业和失业的动态监测。今年1至8月,全市新增就业岗位46.7万个,比去年同期大幅度增加,四个群体的就业情况与往年相当。
岁寒更知阳春暖。在应对金融危机挑战的同时,上海各级党委政府更加注重民生细节。一年来,上海调高了多种社会保障金的待遇标准,出台了海纳外来人员的“户籍新政”和“社保新政”；从1到8月份,上海的经济适用房开工建设面积达310万平方米,廉租住房累计受益家庭达到5.8万户„„
让创新的源泉充分涌流
建设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必须不断探索党的建设规律。随着世事变迁,即使是过去行之有效的好办法也不一定管用、好用、能用。面对改革创新的实践只能以改革创新的方法应对。近年来,上海市民越来越多地从网站、报纸、电视上看到市管干部的拟任公示,看到上海向全国乃至全球公开选聘干部的信息,看到各项重大决策征求民意的告示。
2008年以来,黄浦区已经形成了区委全委会票决政府部门正职和街道党政正职的制度。通过全委会无记名票决,目前全区已经有16位干部走上正处级岗位。区委书记王文涛说:“通过制度创新,我们实现了从小范围酝酿到大范围推荐、从常委会定干部到全委会选干部的转变,达到了在更多人中选人,由更多人选人的目标。”
在嘉定,区委区政府果断决策,打破传统的干部管理体制,出资1亿元向全球招聘“汽车精英”,增强汽车产业的发展后劲。“已经有6名海外高级人才被录用。”区委书记金建忠说:“过去总以为遥不可及,观念一突破,难题也就破了。”
在经济活跃、人员流动、社会多元的大上海,如何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尤其是让基层党建紧跟时代发展步伐,也是各级党组织考虑的重大问题。为此,市委市政府研究制定了进一步加强社会建设的若干意见,以全新的视角和富有操作性的措施进行了完整规划。与此同时,上海各级党组织在基层党建领域进行了许多探索。青浦区的“党员议事会”、闸北区的“党员责任区”、闵行区的“三联四会”、虹口区的“党员志愿者工作室”、宝山区的“三访服务”、松江区的“党员联络员”、卢湾区的“电子党务平台”、徐汇区的“社区党建课堂”等创新之举,使党组织和党员在群众中的根更深、叶更茂。
今年6月,闵行区发生在建楼房倒覆事件。事发后2小时内,市、区有关部门就及时向社会公众发布信息,4小时内就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在事件的处置过程中,市区两级党委政府始终坚持责任政府、法治政府、信息公开、居中协调的原则,积极维护业主权益,严格开展行政问责,引导事件稳妥公正地解决。“不回避热点问题,快速作出正确应对,这既是一个执政党的自信,也是应当具备的素质。”区委书记孙潮说。
在浦东新区张江高科技园区,来自全球的各类顶级人才“扎堆”,各种价值观碰撞,多国文化交会。在这种新情况下开展党建没有什么经验可循。园区的党建工作者在实践中总结出以政治凝聚、服务凝聚和文化凝聚为抓手的工作模式,来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对党员的认同。如今,190多个党组织、5300多名党员已成为建设开发的生力军。市委常委、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深有感触地说:“只有把党建开展到最活跃的‘细胞’上去,才能让党的建设适应开发开放要求,以开发开放的实际成效来检验党的建设成效!”
变化是永恒的主题。上海各级党组织深刻认识到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尽管前进的道路依然充满挑战,不适应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仍比较突出,但知不足方能有所为,勇于创新的上海各级党组织一定能正视不足,切实增强能力建设,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
一位乡村教师的28年寂寞坚守
2009年11月10日 07:59:24 来源：重庆晚报
家在主城区，工作在100多公里外的偏远村小，夫妻分居多年，忍受病痛折磨——
他在綦江偏远的村小，妻子在条件良好的主城。多次有机会回城工作，与家人团聚，他拒绝了。
他有肺气肿，肺功能只是正常人的18%，随时有可能离开人世，却从未请过一天假。妻子说：“家里不缺这几个钱，求你别干了。”他拒绝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沉默不语。
28年，寂寞、病痛，用他的话说，已成习惯。
昨天，当清晨第一缕阳光伴着清脆的鸟鸣透过树林，投射到肖大伦寝室的窗台上时，他已站在空荡荡的操场上。
孩子们还没来，操场上就他一个人，准确地说，整个小山头上，就他一个人——即使孩子们来了，也不过多17个人而已。
56岁的肖大伦咳嗽着，咳嗽带来的剧烈震动让他像走了几十级台阶，有些喘不过气来。
天凉了——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怀疑自己是否能撑过冬天。去年，他的肺功能还有正常人的52%，今年，就猛地下降至18%。
操场边的月季花和葱兰，是17年前他到木瓜村小时带领孩子们种的。现在，花还在，昔日辉煌的学校却已变得如此萧条，学生人数由300多人减到现在的17人，其中有8人还是学前班的孩子。昔日近20名老师也早转行，或调到更好的学校——除了肖大伦。
7年，綦江最偏远的木瓜村小，他习惯了一个人的坚守
“我们村又穷又偏，没老师愿意来。要不是肖老师坚守在这里，可能有些孩子要辍学。”
永新镇木瓜村位于綦江县最北端，木瓜村小是綦江最偏远的村小。2002年乡镇建制调整，教委准备撤销木瓜村小，乡亲们不同意：“撤了，孩子们上课要多走20公里。”
木瓜村小保留下来，却只有一、二年级和学前班。从这年起，自愿留下的肖大伦，成了学校唯一的老师。直到两年前，中心校才请了一名当地妇女，协助他带学前班。
“肖老师生病了，闻到油烟味就喘不过气，中午再也无法帮助孩子们热午饭，只好另外找个临时工。”中心校校长朱朝全告诉记者。
学校条件极差，操场上一个木制篮板早已腐朽，上面千疮百孔，砖砌的乒乓台垮掉半边，教室地面坑坑洼洼，窗户上的木楞多数也已被虫蛀烂。没玻璃，一下大雨，雨水就会飘进教室。还好学生不多，肖大伦就将课桌集中摆在教室中间。
今年夏天，学校的水管坏了，喝水要到一公里外的山脚下去挑。每天早上，肖大伦都会发现操场边有两桶清澈的泉水，直到水管修好。后来，他才知道，这是附近70岁的村民李代黎和58岁的明宗印得知他生病不能挑水后，轮流为他挑的。
“我们村又穷又偏，没老师愿意来。要不是肖老师坚守在这里，可能有些孩子要辍学。”木瓜村支部书记明宗一说：“全村百姓都感谢肖老师。”
肖大伦要负责一年级9名孩子所有的课程，历年来，他所教的班级每次考试成绩，在全中心校排名都是数一数二。
28岁的姚玉梅曾是肖大伦的学生：“1993年肖老师接我们班之前几个月，我们几乎每周都要换个老师，因为老师们都不愿意留在这里。”姚玉梅清晰地记得16年前，肖老师第一次走进教室时说的话：“孩子们，肖老师永远不会离开你们，永远不会。”
14年，他习惯了肺积水、肺气肿的折磨，还想挨到退休
“医生说，他不能再上课了，因为粉笔灰对肺有刺激，还说他一旦感冒，就会„„”
1995年6月，肖大伦病了，起因不过是场小小的感冒。因他教的班快毕业考试了，持续发烧的肖大伦没有及时去医治——去一次县医院，得花至少一天时间。
他就这样拖着，直到半个月后孩子们考试完毕，没想到竟拖成肺积水、肺气肿，从此丧失了劳动能力。
前些年，肖大伦还不觉得严重，可最近10年，他明显感到不行了，别说爬坡，就连在平路上慢慢多走几步也累得气喘吁吁。上课多站一会，就觉得呼吸困难，但他从不肯在讲台边放一个凳子，实在坚持不了，就到窗边做几次深呼吸，再撑在讲台上给孩子们上课。
“我不能坐，坐着讲课，是对孩子们的不尊重。”肖大伦说。
没有一个孩子知道老师生病了。“我们都知道肖老师有这习惯，上一会课，就撑在讲台上停下吸一会气。”6岁的学生王小静说。
一次，肖大伦又撑在讲台上，一个孩子将自己的板凳端上讲台，让老师坐一会。那次，孩子们看见了肖老师的泪水。
肖老师从没因此请过一天假，即使上医院，也是利用节假日。去年暑假，医生检查他肺功能只有正常人的52%，前不久，他病情又加重了，多说点话也会觉得接不上气来，肺功能已降到18%。
医生让他必须每天吃药、随时吸氧，彭小玲给丈夫准备了一个氧气袋，可氧气袋没加压，密封效果不好，充一次只能管一天。
中心校领导也让他休息，肖大伦也觉得是该治病了，可当他回到学校看到那些孩子，他再也无法说服自己离开他们：“班上的孩子除了肖鹏有妈妈在身边，其他全是留守儿童，有的冬天还打着光脚板，我走了，没老师愿意来，他们去哪里读书？”
本月初，新桥医院愿免费给他治疗，肖老师高兴了一阵子，可条件是要随叫随到。肖大伦马上决定不治了：“我的学生比我的病更重要！这病，我已经习惯了，要我离开学生，我不习惯。”
“医生说，他不能再上课了，因为粉笔灰对肺有刺激，还说他一旦感冒，就会引起突发性休克死亡。”14年来，妻子彭小玲什么话都说尽了，丈夫就是不肯丢下孩子安心治疗。
“家里不差你这两三千块钱，求你别干了，身体要紧。”彭小玲是渝中区某建筑公司主管会计，儿子也大学毕业工作了，家境一直比较殷实，但她知道，丈夫这么卖命，为的不是钱，而是有精神支柱——对教育工作的执著，对学生的爱。“我能接受和他28年两地分居，也有精神支柱，就是我对他的爱。”
在生命的倒计时中，肖大伦与时间赛跑着，他说，无论如何，也要挨到60岁退休再说。
28年，他习惯了寂寞，妻子也习惯了他的“不负责任”
“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
肖大伦一直住在学校，但在100多公里外的重庆主城区，他有一个温馨的家。但自从结婚后，他一直和妻子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已整整28年。
肖大伦是当地人，1975年起在邻近的垭口村小当老师时，认识了来自重庆主城的知青彭小玲。二人相爱了，1981年，回城后的彭小玲和他组成了家庭。
1982年，彭小玲给丈夫在主城联系了一个好单位，可他拒绝了：“我离不开生我养我的土地。”
1983年，彭小玲当施工员的父亲让女婿跟他学当施工员，肖大伦没听岳父的话：“我喜欢当老师。”
1992年，彭小玲硬生生将丈夫拉进歇台子小学，上了一节公开课，校长很满意，决定接收他。可当天下午填表时，他就瞒着妻子悄悄溜回綦江，彭小玲气得差点晕倒。
“主城条件是好些，工资也高很多，可主城已经有那么多好老师，不缺我一个，山村的孩子更需要我。和他们比起来，城里的孩子已很幸福，我儿子已很幸福。”
1995年，大坪小学也邀肖大伦去，他拒绝了。
……
就这样，傻傻的肖大伦放弃了一次又一次机会，留在綦江，留在木瓜村小。
“除了放假，我一个月才回去一次，没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肖大伦低下头，眼里有了泪水。
儿子上小学时，被围墙砸破头，那时通讯不发达，彭小玲好不容易找人带信给丈夫，可肖大伦依然等到周末才回家。“看到病床上的儿子，他哭了，可转个背，他又走了。”彭小玲气得大骂他没心没肺。可每次骂过之后，她又选择了理解与支持，她早已习惯了丈夫这样的“不负责任”。
木瓜村小建于上世纪70年代，坐落在一个小山头上，最近的农舍，都在山脚。放学后，破败的校舍如同一座阴森的古堡，没一丝生气。
肖大伦的寝室在楼上，穿过没有路灯的走廊，在两排废弃的教室中间。一个电饭锅，是他唯一的做饭做菜工具。
从2002年起，住在学校的老师，就只剩他一个。白天，他是老师，放学后，学校空荡荡的，他是孤独的守夜人。
因没安装闭路，肖大伦也就没有电视，整个学校唯一能发声音的，是一台老式收音机，接收信号不好。放学后，孤独的肖大伦就一直让收音机开着，不敢关掉，尽管里面传出的噪音比主持人的声音还响。
肖大伦记得，1992年刚到木瓜村小时，教室周围根本没树，可现在，窗外茂盛的泡桐树已比两层楼的校舍还高。夏天，常常能看到蛇盘在树枝上打秋千。
夜晚最难熬，肖大伦就尽量将课留到晚上备，找点事做。实在寂寞了，就给妻子打电话，或听着窗外的虫叫，望着窗外的树林发呆。
从教34年来，肖大伦教过的学生数以千计，他们有的完成了大学学业，有的发了财，有的有了自己的孩子，但“习惯”了寂寞和病痛的肖大伦依旧在这偏远的村小，孤独地坚守着。
结婚28年，一万多个想家的日夜，肖大伦说不清自己是怎么过来的，他只说：“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我拿了国家的工资，就得尽到自己的义务。”(记者 周立 文
记者 周舸)陈光明 趟过男人河的女杰
2005年05月16日08:28
“我当刑警大队副队长、禁毒总队队长也这么多年了，以前有意躲开所有采访，也推掉了很多荣誉，所以一直都能集中全部精力把工作专心做好。我认为这应当算是一个好经验，如果我早就被树立成一个模范、名人，之后肯定就很难一门心思全用在工作上了。”
她很不情愿把功劳就当负担背在身上，更不会因为荣誉花环的包裹，而让自己异化成一个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套中人”。我能感觉到她眼下的某种内心尴尬，因为她卓尔不群的职业成就，社会荣誉自然而然就来了。可这些不期而遇的光荣降临，却让她多少有点不适应。
我是在五一之前，从一位电视主持人那里得知陈光明的传奇经历的。随即，我一个长途打到陈光明的办公室，电话那边是一位说话干脆利落的女性———
“陈光明在吗？”“她不在！出去学习了！”“你是谁？”“我是搞卫生扫地的！”电话马上挂断„„
我担心远途采访劳而无功，于是求助全国妇联有关领导，总算得到了陈光明的手机号，接着再打电话，我就听出，她就是“搞卫生扫地的”。等我摆出一大堆采访理由，陈光明的口气仍然还是一副要将我“扫地出门”的不情愿：“要不电话里聊几句就算了。大老远跑过来，既麻烦你也麻烦我嘛！因为实在没啥子说的哟！”
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我还没动身，已经多少领教了几分陈光明鲜明的个性。
■唯大女人真本色
到达重庆的次日下午，当地公安局专门为新闻媒体组织了一次“陈光明同志事迹采访座谈会”，面对满座的记者，陈光明两目精光腰板笔直，端庄漂亮的五官，直透出一股阳刚帅气。
集体采访过程中，陈光明显然很不习惯跟媒体打交道，甚至还有一点点逆反。在座其他干警，一提及她的破案和业绩，她就会不断插话进来打岔，非把功劳均摊到所有基层干警身上。有位记者不耐烦地说：您现在都是英雄模范了，总要配合一点嘛！
陈光明当时撇一撇搽得鲜红的嘴唇：“啥子‘英雄’嘛？今年市里召开“三八表彰会”，那个女主持人，手一挥就大叫：远学任长霞，近学陈光明！现在就请‘英雄’陈光明上台！啊哟！当时我听得汗毛都立起来了，浑身直起鸡皮疙瘩！电视一播，媒体一曝光，好多老百姓都冲到我办公室来了，好像我一下就成了包青天，再到街上随便走走，还有人指着我说‘陈光明，神探！什么案子都能破’，这也太夸张了吧？”
初见之下，陈光明的个性本色就毕露无遗。她说起话不但很容易兴奋，需要时还会挥动双手以加强语气。她毫不讳言，媒体造势会给她本来正常的生活节奏造成很大压力，所以她恳求各位记者笔下留情，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
采访座谈会的当晚，我就见到了陈光明下班之后的另一副“光辉形象”，她人长得漂亮更在意得体的穿戴打扮，鲜红上衣、绿裤子、皮鞋锃亮，咄咄的眼神和新潮的气派，任你怎么猜，也完全看不出她五十岁的年纪。
“我原来口红也比别人还要抹得红。以前工作之外，还要奇装异服一些。后来被电视、报道弄出点名气，现在不得不收敛了一些。可红衣服、绿裤子还是要穿的。”
听得出，她很不情愿把功劳就当负担背在身上，更不会因为荣誉花环的包裹，而让自己异化成一个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套中人”。我能感觉到她眼下的某种内心尴尬，因为她卓尔不群的职业成就，社会荣誉自然而然就来了。可这些不期而遇的光荣降临，却让她多少有点不适应。她可能更愿意在工作之外，谁也别认出她是谁，那样她就能照常在重庆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上，一百或八十地和摊主讨价还价。所谓的小女人，永远都在忸怩造作回避躲闪。可陈光明的磊落和大气，就在于，她敢于全方位把自己展现给你，本色使然，毫无避讳。
陈光明终于挡不住我远道而来的纠缠，开始接受我的单独采访。但口气依然凌厉而实在：“是市局和省厅领导敢用我，信任我的本事和能力，才把我放在这样一个很多男人都想坐到的岗位上。现在市局里的男队长有好多好多，工作业绩都不比我差，你们记者们都没去宣传，而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就使劲宣传，其实在这背后，还是有一点男女有别的因素在。我当刑警大队副队长、禁毒总队队长也这么多年了，以前有意躲开所有采访，也推掉了很多荣誉，所以一直都能集中全部精力把工作专心做好。我认为这应当算是一个好经验，如果我早就被树立成一个模范、名人，之后肯定就很难一门心思全用在工作上了。”
■趟过男人河的付出
在介绍陈光明的所有资料上，有一点始终都在被反复强调：“作为重庆公安史中的第一位女总队长、重庆公安刑侦战线目前唯一的女总队长、全国省（市）级公安禁毒战线唯一的女总队长，陈光明在男性比例占多的公安一线岗位上是一枝独秀。”从1979年25岁的陈光明正式进入公安这一行，至今整整26个年头。临出差之前，一位以前专跑公安口的记者告诉我：能从基层一步一步干起来，而且还能做出很大成绩的女警察，就没有一个是白给的。
陈光明1979年以返城知青的身份进入公安队伍，之前既没有上过任何公安学校，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警察训练，所以她刚当警察最初就是在秘书科干后勤，先后干过处理文件、结案子、统计工作、财会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5年。1986年，陈光明经过艰苦的自学考试，考取了四川公安管理学院，两年学习之后回到公安局，虽然职位提升到了行政科科长，但仍然还是跟刑侦与缉毒破案毫不沾边。
一直到1994年，陈光明被市局提升为刑侦大队副队长，当时连她自己都感觉相当突然。“最初接到任命，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胆怯，因为自己心里也没数，我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位置？”整个公安局里更是一片哗然，说句笑话，那才叫“男人河”爆发了钱塘大潮。当时这个提拔动议是由如今已经离休的前任老局长提出的，因为他从平时的工作当中观察到，陈光明一向思想主动、办事认真、行为果断。可老局长虽有此之想但也心存犹豫，因为当时不但在重庆而且在全国也没有先例。更何况陈光明还是个半路出家的女警察。正巧此时，公安部有一位女局长到重庆调研，所以老局长就派陈光明专门给她作陪同，其实却是托那位女局长暗中考查一下陈光明到底是不是这块料。全程陪同之后，女局长悄悄告诉老局长：我看她行，为人正直、性格泼辣、办法也多。
于今回头再看，老局长后来对陈光明的提拔显然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可当时陈光明面对的却全是来自周围的白眼。说起那段时光，陈光明平静一笑：“比如说我要领导的支队长，还有很多侦查员，在经验上个个都比我要丰富得多，我也明明知道他们心里不服我，因为我在业务上肯定没他们熟嘛；我也明明知道他们会在许多方面不全部依靠我，因为我的经验也不足呀；我也明明知道他们会对我有很多议论，因为我是个女人。可最后一想透了，我都没有更多去理会这些。”
当时被陈光明领导的男性下属们，都不是明着跟陈光明吵架和顶牛，而是以一种完全的不信任根本就不拿她当领导。有事不请示、有案不汇报，干脆就是“不搁盐———淡着你”，那是一堵让陈光明撞不穿也打不透的棉花墙，而且在这冷漠的沉默当中还带着一种明确的暗示：你一个搞后勤的，凭什么管我们办案子。即使陈光明虚心向有的支队长问起某个案件，人家也爱答不理的，再问深了，还会轻飘飘地反问：“我跟你说，你懂嘛？”这种难捱的滋味，起码持续了一年半时间。
我问：“那你又是靠什么力量顶过来的呢？”
陈光明的眉毛马上挑起来了：“首先，既然领导敢于把我放在这个位置上，我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其次，我想到了我的父亲。我刚当警察时家里还有两个弟弟没工作，父亲为了我能接班，是提前三年离开了他工作了一辈子的警察岗位。就这两条，我找不出任何理由让自己在困难和非议面前退缩。”
无能的领导，当他们遇到下级抗上级时，很可能就会采取高压甚至动用淫威去整治别人。而真正有胸怀的领导，则会包容这些并以自己的不懈努力，去慢慢建立起领导的威望。陈光明初来乍到心里有自知之明，所以她就一边干一边学，同时还以自己的正直诚实、谦逊人格，去渐渐凝聚周围的人心。
“后来，我也经历了很多大案，碎尸案、挟持人质案、入室抢劫巨额案，我都到现场亲自参与了。作为领导，对很多案件的侦破和处理，我也起过相当关键的作用。但总体来说，干刑侦的两年半，我还是从后勤转型到刑侦的学习过程。所以到现在也不能说我当时做得有多好，唯有尽我最大努力而已。”
1996年对于陈光明，是她一个事业上的巨大转折。当时山城的平静，不断被一些不和谐事件所打破。抢劫案明显增多，公安机关的调查表明，抢劫者多为吸毒分子。结合当时全国禁毒形势去分析，重庆那时正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现状。由于毗邻禁毒前沿“阵地”云南，重庆已不是一个单纯的毒品消费区，而正在成为一条毒贩的犯罪渠道，一些毒品甚至经由重庆流向北京、天津等地。考虑到这种局面，1997年，重庆市公安局专门成立了禁毒总队，而陈光明就是组建者之一，并且她还被任命为禁毒总队的总队长。
前边刑侦大队副大队长的位置还没坐稳，新的任命又在“男人河”里卷起不小的波澜。面对争议、非议种种，陈光明这时已没有了当初刚进刑侦队的胆怯，为了能尽快熟悉业务，陈光明晚上学习禁毒法律知识，白天则跟着干警们一起跑案侦第一线，她把周围的人都当成自己的老师，在实践中学习并积累经验。
1997年初，刚刚上任不久的陈光明就率领干警乔装埋伏，在陈家坪车站抓获从四川资中到重庆的几名毒犯。据其中一名毒犯供认，还有大批毒品正从云南运往重庆资中。陈光明屁股还没坐下来，转身就和干警立即开车前往资中，当场截住5名毒犯，查获海洛因3公斤。
从资中人困马乏刚刚赶回重庆，已两天两夜没合眼的陈光明，脑袋还没和枕头沾个边，当夜又有确切线报传来———有一名毒犯携带十几公斤海洛因来到重庆要寻找买毒“下家”，此时正住在市内一家宾馆里。而且据说狡猾之极的毒犯只打算在山城停留一夜，如果找不到买家，第二天早上他就准备逃之夭夭。
得知这个线报，陈光明陡然精神起来，她带领干警立即扑向宾馆，并且在路上用手机和几个支队长迅速商量布控和抓捕方案。
身穿便衣的陈光明和另一名干警刚走进宾馆大堂，就眼看两名嫌疑人正迈进一楼电梯，陈光明当时急中生智作迷糊状，一边跌跌撞撞往前跑，一边喊：“电梯、等一等，等一等„„”就在嫌疑人下意识还在犹豫之时，陈光明他们已经跑进电梯。为了继续迷惑对方，满身疲劳的陈光明一头栽倒在旁边干警的肩膀上，嘴里还含糊不清地说着：“哎哟啊„今遭喝惨了„„”干警马上会意道：“二姐，以后要少喝点嘛。”
“醉眼惺忪”的陈光明，眯缝着眼却始终在瞄着嫌疑人的一举一动，看他按了电梯的6层，那位干警跟着就按了7层。电梯到7层刚闪开门，陈光明随即“醉意”全无，精神得就像豹子一样马上从楼梯往6层冲，随即找到服务员，亮明公安身份，询问刚才那两个男人进了哪个房间。服务员说他们进了602，陈光明马上就让服务员把夹住602的603和604房间都给打开，先让跟来的干警埋伏在两侧房间里，接着她就换上服务员的工作服，竖起两只耳朵在过道里来回溜达着听动静。过了好一阵，602的房间里已没有任何说话声，于是她蹑手蹑脚贴近门前屏住呼吸细听，不一刻，只听里边传来一阵阵撕开包装胶纸的声音，陈光明判定里边已经开始了毒品交易之前的验货，她双手一挥悄然向周围发出暗号，然后亲率所有干警破门而入，不但抓住了毒犯，还当场缴获毒品17公斤。那是重庆市禁毒总队成立以来破获的第一宗万克毒品大案。
8年禁毒，情同抗战。在常人眼中的“男人岗位”上，陈光明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勇气和智慧，为重庆禁毒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她的指挥之下，从1997年至2004年，禁毒总队破获贩毒案件2095起，抓获吸贩毒人员一万多名，缴获毒品海洛因300多公斤，追缴毒资赃款上千万元。
■“陈队”与“二姐”的两种表情
今年刚过50岁的陈光明这样总结自己：“作为一名女性要想在男性岗位上立足，我觉得第一女性要珍惜自己；第二要看得起自己；第三要少说‘我不行’。”
在采访过程中，我有两回在办公时间走进陈光明的办公室，每次她都是腰板笔直地端坐在写字台后边的椅子上，而且两次都是面色严峻，言语扼要———
“有事吗？”
“如果有问题你就快点讲！”
这时的陈光明，又让我感觉到一点“搞卫生扫地的”精神压力甚至是气质震慑。
