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警察史 珍贵文物再现

第一篇：中国近代警察史 珍贵文物再现

珍贵文物再现中国近代警察史

警察的历史源远流长。警察（police）一词最早源出于古希腊，表示“秩序”、“社会和平”的意思。

在我国，警察行为的历史萌芽可追溯至夏商时期，距今两千五百多年的西周，就已有了类似现在治安管理的职能分工。当时，国家设有司民（户籍）、司稽（捕盗）、司寇（刑狱与纠察事务）等相应的官职。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曾担任过鲁国的大司寇。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更为先进的封建统治制度，并在县乡两级创设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专门治安机构——亭，专司缉捕盗贼和维护治安之职。曾担任过泗水亭长的汉高祖刘邦，也可算是警察出身了。

中国近代警察究竟诞生于何时？按照时间先后来讲，应首推湖南长沙创立的保卫局。

1897年，湖南按察使黄遵宪向推行新政的巡抚陈宝箴提出，现行的保甲制度撑不起社会安定的局面，建议设立湖南保卫局。此后，黄将草拟的《保卫局章程》刊登在《湘报》上，广泛征求各界意见，得到维新派的大力赞扬，也得到开明官绅的赞同。

1898年7月27日（光绪二十四年六月初九日），湖南保卫局正式成立。其机构完全仿照西方和日本警察机关，但由于是官绅合办，人员素质与西方警察差距很大。

由于戊戌维新失败，积极推行新法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等人被革职。刚刚诞生三个月的湖南保卫局也随着变法的失败，被迫裁撤更名为保甲局。应该说，湖南保卫局是中国警察的前身，首开中国近代警察史的先河。

黄遵宪首创中国警政

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黄遵宪抵任湖南长宝盐法道，兼署湖南按察使。是时，恰逢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试图仿效西方资本主义，改良中国的封建政体。因此，黄遵宪的变法思想如逢和风春雨，他便劲头十足地帮助陈宝箴，辅佐陈宝箴推行新政。他提出了一套“地方自治”的理论及种种改革措施。他提倡“分官于民”，改革封建官制，建立地方议会制度；并且仿效日本和西方近代国家的警察局而建立起保卫局，以保证改革措施的推行。

由黄遵宪亲自负责规划及主持的新政规定要务有十二项：

一、保卫局；

二、迁善所；

三、整顿刑狱；

四、课吏馆；

五、时务学堂；

六、武备学堂；

七、南学会；

八、湘报馆；

九、团练；

十、矿务；

十一、内河小轮船；

十二、湘粤铁路。其中首推保卫局。

上述新政规定要务十二项中的首项是保卫局，即现在的警察局。黄遵宪早年呕心沥血地写成的《日本国志》中，论及警察的职务是：“在保护人民：一去民害、二卫民生、三检非违、四索犯罪……”他在任职欧美外交官时，非常留心欧美先进制度，特别对司法、警察体制，格外深入研究，故又有云：“余考欧洲警察之制，大抵每一万户则设一分署，一分署有警察数十人，其在通都大邑，广衢要路，则持棍而立者，远近相望，呼应相通……”足见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思想形成颇早。因为他在海外任职外交官十多年，亲身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现状和文化，见识多，涉猎广，加之他有强烈的爱国主义责任心和使命感，对中国的变法自强充满信心。因此，湖南巡抚陈宝箴委依殷切，借重诚恳。

再从他亲自制订的《湖南保卫局章程（四十四条）》具体来看，里面对保卫局的职能、机制、职责、纪律及巡警的条件等等，都一目了然，便于操作。

章程的首条阐明保卫局的性质是“官绅商合办”。第二条阐明职能是“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往下提出机构设置“于长沙府城中央，设总局一所，城中分东西南北，设分局四所，城外设分局一所，共分局五所，每所辖小分局六所，共设小分局三十所。”充当警员的条件有七条：“一须年在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者。二须曾经读书识字，粗通文理者。三须身体强健，能耐劳苦者。四须性质和平，不尚血气者。五须有保人。六须考验。七不准以曾经犯罪之人充当。”还规定了警员的具体职责九条，以及“两不许”、“七不准”的纪律和奖惩制度，又详细制订了总局、分局和小分局的办事程序及各级人员的薪酬等等。

诚然，黄遵宪建立保卫局的新政主张仿如刚出世的婴儿，因1898年戊戌变法的失败而宣告成一张废纸，但诚如《清史稿·本传》上云：“黄遵宪……于是略仿西欧巡警之制……”可以说，我国近代之警察制度，始于光绪廿三年（1897年），而于光绪廿六年（1900年）后才逐渐在全国各地建立，其始创中国警政者为黄遵宪。按时间顺序来讲，首先应该是在湖南长沙创立的保卫局。湖南保卫局是伴者1898年6月的戊戌维新只维持了103天，变法失败后陈宝箴等官员被统统革职，湖南保卫局也在10月底被裁撤，只存活了三个月，之后被迫更名为保甲局。

1901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北京后，清政府与之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半丑条约》，西方列强在得到割地赔款同时，还希望随时染指中国事务，特在《条约》中规定八国联军在交还天津后，清政府不得在距离天津租界20公里内驻扎军队，这种规定实际上是剥夺清政府在整个天津市的驻兵权。天津是北京的门户，中国军队如不能在天津驻守，西方列强随时可以兵临北京城下，要挟清政府，这是清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同时，清政府满朝文武官员也没有一个人敢于不带一兵一卒，前去接收八国联军满街横冲直撞的天津市。

后来，清政府把这个棘手难题交给了在山东因镇压义和团运动有功的袁世凯。袁世凯曾训练过清政府新军，对西方的军警制度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袁在接收天津前，从自己的军队中选拔3000名士兵，进行短期的警察训练，使之熟谙警察的职能，然后脱下军装，换上警察制服，称之为“中国警察”。接收时，袁世凯命令地方官员率领这3000名警察长驱直入驻守天津，一方面维持社会治安，一方面军事戒备。史载当时八国联军也哑口无言，因为袁世凯派来的不是军队，而是维持治安的中国警察，这和《条约》的条款毫无冲突之处。

由于有专门警察维持社会秩序，天津市社会治安一扫过去的混乱局面，成为全国各省之冠，“有六个月不见窃盗者，西人亦叹服”。于是慈禧太后下了一道谕旨，要求全国各地都要效仿袁世凯建立警察制度，使警察制度逐步推广。

地方警察制度的建立，终于导致全国警察制度的建立。1905年10月8日，清政府设立巡警部，统管全国警察事务，巡警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部长）是袁世凯的挚友徐世昌担任，巡警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是由袁世凯的老部下赵秉钧担任。这就是中国现代警察制度的起源。

１９１４年２月２６日，直隶都督赵秉钧被人下毒暗杀，七孔流血暴卒。

赵秉钧，１８５９年生，河南临汝人。曾任北洋军巡警领导人。中日甲午战争后成为袁世凯的部下。１９０５年任巡警部右侍郎。在任内镇压革命，杀害人民，有“屠夫”之称。辛亥革命后曾任袁世凯的国务总理。因策划刺杀宋教仁而遭舆论抨击，被迫辞职，后改任直隶都督。

由于袁世凯的指使，赵参与策划刺杀宋教仁，“刺宋”要犯之一被袁派人追杀。赵竟派人缉凶并致电袁为“刺宋”要犯鸣不平，说“以后还有谁肯为总统做事”。此后，赵称病不出，直到被毒杀。

