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涉银行纠纷案件报告
涉银行纠纷案件报告
经过逐一查阅224份裁判文书，我们筛选出对业界较为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有所反应的典型案例共27件，制作成索引，供业界参考。主要涉及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及民事合同效力认定及相关主体责任承担、消极之诉诉讼标的确定标准、多笔借款协议合并为一诉的级别管辖认定、破产程序与银行方起诉程序竞合问题、保证合同效力、监管责任认定、银企合作协议纠纷中银行方过错责任认定以及银行工作人员以银行名义对外借款行为的效力认定等。篇幅所限，本次发表时未包含我们对基本案情的总结及对相关裁判观点的展开分析。
（一）程序处理问题
【热点问题一：民刑交叉案件程序处理】
1、债务人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银行方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还款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
典型案例：四川中南明大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前埔支行与黄木兴以及李宝华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四终字第22号】
2、借款合同并不必然因借款人涉嫌骗取贷款罪而无效，即便无效连带责任保证人亦不当然免责。银行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起诉借款人和保证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典型案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灯塔市支行与辽阳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辽阳罕王湖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39号】
3、借款人因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并相关刑事判决中明确继续追赃发还贷款银行的，贷款银行的损失应先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在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刑事追赃程序已经终结的情况下又提起民事诉讼的，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
典型案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丘县支行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847号】
【热点问题二：管辖权异议】
4、银行方就多笔借款协议起诉同一债务人还款且要求保证人、抵押人承担相应责任的，要求债务人还款的诉请应按照一案来概括认定争议标的并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
典型案例：辽宁维远塑材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郭大维管辖权异议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12号】
5、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请求判令不负有依据该合同产生的一定金额的债务的纠纷，应以合同金额及请求不负债务的金额为争议标的额，并以此为据确定级别管辖。
典型案例：王仁辉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铁路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案号：（2013）民一终字第127号】
6、金融借款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为格式条款，银行方向债务人履行了提请注意义务的，该管辖约定条款有效。
典型案例：清远汇利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杨冠武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案号：（2013）民一终字第166号】
7、当事人均不同意将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且不存在其他应交下级法院审理的情况下，上级法院将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当事人对此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该异议成立。
典型案例：兴山天星供电有限公司、湖北省地方水电公司、湖北丹江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郧县电力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案号：（2013）民一终字第39号】
【热点问题三：执行异议之诉与确权之诉的合并审理】
8、原告同时提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和执行异议之诉的，对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应不予受理。需先进行股东资格确认方能认定是否为执行异议之诉适格主体的，应对执行异议之诉驳回起诉。
典型案例：哈尔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黑龙江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大连龙粮贸易总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执行异议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111号】
【热点问题四：破产程序与民事起诉的关联】
9、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但破产程序尚未终结，银行方起诉要求股东承担抽逃出资补充赔偿责任的，或要求确认债务人以外的主体与债务人法人人格混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应驳回起诉。
典型案例：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金属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欠款纠纷案【案号：（2013）民提字第18号】、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号：（2013）民提字第161号】
（二）实体认定问题
【热点问题五：民刑交叉案件合同效力及责任认定】
10、借款人以骗取贷款罪、且银行工作人员以非法发放贷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谋，相关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在没有证据证明抵押人对借款人骗取贷款行为知情仍为抵押行为时，抵押人无需担责。
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岫岩满族自治县支行与兰翎、鞍山万兴隆岩田木业有限公司借款、抵押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51号】
11、在无证据证明银行方对借款人的合同诈骗行为明知的前提下，涉案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银行方享有撤销权。银行方对借款人提起诉讼的，视为其放弃行使撤销权，借款合同有效。担保人未提供证据证明银行方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者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的，担保合同有效。典型案例：岳阳友协置业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及吴荣华，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常谦进、徐可明借款合同纠纷案【（2012）民再申字第212号】
【热点问题六：保证责任免除】
12、公司法人出具保函依据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只在该法人内部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影响保证人基于保函对外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保证人主张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被法院确认无效直接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应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县支行、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及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624号】
13、借款人违反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将部分贷款用于偿还旧贷利息的，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且保证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而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保证人主张银行方对借款监管不利应免除保证责任的，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甘井子支行与大连础明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冰凌花天然食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2）民提字第51号】
【热点问题七：保证保险】
14、银行方依照《保证保险合作业务协议》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应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处理，适用有关担保的法律。典型案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市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565号】
【热点问题八：保证金质押】
15、未依法将质押金钱放置于专门账户，并且对任何第三人均能显示出设立质押的外观的，不符合质押财产特定化的要求，债权人请求对该款项主张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与东营市华乘荣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玉娥、薄非、巴松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民申字第2060号】
【热点问题九：以物抵债协议与侵犯抵押权】
16、债务人与第三人就在建工程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时点，发生在银行方与债务人就该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申请至领取权利证书期间的，银行方主张该“以物抵债协议”侵害其抵押权的，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邹城市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山东省济宁丰泽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判决书【案号：（2013）民提字第97号】