然而只要换在下班时间再见陈光明，她却又是穿红戴绿笑声朗朗。我刚一开始很难接受像陈光明这种磊落分明的工作与生活状态。之后再向陈光明身边的部下和同事说起她这两种分明的“变脸”，众人却早已经对她那截然不同的两样人生表情习以为常了。
现任禁毒总队综合科科长的许萍，已和陈光明共事十余年，以往不但工作默契而且二人私交也很深。可在我采访之前，许萍却因为一点小小“人情”，就被陈光明毫不留情地“剋”了一顿。陈光明去年4月调任重庆公安局经侦总队长，今年前不久，许萍的一位亲友因为跟一件很小的经济纠纷有点牵连，于是托许萍给陈光明打电话求个人情，许萍深知陈光明对待案件的铁面无私，所以再三向亲友解释：“我们交情是很深，可就是不要沾任何纠纷、案件，陈光明是绝对不会给我面子，而且肯定还会骂我的。”然而架不住亲友再
五、再六地恳求，许萍终于还是按下“免提”打了这个人情电话，结果话绕了很大弯还没说几句，陈光明电话那边早已是警惕有加声色俱厉起来：“你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有人托你讲人情来了？！告诉他们，不行就是不行！”
放下电话，许萍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对当面听到电话的亲友笑说：“听到了吧，我说不能打这电话，你们非要试试，结果是我挨骂你们听着！”
然而同样还是陈光明，换到禁毒总队一支队长冯骏伟嘴上，却又成了另外一番模样：“说实话，以前我们每办完一个案子，心里先想到的不是回家，而是马上赶回总队，去尝一口二姐亲手下厨做的热汤和好菜！”
由于工作性质特殊，吃饭没个准点，禁毒大队专门设有夜间小灶，而陈光明就是全队公认的“一号大厨”。以前每次干警夜间出更，之前“陈队”都是运筹帷幄大将风度。而每当干警们完成任务归队之后，她则更乐于成为巧厨“二姐”，立即洗手熬羹煲汤，以最可口朴素的饭菜为战友们接风洗尘。
冯骏伟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2002年那个冬季，有天深夜，他和几个干警经过近一周辗转追捕，终于从外地将两名毒犯捉拿归案，连夜返回总队，一路劳顿又赶上雨雪交加，已经数日没好好吃过一顿饭，人人肚子里都在闹“空城计”，手脚更冻得发麻。夜很深了，冯骏伟一行人只盼回到总队能马上泡一碗方便面。谁知他们刚一踏进队部，扑鼻而来的却是饭菜的喷香，随后就是“陈二姐”一声脆喊：“快点趁热！大家都来喝一碗海带鸭子汤！”
而让年轻干警们最流口水的，还是“陈二姐”的拿手好菜“回锅肉”还有“尖椒鸡”。禁毒总队副队长陶秋这样总结“陈二姐”的美味佳肴：“她对待做菜和对待工作，有一点态度是非常一致的，那就是绝对追求完美,精益求精。尝尝她做的饭菜，你就不难理解，她为什么能从一个原来并不了解刑侦工作的女干警，而迅速成长为屡破大案的总队长了！”
■无情未必真女杰
在有关陈光明事迹的材料或报道当中，都不会忘记这样特别提到陈光明女儿贝贝（化名）的出生：“十月怀胎，是女性一生万分娇贵的经历，每时每刻都要小心翼翼，爱护有加。而她却腆着肚子，急急而来，匆匆而去，直到临产前一天下午，她才回到家，晚上女儿就出生了。”似乎这也成了陈光明先公后私的光辉一笔。可我只能理解为这是由于特殊工作性质给陈光明造成的一份人生缺憾。中国自古就有“忠孝不能两全”的说法，所以也让很多人特别是能干的女性，常常在公共事业与私人生活之间无法达到完美的平衡。
毒贩们昼伏夜出，因此禁毒警察也只得过着不分昼夜的生活。作为女儿的贝贝，以前也曾非常抱怨自己的妈妈。小学6年，陈光明几乎跟女儿没有过几次亲密接触，她那时甚至没替贝贝开过一次家长会，对女儿的任课老师也一个都不认识，幸亏贝贝从小学习就非常自觉，成绩一直很好，在这一点上，要强的女儿很像陈光明自己。陈光明跟女儿间的矛盾真正尖锐起来是在贝贝初一之时。贝贝从小学被保送到中学后，班里都是尖子生，加上学习环境的升级变化，贝贝承受的心理压力过大，第一次考试，以往总是前一二名的她，成绩一下掉到全班第28位。成绩单拿回家，陈光明把贝贝狠狠教训了一顿，当时女儿既委屈又难过，终于朝着母亲发作了：“你就知道骂，你自己有时间认真管过我吗？”只这一句硬话，当时就让陈光明陷入了深深的自责。
这之后，陈光明就想方设法亲近女儿的生活，督促她的学习。有时间干脆就把贝贝带到自己办公室，她上班，女儿就在旁边做作业，然后即使有片刻空闲，陈光明也会抓紧时间给女儿讲解功课或者闲聊家常。然而也恰恰正是这一段在特殊环境当中的亲密接触，才让贝贝真正了解了自己的母亲。有一次完成作业，贝贝闲着没事就在刑警总队的办公楼里来回转悠，无意中却闯进法医检验室，当时里边正在紧张进行的验尸现场可把贝贝吓坏了。直到这时，越来越懂事的贝贝才真正意识到了母亲的工作，到底有多么严峻和不易。贝贝后来这样感叹：“妈妈当时也是刚刚调到刑警总队，各个方面都要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和挑战，可她既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兼顾我的成长教育。从那时起，我才开始逐渐理解妈妈，她对我的关心，也许不能像更多母亲那样涓涓细流，但她本人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却对我有导航和指南作用。”
“说心里话，我也想做一个称职的母亲，我也想做一个称职的妻子，但8年的禁毒生涯，我不是加班就是出差，不是出差就是值班，我没和他们度过一个除夕之夜。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和能量太有限了，很多事情要想两全其美，在公安战线———这个和平年代需要付出最多的岗位，是很难的。我，选择了事业，必然就会亏欠女儿和家庭，但在内心最深处，我爱我的宝贝女儿，也爱我的家庭。”
为了禁毒，陈光明的生活匆忙得不分白天黑夜，数年之前，她就和丈夫劳燕分飞离了婚。
有人将事业、家庭、亲情三项合成100为满分，让陈光明给自己打个总分。陈光明坦率地回答：“我觉得顶多打80分也就差不多了。如果说我人生当中最大的缺陷，就是家庭生活不圆满，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成绩还相当好。事业上，虽然说也经过了很多酸甜苦辣，但总的来说还非常顺利。再一个缺憾就是，我坐在现在的位置上，只是自己得到了一定的荣誉，但无论对兄弟姐妹还是亲戚朋友，我从来没利用官位私下里给他们解决过任何实际利益问题。在这一点上，我虽然做到了正直，可心里总感觉有些对不起他们。”
结语：去年4月，在陈光明没有任何精神准备的情况之下，又被调离禁毒总队，任命为重庆市公安局经济案件侦查总队的总队长。经侦不同于禁毒，其案件涉及金融、合同、涉税、知识产权、证券等方方面面，这就需要陈光明了解与掌握更为复杂的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陈光明从上任伊始，就发现自己是个外行。最初听取案件汇报时，一些新出现的专业术语，都是她过去从没听说过的，按她自己的说法，简直就听得云里雾里跟坐飞机一样。于是已经到了“知天命”的陈光明，现在又拿出了当初刚进刑警大队和禁毒总队从头做起的劲头，找来大量经济书籍开始认真阅读并仔细做笔记，有空就请实际办案的干警来给她补课。
采访结束时，我问陈光明：“你还有信心把经侦总队的工作做得更好吗？”
陈光明掷地有声回答我六个字：“有志者，事竟成！”(北京青年报： 何东)湖北特色县探秘之蕲春——教授县以读书为乐
（楚天金报文图/本报记者胡诚 通讯员伊育群 余立鹏
提 要
蕲春，我省东部的一个小县，却自古人才辈出：宋代有文学巨擘吴淑；明代有“医圣”李时珍、著名战将康茂才；清代有著名文学家顾景星、陈诗，首创中国海运的陈銮；近代有辛亥革命先驱詹大悲、田桐，国学大师、“章黄学派”创始人黄侃，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胡风等。而自20世纪以来，从蕲春走出的学人更遍布世界各地，教授级人物更多达4000多人，被誉为“教授县”。
一个位于大别山南麓、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县，何以成为人才输出的宝库？“教授县”的来历又是怎样的？记者专程赴蕲春进行探访。
一个县有31个“教授村”
国学大师受伟人推崇
一条玉带似的河流，自北向南，蜿蜒于大别山的南麓。蕲河，带着山脉绵延的余韵，与奔腾不息的黄金水道长江，共同滋润出山明水秀、人杰地灵之地——蕲春。虽然对地图上那巴掌大的一块——无论冈峦还是河流，早已烂熟于心，但每看到这纸上的山河，已年逾八旬的赵德鼎老先生仍会激动不已。
“这片土地上，自宋代以来，孕育了众多名人巨擘。而更值得现代人骄傲的，还是散布于海内外的众多蕲春籍教授、学者。”退休后仍担任《蕲春县教育志》编辑的赵德鼎老先生，被称为研究“教授县”的权威，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他一直没有间断从事对蕲春籍教授的搜集、整理工作。根据他们的最新统计，从这个人口只有90多万的普通县，走向海内外各地的教授就有1800多人（含副教授、博士），如果加上高级工程师等各类高级人才，蕲春籍教授级人物更多达4000多人。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蕲春竟然有31个“教授村”。“所谓‘教授村’，就是一个村里至少有10个以上的教授。”赵德鼎解释。
在赤东镇范铺村，60多岁的村民童德年悠闲地过着农家日子，但他一家就出了两个博士和3名教授。“在我们村里，不怕你没权，也不怕你没钱，就怕家里没有读书人。”说这话的时候，童老汉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据介绍，这个小小的村子，竟走出了80多名教授级人物，仅在美国新泽西和旧金山两地大学当教授的就有11人（其中新泽西大学有8人），现任上海某研究所所长、42岁的博士后童光志“一个人就头顶三个教授衔”。
而青石镇大樟树村，则以“黄氏一门七教授”而远近闻名，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蕲春历史上最声名显赫的重量级人物之一——北京大学国学教授、“章黄学派”创始人黄侃。
大樟树村，因村中有两棵生长了近300年的大樟树而得名。黄侃1886年出生在村中一个书香门第。远祖中有以诗词书法闻名于世的黄庭坚，其父黄云鹄官至清廷二品大员，也是著名的经学家和散文家，是张之洞的密友。据介绍，“黄侃幼承庭训，家学渊源，其研习勤苦，加之天性聪颖，与其师章太炎共创‘章黄学派’，所治文字、声韵、训诂之学„„多有创见，终成一代大师。”可惜黄侃命运不济，不到50岁便英年早逝。但其在国学上的成就却影响深远，毛泽东生前对黄侃非常推崇，他亲笔写给黄侃之子的信件，原件至今还珍藏在国家博物馆内。
黄氏一门里，黄侃之后还有其侄子黄焯，是武汉大学教授，也是训诂学家，他承继了叔父的衣钵；黄侃的长子黄念田，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后转回湖北任政协委员；次子黄念宁是原华中理工大学物理系教授，著名的原子能专家；此外还有三子黄念勤、长女黄念容和侄孙黄曾旸（黄焯之子）等，都是教授。故有“黄氏一门七教授”的说法。
一条街走出100多位博士生
“博士之家”记录历史传奇
蕲州是蕲春的重镇，距今有1400多年的历史，也是明代医圣李时珍的故里。“博士街”，是该镇一条不足600米、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街，名叫“东长街”。街一半是新，瓷砖小楼林立；一半是旧，青砖黑瓦，间有木楼。别看这条街貌不惊人，但时空倒转几百年，这里却是声名显赫的宝地，当年，尚书府、将军府、御史坊、进士第等在此毗邻，人称“水漫红石头，状元满街游”。上世纪以来，这条街更走出了120多名博士、教授，其中接近一半留洋海外，“博士街”由此得名。
在“博士街”，一个家庭里父子、父女或兄弟双双为博士的现象非常普遍，比如李宝珍一家，就被誉为“博士之家”。李宝珍1918年出生在蕲州城内一个世医之家，其先祖父是李时珍12世传人。1938年，高中毕业的李宝珍毅然投考名重一时的中正医学院，发榜时，名列前茅。后又转学华西大学医学院，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现为纽约某学院的教授。在她的言传身教下，她的几个子女也都学有所成：其长子吴永辉是数学博士；次子吴永新是美国康涅狄格州大学教授；三子吴永烽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女儿吴永寿是美国布朗医科大学博士。此外，李的长媳为美国纽约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女婿毕业于美国布朗医科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在蕲州，除了李宝珍的“博士之家”外，一人头戴三顶博士帽的黄恒学和王家大屋出了近30个博士、教授的故事，也被传为佳话。
黄恒学在我国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时参加高考，并被武汉大学录取。此后，他不断求学深造，先后获得杭州大学心理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学和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王家大屋是“博士街”上有名的古老家族。相传，王氏家族的始祖王忠，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亲随之将，官封明威将军，蕲州卫指挥使。其子孙后代世袭其位，繁衍于东长街，所居之地称王家大屋。王忠将军十一世孙王御龙，由于重视诗书并教子有方，其子孙7人先后为康熙、雍正、乾隆、嘉庆朝的举人、进士，其中进士5人，也就是闻名遐迩的东长街“一门五进士”。王家好学之风也延续到了现代，据不完全统计，从解放至今，从王家大屋已走出近30位博士、教授。
两百教授媲美两百将军
县电台记者叫响“教授县”
从蕲春县走出的教授遍及海内外，时间的跨度又如此巨大，那么，如此多的教授是如何被统计出来的？“教授县”这个名称又是怎样来的呢？“最初关注蕲春籍‘教授’，其实很偶然。”一直从事“教授”搜集整理工作的赵德鼎老先生回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赵德鼎担任县《教育志》的主编，开始主持编修第一部《蕲春县教育志》。最初的《教育志》篇目非常单一，只设立小学、中学、高中等篇目，完全不能囊括蕲春丰富的人文资源，这显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后来在采访中，他发现本县过去的举人、进士非常多，从北京进士题名碑、《湖北通志》抄得的资料显示，蕲春仅明、清两朝进士、举人就有461人。于是，他在《教育志》中专门设立了《招生·考试》一章，将461名明清进士、举人尽列其中。
随着采访范围的扩大和深入，他和同事又有了新的发现：在现当代，在国内外的蕲春籍教授、高级工程师、博士等也不少，他们敏锐地感到，这是一个庞大的特殊群体，如果记入《教育志》，不仅将极大地丰富《教育志》的内容，对发掘蕲春的人文资源也是一大贡献。于是，他决定在已设定的篇目之外，再专设《教授篇》。
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通讯工具，赵德鼎等人搜集教授资料，采取的是最原始的方法。他们先是一个村一个村挨家挨户地打听谁家在外有教授或博士亲人，然后向这些蕲春籍的教授、博士们一一写信恳求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当时他们共向国内外大学和个人发出联系函2000多封，得到广泛的回应，最后从回收的资料中经过认真筛选，确定副教授以上学者221位。“受当时的条件所限，只搜集到这些。”赵德鼎说。后来随着资讯的日渐发达，为了将“教授县”里的教授查个“水落石出”，从2004年开始，赵德鼎等人便开始着手编写蕲春县第二部《教育志》，重点是统计蕲春籍教授人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他们的搜集工作卓有成效，到去年为止，进入他们名录的教授级人数已达4000多人。其中，在国内大学100强中，共有蕲春籍正副教授242人，位列10强的大学中有蕲春籍正副教授121人。比如，在北京舞蹈学院，有“东方舞蹈大师”美誉的女教授张均就是蕲春人。
然而，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当赵德鼎他们搜集到的教授名录还只有200多位时，“教授县”的称谓已经声名远播。那么，究竟是谁第一个提出“教授县”这个名称？又是谁第一个传播出去的？
1987年11月的一天，当时任蕲春县广播电台记者的韩进林，把一篇题为《蕲春堪称教授县》的稿件投进邮局信箱时，他还不曾料到他灵机一动想到的一个称谓，日后会成为一张宣传蕲春的亮丽名片。“写那篇文章很偶然。”现任《蕲春文化研究》执行主编的韩进林告诉记者。一天，韩进林在一本书上无意中看到一篇文章《200个将军同一个故乡》，是写红安“将军县”的。他看后大受启发，一下想起了赵德鼎他们编写的《教育志》：红安200个将军可以叫“将军县”，蕲春有200多个教授为什么不能叫“教授县”呢？于是，他立刻奋笔疾书，写成了那篇《蕲春堪称教授县》，然后，把稿件投给了一家报社。几天后，这篇文章发表了，并相继被《人民日报》海外版、《文汇报》、《中国教育报》、台湾《自立晚报》等多家海内外媒体转载，甚至有媒体将红安“将军县”、蕲春“教授县”并称为黄冈的“文、武”两县，意指黄冈“文武安邦定国之人层出不穷”。
从此，“教授县”名闻天下。
教授层出不穷有秘诀
重教观念深入人心
一个人口不过90多万的小县，经济并不发达，为何历史上会诞生那么多的名人巨擘，现代又走出那么多的教授、博士呢？蕲春奇迹产生的背后，有什么特殊的魔力吗？“蕲春历来是‘吴头楚尾，荆扬交会’之区。春秋时期，吴、楚两国官员、文人及商贾便在此相互往来„„”10月30日，赵德鼎老先生指着一幅老旧的地图，向记者解说蕲春人文鼎盛的历史渊源。
从资料上看，蕲春尤其是蕲州，在明清时代的确是山清水秀、物阜民丰。明朝中叶，蕲州便是个“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参差十万人家”的美丽、繁盛之地。清朝中叶后，蕲州更是商贾云集，众多名人、学者纷聚于此，读经诵典，形成深厚的人文气息。据说，明代文学家吴承恩就是在蕲州荆王府做小吏时，遍游蕲州山水寺庙，才获得了创作灵感，在蕲州写出了《西游记》。
在蕲州，现在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以佐证当地的钟灵之气：该镇同济医科大学教授杨仕豪的旧居，上世纪60年代出了四个大学生。由于兄弟姊妹全部离开了蕲州，老房子长时间无人居住，家人便将旧居卖给外地人王贵才。令人惊奇的是，王贵才买得房子后还没来得及翻新，两个儿子也先后考上了重点大学。“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蕲春人传统上对教育的重视。”赵德鼎说。蕲春人历来有“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从蕲州王家大屋走出的王氏后人、现任蕲春《教育志》编辑的王树蕲告诉记者，王氏家族至今保留下来的祠堂名叫“锄经堂”，已有近700年的历史。祖先起名“锄经”的含义，是“锄则带经，牧则编简”的简称，也就是告诫族人要时刻不忘读书好学，哪怕是在务农放牛之时也要“手不释书”。
类似王氏家族这样的门风，也成为当地人一直效仿的榜样。据蕲州镇党委宣传委员龚智勇介绍，对蕲州人而言，家里有无读书人，是关涉到脸面的大事。一个家庭哪怕经济条件再好，倘若家里不出个把大学生，也会感觉抬不起头来。所以，一般家庭都会鼓励自己的孩子念书。对小孩而言，改变家庭困境的希望之一就是发奋读书。
蕲春人文鼎盛的另一方面，也与当地政府重视教育有关。这里，不能不提到蕲春历史上的两任“县长”——清末蕲州知州陈树屏（字介庵，实际是县令职务）和民国时的县长辜仁发。陈介庵曾东渡扶桑，在日本考察新政，对日本举国办教育印象深刻。他到蕲春任职后，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便创办了蕲州师范学堂、实业学堂、高等小学堂各1所，模范初等小学堂5所，女子小学堂3所，初等小学堂60所。其办学规模之大、速度之快前所未有。辜仁发同样重视教育，一上任便大办学校，并在蕲春实行早期的“义务教育”。
而解放后，当地政府更加重视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据介绍，蕲春县自恢复高考以来，已向各类高校输送新生5万多人。其中，就有曾被誉为“华尔街神童”的信中利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潮涌。在汪的母校蕲春一中，他和王重烈、李敬一等10位蕲春籍名人的大幅照片被挂在校园内，以勉励学生。11月6日，当汪潮涌带着35亿元的投资项目回到蕲春时，他那些风华正茂的学弟学妹们，正看着他的照片，对未来浮想联翩„„
剑气豪情一颗星
——记黄冈市跨世纪优秀青年、蕲春益才高中校长王剑星
韩进林
冬日之夜，是风神的圣诞节。
无拘无束、无忧无虑的寒风，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古城黄州的一处机关住宅大院，潇洒顽皮的风神，时而抓起王剑星的头发，拍打着他的脸庞，时而撕扯着他的衣领，掀起他的衣角。面对寒风的肆无忌惮，王剑星心无旁骛，心如止水，打算在这里站到天明。为了办理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的手续，这个大院来过多少次，他王剑星真的记不清了。
人生之路，总是因为艰难曲折而绚丽多彩。已过不惑之年的王剑星，从迈向社会的第一步起，艰难困苦成了他的营养快餐。弱冠之年，初出茅芦，他就创办了蕲春第一家青少年武术体校。不到而立之年，他又紧扣时代脉博，创办了具有中等专业资质的蕲春特种专业学校，并首开蕲春跨地域联合办学的先河，与武汉长航警校联手，创办了长江航远人民警察学校蕲春分校。
当时代的车轮鸣响了穿越新世纪隧道的汽笛时，王剑星又把发展的目标定格在基础教育上，着手创办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
基础教育与他王剑星原从事的成人教育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国家对基础教育的办学要求十分严格，从学校的面积到校园的环境，从教学仪器到配套设施，从师资力量到后勤服务，从教学大纲到综合管理等等，都有一套近乎苛刻的标准。也就是说，你王剑星要重启新程，必须从头再来。
在原有资产1000万元的基础上，他重新贷款1700万元，重征土地，他重修校舍，重建校园，重购设施，重组师资。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黄黄高速公路的蕲春出口处，一片占地128亩，建筑面积3.1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校园拔地而起，前来评估的市县专家赞不绝口。
好事不多磨岂算好事，岁月不蹉跎枉为岁月。当王剑星兴冲冲带着专家的评估结果到市里办手续时，一瓢“冷水”当头而下：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的招牌前面必须冠上“民办”二字，否则，不予办理手续。
这不是一般的“冷水”，是来自思想观念封闭的冰窖之水。其实，在南方等改革开放的前沿，民办高中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在内地，民办高中仍属于谈之色变的禁地。在一些部门少数管理者的眼里，民办高中似乎是洪水猛兽，“民办”二字也似乎特别的剌眼剌耳。好事者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剌眼剌耳的“民办”二字来以儆效尤。
对少数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作法，王剑星心知肚明：解铃还须系铃人。打那天起，王剑星天天迎朝阳，送晚霞，到相关部门“上班”：聊政策，论依据，侃观点，谈看法。他要用他对民办基础教育的真诚和真情来感化人们改变对民办高中的偏见，为了加快“解铃”的步伐，两天后，王剑星又开始了“送走太阳，迎来月亮”的争分夺秒，每天晚上也找到相关领导的家里继续“侃大山”。他需用他对民办基础教育的真诚和真情来感化人们改变对民办高中的偏见。
“这是我的家，你有事明天到办公室谈，我不会开门的！”
连续几个晚上，王剑星的“解铃”加快计划都吃了闭门羹，可他没有气馁，别人不开门，他就站在门外等。也就是这天晚上，也就是在这个大院里，一位领导将他拒之门外。半个小时后，领导以为他必走无疑，可开门一看，王剑星仍站在门外，便有些吃惊：“你还站这干什么？我不是说得很清楚吗？现在不是上班时间，有事明天到办公室谈，我也是人，我需要休息！”