光绪皇帝设置巡警部的谕旨

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后，导致清政府的京师治安机构瘫痪。当时经联军许可，由各占领区内的绅商出面组织了一个临时治安机关，叫做“安民公所”，在东、西两城各设一处。其职责是招募巡捕、缉拿巡守、维持界内治安。光绪27年（1901年）夏，联军先后交还占地，退出北京。于是清政府在步军统领衙门内设置警务处，左右两翼分设警务公所，与各安民公所共同维护京城治安。同年8月，经光绪黄帝批准设立善后协巡总局，下属十个协巡分局。光绪28年（1902年）4月，又将善后协巡总局改为工巡总局，行使维持京师地方治安的职责，这是中国建立警察制度的开端。同年，直隶总督袁世凯经奏准后在天津试办巡警局。光绪31年（1905年）9月，清廷为在全国建立起一个集中和统一的警政体系，特于中央设立巡警部，下设五司。随后将京师工巡总局改组为京师内、外城巡警总厅，直隶于巡警部。

京师警察厅印、行政处印、消防处印、卫生处印、京师警察厅徽章

天津街头走出中国巡警

1902年，清政府从八国联军手中接管天津后不久，天津的大街小巷就不断闪现出三三两两的中国士兵晃动的身影，他们脖子上挂着警哨，腰中挎着佩刀，到处巡视查看……具有现代意义的词语“巡警”正式在中国出现了，而天津则成为了中国“巡警”第一个开始巡逻的地方。

南北两警局开创中国新警务

早在收回天津前，袁世凯就在保定创设了警务总局和巡警学堂，将所属部队编成巡警并开始训练，为接管天津充分准备。1902年接收天津后，袁世凯当即把从保定带来的2000名巡警和天津都统衙原有的千余名华人巡捕合并成立了天津巡警总局，并建立警务学堂，“训练巡局官弁兵丁”。

最初的巡警总局机构比较简单，其管辖范围也只限于北运河以南的城厢及附近地区。不久，袁世凯又成立了天津北段巡警总局，主要管辖金钟河以北地区，原来的天津巡警总局改称天津南段巡警总局。1904年11月，袁世凯又成立了管辖天津周围四乡的四乡海河巡警总局；1904年九月，经袁世凯奏请，清政府成立巡警部。

是时，北京发生了革命党人吴樾炸伤清廷出洋考察五大臣事件，为了加强铁路防范，袁世凯遂由天津南段巡警总局挑选一千余名官警，开办了京榆铁路警察。1908年，清政府民政部又报经批准，执行巡警道官制，“专管全省巡警、消防、户籍、营缮、卫生事务”。中国的警务制度从此开始了新的一页，告别了传统的“捕快”概念。

巡警制度多站立坐卧有规定

天津巡警初创时，将天津划分为东、西、南、北、中5个警区，每一警区为1个局，每局下设若干棚，每棚设警长1人，有岗哨3处，每个岗哨设3名警士。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总局将管辖区域仍划分为5个警区，每一警区设1个分局，每个分局下设4个区，每区设5棚12岗，配置巡警50人。全市共设置执勤棚100个，执勤岗240个，执勤巡警1000人。

据此我们大体可以勾画出过去巡警的作息时间和各种上岗要求：巡警值勤分站岗、巡逻两种勤务；实行“勤三休六制”，即站岗、巡逻均各为3小时，休息6小时，站岗、巡逻、休息按日轮班交替；各区的5个棚，实行“勤四息一制”，即每天有4个棚值勤，1个棚休息，值勤各棚各出3岗，每岗1人，共12人。各棚休息的巡警为“预备巡警”，可顶替有事、有病者上岗执勤；遇有紧急情况，鸣哨为号，预备巡警必须全部出动；值班站岗应在岗地左右，注意查看一切情形，没有事情或没有长官命令，不得擅离岗位；值班巡逻者应在管段境内往来查看，不准坐卧，不得与人交头接耳，不准饮食吸烟。四乡海河巡警总局还规定：“巡逻要携带巡逻表，每巡行到一处，即由该村加盖戳记；遇有罪应拘捕而无理纠缠或逞凶拒捕的人，巡警应即鸣哨，会合邻近巡警将其拘送局所。”

拘留规则细搜捕传唤要用票

封建时期的捕快抓人，不管在哪里抓住嫌疑犯，一般是就地审讯，或者随便找个地方将犯人关押。巡警总局初建时，由于没有专门的人犯滞留处，所缉捕的案犯只好分送到附近衙门监室寄押或借房拘押，与捕快办案没有多大区别，罪犯脱逃或被虐待而死伤的事情时有发生。

为改变这一状况，光绪二十九年(1903)，南段巡警总局在局内建立了专门滞留罪犯的拘留所，由差遣队看押拘留所所有滞留人犯。为防止罪犯脱逃或出现人身意外，南段巡警总局规定：被拘留的人犯，不论已结或未结案，已审未审的人犯、证人，均分别关押，男女各为一所。男拘留所钥匙由差遣队队官收藏，拘留所开锁时，必须由差遣队队官前往监视；女拘留所钥匙由值日所审判课管理，开门锁门时，审判课课员要前往监视。被拘留的人，每天早晚点名一次，防止脱逃；人犯的东西要记录在案，呈报检事长查核；被押人犯不得出入自由；被押人犯是否安静、有无非常举动，巡警换班时要交待清楚。饮食如不干净，一概不准给人犯吃；所内重罪的人犯，其亲友送来的物品，检查巡长检查没有问题后才能给予。

为保证所拘人犯如期审结，南段巡警总局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局内设立发审处(预审处)，负责所拘留的人犯审讯和罪罚裁定，并负责拘留所、待质所的管理。在《发审处规则》中规定“传人用召唤票，拘犯用逮捕票，搜证用搜查票”，“讯案时刻为每日午前自九钟起至十二钟止，午后自三钟起至六钟止”，“待质所为诉讼者俟讯之处，无论民事刑事，凡被传到案者均在此处听候”。可见，拘留所的管理制度还是十分严密。

明察兼暗访巡警上班有人管

巡警制度建立之初，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督察制度，只是由官长对巡警勤务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对责任者进行处罚。

1905年，天津南段巡警总局设立巡查机制，对勤务工作进行巡查和稽查，由总局稽查所监督实行。罗澍伟教授说，稽查所派出的巡查人员身带腰牌，昼夜巡查，检查巡警值勤情况。在巡查中巡查人员只准暗中观察，不得干预巡警值勤。南段巡警总局重新拟定的稽查所章程规定：“稽查员在外查事，须不露形迹，不可公然自称系稽查员。如见巡警有犯规情事，应记明某局某区某时某岗，回局登簿呈报，不得当面申饬，亦不得径自去该管局区报告。所查各事于呈报时，只准叙明事实，不得妄下断语；稽查员海员发给票据1张，须随身携带，不可遗失。如夜间被巡警盘诘不放，可出示票据以释其疑……稽查员如查有急应捕拿之人，准其招呼巡警捕获。”

1905年10月，为整顿警察风纪，天津南段巡警总局制定了《巡警遵守规则》8条：“官长查岗巡视均穿军服佩刀；换班长警严禁说话、杂乱，要步伐整齐严肃；长警上街要扎皮带戴草帽，不准光头散腰；无事不准到租界；凡见长官行礼均要注目；各局区队之门岗均须站立门外至12点钟准进门洞，门岗持枪时须上刺刀；脑后之短发长不准过一寸五；凡巡警出局单人行走不准左顾右盼，如二、三巡警必须成为一路行走，若系成队均为一路行进。”

清末“预备立宪”诞生了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和机构

1905年徐世昌（左三）任清廷巡警部尚书时与赵秉钧（右二）等人合影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尽管垂帘听政的慈禧太后，在权力斗争中又击败了光绪帝重新执掌了政权。尽管慈禧自己血腥地镇压了光绪帝的“维新变法”，但是中国严峻的现实又迫使慈禧太后自己又开始走上了“维新变法”的道路，这说明连慈禧本人也承认中国不改革没有出路。

