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收养背后的民间公益困局

第一篇：违法收养背后的民间公益困局

“违法收养”背后的民间公益困局

时言平

 2013-01-08 16:13:03

来源：工人日报 2013。01。08

年后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河南兰考一间收养孤儿和弃儿的民间收养所，7名幼童葬身火海。这场大火也将这家民间收养所的主人袁厉害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关于她和她的“弃婴王国”，各种猜测蜂拥而至，有人认为这是“非法收养”酿成的悲剧，有人则怀疑袁厉害拐卖弃儿、骗保谋利„„

“（若）真是卖小孩，逮住了就把我枪毙”，面对“非法收养”的质疑和指控，袁厉害以近乎“赌命”的悲鸣以求自证清白，甚至为此心脏病突发住院。实际上，袁厉害的困境，正是整个民间公益的困境。“非法”的沉重帽子，也是民间公益始终无法昂首挺胸、阔步前行的症结所在。

诚然，我们应该相信民间公益的良善动机，但环境的局限和制度律法的不完善，却注定无法避免有人以爱之名谋求私利。公共情怀的释放，悲悯之心的苏醒，越来越多的公民汇聚到公益之道上来，但“非法”的帽子和模糊的制度界定，却往往束缚了善众的双手，阻碍了善意的散发。这场大火不但烧出了政府保障救济的羸弱，更是烧出了民间公益的困窘。

这不免让人想到“免费午餐计划”民间公益行动的“非法集资**”。免费午餐计划，对于儿童福利的完善可谓功德无量，而遭遇非法集资的质疑，恐怕还是在对民间公益的管理机制上的不完善所致。制度不明不白，民间公益环境难免鱼龙混杂，那些热心公益的民众和组织则很可能被误伤。

民间公益是对社会救济的有效补充。尤其是在权利保障和福利救济亟待完善的当下，让民间公益力量介入，于国于民皆是利好。但当前的状况却是，承担保障职责的公共服务部门往往缺位，以政府主导的公益机构遭遇信任危机，而民间公益又妾身未明。拿免费午餐来说，之前政府长期缺位，民间行动又面对“非法集资”指控，难道任由孩子们长期营养不良下去？

无论哪种法律和制度，都该是保护和激励善行的。如果好人难有好报，这无疑是不正常的。只有一个宽松透明并有着制度规范的民间公益环境，才不会让伪善者有机可乘，也才不会让真善者遭遇无谓的质疑和拷问。

第二篇：民间送养收养协议

民间送养收养协议

送 养 人：

收 养 人：

兹因四川省凉山州会理县人欲将其子送养他人，经双方共同协商，现达成如下送养收养民间协议：

一、送养人、收养人双方各自的基本情况

送养人：，男，生于年月日，现年岁，身份号码为：，籍贯，家庭住址省县乡(镇)村组(队)。

收养人：，男，生于年月日，现年岁，身份证号码为：，籍贯，家庭住址省县，现在务工;，女，生于年月日，现年岁，身份证号码为：，籍贯，家庭住址省县，为之妻，现在务工。两收养人目前均身体健康，并具备基本的收养条件和能力．

二、被收养人基本情况

被收养人：，男，系送养人之子，年农历月日出生，现年５岁，母亲已去逝．

三、送养人和收养人达成送养收养协议的主要内容

双方均本着善意、真诚、信任以及良知、道德和法律等为基本原则，以彼此尊重对方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并自愿信守相关的如下承诺：

1、送养人送养儿子的原因：的母亲已故，现其本人打工漂泊在外，又体弱多病，迫于生活压力，确实无力照顾好和教育好，而且家中亦无其他亲人能照看该孩子，因而，作为孩子生父的他只好将此孩子送养他人，以使该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学习和成长环境。

2、收养权属关系的消失和成立：与收养的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相同，送养人将

被送养人送养后;收养人、收养被送养人后，自行与之建立亲属关系以及相关的权利和义务;收养人、保证在收养关系存续期间，尽到抚养被收养人的责任和义务。送养收养关系成立之后，非因特殊情况，送养人不得前来打扰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正常生活。

3、违背本协议的相应经济责任或其他法律责任：

①从送养人和收养人双方签订此送养收养协议之日起，协议正式生效后，非因极为特殊事由(指遇到重大事故无力抚养或当事人消亡等特殊情况)，送养人不得随意寻原因收回送养的孩子，收养人也不得随意找理由退回收养的孩子;

②如果被送养人现时存在重大疾病或重大生理缺陷，送养人不得隐瞒，必须如实相告。在送养收养关系成立之后，如果收养人发现被送养人在一个月内身体存在重大疾病或重大身体缺陷，收养人有权退回被收养的孩子;

③如果送养人随意收回孩子或来收养人处偷偷带走孩子或在孩子长大后教唆收回孩子等情况，一经查实，则送养人必须补偿收养人对被收养人在收养期间内所花费的生活费、教育费和其他费等所有费用，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失费，另外，如果在已经有“事实收养”的前提下存在这类情况，如法律有规定，收养人有权追究送养人的刑事责任;

④如果收养人随意退回孩子，则送养人有权向收养人要求补偿在送养孩子期间的所产生相关费用支出，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失费。

４、在送养收养过程中不进行经济补偿：尽管送养人养育了被送养人５年，但在送养收养该孩子时，送养人除要求收养人对被收养人好好抚养、教育外，没有向收养人提出需要收取任何经济补偿的要求，因而，收养人将不对送养人支付任何补偿之类的费用，收养人希望把更多的钱款投入到被送养人今后的学习、生活和成长中，也是为了避免双方在法律上存在“贩卖儿童”之嫌这类刑事责任的出现，让大家尽量过得踏实、安心和快乐。收养人考虑送养人的家庭和自身原因自愿拿出人民币壹万元正（小写：10000元）给送养人。

５、送养收养过程中的其他证明人：在送养收养过程中，双方为表示诚意，邀请其近亲属(或朋友)、两人亲自到场见证这一送养收养过程，并在本协议书上签字、按印，以确保本民间协议真实有效。