王剑星微微一笑：“实在对不起，打搅领导，真不好意思。我也想休息，可那招牌上的两个字压得我怎么也睡不着。”
“你睡不睡我管不了，可你不能影响我！”
“我站在门外，也没有影响你呀？”
“不行，你站在门外，对我肯定有影响！”
“好，我不在你门口站，到院子里站总可以吧。”
“院子里也不能站！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会产生误会，我也不能一个个去解释！”
就这样，王剑星下到了院子里，他打算在这里站一宿，与古城黄州的风神当一回亲密的战友。他原以为刚才那位领导不准他在院子里站只是随便说说而已，没想到，大约半个小时后，那位领导从窗子里看到王剑星还站在院子里，真的跑下来连推带撵地将他逐出了大院。别说他王剑星曾在全国的武术大赛中拿过大奖，就是凭他一米七八的身躯，一百七八十斤的块头，他王剑星只要较较劲，恐怕是几个人也拉他不赢的。可王剑星的心里对“解铃”始终有一杆秤：不越格，不出轨，不胡来，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因为他坚信，只要不放弃对信念的坚持与追求，不用麻木冷淡热心，不用虚伪欺骗真诚，不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鼠目寸光，别鼠肚鸡肠，就没有办不成的事。
冰冻三尺，终有开冻之日。在王剑星恒心如磐、真诚无限的坚持下，那两个带有时代偏见的“民办”二字终于没有冠之于“黄冈市蕲春益才高级中学”的招牌上。
一所学校的成功与否，教师是脊梁。作为校长，王剑星最揪心的是师资的稳定。师资的不稳定，势必带来学生的动荡，学生的动荡；又势必带来教学质量的下降；教学质量的下降，毫无疑问，那就是学校关门的前兆。民办高中的机制灵活，体制超前，有选择教师的绝对优势。可教师的资源，特别是优秀教师的资源是有限的。与同行的竞争也近乎白热化。奴才好用没有用，人才有用不好用。用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一句名言来形容今天民办高中教师现状的尴尬十分贴切。穿梭于民办高中的教师大多数都有自己的两把刷子，都有自己的一技之长，可也大多数属于朝秦暮楚的“飞鸽”牌。
留人必须先留心。要把“飞鸽”牌的教师变成“永久”牌，首要的是要把学校变成让教师放“心”的地方。深思熟虑的王剑星郑重地推出了待遇留人，情感留人，事业留人的师资人才战略工程。
进了益才高中，无论你是将才还是帅才，只要是才，你都可以驰骋自如一展才华；无论你善说还是不善说，只要是真话，你都可以想说便说，一吐为快；无论你是土点子还是洋点子，只要是好点子，你都可以抛出来得奖赏；无论你有大难还是小难，只要是困难你别藏着掖着，说出来就会得到帮助。无论是大会小会，王剑星都不离一句口头禅：只求大家（教师）与我同甘，不求大家与我共苦！
青年教师徐长喜说话办事有些心不在焉，这小小的变化引起了王剑星的关注。一打听，徐要结婚，可他家里贫困，手头拮据，力不从心呀！王剑星把徐长喜找来狠狠“剋”了一顿：“结婚是人生最大的喜事。可喜事不能你一个人偷着乐，也该让我们大家分享分享。你只把你的课带好，其它的你就别管了，到时候与你的新娘子拜堂就行了！”
徐长喜结婚的票子、房子、车子，甚至锣鼓、鲜花、鞭炮都由王剑星一手包办。也就是从徐长喜结婚这件事中受到启发，王剑星的重大事项备忘录中，从此多了一项新内容：教师结婚。2003年至今，益才高中先后有20多对“飞鸽”型教师在王剑星的运作下在校园里喜结良缘，进入益才永久型的人才库。国庆、元旦、春节，益才校园里都有新婚的锣鼓铿锵，新婚的礼炮鸣响。也正是教师们在校园成家立业的喜炮，带来了益才的喜事连连：2005年益才高中首届高考，一本上线率捧回了蕲春普高（县一中除外）第一名的桂冠，考生的总升学率居全县普高第一名。2006年的第二届高考，考生张美青以总分617分的成绩夺得蕲春普高（县一中除外）理科第一名。
人生是一部书，用血汗撰写序言，才能引人入胜；用贡献书写后记，才有回味妙趣。这是王剑星最喜欢的一句人生格言。思想支配行动。他的一步一程正是这人生格言的真实写照。在与记者聊天时，王剑星戏称他的人生自传的序言才刚开头。可事实上，他人生大传的序言与后记在同步撰写。远的不说，益才高中从2002年9月的起步到2006年9月的四年间，仅用于扶贫助学的金额高达240万元，受到他王剑星爱心援助的贫困学子有据可查的就有200人。
学生高传超，中考成绩很一般，属于全收费的对象。可小高说，要是收费，他就读不成。王剑星毫不犹豫免掉了小高的学费。一个多月后，高传超的班主任反映，小高没有生活费，可能要退学。王剑星心头一沉，当即决定到高传超家走访。
高传超的家在离校不很远的管窑镇双沟村。走进高家，王剑星的鼻子一阵发酸，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转。厄运和疾病这对孪生的恶魔将高家摧残得几乎一贫如洗：一列东倒西歪的土坯房子里，一张破桌紧埃着一张破床，连房在内的全部资产值不上2000元。脑中风瘫痪一年多的女主人——高传超的母亲躺在床上，形如槁木，奄奄一息。王剑星二话没说，当场掏出了身上的全部现金7000元，高传超的所有学费、生活费从此一概全免。
是朋友都知道王剑星听不得悲惨伤心的故事。在一次聚会中，黄石的一位朋友谈起他阳新县浮屠镇有一个亲戚邻居的孩子，不到3岁，父亲去世，7岁时母亲去世。收养他的叔父家境也十分贫困，供他断断续续读完了初中就很不容易，今年经常缺课的孤儿仍然参加了中考，并考了420分。
考了420分又有什么用？剑星的朋友讲到这里意味深长地冒了一句：“考了620分也没用，谁还能供他读高中上大学？”
王剑星“嚯”的往起一站：“我来供！”
这位幸运的孩子叫方统亮。
2002年9月，方统亮走进了益才高中，成了学校的特殊学生——吃、喝、穿、住、用全部由王剑星“买单”。
方统亮也用勤奋学习来回报王剑星一家的特殊关爱。高一到高二成绩由中下等不断攀升，最后跃入优等生的行列。可进入高三，方统亮的成绩开始下滑，连续两次考试，成绩急剧下降，一次比一次差。
是学习的难度加大，还是学习的方法欠佳？是生理上的智障，还是心理上的智障？带着问号，王剑星与方统亮进行了多次谈话，并经常嘘寒问暖，问长问短。
真诚是打开心扉的唯一钥匙，坦诚是心与心沟通的最佳纽带。2004年11月底的一天，方统亮主动找到王剑星，将他成绩下降的主要原因来了个竹筒倒黄豆——一干二净：“王校长，我对不起你，我得了相思病，爱上了班里的一位女生，以至上课头是昏的，眼是花的，心是乱的„„”
面对方统亮的坦诚，王剑星微微点头：“你的爱与恋是正常中的异常。所谓正常，青春躁动期的异性相吸，只要是正常的男女都一样。所谓异常，你缺少一种自抑能力，说白了也就是目光短浅，把握不住自己。把握不住自己今天的人，永远不可能拥有灿烂的明天。古人说，人生的道路，紧要处只有几步。小方呀，恭喜你，你在关键的这几步刹住了，那么你的明天肯定是灿烂的„„我向你保证，对你今天的坦诚绝对保密„„”
心病靠心医。放下了包袱的方统亮轻装上阵，学习很快迎头赶上，在2005年的高考中，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财经大学。
也许是命运之神特别嫉妒方统亮遇上了王剑星这样的好校长，也似乎在有意考验王剑星的仁心善举。2006年3月，一封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信摆在了王剑星的案头。方统亮在信中除了简单地汇报了自己的学习外，侧重报告了他新的不幸：双耳脑神经突发严重病变，双耳已基本失去了听力。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不仅两耳失聪，还有可能危及大脑„„
王剑星当即拿起电话，告诉方统亮迅速将病历寄过来。收到病历后，王剑星专程赶到武昌的湖北省人民医院找专家咨询。专家断言：做手术是挽救小方的唯一希望。2006年的暑假，方统亮在王剑星的护送下，走上了湖北省人民医院的手术台。经过专家6个多小时的紧张手术，方统亮恢复了听力。8月28日，方统亮出院了，王剑星不仅为小方支付了2.34万元的全部治疗费用，还塞给他6000元作为他新学年的生活费用。
9月12日，回到高校的方统亮给王剑星寄来了一封信：尊敬的校长，你好，我一再向你表示我内心对您所充满的无限感激之情，而且我也知道，即便说上一万遍，也不能完全表达我对你的无限敬意和感激，对你的回报，我这一辈子也是还不清的„„
蚕在吐丝的时候，既没有想到丝绸，更没想到以后的丝绸之路。烛在燃烧的时候，既没有奢望人们的赞美，更没有妄想自己能成为后人赞美教师的代名词。在他王剑星的心里，对方统亮包括其他200学子的帮助，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回报。他告诉记者，他对学子们的帮助，只是一种社会责任，一种境界的追求，一种爱的延伸，一种对社会馈赠于他的回归，一种苦涩过后的回味，一种对自己是否成功的鞭策！
近年来，涉及“钓鱼网站”的投诉近8700例
“网络钓鱼”钻的什么空子
本报记者 余建斌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6日
版）
一个是“钓鱼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一个是真正的中国工商银行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二者的差别，仅仅是小写字母i和数字1的不同，但诈骗者就是利用这种障眼法，欺骗用户输入自己的账户密码。
这是当前“网络钓鱼”的典型手段之一。
根据“中国反钓鱼网站联盟”的最新统计，截至今年9月30日，反钓鱼网站联盟累计收到反钓鱼网站投诉近8700例，并对其中认定的7301个涉嫌“网络钓鱼”的网站域名进行了名为“解析”的技术处理，使网民无法通过域名进行访问。
是心理战术？
安全技术人员称：网站技术含量不高，个人要会防范
目前，“钓鱼网站”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种是模仿央视、腾讯等假冒抽奖网站，如多地出现的仿冒“非常6+1”节目中奖信息骗取网民钱财的网络诈骗事件，主要特征是以中奖为诱饵，欺骗网民填写身份信息、银行账户等信息；另一种是模仿淘宝、工行等在线支付网页，骗取网民银行卡信息或支付宝账户。
在安全技术人员眼里，“网络钓鱼”没有太多技术含量，主要是利用人们的心理来实现诈骗。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张杉杉认为，一是人们受中奖或其他物质奖励诱惑而放松戒备；二是人们缺乏对网站真伪性验证的知识和方法。另外，多数受骗用户在网上填报个人信息，特别是财务信息时缺乏防范意识，没有仔细验证网页的真实性。
专家说，“钓鱼网站”其实不难判别，一般假网站只有一个页面，没有任何链接。真的网站，首页不仅内容丰富，而且还能提供详细的联系方式。验证一个网站的真伪，还可以通过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官方网站查询真实域名，也可以通过登录工信部ICP/IP地址/域名信息备案管理系统，获得网站的真实信息。
他们同时提醒说，因为“网络钓鱼”都是以大奖诱惑消费者，因此消费者要对网络中奖活动提高防范意识；而在网络支付时也要小心谨慎，通过域名注册信息、第三方权威认证服务等多种手法验证网站真实性，同时，网民一定要重视个人信息的保护，包括个人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卡信息等。
是执法盲点？
国内现有处理机制都难以有效制止
据了解，对“网络钓鱼”的诈骗行为，工信部和公安部都设有专门的监管机构。其他各大部委也都有专门的监管机构负责行业内的网络安全管理。但由于“钓鱼网站”频繁出现，现有的处理机制很难及时有效制止“钓鱼网站”，在“中国反钓鱼网站联盟”成立前，国内还没有建立专门协调此问题的组织。
“中国反钓鱼网站联盟”并非官方机构，它的成员包括了域名管理机构、注册服务机构，以及银行证券类、电子商务类、网络安全类等企业，目的就是为了发现和治理“钓鱼网站”，主要是针对假冒其成员单位的“钓鱼网站”。该联盟在接到涉及联盟成员的投诉后，权威技术鉴定机构会立即对其进行判定，一经认定，两个小时内暂停其域名解析，终止欺诈行为。从处理的及时性上大大降低了“钓鱼网站”所造成的危害。
不过，专家也指出，联盟的成员单位目前还是有限，对于层出不穷的“钓鱼网站”，国内反钓鱼网站协调机制和反钓鱼网站综合治理体系的建设还需进一步推进。另外，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天寒地冻人心暖
——广东党政军民同舟共济保春运纪实
本报记者 刘泰山 李刚
《人民日报》(2008-02-06 第04版)
1月中旬以来，南方地区出现持续大面积雨雪冰冻天气，电网中断，交通受阻，上百万旅客滞留在车站、机场、高速公路沿线。面对突发灾情，广东各界迅速反应，敢于拼搏，万众一心抗冻灾，众志成城保春运。
出击：全力打通北上大动脉
从1月24日开始，京珠高速韶关段出现路面严重结冰险情，广东北上湖南公路交通一度中断。
灾情发生以后，广州火车站、白云机场、京珠北高速沿线大批旅客滞留。广东省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在京珠高速公路云岩服务区设立前线救灾指挥部，部署抢修和救援疏散。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广州军区司令员章沁生、政委张阳，广东省省长黄华华等领导先后赶赴粤北灾区，看望被困司机和旅客，号召全体参与抢险的军民全力以赴，援助受困群众，打通北上大动脉。
奋力清路的人们晚上把路上冰层敲掉，第二天早晨路又冻上。1月29日，京珠高速韶关北段和106国道坪乳段受堵车辆猛增到8000多辆，车龙长达40多公里，近2万人受困。粤北地区不少山村与外界的通道被隔断，普通交通工具无法通行。
风雪中，人民子弟兵出现在被困旅客和居民面前。直升机空投，坦克破冰，野战炊事车上路，立体式抗灾。一条条路被打通了，滞留旅客和被困群众吃上了热饭。
连日来，广东地方除冰组出动人员4.2万人次，公安干警4000人上路，广州军区部队官兵3.7万人上阵，民兵预备役出动46.2万人、车辆6861台次，清除积雪及破冰2974公里，抢修电力和通信线路2070余公里，运送各类物资3295吨，协助运送救灾棉被（衣）近5万件，转移救助被困群众8.5万人。
经过12天鏖战，京珠高速公路粤境北段全面贯通，滞留车辆人员全部疏导完毕。
疏运：不能让旅客挨饿受冻
由于京广大动脉长时间阻滞，广州火车站广场及其周边地区聚集了数十万滞留旅客。
广州市启动了火车站广场“三级应急预案”，封闭火车站广场及周边道路，全力恢复火车站周边正常交通秩序，安置滞留旅客，保障物资供应。
为防止出现踩踏事故，数千武警官兵、解放军战士和公安干警组成人墙，严密防范。
广州火车站周边的越秀区、天河区及相关机关和事业单位，一半以上的工作人员被抽调到春运应急现场，充当临时服务人员，并开辟了广交会会馆等13个春运应急场所，在现场为旅客免费提供食物。广州站还在一站台搭建1300多平方米临时候车区，在出租车站等处搭建了1600多平方米候车棚，方便旅客候车。
广州地区春运指挥部已做好预案：如果滞留火车站旅客进一步增加，将以火车站广场为中心，将旅客向周边地区扩散，地铁站及火车站周边的酒店、学校也将辟为滞留旅客候车休息区。
广州市民自发地将方便面、饼干和各种干粮，以及毛衣、毛毯、棉被等拿到火车站和各应急场所。为了让外来务工人员及时准确获悉春运信息，几家以粤语为主的电视台增加了普通话新闻播报节目，广东几大报业集团每天免费送报到火车站。广州市还动员了5000名青年志愿者深入旅客当中，维持秩序、引导旅客进站。
２月５日１２时，广州火车站和广州东站所有列车恢复按图运行。截至５日１２时，广铁集团春运发送广东地区旅客３５０万人，因雪灾影响持票滞留的旅客基本运送完成。
挽留：留下过年也是一种幸福
2月2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号召全省包括所有外来务工人员在内的9300万人民留在广东过年，同时号召全社会让每一个不能返乡者感受到广东人民的热情和爱心；企业要安排好滞留人员的生产生活；相关地区的社区和街镇要积极疏导和安置好滞留人员；新闻媒体要及时发布准确信息。
广东各级党委、政府和职能部门的干部、职工，深入工厂和外来务工人员聚集地，慰问广大外来务工人员。
广州市宣布，春节期间开放市内157家公园和一批博物馆、文化场所和全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供留下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春节期间免费游览；深圳义工发动“能否请回不了家的劳务工吃顿团年饭”活动，受到广大深圳市民的欢迎；东莞要求企业确保外地员工的住宿、饮食等生活条件；佛山组织近200项文化艺术活动和500多场公益流动电影，热情挽留外来务工者留下过年„„
全省各地企业踊跃投入挽留员工在企业过年的工作，作出“不回家等同春节加班”、“过节补贴”、“节后有薪假期”等承诺。企业员工备感温暖，纷纷表示愿意留在广东过年。广东省劳动保障部门统计，全省约1185万外来务工者愿留在广东，度过一个特别的、热闹的、隆重的春节。
用我们的千辛万苦，换来百姓的“万家灯火”
——贵阳市党员干部带头“抗凝冻、保民生”纪实
新华社记者 周之江 白瑞雪
《人民日报》(2008-02-08 第02版)
在历史罕见的凝冻天气侵袭之下，贵阳，这个中国南方冰雪灾害最重省份之一的贵州省会城市，展开了一场“抗凝冻、保民生”的艰巨战斗。２０余天凝冻围城，一度出现主城区大范围断电，贵阳群众却人心不乱，社会秩序井然。
把保住民生当作头等大事，抗灾救灾预案启动在前，党员干部带头深入“抗凝冻、保民生”一线，是贵阳能保持民心稳定的关键。
死命令：千方百计保民生
１月３０日８时许，贵阳街头全无往日喧哗。因东变电站输电线路受损严重出现断线，数小时内，部分主城区停止电力供应。
这一天，贵阳平静依旧。没有恐慌，流言不兴，缘于人民群众对党委、政府的信任，缘于贵阳市力保民生的工作扎实到位。
吃过早餐，退休警察陈程强来到醒狮路口，１．２元一斤的白菜买了两兜，他安心回了家：“为啥子停电，广播里讲得清清楚楚，供电部门已经在抢修了，肯定能恢复正常。”
物价不涨，市场上品种齐备，是贵阳市民情绪稳定的一大重要原因。面对凝冻，贵阳市早有准备，市委书记李军甚至下达死命令，要求“在凝冻天气持续时，各级各部门更应该关注民生，各部门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全力以赴，千方百计确保市场供应和物价平稳”。
死命令背后，是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从１月２９日８时起，２１个政府组织的平价蔬菜直销点准时开张，每日投放近５万公斤蔬菜，以增加供应、平抑价格。
冲在一线的，是贵阳市蔬菜公司党员干部。５８岁的唐汉涛是其中一位，在零下４摄氏度的户外直销点，他和７０余名同事一站就是１２个小时，“回家后，手脚冻得发木，只要老百姓叫好，没有一分钱补助也觉得值”。
１月３０日７时，天色未亮，新华路工商所副所长李猛值完夜班，抹了一把脸便匆匆出门：“新路口菜场马上开张，白班没到，我得先去转一趟。”
“米袋子”“菜篮子”，牵动着千家万户的神经。贵阳市一系列举措及时出台：取消鲜活农产品的工商行政收费，给生猪屠宰提供补助，实行每日三报的物价监管制，紧急从外地调菜，严厉打击哄抬物价者。
贵阳市物价局副局长吴学伟说：“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极为敏感，物价平、货源足，民心才能稳。”
党员干部的身影，在基层随处可见
在贵阳市，不讲任何条件投入一线的党员干部不计其数。他们的身影在基层随处可见，他们是“抗凝冻、保民生”的战斗先锋。
电网瘫痪，贵阳供电局组建“党员抢修突击队”，爬山攀塔，与恶劣天气展开拉锯战；交通受阻，贵阳市交警支队８００余名党员干部全部走上街头，用手势疏导堵塞车辆；群众有难，各区、市、县基层党组织与来自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党员骨干一起，踏冰履雪，送来物资更送来温暖„„
群众利益至高无上，成为贵阳市党员干部的共识。
３９名农村临产高危孕妇，分散居住在花溪区１２个乡镇。花溪区党委、政府心急如焚，“生命绿色通道”行动因此启动。系上防滑铁链的急救车开始出动，遇到坡高路陡的边远村寨，医护人员步行进村，一步一滑将待产妇女抬下山来。
１月３０日，花溪区孟关乡上板村二组村民班大庆陪在妻子身旁，一边看着出生３天的女儿，一边感慨不已：“没有想到，党委、政府会考虑得这么周全。我的妻子今年３６岁，属于高危孕妇，全家人正在发愁之时，他们伸出了援手。”
在已停电５天、停水６天的贵阳市小河区金竹办事处，记者待了不到半个小时，区公安局、民政局、老龄办、残联的干部来了个遍。凝冻灾害出现以来，小河区各级党组织包片、包村甚至包人，将全区３４３０名特困人群全部纳入对口扶助范畴，确保不让一个老百姓挨饿受冻。
家住贵阳电线厂的７５岁孤老魏桂英，就真切感受到政府“管”起来的温暖：“区里三天两头送东西来，大米、菜油、棉被、大衣、水„„一样不缺。我相信，党和政府能带领我们渡过难关。”
这些看似平凡的所见所闻，只是贵阳市众多党员干部的一个缩影。
“老百姓信任党委、政府，面对难关，党员干部更要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巩固老百姓的这种信任。”小河区常务副区长马宁宇说。
急群众之所急，细心、细心、再细心
凝冻天气为西南地区所特有，它的可怕之处，不在于来势汹汹，而是冻雨覆冰的逐日积累。
１月中旬，凝冻灾害初现端倪之际，贵阳市委、市政府未雨绸缪、高度警惕；１月２１日，贵阳市召开专题会议，布置启动自然灾害紧急预案，要求民政、交通、通信等部门实行２４小时值班制度，保证全市工作、生产、生活秩序正常运转；１月２６日，贵阳市成立“抗凝冻、保民生”指挥部，下设１２个工作组，全面开展各项救灾工作。
凝冻灾害发生后，水、电、气能否正常供给，是“抗凝冻、保民生”的一大急务。对此，贵阳市提出：必须急群众之所急，细心、细心、再细心。
１月２８日晚１０时５５分，贵州水晶有机化工（集团）有限公司附近一处名叫寒坡岭的山头上，电力线路铁塔在连日覆冰积压下突然坍塌。一旦电力中断，煤气生产无法进行，也就意味着，贵阳市大部分区域将面临“断气”。
此时，５台已提前预热好的自备发电装置立即启动，不到1个小时，煤气生产便恢复正常。
就在当天下午，贵阳市副市长翟彦在检查中刚刚发现，这个厂仅一台２万千瓦自备发电装置处于“待命”状态，如果出现停电意外，显然不堪重负。他当即下令，必须紧急预热另４台自备发电装置，并责成贵阳燃气公司连夜制订应急方案。
“如果稍有疏漏，后果难以预料。”谈及此事，翟彦感受很深。
１月２９日，贵阳市委组织部明文下达通知指出，能否做好抗灾救灾工作，是对全市各级领导干部有无党性、有无能力、有无良知的检验。
贵阳广播电台台长吴槟，１０来天坚守直播间“督战”，晚上就睡在办公室里。他说：“我们甚至做好了最坏的打算，万一电力供应中断，就把直播间搬到东山顶的信号塔下。通过广播，不间断地将党委、政府的声音传达到老百姓耳中。只要共产党的干部在，群众就有主心骨。”
“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勇于承担责任、提高工作效率，真正把这次抗灾救灾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和应急能力的考验，作为党员干部的素质、作风特别是对群众态度的考验。春节将至，让老百姓欢欢喜喜过年，需要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和党员干部的付出，但用我们的辛苦换来老百姓的‘万家灯火’，是十分值得的。”市委书记李军说。
（新华社贵阳２月４日电）
广州市政府网上晒“账本”
■114个政府部门预算全部免费下载 ■一天点击量超过此前一个月 本报记者 罗艾桦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6日
版）
【破冰之举】
200亿元，部门预算网上公开
广东省广州市财政局这些天不经意间做了件破冰之举——从市委办公厅到食品安全检验所，把全市114个职能部门的预算一股脑儿贴到了政府网站上，供社会各界尽情浏览、免费下载。
这是国内第一次在网络上将政府“账本”完全“晒”在阳光下。
据悉，此次网上公开，涉及财政资金超过200亿元。这200多亿怎样花？花在哪些地方？花得是否合理？是吃饭型财政、建设型财政，还是公共服务型财政？都可从中一探究竟。
记者首先登陆“http://www.xiexiebang.com”，接着点击“政务公开”一栏中的“数据统计”，很快就看到《2009年广州市本级部门预算》，打开后即为114个部门的索引列表；再打开预算文件，发现每个部门的预算内容十分详细，包括“部门基本情况”、“预算收支基本情况”、“项目支出基本情况”、“收支预算总表”，及详细的“收入预算总表”和“支出预算总表”。