慈禧的“新政”主要包括三项内容：练兵、筹饷、育才。

“新政”的首要内容是裁汰制兵练勇，编练新式陆军。清政府特别注重编练新军，除了编练新军正规部队，还训练维持城镇治安的巡警武装。一九０五年十月八日，为了预防革命党的破坏，清廷设立巡警部，任命徐世昌为尚书.一九０六年九月一日，朝廷发布了仿行立宪上谕。一九０六年九月（光绪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清廷发布“上谕”宣布预备立宪，“上谕”中说：

“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明悉国政，以预备立宪之基础。（”《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中华书局一九七九年版，第四三至四四页。）

首先，调整国家机关，明确职责。早在实行“新政”的初期，曾对个别部门作过调整，裁撤了一些机关，设立了商部、巡警部、学部等机关。这次官制改革，又将太常寺、光禄寺、鸿肿寺并入礼部；将工部与商部合并，改名为农工商部；巡警部改为民政部；户部改称度支部，将财政处并入；一九０五年又增设巡警部和学部。十一月六日，朝廷发布裁定中央官制上谕，内阁，军机处照旧；各部尚书均充参预政务大臣，外务部，吏部，礼部照旧，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一九０九年限厅州县巡警粗具规模；一九一０年前项一律完备；一九一一年筹办乡镇巡警；一九一五年一律完备。

清政府北京巡警部教练处发给爱仁的卒业文凭

清末巡警训练所徽章一对 四川省会警察厅出入证

光绪三十四年奉天巡警总局告示

英租界中的中国籍巡警

1901年清朝政府那拉氏宣布建立警察至1927年为中国近代警察时期

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的22年里应该为中国警察的现代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人民公安”应该是当代中国警察时期

1901年，自清政府创办警察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近代警察虽然有一定发展，但这段时期里的警政建设由于是在缺乏相应的民主政治和宪法、法律的制约机制下进行的，因而就导致了警察的专横和警政的腐败等一系列恶劣后果。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不久，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开始了蒋家王朝长达22年的统治，在这段时间，中国近代警察制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不但进一步完备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警察网，使之更加趋于严密，而且逐步完善了警察的内部管理体制，还不断健全警察的社会管理职能。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警察制度的建设是畸形的，虽然全国警察总署是一个庞大的警察机构，但没有文化宣传机构，仅设了对内的教育部门,而且片面地发展和强化警察执行社会镇压的职能，社会公益和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受到粗暴的践踏。南京国民政府存在的22年间，正是国际上法西斯主义猖獗时期，国民党警察制度积极仿效法西斯模式，迅速组建起特务机构，建立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严密警察网，实行军警结合，警察、宪兵、特务三位一体的白色恐怖统治，尤其是面对广大人民群众反独裁、争民主、争自由的正义呼声，国民党当局并没有从积极的方面考虑应对措施，而是一律予以严厉的警察镇压。凡是敢于对国民党统治稍有不满的人，都可能遭到异常严厉的惩罚，在人民群众的心目中，警察完全是一种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异已力量，其警察体制、警务方式、警察职业道德都是与广大民众相互对立的，人民大众和警察的关系无法相融，成为压迫被压迫关系，警察的发展与人民的苦难成了同义语。因此，中国近代的警察制度决定了这个时期警察文化的昏暗和恐怖的血腥味。

民国二十四年汉口市公安局公文封 2

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根据国民政府统一战地委员会训令，京师警察厅改组为北平特别市公安局。各区内设区署，区属之下设分驻所和派出所。这是当时警务人员佩带的徽章。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二月，依照国民政府颁布的《各级警察局组织规则》，北平特别市公安局易名为北平特别市警察局。同年7月，爆发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为日伪占领区。北平市也改为北京市。同时，北平特别市警察局改 名为北京特别市公署警察局。这是当时警务人员佩带的徽章。

周佛海，源南沅陵人。早年留学日本。1921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回日本求学，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系。1924年脱离共产党，加入国民党。1926年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1929年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1938年底，随汪精卫投敌。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曾被蒋介石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1948年死于南京狱中.李士群 1943年9月11日，南京汪伪政府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伪中央警官学校校长、江苏省主席李士群，后被日本宪兵特高课毒死。

李士群，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上海大学毕业。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潜伏南京，1938年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

1933年初，日军第一师独立守备队在所谓的“三角地带”岫岩、庄河、凤城等地，对我抗日军民进行了反复围剿。从1934年开始，日本关东军指挥全满的日伪军、警察“一齐讨伐”。据伪满洲治安部编写的《满洲警察史》记载，从1932年起到1940年止，日伪军共杀害抗日武装人员65943人，打伤42552人，逮捕11351人。

日本侵略者为了加紧战时的法西斯统治，1941年12月27日，伪满洲政府公布了《治安维持法》，对整个辽宁及东北地区人民进行了疯狂镇压。特别是在日本帝国行将就木前夕，1944年6月12日，伪满洲国又公布了《时局特别刑法》，规定种种罪名，诸如对皇室罪、内乱罪、背叛罪、危害国家罪、军机保护法罪、治安维护罪、思想犯、国事犯、经济犯等等，共50多种。当时，整个东北无疑成为了一座大监狱。

第二篇：故事再现

故事再现：

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乞丐在地铁出口卖铅笔。这时过来了一位富商，他向乞丐的破瓷碗里投入了几枚硬币便匆匆离去。过了一会儿，商人回来取铅笔，对乞丐说：“对不起，我忘了拿铅笔，我们都是商人。”几年后，这位商人参加一次高级酒会，一位衣冠楚楚的先生向他敬酒致谢并告知说，他就是当初卖铅笔的乞丐。生活的改变，得益于富商的那句话：你我都是商人。

哲理赏析：

设想，如果乞丐一直没能遇到这样一位商人，自己一直未能觉醒，一直就甘心做一名乞丐，也许，他的人生就少了一份成功。因此，自己要能给自己定位：你认为自己只能做乞丐，当然你就只能做乞丐；你认为自己也可以成为富商，当然你就得往这个方向去努力，从而就具备了这种可能。

2．坚持不懈是成功的秘诀

故事描述：

著名的汽车大王福特自幼帮父亲在农场干活，当他12岁时，就在头脑中构想出一种能够在路上行走的机器，这种机器可以代替牲口和人力。可是，当时他的父亲要求他必须在农场当助手，可是福特坚信自己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机械师。于是，他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别人要三年才能完成的机械训练，随后又花两年研究蒸气原理，试图实现他的目标，然而却没成功。随后他又投入到汽油机的研究上来，每天都梦想着制造出一部汽车。其创意被大发明家爱迪生所赏识，邀请他到底特律担任工程师。经过十年的辛苦努力，在29岁时，福特成功地制造出第一部汽车引擎。今日的美国，平均每个家庭都有一部以上的汽车；今日的底特律，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一；当然，也曾是福特的财富之都。

哲理赏析：

人人都可以成功，人人都可以创造奇迹。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却没能成功、没有创造奇迹，原因有三：其一有的人想都不敢想，其二有的人虽然想了却不一定去做，其三有的人想了、也做了，却没能坚持到底。必须承认福特是一个敢想也敢做的热血青年，最可贵的是，他还能做到坚持不懈。《增广》有语：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成名天下知。能在为学之路上勤学苦练坚持达十年之久的人，也一定能学业有成、卓尔不群。