６、协议份数及生效时间：本协议一式二份，其中送养人、收养人各一份;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

７、未尽事宜的处理：在收养关系成立后，如有牵涉到双方利益的重大意外事件的出现，双方须在相互信任、彼此尊重、平等友好、共同协商的基础上妥善处理面临的相关事务。

送养人：(签字、按印)年月日

收养人：(签字、按印)年月日

证明人：(签字、按印)年月日

证明人：(签字、按印)年月日

第三篇：民间公益力量

民间公益力量“微基金”“全裸晒”账本

炒黄瓜、炒茄子、炒豆腐和每人一个鸡蛋。

开栏的话——

我们迎来了“自公益”时代

2011年6月1日，“微基金”正式向罗甸县兴隆小学学生提供爱心午餐，当天的午餐是米饭、以微博客为代表的互动平台，终于将汶川特大地震后潮涌般的民间慈善，推到了“人人可公益”的阶段。就像新闻传播进入“自媒体”时代一样，我们迎来了“自公益”时代。

区别于传统的公益形式，“自公益”由个人自主发起，亲身实践，参与度更高。无论关注的对象是一群人还是一个人，无论他或他们是亲友还是陌生人，“自公益”都以朴素的向上向善的力量，带给网上网下如春天般的温暖。

本报自今日起开设“关注自公益”专栏，寻找公益互助的故事，展现普通人之间平凡的爱，探寻“自公益”与其他公益力量融合互动的模式，欢迎读者朋友们提供线索，提出智慧，共同推动“自公益”成长。

每一个希望向上向善的人，都请加入进来。

正式运作一年后，“微基金”通过网络晒出了过去一年的账本。

2011年4月2日，本报以《贵州百余小学生第一次吃上午餐》为题，报道了民间公益人梁树新等来自广东的志愿者，在贵州省黔西县红板小学成功为学生提供免费午餐的情况，这也成为第一个由民间公益力量成功实施“午餐援助计划”的样本。

两天以后，为了让“午餐援助计划”持久健康运行，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与民间公益人梁树新合作，宣布贵州省青基会成立专项基金——“微基金”，帮助贵州山区孩子免费吃上热腾腾的午餐。

2012年4月6日中午，“微基金”通过官方微博“@快乐微基金”发布了“【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在这个域名为“wjj.imore.net”的网站上，没有专业的财务报表，“捐赠收入”和“捐赠支出”的金额数值，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两位，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捐款，都能查到捐款时间、捐赠人、具体金额和捐赠渠道，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支出，都能查到支出时间、具体金额和用途摘要。

这就意味着，“微基金”每一分钱的善款流入和支出，都有据可查。

捐赠信息披露随即引来众多网友的围观，有网友感慨：这可能是史上“全裸晒”的第一部公益慈善账本。

向社区举报违规内容

2回复作者：死都不捐红会 回复日期：2012-4-9 11:20:00

#善款收支公示精确到每1分钱（看到木有！！！！

点击“【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主页面正中间显示着“微基金财务收支状况（元）”的彩色柱状图。柱状图显示，截至2012年4月8日，捐赠收入为2709571.74元，捐赠支出为886337.21元。

柱状图下方的微博评论区可以随时发布评论，评论窗口的下方显示着网友的留言。评论区左侧的两个饼状图分别显示着“微基金总收入结构”和“2011行政费用结构分析”。

“微基金总收入结构”图显示，“淘宝公益渠道”的捐赠占61.28%，其次分别为“支付宝公益”、“农行汇款”、“联合募集”和“一分钟V捐”。

（LZ评：每个渠道都有噢亲！红会还怎么好意思说捐赠渠道太多，统计不全？你红会的资源难道还比人家少吗？）

“2011行政费用结构分析”图显示，“办公室租金、管理、水电费”占34.18%，职工薪资占33.26，固定资产占17.79%，交通差旅占8.42%，其他行政支出占6.35%。

与这些图相对应，整个页面左侧竖直排列着一项项数字：捐赠收入￥2709571.74元，其中一分钟V捐：￥56415.00，支付宝公益：￥495130.51，淘宝公益：￥1666905.90，农行汇款：￥302334.33，联合募集：￥188786.00。

点击其中的任何一种捐款渠道，都能查到具体的捐款时间、捐赠人、具体金额和捐赠渠道。

以“支付宝公益”为例，中国青年报记者看见总共807页捐款信息，包含了2011年4月12日18时14分到2012年3月31日期间的12096笔捐款。2011年4月13日凌晨5时4分，“朱××”捐赠的0.01元显示在第803页第一排。绝大多数捐款在1元到100元之间。

（LZ评：还真的有人捐0.01啊。。这位记者看得好认真。。）

“公益组织有义务对每一点爱心负责，不是应该公示，是必须公示。”梁树新说。

捐赠支出的项目显示，捐赠支出总额为886337.21元，其中项目拨款719558.60元（待拨款1161838元），行政办公166778.61元。

记者点击“项目拨款”看到，两页拨款记录记载了拨款时间、拨款金额和资金去向。

“行政办公”支出被细分成了151项，包括了人员、办公室租赁、购买办公用品、支付宝交易服务等各个方面。金额最大的单笔支出为2012年1月10日支出的1.2万元，用途为3个项目人员工资，金额最小的单笔为支付宝交易服务费0.30元。

“‘微基金’目前只有两名全职工作人员。去年12月新招聘1人，因没有通过试用期已经在春节前离职，现在的两人每月工资4000元。”梁树新说，扣除社保费，两名全职工作人员每月拿到手3772元，这在广州是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

中国青年报记者同时发现，在“行政办公”费用的首页上显示着一项“公益合作洽谈餐费”，支出金额是554元，这是所有行政办公支出中唯一的一笔就餐费用。

梁树新对此解释说，这是邀请了十几位专业人士和公益伙伴为“微基金”发展“把脉”，并商谈如何展开合作后的晚餐费用，平均每人花了39.57元，“一直纠结这要不要算在行政成本里，毕竟是吃饭啊。”