在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的预算中，“项目支出基本情况”分为“经常性专项支出277010.89万元”、“一次性专项支出10581.71万元”，一旁还用文字标注了各项支出的大致内容，诸如“市高级技校1084.1万元：模具精密加工配套设备，新建课室多媒体及监控设备，更新教学电脑130台”之类。另外，在“支出预算总表”中，按单位、类别列出了每个单位的支出去向，比如“广州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本级”中，列明了总支出为43252.79万元，其中行政运行1317.95万元、社会保险补贴19475.5万元、岗位补贴4320万元、特定就业政策支出8725万元共20余项。
当然，也有一些内容是点到为止，如广州市委办公厅的“支出预算总表”，预算总额达到9548.83万元，却只简单罗列了行政运行、专项服务、专项业务、事业运行等项；公众十分关注的“三公”消费（公款招待、公车消费和公费出国）在预算支出中踪影全无。
公开不到10天，“广州财政网”访问量就高达14万多人次，而此前，该站一个月的总访问量才3万人次。23日中午，蜂拥而至的访问者甚至挤爆了该网站，导致网站一度“瘫痪”。
【公开背后】
8天，高效回应公众呼吁
引发这次广州政府“账本”网上“晒”的，是一个名为“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团队。两年来，他们共向33个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部门提交了申请。团队创始人表示，对于社会来说，公开预算信息远比了解和研究预算内容本身更重要，而推动政府预算网上公开，在他们看来，之前几乎不敢想。
10月9日，国庆长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成员之一，来自深圳的27岁的李德涛，通过“广州财政网”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了在线申请，要求公开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
8天后，10月16日下午两点，李德涛接到一个电话，广州市财政局一位姓庄的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客气地说，由于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涉及114个部门，内容庞大，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很不方便，决定将全部内容公开放到广州财政网上，请他直接上网查询；随后又发来手机短信，说明具体的查询方式。
电话中，工作人员还读了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的批示：“凡属于政务公开的资料，均请提供给来函人。另外我希望今后这类政务公开资料，能够直接从我局网站上查到。要改变那种不愿让外界了解我们工作的传统观念，我们是公仆，是为社会公众服务的。除了规定各级保密的材料外，当尽量让我们的工作透明化。”
几乎与此同时，同样的申请，上海市财政局的回复是“不予公开”，说要求获取的信息属于“国家秘密”；深圳福田区财政局的回复亦是“恕不能公开”。而李德涛们此前提交给另外30个单位的公开预算申请也都遭到了拒绝。
接到广州市财政局电话后，李德涛马上按图索骥打开网页，花了近4个小时，用了2.08G的硬盘空间，下载完所有部门预算的文件。
【公开之后】
如何监督“看得见的政府”
“政府部门预算公开的意义，不仅在于让老百姓知道政府在未来一年或更长时间内打算做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分别花了多少钱、是不是应该花这么多钱、这些钱花了之后有没有效果，更重要的是，还能消除误解，打破传言，让老百姓认识到政府是一个‘看得见的政府’，是一个对公民负责的法治政府、廉洁政府、责任政府。”长期关注预算改革的广州市第十二、十三届人大财经委员、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黄荣新说。
此次网上“晒”账本之前，广州市人大已根据宪法、预算法、监督法，在人大会议期间不断增加部门预算的公开数量，从开始只有5个部门到目前所有部门全公开，但同时这仅是在人大代表中的公开。而这次全部１１４个政府部门预算上网公开，则是向全社会的公开，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进步，标志着政府部门预算开始全面迈向现代公共预算。
广州市委党校党建专家梁宏认为，此次广州预算公开，进一步拓宽了政务公开渠道，真真正正实现群众知情、群众参与、群众监督、服务群众，将有力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和制度的执行力。同时，公开之后怎么办，期待下文。
广州市人大财经委主任高殿瀛就此进一步表示，努力提高财政预算的公开透明度，与打造“阳光财政”的目标是一致的。前不久，新修订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特地把市本级预算超收收入安排使用情况、市本级财政决算、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履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责和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的情况等事项新增为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重大事项。今后，市人大财经委还将与市财政、审计、监察部门一起，共同研究制定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责任追究制度、审计公告制度和财政预算执行情况通报制度，做好监督管理。
【当事者说】
这只是普通的日常工作
此次公布2009年部门预算，是对群众依法提出的信息公开申请所作的回应，也是财政部门一项普通的日常工作。
财政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办事，纳税人当然有权知道和了解这些钱怎么花、花多少。去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开始实施，对政府部门信息公开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里面其实还是个解放思想的问题，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是可以公开的。
在我看来，网上公开财政预算，能让政府各部门在要钱用钱方面更谨慎和规范。公开的意义在于给公众监督提供条件。社会大众的眼睛在盯着，如果有人对某一部门的预算提出质疑，那就由这个部门去负责、去解释。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
张杰明
公开，有助于更好履责
公开财政预算，对财政管理部门和预算执行部门，都是一种挑战。
当前，检验财政支出预算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对民生事业的投入，广州“富民优先，民生为重”的政策若没有财政预算的相应安排，只能成为漂亮的空话。以前靠财政和审计部门及主管领导监督，显然还不够，把它放在公众监督的阳光下，必定会促使部门更好地履行责任权能，把预算资金用好。
广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
崔仁泉
软文博客 美国喊打
2009年10月23日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12月1日起，美国网友在博客上评论产品时，必须表明是否收受了厂商的金钱或产品馈赠，否则将承担高额罚款
“我买这款产品怎样？”“去网上搜一下相关博客再决定吧！”这是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的对话。可是你也许没有意识到，网上有关某种产品或服务的博客可能并不是想像的么“纯粹”——在某篇情真意切的推荐帖子背后，也许就是一桩交易——一篇有影响力的200字博文可以换回笔记本、礼品券、全家游，甚至数万元的报酬。
目前，在一向注重广告业监管的美国，软文博客的网络营销方式将面临更严格监管。
有偿博文须标明
没有星光灿烂的代言人，没有口若悬河的推销员，博主就像人们身边的朋友、邻居，现身说法地分享着他的购物经验或者使用某件商品的乐趣，浏览博客的人则根据博客上某一商品的口碑来决定是否购买该商品。事实上，软文博客正是抓住了消费者对博主“顾客”身份认同而产生的信任感。
斯蒂芬妮·普雷科特就是某个专向为人父母的读者提供资讯的博客网站作者，今年5月，针对某婴幼儿用品品牌一款儿童背带，她写了测评文章。博客中，她对这款产品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它已经成了我的第一选择，我会长期穿着它照顾孩子并料理家务。”但在文中，斯蒂芬妮没有提及这一事实：撰文之前，该企业刚刚为她免费提供了一款产品。
今年12月1日以后，斯蒂芬妮如果再写类似的文章，就必须表明是否是有偿博文。否则，她有可能因此承担最高1.1万美元的罚款——10月5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宣布表决通过修订《广告推荐与见证的使用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并于 12月1日起生效。
新版《指南》规定，网友在博客评论产品时，必须表明是否收受了厂商的金钱或产品馈赠，若是收受酬劳而撰写产品评论文章，就被视同为产品宣传。若消费者因博客的不当产品评论而蒙受损失，博主或厂商则须承担赔偿责任。这项新政策同时适用于Twitter、Facebook、Yelp等其他新兴媒体广告。
靠自律还是靠严打
通过在博文上发表广告，纽约家庭主妇丽贝卡·恩皮每月可以获得800美元收入。目前，新指南的出台令她颇为担心：即使在博文中“无意”提到的感冒药，也可能会让她受到调查。
相对于政府担心博客成为“公民广告主”，众多博主则更愿意自称是“公民记者”，他们认为，对于具有自律性的普通人，他们需要的不是新指南，而是尊重。而早在今年5月传出修订指南的消息后，美国广告公司协会、美国互动广告局及其他四家行业组织就聘请了法律公司对FTC施压，要求其改变这一政策。而媒体博客协会总裁罗伯特·考克斯也表示：“靠自律要好得多，我们制定了大量的博客使用规则，这些规则已经起到指南的作用。”
中国博客广告亦须监管
在美国为软文博客等制定监管新政策时，中国的软文博客还在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
率先为新浪创造超千万点击率的徐静蕾，便在其博客中为某网站加链接做人情。继而，中国博客网打出“口碑胜于硬广告”的宣传语，并开通了500个“美女博客”为某香薰品牌提供有偿博客，中国的软文博客早已正式登场。
无论是哪个网的用户，也不论博主是社会名人还是草根明星，“口碑”式的软文博客，都创造了丰厚的利润。艾瑞总裁杨伟庆曾拿徐静蕾的博客打比方：“她说早上抹了一个什么样的口红，很淡雅，随便写一下，她的影迷和支持者就会疯狂抢购。”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达及广告商的渗入，有偿写博的“枪手”也开始出现，而博客中公然发布虚假软文更不是新鲜事情。“软文博客是一种自然出现的网络现象，中国的这类问题也需要解决。”中国标准战略学专家、中国宽带无线IP标准工作组战略顾问张庆松呼吁，“中国的网络秩序亟待建立和维持，而类似FTC的《指南》，可以实现保护中国消费者权益的目标。（《国际先驱导报》特约撰稿赵敏、柏烨发自北京、旧金山）
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设备生产企业加班加点全力支援抢险
《人民日报》(2008-02-08 第02版)
1月中旬以来，南方雪灾导致部分省区市电网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坏，尤其是电网输电设备连续出现塔架倒塌、线路中断等险情。
各地设备生产企业紧急行动，把抗灾救灾作为当前最紧要的任务，全力协助受灾地区抢修受损电力设备，帮助恢复电网送电和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特变电工产品优先供应灾区
春节前夕，在新疆昌吉特变电工股份公司变压器厂总装车间看到，工人们抓紧时间加班加点生产。车间主任王晓龙介绍：“南方灾区急需变压器，我们尽可能把活儿往前赶，灾区人民也就可以早一点用上电。”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公司是我国电力行业的一家重要企业。近日，南方地区遭受罕见的雨雪冰冻灾害，总公司要求所有分公司都必须把抗灾作为当前工作的重中之重，所有分公司都必须组织抗灾抢险队，拿出最好的产品和维修队伍，随时服从灾区抗灾抢险的需要。
新疆特变电工股份公司党委书记魏玉贵说：“虽然2008年的产品订单已排满，但是只要灾区需要，我们就义不容辞地先供应灾区。”
潍柴支援灾区300多台发电机组
2月4日，一辆满载25台发电机组的卡车从山东潍坊驶向湖南灾区。从1月起，潍柴集团已累计向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等受灾地区供应发电设备300多台。到2月下旬，还将有500多台发电机组运往灾区。
潍柴集团动力成套设备厂厂长张玉奎介绍，从南方地区出现雪灾开始，生产车间就紧急 调整了生产计划，全力以赴赶制适合灾区使用的发电设备。由于事发突然，各类外协件供应缺乏，潍柴派专人到上海、无锡等地上门求购电机，机器一下线马上装车运回。
天威集团加紧生产急需电力产品
雪灾发生后，天威集团公司即向受灾严重的湖南、湖北、广东、贵州等地的电力部门伸出救援之手。在合肥市，积雪达四五十厘米，造成电网运行不断出现险情，天威保变（合肥）变压器有限公司和天威结构合肥分公司广大干部员工紧急动员，排查险情，全力投入到抗灾救灾工作中。
天威保变公司在全力支持灾区所属企业生产的同时，还加紧生产受灾地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急需的电力产品。在国家电网南昌变250000KVA/500KV产品生产中，公司广大干部员工迎难而上、团结协作，精益求精地做好装配任务，确保产品能够尽早发运灾区。
西电公司节日坚持生产保供电
厂房外天寒地冻，车间内机器轰鸣；一箱箱刚刚出厂的瓷绝缘子、变压器套管和电瓷避雷器等产品，已包装封箱，正待命运往抗冰抢险第一线——这是记者日前来到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所属西安高压电瓷公司看到的一幕。
据介绍，目前西电公司在岗的1.8万名干部职工已紧急动员，全力投入抗冰抢险抓生产的战斗，春节期间不仅有2000名职工坚守在生产第一线，还组织好了百辆运输汽车，选派素质高的司机整装待命，及时把输变电设备运送到抗灾第一线。
截至日前，全国12个销售分公司，已踏雪走访了57个省区和地市的电力公司，掌握了受灾和所需电力设备的情况。公司还发出了保证西电设备在灾区正常运行的通知，要求各企业紧急动员，落实责任，确保履约好6月份前受灾地区的订货合同。
玉柴创造集团生产最快纪录
连日来，广西玉柴机器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到处一派繁忙。工人们日夜加班生产发电机组，为灾区人民送去光明和温暖。
1月31日晚，桂林市将急需近20台柴油发电机组的电话打到了玉柴。玉柴集团董事长晏平强调，要以最快的速度、不计成本地生产发电机组，确保灾区人民早日用上电。
据介绍，按照正常生产程序，产出16台发电机组约需10天时间。但由于玉柴集团的生产、采购、销售系统联手作战，只用了不到4天的时间，创造了该集团生产发电机组的最快产出纪录。目前，玉柴集团生产出的发电机组已达39台，均为湖南、贵州、江西、广西等灾区急需的产品。玉柴职工还积极为灾区捐款捐物，仅2月4日上午，就达10多万元。
（综合本报记者王慧敏、马跃峰、王方杰、孟西安、庞革平报道）
冰雪中的年初一
本报记者 胡跃平孙海涛
大年初一，贵州开阳县禾丰乡上山的路仍被冰雪覆盖，走进该乡的马头村，老远就见到干部群众正在铲着路面的冰块。贵州省委常委、贵阳市委书记李军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检查电网抢修情况。
开阳县是贵阳市凝冻灾害最严重的地方。从１月１２日起，县城一度停电近２０天，交通与外界完全中断。禾丰乡是开阳海拔最高的乡，全乡水泥电杆倒塌了１００多根。
“昨晚我们终于看到春节联欢晚会了！”在集市上摆年货摊的张友贵老汉说，乡里的干部和供电工人昨天干了一整天，硬是把柴油发电机抬上了山。村民冉贵林今年仓里稻谷充足，“现在的问题是家家都有打米机，一停电，谷子和玉米饲料都打不成了。”
“3天之内通电。行不行？”“没问题。”开阳县委书记宗文的回答让李军心里有了底。
河南电力职工湖南忙抢修 郝宏升 曲昌荣
2月6日，除夕。18时许，湖南郴州街头较前几天晚上明显亮堂起来。市中心的五岭广场上，人越来越多，已经有10多天没有看上电视的市民围聚到这里，准备观看广场大屏幕播放的春节联欢晚会。
广场大屏幕背后，几位穿着印有“河南电力”字样的电力职工守候在发电车旁。为让郴州市民过一个亮堂堂的春节，河南省电力公司1500多名电力职工千里迢迢运来了58台发电车，250多台各类保障车辆纷纷从黄河岸边到湘江河畔集结。
除夕之夜，在郴州城内，有100多名河南电力职工坚守在发电车旁，负责着郴州市党政机关、医院、水厂、公安局等重要部门的供电。在郴州城外，1000多名河南电力职工奋战在抢险第一线。
22时左右，郴州城区越来越多的楼宇出现了久违的电灯光。
心系群众安危（抗震救灾英雄谱）——记四川绵阳市委书记谭力
本报记者 刘裕国 《 人民日报 》（2008年10月8日
02 版）
四川省绵阳市在汶川大地震中遭受重创，全市9个县市区、286个乡镇（街道）、521.7万人受灾，遇难21963人。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绵阳市委书记谭力带领全市干部群众顽强奋战，夺取了抗震救灾的重大阶段性胜利。
5月12日14时35分，绵阳市委办公楼前广场上，劫后余生的人群惊魂未定，不远处高楼施工塔拦腰折断，刚从六楼办公室跑出的谭力说：“这是一场很大的灾难，所有市级领导、部门领导要服从统一指挥！”
10分钟后，绵阳市委启动了公共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绵阳市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迅速成立，谭力任指挥长。随即，指挥部迅速作出决策，组织各地、各部门成建制投入抗灾自救，确保工作不乱、指挥有序。
按照统一部署，绵阳市几位主要领导立即奔赴重灾区，就地组建北川、平武等前线指挥部，展开紧张的抗震救灾工作。全市所有大型机械设备被迅速调往重灾区，当晚成功打通通往北川、平武的道路。各级机关干部，长虹、九洲等大型国企职工和民兵组成的应急救援分队，当天下午到达重灾区，全市80％从废墟中被救生还人员是在第一个24小时被救出的。
5月13日凌晨，北川等重灾区的受灾群众开始大量涌入绵阳城区，逃离家园的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党委政府身上。谭力果断作出决定，“立即打开九洲体育馆，打开城区各大医院，无条件安顿救治受灾群众！”由于工作到位，措施得力，在城区安置的受灾群众虽多达10万余人，但秩序井然、保障有力。
唐家山堰塞湖严重威胁下游沿江130多万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担任抢险指挥部副指挥长和避险疏散指挥部指挥长的谭力，昼夜与水利专家研究排险避险方案，组织1/3溃坝下游淹没区共21万多群众有序疏散转移，成功实现了“零伤亡”目标。
谭力始终坚定地战斗在第一线。震发当晚18时，在安排部署好指挥部工作后，谭力即赶赴北川、安县查看灾情。此时，沿途余震不断，路上乱石林立，山上滚石横飞，他不顾自身安危，一路摸黑到北川县擂鼓镇看望受灾群众。抗震救灾工作千头万绪、事务浩繁，但最让谭力牵挂的，还是群众的安危和冷暖。面对老百姓焦急的面孔和期盼的眼神，谭力痛在心里、急在心上。无论再忙再累，他都要到临时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解决他们提出的困难问题。3个多月来，谭力不停地穿越在滑坡和泥石流组成的死亡线上，先后100多次到县市区、乡镇、村社指挥、调研，往返行程累计1万多公里。招聘会上“热”与“冷”
来源： 人民日报 发布时间： 2009年02月19日
作者： 曲昌荣
2月15日，河南省工商局、省个体私营经济协会联合在河南省18个地市、65个县市同时召开了返乡农民工就业洽谈会，共有3195家用工企业提供5.1万个工作岗位，7.1万名农民工参加。会场上人头攒动，返乡农民工纷纷感谢工商部门提供这次寻找新岗位的机会。
记者在郑州市分会场采访时发现，不少招聘单位前人头攒动，工作人员应接不暇；但有的企业开出了优厚的就业条件，却鲜有人上前应聘。这种“冷”“热”不均的现象令人深思。
学门技术是硬道理
在一家物流公司的招聘台前，来自中牟县官渡镇的老李挤了半天才要到表格，“好不容易有单位来招装卸工，咱别的本事没有，就只能干点力气活。”55岁的老李原来在郑州一家建筑工地就是推小车的，房地产业不景气，他已经在家赋闲快半年了。
记者发现，尽管只有六七百块钱的工资，但装卸工、保安、环卫工等不需要多少技术的岗位特别抢手。来这些岗位应聘的多数是五六十岁的农民，他们找工作的心情很迫切，但现实却十分无奈，一旦面对三四十岁的“有力竞争者”，他们只能甘拜下风。“后悔没学门技术，同样在建筑工地，会技术的瓦工就比我们这些只能干搬运的小工每月多挣千把块。要是早学技术，也不至于大冬天站在马路边上像大白菜一样等人挑。”老李感慨地说。
与老李心情不一样的是同乡赵福江，他已经转了三个招聘台了，这三家单位都给他许诺“月薪八百，包吃住”，但他说还要挑一挑，“年前我每月拿1500元，现在怎么也得月薪千元以上吧？”让老赵自信的就是他怀里揣着的电工证。
“只要有证，工资最低2000，返乡农民工优先录取。”中铁大桥集团第一工程有限公司前来招聘50多名钳工、桥梁装吊工和起重机司机。在这些招聘企业中，电工、钳工最吃香，工资可达2000元至3000元。可喜的是，确实有一部分求职者具备条件。
观念限制导致冷门
与一些单位“人满为患”相比，招不到人成了各大酒店的头疼事。现场来了5家餐饮企业，大量招聘服务人员，可签约者寥寥。“我们要求也不高，30岁以下的姑娘，长得看得过去就中。”一家新开业的煲汤店老总陈红亲自上阵来挑选服务员，打出的待遇是“月薪最低1000元，管吃管住”。一位从温州一家针织厂返乡的20来岁的姑娘来到台前，拿了份资料转身就走，陈红忙手拿合同跟上：“小姑娘，我看你条件合适，如果愿意，咱当场就签。”姑娘很不好意思：“当酒店服务员？回村不好说出口。我再和爹娘商量一下。”
“我们酒店行业，服务员的素质很关键，除了饭菜质量，靠的就是服务。服务员如果干好了，收入会更高，不仅需要返乡农民工，更希望一些大中专毕业生加入进来。”陈红把身边的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拉过来，“这是我们的一名经理，她原来在广东电子工厂里干活，到我们这里从服务员做起，现在每月已经给她开4000多块钱了。酒店服务也是技术活，在咱们内地，就业观念真要转变了。”
“这种招聘会上的冷热不均很常见。对于一些农民工来说，并不缺岗位，缺的是技术，缺的是正确的就业观念。我们今年一方面要加大对返乡农民工的培训，让他们尽量掌握一技之长；一方面也要进行就业观念教育，希望广大农民工尽快适应社会需求。”河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务输出服务处处长吕志华说。
丈夫凿出600级“爱情梯坎”
耗时半年凿山路 病妻告别“植物人” 周 立 《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9年10月24日
第 02 版）
别人都以为她很难活下来，就算活下来也比植物人好不了多少。手术后，贫穷的丈夫买不起昂贵的药物，就在山上凿了一条属于他们的“爱情梯坎”，让她进行锻炼治疗。
现在，这个“植物人”活得很健康，就连华西医院的医生看到她也惊讶：“你怎么康复得这么好？”