3．信念是一面旗帜

故事再现：

罗杰罗尔斯出生于美国纽约声名狼藉的大沙头贫民窟，这里环境肮脏、充满暴力，是偷渡者和流浪汗的聚集地。因此，罗杰罗尔斯从小就受到了不良影响，读小学时经常逃学、打架、偷窃。一天，当他从窗台上跳下，伸着小手走向讲台时，校长皮尔 保罗将他逮个正着。出乎意料的是校长没有批评他，反而说：“我一看你修长的小拇指就知道，将来你一定会是纽约州的州长。”当时的罗尔斯大吃一经惊，因为在他不长的人生经历中只有奶奶让他振奋过一次，说他可以成为五吨重的小船的船长。他记下了校长的话并坚信这是真实的。从那天起，“纽约州州长”就象一面旗帜在他心里高高飘扬。罗尔斯的衣服不再粘满泥土、罗尔斯的语言不再肮脏难听、罗尔斯的行动不再拖沓和谩无目的。在此后的40多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按州长的身份要求自己。51岁那年，他终于成了纽约州的州长。

哲理赏析：

信念是一面旗帜，这面旗帜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得。也许，在成长道路上，我们缺乏的不是机遇、也不是聪明才智，而是信心、信念。不要怀疑自己，要相信你一定行！记住——天生其人有其才，天生汝才必有用

4．积极面对生活

故事再现：

故事发生在日本，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赤手空拳和同伴们一起来到东京闯天下。到了东京后他们惊讶地发现：人们在水龙头上接凉水喝都必须付钱。同伴们失望地感叹道：：“天哪！这个鬼地方连喝冷水都要钱，简直没办法呆下去了。”言罢都纷纷返回故乡了。

这个小伙子也看到了这幕情景，但他却想：这地方连冷水都能够卖钱，一定是挣钱的好地方嘛！于是他留在东京，开始了创业生涯。后来，他成为日本著名的水泥大王，他的名字叫浅田一郎。

哲理赏析：

浅田一郎的成功给我们的启发是深刻的：面对同样的情况，他与常人的看法和做法却大相径庭，他用积极的心态看到了隐藏的商机并因此而逐渐走向成功。所以，积极地面对生活，勇敢地迎接生活的挑战，才是明智之举、才具王者之风。相反，那些思想消极、意志薄弱的懦夫，就注定会一生平庸。

5．全力以赴去追寻生活的目标

故事再现：

一位猎人带着一只健壮的猎狗在森林里打猎。“砰——”，一声枪响后，一只野兔拖着受伤的后腿全力逃跑，猎狗及时地追了过去。猎狗追了一段路程，没能追上，回到了主人身边。猎人生气地责备：你一只强壮的猎犬，为什么连一只受伤的兔子都追不上？！猎狗望着主人：主人啊，我是忠于你的，我已经尽力了，确实没办法。

小兔子回到山洞，他的母亲得知情况后很吃惊，问：你一只受伤的小兔子，怎么跑得过一只强壮的猎狗呢？小兔子回答：情况不一样啊！猎狗是在为生活奔跑，他只是“尽力”了而已；我是在为生命奔跑，我是“全力以赴”啊！

哲理赏析：

同学，这个故事对你是否有所启发呢？很多同学都渴望自己学习进步，提高成绩，请问你，你付出努力没有呢？还有，你努力的程度又如何呢？是“尽心尽力”了还是在“全力以赴”？背水一战的豪迈、破釜沉舟的壮举，之所以能名垂青史，不正也体现了那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全力以赴吗？

第三篇：作文题再现

作文题再现

意大利诗人但丁有名言：“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波兰人的谚语却说：“常问路，人不会迷失方向。”鲁迅说：“地上本来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这些名言都有道理，但是似乎又有矛盾之处，你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把你的想法写出来。

审题：这些格言谚语都有道理，因为它们是在不同的条件下或是针对不同的情况而发出的。（1）但丁生活在中世纪末，他那些惊世骇俗的思想言论被视为异端，面对众口嚣嚣，他以一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坚定信心，勉励自己，回答攻击者。（2）波兰人说“常问路，人不会迷失方向”，这句谚语几乎又是全人类的，因为在世界各民族的谚语中都可以找到类似的话，在这种不辨东南西北的情况下，人是不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的。（3）而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年代，为了鼓励青年一代勇敢地去开拓，鲁迅说“地上本来没有路的，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几句有关路的话给面对不同情况的人以不同的启迪。“路”有象征意义，三句格言谚语又可以在不同的阶段起不同的作用。题目中说“这些名言都有道理，但是似乎又有矛盾之处，你是怎样考虑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指的是什么问题？就是让学生谈谈怎么看待这三句话的不同。

启示：

1、面对同一个题目，有没有写不同文体的两手准备？能不能拿出两种以上的构思？能不能拿出两种以上不同的材料？能不能说出自己作文的几处“亮点”？对自己最初的思考与表达，有没有发现可以修改的地方？

2、请反思你的作文过程，面对作文题，你的习惯思考方式是什么？你思考的范围有多大？你是怎么选择材料的？你有没有想到扬长避短？你有没有进一步调动写作资源的意识？如果选择不熟悉的某类题材，你的写作会不会出现障碍？行文中，你经常在哪些地方被“卡”住……你能关注自己的写作过程，能想到这些，也就了解了自己的写作状态。

第四篇：中国近代音乐史

1、我国清代戏曲的四大声腔有哪些？

答：昆腔、高腔（弋阳腔）、梆子腔、皮黄腔

2、我国北方和南方的代表性曲艺音乐品种有哪些？各举一例

答：北方的鼓词（山东大鼓，京韵大鼓），南方的弹词（苏州弹词）

3、什么叫“学堂乐歌”？

答：自1904年左右开始，在新式学堂开设的“乐歌课”上教习的歌曲（1903年，张之洞首先将音乐课作为课程在新学堂中施行）。这些歌曲的曲调太多来自欧洲和日本的歌曲（包括一些艺术歌曲），由一些留学欧日回国的学人填上具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内涵的新词而成。代表曲目有《何日醒》（夏颂莱编词）《中国男儿》《十八省地理历史歌》《黄河》《扬子江》等。

4、创作和教习学堂乐歌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答：沈心工（重点了解）曾志泯，李叔同（重点了解），高寿田，冯亚雄等

5、学堂乐歌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中的意义？

答：1学堂乐歌是欧洲音乐文化大规模传入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新民族主义文化在音乐领域的萌芽，2学堂乐歌为中国“新音乐”的诞生和发展开启了源头；3为后来我国的军歌，工农革命歌曲和群众歌曲体裁的发展开了先河；4为欧洲音乐文化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5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现代意义上的音乐家。

6、歌曲《满江红》（岳飞词）的来历？

答：1925年，“五卅运动”中杨萌浏将元代诗人萨都喇作词的《金陵怀古》一曲，填上岳飞的《满江红》词而成，这首歌曲从1920年代下半叶以来，在我国传唱甚广。

7、从20世纪以来的“新民歌”看民歌的传承演变规律。

答：民歌在传承中，其曲调的变化比较缓慢，但歌词总是在满足现实需要的动机作用下随时处于变化之中，如《五更调》《孟姜女》《苏武牧羊》等，以及30-40年代的“红区民歌”和“解放区民歌”等都体现这一规律。

8、我国第一所高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是？

答：上海国力音乐专科学校，成立于1927年，这所学校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音乐的开始。

9、“五四”时期中国文化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主流价值判断是什么？

答：（P53-P54）欧洲音乐中心“以西为师”和“西化”；中国音乐“落后”和“不科学”。

10、王光祈对中国音乐学建设的主要贡献?