（LZ评：红会一顿人均1000了有木有。。）

后来，“微基金”管理小组讨论同意把这笔钱从行政成本里开支，“因为这是单纯为微基金发展吃的饭，没有其他议题。”梁树新说，这也显示出微基金这个1岁的“婴儿”还需要继续完善制度，到底什么情况能吃饭，如果吃饭按照什么标准安排，“但这笔已经花了的钱一定要公示，让捐钱的人心里明明白白。”

信息披露同时显示，过去一年里，罗甸县边阳镇兴隆小学等18所小学的4000多名学生累计免费就餐121773人次，“微基金”还帮助救助了一个贵州患红斑狼疮的女孩和一位广州白血病女童。约有30万人直接参与捐款。

全过程透明 技术不是问题

“微基金”通过网络“全裸晒”账本的做法在被越来越多网友围观的同时，也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赞许。

来自上海的网友“@俞磊_地球”评论说：这个太令人信服了，这样的捐款才有意义啊。来自广州的网友“@Harke”评论说：捐款人就是需要看到这样简单明了的账单，而不是专业的财务报表。感谢你们为中国慈善所做的一切。网友“@黄衣暖”甚至戏谑地说：郭美美发来贺电。

原本做好了被“拍砖”准备的梁树新形容自己“小兴奋”。账本公布后的几天里，他几乎没有听到质疑、责问的声音，所有的声音都是赞同、力挺、鼓励。

“让公益行为全透明在技术上不是问题。”梁树新说，一个名叫“爱盟公益”的团队在创始人郭鹏的带领下，决定与微基金合作开发这套系统。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早在去年夏天，有着多年银行从业背景的郭鹏带着十多人的团队，开始研究如何能让公益行为透明起来的综合过程系统。为此，在过去半年多的时间里，郭鹏每个月需要支付十几万元的研发、运营成本。

在郭鹏脑子里，这个系统要解决3个命题：钱怎么来的、钱怎么花的、花钱的效果怎么样。而信息公开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告知那么简单，所以这个系统被设计成项目执行过程披露的平台。

按着这个思路，郭鹏确定了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捐款都能查到源头，每一笔超过0.01元的支出都能查到流向的系统基础。

花钱的效果怎么样？这是最难破解的命题。梁树新和郭鹏多次商量认为，效果不能是简单地写一段文字表述或者罗列一些冷冰冰的数字，“要向捐方和社会展示暖暖的执行过程。”

在“【微基金】项目执行过程披露平台”中，点击执行“午餐计划”的学校名单，都会显示出这个学校的所在地、具体执行人、财务详情、就餐情况和库存信息。

点击“财务情况”，可清楚地看到每天采购的食材品种、价格、数量和采购凭据。

点击“就餐情况”，可以看到每所学校的就餐人数、人均花费、信息报送人员姓名和执行情况反馈。

中国青年报记者点击2012年4月6日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罗甸兴隆小学就餐执行情况反馈看到，一个新弹出的窗口从上到下写着：“当日就餐人数：385人，人均约2.48元。”紧接着列出当日消耗土豆50斤、白菜70斤、豆腐80斤、大米80斤、食用油3斤、盐1.3斤、味精0.29斤、辣椒粉1斤、柴火50斤、猪肉30斤。

当日费用合计约：956.54元，菜谱是：炒豆腐、炒土豆、炒白菜、白菜汤。

窗口最下方的当日就餐照片更直观，3个大盆里装着炒好的菜，第一盆是炒白菜，第二盆是炒豆腐，第三盆是炒土豆。

“这样的公开你能满意吗？”梁树新笑笑说，“技术手段不难，关键看你愿不愿意公开透明。”

（LZ评：红会来，给爷打脸！）

现在，这些信息需要先从学校传到广州，由“微基金”的工作人员每天上传到系统。而在未来，这样的信息传递将由一部智能手机完成。

郭鹏的团队已经开发出一款可以安装在智能手机上的软件，执行午餐计划的学校只需要用智能手机记录、拍照，就能通过手机上网，将当天的信息上传到执行过程披露平台，即时公开。

根据测试，每个月按最详细的标准完成信息上传，这个软件耗费手机上网的流量不会超过30M，这就意味按照现在的手机上网包月资费标准，每个学校每月的信息公开费用约为5元。

“我们在微博上寻找捐赠智能手机的人，马上就得到了华为公司的支持，20部智能手机就快要到学校了。”梁树新说。

3回复作者：死都不捐红会 回复日期：2012-4-9 11:25:00

#蹚出公募基金和草根公益人合作的路子

在2012年4月5日举行的“微基金”一周年年会上，贵州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杨震形容，贵州青基会和梁树新等民间公益人的“联姻”正处在蜜月期，而且“十分美满”。

事实上，一年前，当杨震和梁树新坐在一起谈合作时，谁的心里也没底。

梁树新心里的算盘是：希望找一个有公募资质的基金会合作，摆脱自己“非法集资”的风险，但又害怕受到行政体制的束缚太多。杨震心里的算盘是：希望基于微博等网络平台创新公益手段，尽快帮助贵州山区的孩子吃上热腾腾的午餐，但和草根公益人合作又是一件没有太多先例的事情。

但为了贵州山区孩子尽快吃上午餐的共同目标，双方决定“先合作，后磨合”。一段时间后，双方的变化都显而易见。

梁树新会耐心地听来自贵州青基会的声音，然后再说自己的观点，而不是一上来就打断，直接说自己的想法；他和“微基金”广州团队的人一起，向贵州青基会的财务管理人员学习善款管理规范；他开始说“咱们一起努力怎么怎么样”，而不再说“你们体制怎么怎么不符合我的要求”。

杨震会穿着印有“微基金”“大蚂蚁”logo的白色T恤，穿梭在志愿服务广交会的现场，微笑着向每一个过往的人推介“午餐计划”，梁树新笑他“一点也不像个正处级干部”；杨震会实地看过“午餐计划”执行学校以后，千叮咛万嘱咐校长“一定要发微博让网友监督，不要搞假”；他还会时常提醒贵州青基会的工作人员“把工作拿到网上晒晒，接受监督”。