丈夫的爱让她创造了奇迹
10月13日上午，彭水县城的温度只有13℃，51岁的龚静华和58岁的丈夫庹本志只穿着薄薄的短袖T恤和短裤。
“不冷，就算是下雪天，我们也最多加一件毛衣就够了。”大难不死的龚静华以前根本想不到，自己会在大冬天穿的这么少，而且从不感冒。
他们早上6点就起床了，穿这身短衣短裤去爬山、义务扫路。路，是丈夫专门给她修的，他们称之为“我们的爱情梯坎”。
龚静华住在彭水县城河堡街。2003年起，她就常感头昏头痛。2004年8月，当丈夫庹本志将她送到成都华西医院时，已处于重度昏迷中。“手术成功可能性不大，就算成功，术后也无法预计能活多久，肯定有偏瘫和语言障碍后遗症。”医生说。
医生先后为龚静华做了3次开颅手术，成功地从她脑中取出一个鸡蛋般大的肿瘤，她活过来了。那年春节前，龚静华出院了，就像个植物人。“神志不清，话说不清楚，站都站不稳，更别说走路了。”庹本志回忆。
出院近半年，眼看医生开的药快吃完了，庹本志很着急。妻子没工作，他在县搬运公司上班，工资又少，这次成都之行他们共花了38万元，能借钱的亲友都借遍了，可医生说，妻子至少必须连续吃药4年。
庹本志开始每天带着妻子去滨河路“散步”，像牵一个学走路的小孩子一样，他在前面双手牵着妻子的双手，帮助她一步步艰难地挪动。渐渐地，龚静华不要人扶，自己能在平路上走了。
在荆棘丛中修出一条山路
庹本志坚信，锻炼一定能让停药后的妻子重新站起来。他选择了离家不远的插旗山。他知道，那里有条硬化的小路可直通山顶。第一次，他带着妻子来到山脚，结果被收了2元钱的过路费。“那条路是山上一个农家乐修的，有人上山要收钱。”走了几次，庹本志觉得很不划算，突然冒出个想法：“我为何不能为妻子修条路上山？”
2005年春天，退休后的庹本志买来钢钎和铁铲，每天早上天刚亮，就带着妻子到山脚，从上午干到中午。从原县看守所背后的围墙边开始，他要在荆棘丛中修出一条山路！
龚静华对那段时间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丈夫劳动，她就给他递水、擦汗。
庹本志让妻子坐在一旁的石头上，自己用简陋的工具开始凿路。饿了，妻子递上干粮；渴了，妻子递上泉水。碰上岩壁无法绕过，他就先在石头上打洞，然后站上去，又在上方打洞„„
半年后，庹本志凿坏3根钢钎，简陋的山路终于修完，一共600多步梯坎，绕过那个农家乐的“收费站”，成功连接起原来上山的路。庹本志对妻子说：“我没有钱，但我为你修了这些爱情梯坎，你可以天天爬山锻炼。”
这时，龚静华身体也好了很多，庹本志就带着她开始爬山。一开始，妻子不肯，说累。庹本志就拿着妻子最爱吃的水果说：“爬到山顶，我们就能吃水果了。”哄小孩似的将妻子哄上山后，打上两大壶山泉，哼着小曲回家。
一开始，夫妻俩爬上山顶，至少需要6个小时，现在只需两个小时。
每天至少有300人爬山
这条不收费的路修好后，彭水县城爬山的人也多了起来。这也是庹本志最初的愿望：“人多了，我们爬山也热闹、有氛围了，妻子也会乐意爬山了。”
当年秋天，县城所在的汉葭镇决定，由政府出资，将这条庹本志修的山路硬化：“这条路带动了很多人参与全民健身，每天至少有300人爬山，把它硬化了大家都方便。”汉葭镇镇长张学伟说。
插旗山垂直高度300多米，硬化时，庹本志修的很多石梯被改成斜坡路。现在，从山脚到山顶一共有1065级石梯，近一半是庹本志筑出的路基。（据《重庆晚报》报道）
为实现生态恢复、农牧民致富与企业发展“三赢”，赵永亮的东达蒙古王集团投下巨资—— 荒原上崛起扶贫新村
本报记者 顾仲阳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5日
06 版）
风干梁变成风水梁
汽车行驶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白泥井镇一带，这里位于毛乌素沙地和库布齐沙漠边缘。车子过了盐店村往北行驶10多里，荒原上出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红顶蓝顶的平房成行成排，特色种养加工、物流运输等产业园区拔地而起。
这是内蒙古东达蒙古王集团投资建设的生态移民扶贫新村。新村所在的地方原来叫风干梁，因风多风大缺水，周围荒无人烟而得名。现在，这里改叫风水梁了，因为集团董事长赵永亮把十几里外的哈什拉川水引了过来。
新村目前已有800多户贫困农牧民搬迁入住。冯候为一家现在住的是一套70平方米的砖瓦房，由东达蒙古王集团无偿提供，集团还为冯候为这样的獭兔养殖户免费提供养殖房，“自己只需要花钱购买种兔和兔笼就行了”。新村管委会副主任李占华告诉记者，入住新村的大多数是从附近沙区搬迁过来的农牧民，原先居住分散，广种薄收，“春天满满种了一坡，最后打了一笸箩”，户均年收入不足1万元。
赵永亮介绍说，这个扶贫新村是按照“企业筑巢，政策吸引，自愿入住，产业拉动，服务保障”的理念投资兴建的，目前一期工程已经投资3亿多元，等全部完工后，可以把散居在周围6000平方公里的农牧民全部吸引过来，在二、三产业上增收致富，周边的生态脆弱区可以休养生息，重新绿起来。
产业链上谋致富
移民搬迁扶贫，搬出来，住下来，这只是第一步，关键要有产业支撑，让贫困群众能增收致富。
记者采访发现，在东达蒙古王集团的精心运营下，支撑新村发展的产业基础正逐渐夯实，新村产业园区已经有獭兔肉联厂、羊绒制品加工厂、沙柳造纸厂、包装制品厂等10多家工厂建成运转，成为带动新村发展、增加农牧民收入的强大引擎。
由于气候适宜、饲料充足，獭兔养殖被列为新村移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
从德胜太村搬来的韩根栓一家去年出栏了3000只商品兔，纯收入7万多元。韩根栓告诉记者，东达蒙古王集团按每只兔子70元的保护价回收，每只兔养殖户能纯收入二三十元。公司为獭兔养殖户提供统一服务，獭兔就近在产业园区的肉联厂、皮毛加工厂等进行深加工。除了獭兔养殖，韩根栓还在循环农业产业链上做起了文章，把兔粪作原料，养殖户家家户户用上了沼气，沼液用来浇地肥田生产无公害大棚蔬菜，一年下来也能收入1万多元。
兼济天下还需政策力推
东达蒙古王集团为何如此热衷于参与社会扶贫？
“这跟企业家的个人经历、认识等有关系，对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也大有裨益，但经济上的可持续性非常重要”，赵永亮坦言，如果企业参与扶贫只是不断投入、没有回报，就会缺乏长远积极性。记者了解到，风水梁扶贫新村最终建成后，可以实现沙区生态、农牧民生计与企业发展的“三赢”：农牧民入住扶贫新村后，可以为园区企业发展提供劳动力；移民搬迁后，周围沙区成为生态自然恢复区，可腾出150万亩沙地种植沙柳，成为企业造纸原料基地。
国务院扶贫办副主任郑文凯在参观完风水梁扶贫新村后召开的全国企业参与扶贫开发座谈会上指出，当前，我国企业参与扶贫开发仍处在起步阶段，像东达蒙古王集团这样深层次参与扶贫开发的企业数量还不多，相关支持政策措施有待完善。在记者看来，企业参与扶贫潜力很大，而要把这种兼济天下的愿望和扶贫的潜力转化为现实，怎样给企业政治上以荣誉、经济上以支持，是相关支持政策措施下一步要重点研究完善的。
湖北鄂州市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各项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村塆变了俏模样
张志峰 汪道谦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5日
05 版）
武昌鱼的故乡湖北省鄂州市，近年来推进城乡一体化，弹出了动听的乡村“变”奏曲。
农村安全饮水全覆盖，城乡供水一体化，农村大病医疗救助全覆盖，农村低保全覆盖，城乡公交全覆盖„„多项全覆盖让老乡们笑逐颜开！
从“路不堪”到“路路宽”
“旧三山，路不堪，一年四季出门难；新三山，路路宽，鱼肥蟹壮人心欢。”一阵稚嫩的童声把我们引进一个小渔村。三山村地处偏僻的湖汊，过去唯一一条外出的机耕路坑坑洼洼，村民上一趟集镇要走大半天。夏季渔民赶到集镇时，早市已散，新鲜鱼虾变了味，行路难成了村民致富的心头痛。
三山村的困境，过去在鄂州农村并不稀罕。为改变困境，鄂州提出“在湖北率先实现村村通水泥公路”。短短几年，全市通村、通自然塆的等级公路延伸了1300公里，与国道等连片成网，密度全省第一。路好走了，村民们把野生菱角、藕带等水生菜加工成泡菜，打入周边城市的超市。每当鱼肥蟹黄时节，许多观光客纷纷前来，登上游船，撒网捕鱼，饱览湖岛渔村风光，品尝鲜美的鱼蟹，把各种水产佳品带回家。全村仅旅游一项每年增收300万元。村主任吴三祥说，全村人均年收入10000多元，比过去翻了几番。
从“箍桶匠”到总经理
干了20多年“箍桶匠”的石海明转行了。过去，沙窝乡牌楼村的石海明经常走村串户，为村民“箍桶”，修补漏水的水桶。石海明说，“去年起，找我箍桶的人一下子没了。”
2008年鄂州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投资3亿元将城区自来水厂管网向周边乡镇延伸，再依托乡镇自来水厂向村塆延伸。全市52万农民全部喝上了与城市同质同价的自来水，过去农村挑水用的水桶“下岗”了，石海明的“箍桶”生意也就没得做了。
“失业”后的石海明转行当起了总经理。他与几位村民合股办起了综合服务社。今年，鄂州利用村级组织办公活动场所的闲置房屋，扶持有经营头脑的村民兴办村务、商务为一体的综合服务社，每个补贴5000至8000元，统一供货、统一价格。全市200多个行政村办起了村级综合服务社，把超市办到农民家门口。许多村民说，有了服务社，买东西方便得多。
从荒滩地到“吨粮田”
“这里以前只能靠肩挑背驮，现在机械可以大显神通。”正在田间干活的村民尹传新喜形于色，“没想到我们的建议这么快就变成了现实。”
在建的鄂州新渡李子湖农业综合改造项目区，原是临近梁子湖的一片滩涂，十年九涝。今年初，当地村民向市里建议改造荒滩。经过论证，鄂州市政府立项投资，对7000多亩滩涂实施综合开发，修灌渠、建泵站、硬化机耕路，将其中的6000亩冷浸田建成高产稳产、耕作方便的“吨粮田”。
近些年，围绕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市场体系“六个一体化”，鄂州先行试验，将当年新增财力主要用于农村，逐步缩小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如今，漫步在鄂州市的村村塆塆，人们不禁会问：这里是城镇还是乡村？鄂州的城乡差别正在变得模糊。
苗族大学生杨昔龙放弃收入可观的工作回到农村老家，带领乡亲们脱贫致富—— 梨香飘满致富路
李元昌 杨 伟 《 人民日报 》（2009年10月25日
05 版）
金秋时节，看着一车车优质黄金梨往外运送，四川省珙县玉和苗族乡凤凰村乡亲们个个乐开了花。6年前，这里是全县最贫困的村，如今，人均6000元的收入让全村走上了幸福的致富路。
珙县山高坡陡，平均海拔1000米，苗家儿女世代以种植红薯、玉米为生，长期为温饱而辛劳耕作。2003年，苗族大学生杨昔龙放弃收入可观的工作跳回“农门”，当上了凤凰村党支部副书记，带领乡亲种黄金梨脱贫致富。杨昔龙用多年积蓄承包山地30亩，2005年，亩产5000斤，总收入50万元。乡亲们惊叹之余纷纷上门学习种植黄金梨的技术。
杨昔龙组织农户建起“黄金梨专业合作社”，在育苗、种植、技术培训、管理、套种蔬菜、梨园养殖山地乌鸡、订单生产销售上实行“七统一”，带动群众走上了规模化生产经营道路。
66岁的苗族老阿妈王文英说，“我家过去除了种粗粮糊口外，没有任何收入；现在，我在专业合作社务工，一年可增加收入5000元，儿子外出打工，每年能挣5000元，日子越过越舒坦。”在凤凰村，像王文英这样通过加入专业合作社种黄金梨，过上富裕生活的村民比比皆是。站在新修的楼房前，村民熊泽文说：“我家6口人，10亩地，以前人均收入不足1200元，住的是石头房。入社种梨后，修了新房，置办了家电，这样的好日子以前想都不敢想。”
一条致富路带富一方乡亲。如今，在1000亩黄金梨示范基地的带动下，全县80%的乡镇都开始种黄金梨，新入社农户达近千户，种植面积扩大到6000亩。
陈昭方的“诱惑”
发布时间： 2009-10-25 15:08
百年学府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和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同时被抓，震撼了国内教育界。
一个寒门子弟的奋斗史
陈昭方的被抓，让他的湖北京山县很多老乡为他惋惜、感叹，因为，这位官居正厅的武大常务副校长，曾是他们的骄傲——早在1997年，陈昭方就以“京山名人
”的身份，被收录进县志中。
陈的中学同学江厚仁介绍，出生于1950年的陈昭方，是京山县宋河镇陈家庵人，家中兄妹7个，父母皆为贫困农民，靠种地为生。
陈昭方读书成绩优异，1966年初中毕业后，陈和江厚仁一起被推荐到京山县孙桥中学学习。按照二人的成绩，“应该可以上京山县的中学”，但江厚仁“出身不好”，陈昭方“家里可能没什么人”。
“文革”风潮，二人赶上了“停课闹革命”。让他们感到幸运的是，他们毕竟上了几个月高中。在当地，当年能有这样学历的人“算是凤毛麟角”，被人高看一眼。
或许这种缘故，1970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时，被抽调去搞“文革”专案调查、清理阶级队伍的陈昭方，成为京山县宋河镇唯一被推荐上大学的幸运儿。
1974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襄阳分校政治经济系的陈昭方，被留在武汉大学工作。陈昭方在武汉大学经济系一干20年——10年党支部副书记、10年党总支书记。
陈昭方在武大经管学院颇得同学的称道——毕业于该系的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司长，曾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陈昭方老师人虽很年轻，但工作却相当有能力，很多重要的育人措施，都是通过他润物无声的细致工作体现在学生们身上„„”
武大经管学院院长陈继勇说，他曾和陈昭方共事多年，觉得陈昭方“干得很不错”，“对自己要求也很严”，“为人也不错，要不然，一个没有什么背景的人，怎么能不断得到升迁呢？”
副校长的财权和诱惑
陈继勇教授所说的“升迁”，指的是陈昭方1994年从武大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正处级），升为武大的总会计师（副厅级），总会计师的主要任务是，“协助校长管理财务”。在这个位置上，陈昭方又是一干多年。
一般而言，类似武汉大学这样的重点高校，和企业区别明显，但就财务而言，其工作可能更为繁杂。因为，高校的收入来源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走向多元，渐渐摆脱了国家拨款投入的单一模式。
陈昭方曾撰文分析，1993年武汉大学收入来源只有9项，到2000年变为了23项。“各类拨款占整个收入的比重呈现出波动和下降的趋势，而事业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加的态势”。仅2000年一年，从陈昭方这个管财务的副校长手上，通过的费用即达四五亿元之多。
四校合并后，武大规模迅速膨胀。“985工程”一项，便为其增加财力不少——从2001年至2003年，教育部和湖北省政府向武汉大学各投入建设经费4亿元。
在余下的几年中，武大收入一直呈上升态势。仅2008年，武大科研经费即达到6.5亿元，而其总收入则达到了23亿。
如此巨额收入，刨去教职员工工资，其他各项花在什么地方，一般人很难知晓。以广受诟病的基建为例，武汉大学仅此项，每年投入都近亿元。
相对于动辄经手几百上千万的经费，掌管他们的人收入却显得有些“可怜”。
武大经管学院一名教授告诉记者，他是一名正教授、博士生导师，就他而言，全部从学校所得，也就10~15万元之间，还要看自己兼课多少。作为当年院党委书记的陈昭方，就纯粹的学校收入而言，并不比他多多少，“最多一年比我们多一万块钱”。
事实是，10年前，陈昭方在装修自己房子时，他的一群教授邻居们，就发现其装修“很豪华”，而逢年过节，到其家拜访者也络绎不绝，“有很多怕被别人撞见，晚上才过去”。
一个细节是，很多人知道陈昭方有爱好盆景的嗜好，有一阵子，他家多得无法侍弄，以至于枯死的盆景花盆都被他们扔了。武大教工的一位子弟评价说，“他可以不要，但你不能不送。”
祸起何方
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告诉记者，“龙小乐、陈昭方是在1999年至2000年左右，武大兴建校外学生公寓时出现经济问题的。”至于涉案金额，顾海良透露，达“上百万元”。
记者从直接侦办“陈昭方、龙小乐案”的湖北省检察院了解到，二人的案发和一家民营培训教育企业不无关系。
该企业创办人巴某，在90年代创业的过程中，开过餐馆、涂料公司，投资过小企业，事业一直未见大的起色。
2000年，在武汉大学扩招、学生公寓不足的情况下，巴与武汉大学合作，为其建造了能容纳4000多人的弘博公寓，租赁使用。但该企业尚处于襁褓之中，建公寓资金不足。时任武大分管财务的副校长陈昭方出面，以武大名义为其在银行贷款提供了担保，并提前预付了3年学生租金，助其解决了燃眉之急。
无法得知巴某究竟向陈昭方、龙小乐投桃报李了多少，但通过这个公寓，巴获得了第一桶金。巴还在武大经管学院获得了西方经济学博士学位，并和湖北田野集团联手，承建了武大东湖分校。
10月12日，记者在武大采访，提起陈昭方案，一位干部当着记者的面大骂巴某：巴××这个混蛋！凡是已经和他没有利益关系的，他都会供出来，就是他，牵出了湖北高校的好多人！
倾斜的象牙塔
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任校长助理、后勤产业集团总经理、副校长等职期间，收受12家单位贿赂80余万元；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利用分管学校招生、基建等工作之便，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总额达100多万元；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元„„
一项统计资料显示，落马的大学官员，8成以上是在基建工程招标，抑或采购、后勤等涉钱环节出现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百年学府武汉大学，无法“免俗”:今年四五月份，武大后勤保障部部长江某被拘捕；更早一些时候，武大后勤集团原总经理朱某，因犯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
陈昭方和龙小乐被逮捕后，一种高兴和悲伤共存的心情开始在武大校内蔓延，高兴的是，“武大有史以来最大的蛀虫”被清除了;悲伤的是，武大百年清誉，再一次受到重创。也有一些教授认为是制度层面的问题，陈继勇教授这样说：如果一个人出事是偶然，那么10个人都出事呢，应该就是制度方面的问题了吧？
(《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2期 陈磊文)中国年轻一代的权钱膜拜，谁应对此负责？
[郑永年](2009-11-10)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最近有武汉的大学生给很多中国人一个似乎是“惊世骇俗”的道德判断：白毛女应当嫁给黄世仁（地主）；只要有钱，年纪大一些不要紧。于是乎，在中国引出了一场具有道德高度的争论，无论是在传统媒体还是在互联网。中国道德衰微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了，很多人对此不满，借这个机会出来说些话可以理解。但是，也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参加争论的人的倾向性非常一致，那就是指责年轻一代；他们的结论也同样具有一致性，那就是年轻人没救了。
中国人具有根深蒂固的从来不检讨自己而只会指责别人尤其是下一代的传统。每当有这样的不符合传统道德价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总会有道貌岸然的出来发表道德高论，似乎他们就是道德的代表和化身。但指责下一代的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忘记了提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对道德的衰败负责？从年轻人成长经历的视角看，要对年轻人道德衰败负责的不是年轻人本身，而是造就道德衰落的老一辈。
任何人的道德价值观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是社会化的结果，是社会灌输的产物。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中间（无论是80后还是90后）盛行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主义的现象也是事实。但同样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年轻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换句话说，年轻人对“权”和“钱”的崇拜意识是他们生长的环境所给与的。
权钱崇拜和道德虚无并不是新现象，从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有了。在改革开放前，中国搞“贫穷社会主义”，人民的生活水准极其低下。当时的人们尽管维持着在今天的人看来一种较高的高德水准，但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道德水准，因为“贫穷”并不符合人性。因此，改革开放后，已经难以承受“贫穷”的一代开始了致富的过程。中国的改革开放似乎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和当时中国人的普遍“贫穷”状态有很大的关系，即穷则思变。金钱很快就取代了往日的道德作为人们价值的坐标了，金钱主义毫无困难地盛行起来。道德没有了，有了钱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乎，人们有了金钱崇拜。
在尝到了初步富裕果实之后，中国人马上接受了以金钱为核心的“利益”概念。中国社会的基础很快就从意识形态（或者道德）转移到了利益。官方的很多政策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一个主要的角色。最明显的就是“GDP主义”，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经济的增长成为了衡量各级官员的唯一重要的指标。GDP主义已经高度制度化，尽管最近几年中国政府想努力扭转单向面的GDP主义，但成效并不大，可见各级官员的金钱主义概念根深蒂固。（应当指出的是，GDP主义是通过牺牲下一代人的利益来满足这一代人的利益的。）
官员的腐败更显得道德的解体。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海外，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不需要作任何解说的。可以说，说到中国官场，给人的第一个概念就是腐败。从金钱腐败的数量来说可见一斑，已经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几千、几万到九十年代的数百万发展到今天的数千万甚至数亿。权通过腐败转化成钱和财富。在这样的环境下，要下一辈不产生权力崇拜的心理实在是非常之难的。更为严重的是，在历史上，中国的政府不仅是负责治理的，而且也承担着教化的功能。今天中国的官场既然这样腐败，其自然成为了道德衰落的最主要的力量。不是也不时有小孩长大了立志“当贪官”的案例吗？
权和钱各自驱使着道德的衰落，而权和钱之间的互相交易功能更是加速着这个进程。对年轻一代来说，无论是“权”也好，“钱”也好，只要能够得到其中的一个，或者和其中的一个靠上边，就有了自身的价值。
除了权和钱之外，也同样严重的是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在迫使年轻人的权钱膜拜。在具有高度流动性的社会里，道德的主体是个人。要一个个单独的个人变成道德人，就要给他们予希望。如果个人可以通过自己正当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希望，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具有一定的道德水准。但如果个人失去了这个希望，或者说无论通过自己怎样的正当努力也实现不了这个希望，那么道德概念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很多方面来说，中国的年轻人正处于这样一个道德的困境。