答：王光祈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在音乐学领域中努力进行探索的理论家。主要著作有《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等。通过这些论著，他第一次向中国人系统地介绍了欧洲音乐文化和理论，并促使人们重视以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和研究中国传统音乐。此外，他还在世界第一个提出了欧亚上存在的三个主要音乐体系的理论。

11、萧友梅对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历史贡献。

答：（P58）萧友梅是中国高等专业音乐教育的奠基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的创办者和首任校长。他在专业音乐教育的学科建设，教材，教法，音乐创作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中国培养了大量本土的专业音乐人才，中国的专业音乐作曲也自他而始，改变了中国历史上音乐的“集体创作”和“依曲填词”的创作传统。

12、赵元任的“中国化”音乐发展观与实践。

答：（P62—P69）要点：第一个注意到中国语言与中国音乐之间的特殊关系，第一个明确提出“中国化”的中国音乐发展道路，对于其“中国化”音乐发展观的实践进行了大量的创作实践（如《教我如何不想她》，中国化的和声探索等）。此外，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大型合唱曲《海韵》的曲作者。

13、刘天华对中华民族乐器发展的贡献。

答：（P75—P80）要点：1在五四及以后西化之风甚嚣张上的社会背景下，提出“改进国乐”的主张，明确提出中国音乐的未来发展应该“一方面采取本国固有的精神，一方面容纳外来的潮流，从东西的调和与合作之中，打出一条新路来”；2批评了音乐的贵族化倾向，提倡音乐为民众服务；3通过二胡音乐的创作，表演，研究和教学，身体力行并卓有成效地实践了自己“改进国乐”的主张。4此外，他还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中最早和有意识地对中华民族民间音乐进行搜索和整理的先驱人物之一。

14、1920年代工农革命歌曲与“学堂乐歌”在音乐风格方面的主要区别？

答：前者大量采用了中国民歌中的城市小调进行重新填词而成，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音乐风格特征，如澎湃用海陆来民歌填词的《田崽骂田公》、《五一劳动节》等；/后者的曲调来源则主要是欧洲和日本的歌曲，故而以西洋和东洋音乐为主。

15、瞿秋白对工农革命歌曲传播和创作的贡献。

答：（P84—P86）要点：《国际歌》传入中国的最早介绍者和译词者（1923年6《新青年季刊》）；工农革命歌曲中最早的创作歌曲之一《赤潮曲》的作者（1923年6《新青年季刊》）。16、1920-30年代红色根据地革命歌曲的主要音乐风格特征。

答：（P88—P93）与工农革命歌曲相似，主要由民歌（城市小调）曲调填词而成，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音乐风格（传统民族化音乐风格），如《红区干部好作风》就是用江西兴国山歌《打支山歌过横排》曲同填词而成。

17、我国第一部清唱剧体裁歌曲的曲目，创作年代，创作者背景和作者。

答：（P106—P108）《长恨歌》1932年—34年，上海“一"二八事变”，黄自。

18、聂尔对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贡献。

答：（P124—P134）要点：左翼音乐运动的旗手，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音乐家，电影和戏剧音乐的早期重要创作者之一；《国歌》（《义勇军进行曲》，1932）的曲作者。

19、冼星海对中国现代音乐发展的贡献。（重点）

答：（P153—P170）要点：抗日救亡音乐的旗手；中华民族新音乐（中国传统+西方风格的音乐）的成功实践者；中国现代合唱套曲的最伟大创作者之一（《黄河大合唱》1939年，中国合唱套曲创作史上的里程碑式作品）。

20、什么叫“秧歌剧”？

答：1940年代初，在陕甘宁根据地开展的“新秧歌剧运动”的基础上形成的歌舞小戏，其特点是：以故事化的歌舞表演为主，人物，情节，化装，表演上都比较简单，一般在露天的广场演出，其音乐多采用陕北民歌曲调和地方戏曲，曲艺音乐填词改编，其内容大多与抗战，生产和反帝反封建相关。其代表性剧目有《兄弟开荒》、《夫妻识字》、《周子山》等。

21、什么叫“新歌剧”？（定义重点）

答：以1945年歌剧《白毛女》的上演为起始标志的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民间音乐风格特征的歌剧体裁，新歌剧产生于西方歌剧与边区秧歌剧相融合的实践基础之上，其音调广泛地采用了中国民歌（如河北民歌《小白菜》）和戏曲曲艺音乐教材，并吸纳了欧洲歌剧中戏剧化的音乐表现手段（如咏叹调，宣叙调的不同功能应用，人物的主导性音乐主题及其发展，和声、复调、合唱、伴唱、重唱和管弦乐队的应用等）。新歌剧的代表性歌剧作有《白毛女》、《刘胡兰》、《赤叶河》、《小二黑结婚》、《柯山红日》《红珊瑚》《洪湖赤卫队》等。

第五篇：中国近代音乐史

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

这个时期音乐发展的特点：

①传统音乐随社会变化而有相应调整，以求自身保存，主导地位下降。

②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西方文化的影响，新文化的出现，产生了新音乐，不断发展，逐渐占据主导地位。

③社会政治变化，对音乐影响深刻，有过各种政权下不同政治色彩的音乐文化同时共存，呈现了复杂、多元的特点。

清末以来随西方音乐传入逐步建立的不同此前传统音乐的近代新音乐，其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①以学堂乐歌为中心的启蒙阶段，由1898年康梁上书开办新式学堂，至1919年“五四”前。新音乐文化获得坚实基础，出现一批普通音乐的教育家。

②“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至二十年代末。发展迅速，新型音乐教育机构建立，为专业音乐发展奠定基础，出现一批专业音乐家。

③三十年代，国立音专的专业音乐创作和演出，全国性抗日救亡歌咏运动，贯穿这个时期。大多是声乐作品，器乐较少。造就了一批优秀的音乐家，出现《黄河大合唱》具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④四十年代，中国处于沦陷区、国统区、抗日民主根据地三种政权并存局面，音乐文化发展呈现不同色彩。仍以声乐作品为主，器乐创作明显提高。歌剧《白毛女》是中国歌剧创作里程碑式作品。

传统音乐的发展 戏曲

京剧等较大剧种已经定型。一些优秀京剧艺术家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原来艺术形式大胆改革，扩大了京剧的表现力。

梅兰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和革新的古装新戏《洛神》、《天女散花》；对传统剧目《宇宙锋》、《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进行新的加工创造；编演爱国戏《抗金兵》。对旦角艺术进行改革，创立融青衣、花旦、刀马旦为一体的“花衫”，雍容华贵、凝重流畅的唱腔，形成独特风格的“梅派”。另外，伴奏加进二胡、月琴，一些新戏中采用新的配乐手法。三十年代赴美、苏，赢得国际声誉。

周信芳，创编进步时装新戏、新编历史剧，编演《四进士》等。发扬“海派”改革创新精神，强调唱腔与语言的结合，形成质朴刚健、铿锵顿挫、富于激情的“麒派”

程砚秋，编演《荒山泪》、《窦娥冤》等，艺术上勇于革新创造，广泛学习其它剧种和西方音乐，创造委婉幽咽而又刚劲的“程派”。

还出现了富连成班（1904年，叶春善筹组，在北京）、中华戏曲专科学校（1930年成立于北京）、昆曲传习所（1920年，穆藕初创办，在苏州）

锡剧、沪剧、扬剧、淮剧、楚剧、黄梅戏以及评剧、越剧等地方小戏迅速发展提高。评剧由河北“对口莲花落”于东北“蹦蹦”合流而成。农民剧作家成兆才创作了近百个剧目，《杨三姐告状》轰动一时。著名女演员花莲舫、李金顺、白玉霜做了很多改革创造，白将评剧带到上海，扩大了影响，一跃成为全国性大剧种。