【热点问题十：债权转让后的债务清偿处理】
17、债务人收到银行方债权已转让给第三人的通知后仍然选择向银行继续偿还的，不产生清偿诉争债务的法律效果。银行方接受清偿虽丧失合法债权根据，但因受让人仍有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故银行方不构成不当得利。
典型案例：青岛泓海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潍坊市分行不当得利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631号】
【热点问题十一：供应链融资争议】
18、银企合作中，银行方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的，应依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方协议不是普通双务合同，卖方主张先履行抗辩权的，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河北钢铁集团荣信钢铁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曹杨支行、上海灏聪实业有限公司、王庆融、沈杰、沈泓、樊秋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民申字第924号】
19、质物监管人依照质物监管协议所承担的监管责任，区别于保管人在保管合同项下承担的义务。保管人未履行监管义务而导致质物灭失的，应依照《合同法》总则第107条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典型案例：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监管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38号】
【热点问题十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
20、行为人与银行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需要结合行为人是否向银行方发出要约以及银行方是否作出承诺两大因素确定。行为人违规收取高额利息的，可作为法院认定其主观上并非善意的参考因素之一。典型案例：李德勇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 【案号：（2013）民提字第95号】
21、存款人履行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对存款被挪用存在过错的，应当对其存款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银行向存款人支付的存款“奖励”属于非法揽储的，该“奖励”属于不当得利，存款人应返还。
典型案例：陈增连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学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377号】
【热点问题十三：银行为“借款人”的合同纠纷】
22、银行工作人员以银行名义向第三人借款的，由于对外借款不属于商业银行经营范围故不构成表见代表，由于第三人未尽到注意义务故也不构成表见代理。
典型案例：刘治淮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312号】
23、银行工作人员以银行名义向第三人借款，尽管对外借款不属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但是考虑该人员出具借条时的身份、场所以及借条内容判断，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对所在银行产生法律效力。银行提出的借条加盖公章系伪造以及未收到汇款的抗辩，不构成认定职务行为的障碍。
典型案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晚报大厦支行与李海波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3）民提字第21号】 【热点问题十四：诉讼时效问题】
24、当事人提出银行同意其所出资公司开户并转账存在过错为由要求银行赔偿损失的争议，不属于“对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请求权”的情形，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典型案例：台湾凯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山观支行、江阴金潼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代表诉讼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79号】
25、银行方向有管辖权的法院递交起诉状后，受诉法院就诉争债权与债务人协商还款调解事宜导致正式立案延后的，诉讼时效中断以银行方递交起诉状之日为准。
典型案例：大庆开发区靖圣有限公司与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民申字第391号】
26、银行方向共同债务人之一催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该事由对其他共同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与宁夏沃尔德实业有限公司、宁夏秦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55号】
【热点问题十五：隐名股东的执行异议之诉】
27、银行方依照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冻结并强制执行显名股东所持有的股权，隐名股东以其为实际出资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不予支持。典型案例：哈尔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黑龙江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大连龙粮贸易总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执行异议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111号】
第二篇：最高法院审结涉银行纠纷案件报告
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从去年起强力推行裁判文书上网公开，大大方便了律师研判相关案件的裁判倾向。
我们从“中国裁判文书网”采集最高院和天津市各级法院2013年全年审结的银行业诉讼案件文书，分类筛选，并逐一阅读，从中挑选出涉及难点或热点问题的案例，加以简明分析，并探讨了银行方败诉原因，编写了一份《银行业诉讼研究报告》（2013版）。
现将第一部分《2013最高人民法院审结涉银行纠纷案件报告》呈给读者，以期帮助银行业读者了解本行业在最高院所涉诉讼情况及最新裁判规则。篇幅及载体所限，我们此次发表时删除了全部图表，并对该报告中的部分内容进行了删减。
一、最高院审结涉银行纠纷案件基本概况及特点
本报告所有数据均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裁判时间截取为201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以“银行”为关键词筛选出1555条记录，在全部记录中筛选当事人含银行业金融机构（此处包括农信社）的民商事诉讼案件435件，利用EXCEL将重复项去掉，共提取最高院2013年全年裁判的银行业诉讼案件224件。我们将该224件裁判文书逐一按照案件类型（案由）、涉诉主体、程序类型及裁判结果、银行作为一审被告的案件类型等分别进行了归类及数据统计。
（一）案件类型结构：传统业务纠纷占比较大，新型金融纠纷案件类型鲜见其中
从案件类型结构来看，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等传统型资产负债表内业务产生的纠纷占据涉银行纠纷案件的第一位，占比接近40%。其次储蓄存款合同纠纷、票据纠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甚至以银行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纠纷等也占据了一定的比重。除此之外，银行方不断尝试运用《公司法》及最高院关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的部分条款，向债务人公司股东提起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之诉。较为新型的交易模式如进口押汇等在诉讼中有所体现，而基于最高院审级的限制，银行卡纠纷未见其中。银行保理融资业务纠纷及银行与信托、保险公司、券商、基金等合作开展交叉业务所产生的纠纷、金融衍生品交易纠纷等也并未反映在审结案件列表之中。究其原因，金融创新所产生的新业务模式、交易结构及金融产品从开发到推出市场直至爆发纠纷需要一段时间的累积，而最高院审理案件绝大多数为再审案件，从一审、二审再到再审阶段的审理周期较长，因此如果业界希望看到最高院对新的交易模式及结构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认定思路及态度，尚需时日。
（二）主体分布：大型股份制银行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城商行农商行异军突起 从审结案件所涉及的银行来看，2013年全年五大股份制银行占比超过50%，其中尤以中国农业银行的身影最为常见，其余依次为中国银行、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中小型股份制银行占比18%，天津银行等城市商业银行占比14%，农村商业银行和农信社相加占比为10%。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城商行、农商行等近年来一方面业务覆盖面空白点不断减少，而另一方面风险暴露、风险管理及损失吸收能力总体匹配度有所差异。个案诉讼标的、涉案数量随着业务规模扩大不断攀升，而考虑到两类银行损失吸收能力总体与股份制银行相比处于较低水平，这一现象值得城商行、农商行管理者给予一定的重视。
（三）涉银行纠纷案件刑民交叉情况：因金融犯罪引发的纠纷较为普遍 因金融犯罪引发的涉银行金融商事纠纷类型多种多样，尤其是涉嫌集资诈骗类犯罪、诈骗类犯罪等案件数量较多，同时出现了极少数银行内部工作人员特别是一定管理职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内外勾结，损害银行或者客户利益引发纠纷的情况。关于此类案件的程序应如何处理、受案后相关民事合同效力如何判断以及进一步确认各主体的民事责任的裁定书、判决书在我们筛选的全部裁判文书中占据了一定的比重。
（四）裁判结果：改判、提审、指令再审案件占比较大
对一审判决书不服提起上诉的案件中改判率高达44%，而全部176件再审审查案件中，驳回再审申请的仅占不到一半，审查后裁定提审和指令再审的比例达到41%。这一比例超出我们的预期，说明我国司法裁判的终局性有待提升。而数据彰显的启示就是，银行业要改变过去两审终审的观念，重视再审审查程序，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五）银行作为被告的案件类型分布：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以及银行作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纠纷（或称民间借贷纠纷）值得重视
剔除双方当事人均为银行的案件，我们将其余裁判文书逐一按照银行一方是否为一审程序被告进行了标注，得到银行方作为被告的案件132件，占全部案件的比重超过六成。我们进一步将涉及到的案由进行了数据统计，结果显示：执行异议之诉、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信用证纠纷、票据纠纷以及银行作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纠纷（或称民间借贷纠纷）占全部银行作为被告案件总数的53%，特别是储蓄存款合同纠纷、银行作为借款人的借款合同纠纷以及损害赔偿纠纷具有一定的规模。从相关的裁判文书中所介绍的案情分析可知，产生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银行相对方维权意识提高、银行管理不规范、部分工作人员缺乏责任心甚至与犯罪分子相勾结等。