例如住房问题。住房是一个人的基本生存空间。古人把“居者有其屋”和人的道德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如果人没有一个基本的生存空间，道德又能基于什么呢？而中国的房屋政策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非常有效地扼杀了年轻人的这个“空间”希望。有关方面始终没有有效的具有长远眼光的房屋政策，任由“权”和“钱”操纵，主宰人们的居住空间。对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在飞涨得毫无止境的房价面前，光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得到一个体面的生存空间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可以责怪他们对权钱的崇拜，因为权钱是他们得到生存空间的工具。
教育也是一个例子。前段时间，人们发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有拉平的趋向，甚至也发生农民工的水平较大学生高的情况。这和从前的“脑体倒挂”的情况不同，因为那时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人为的控制。在今天市场机制调节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的产生只能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问题。人应当接受尽可能的教育。这应当说一个基本的道德判断。但当接受教育者和不接受教育两者的工资和收入水平拉平甚至更低的情况下，道德就必然要被虚无化。而对年轻所接受的教育不是年轻一代本身所能控制的。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的年轻一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曾经造就了一个开放的体制，给年轻人予希望。但现在整个社会似乎被各种既得利益所分割，他们把持着各个领域，社会的开放度较之改革之初越来越小。从前是控制扼杀年轻人的希望，现在则是自由扼杀着他们的希望。年轻人很自由，不过就是没有机会。尽管也不时会有年轻人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正当的手段和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包括对权和钱的依附和屈从），但对很多年轻人来说，希望则是越来越少。
在此情况下，道德从何而来？不能说有关当局对道德不够重视。中国方方面面的话语仍然充满着各种道德说教，但对年轻一代来说已经毫无价值。道理很简单，他们所读到的道德教条和他们所看到的现实，两者的差异实在太大。高不可及的道德教条和毫无道德的现实生活反而加深了年轻人对道德的怀疑和价值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说，年轻一代是幸福的，但也是悲哀的。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物质主义的社会，但这个社会同时也是一个价值混乱、毫无道德标准的。不过，感到更加悲哀的应当是老一代，因为是他们和他们造就的社会培养了年轻一代。老一辈否定了自己，更否定了新一辈。
提出价值和道德衰落问题绝对是好事情。但要意识到，出现这些社会现象不仅仅是道德价值的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刻的社会环境和制度背景。从更高的层次来说，这个问题关乎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可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道德来自希望，对未来的希望。抱怨、指责和谴责新一代毫无用处，如果要对下一代负责，那么就要为下一代营造一个能够使得他们感觉得到希望的社会和制度环境。而这又是谁的责任呢？
第三篇：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
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
李良荣
典型报道是中国报纸上最常见的内容之一，关于典型和典型报道也是中国新闻学术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毫无疑问，典型观念的更新必将更新中国的新闻报道。
一、新闻典型之内涵
新闻报道中的“典型”一词是从文学中引进的。目前，中国新闻界普通可以接受的典型定义是：典型是同类事物或人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个别事物或人物。这个表述和文学典型的定义相同或基本接近。确实，新闻典型和文学典型有着共同之处：
1.强调个性和共性的统一。一方面，典型是某一类型的代表，诚如巴尔扎克所说：“典型是类的样本。”另一方面，任何典型都必须是活生生的“这一个”，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个性。
2.强调历史条件、客观环境对典型的制约作用。典型不是孤立抽象的封闭物，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具体的存在，他们必须从一个侧面体现当时的时代精神。
3.强调读者的主体意识对典型的制约作用。无论文学典型还是新闻典型，决不仅仅是作者的创造物，或者是某些人的“钦定”之物，他们还必须得到读者的认可才以成立，或者说，典型必须以读者的认可为最后标准。不管作者们如何呕心沥血，如何大树特树，没有读者的认可，一切人为树立的“典型”都是没有生命力的，也是不可能在社会上立足的。
但是，由于新闻作品和文学作品在性质、功能上不同，新闻从文学中借用了“典型”这一概念以后，新闻典型和文学典型一开始就分道扬镳了。它们的不同之处是：
1.文学典型是虚构的，而新闻典型必须完全真实。文学也讲真实，但那是艺术的真实，即真实地反映历史环境或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并不要求作品中的人物、情节是真人真事。然而，新闻典型必须真有其人其事，不容许有任何虚构，那怕是微小的细节也须真实。
2.在写作（创造）方法上，文学典型的创作方法是塑造，是把各种各样的人物经过艺术构思拼凑起来。新闻典型的写作是选择，在采访到的大量素材中加以取舍。3.新闻典型往往写人或事的两极，不是优秀事迹就是劣迹。而文学典型却是多侧面、多层次的，以价值标准来衡量，或许是好人，或许是坏人，但更多的却是中间人；或者有缺点的好人，有长处的坏人„„
4.文学典型一般都指人物，但新闻典型除了人物，还有事件、单位、经验等。
即使就人物来说，新闻典型着重于通过其不平凡的行动来显示人物的思想品质。文学典型着重于通过其矛盾冲突来显示人物的性格。
5.新闻典型必须具备时效性，原因很简单，新闻典型蕴含在新闻报道中，必须具备新闻的特点。而文学典型只要求具有时代感。
综上所述，新闻典型具有真实性、代表性、思想性和时效性的特点，或者说是新闻典型的必备要素。
近几年来，新闻界在理论和实践上，对新闻典型的代表性有不同的看法和做法。什么是新闻典型的代表性？传统的看法是指“两极”――先进代表和落后代表，尤其是先进代表。许多文章甚至很简洁地说：典型就是榜样，树典型就是树榜样或树样板；报道典型就是要求人们学习先进，赶超先进。但近几年来，许多同志指出，典型不仅仅指“两极”，而且还指能够集中地体现出社会某一种普遍矛盾的个别人或事。这里的典型是指从一滴水见太阳：“一滴水”喻一个典型的人或事。“太阳”喻社会上的矛盾。譬如，《经济日报》抓住关广梅这个人物，展开“关广梅现象”的讨论，其目的主要不在于宣传关广梅的先进事迹，让大家向她学习，而在于租赁制这种形式究竟姓“社”（社会主义）还是姓“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传统的典型观重在宣传――宣传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品质，号召人们向他们学习；后一种典型观重在探讨――探讨社会上出现的新矛盾，研究新事物。在新闻实践中，后一种典型在报纸，尤其全国有影响的大报上，在典型报道中所占的比重在逐渐地增大。从数量上看，两种典型目前不分上下，但从社会影响上看，后一种典型超过了前者。
二、典型报道的曲折历程及其反思
从中国新闻史上看，典型报道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报纸的一种独创。在此以前，中国的报界虽然也有类似先进人物的报道，像1898年9月8日《国闻报》上刊登的《谭烈妇传》记述谭嗣同之妻的一生，着重叙述她在丈夫捐躯后，在祭台上痛斥当朝奸臣，气绝而死；1909年10月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民立报》连续刊登黄花岗烈士的英勇业绩。但这样的报道在当时的报纸上毕竟偶而为之，并没有把典型报道当作报纸上的经常性内容。
1934年，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中，用江西省兴国县长岗乡、福建省上杭县才溪乡的先进典型和汀州市的落后典型，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重要性，并发出号召：“我们一定要用切实的办法来改善我们的工作，先进的地方应该更加先进，落后的地方应该赶上先进的地方。要造成几千个长岗乡，几十个兴国县。”这是我党自觉地运用典型来指导工作的第一个范例。
真正把典型报道当作报纸上重要内容，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它给新闻工作带来了新气象。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党中央强调要把反映根据地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的报道放在报纸最重要的地位。《解放日报》率先改版。在1942年4月30日头版头条刊登《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反映吴满有响应中央号召多开荒、多打粮的先进事迹；1942年9月7日发表长篇通讯《人们在谈论赵占魁》，盛赞赵占魁是“中国艰苦奋斗的产业工人的典型”。这两个典型立时轰动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各地掀起学习热潮，演绎成持续七年之久的劳动竞赛运动。从这以后，典型报道成为报纸上经常性内容，也成为党报的一大特色和传统。据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刊登的各条战线上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
这一时期的典型报道的主要特征是：
1.典型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树立供人们学习的榜样，因此典型报道基本上是正面的先进人物、单位或事件。
2.典型报道密切配合党的各项工作，直接为当时的政治路线、工作任务服务。典型是党的指示、方针的活模式。在革命战争年代，可以说每条战线、每个时期、每项工作都有典型。“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典型引路”成为最流行也最有效的工作方法。
3.在记者的笔下，典型人物显得真实可信，写作上朴实无华。
前两个特点，构成了中国报纸上典型报道的一般特点。
解放以后直到“文革”以前，典型报道在报纸上一直占据十分突出的地位，成为衡量报纸办得好坏的主要标准。工业上的孟泰、王崇伦、郝建秀、王进喜、大庆油田，农业上的李顺达、陈永贵、徐建春、邢燕子、大寨大队，解放军的黄继光、邱少云、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家喻户晓，人人传颂。六十年代的雷锋、焦裕禄标志着典型报道的黄金年代。这一大批典型教育了整整一代人，现在四、五十岁的中年人都是在学习先进人物的氛围中，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成长的。这一大批典型代表了中国人民意气风发、艰苦创业的时代风貌，塑造了青年一代的灵魂。这个主要成绩是不可抹煞的。当然，典型报道也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过许多灾难，像1958年大跃进的“放卫星”典型，成为一种政治高压，逼着农民一夜之间进入“共产主义”，迫使人们不得不说假话。
从建国到“文革”前的17年，报纸上宣传的典型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其总的特征：他们基本上属于艰苦奋斗、埋头苦干型，属于自我修养的道德完善型。他们在和自然界的斗争中，是奋不顾身的；他们在社会冲突中，往往是克制自己，牺牲自己，所谓“狠斗私心杂念”，直到消灭个人的任何欲望，服从既定的社会规范，成为道德上的圣人。这两个特征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上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后，贫穷落后的中国客观上需要有这样艰苦奋斗、埋头苦干的精神来建设新中国。另一方面，在僵化的经济模式下，在强调政治统帅一切的环境中，社会的行为规范要求人们埋头苦干，那些想标新立异的开拓，那些真正敢作敢为和行动都被当作异端。同时，在这样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读者自觉地把自己置于被教育者的地位上，自主意识淡薄，接受他人导向意识浓重。这使得报纸上一切典型在人们心中长驱直入，发挥了一种“魔弹”的威力。
“文革”前17年的典型报道，我们在充分肯定其成绩的前提下，也必须指出它的弊病，主要是：
图解政治――为宣传上的“急功近利”，强调典型配合形势，把典型完全当作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活样板。典型报道不从典型本身实际出发，而从某一政治概念出发来“塑造”先进人物。典型被“政治化”了，除了满嘴豪言壮语外，缺乏个性，缺乏人情味。
公式化――所有先进人物都按“刺激――反应”的模式来塑造。开始是“党的号召――人物行动”，后来是“毛主席的话――人物行动”，活学活用，立竿见影。
绝对化――所有先进典型都是通身发光的神仙，好就是一切好，过去好，现在好，将来也好，永远正确。
这些弊病从建国以后典型报道一开始就存在，越到后来越严重，到“文革”完全蜕变。“文革”中的许多典型报道，从政治上看，它的特征就是和“四人帮”的政治阴谋紧密相关，尤其像“两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风庆轮”报道，张铁生交白卷报道等等，完全成了整人的“政治棍子”。这并不奇怪。“文化大革命”就是一切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政治阴谋，典型报道不过是这场政治棋局中的一步棋而已。从新闻角度看，典型报道以定型化、完满化、极端化为特征。以“假、大、空”办法塑造“高、大、全”的典型形象；典型人物完全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典型被主观地赋予整个阶级的全部精神要素，成为整个社会绝对遵从、永远遵从的样板。“大寨红旗”和陈永贵就是这一类典型的集中体现。仅据《山西日报》核查，在1967年到1976年十年间。光是有关大寨、昔阳的报道就发表了760多篇、200多万字。“其数量之多，篇幅之长，地位之显要，版面之突出，文风之可憎，内容之荒唐，影响之恶劣，都堪称‘史无前例’。”①
粉碎“四人帮”以后，新闻界开始拨乱反正，揭露“文革”期间典型报道背后的政治阴谋以及典型报道的弄虚作假，进而从学术上重新探讨典型报道的功能、要求以及典型报道面临的新矛盾。在这个基础上，报纸向全国推出了陈景润、张志新、张海迪、朱伯儒、马胜利以及老山前线英雄等一批富有新时期特征的典型。和过去相比，这批新典型显得有血有肉，有鲜明个性，尤其是他们身上顽强地拼搏抗争、奋勇开拓前进的精神赢得了世人的赞赏。这和过去封闭的自我修养型的典型形成鲜明对比。
但不管新闻工作者怎样努力，传统的典型报道（指先进典型）却推动了昔日的荣耀。一批新典型虽然也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无论如何和当年雷锋、焦裕禄的宣传效应不可同日而语。原因何在？开始，人们从典型报道身上去找原因，力求使典型真实可信，增加可读性。近几年来，新闻学术界才把目光转向社会，从社会变动方面来寻找传统典型报道衰落的原因。
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出现非群体意识的倾向，“一种标准、一种模式、一种思维”的局面被打破，价值取向多元、生活方式多元也会随之产生；伴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人们的思想更加开放，独立自主、自由平等意识逐渐增强，偶像崇拜、模仿典型的意识渐趋淡薄。这一切，必然使读者要求从新闻媒介那里获得的信息更有助于其独立思考。一句话，典型本身对人们规范性的榜样作用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开放型的心理文化要求产生了冲突。
但是，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取消典型报道，事实证明，典型报道给人们的启发作用、示范作用、参照作用依然还在社会上发挥积极的影响。问题在于：面对新时期的新读者，传统的典型报道必须研究新问题，大胆进行改革。
三、当前典型报道苦干问题的探索
实事求是，富有时代感，使读者感到被报道的典型可信、可敬、可亲，从而激起学习的自觉性，这是新时期典型报道的总要求（这里主要指先进典型）。
从当前的情况来看，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典型报道有以下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一、社会的探索和典型的答案
新闻报道中的典型，往往是我们时代所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先进单位。但这不等于说，凡是先进的都可以作典型来报道。
《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过两位青年工人的先进事迹：一位是石油战线新长征突击手，她长年累月埋头苦干，最脏最累的活抢着去干，生活上艰苦朴素，连一件好衣服也不肯穿；另一名青年工人也是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要资金，不要加工资，结婚前厂里分配给他一间小房也坚决不要。这样的青年当然是难能可贵的，但报上用大量篇幅加以宣传以后，在青年群众中却引不起反响。后经调查了解，许多青年人认为：这样的人不是他们思想中的先进人物，当代青年的思想矛盾在他们身上找不到答案。
与此相反，张海迪却吸引了众多青年。因为张海迪在人生道路上所遇到过的升学、就业、理想、前途等困难和矛盾，正是当代许许多多青年人所面临着的；张海迪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在逆境中崛起的精神，深深地打动了当代青年。人们说：潘晓提出了当代青年的苦恼，张海迪作出了回答。这就是张海迪这个典型的社会价值。
很清楚，一个先进的人物、单位或事件要作为典型来报道，还必须具备一个物质：社会的探索能够在他们身上找到答案。这就是典型的时代感，就是典型的魅力所在。
二、先进和背景
1984年山西省太原市曾刮起一股“李丽旋风”。此风是从《山西日报》报道李丽开始的。李丽是太原市副食品商店卖肉的营业员。她在肉摊上出一块牌子，上写三点告示：一不短斤缺两，二不开后门，三公开接受顾客监督。报上在《三晋小议》中发了篇小言论，赞扬“李丽挂牌”。谁知，此事一下子传遍全市，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各副食品商店也都挂出了同样的牌子。不入，《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都报道了“李丽挂牌”。
《人民日报》在1987年3月连续报道了长城风雨衣厂厂长张洁世的先进事迹。他的一件感人至深的事是：当风雨衣厂厂长五年，自己竟没有一件风雨衣。
有些人对报上表扬这两件事不以为然，认为这些是一个营业员、一个领导干部应起码做到的，算不上先进。
不错，从职业规范来看，他们两位只够“起码的标准”。但在现实生活中，广大读者却把他们当作先进来学习，并且热情很高。原因很简单：在当前，像李丽这样遵守商业道德的营业员，像张洁世这样廉洁奉公的基层领导干部太少了，而人们盼望有千千万万这样的营业员和领导干部。
人们常说，先进是在比较中显示出来的，问题在于拿什么来比。不能只把成文的职业规范当作一把尺子去估量先进，还应该把他们放在现实社会的背景下去比较。有位艺术大师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鲜艳或暗淡的颜色，看把它们放在什么背景下。典型报道也同此理。在特定的环境、时间、场合下，有些看上去普普通通的事情和人物，却显示出先进性来；有些看上去很了不起的事情，反而显得太普通，甚至于落后。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第四篇：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
典型报道：渊源与命运
作者： 张威
关键词： 典型报道┊阅读：724次┊ 内容提要
Ｎｅｗｓ＝消息，Ｆｅａｔｕｒｅ＝特写，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 ｖｅ Ｒｅｐｏｒｔ＝调查性新闻报道，Ｉｎｄｅｐｔｈ Ｒｅｐｏｒｔ＝深入报道„„ 以比较新闻学的眼光观察，在新闻写作的形式方面，西方拥有的新闻样式大都能在中国找到一致或近似的样式，具有某种普适性。然而，有一种报道形式在当代西方是找不到的，那就是典型报道，它是前苏联特别是中国新闻业独有的景观，不具普适性。换句话说，典型报 道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
有关典型报道的讨论自80年代末期的热潮之后一直处于低谷，然而，近来的研究表明，对典 型报道的认识和诠释远远没有到位。本文着重探讨典型报道的渊源、实质并试图解析这种特 殊的报道形式在中国的历史命运。［１］
引言：现存文献研究
长期以来令学界困惑不解的现象是：尽管典型报道在划分中西报道形式方面的意义如此重大，但它似乎没有引起西方研究中国传媒学者足够重视。80年代研究中国、西方和第三世界传媒和报道的重要著作马登的《媒介比较研究》、迈瑞尔的《世界新闻大观》、李金诠专门研 究中国传媒的著作《政治和新闻的内部斗争》、《媒介中国，中国媒介》等，对中国传媒的很多特点都做了种种描述和探讨，其中包括客观报道、宣传等问题，却独对典型报道视而不见。造成漠视的原因很可能是西方学者没有将典型报道作为一种新闻的样式摄入研究的视野，也就是说，他们不承认典型报道属于新闻的范畴。［２］