越剧，二十世纪初由浙江嵊sheng县多种民间音乐发展而成，初为男演员组成的“的—班”，进入上海后，吸收其它艺术表演经验，改革原有形式，改称“绍兴文戏”，后女班盛行，又称“女子文戏”。女班“四季春班”影响最大，有袁雪芬、傅全香等。袁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改编演出《祥林嫂》，反响强烈。

说唱

以老曲种不断成熟、新曲种不断产生为发展特征。京韵大鼓清末民初已有刘、张、白三个流派，三十年代白凤鸣创立苍凉悲壮的“少白派”，骆玉笙创立抒情宽厚的“骆派”。

山东大鼓进入城市后，吸收吸取、小曲唱腔，有了新的面貌。三十年代为“四大玉”昌盛时期，谢大玉在京津沪演唱多年，录制不少唱片，扩大了山东大鼓的影响。

河南坠子民国初年传入北京，继而传到津沪等地，遍及全国。形成乔清秀的“乔派”、董桂枝的“董派”。

苏州评弹清末进入上海，随着广播、唱片的传播普及，进入了鼎盛时期。形成多种流派风格纷呈的繁荣局面。夏荷生的“夏调”、祁连芳的“祁调”、蒋月泉的“蒋调”、杨振雄的“杨调”、朱雪琴的“琴调”、徐丽仙的“丽调”等。

四川清音原来流行于农村乡镇，三十年代进入成都、重庆等大城市，李月秋在创腔、演唱方面有很大影响。

器乐

主要体现在民间社团、地方乐种、艺人的创作和演奏等方面，另外，合奏比独奏发展更快。

当时出名的民间社团有天韵社（1911年）、大同乐会（1920年上海郑觐文发起）、今虞琴社（1934年）等。他们经常研习、演奏，也整理改编传统乐曲，做出突出贡献。大同乐会柳尧章以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其中出现了吴畹卿、沈肇洲、汪煜庭（以上均为琵琶）、周少梅（二胡）、杨宗稷（古琴）等著名演奏家

发展较大的地方乐种有江南丝竹、广东音乐、福建弦管、汉乐、北方吹歌等，通过各自乐社活动进行发展，进入城市后通过各种媒介扩大影响，积极传授技术培养人才，编印曲谱，改革乐器，保存发展了传统乐种。

江南丝竹民国初年，在江苏、浙江的中小城市盛行，逐渐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发展格局。用琵琶、二胡、扬琴、三弦、笛、笙、箫以及鼓、板、木鱼、铃等，曲目有八大名曲《欢乐歌》、《行街》、《三六》、《慢三六》、《中花六板》、《慢六板》、《云庆》、《四合如意》。

广东音乐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清末民初广东的戏曲乐队、街头艺人、农村“八音会”等常常演奏戏曲过场音乐和民间小曲。早期琵琶主奏，辅以筝、箫、三弦、椰胡；之后出现“五架头”硬弓组合，二弦、提琴（似板胡的中音乐器）、三弦、月琴、横箫；吕文成将二胡改为钢弦，定弦提高四度，琴筒夹在两腿之间，扩大把位，获独特音响效果，1926年首次使用高胡，获极大成功，广东音乐风格、特点有了很大变化，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此后出现“三件头”软弓组合，高胡主奏，秦琴、扬琴。吕文成创作改编近二百首乐曲《平湖秋月》、《步步高》等。名家还有严老烈《旱天雷》、《连环扣》，丘鹤俦《娱乐升平》、《狮子滚球》，何柳堂《饿马摇铃》、《赛龙夺锦》，以及何大傻、尹自重、易剑泉等。

为民族器乐发展做出贡献的还有一些民间艺人华彦钧（阿炳），江苏无锡人，精通二胡、琵琶，留给后人三首二胡曲《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三首琵琶曲《大浪淘沙》、《昭君出塞》、《龙船》，堪称精品。杨元亨，河北人，擅管子、唢呐，有《小二番》、《放驴》等。

学堂乐歌

学堂乐歌由清末康梁“变法维新”上书开办新式学堂开始，他们鼓吹乐歌在思想启蒙方面的作用，强调乐歌课的重要性，庚子事变后，清廷1904年颁布学堂章程中认可开设乐歌课，当时称新式学堂开设的音乐课或为学堂唱歌而编创的歌曲为学堂乐歌。直至1923年改称“音乐课”，逐渐不用“乐歌”一词。

内容大多反映要求学习西方科学文明、实现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也有对少儿进行一般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在当时具先进意义。

基本是填词歌曲，曲调大多来自日本欧美流行歌曲，用民间曲调不多，创作曲调的更少。不仅在思想启蒙方面给当时青少年深刻影响，还给中国音乐带来一种新的集体歌唱形式，为后来群众歌咏运动打下基础；使西方音乐形式包括乐理、记谱、唱歌、乐器等得到初步传播，促使中国音乐界思考如何建立新的中国音乐文化；还造就一批创建发展学校音乐教育、传播现代音乐文化的音乐家。

沈心工 上海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音乐教育，编写大量学堂乐歌。《体操-兵操》（男儿第一志气高）、《革命军》、《竹马》，自己作曲的《黄河》。针对儿童心理特点，词意浅而不俗，词曲结合好，容易上口。

李叔同 天津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绘画、音乐，编辑出版我国最早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回国后从事教育，1918年出家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一生在美术、音乐、书法、篆刻、戏剧、诗词等方面颇有建树，影响很大。编写乐歌大多是咏物写景的抒情作品，《送别》《西湖》《忆儿时》等，自己作曲的《春游》，文辞优美，富有意境韵味，词曲结合流畅自然。

曾志愍min上海人，致力开展普及音乐的活动，创办上海贫儿院音乐部；编写学堂乐歌，《练兵》、《扬子江》等；编写出版音乐著述《乐理大意》、《歌唱及教授法》、《乐典教科书》、《音乐全书》、《和声略意》等。

专业音乐教育 新型音乐社团

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1919年成立，会长蔡元培，导师肖友梅等，出版期刊《音乐杂志》。1922年改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

中华美育会，1919年，吴梦非、丰子恺等发起，在上海成立。成员大多为中小学音乐、美术教师，曾出版会刊《美育》。

国乐改进社，1927年，刘天华等发起，在北京成立。出版不定期刊物《音乐杂志》，对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研究、创作有一定贡献。

早期音乐教育机构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年）、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20年）、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1926年）。

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专业音乐学院——国立音乐院，1927年成立于上海，蔡元培倡导支持，肖友梅牵头组建，蔡任院长，肖任教务主任，标志中国专业音乐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929年奉命改为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肖友梅。

这些学校都接受蔡元培“美育”主张，通过艺术培养高尚情操自由个性，达到改善人生改善社会之功效。以传授西洋音乐为主，参照欧美教育体制，也设国乐课程。

专业音乐创作

萧友梅，广东中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德国，回国立志创建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组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音乐院，罗致高水平教师黄自、青主、应尚能、周淑安等，采纳西洋专业音乐教育体制，又结合国内实际，设立本科、师范等以及作曲、键盘、器乐、声乐、国乐等专业，编写教材，被誉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宗师”。他创作许多各种体裁的作品，歌曲《问》、《五四纪念爱国歌》，合唱《春江花月夜》，大提琴《秋思》等。管弦乐《新霓裳羽衣舞》是根据白居易诗意揣度唐代大曲模式风格创作的大型器乐曲，在曲调、和声上力图突出民族风格。1920年《卿云歌》，是辛亥后政府颁布的第一首国歌。