二、典型案例索引
经过逐一查阅224份裁判文书，我们筛选出对业界较为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有所反应的典型案例共27件，制作成索引，供业界参考。主要涉及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处理及民事合同效力认定及相关主体责任承担、消极之诉诉讼标的确定标准、多笔借款协议合并为一诉的级别管辖认定、破产程序与银行方起诉程序竞合问题、保证合同效力、监管责任认定、银企合作协议纠纷中银行方过错责任认定以及银行工作人员以银行名义对外借款行为的效力认定等。篇幅所限，本次发表时未包含我们对基本案情的总结及对相关裁判观点的展开分析。
（一）程序处理问题
1、债务人行为构成集资诈骗罪，银行方向法院起诉要求债务人还款的，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案件的范围，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驳回起诉。
典型案例：四川中南明大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前埔支行与黄木兴以及李宝华等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四终字第22号】
2、借款合同并不必然因借款人涉嫌骗取贷款罪而无效，即便无效连带责任保证人亦不当然免责。银行方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起诉借款人和保证人，有事实和法律依据，符合起诉条件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
典型案例：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灯塔市支行与辽阳宾馆有限责任公司、辽阳罕王湖农业集团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39号】
3、借款人因刑事犯罪被判处刑罚并相关刑事判决中明确继续追赃发还贷款银行的，贷款银行的损失应先通过刑事追赃程序解决。在其未能提交证据证明刑事追赃程序已经终结的情况下又提起民事诉讼的，应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应驳回起诉。
典型案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丘支行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丘县支行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847号】
4、银行方就多笔借款协议起诉同一债务人还款且要求保证人、抵押人承担相应责任的，要求债务人还款的诉请应按照一案来概括认定争议标的并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
典型案例：辽宁维远塑材制造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郭大维管辖权异议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12号】
5、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并请求判令不负有依据该合同产生的一定金额的债务的纠纷，应以合同金额及请求不负债务的金额为争议标的额，并以此为据确定级别管辖。
典型案例：王仁辉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沂铁路支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案号：（2013）民一终字第127号】
6、金融借款合同中约定管辖条款为格式条款，银行方向债务人履行了提请注意义务的，该管辖约定条款有效。
典型案例：清远汇利安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内蒙古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杨冠武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案号：（2013）民一终字第166号】
7、当事人均不同意将案件交下级法院审理且不存在其他应交下级法院审理的情况下，上级法院将案件交由下级法院审理，当事人对此提出管辖权异议的，该异议成立。
典型案例：兴山天星供电有限公司、湖北省地方水电公司、湖北丹江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长江支行、郧县电力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管辖权异议案【案号：（2013）民一终字第39号】
8、原告同时提出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和执行异议之诉的，对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应不予受理。需先进行股东资格确认方能认定是否为执行异议之诉适格主体的，应对执行异议之诉驳回起诉。
典型案例：哈尔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黑龙江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大连龙粮贸易总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执行异议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111号】
9、债务人已进入破产程序但破产程序尚未终结，银行方起诉要求股东承担抽逃出资补充赔偿责任的，或要求确认债务人以外的主体与债务人法人人格混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应驳回起诉。
典型案例：烟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烟台金属材料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欠款纠纷案【案号：（2013）民提字第18号】、西宁特殊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为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案号：（2013）民提字第161号】
（二）实体认定问题
10、借款人以骗取贷款罪、且银行工作人员以非法发放贷款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根据刑事判决书认定的事实可以证明双方当事人存在“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谋，相关借款合同应认定无效。在没有证据证明抵押人对借款人骗取贷款行为知情仍为抵押行为时，抵押人无需担责。
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岫岩满族自治县支行与兰翎、鞍山万兴隆岩田木业有限公司借款、抵押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51号】
11、在无证据证明银行方对借款人的合同诈骗行为明知的前提下，涉案借款合同为可撤销合同，银行方享有撤销权。银行方对借款人提起诉讼的，视为其放弃行使撤销权，借款合同有效。担保人未提供证据证明银行方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或者存在欺诈、胁迫的行为的，担保合同有效。
典型案例：岳阳友协置业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南海支行及吴荣华，佛山市友协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常谦进、徐可明借款合同纠纷案【（2012）民再申字第212号】
12、公司法人出具保函依据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议只在该法人内部发生法律效力，不能影响保证人基于保函对外已经形成的法律关系。保证人主张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被法院确认无效直接导致保证合同无效的，应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陕县支行、三门峡惠能热电有限责任公司及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624号】
13、借款人违反借款合同约定的用途，将部分贷款用于偿还旧贷利息的，不构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十九条规定的“主合同当事人双方协议以新贷偿还旧贷且保证人不知道或者不应当知道而不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形。保证人主张银行方对借款监管不利应免除保证责任的，不予支持。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甘井子支行与大连础明集团有限公司、大连冰凌花天然食品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2）民提字第51号】
14、银行方依照《保证保险合作业务协议》要求保险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应按借款保证合同纠纷处理，适用有关担保的法律。
典型案例：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市分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葫芦岛分行保证保险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565号】
15、未依法将质押金钱放置于专门账户，并且对任何第三人均能显示出设立质押的外观的，不符合质押财产特定化的要求，债权人请求对该款项主张优先受偿权的，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营东城支行与东营市华乘荣威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张玉娥、薄非、巴松涛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民申字第2060号】
16、债务人与第三人就在建工程达成以物抵债协议的时点，发生在银行方与债务人就该在建工程抵押权登记申请至领取权利证书期间的，银行方主张该“以物抵债协议”侵害其抵押权的，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邹城市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宁分行、山东省济宁丰泽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资、合作开发房地产合同纠纷再审复查与审判监督民事判决书【案号：（2013）民提字第97号】
17、债务人收到银行方债权已转让给第三人的通知后仍然选择向银行继续偿还的，不产生清偿诉争债务的法律效果。银行方接受清偿虽丧失合法债权根据，但因受让人仍有权向债务人主张债权，故银行方不构成不当得利。典型案例：青岛泓海投资有限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潍坊市分行不当得利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631号】
18、银企合作中，银行方未按照合作协议的约定履行义务的，应依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责任；三方协议不是普通双务合同，卖方主张先履行抗辩权的，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河北钢铁集团荣信钢铁有限公司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曹杨支行、上海灏聪实业有限公司、王庆融、沈杰、沈泓、樊秋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民申字第924号】