(LZ评：小二，麻烦这样的领导多来几个！)

细微变化的背后，是一条公募基金和草根公益人合作的路子。

从制度上看，公众的爱心善款汇入公募基金，基金会负责善款的管理、支出，但不收取“过账管理费”，草根公益人及其公益组织负责项目的具体运作、执行，基金会对善款进行监督，并引入第三方机构对账目进行审计。

具体运作、执行的过程中，基金会充分尊重草根公益人的意见，并给出足够的空间，让草根公益组织独立发挥民间的智慧和力量，基金会把握住法律的边界即可。

“还有一点是平等，我和梁树新、‘微基金’工作人员平等对话，基金会和草根公益组织平等协商。”杨震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必须相互信任，大家都带着共同的公益之心做事。”

通过一年的探索，杨震还深深感受到应该虚心向草根公益人学习创新的精神、主动寻求监督的精神、努力为捐方提供优质体验的精神。

3月30日，在2012年团中央、全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系统表彰会上，“微基金”公益项目获得全国“希望工程创新奖”。此前，“微基金”荣获全国“微公益之星”大奖。贵州省委书记栗战书专门咨询了“微基金”的做法，并批示：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创新，请继续探索，不断总结、深化，见到更大成效。

“未来，我们会‘脱’得越来越光，主动寻找公众监督，寻求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总有一天会重建中国公益的新秩序。”梁树新说。

（LZ评：希望中国各大官办民办慈善组织尽快脱光！）

第四篇：民间社工机构困局待解(小版)[推荐]

民间社工机构困局待解

南方日报记者 吴永奎

在关外大区宝安,自2009年4月诞生首家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下称“社工机构”)至今,宝安共有社工机构3家。这对于目前深圳38家社工机构总数而言,或许是沧海一粟,但值得关注的是,宝安的民间社工机构具备了充分的多样性:就机构而言,以个人之力举办者有之,依托企业集团举办者亦有之；就服务而言,从政府竞得社工岗位后运行者有之,以机构之力独立开展社工服务者亦有之„„正是这种多样性为观照整个深圳近年来社工职业的发展及社工机构的运作,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窗口。

透过宝安这个窗口来看看深圳社会工作试点的成果:社工理念渐入人心,社工岗位增加至834个,社工机构增至38家,本土见习督导诞生,社工立法推进,社工人才成长机制渐趋完善、政府财政支持渠道日益顺畅„„

但同时也有问题需要反思:社工机构资金来源过于单一,发展瓶颈亟待突破,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理念需要革新„„

成果固然可喜,反思则弥足珍贵,此组报道直面社工机构发展中的种种困惑与反思,并不惮于求索破解之策,冀望为正向纵深推进的深圳社会工作提供镜鉴。

3月19日,由民政部和深圳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10年社会工作国际论坛”在深圳隆重开幕,这是该论坛第二次在深圳召开。自2006年被民政部确定为社会工作试点以来,深圳便处于聚光灯下,这座先锋城市倡导的“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社会工作格局与路径定位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模式为社会各界津津乐道。

但即使是在这种模式下,民间社工机构仍面临重重困境,譬如资金瓶颈、专业人才匮乏等等。

资金瓶颈

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已成社工机构发展的硬性约束,并制约了民间社工机构的发展。

在深圳市38家民间社工机构中,获得社工岗位的社工机构不过20余家,尚有1/3的机构在艰难地自行运营、自生自长。

“看天吃饭”的譬喻直观地揭示出社会工作领域一种普遍的行业心理———在“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政府财力的投入顺理成章地成为社工机构运作资金的重要来源,甚或命脉所系,很多社工机构因为过于依赖政府资金而出现了无法运营的状况。

一月后的“五四”青年节,是宝安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下称“阳光中心”)成立一周年纪念日。总干事张军粗略估算了一下一年来服务社的各项花销,不觉吃了一惊,“差不多有40万元”。

这些花费包括服务社租金、场地装修、办公用品采购、管理人员和社工工资、开展社工服务的费用等不一而足,而这些费用,张军坦言,“全部是自己掏的腰包”。

40万元!这个数字大大超出了张军的预算。在服务社成立之时,张军很乐观地认为,“服务社开起来就会有社工岗位,以后的运营就不会有太大问题了”,对服务社的前期投入预算“也就十来万元”。

2009年5月15日,诞生不过10天的阳光中心匆匆参加了深圳市社工岗位的竞标,其“草根”特点与经验不足没有获得政府民政部门的青睐,张军空手而返。

根据深圳市民政部门厘定的政府购买社工服务标准,每个社工岗位每年拨付6.6万元,用以支付社工一年的薪水、管理、办公和活动费用,没有竞得社工岗位便意味着社工机构必须自行为社工开展工作“埋单”。

从去年6月至11月,阳光中心先后开展了三个项目的调研工作,所有费用全部自行承担,直到去年12月“关爱自闭症患儿”项目得到深圳市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资助,阳光中心才告别了独立苦撑的局面。

以乐观的预期起步,最终以个人之力勉力维持机构运行的,绝非阳光中心一家。宝安一位不愿具名的社工机构负责人向记者透露,在深圳市38家民间社工机构中,获得社工岗位的社工机构不过20余家,尚有1/3的机构在艰难地自行运营。

据深圳市发布的《关于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意见》(下称《社工队伍建设意见》),财政资金对社会工作发展处于“主渠道地位”,公共财政将成为社会工作经费的主要来源。而在张军看来,通过获取社工岗位的方式获得资金,渠道过于单一,无异于“看天吃饭”。

深圳首家社工机构鹏星社工服务社(下称“鹏星”)负责人易松国对此也颇有同感。2007年鹏星在深圳社工试点起步之际,便获得41个社工岗位,2008年这一数字增加到75个,即便如此,易松国也认为,鹏星的发展“靠‘天’(政府)吃饭”,“机构的自我生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很低”。