赵元任，江苏武进人，早年留学美国，著名语言学家、音乐家。1915年创作钢琴曲《和平进行曲》，是目前所见发表最早的中国钢琴曲。还创作了很多歌曲《卖布谣》、《劳动歌》、《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云》、《西洋镜歌》、《老天爷》及合唱《海韵》。多选用“五四”时胡适、刘半农、徐志摩等新诗，有强烈反封建的民主爱国精神，作为语言学家他很注意声调、音韵的特点，吸收民间音乐语言，优美流畅，口语化，具鲜明独特民族风格。刘天华，江苏江阴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乐导师，1927年成立我国第一个以民乐改革为宗旨的“国乐改进社”。他创作了十首二胡独奏曲、三首琵琶独奏曲以及练习曲、合奏曲等。他的二胡音乐，不仅保持二胡特色，而且在演奏技术、创作思维上借鉴西洋乐器和西方音乐手法，提高了二胡的表现力，带来新的风格和时代气息。他的创作都是个人内心感受的抒发，编写练习曲参考了钢琴、小提琴的教学经验，改变过去口传心授的教学方法，培养许多名家，形成我国第一个独具风格的二胡学派。还对二胡进行了改进，记谱法、定弦法提出自己观点。推广二胡音乐，多次在音乐会上演奏，录制唱片。在他多方努力下，二胡以高超演奏技巧、丰富艺术表现力成为现代民族乐器重要的独奏乐器。

黎锦晖，湖南湘潭人，创办我国第一所专门培养歌舞人才的学校——中华歌舞专修学校（后改名明月歌舞剧社），是红极一时的歌舞团体。热心儿童歌舞创作，写了十二部儿童歌舞剧、二十四部儿童歌舞表演，《小小画家》、《麻雀与小孩》、《葡萄仙子》、《可怜的秋香》广泛流传。抓住儿童心理特点和兴趣选择题材构思情节，剧情发展适合儿童理解力，歌词通俗易懂，接近口语化，音乐语言简练、生动、明快。吸收一些民间传统曲调，探索新的戏剧化音乐形式。

王光祈，青年时代曾组织“中国少年学会”等著名社团，留学德国，改学音乐是为了达到音乐救国目的。他是最早运用比较音乐学方法进行音乐理论研究的，主要著作《中国音乐史》、《东西乐制之研究》、《东方民族之音乐》、《千百年间中国与西方的音乐关系》、《欧洲音乐进化论》等。

黄自，江苏川沙人，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作品管弦乐《怀旧》，是我国音乐家创作较早的交响乐，是美国交响乐队演出的第一部中国作品。1929年回国后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和教授，培养出贺绿汀、刘雪庵、陈田鹤、江定仙以及丁善德、谭小麟等一批音乐家。他创作许多高水平的音乐作品，艺术歌曲《点绛唇》、《南乡子》、《花非花》、《玫瑰三愿》、《思乡》，爱国歌曲《抗敌歌》、《旗正飘飘》，根据白居易诗创作的大型声乐套曲我国第一部清唱剧《长恨歌》。他的创作，作曲手法娴熟、构思严谨、意境刻画清新典雅、鲜明的中国古典文化精神是主要特征，在探索和声、复调手法民族化方面有独到见解。在和声学、音乐史等方面有相当数量的理论著述。他的努力，对中国专业音乐创作和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青主（廖尚果），广东惠州人，留学德国，回国投身北伐革命，1927年以“著名共党”被通缉而“亡命乐坛”。1930年出版我国近代最早音乐美学著作《乐话》、《音乐通论》。就音乐的本质、特殊性、功能、民族性做了系统论述，提出音乐是“上界的语言”。他还写了很多艺术歌曲，《我住长江头》，古典诗词谱曲，《大江东去》《卜算子》。

丰子恺，浙江崇德人，音乐、文学、绘画方面有广泛影响，编译的音乐书籍有《音乐入门》、《音乐十八讲》、《音乐的听法》、《世界大音乐家与名曲》等。

贺绿汀（钢琴曲《牧童短笛》，将优美民歌旋律以对位处理，流露一种中国式的田园诗情和意境，是近代中国钢琴音乐杰作。后来他的创作主要在电影音乐，如《秋水伊人》、《四季歌》等民族风格浓郁的抒情歌曲，还创作《嘉陵江上》、《游击队歌》、《垦春泥》等抗战歌曲。）刘雪庵（创作著名的抗战歌曲《长城谣》、《流亡三部曲》，抒情歌曲《红豆词》、《飘零的落花》，民族风格浓郁、旋律优美，广为流传。另外也为一些商业影片作曲，写了《何日君再来》、《早行乐》，当时产生不好影响。）、陈田鹤（《采桑曲》、《江城子》）、江定仙（《静境》、《岁月悠悠》）。

后人称贺、刘、陈、江为黄自的“四大弟子”。革命音乐的发展 工农兵革命歌曲

随着北伐胜利挺进，工农革命蓬勃开展，产生了革命歌曲《工农兵联合起来》、《国民革命歌》、《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歌》、《五一劳动节》、《农会歌》等。1927年南昌起义后，共产党建立根据地，用歌曲发动群众、宣传革命，当时流传《当兵就要当红军》、《十送郎当红军歌》、《共产儿童团歌》、《八月桂花遍地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

革命音乐团体

高尔基戏剧学校，1933年成立，是我国最早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培养文艺干部的艺术学校，校长李伯钊，在艰苦条件下，为工农红军、民主政府培养了很多文艺干部，配合斗争进行创作和演出。

蓝衫团，1933年成立，少共中央局发起，共青团员组成的文艺团体，负责人李伯钊，推动根据地的群众文化活动。

八一剧团，以此为基础在瑞金建立了工农剧社及各地分社。战斗剧社，在贺龙领导的红军中成立。左翼音乐运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1934年由聂耳、田汉、任光、安娥、吕骥等成立上海左翼剧联音乐小组。介绍宣传苏联革命音乐和马克思主义音乐观，参加当时进步电影、戏剧如《渔光曲》、《桃李劫》、《风云儿女》、《扬子江暴风雨》、《放下你的鞭子》有关活动包括作曲，向市民教唱革命歌曲、传授音乐知识、组织群众性的声势浩大的歌咏活动。

1936年为有利于组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动解散了左翼文化组织，左翼音乐工作者纷纷加入救亡音乐行列。

抗日救亡音乐

1931年“九一八”后，当时音乐院校有抗日歌曲创作，如黄自《抗敌歌》、《旗正飘飘》，左翼音乐运动也有优秀抗战歌曲创作，如聂耳《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上声势浩大“一二九”运动，抗日热潮日益高涨，出现以上海为中心的救亡音乐团体，刘良模的“民众歌咏会”，聂耳、吕冀的“业余合唱团”。京津沪等学生组织的歌咏团，走向中小城镇、农村、前线。推出一大批抗战歌曲，孙慎《救亡进行曲》、冼星海《救国军歌》、孟波《牺牲已到最后关头》、吕骥《保卫马德里》、张寒晖《松花江上》、任光《打回老家去》、阎述诗《五月的鲜花》等。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向高潮，纷纷组织战地服务团、演剧队、歌咏团，走向前线和内地。1938年武汉处理“中华全国歌咏协会”，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专管抗战宣传的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冼星海、张曙负责音乐工作，武汉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歌咏大会。这个时期抗战歌曲有麦新《大刀进行曲》、贺绿汀《游击队歌》、刘雪庵《长城谣》、张曙《丈夫去当兵》、冼星海《到敌人后方去》、《在太行山上》等。

与此同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群众歌咏运动也在深入开展。另外，在海外也广泛开展。