19、质物监管人依照质物监管协议所承担的监管责任，区别于保管人在保管合同项下承担的义务。保管人未履行监管义务而导致质物灭失的，应依照《合同法》总则第107条规定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典型案例：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中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监管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38号】
20、行为人与银行之间是否成立储蓄存款合同，需要结合行为人是否向银行方发出要约以及银行方是否作出承诺两大因素确定。行为人违规收取高额利息的，可作为法院认定其主观上并非善意的参考因素之一。
典型案例：李德勇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云阳支行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提字第95号】
21、存款人履行储蓄存款合同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对存款被挪用存在过错的，应当对其存款损失承担相应的责任；银行向存款人支付的存款“奖励”属于非法揽储的，该“奖励”属于不当得利，存款人应返还。典型案例：陈增连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市学府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营业部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377号】
22、银行工作人员以银行名义向第三人借款的，由于对外借款不属于商业银行经营范围故不构成表见代表，由于第三人未尽到注意义务故也不构成表见代理。典型案例：刘治淮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蚌埠分行民间借贷纠纷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312号】
23、银行工作人员以银行名义向第三人借款，尽管对外借款不属于商业银行的经营范围，但是考虑该人员出具借条时的身份、场所以及借条内容判断，应认定为职务行为，对所在银行产生法律效力。银行提出的借条加盖公章系伪造以及未收到汇款的抗辩，不构成认定职务行为的障碍。
典型案例：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晚报大厦支行与李海波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13）民提字第21号】
24、当事人提出银行同意其所出资公司开户并转账存在过错为由要求银行赔偿损失的争议，不属于“对支付存款本金和利息请求权”的情形，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典型案例：台湾凯霖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阴山观支行、江阴金潼纺织有限公司股东代表诉讼案【案号：（2013）民申字第179号】
25、银行方向有管辖权的法院递交起诉状后，受诉法院就诉争债权与债务人协商还款调解事宜导致正式立案延后的，诉讼时效中断以银行方递交起诉状之日为准。典型案例：大庆开发区靖圣有限公司与龙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庆分行借款合同纠纷申请再审民事裁定书【案号：（2013）民申字第391号】
26、银行方向共同债务人之一催收导致诉讼时效中断的，该事由对其他共同债务人也发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
典型案例：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与宁夏沃尔德实业有限公司、宁夏秦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55号】
27、银行方依照生效判决向法院申请冻结并强制执行显名股东所持有的股权，隐名股东以其为实际出资人为由提出执行异议的，不予支持。
典型案例：哈尔滨国家粮食交易中心与哈尔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科技支行、黑龙江粮油集团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大连龙粮贸易总公司、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北良有限公司执行异议纠纷案【案号：（2013）民二终字第111号】
以上材料由宁波律师刘彬整理，宁波刘彬律师（***），你身边的法律专家，帮助你处理纠纷，更好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第三篇：201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涉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
201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涉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大数据
分析报告
文：周朝阳律师
李添睦律师
王艳花律师 前
言
继《2016最高人民法院涉房地产纠纷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出炉后，本所律师团队为广大司法实务从业者准备的“201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涉建设工程纠纷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亦新鲜发布。
作为建筑业大省，据相关统计显示，2016年，浙江省建筑业在转型升级中平稳发展，资质以上总承包和专业承包建筑业企业（简称建筑企业）总产值24989亿元，比上年增长4.2%。在整个行业的发展中出现了：新签合同额增长平稳；省外产值稳中有升；建筑强市贡献大等几大特点。
回眸2016年，北京盈科（杭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运用大数据分析，以“中国裁判文书网”为数据来源，搜集整理了201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的169个建设工程纠纷纠纷案件，并对这些案件加以数据分析、归纳裁判观点，凝聚成文。以期使从事建筑行业的人士能更好的把握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建设工程纠纷的脉络，便于预防风险，减少争端。
关键词：建设工程纠纷
大数据分析
裁判意见
一、2016最高院裁判数据统计
1、案由分布
我们以“中国裁判文书网”案件为依据，共检索出2016省高院审理的涉及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案件169件，其中以二级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案的16件，所占比例为9.47%，其余均为三级案由立案，建设工程勘察合同纠纷1件，占整个建设工程纠纷案件比例为0.59%，建设工程设计合同纠纷2件，所占比例为1.18%，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111件，所占比例为65.68%，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纠纷0件，建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27件，所占比例为15.98%，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纠纷1件，所占比例为0.59%，装饰装修合同纠纷11件，所占比例为6.51%，铁路修建合同纠纷、农村建房施工合同纠纷0件。具体案件分布情况见表一：
2、类型分布 根据案件审判程序的不同进行分类分析，2016省高院审理的建设工程纠纷案件中，申请再审审查案件占绝大多数，具体情况见表二：序号审判类型2016案件数1一审案件（民初）12二审案件（民终）123管辖上诉（民辖终）14最高检抗诉（民抗）15民事再审判决（民再）96申请再审（民申）145合计 169
第四篇：涉土地纠纷案件执行难的调查分析
涉土地纠纷案件执行难的调查分析
——以北流法院为数据样本
课题负责单位：北流市人民法院 课题负责人：林小文（副院长）
课题组成员：黄捷、李增林、谢文杰 执 笔 人：谢文杰
二〇一六年十二月十日
前言
土地是农民生存之根本，涉及农村土地问题的执行案件一直是北流法院关注的重点。近年来，随着土地利用率的提高，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的作用和价值得到充分体现，作为对这种现实状况的反映，大量涉土地纠纷案件起诉到法院，这些案件进入到执行阶段，除了赔偿损失外，其他执行标的都是将涉案的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从非权利人（侵权人）手中剥离，交还给权利人。由于涉土地纠纷的标的是不动产，搬不动、拿不走，其所有权、使用权有着与动产明显不同的属性和特点，而且，绝大部分案件涉及农民群体的切身利益。所以，执行起来比较困难，一宗案件的执行可能要动用五、六十人的警力，执行效果也不理想，往往出现今天执行了明天还会出现反复，“案结事不了”。这些案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热点和难点之一。作为基层法官、科学分析新形势下的农村的热点、难点问题，努力把握其特点和规律，并以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切实做好涉土地纠纷案件执行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有效解决这一难题，我院组成调研课题组，对我院近五年来办理的涉土地执行案件进行专题调研，在走访有关政府机关、村委及本院有关业务庭、部分当事人、查阅近年来相关卷宗、参与案件执行的基础上，对涉土地执行案件的成因、特点、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形成以下调研报告。
一、近年来该院涉土地纠纷执行案的基本情况 经统计，自2012年至2016年底，北流法院共受理申请执行涉土地权益纠纷案件162件，其中2012年28件，2013年35件，2014年39件，2015年29件，2016年31件。
1、案件类型
归纳起来，涉土地纠纷执行案件的主要类型有：
（1）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合同纠纷案。如原告北流市塘岸镇凉亭村第X组把坐落在本村的某山地承包给本组黄某存（第三人）承包，承包后第三人黄某存在该山地种上了荔枝、龙眼等果树，当第三人黄某存在该山场推路时被告刘宗某和其儿子刘某林，刘华某抗拒不给推路经过他们种的荔枝树山地，双方发生纠纷。案经北流法院作出民事判决：判决被告刘宗某、刘华某应把侵占原告北流市塘岸镇凉亭村第X组所有的某岭诉争的土地一亩归还原告北流市塘岸镇凉亭村第X组；被告刘宗某、刘华某在上述种植竹木、果树、农作物等附着物及建筑物限被告自行处理，恢复土地原状。判决生效后，申请执行人北流市塘岸镇凉亭村第X组向北流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此类案件表现在土地互换、出租等流转引起的纠纷，主要是指土地承包经营户之间，为了生产经营方便，自行相互换地耕种，或出租土地用于其他农业种植养殖而引起的纠纷。当事人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互换后违法收回已经互换的承包地；或利用职权收回、调整承包土地，强迫承 包方放弃或者变更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等等。此外，此类案件涉及到互换承包合同效力，涉及承包合同是否合法、有效的问题以及无效合同的处理问题等。