“看天吃饭”的譬喻直观地揭示出社会工作领域一种普遍的行业心理———在“政府主导、民间运作”的工作思路指引下,政府财力的投入顺理成章地成为社工机构运作资金的重要来源,甚或命脉所系。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已成社工机构发展的硬性约束早已引起各方关注。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段慧霞在分析上海浦东民间社工机构管理存在的问题时,便直截了当地指出,资金成了制约民间社工机构发展的主要瓶颈,很多社工机构因为依赖政府资金而出现了无法运营的状况。

人才困局

社工人才奇缺早已为业内人所共知,而在深圳一隅,社工人才短缺这一普遍矛盾又因为评价标准的特质而呈现出特殊性。在人才本就缺乏的大环境下,深圳社工大多是应届毕业生,缺乏在一线滚打的经验,实际操作能力较差。

而在职业社工培养中,长期以来存在“技术唯上”思想,注重实务技巧而轻视价值理念,可能导致部分职业社工丧失基本的价值准则和专业伦理精神,无法长期坚持做好社工服务。

谈到一年来尚德社会工作服务社(下称“尚德社工”)的发展感受,尚德社工负责人、尚德教育集团总裁江秋文直言不讳:“最困难的是优秀人才难觅。”

尚德社工有两项“第一”让江秋文颇感自豪:其一为在宝安率先成立,其二为率先竞得社工岗位。目前,尚德社工旗下有社工人员20余名,全部为高校社工专业毕业生。

这样一支堪称雄厚的人才队伍足令不少同业者仰望。据记者了解,在我国,超过200所高校设立了社工专业,每年毕业的学生约在1万名左右。然而,高校社工学生毕业后从事本专业的并不多。

据媒体报道,2008年,600多万人口的香港也不过拥有2万名专业社工,而当时1800万人口的上海却只有约3000名专业社工；广州社工缺口为1.5万人。

在人才本就缺乏的大环境下,能够拥有一支不小的队伍,江秋文却并未表现出太多欣喜。

“几乎清一色的是应届毕业生,非常缺乏社会工作实务的经验。”江秋文认为,社会工作是一项要求极高的职业,社会工作者应当成为“杂家”,除应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外,实际操作能力也有很高的要求,但高校社工专业开设不久,当下的社工人才普遍年轻稚嫩,刚刚走出校门,缺乏在一线滚打的经验。

在江秋文的人才评价体系中,优秀的社工类人才必须具备三大要素:一为理论知识,二为专业技能,三为专业伦理,或曰专业价值观。其中,江秋文最为看重的是第三者,“专业的知识和技能都可以通过后天的学习获得,价值观却不是靠学习可以树立的,而这一点恰恰是社工类人才必须具备,同时又是不少社工专业毕业生所缺乏的最重要素质”。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文军教授在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主要困境时,也提到了江秋文担忧的一点,即职业社工培养中价值理念与实务技巧的错位。文军指出:“价值理念是社会工作的灵魂和核心所在,但在职业社工培养中,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技术唯上’的思想,这种注重实务技巧而轻视价值理念的认识非常危险,可能导致的直接后果是,部分职业社工丧失基本的价值准则和专业伦理精神,这种人即使有良好的社会工作技巧,也无法长期坚持做好社工服务。”

江秋文坦言,以他的标准来度量,非社工专业人士,而不仅仅是社工专业或与之相关专业的毕业生,都可以成长为优秀的社工类人才。

这显然是一个极具开放性的人才评价体系,但能否与深圳试点的现实兼容尚且存疑。

记者查阅深圳市《社工队伍建设意见》发现,深圳市对于具有专业背景的社工类人才青睐有加,明确提出“要大力引进具有专业背景的社会工作人才,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毕业生在我市参加职业水平考试并登记为社工”。

同时发布的《深圳市社工机构评估内容和标准》也在社工机构的“社工配置”评估(总分50分)中提出,“机构招聘社工的学历,90%以上为社工及相关专业(即社会工作、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其中社工专业毕业者不低于70%,得20分”,而“社工及相关专业本科或以上学历社工不足70%者,得0分”。

尚德社工副主任黄宇丹认为,对社工人才专业与学历背景的强调,固然可以为这一职业的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奠基,但也可能因此而缩小社工类人才的引进与培养领域,从而可能从侧面限制了优秀人才进入这一领域。

路在何方 无论是资金瓶颈还是人才短缺困局,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民间社工机构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

阳光中心总干事张军希望,各个社工机构都肩负一定的使命并自我主导发展方向,或主攻司法领域,或专注于残疾人服务,而不是被动依赖政府设置的社工岗位,异化为社工人才的中介机构。

尚德社工负责人江秋文则提出了建基于政府对社工机构的一揽子减负与优惠政策体系上的社工机构“自我造血”的理念,提出政府可依据区域人口的多寡来规划社工机构的布局,并将社区隶属于政府的物业提供给社工机构,以减轻社工机构的前期投入。

对于社工机构的长远发展,阳光中心总干事张军坦言,最希望看到的局面是,各个社工机构都肩负一定的使命,并自我主导发展方向,或主攻司法领域,或专注于残 疾人服务,而不是目前“被动依赖政府设置的社工岗位,异化为社工人才的中介机构,或为生存所迫,一拥而上争抢社工岗位,发展毫无头绪。”

或许是早已预见到了试点中可能出现的乱象,深圳市《社工队伍建设意见》在发布之时便前瞻性地对社工机构发展所需资源作出了细致规划,既提出“确立财政资金对社会工作发展的主渠道地位和导向作用”,也提出大力拓宽社会融资渠道,鼓励引导社会资金向社会工作投入,这其中包括推动非公募基金会向社工机构倾斜,落实公益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社会捐赠资金投向社会公益性民间组织等。

但对这些提法,张军一一提出了疑异:“深圳社工试点基本照搬香港,香港的社工事业发达,社会捐赠氛围浓郁,但在内地,社工是一个新生事物,也没有形成良好的社会捐赠氛围,公众还没有对社会工作建立起普遍的职业信任和社会认同,谁敢把钱捐给你?”