相对来说，国内新闻学者对典型报道的研究探讨一直是比较活跃的。以下的篇目是一些比较 重要的文献：安岗的《论典型报道》(1982年)着重对各时期的典型现象作了辩证分析；吴庚振的《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1986年)对典型的基本特性、典型报道的基本原则以及如何搞好典型报道等都做了论述；陈力丹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年)发掘了典型报道的沿革和历史，认为典型报道《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步消亡》；余小萄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对典型的选择等问题作了阐述；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1988年)全面衡量了典型报道的历史功过；时统宇《关于典型报道的各种观点》(1989年)针 对陈力丹《要淡化典型报道的观念》对各种意见进行了归纳总结；李良荣的《树立典型》(1989年)从宣传的角度谈了树立典型的方法；刘建明的《典型报道》(1991年)则对新闻典型共性与个 性作了辨析。吴廷竣顾建明的《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思想新闻思想》(2001年)认为典型 报道理论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一部分，是毛泽东新闻思想的突出特征。［３］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上述文献没有或很少将典型报道放在一个国际传媒舞台上来研究，所以对典型报道的科学定位仍然有诸多地方需要补足。在典型报道生长繁衍的地方讨论这 种单一的现象，学者看到的大都是存在的合理性；不过，对它的全方位观照则需要具有一种 更宽广的比较视野。
渊源和苏联的实践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人家喻户晓、风靡一时的典型报道发源于西方，它在欧洲曾有一个短促 的成活期，然后很快让位于而后崛起的社会主义苏联。
在典型报道之前出现的概念当然是“典型”--一种艺术和美学的古希腊术语。希腊文中的“典型”Ｔｕｐｏｓ，其原义为铸造用的模字，与Ｉｄｅａ(模子、原型)同义，由此派生出 Ｉｄｅａｌ(理想)之义。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４］一些美学家 认为，从辞源学角度看，典型与理想、模范的含义都很接近。在西方文艺理论中，典型和理 想两个词常常被互相换用。［５］ 西方的典型(Ｔｙｐｅ)概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和贺拉斯。在当时的绘画中，有人按现实的样子画，有人按理想的样子画，亚里士多德认为，“一桩不可能发 生而可能成为可信的事，比一桩可能发生而不能成为可信的事更可拳„画家所画人物应比原来的更美。”又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写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描写可能发生的事。”［６］亚氏的论断是西方最早关于典型思 想的论断之一。但欧洲的诸位先贤只是萌发了典型的思想但没有直接使用“典型”一词。到 18、19世纪左右，典型作为一种美学概念才开始流行。使用典型概念的著名代表是莱辛、巴尔扎克、博马舍、雪莱、雨果、别林斯基等。我们来看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典型'这个概念应该具有这样的意义，'典型'指的是人物，在 这个人物身上包括着所有那些在某种程度跟它相似的人们的最鲜明的性格特征；典型是类的样本„„”［7］
根据美学家陆学明的研究，中国在古代时期也有“典型”的用法，比如《诗·大雅·荡》“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刑”“型”是相通的。阮元《经籍篡诂》释典：“典，常也”； 《说文解字》：“典，五帝之书也”，“型，铸器之法也”。段玉裁注：“以木为之曰模，以竹曰范，以土曰型”，引申为典型。在中国古汉语中，典型或典刑主要指规范、模型等恒常模式，与希腊文中的Ｔｕｐｏｓ很接近，但还不是在文艺学和美学的意义上使用的。［８］在中国，真正在美学意义上使用“典型”概念的是鲁迅，然后有成仿吾、瞿秋白、胡 风、周扬等。［９］”这个词。当然，若深究起只是在近代时，西方的“典型”才和中国的“典型”的含义达到基本一致。
中国古代比较接近“典型”意蕴的也许还有“意境来，“典型”和“意境”二者之间的区别还是很大的，但它们的确都有“理想”的含义。
那么，文学典型和新闻典型有什么区别呢?一般认为，新闻典型由于具有宣传性和新闻性，因此它主要在这两大方面与文学典型相区别。吴庚振教授试图从下列5个方面对这两个概念 进行鉴别： 1.文学典型一般是虚构的，新闻典型必须是真实的。
2.文学典型指的是典型人物形象，新闻典型既包括人物，也包括典型事件、典型经验、典型报道和先进报道的区别。
3.文学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新闻典型重在表现人物的思想。 4.文学典型具有时代性，新闻典型具有强烈的时效性。 5.文学典型求完整全面，新闻典型不要求十分完整。［１０］
根据学者陈力丹的研究，典型报道的概念发源于19世纪初各派社会主义。当年那些共产主义 的创始人相信，只要人们理解了他们的未来社会的设想，就会去追求共产主义。当时，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空想主义者创办了一批包括合作社、新型工厂、幼儿园和共产主义移民 区，各派社会主义的报刊对此做了大量的宣传，报道这些实验点的经验，于是典型报道的观念应运而生，在19世纪20～40年代，典型报道成为社会主义报刊的主要内容之一。后来，这些早期共产主义的实验都失败了。《共产党宣言》中说，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通过一些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根据典型即“最接近理想之型的具体之型”的原义，可知典型包含着“完美的模型”之义。英雄模范、先进集体的确是某些人们的理想之化身。他们比一般人要高、要伟大、要完美，因而具有激励的意义。在文学上，恩格斯提倡创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共产主义的后继领袖列宁则是崇尚和大力提倡典型报道的。十月革命以后，他特别注重用榜样的力量 来唤起民众。他号召：“让那些向全国人民介绍少数先进的国家劳动公社的模范实际的报刊销行几十万几百万份吧!”“采取了这个办法，我们就能够做到而且应当做到，使模范首先成为道义上的榜样，然后成为在新的苏维埃俄国强制推行的劳动组织的榜样。”［１1 ］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论我们报纸的性质》、《怎样组织竞赛?》、《伟大的创举》、《生产宣传提纲》等文章中均可见到列宁提倡典型报道的精神。他指出，报刊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主要任务是用生活中的生动的具体事例和典型来教育群众。他认为要通过榜样的力量来指导工作。“不要怕揭露错误和无能；要广泛介绍并大力宣扬任何一个表现稍为突出的工作人员，把他树立为榜样”，“在报道优胜者事迹时，不仅要树 立先进人物的光荣感，而且要用先进人物的先进思想和先进经验去武装所有的人，以先进促 后进，共同提高，做到经济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的结合。”在列宁的提倡下，苏联树立起“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等典型，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都起而响应，也激起了人民 群众建设国家的巨大热情。
苏维埃新闻媒体忠实执行了列宁的指示。斯大林倡导的“斯达汉诺夫”运动、二次大战中苏 联报刊广为宣传的英雄人物马特洛索夫、卓娅、古利亚等都是苏共中央树立的著名的典型人物。
典型报道不光在列宁时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很大的指导作用，而且在之后的若干 个五年计划时期，以组织社会主义竞赛、推广先进经验、揭露竞赛不足的形式，唤起了劳动群众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达到了生产宣传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的效果。
在“苏共”十九大上，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在政治报告中对典型问题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典 型问题是“党性在现实主义艺术中表现的基本范围”，“典型问题任何时候都是政治问题”。［１2］于是，创造典型、教育人民成了全党全国的一个政治任务。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和苏联社会的巨变，典型报道、正面报道和 宣传在苏联全面崩溃，代之而起的是西方新闻观念的复兴。［１3］
中国的典型报道：源起和膨胀
大部分学者都同意，中国的典型报道起于20世纪40年代。然而，在中国典型报道的历史渊源 问 题上，理论界大抵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典型报道是师承列宁的“典型宣传”，其源 头在于早期空想共产主义者的“典型示范”，中国的典型报道是对上述传播的继承。持此种 看法的代表是陈力丹，代表作就是他的《典型报道之我见》(1987)。另一种看法认为，典型报道的理论并非来源于苏联列宁的“典型”宣传的主张，而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在新闻理论中的直接运用。“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与鼓励下，我党的新闻工作者才创造了典型 报道，并使它走向繁荣”。持此种看法的代表是吴廷俊和顾建明(2001)。［１4］
吴廷竣顾建明认为，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是他认识世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总结出的并且经常运用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的发端是典型调查实践。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时期、在大革命时期、在井冈山时期对农民、对农村的典型调查实践中形成了他的典型思想方法和典型工作方法。而以毛泽东的党报理论为指针的党的新闻工作必然把典型思想 方法用于新闻宣传，于是就出现了典型报道，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 雄吴满有的报道就是一个例子。吴廷俊和顾建明认为：
(毛泽东的)典型报道的要诀在于调查研究。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发现典型，解剖麻雀，运 用典型，指导面上的工作。这种对典型的完整运用，既不同于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也有别于列宁倡导的上“红榜”与上“黑榜”的“典型宣传”。“典型示范”和“典型宣传”虽然也重视榜样的作用，但与典型报道相比，缺少了典型调查这个认识环节，与我国的典型报道并不一路。
结论是：“我国的典型报道的理论并不是引借于苏联列宁，它是毛泽东的典型思想方法运用于新闻领域而直接构成的，它是毛泽东在新闻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１5］ 以上理论肯定了毛泽东典型思想的特色，但断然否定了早期共产主义的“典型示范”和列宁 的典型宣传中的调查因素，同时否认了中国典型报道对上述两个源头的继承。然而事实上，任何发展的事物都不是简单的重复，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过程。既然典型是一个源于西方的概念，既然典型报道的概念已经在前人的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和 明确提倡，从逻辑发展和历史事实来看，毛泽东的典型报道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具有承继性应是没有疑义的。但对两个源头究竟继承了多少，以及继承了其中的何种成分则需要做进一 步诠释。问题是：难道这种精微的证明有什么特殊意义吗?毛泽东思想当然是毛泽东独特的思想，但谁会否认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和延伸呢?
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有关模范劳动英雄吴满有的报道被认为是中国的首篇典型报道，它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发出的。在此篇报道前后的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曾发表多次讲话，从这些历史文献中，当可以看出毛泽东典型思想对上述两个源头继承的鲜明痕迹。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以《整顿党的作风》为题发表演说，中心就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继承和理论联系实际问题。2月8日，毛泽东发表《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其中多次提到《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讲到列宁如何在彼得堡做宣传的情景，还讲到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的报告。毛泽东在讲话中这样引用季米特洛夫的话，而这段话中就闪耀着典型报道的光辉： 应当学会不用书本上的公式而用为群众事业而奋斗的战士们的语言来和群众讲话，这些战士们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思想，都反映出千百万群众的思想。［１6］
毛泽东还提到了鲁迅的创作方法，而鲁迅则是公认的将苏联的典型理论带到中国来的先锋。他在1921年4月写就的《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据研究，在近代中国这还是首次。［１7］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不断引用了列宁的观点，他说：“列宁还在1905年就已经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毛泽东还提到对古代和外国文艺的继承问题：“我们必须继承一切 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们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１8］他还提到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甚至提到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而典型问题则是苏联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当然，最重要的是，毛泽东那典型理论的著名论断形成了：
„„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 性，更典型，更有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种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文艺把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 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 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完成。［19］
尽管文艺的典型理论和新闻报道的典型理论之间有很大区别。但二者还是有密切联系的：后者脱胎于前者，是前者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投射。从毛泽东的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他对 西方典型理论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精神的继承。一个真实的逻辑关系是：毛泽东的典型理论思想毫无疑问地“引借于苏联列宁”(尽管毛泽东对此理论进行了中国化的创造)，而苏 联列宁的理论则一定和空想共产主义的理论有联系。 说到调查，难道早期共产主义的报刊对“典型示范”的报道不要调查吗?难道苏维埃社会主义的典型报道不要调查码?著名的“客里空”不就讲的是调查的重要作用吗?而作为一个人所 共知的泛概念，对调查分出细密的等级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
中国的典型报道自然和“空想社会主义”时期和列宁时期的典型报道不同，但其继承关系是明显的。 弄清典型报道的源和流是目的，至于其中哪个部分姓马、姓列、姓毛并不重要。无论如何，1942年4月，在毛泽东的倡导下，《解放日报》把吴满有多开荒、多打粮的消息登上了头版头条，普通劳动者的事迹登上如此显要的位置，在中国报刊史上还是一个先例。1943年，大 生产运动兴起，该报大力宣传党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方针；宣传大生产运动中的先进典型，发表此类消息和通讯3000多篇。［２0］这应算是掀 起了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其中和而后迅速涌现的重要典型包括：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大生产、南区合作社、“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王克勤等。 建国以后，典型报道更是高潮迭起，抗美援朝中的上甘岭英雄，黄继光、罗盛教等是“保家卫国”的典型。1953年，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典型报道”，“„„许多材料，都应当公开报道，并发文字广播，三五天一次，方能影响运动的正确进行”。［２1］在国民经济恢复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国家提倡利用典型报道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宣传，报纸“积极支持 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的一切创举，把先进生产单位、先进生产者的典型经验和重要成就推广 到整个建设战线上去。”［22］于是便推出了鞍钢、王崇伦、郝建秀、耿长锁等先 进人物和先进集体。有关刘青山、张子善反面典型的报道，则配合了“三反”、“五反”运 动。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以后，中央对整个形式的估计错误导致了“大跃进”运动，当时媒体仍 按中央指示推出大批高产“卫星”、钢铁“卫星”等虚假典型，为“大跃进”推波助澜。
60年代初期的典型报道已走向成熟，涌现出“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以及“种棉模范吴吉昌”、“舍身救火的向秀丽”等人物典型报道以及大庆、大寨等先进集体典型报道。
在文化大革命阶段，出现了“小靳庄”、“六厂二校”，“白卷英雄张铁生”、“反潮流的 英雄黄帅”等典型报道，它们都是因为某种政治目的推出的。为了政治的需要，典型可以随 意 塑造。大寨一会儿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典型”，一会儿是阶级斗争的典型，一会儿是“全面专政的典型”，一会又成了“继续革命的典型”。典型报道的政治宣传功能在“文革”时达到了极致。
十年浩劫之后，针对人们普遍对共产主义丧失信心的情况，中央要求树立起大量典型，坚定 人们的信仰，于是有了张海迪等的报道；1981年-1983年，配合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 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四化”的积极性，媒体曾先后宣传了一批如蒋筑英、罗健夫一 类的先进知识分子典型，同时也报道了陈秀云、贝兆汉等爱惜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典型。
1984年，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方位展开，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典型人物、典型经验 和 典型问题不断出现，典型报道走向成熟。步鑫生、马胜利、关广梅、鲁冠球等都是这一时期 敢想敢干的企业家典型。［２3］
进入90年代后，媒体又推出一批人物典型，例如徐洪刚、李素丽、徐虎、邹延龄、孔繁森、李向群等先进人物，他们对祖国的精神文明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典型报道不仅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倡导下大力发展，而且它始终与政府的方针政策相一致。当代中国各时期的典型报道，无不是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而推出的，典型报道自始至终都肩 负着政治使命。
典型报道的实质
典型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报道?它是新闻的一种形式吗?如果是，它为什么不像其他报道形式 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是一种政治宣传吗?如果是，它与新闻又发生着怎样的联系? 我们先来看国内关于典型报道的种种定义：
甘惜分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指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的强化报道。普遍意义，是指 代表事物的面要宽，影响要大，包含思想意义、教育意义、借鉴意义，它是成为典型的基础 ；突出，主要是指同类事物中最先进的事物，以及少数最恶劣的事物。典型报道的强化，有 些是根据上级当时的中心工作或受众的反应，由新闻机构着意形成的。”［２4］
刘建明教授认为：“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选择事实、强调新闻事实社会意义的报道方式，多 表现为经验新闻、先进人物新闻。典型报道是宣传性报道方式，即为了达到宣传推广的目的 才在同类事物中选择典型的事例。”［２5］
汪植培认为“所谓典型报道，是指对一定时期内产生的最突出或最具有代表性的事物进行的 重点报道。”［２6］
山西日报研究人员认为典型报道有以下几个特点：1.必须有明确的阶级本质和政治内涵，能 够反映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光辉思想，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 主义精神等等。2.必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有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3.必须具有自 己的特点，又有较广泛的代表性，确实能起到“标杆”和“引擎”的作用。［２7］
单独观察以上有关典型报道的定义，可能每一个都不全面，前三条甚至忽略了典型报道的非普适性，即它只能生存于社会主义的环境中。
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典型报道是不是新闻?