（2）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案。如登某甲与登某乙是邻居，两家各有一块责任田相邻，是1984年落实土地承包责任制时同一块田一分为二分割出来。此前，两家都外出工作，把责任田租给他人耕种多年。2009年，登某甲返乡耕种责任田，2012年登某乙返乡耕种责任田。在耕种期间，登某乙发现自己的责任田面积小了很多，认为登某甲侵占了自己的部分田地，双方为此发生纠纷。案经北流市人民法院判决：登某甲停止对登某乙责任田的侵害，将已侵占的责任田0.34亩返还给登某乙，并赔偿登某乙的经济损失1500元。登某甲不服上诉至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玉林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登某乙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此类案件表现为双方以前对土地承包不重视、抛荒、丢荒，经历一定时间后再想要回承包地；另外也表现为，一方违法建房侵占他方承包地，或者农民在承包地里建房时地界不明从而产生纠纷。还有一些农民在土地使用过程中，界限不是很明显，两农户之间在种植过程中互相侵占，从而引起纠纷。再有就是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合同履行期限较长，承包人为了生产经营的需要，一般要进行一定 的先期投入，在承包期内，如遇工业占地或其他项目征地，承包合同势必要解除，而一旦承包方与发包方就补偿费分配问题达不成协议，出现利益冲突，纠纷就此引发。有的纠纷是发生在家庭承包经营成员之间，有的则因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不公而引起的纠纷等。除此之外，还有因离婚或再嫁妇女为维护其土地承包经营权纠纷，这主要是指再嫁妇女原有的承包土地份额被原来家庭成员或近亲属非法耕种或其承包经营权被非法剥夺等引起的纠纷等。
（3）恢复原状纠纷案。如伍某福与伍某进是同胞兄弟，1987年，清湾镇六崙村同古田生产队为了更好地发展公益事业，方便村里的民众加工及照明，经生产队和全体社员会议决议将该生产队的一处集体房屋及地坪进行标卖。同年3月20日，伍某福以1510元标得上述房屋及地坪，并与同古田生产队签订了《同古生产组标卖集体房屋合同书》。1991年3月5日，伍某福办理了该集体土地使用证。1997年前后，伍某进先后在伍某福标买到的空闲土地上建造猪舍、柴房、牛栏共7间使用。2012年伍某福病故后，其继承人陈某凤、伍某、伍某辉要求伍某进搬空屋内物品，拆除其所盖的7间房屋，恢复原状，却遭到了伍某进一家人的反对，双方发生纠纷闹到法院，原告陈某凤、伍某、伍某辉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上诉至玉林市中院，后也是申请强制执行。
（4）相邻通行纠纷案。如申请人陈某龙、陈某铜、陈某 铨三兄弟与被执行人刘某林、刘某浩俩兄弟同住北流市清湾镇某村，两户人家房屋相邻而建，是左右邻居。申请人与被执行人争议的通道位于北流市清湾镇双龙村申请执行人新建房屋的屋边，2009年12月9日申请执行人向北流市国土资源局申请集体土地建房获批准，规划建房的宅基地左侧预留有一条宽2米，呈“L”形绕宅基地半圈的通道，作为以后生活生产通行的道路。在建基础时，同村同组的同堂兄弟陈某庆、陈某明以该道路不够宽，不足以通车，要留2.5米宽为由，双方发生通道纠纷。案经该村委会主持调解，申请人与陈某庆、陈某明双方达成协议：“双方都出让部分地方，扩大通道，使整段路宽度够2.5米，陈某铜、陈某铨将屋东南角方的柱头移入50厘米，移柱头的材料费500元由陈某明支付，陈某庆将其路边水田让出50厘米宽的地方作为道路”。2009年12月申请人建好房后，申请人与陈某庆、陈某明及本村村民一直使用该通道，行走一年多后，被执行人亦无异议。2010年12月后被执行人以讼争通道侵占其责任田为由，多次锄该通道路面，2011年5月申请执行人将该通道铺设水泥路面，2012年4月在申请人诉讼期间，被执行人将该通道的部分路面倒成混凝土，致使申请人及村民无法通行。后北流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被执行人刘某林、刘某浩停止对位于北流市清湾镇某村申请人陈某龙、陈某铜、陈某铨新建房屋屋边的通道的侵权，恢复通道原状，保持通道路面 自申请人陈某龙、陈某铜、陈某铨新建房屋东面墙出2.5米宽，以申请人陈某龙、陈某铜、陈某铨新建房屋东面墙与被执行人人刘某林、刘某浩水田相邻的墙角为基点，往南保持长6米，往北保持长3米(路面图见附页)；被执行人刘某林、刘某浩在通道内所倒制的混凝土围墙，自行拆除。被申请人刘某林、刘某浩对一审判决不服向玉林市中院提起上诉，玉林市中院于2013年3月29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刘某林、刘某浩迟迟不肯拆除在通道内所倒制的混凝土围墙，陈某龙、陈某铜、陈某铨只好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此类案件主要涉及相邻通行及公共用地使用，据统计，在该院受理的100多件相邻纠纷案件中，有60多件涉及邻地的通行和使用，占60%多，主要包括穿越邻地至公共通道的通行权，通过邻地设臵管道和线路，以及因建筑施工而使用邻地等。此类案件主要发生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因相邻土地有关权益行使，或发包而引起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相邻关系纠纷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家庭承包经营户之间的纠纷等。
（5）物权保护纠纷案。此类案件是新类型案，以前比较少出现，此类案一旦进入执行程序，也是剌手案件。如申请人林某桂与被执行人林某昌、林某荣、林某、林某龙、林某英物权保护一案，双方为了0.73亩土地发生纠纷，我院于2015年6月23日作出一审判决，当事人不服上诉玉林市 中院，2015年12月8日，玉林中院作出二审终审判决，最后进入执行程序。
2、案件特点
（1）涉土地纠纷执行案超半数发生在家庭成员间、其余发生在同村同组同堂兄弟间。参与人数不多，但容易引发亲情性矛盾。
（2）案件调处和解难度大。此类纠纷由于涉及当事人的根本利益，一旦形成纠纷当事人对立情绪大，互不相让，执行和解工作难以进行。
（3）纠纷如果处理不妥当，容易升级为治安案件，甚至是刑事案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
（4）被执行人信访不信法。个别案件当事人寸土必争，不计较官司输赢，认死理，只是为了和对方对抗到底，对法院生效判决拒不履行，千方百计阻碍执行。
二、涉土地纠纷执行案存在的问题
从走访、阅卷、参与执行了解分析，涉土地案件的执行存在很多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法院自身对涉土地案件所作出的“判决不当”影响执行。所谓“判决不当”，是指法官对某个涉土地案件作出判决、裁定或调解后，其判决、裁定、调解的内容事实上存在着不合情理或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如判决书的主文及判决实体内容错别字多，文不达意，造成双方当事人对判决主 文内容引起争议；再如判决的标的物与实际执行的标的物不符，其判决的数量与实际数量不相称，判决表述不科学等。
2、被执行人对法院判决、执行臵若罔闻。大部分被执行一方当事人从收到生效判决开始，就一直抱着抵触的态度，认为法院判决不公正，明确表示绝不放弃自己既得的利益。在生效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他们一直抱着幻想，不积极履行；在送达执行通知后，他们的情绪开始激化，宣称要用一切手段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当法院组织力量强制执行时，他们更是动员男女老少到现场进行阻挠。在每个阶段，执行人员都要反复、耐心地宣传讲解释法，可谓好话讲尽、道理讲清、法律讲透，但都收效甚微，被执行人还是我行我素，臵若罔闻，臵法院生效判决于不顾。
3、涉土地纠纷案执行投入多、历经时间长。从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开始，执行人员便多次反复做被执行人法律解释工作，但反复做工作也做不通，到最后都是要组织50-60警力强制执行，每个涉土地执行案耗费的时间、人力物力多，造成执行周期过长、执行成本过高，以致于法院都无法独立承受。有些案件当年执结不了待明年，有些案件则三、四年也执结不了；有些案件需执行法院全体动员齐上阵，有些案件需上级法院出面统一调动执行力量，有些案件则需党委政府牵头组织公、检、法、司等有关部门实行大兵团作战。
4、执行效果不理想、个别案件反复无常。在耗费了大量 的时间、人力物力之后，很多案件仍然是吃力不讨好，双方当事人都不满意。被执行人一方始终不愿放弃已经到手的土地，在执行的过程中不断地进行干扰、阻挠；权利人一方急于想得到土地，对迟迟不能如愿很有怨气。有些案件好不容易执行下来，刚把土地交到权利人手中，很快被执行一方又去侵占，恢复到执行前的状态，反复无常。个别案件的被执行一方甚至不惜采取暴力手段对抗执行，或者与权利人发生群体冲突，造成流血事件。
5、法院的威信和法律的尊严受严重损害。本来法院的整个执行工作面临执行人员严重不足执行案件难执行的情况，涉土地纠纷案件的执行更是难中之难。这种执行难，助长了被执行一方心中无法，视法院判决、执行为儿戏的态度，也加深了权利人一方认为法律软弱、法院无能，只能靠自己来维护权利的怨气。这也是农村“涉土地纠纷”不断出现、而且难以调处、难执行的重要原因。
四、原因的分析
涉土地案件的执行之所以存在上述严重问题，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审判人员业务水平不高、全局观念不强、领导把关不严。实践中，导致判决不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归结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个别审判人员审判业务不熟练，审理案件的综合判断能力 不高，没有全局观念。如对某一涉土地案件，从审理查明到对案件认识到下判，还不能够全盘考虑问题，还未能认识到对个案判决在执行时是否能够实现。涉土地纠纷要合法、也要合理，在合法前提下，要确保生效判决可以有效执行。二是对法律文书(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的审核不严。个别审判人员由于案件多，事情繁忙，工作责任心不强，忽视审理阶段的环节，忽略法律文书的制作，法律文书进入打印送达阶段，缺少校对审查，结果将带有错别字或判决内容词不达意的法律文书送达到当事人手中，导致当事人的异议。三是分管案件的院、庭领导对案件的审批把关不严，是导致带有“毛病”的法律文书发生法律效力后难以执行的一个重要因素。对案件的审批，院、庭领导因分管庭室工作过多，无暇顾及，思想上往往认为案件已经过审判合议，不会存在什么问题，忽视了详细审阅，从而使本有问题的法律文书进入生效期。为执行工作埋下了“祸根”。四是片面适用法律，机械套用法律条文，不尊重客观事实，放弃本质分析，因而使判决或调解的结果脱离实际，造成裁判不可执行。
2、被执行标的特殊，执行手段简单。涉土地纠纷的土地是不动产，搬不动、拿不走，相对于动产而言，它是一种很特殊的标的。它与动产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动”还是“不动”，简单地说，它是拿不起、移不走、捆不住的。权利人对土地的占有、支配，完全不同于对动产的占有、支配，不 能以收藏、封闭等有形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以法律、权利意识等无形的力量来约束。同时，面对这种特殊的标的，执行手段也很“特殊”，无非就是简单地在争议土地上划线、打桩、翻犁、种植（播种），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根据不同的案件分别或者综合使用这些手段而已。正是标的的特殊性和手段的简单化，明显地影响了执行的效率和效果。
3、“土地问题”关系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土地，从来都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换句话说土地就是农民的命根子。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种种原因，农民不怎么关心土地的多少、优劣，也不重视土地的管理和利用。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土地的多少、优劣与农民的生产、生活状况息息相关，因此，每个农民及其所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强烈的占有、支配更多、更好的土地的欲望，是再自然不过的了。正是农民们这种“寸土必争”的态度，增加了执行的难度。
4、历史遗留问题多，立法滞后、不健全。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超越历史阶段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土地的管理和利用是一种盲目、随意、混乱的状态，遗留了很多问题。比如，土地流转行为不规范引发纠纷案件。无论是家庭成员间还是同村村民间在流转土地时大多以口头约定为主，即使有为数不多的农户签订了协议，但也不同程度的存在概念不清、约定不明确、权利义务不确定等问题。兼之土地流转时 大多没有经集体组织备案或同意，甚至没有第三人见证，以致在发生纠纷时因缺乏证据、约定不明或流转程序不当等导致争议空间较大而选择诉讼方式维权，法院判决下来了，他们不服；再有土地流转不公开、不透明，流转管理不到位。在农村土地流转中，无论是家庭成员间还是同村村民间大多转让、转包是在他们间私下进行，基层政府、村组缺乏对农村土地流转进行指导和管理，任由农民不规范地流转土地，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极易发生纠纷。很多土地是否确过权、确权给谁不清楚，调整土地的性质、范围、面积没有资料证实，而当年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又已逐步过世所剩无几，等等。另外，这方面的立法原来几乎是空白，改革开放后也一直比较滞后，法律、法规、政策还不够健全。正是历史遗留问题和立法滞后，为被执行一方抗拒执行找到了借口和可钻的空子。