社会捐赠似乎此路不通,而公益捐赠税收优惠政策的思路也不被看好。这一设想依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九条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显然,深圳有意借此调动企业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积极性,并有效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短板。但记者就此咨询宝安一家民营企业老总时,对方说:“这个想法难以实现。”理由是,“国内企业所得税税负超过20%,不少中小企业都会在财务上下点工夫,对外显示收支持平,以此来合理避税”。

各条融资渠道似乎在当下都难以通达,那么不难得出一个结论:社工机构获取资金的渠道唯政府马首是瞻,太过于单一,其对社工机构发展的约束力或许更甚于社工专业人才短缺的影响力。

对此,张军提出了一个大胆的破解之法———推动购买主体多元化,允许民间购买,尤其是企业购买服务。作为宝安一家电子企业的负责人,张军发现,不少大企业已有意识地设置员工关系专员这一职位,来处理企业的劳资纠纷等。

“这些企业就是社工服务的潜在购买客户,现在要做的就是加大宣传力度,让民间更多地认识社工职业的价值所在,并自动购买服务。”张军的另一个想法是,社工机构可以考虑向各类群团组织如妇联、残联、共青团组织、慈善会等“借力”,“这些部门其实也有服务社会的职能,如助残敬老等,他们完全可以与社工机构衔接合作,资源共享,藉此改变由政府民政部门单一购买的局面”。

与张军的大胆相比,尚德社工负责人江秋文的想法具体而务实,他明确提出了社工机构“自我造血”的理念,而这一理念建基于政府对社工机构的一揽子减负与优惠政策体系上。

作为一名企业家,江秋文并不讳言在举办尚德社工之初有种种“趋利”想法,但主持尚德社工一年后,他打消了逐利的念头,转而主张“以尚德社工提升尚德教育品 牌的美誉度和社会服务的形象”。即便如此,向尚德社工持续不断地投入仍然催动了江秋文反思的神经,“虽然从事公益不言利润回报,但企业的积极性从何而来呢?政府是否可以提供更多的支持?”

在江秋文的造血思路里,针对社工机构及其举办方构建一个政策优惠体系显得尤为迫切。他提出,政府可以学习香港,依据区域人口的多寡来规划社工机构的布局,并将社区隶属于政府的物业提供给社工机构,以减轻社工机构的前期投入。

针对大部分社工机构都依托于某一企业支持的现状,江秋文认为,作为一种激励措施,政府不妨对机构的举办方给予税收等方面切实的支持,助力其殖产兴业。同时,对于社工机构本身,除了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还可以考虑允许其在服务中针对某些项目适当收费,并由政府负责对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进行审批,规定收费所得限定用于社工事业等。

“政府也可以建立社工机构质量服务等级体系,对于达到不同等级的机构在岗位、项目等给予支持。”江秋文说。

■ 新安观潮

社工不能成为“政府雇员”

社工,最早出现在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为解决当时日益严峻的贫困问题,伊丽莎白政府于1601年颁布《济贫法》,开启了政府主持社会救济事业的做法。《济贫法》是将社会工作的重要性通过法律手段加以宣示和实现,另一方面,政府也能通过大量的社会工作者参与社会服务工作,降低行政成本,加强社会自我修复能力。

相比于英国拥有400多年的社工发展史,中国的社工起步非常晚。上世纪20年代,一批海外留学回来的学者,把西方的社工概念带回中国,在大学里开始讲授相关课程,从事社会服务活动,并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北京协和医院里就有了社工的岗位。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这些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结果,并因社会的变革而中断。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浦东新区才开始出现国内最早的职业社工。

应该说,社工在中国的重新发展,得益于中国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大发展的需要,更源于政府社会工作政策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新世纪以来,在“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导下,社工被政府作为能够协助其解决诸多社会问题的“非政府渠道”而得到大力提倡和扶持。

尽管如此,社工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仍然遇到诸多困境,如人才短缺、资金瓶颈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与社工起步晚、资金获取渠道单

一、社会未对慈善社会形成强烈共识等大环境息息相关。有理由相信,随着环境的变化与政策的进一步扶持,这些问题将得到改善。但是,在目前政府掌控资源的社工发展体系下,有一个问题必须在现阶段就得到高度重视,这就是社工行政化倾向。

目前,政府开发的社工岗位多在处理民间纠纷、教育帮扶和医疗协助等领域,在以前,这些问题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的,因此在群众中形成了“有事情找政府”的惯性思维。为了让社工第一 6 线接触介入这些问题,社工多被派驻进入政府的服务窗口。政府的初衷是好的,但在实际操作上,社工的作用很难发挥,并有被所处环境行政化工作氛围同化的倾向。

笔者接触的多名社工均认为,与政府职能部门密切相关的社工岗位,受限制太多。政府工作人员对社工工作性质缺乏了解,对如何发挥社工作用缺乏认知,只是简单地将其作为行政工作的辅助人员使用,按照行政工作的条条框框来约束他们,使得社工疲于应付各类文书汇报,难以放手开展社工工作。

那么,政府工作人员对于社工究竟是怎么看的呢?一名在基层综治部门工作多年的公务员只用一句简单的话评价———作用不大。在他看来,担任社工的都是一些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对基层矛盾的复杂性缺乏了解,在民间纠纷的调节上还不如邻里间的老人家有办法。双方之间的互不理解,导致社工在实际工作中的举步维艰。

从目前中国社工发展的状况看,政府仍将是推动的主导力量,由政府开发岗位分配给社工的模式也仍是主流,社工工作也将长期与政府职能部门产生紧密联系。那么,政府作为主导者,有必要在社工如何在实际工作中发挥作用、政府职能部门如何增进对社工工作的理解上多下工夫,否则,政府大力推动的社工工作,就有产生新一批“政府雇员”的危险。

公益创投之途

福利公益金牵扯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公益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与促进社工机构发展的崭新途径。