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中国有史以来空前广泛的群众爱国音乐活动，发挥了巨大的鼓舞动员作用，促进了革命歌曲的创作和群众歌咏活动的发展普及。

聂耳，云南玉溪人，1931年考入上海的明月歌舞团，1933年参加左翼音乐运动，是主要骨干。从1933年开始音乐创作到1935年逝世，创作了三十七首歌曲，大多为电影、戏剧的插曲。

他创作的群众歌曲，反映工人阶级生活斗争的较多，《开路先锋》、《大路歌》、《码头工人歌》，是我国第一个准确刻画工人阶级形象的作曲家；爱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前进歌》，表现中国人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革命精神。他的抒情歌曲《塞外村女》、《铁蹄下的歌女》、《飞花歌》、《梅娘曲》等，反映人民的苦难和不平，尤其是备受压迫剥削的劳动妇女。他的歌曲在表现内容与艺术形式上都体现了时代精神和革命趋向，有鲜明民族风格、强烈时代气息，成为大众心声。他实践了音乐如何为劳苦大众服务，如何塑造被压迫阶级音乐形象，如何继承传统，如何借鉴西洋音乐技术。他被誉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奠基人。

冼星海，广东番禺人，早年入北京艺术专门学校、国立音乐院，留学法国，1935年回国后即投入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是主要骨干，1938年去延安，任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1940年派往苏联，病逝莫斯科，被誉为“人民音乐家”。

代表作《黄河大合唱》，以黄河为背景，歌颂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斗争精神。九个乐章，用朗诵、乐队加以贯串，既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音乐发展有严密的内在统一性。吸收民间劳动号子、对唱形式，又借鉴西方多声部合唱技术，具中国传统音乐风韵、新时代特征、史诗性和交响性，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杰作，对后来大型合唱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音乐 新音乐社，1939年由李凌、赵枫为代表的进步音乐工作者组织成立，出版月刊《新音乐》。中华交响乐团，1945年5月在重庆成立，中国自己组织的具一定水平一定规模的管弦乐团。

台湾交响乐团，1945年12月蔡继琨筹划建立台湾第一个大型交响乐团，并出版了台湾第一个音乐刊物《乐学》。

四十年代国统区音乐，以声乐为主，讽刺歌曲是颇具特色的形式，揭露社会的黑暗，对民主自由的新社会的向往。如舒模《你这个坏东西》、费克《茶馆小调》、宋扬《古怪歌》、孙慎《民主是哪样》、罗忠熔《山那边呦好地方》等。抒情歌曲有宋扬《苦命的苗家》、《读书郎》、汪秋逸《淡淡江南月》、谭小麟《鼓浪矶》、林声--《满江红》等。此外，黄源洛的歌剧《秋子》、丁善德的钢琴作品、陆修棠的二胡曲《怀乡行》、刘北茂的《小花鼓》较有影响。

重庆国立音乐院“山歌社”，对一些民歌进行创造性加工，深受欢迎，陈田鹤《在那遥远的地方》、江定仙《康定情歌》、谢功成《绣荷包》

马思聪，广东海丰人，少年留学法国，三十年代回国，是中国第一代小提琴家和有影响的作曲家。小提琴曲有《摇篮曲》、《内蒙组曲》（其中的第二乐章-思乡曲是他的成名作）、《第一回旋曲》、《西藏音诗》、《牧歌》，民族风格浓郁，常用自由变奏。他还写了交响乐《山林之歌》，以及大合唱《民主》、《春天》、《祖国》。

谭小麟，广东人，考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留学美国，回国后在母校任作曲系主任，他的音乐淡泊清秀隽永，室内乐《小提琴与中提琴的二重奏》、《弦乐三重奏》、《浪漫曲》，无伴奏合唱《正气歌》，民乐合奏《湖上春光》，还有艺术歌曲《别离》等。

江文也，台湾人，少年时到日本读书，成为日本较有名气的作曲家、歌唱家，多次在国际音乐比赛中获奖，是有国际影响的中国作曲家，1938年回到北京。创作了管弦乐《台湾舞曲》、《孔庙大成乐章》，钢琴曲《北京素描》、《十六首断章》、《北京万华集》以及根据民歌、古曲、古诗词创作的声乐作品。

抗日民主根据地与解放区的音乐

鲁迅艺术学院，1938年成立于延安，院长吴玉章，设戏剧、音乐、美术、文学各系，短期培训和结合实践的教学方式，培养了一批文艺干部包括安波、李凌、马可、卢肃、张鲁、梁寒光、刘炽等

成立了边区音乐界抗敌协会、边区音乐工作者协会、抗日军政大学合唱团、延安合唱团等艺术团体。

在艰苦条件下，出版了《边区音乐》、《歌曲》、《民族音乐》等音乐刊物。民间音乐的搜集、整理、研究，冼星海《民歌研究》、吕骥《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安波《秦腔音乐》等。出现一批经过专业音乐工作者整理加工并演唱推广的新内容的新民歌，如《东方红》、《绣金匾》、《生产忙》、《拥军花鼓》等。

音乐创作 大合唱作品有冼星海《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郑律成《八路军大合唱》、吕骥《凤凰涅盘》、安波《七月里在边区》、沈亚威《淮海战役组歌》；

歌曲创作有马可《咱们工人有力量》、《南泥湾》、《我们是民主青年》，郑律成《八路军军歌》、《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延水谣》，李劫夫《坚决打他不留情》、《歌唱二小放牛郎》、《狼牙山五壮士歌》，吕骥《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曹火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李伟《行军小唱》，徐曙《晋察冀小姑娘》；

器乐创作有瞿维的钢琴曲《花鼓》、马可的管弦乐《陕北组曲》、贺绿汀的《森吉德玛》。秧歌运动

秧歌是北方农村流行的民间歌舞形式，新春时在广场上表演，分大场、小场。秧歌剧是小场秧歌，两三个角色，有简单故事情节的歌舞小戏，音乐大多采用当地民歌、戏曲、歌舞的音乐。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工作者掀起深入工农兵、深入生活、向民间学习的热潮，次年春节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以及边区都组织秧歌队走上街头，举行规模浩大的演出活动。在传统秧歌基础上，加进新时代思想内容，吸收陕北民歌、戏曲的眉户、道情、民间歌舞以及话剧、舞蹈，成为新秧歌。随解放战争节节推进和不断胜利，推向全国。

影响较大的有《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歌剧《白毛女》

由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贺敬之、丁毅执笔，马可、张鲁、瞿维、焕之、向隅、陈紫、刘炽等作曲。

①通过音乐细致刻画剧中人物形象，使之性格化、戏剧化；

②广泛吸收民间音乐，作为主要人物的主题音乐基础，喜儿用河北民歌《小白菜》，杨百劳用山西民歌《捡麦根》；为体现喜儿在戏剧情节不断变化的性格需要，用戏曲音乐创作手法使人物性格得到多层次展示，“北风吹”在《小白菜》基础上变化，表现她的天真活泼，“哭爹”吸收哭调散板拖腔，表现她极度悲痛，“我要活”吸收秦腔悲调和散板的节奏特点，吸收河北梆子音乐特点，表现她由悲到愤再到恨的情感变化。

③吸收西方歌剧创作经验，如独唱、伴唱、重唱、合唱的穿插运用，音乐、歌唱、说白、表演有机结合。

通过歌剧这种外来艺术形式反映我国社会现实生活，将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相结合，创作出符合我国人民欣赏习惯的中国式歌剧作品。是我国歌剧的典范，标志歌剧创作达到了新的水平，被称为“新歌剧”。此后，延安产生了很多新歌剧作品，罗宗贤等《刘胡兰》、梁寒光等《赤叶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