5、农民的法律意识普遍不高，有关人员偏袒误导。虽然我国的法制建设已经取得很大进步，公民的法制观念有了很大提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社会的法制环境仍然比较差，公民的法制观念仍然比较淡薄，这种状况在农村和农民身上就更为明显。同时，有的领导干部出于亲情关系或者其他利益关系，再加上认识上有偏差，有意无意地偏袒、支持一方；有的律师或代理人，为了私利误导、唆使或纵容其委托人。这些状况，为阻挠、对抗执行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
6、法院审判、执行等部门之间协调不到位，法院与对外相关部门联系不到边，未发挥职能作用。涉土地案件的执行，固然是法院的职责，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还离不开有关部门乃至全社会的支持。这个问题，不要说有关部门，就是法院本身的认识也不到位，基本把它单纯看成是法院的事情。特别是在强制执行后，被执行一方很快又侵占土地、恢复执行前的状态时，有关部门包括党委政府都认为还是法院的事，法院也认为是案件出现反复尚未执结。这种认识是非常错误、有害的，它不仅给法院背上了不该背、也背不起的包袱，还助长了被执行一方对抗执行的行为。
五、解决问题的对策
摆出了问题，分析了原因，那么如何解决问题呢？笔者认为，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着手解决：
1、提高法官业务素质，完善各项法律制度。一是加强审判人员的业务培训，力求全面掌握常用法律法规（包括行政法规知识），提高政策水平，扩大法律知识面，增强驾驭庭审的能力和判断能力，丰富社会知识和经验。二是完善对案件的审判和管理制度，主管案件的院、庭长，要认真负起监督作用，严格把好质量关，真正建立起错案追究制度。三是案件的主办人员对法律文书要认真负责，反复核对，特别是对裁判文书的主文部分要逐字逐词逐句进行推敲，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才送达到当事人手中。四是完善执行案件的审 查制度。对执行案件立案、审查工作形成制度，对审查发现确有错误的案件，应严格地报院长审批，并重新提起再审。堵住不合格的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减少执行中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耗费，从而提高执行案件的质量和效率。
2、认真研究执行标的特性特点，探索执行的有效手段。我们应该开拓视野、更新观念，针对“土地”这个执行标的的特殊属性，把它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内，从土地基本法律制度出发，借鉴资源配臵市场化的方法和经验，研究土地所有权、使用权价值实现的新途径，探索更多、更有效的执行手段。比如，确定所有权归属的土地，能否在被执行人承认土地归权利人所有的前提下，双方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被执行人向权利人支付对价后仍然管理使用该土地。又如，确定使用权归属的土地，能否由权利人收取相应价款后，将该土地使用权转让于被执行人。等等。
3、正确对待历史遗留问题，积极开展精准帮扶活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对历史遗留的问题，不能靠法院一家单打独斗解决问题，各级党委、政府，特别是有关职能部门，要本着尊重历史、承认现实、着眼发展的态度，从兼顾各方利益出发，积极负责、公正公平地进行处理。比如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最好向需要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提供统一的格式合同，并指导签订，签订后应主动提醒农户履行备案等手续。对已经流转土地但还没有 签订合同的农户，应告知他们风险，协助其签订合同；落实土地流转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拓宽纠纷解决渠道，充分发挥基层村委会的作用，及早发现问题，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矛盾激化；充分发挥调解、仲裁、诉讼三种纠纷解决机制的优势，加强村组、基层政府调解，避免矛盾升级，及时化解纠纷。法院在执行中，也要从这方面对农民进行耐心的宣传解释，争取他们的理解和配合。同时，还要积极推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促进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使农民的生活水平得到稳步、持续地提高，以减少他们对土地的依赖，减轻法院执行的压力。
4、注重立法，健全法制，依法执行，文明执行。针对执行立法滞后、特别是涉土地这类特殊案件的执行立法滞后的状况，要加快立法的步伐，为执行提供坚实的基础和可靠的依据。同时，我们还应该充分理解和正确适用现有的执行法律制度，寻求缓解执行难的突破口。比如，前面提到的执行后出现反复的情况，属于执结还是未执结？应当如何处臵？这类问题亟需我们理解、适用好现有的法律，纠正以往的认识和做法。法院执行完成把标的交给了申请执行人后，被申请人又搞破坏或强行要回，这时申请人又找到法院执行人员，这种情况还是不是法院责任，如果法院告诉申请人找派出所，派出所又说是法院的事，就容易造成“扯皮”。笔者认为，立法应明确法院执行过后在一定的期限内还是法院 的责任，或者应明确这种情况应看作是案件已经执结，但之后出现了新情况，已经不单纯是法院的事情了，至少不应该是执行的工作了。根据现有的法律制度，强制执行后，意味着法院的执行程序已经终结，出现反复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对被执行人在法院执行后又去侵占土地的行为，应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或妨害公务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或者由公安机关以其破坏社会治安（生产秩序）为由进行处罚。立法明确了，才能为执行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不然，还会出现反复执行的情况。
5、解决执行难不能搞闭门执行,不能光靠法院“单打独斗”，要搞协同作战“阳光执行”。涉土地纠纷案的执行需要创新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综合治理，打一场破解“执行难”的“立体战”。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人大政协监督，政府支持配合，党委政法委组织协调，法院主办，政法部门以及工商、税务、金融等有关部门联动，新闻媒体和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执行工作新机制。要大力宣传农村土地流转等相关法律知识，政府相关部门、司法部门、村委等要积极向村民宣传土地流转等相关法律知识，使村民了解相关土地流转法律规定，规范自己的土地流转行为。在执行土地纠纷案件过程中，要抓住执行时机、讲求执行艺术，充分发挥村委会情况熟、人情厚的优长，使其成为化解当事人之间对抗情绪的主导力量。对有较大对抗 情绪的当事人，从一开始接触，就要保持高压态势，使其认清形势，配合执行。对尚有亲情维系的当事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使双方因感念亲情而握手言和。对涉农土地纠纷案件加大执行监督力度，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执行方式，建立执行公开和执行告知制度，切实构建解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从而使涉农土地纠纷案件的执行难问题迎刃而解。
第五篇：关于不良资产受让人起诉银行纠纷案件争议综述
关于不良资产受让人起诉银行纠纷案件争议综述
及尽快制定相关司法解释的建议
马耀强
二十世纪末，国务院办公厅先后转发了人民银行、财政部、证监会《关于组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和《关于组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的意见》(即国办[1999]
33、66号文件)，相继组建了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剥离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受让人取得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这批不良资产后，起诉当初剥离“不良资产”的银行，要求人民法院判决银行承担赔偿责任。由于种种原因，各地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认识不一致、裁判尺度不统一，同类案件不同裁判结果差异较大。特别是一些法院对资产剥离行为的特殊政策性质考虑不足,简单适用民事法律判决银行承担责任;在有一些法院，只要受让人起诉剥离不良资产的银行，后者就必败无疑。
国家设立资产公司的宗旨是消化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包袱，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购买不良资产是为了通过实现贷款债权而获取利润。由此而言，二者的利益并不矛盾。但是，目前，越来越多的人购买不良资产之目的不是向借款人主张权利，而是专门瞄准银行承担责任而诉讼。一方面少数人通过与银行的博弈“一案暴富”，另一方面，银行败诉案件的损失又转嫁给国家财力来消化。这种现象,无疑是违背国家实施剥离不良资产初衷的。
由此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依照国务院的政策剥离不良贷款，何以又为剥离的不良贷款而承担民事责任?到底是国务院的政策存在问题还是银行的剥离行为存在问题?还是法院的审理存在问题?这种判决结果与国务院政策的宗旨所发生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据此，迫切需要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
一、不良资产受让人诉银行纠纷主要类型
1、破产债权剥离型。银行将债务人破产未获清偿部分贷款或抵债资产处置后未足额冲抵部分贷款作为呆账贷款剥离，受让人以银行将已消灭的债权转让属于欺诈行为等为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
2、以物抵贷债权剥离型。主要表现为银行将剥离前已与债务人协商以物抵贷或在法院执行过程中裁定将债务人财产抵偿贷款的这部分法律上债权债务关系已消灭的债权剥离给资产公司，资产公司或债权受让人向债务人追偿时，债务人以借款合同所设定的权利义务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原债权人和受让人无权再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为由进行抗辩。受让人据此请求银行返还已实现的部分或全部债权。
3、为了实施剥离不良资产而变更合同型。在剥离前，银行采用借新还旧方式把一些事实上已形成呆滞、呆账贷款变更为正常贷款或逾期贷款。剥离不良资产时，这些正常或逾期形态的贷款按照“四级分类”不在剥离不良资产的范围。有的银行为了剥离这部分事实上的呆滞、呆账贷款，便与借款人协商以原债权债务关系为基础采取“变通办法”：一种做法为，将多笔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合并为一笔，制作一份符合剥离贷款形式的借款合同剥离给资产公司，银行放弃原来借款合同项下的债权。再有一种做法为：将合同关系追溯到贷款之初启用原借款合同或按照原合同复制一份合同剥离给资产公司。在受让人行使权利后，债务人矢口否认债务，或者即使银行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但受让人以与转让的合同非同一笔债权之由而要求银行承担责任而形成纠纷。纠纷的根本原因是债务人讨废债务、或者受让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将责任转嫁银行。