公益创投为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它不同于企业单纯向公益界捐款的传统模式,而是将风险引入公益领域,输入企业界在资金与管理方面的资源,同时选择资助项目,引导公益组织充分发掘公益创意,使之契合社会需求,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模式的可复制性,这种既关注公益项目又关注公益组织能力建设的模式有助于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如果不是深圳福利彩票公益金的资助,张军可能至今还在将自己电子公司的利润往阳光中心投,而江秋文主持的尚德社工,去年也以一项“预防青少年网络成瘾”项目从这一公益金中获得了项目资金。

福彩公益金,这个名词在记者与张军和江秋文的交谈中,一闪即过,但在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那里,却具有别样的深意,它牵扯出的是一个全新的理念———“公益创投(VenturePhilan-thropy)”与促进社工机构发展的崭新途径。

在官方话语体系中,民间社工结构有一个较为正式与书面的称谓———非营利组织(NGO,即NoneProfitOrganization)。在马宏看来,按照非营利组织与服务对象或受益对象之间的关系,非营利组织可分为“公益”与“互益”两类,其中公益型是指社会内部特定多数人的利益或社会全体的利益。公益性非营利组织(下称“公益组织”)的服务对象是团体之外的特殊社会群体,它所提供的公共物品代表服务对象的利益,而面向社会弱势群体与困难人群的社工机构便属于公益组织。

上世纪90年代后,全球范围内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面临新挑战,政府削减预算却又必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以解决社会问题；企业面临在全球化形势下如何应对和生存并承担社会责任的问题；非营利组织面对资金锐减与运营压力以及提供更专业服务的问题,这些变迁结果与互动,促成了公益创投概念与策略的兴起。

“公益创投是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三方应对发展与压力的解决策略,与风险投资基金运作方式相仿,公益创投关注的要点一是项目创意,二是组织团队的能力,其基本模式是不仅提供资金支持,还提供管理和技术支持,通过与被投资方建立长期的、深入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帮助其达成以下目标,如明确的使命与策略、精干的管理团队、强有力的执行力、规范的管理与专业化的运作,使其发展成为可复制的高效率的组织机构。”马宏说。

在马宏的视野中,联想集团于2007年实施的以“让爱心更有力量”为宗旨的公益创投计划便不失为一个经典案例。

当年,联想集团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战略,在全国范围征集公益组织,为其提供定制化的能力建设和志愿服务支持,以及首期总计300万元的创业支持资金,征集原则重点强调公益组织创新性地解决社会问题,以及有较规范的治理结构和团队等。

迄今为止,已有16个项目及机构入选该计划,其中包括缩小数字鸿沟的“中国村落工程办公室”、关注残障人士需求并提供系列职业培训的“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等。每家机构可得到15万元至20万元的资助和为期一年的能力建设,联想集团帮助它们成长为高效率、高社会效益、可持续发展的公益组织。

在马宏看来,依托深圳福利公益金实施慈善倍增计划也是公益创投理念指引下深圳的探索之一。2008年,深圳推出福利彩票公益金1970万元,用于购买公益组织服务,基本做法是向社会公开征集公益组织开展的公益项目,制定资助考评办法,以全额、差额、部分补贴的方式资助,并对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给予能力支持,旨在以公益创投的力量培育公益组织成长。

“公益创投为公益组织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机制。”马宏评价称,公益创投不同于企业单纯向公益界捐款的传统模式,而是将风险引入公益领域,输入企业界在资金与管理方面的资源,包括建设公益产业信息平台,制定行业公信力标准,以及倡导先进的公益理念等。同时,公益创投选择资助项目上也有一个遴选的概念,就是引导公益组织充分发掘公益创意,使之契合社会需求,有较强的操作性和模式的可复制性,“这种既关注公益项目又关注公益组织能力建设的模式有助于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第五篇：民营实体书店困局背后：大举扩张 网店冲击

民营实体书店困局背后：大举扩张 网店冲击

2011年11月05日16:26 来源：新京报 作者：朱桂英

号称中国最大的民营书店，光合作用资金链发生断裂。图为大望路光合作用书店内部。

风入松书店。

创建者刘苏里，以“开书店是一种表达”，点亮了国内独立书店的理想之径。但他曾多次表明，开书店首先是一桩生意，赚钱必须占据首位，不然梦想再美理念再好，不赚钱都是白搭。

万圣书园十八年来，也有过举步维艰的时候，1997年，万圣顺应局势，涉足批发出版策划业务，成立图书公司，最后以失败告终，承债不轻，良性运营一度告急，之后书店迁址、营业面积扩大，万圣内部出现走市场化还是回学术的辩论，因理念不合，有管理人员愤而离去，也是一番飘摇。

刘苏里力镇全局，不惜代价保护万圣已有的学术品格，很多出版社也予以支持，万圣度过一劫。2002年，万圣对所有书籍经营品种进行梳理，调走大量不合书店定位的图书。也是同一年，醒客咖啡厅开业，辅助书店经营。

为了“留读书人、聚读书人”，刘苏里和妻子一起探索万圣作为书店作为时代思想交流场所的各种可能性。万圣与其他书店最大的区别是，它的书的管理分类，有它自己的立场与价值尺度，比如专设“宪政”、“美国研究”、“1928-1937中国国家史”等书柜。以书为基础，在特定的价值判断与现实关怀下，构建万圣的产品。

归纳万圣的特色，其一为新书上架速度，万圣书店的上书极快，读者可一览最新出版的书；其二，有些书的存在，是万圣的价值诉求，相同的书，网络书店有，读者不一定能找到，万圣的专业分类与索引，为读者与书籍创造邂逅的机会。其三，奇货可居，几年下来，万圣保留了很多市场上已不再流通的书籍，网络书店没有，万圣有，价格战打不进来。问题 困局非一时之寒