典型报道对社会生活中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突出事物进行报道，是一种强化了的宣传报道。陈力丹在《再谈淡化典型报道观念》中指出：“在我党革命战争的新闻史上，典型报道„ „ 循着鲜明的主观意识去发现和报道适于推动工作的典型，因而典型报道一开始就有较强的宣 传色彩，而较少或没有新闻性”。［２8］正如陈所说，新闻典型的宣传性要大于新 闻性。
什么是新闻?在中外新闻理论中，关于新闻的定义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强调新闻的即时性、重要性和反常性，所谓“新闻应是对新近发生的重要事件的报道”。在西方，有流传久远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的名言。
有些人认为典型报道不是新闻，比如刘磊认为：
以雷锋、焦裕禄宣传活动为代表的“典型报道”，是毛泽东党报思想 运用于新闻宣传的产物。“典型报道”在党报宣传中的大量运用，其隐含的逻辑前提是：新闻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 个部分，党报是党的喉舌，是党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党报的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围绕党的工作，发动群众，鼓舞群众，引导和组织群众。 „„
以雷锋、焦裕禄为例，他们既非领袖级的政治家，亦非明星球星公众人物，他们的事迹和他 们的死显然不能算作重大事件(也有例外。60年代初推出的典型“大庆”，确实称得上是重 大 事件，因为大庆油田的诞生是改变一个国家能源状况的大事)；同样，关于雷锋、焦裕禄的 报道，更算不上是“人咬狗”的新闻，一个共产党员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工作难道不是最正 常不过的事吗?这类事情即便勉强算是新闻，大概也只能算是“狗咬人”的新闻吧。［29］ 刘磊是以西方标准来解析重要性和反常性的，所以在对典型报道的分析方面只能得出比较消 极的结论。 但是，比照新闻定义中的诸种重要因素可以发现，实际上多数“典型报道”达到了某种程度 的重要性（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和反常性（ｕｎｕｓｕａｌ，ａｂｎｏｒｍａｌ）的标准，当然，这里的重要性和反常性是社会主义新闻学的标准，而不是西方的标准。雷 锋、焦裕禄，大庆、大寨对美国人算不得重大，但对中国人来说，特别是在当时的条件下，的确是异常重要的。同样，上述人物和事件对西方人无足轻重，亦无正常和反常的意义，但 对中国人来说，他们或是不寻常（ｕｎｕｓｕａｌ）的人，或是不寻常的集体，是高于普通 人和普通事件的，完全称得上反常（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解放军报记者江永红在评价典型报道《孙铁锤传奇》时深有感触地说：“学雷锋的先进人物 多的是，为什么偏写他?因为他性格中有特殊性，好几拨人去写他都失败了，原因就是忽略 了他的特殊性，而死往普遍性上靠，结果咋写咋不像，读之味同嚼蜡，从普遍性中找特殊性 事关稿件成败，不会找特殊性就不会当记者。”［３0］
江所说的特殊性实际上就是反常性，杰出人物或杰出集体都是卓尔不群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他们“反常”既无贬意也不牵强。
可以挑剔的是典型报道的即时性。因为多数典型报道是大大迟于事件发生后的报道。但这仍 然不能将典型报道的新闻性一棍子打死。新闻在英文中可以包含两层意思。第一，是专指Ｎ ｅｗｓ，即消息，第二是指包括消息在内的所有体裁，也包括Ｆｅａｔｕｒｅ即特写(或通 讯)。Ｆｅａｔｕｒｅ在西方新闻中大量存在，是一种深度、细致的报道。时效性较消息要 差得多，但无人否定它的新闻性。许多人否认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其实是在狭义“消息”的层 面 上来理解新闻的。典型报道是属于特写一类的新闻体裁，既然特写具有新闻性，那典型报道 具有新闻性则是不容怀疑的。
但是，典型报道的新闻性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确不适用。所以，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 的一种特定的新闻形式，它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新闻特写，这 完全可以看作是典型报道定义的精髓。
典型报道的式微和某些新趋势
在前苏联，典型报道已经土崩瓦解；在中国，它在日益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从20世纪80年 代末期起，一批传媒研究者就开始关注这个事实。1987年陈力丹的一篇《典型报道之我见》，宣称典型报道末日来临，引起新闻界的轩然大波，因为“典型宜多，综合宜少”是毛泽东的一贯办报思想，也是中国党报的传统，在陈之前，还未有过对典型报道如此断然否定的先 例。新闻界进行了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种：
(1)对典型报道充分肯定，认为其不会消亡：典型的重要性决定了典型报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的社会主义媒体在典型报道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 以巨大的推动力，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它都是我国报刊宣传的一种主要形式，只能肯定，不 能否定。
(2)肯定典型报道的历史意义，但认为需要对它改革与完善：典型报道是有成绩的，不能因 为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典型报道这种形式，而应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提高。典型报道“逐步淡化论”在纠正历史片面性的同时，又陷入了新的片面性。
(3)基本否定，认为随着典型报道的“逐步淡化”，它最终将走向灭亡：陈力丹认为，典型 报道从19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开始，到列宁复兴时代以及我国当代的报刊和新时期的典 型报道大都是“失败的”、“短命的”或不成功的。“一旦典型人物从半神变成人，典型报 道便失去了存在的土壤”。［３1］ 进入21世纪后，更激进的看法出现了。刘磊认为，90年代后，随着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和思 想的日渐多元，“典型报道”日渐式微。但宣传主管部门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时代的进步、环 境的变化，仍然驾轻就熟地统一部署着“典型报道”„„刘认为，虽然在强大的行政力量推 动下，“典型报道”好像又进入了一个“春天”，但这事实上是虚假的“繁荣”，其影响与 当年的雷锋、焦裕禄已不可同日而语。那些以穆青为楷模，期望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记者们也只能感到失落了。刘指出：党报在传媒格局中的日益“边缘化”加剧了“典型报道”的式微，这事实上也宣告了通过写“典型”而成为名记的“穆青时代”的终结，他说：
越来越多市场化媒体的崛起，标志着中国的传媒业正在重新按照新闻 自身的规律发展。像“典型报道”，这种很难说是新闻的东西，在这些市场化媒体中是不会有一席之地的。对于已 经 告别舆论“一元化”的受众来说，千篇一律的“典型报道”更是没有什么市场了。尽管目前 报刊电视上的“典型”还在一个又一个地推出，但“典型报道”的没落已经不可挽回„„［３2］
目前，有关典型报道的争论还在进行。不过，同前几个时期相比，90年代以后的典型报道 数量锐减。从典型人物报道在不同历史时期里出现的数字，可以看出这种逐渐走低的趋势：
根据安岗的统计，1943年上半年，在《解放日报》上出现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３3］在延安根据地的《解放日报》上„„一年时间里报道的人物新闻就有3000 多条，开创了一代新风。［３4］ 在文革十年中，有关大寨的报道仅在一家报纸上的统计就达760多篇，200多万字。［３ 5］
80年代：“新时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的六年来，报刊宣传的典型人物多达千人，其 中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近百人，产生较大影响的有十余人。”［３6］《光明日报》采用消息的形式宣传典型人物，“平均两三天就一位知识分子先进人物被请上报纸。从5 月到年底，共刊登先进知识分子典型150个。”［３7］
90年代：新华社1994年一年“向全国报道的先进人物有24个，平均每月两个。”［３8］
对1979年、1989年、1999年1、2、3月份的报纸进行抽查的结果发现，典型报道的数量不断 递减，篇幅日益缩校1979年1月到3月的典型报道常常是大块头的文章，半个版、整版或超过整 版的情况很多。到1989年，报纸上各报道篇幅与过去相比都普遍缩小，典型报道的字数也随 之下降。到1999年，新闻改革进一步深入，报纸更是以“短些、再短些”的要求推出各类报 道，甚至出现了几十个字的电讯式典型报道。［39］
典型报道为什么会弱化?从大时代背景来说：典型报道是和一个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相适应 的，以狂热和一元化的舆论导向为其特征。随着这个时代的终结，承载这个时代精神的载体 便会放慢速度。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人们打破了偶像，蔑视造神运动，提倡独立思考和个性 化，追求精神上的自由，由于典型报道缺乏或排斥上述因素，所以它的走低是大时代背景使 然，是势在必行。此外，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迅猛地掀翻了以往的传播模式，新闻传播者逐步从发号施令者向服务者转变。满足受众的多元需要成为媒体最重要的功能。
在为什么典型报道会走低的种种猜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典型报道那种配合政治、对受众进行自上而下的单面灌输的传播方式，违背了新闻报道和受众之间的互动规律。那些 饱蘸政治感情的典型报道，富于政治说教色彩，它总是仙人指路般地告诉受众怎样做，人生 应当怎样度过，但不尊重受众的选择，否定了读者的主体意识、平等协商和参与民主决策的 权力。典型人物中的许多政治性的变化令受众失去了信心，比如聂元梓、蒯大富、陈永贵、林彪、王洪文等风云人物在前一个时期是“英雄”、“模范”、“标兵”、“领袖接班人”，但在后一个时期又成了“反革命”、“阴谋分子”„„，这种与政治的密切联系和主观随 意性令人从怀疑到抵触。
其次，典型报道中那种高大全的脱离生活实际的典型和公式化、概念化的典型引起受众的反 感和抵触。由于我国一贯坚持以介绍先进人物和经验为主的方针和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在典型报道中的先进典型总是毫无瑕疵，一味拔高，典型人物“必须十全十美”，“经验必须能概括一个运动或一个地区”，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显示典型的先进性、方针政策的正确性 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
现代受众要求新闻的客观真实，要求以丰富多彩的典型展示社会生活，这就需要打破传统意 义上盲目崇拜、一味迷信的典型报道的形式。所以，一旦政治思想解放之后，社会新闻、热 点报道、新闻调查等便以强大的生命力应运而生。
自80年代起，典型报道出现了很多改革，虽然在发表的数量上不及以前，但在写作方法上有 了很大提高--浓重的政治说教减少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情味和生活气息；高大全放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多层次多侧面地表现人物，既表现优点也表现缺点。比如，先进人物张海迪曾 经绝望过，甚至想过自杀，但许多记者的报道中没有提到过这个事实，认为这有损于英雄人 物形象，但郭梅尼在《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写到了这些，这种突破使人相信先进 人 物是人不是神，不是高不可攀的。［４0］有篇关于1998年抗洪英雄李向群的报道，其 中提到了李初到部队时留着“费翔式”的分头，见领导先敬烟，过生日时到饭馆聚会，新兵 训练时首次测验5门功课三门不及格，野营训练掉队后“打的”赶队„„这些细节不仅无损于英雄形象，反而提高了可信度。一位老人说，“李向群20年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家有资 产百万却自找苦吃，三次在危急关头交上了入党申请书，先后5次在水火中救人，生命最后 几天中四次晕倒在大堤上。这一切是许多同龄人，包括我的孩子所做不到的。我们不能要求 20多岁的青年高大无比，完美无缺，那不符合辨证法。”［４1］90年代以后的典型 报道，大多注重全方位的描写英雄，大大提高了可信度。
结论
作为正面报道最高表现形式的典型报道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产物，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过程 中，这种特殊的报道形式起到了独特的发动群众、建设祖国、规范社会道德、巩固政权、成 为阶级斗争的有力工具的作用。随着多元时代的到来，典型报道趋于走低，其优势逐渐让位 于调查性报道、热点报道等。不过，典型报道在中国远没有全面撤退，它只是失去了在新闻 报道中的统领地位。只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存在，只要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还存在，只 要理想主义还存在，只要正面报道还存在，典型报道就依然会存在。那些经过了历史考验的、在人民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的典型人物如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将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
作者：澳大利亚悉尼理工大学新闻学博士 参考文献与注释
［１］河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李建红、邓天颖为本研究承担了部分搜集资料、整理文献工作，谨表谢意。
［２］上述4本著作依次为：Ｊｏｈｎ Ｍａｒｔｉｎ ａｎｄ Ａｎｊｕ Ｇｒｏｖｅｒ Ｃｈａｕｄｈａｒｙ（ｅｄｓ），Ｃｏｍｐａｒｉｔｉｖｅ Ｍａｓｓ Ｍｅｄｉ ａ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Ｌｏｎｄｏｎ： Ｌｏｎｇｍａｎ Ｉｎｃ．，１９８５； Ｊｏｈｎ Ｍｅｒｒｉｌｌ（ｅｄ），Ｇｌｏｂ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 Ｓ 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Ｎ ｅｗ Ｙｏｒｋ： Ｌｏｎｇｍｅｎ，１９９５； ＣｈｉｎＣｈｕａｎ Ｌｅｅ（ｅ ｄ），Ｖｏｉ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ｌａｙ ｏｆ Ｐｏｌ ｉ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Ｇｕｉｌｆｏｒｄ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 ＣｈｉｎＣｈｕａｎ Ｌｅｅ（ｅｄ），Ｃｈｉｎａ’s Ｍｅｄｉａ，Ｍｅｄｉａ’s Ｃｈｉｎａ， Ｂｏｕｌｄｅｒ．ｃｏｌｏ： Ｗｅｓｔｖｉｅｗ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３］以上文章的出版细节从略。
［４］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695页。
［５］《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24页。 ［６］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6月，189页。 ［７］《西方文论逊(上)，425页。
［８］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3～4页。 ［９］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发展史》，5～8页。〖ZK)〗
［１０］吴庚振：《论新闻典型和典型报道》，李广增、吴庚振著：《新时期新闻 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7月，129～132页。
［１1］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全文见《列宁全集》中文版27卷，186～191页。 ［１2］童庆炳：《我与文学理论》，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ｎｕ．ｅｄｕ．ｃｎ／ｃ ｅｎｔｅｒ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ｘｚｆｉ－１．ｈｔｍ
［１3］张丹：《(真理报)的历史变迁和经验教训》，《新闻与传播学研究》2001年 第3期，123～127页。
［１4］吴廷竣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新闻与传播学研究》 2001年第3期，44～45页。
［１5］以上均见吴廷竣顾建明：《典型报道理论与毛泽东新闻思想》，45页。
［１6］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91年，8 42页。 ［１7］陆学明：《西方典型理论的发展史》，4页。
［１8］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解放军出版社 重印，1991年，860页。
［1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61页。
［２0］丁淦林等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310页。 ［２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逊：新华出版社，1983年，176页。
［２2］《中共中央关于改革报纸工作的建议》，《中国新闻年鉴》(1982年)，96页。 ［２3］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新闻学刊》1987年1期，19页。 ［２4］甘惜分主编：《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42页。 ［２5］刘建明：《现代新闻理论》，民族出版社，1999年，142页。
［２6］〖BF〗汪植培：《也谈典型和典型报道》，原载《新闻世界》1990年第4期〖BFQ〗，转引自《中国新闻年鉴》(1991年)，133页。
［２7］山西日报资料室：《先进典型报道必须真实》，《新闻研究》1991年第1期，47 页。 ［２8］时统宇，142页 ［29］〖ZK(〗刘磊：《典型报道的挽歌》，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ｓｄｎ６１８．ｃｏｍ．ｃｎ／ｃｅｎｔｕｒｙ／ｐｉｎｇ ｔａｉ／０１１０１７３００／０１１０１７３０１１．ｈｔｍ
［３0］江永红：《环视--记者的眼光之三》，《新闻与成才》2001年第8期。 ［３1］张芬之：《关于典型报道的讨论综述》，《中国新闻年鉴》(1988年)，100页。 ［３2］刘磊：《新“名记”时代的到来》，20011123 09：22：08，《西陆观察》。 ［３3］安岗：《论典型报道》，《新闻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0页。
［３4］徐人仲：《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中国新闻年鉴》(1987年)，83页。 ［３5］安岗：《论典型报道》，53页。
［３6］余小萄：《浅议“典型报道”中的几个问题》，18页。
［３7］光明日报总编室：《改进人物报道，突出知识分子的宣传》，《中国新闻年鉴》(1 983年)，83页，151页。
［３8］郭超人：《对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估计》，见郭超人：《喉舌论》，北京：新华出 版社，1997年，317页。
［39］此项统计由李建红做出。
［４0］见郭梅尼、许家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中国青年报》1983年 3月1日。 ［４1］晓平：《为战士讴歌，让英雄永存》，《新闻与成才》1999年第10期，28页。
第五篇：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的反思
内容摘要：
摘 要：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引导社会舆论、激励人们奋进的一种强化报道，它以教育、启迪为目的，以典型材料为内容，以感动人心，影响思想为宣传手段来发挥媒体的社会导向作用。但在中国，长久以来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处于一种“报道时感动，报道完冷漠”的尴尬局面。传者与受者之间存有一层无形的隔膜，使媒体无法完全有效地发挥正面典型报道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值得深思的。
摘 要：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是新闻媒介引导社会舆论、激励人们奋进的一种强化报道，它以教育、启迪为目的，以典型材料为内容，以感动人心，影响思想为宣传手段来发挥媒体的社会导向作用。但在中国，长久以来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处于一种“报道时感动，报道完冷漠”的尴尬局面。传者与受者之间存有一层无形的隔膜，使媒体无法完全有效地发挥正面典型报道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值得深思的。
每个时代都有一个时代的典型代表，这些典型反映了每个时代的精神特征和精神追求。从舍己救人的好战士王杰到当代“保尔”的张海迪，从见义勇为、挺身而出的徐洪刚，到大孝至爱、大爱无疆的谢延信，这些光辉的形象透过电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电视观众。电视新闻中的这些典型人物身上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优良品德，折射着每一个时代的精神所向，反映着每一个时代的政治宣传需求。但在我国，典型报道的宣传常常因为政治的需要而偏离了新闻报道的价值。
一、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的病灶
(一)政治性的媒介生态环境
媒介生态环境是指大众传播机构生存和发展的环境。它是一个动态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政策环境对媒介生态环境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不同时代的政治需求、政策方针，造就不同时代的媒介生态环境。
过去，由于政治与文化的封闭性，我国一直把媒介单纯地当成一种工具：战争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经济改革工具，让媒体充当政府的播音喇叭，服务于政府的工作路线和方针政策。大炼钢铁需要全民动员，媒体就一窝蜂地报道谁家谁家砸锅卖铁，炼了多少多少吨钢铁，响应国家号召，呈现祖国一片欣欣向荣的假象;经济改革需要树立榜样，媒体就千篇一律地竞相报道哪里的农民在党的政策下发家致富，盖洋房，种果树，买轿车，好似全国农民都已达到小康生活，典型报道的宣传意义大于一切，即便报道的内容“假、大、空”，即便新闻的本身并没有多少新闻价值，尤其在对典型报道的人物选择上，典型人物能否见诸于报端，亮相与电视，要看该人物身上是否体现了政治需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媒体的生态环境逐渐转变为开放的、公正的、平等的，媒体的报道宣传不再唯单一的政治需求马首是瞻，开始发挥媒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典型报道的选题上，也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但历史遗留的病灶还未完全治愈，在典型人物选择上仍然以政治性为第一要务。
(二)“神话”色彩的“天人合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媒体对于正面典型报道中的人物宣传，出现“完美化”、“标准化”、“天人合一”的“神话”现象。只要是正面典型人物，他就不可能有缺点，他一定是完美的，崇高的，无可挑剔的;他一定是“党性”的，而不是“人性”的;他一定是“超人”的，而不是“平常”的。如1994年一篇关于马永顺的报道写道“‘退休后的马永顺仍然每年都上山栽树、扶育、整地。’年近八旬的马永顺看了报道很反感，就说：‘我老了，干不动了，春天上山造林都没干多少，请记者不要再逼我夏天扶育、秋天整地了’”[1]。
媒体的典型人物报道把普通人“神话”，为了这个“神话”的形象，甚至有时为了表现先进人物的思想解放，就把群众写成观念陈旧;为了突出先进人物的无私奉献，就把群众写成自私自利，甚至把群众的智慧写成是先进人物一个人的创造，把集体的功劳记在先进人物一个人的身上等等[2]。媒体报道典型的思维模式就是，典型就得“高、大、全”。但实则，完美的“超人”脱离了群众生活，反而使得典型悬挂空中，让人敬而远之。
(三)故事性和真实性的偏离
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中，人物的刻画和形象的展现很难把握。虽然电视新闻报道的典型来自于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地区，有着各自不同的故事和不同的时代背景，但媒体宣传的典型人物总是“样板戏”一般，缺少“亮点”，缺少人物内心真实的写照，缺少报道角度的新颖性和报道内容细节的深入挖掘，使人物的性格特质和时代特征不鲜活。比如宣传政府干部，会写典型人物的任劳任怨，无私奉献，一心为做人民的好公仆，但也会套路般地写他一心为工作而几年不回家，为解决百姓疾苦而抛下父母妻子儿女与不顾，甚至多少年对家人都不管不问，只顾着执着地工作和为人民服务，活脱脱将一个党的好干部的光辉形象写照为一个六亲不认的工作狂，试问这样不真实的典型人物怎叫观众可信、可亲、可感?即使再鲜亮的躯壳，即便事迹感人心肺、震撼心灵，也会让观众觉得太假，太虚，而收不到积极的宣传效果。
另一方面，作为电视——以画面取胜的媒体，增加了新闻的可信度和真实感。但是对于典型报道来说，它不像消息类报道，观众可以从抖动的、模糊的画面中断定新闻的真实性。典型报道是很难在新闻事件发生时及时地捕捉到现场画面，它更多地是事件发生后记者跟踪的深度报道，镜头难免有导演的痕迹。因此，观众总是会问：“那个时候，他们怎么知道?”电视新闻的真实性大打折扣。
二、电视新闻正面典型报道的良药
(一)写真实的人，写生活中的人
典型人物是人，不是“神”。电视媒体在做典型人物报道时，应摒弃“高、大、全”的传统报道理念，将典型人物置于现实环境中，自然地写人和写自然的人，从典型生活中的故事体现时代背景下的个性特征和思想操守，做到生活化、人性化地报道，既宣扬典型的优良品质，引导社会学习、效仿，也不刻意避讳典型自身的缺点，让观众觉得典型就是他们当中普通的一员，他没有“超能力”，没有“神助”，有的是高尚的品质和坚韧的精神[3]。
比如2006年“大孝至爱，大爱无疆”的典型代表——河南焦作煤矿工人谢延信，他以默默的行动，演绎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孝道的现代版。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在对谢延信的典型报道中，就是用平实的目光报道平实的谢延信。画面中穿着朴素，已头发灰白的谢延信，在一个祥和的下午，拿着一柄梳子在小院里给84岁满头白发的岳母梳头，边梳边和岳母聊着家常，不时传来谢延信傻呵呵的笑声。这幅画面真实地展现了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生活。画面中没有绚丽的服饰，没有华丽的背景，有的是浓浓的生活气息与家人的关爱，它充分展示了一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谢延信。这个镜头让很多观众都留有深刻的印象，让观众觉得距离自己很近，觉得它是真实的，生活中的，这则电视新闻典型报道教化了很多观众，收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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