4、自办实体贷款剥离型。不良资产受让人受让银行自办实体债权后发现银行在设立、变更、注销自办实体时存在诸如出资不足、未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无偿占用实体资产、注销手续瑕疵等问题，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要求银行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或直接清偿责任。
5、资产划转义务履行不当型。一是不良贷款剥离时未将抵(质)押物移交给资产公司;二是不良贷款剥离涉及的以资抵债资产未移交给资产公司;三是不良贷款剥离后从债务人处收取的资产(或资金)未移交给资产公司。债权受让人以“银行将已实现的债权转让”或“不当占有资产”为由要求银行承担侵权或不当得利责任。
6、法律上不能实现债权型。债权转让前，因银行原因造成债权难以实现，但转让时未明确说明。受让人以银行未尽义务之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
7、剥离手续瑕疵型。有些不良贷款剥离时存在划转材料、签章不真实的情况，债权受让人要求银行承担民事责任。
8、其它类型。如剥离贷款由银行分支机构提供了担保或是银行分支机构曾经为剥离贷款债务人提供不实的或有其他瑕疵的验资证明。债权买受人要求银行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
9、虚拟债务人和债权债务关系或银行单方面变更贷款额度。
二、急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1、法院是否应当受理不良贷款受让人诉原债权银行纠纷问题。
受让人起诉银行后法院是否受理问题在审判实践中成为争议的核心焦点。
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的答复》(即[2004]民二他字第25号)出台后，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的不良资产剥离纠纷问题解决了。但《答复》对不良资产的受让人起诉原债权银行案件人民法院能否受理并没有明确规定，各地法院处理结果不尽一致。当前需要明确的是，受让人从资产公司受让不良贷款后是否享有程序上的诉权和实体上的请求权。
银行的观点是： [2004]民二他字第25号《答复》虽没有明确规定第三人受让资产公司 “不良债权”的是否具有可诉性，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和债权转让的基本原理，后债权人的权利不能也不应该大于前债权人，前债权人既无诉权，后债权人对原债权人也不应有诉权。反过来讲，受让人受让债权的前手是资产公司，受让人起诉国有商业银行就等于资产公司在起诉国有商业银行，资产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纠纷不具有可诉性，受让人也不能基于此起诉国有商业银行。
河南省部分法院的看法是：[2004]民二他字第25号《答复》解决的是资产公司诉银行的问题，不能把原告的主体限制到其他人;即使可以限制到受让人，由于《答复》解决的是“资产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不适用受让人提起的“侵权”或其它之诉。有的法院认为，银行与受让人在剥离不良资产纠纷案件中均是普通的民事主体，故此，受让人起诉银行后法院应当受理。
湖南省高院则持另一种态度：该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规定：因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应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以转让合同的出让人和受让人为当事人，不得将无合同关系的上一手出让人列为当事人。江苏省一些地方法院审判实务所反映出的观点亦是如此。
对于此类案件法学界存在两中截然不同的认识，可概括为不予受理说和受理说两大类。
不予受理说也分为两种流派。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民法研究室主任 梁慧星先生针对受让人起诉银行的一个案件实例的评析中认为：概而言之，“不良债权”的受让人难于从债务人获得清偿，是“不良债权”性质决定的，是受让人自己明知并自愿承受的风险。如果认为当初剥离“不良债权”存有“瑕疵”，受让人可以主张自己与资产管理公司之间的债权转让无效，或者追究资产管理公司的“瑕疵担保责任”。受让人无论主张债权转让无效或者主张“瑕疵担保责任”，均只能以资产管理公司为被告。银行剥离“不良债权”纵有不当，也绝无“采用违背善良风俗”的手段，“故意”损害第二次债权转让之受让人的任何可能性。因此，对于“不良债权”受让人起诉当初剥离该“不良债权”银行的案件，建议受理法院以不存在实体请求权为由，断然予以驳回!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副主任刘贵祥在其主编的《当前审理金融纠纷案件中的疑难问题及对策》一书中认为：由于不良资产剥离是国家的财产划拨行为，由此产生的纠纷法院不应受理。
受理说主要见于案件的代理律师的观点。河南尊严律师事务所刘彤海律师在其《不良债权受让人不能起诉银行吗?》一文中形成了与梁慧星先生截然相反的观点。
2、剥离债务人破产终结或者尚未终结而形成的呆滞、呆帐贷款是否属于虚假剥离问题。
河南省一些法院的观点是：国家组建资产公司的任务是收购、管理、处置从国有商业银行剥离的不良贷款，以最大限度保全资产，减少损失。“据此可以认定，允许剥离的不良贷款，其前提是客观存在的资产，而因债务人宣告破产，受偿率为零，已归于消灭，故不符合剥离的条件。银行隐瞒了债务人已被宣告破产的事实，将已灭失的债权进行虚假剥离，并从资产公司取得的对价，其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有的法院认为，呆账虽然可以剥离，但应当告知呆账形成的原因及相关真实情况，否则属于过错。有些法院在案由定性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县级法院一般认定为合同纠纷，中级法院则定性为侵权纠纷。
湖南省高院则持相反观点，该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规定：国有银行根据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文件分配的额度，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金融资产属于国家财政部规定的呆帐贷款，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再将该呆帐贷款转让，受让人以转让债权虚假为由请求确认转让合同无效或撤销合同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3、“以物抵贷”后将抵贷的债权剥离问题。
“以物抵贷”一般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借贷双方协商以物抵贷，第二种情况是法院执行过程中(包括破产程序中经分配)裁定将债务人财产抵偿贷款。由于银行收回的实物是无法直接冲减账务上的贷款，必须将实物变为货币资金后清偿贷款。当实物变为现金(甚至根本无法变为现金)后的货币资金与抵偿的贷款有一定差额时，这一差额在银行事实上仍是以不良资产形态而存在，银行便按照剥离不良资产的政策将其剥离。
银行的观点是：以物抵贷后的债权在会计账务上仍反映为“资产”，国务院规定的是“剥离不良资产”，对于物抵贷后的债权予以剥离符合当时的政策。
有的法院认为，这部分贷款因“以物抵贷”后已经实现了债权，在此情况下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又获取对价属于“双重受偿”，构成不当得利;有的法院认为这部分贷款因“以物抵贷”其法律上的债权债务关系已被消灭，借款合同已失去债权转让的基础，剥离的“贷款”属不能主张权利的“债权”，其做法违背了公平、诚信的原则。在案由上有的法院认定为侵权、有的法院认定剥离无效、有的法院认定为可撤销行为。在责任承担范围上法院判决标准不一，有的判决银行受让的收购资金应返还给受让人，有的判决银行对购买贷款的受让人承担“不能受偿”的等额赔偿责任，有的法院判决银行仅限于在受偿范围内承担责任。
湖南省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规定：在非“整体打包”转让的不良金融资产中，转让前国有银行已同债务人达成以物抵债协议抵消了部分或全部债务，或者已经清收了部分甚至全部债权，然后又将其作为不良金融资产转让，受让人据此请求银行返还已实现的部分或全部债权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4、真债权假合同问题。
此类情况多见于银行与贷户之间确实存在债权债务关系，但剥离的债权凭证与银行发放贷款时划拨资金的凭据缺乏直接的对应关系(包括前文所述的“变更合同型”)。对此类问题，有的法院认为在剥离时制作的合同缺乏真实交易，故其是欺诈行为。在案由上有的法院认定为侵权、有的法院认定剥离行为无效、有的法院认定为可撤销行为。有的法院则认为，只要剥离时存在真实的借贷关系或者只要债务人和担保人在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转移确认书》上签字，视为借贷双方仅对借款合同的时间、格式加以变更，不违背法律，应当认定有效行为，债务人应当对于签字认可的债务承担责任。
5、如何认定虚假债权的问题。
湖南省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所称“虚假资产”，是指以下情形：
(一)伪造债权合同、借据、账单等书证材料的;
(二)债权已不存在或金额不足的;
(三)伪造债权转让通知确认书的;
(四)将尚未履行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作为可向被担保人追偿的现实债权进行转让的;
(五)债权存在其他不实情形的。
河南省部分法院则与湖南高院的《意见》迥异，对于以上五种类型之外的情形不乏以虚假处理的案例。
6、自办实体贷款剥离的处理问题。
湖南省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规定：国有银行对自己所开办的企业享有债权的，银行将该债权作为不良金融资产剥离、转让，如果银行对开办该企业出资不足或抽逃注册资金，不良金融资产受让人请求银行在出资不足或抽逃资金范围内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河南省的部分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亦是将其做为普通民事案件审理，依照相关民事法律做出裁决。
法律实务界有观点认为，上述情形的实质是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混同，导致的法律后果是债权债务关系消灭，依民法通说，标的物自始不存在，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无效，按照合同无效的原则进行处理;若债权受让人对资产公司行使可撤销合同权的应予支持。该观点见于黄松有主编的《合同法司法解释实例释解》(人民法院出版社出版)。
银行的观点：由于剥离不良资产时国务院并没有对于自办实体贷款的剥离予以限制，鉴于资产公司出让行为后果有悖剥离不良贷款的宗旨，法院查明事实后对于资产公司已出让此类债权且形成诉讼的，且从法律上确实应当由银行对自办实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以资产公司转让不良债权无效行为论处。
7、关于债权受让人损失的认定问题。
湖南省高院《关于审理涉及银行不良金融资产转让纠纷指导意见》第五条规定：因“整体打包”转让的不良金融资产部分或全部虚假，受让人请求出让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按该虚假资产所占整包资产的比例，依据受让人对整包资产已支付的价款计算该虚假资产的价款及其利息损失，支持受让人的诉讼请求;对于受让人请求出让人按照该虚假资产的全部数额支付价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受让人诉称的虚假资产是国有银行根据国务院或国务院有关部门文件分配的额度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呆账贷款的，不适用前款按已付价款比例返还的规定。因“整体打包”转让的不良金融资产部分或全部虚假引起的纠纷，受让人请求赔偿可得利益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河南省有的地方法院判决认为：银行相对于受让人的不当得利，其赔偿数额可按受让人该虚假债权实现后可得利益计算。