中国书店的悲喜剧，有它们自己的背景。而每一家民营书店的退场，原因各有不同。其实，早在2000年前后，有购书习惯的人，早已发现民营书店正在默然凋谢。彼时，商品经济发展迅猛，一家书店与一家服装店或一家食品店，足以构成秋寒与春温的对峙，物质需求不断被刺激起来，文化上的盼求则独自黯然。当时书店之转型，唯走市场化，特别是在二三线城市，贩卖畅销书、教辅书者，可得一昔喘息存活，不变者，怆然关门。

作为文化中心城市的北京，读书人多，嗜书者众。爱北京者，一直把书市繁荣作为最重要的理由之一，占人文地理之优势，北京的精神盛宴，也是其他城市读书人艳羡之所在。

今年“风入松”书店停止营业，以待迁址重振。书店租金问题，方才格外显眼。其实，去年上海季风书园因租金高涨而关闭的事件，早已将租金问题推到人们面前。香港著名的二楼书店，则是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说明书店租金之难。讨论风起，却也无可奈何。重要的是，租金也是其他商品行业所面临的，书店虽可以打出文化之名，但不足以获得更多支持。

京东商城、当当、卓越这些网络书店的价格战，对民营书店来说，确是霜雪俱下。即便是万圣书店，也有顾客坦言，利用万圣书目齐全与分类精细，按图索骥寻找心仪书目，之后在网店上下单。虽然网络书店的价格战有恶性竞争之嫌，但读书人蜂拥而上争夺网络书店的低价书，无论商家还是买家，都无可厚非。

被称为国内最大民营连锁书店的“光合作用”在雄心勃勃扩张之时，就已埋下危机。若无庞然巨资支撑，在短时间内大规模扩张是冒险之举。前有席殊书屋之鉴，席殊在业绩最辉煌的时候，也曾遍及30多个省400多座城市，最后因资金链断裂离场。有人称之为中国式发展，蛮勇冒进，野心有余理性不足。

而中国民营书店的困境，与负税也有一定关系。相较于其他行业，图书行业本来就利润较低，加以地面店与网络书店存在或隐或现的竞争关系，高房租加税负之下，地面书店的生存困境，就更加严重。历史 相见时难别亦难

在讨论实体书店是否有美丽未来之前，可照一下历史之镜。

中国当代民营书店的发展史，正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侧影。又因书籍出版发行本身所拥有的文化特性，民营书店既受惠社会发展的朗风，也经受其阴雨。

1982年3月，《国家出版局关于图书发行体制改革问题的报告》，意韵，怕早已在万圣的喜爱者那里落根成长。书店的灯光，美好如诗，只因人们内心有一种渴望，对书，对知识与思想，对自由，这是人内心业已久远且死不掉的渴望。

万圣书园的发展姿态，正如苏轼诗，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评论】

实体书店存在的理由

光合作用书店倒闭的消息，引来众多悲叹，书店之殇，爱书者心有隐痛。实体书店的书香浓墨，毕竟难以言别，时尚廊的“雅倩爱书”发起了微活动，征集实体书店存在的100个理由。

这个活动，虽然抒情色彩多于理性，亦有人批评网友的缅邈的文艺情结，与审美化的感性，让书店在理应深思何去何从时，成了撒娇者，而不是奋起逐利，力求发展之道的市场主体。惜此中存真意，情盛之下，少有可用的真知灼见，也可理解，摘录如下：

@卅多_911：喜欢纸墨书香，喜欢在微醺的阳光下翻动纸页的感觉，喜欢那一抹惬意舒适的感觉。只有在实体书店，走过一排排书架，手指摸过一本本仔细装帧的书，才能真正满足自己小小的文艺情结，不要让这些仅仅存在于回忆中。

@雯雯发儿：书店像是一座孤岛，隔绝城市的喧嚣。躲避恼人的烦闷，让人愿意在任何时候来这里寻求内心的宁静，和生活的惬意。可以停下脚步来享受流逝的时光。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思考，不能抛弃探索之心。

@烟雨路-漫花与青竹：逛书店如同旅行，一个是精神上寻找可以庇护的港湾，一个是现实中同自然的一起呼吸，但都如同在现实中遇到可以倾心的知音，会有一见如故的可以触摸，可以感知的欣喜。而在虚拟书店中，这样的遇见却少了它鲜活的生命和灵魂，你再也无法用眼睛之外的感官去触动它的生命。爱书，爱去实体书店，寻找生命。

@回声书店-linlin：“小书店的价值很小，仅是给人提供一个与纸品书籍相处的空间。让你还能邂逅一本与你现在的生活不搭界的陌生书籍，它或许只能给你几天的惊喜，却展现了另外一种可能，给你的生活添抹了一种不可替代的色彩。”(大连回声书店)

@不是书店：智慧本身就是好的。有一天我们都会死去，追求智慧的道路还会有人走着。死掉以后的事我看不到，但在我活着的时候，想到这件事，心里就很高兴。王小波。存在即合理，实体书店目前还在，说明还是合理的，哪天不在了，就验证了王小波的话。(青岛不是书店)

@诶币西滴一挨服记：每一个书店都像是一个WIFI发射器，它们尽自己的能力覆盖在城市中、社区内、街道上、商业中心。发射着同一个文化的讯息，即使越来越微弱、消失，也坚定地为寻找它的人而存在着。(北京时尚廊店员)

@绿妖绿妖：一个没有书店的城市是枯燥干瘪的。喜欢读书的人只能上网买书，孤立地阅读。而书店里你永远能找到同类。所以喜欢看书的人，一定喜欢逛书店，哪怕什么也不买。(作家)

@路痴痴痴：我希望书店是一个让人在城市中可以落脚的地方。就好像在路口看车来车往看到心慌，终有地方可以喘气。(医院除外)(《文艺生活周刊》执行主编)

@一叶可以知秋：除了实体书店，没有任何一种形式的书店能让你闻到浓浓的书香；唯有实体书店，才能让你感受到你进入了书的天堂，让温馨的阅读氛围包围着你，让书店员工贴心的服务感动着你。实体书店有着看得到，摸得着的温暖，和实体书店不离不弃，应该是不错的选择。(南京书刊发行业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