银行认为，对于债权受让人起诉原债权银行的剥离纠纷案件，法院依据债权金额确定债权受让人损失并判决原债权银行承担赔偿责任有失偏颇。一方面，不良资产剥离的范围是1999年9月底按照四级分类法认定的呆滞、呆账贷款。所谓“呆滞”，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不流通，不周转”，“呆账”是指“会计上指收不回的账”，因此，呆滞、呆账贷款本身全额受偿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另一方面，受让人购买不良资产是按照受让债权的市场价格进行交易的，而不是按照债权账面数额支付转让价款，这与资产公司以账面价格收购银行不良资产有质的区别。如判令银行就全部债权金额承担赔偿责任，则既保护了债权受让人的实际损失，也主张了其可得利益损失。如果采取这种方式保护债权受让人的利益，原债权银行将遭受重大损失，国有资产将会再次流失。
8、受让人投资风险承担及其损失的司法救济途径问题。
对于一些法院处理案件中受让人“每诉必赢”的现象，银行颇有看法：购买债权是一种投资行为，投资就应承担风险，受让人购买的标的物是“不良债权”，逾期”、“呆滞”、“呆账”是国家金融管理部门制订的贷款质量分类标准，本身就具有“公示性”，受让人应对该债权的是否真实、实现的可能性有详尽的了解。若以债权虚假为由诉银行，表明其对债权选择上有过错，理应承担相应责任。
有些法院认为：受让人从资产公司取得债权，同时也取得了向银行追究违约责任的从权利，有权直接要求银行承担责任。
对此，银行认为该认识显然为规避合同相对性问题而从债权从权利的角度进行解释。
《合同法》第121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合同法严格坚持了合同责任的相对性。对于债权转让合同，在没有法律规定合同相对性例外的情况，不良资产受让人无权起诉银行。受让人若认为债权存在瑕疵,可以向资产公司行使请求权。
三、对相关问题的认识和建议
(一)剥离不良贷款的特殊性，决定了不良资产受让人起诉银行一般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关于剥离不良资产的行为性质，国家金融监管主要官员----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唐双宁在中国金融学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暨2005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关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几个问题》中的看法是：“实际上是将四家银行的不良贷款从银行划转到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基本上是一种行政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在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的纠纷问题的答复》中的意见是：“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
对于“具有政府指令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的纠纷案件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历来的态度是明确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因政府调整划转企业国有资产引起的纠纷是否受理问题的批复》(法复〔1996〕4号)规定：“因政府及其所属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调整、划转过程中引起相关国有企业之间的纠纷，应由政府或所属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处理。国有企业作为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第三条规定“政府主管部门在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行政性调整、划转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2004]民二他字第25号《答复》指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接收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国家根据有关政策实施的，具有政府指令性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与国有商业银行就政策性金融资产转让协议发生纠纷起诉到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那么，受让人对原债权银行是否享有民事追偿权? 我们认为受让人对原债权银行不享有民事追偿权。理由是：在受让人起诉银行的纠纷中，实际涉及两个性质不同的关系，一是银行与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与收购的关系，二是资产公司与受让人之间的债权转让关系。前一个关系是国家行政划拨财产行为性质，后一个关系是一般的民事行为性质。无论不良资产如何转让，这两种不同关系的本质属性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在法院处理受让人起诉银行的案件中，不可避免的涉及如何认定剥离与收购的行为问题，由此就涉及到“政府指令性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能不能适用民事诉讼程序解决的问题。对此，既然最高法院上述三个司法解释都规定“对此类纠纷法院不予受理”，那么，在债权让与法律关系中，受让人既然是从让与人处承受权利，他所取得的权利自然不得大于让与人。当让与人或受让人不否认债权转让合同效力的情况下，购买不良资产的受让人承继了资产公司的权利，其享有的权利也仅限于资产公司所享有的权利。既然资产公司不享有对银行的诉权，作为后手的债权受让人自然不应超越其前手享有的权利，其以侵害债权等理由对银行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也不应受理。
国办发[1999]33号和66号文件均规定“不良贷款剥离范围是：按当前贷款分类办法剥离逾期、呆滞、呆账贷款”。银行剥离的标准也是以此为准的。由于形成不良贷款的原因十分复杂，借款人主体又呈多元化银行，国务院、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国有商业银行与资产公司之间也没有从法律角度对剥离不良贷款的相关问题作出更多的规定。如果法院适用《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法律来评价不良贷款剥离中银行的行为，显而易见，对银行来说也是极不公平的。
所以，我们认为，从剥离不良贷款的“政府指令性划转国有资产的性质”、合同的相对性和债权让于的基本原理等多方面分析，对于不良资产受让人起诉银行的做法不应得到法院的支持。
(二)严格界定侵权的构成要件，对于剥离存在瑕疵贷款不宜随意认定银行侵权。
近几年，在河南省的一些法院的判决中对银行威胁最大的就是所谓的“银行侵权说”。法院认为“银行剥离存在瑕疵的不良资产对买受不良债权人构成侵权，由此，银行应当按照可得利益向买受不良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法院这样处理是很难服众的。
侵权只能侵害客观存在有效的权利，“虚假的权利”不能成为侵权行为侵害对象，这是侵权行为法的应有之义。法院既然认定债权是不存在的“虚假”债权，同时又认定银行的行为侵害的受让人的债权是难圆其说的。
过错是行为人承担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即使适用民法衡量剥离不良资产是否有错，应当看剥离的标的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
无论从剥离不良贷款的特殊性还是从民商事角度看待剥离行为，建议考虑如下几个问题：一是国务院政策规定的剥离对象是不良贷款，其范围是“逾期、呆滞、呆账贷款”，只要债权确实发生过，或者在剥离时得到债务人的确认，不能认定银行有过错;二是银行与资产公司均有联合文件，只要剥离交接过程中的手续符合相关文件规定，应视为银行尽到义务，而不应加重剥离时的银行交接手续方面的义务;三是“逾期”、“呆滞”、“呆账”贷款是有特定内涵的，法院不应随意解释。如“呆账”,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会计上指收不回的账”;财政部《关于国家专业银行建立贷款呆账准备金的暂行规定》(财商字[88]第277号)规定“由于下列情况不能收回的贷款可列为呆账：(一)借款人和担保人经依法宣告破产，进行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二)借款人死亡，或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宣告失踪或宣告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三)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确实无力偿还的部分或全部贷款，或者保险赔偿清偿后未能还清的贷款”。“呆账”一词本身已经隐含着形成呆账的原因，不能因剥离时没有告知何种原因形成的呆账而认定银行有错。
关于债权的真伪，既涉及银行的剥离行为，同时也涉及到资产公司与受让人之间债权转让的效力。我们认为，所谓的虚假债权，只能限定于银行单方面设定虚拟借贷关系。只要借款人在相关的法律文书上对于剥离的贷款予以认可，即使有其他瑕疵，也不宜认定为剥离的不良贷款为虚假债权。对资产公司转让此类虚假债权应按照可撤销合同或无效合同处理，资产公司按虚假债权所占转让的全部债权的比例，依据受让人对全部受让债已支付的价款计算其支付的相应价款及利息损失，而后由资产公司与银行协商解决相关问题。
由于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剥离属行政性的资产划转行为，同时，实际上是由国家承担了四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所可能形成的损失，由此决定了过错责任的赔付对象是也只能是国家，基于此，受让人无权行使应由国家享有的权利。同时，资产公司的资金是由国家财政和人民银行注入的，职能是消化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贷款、承担不良贷款可能造成的损失，因而对于银行确有过错形成的不良贷款，资产公司理应担责，而后由国家协调解决消化。
银行转让的债权真实，但转让的债权所依据的材料虚假或有瑕疵的，银行补充材料能认定债权真实存在而不影响对债务人责任的认定的，应认定银行已履行了义务，受让人坚持让银行承担责任的，不应支持。
法律上债权不能实现，银行未作特别说明的情况，不能认定银行的责任。理由是，对不良资产是否有实现可能，受让人有审查义务。
“呆账”是一种“无法实现的债权”。因而，无论剥离的呆账属于何种原因形成的，无论剥离银行有无过错，只要剥离时已经向资产公司明示所剥离的属“呆账”不良贷款，买受不良债权人以任何理由起诉银行都是不应支持的，不应否定剥离效力，更不应以侵权论处。
银行变更合同以新贷还旧贷，或误将原合同作为债权凭证转让的，应允许银行更正或补充材料，不应认定为债权虚假。
认定不良债权转让应考虑转让时双方之意思，在不违背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意思的情况下，尽可能维护已形成的交易秩序。
综上，我们认为，在处理债权受让人诉原债权银行剥离纠纷案件时应充分考虑国家剥离不良资产的背景和特殊政策，在坚持合同相对性原则的前提下，将诉讼限定在受让人与资产公司之间，然后区分情况加以处理。
(三)妥善处理自办实体型的不良贷款。
我们认为，对于此类案件，应在充分考虑银行开办公司特殊历史背景基础上，区别各自实体的具体情况，确定是否受理以及责任的承担。
1、对于银行自身开办的企业，如果银行对自办实体认缴的注册资金虽然名义上未足额到位，如以实物出资未办理相应手续等，但实际上已交付自办实体使用，并且符合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确认其具备法人资格，开办该企业的银行仅以其认缴的实物范围内对其自办实体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2、如果银行对自办实体所认缴的注册资金虽然未足额到位，但是达到了《企业法人登记条例实施细则》中关于企业法人注册资金最低限额，并且符合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确认其具备法人资格，开办该企业的银行仅在认缴注册资金与实缴资金差额的范围内承担民事责任;如果银行已经在其自办实体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了民事责任的，应视为自办实体的注册资金已经足额到位，不再继续承担注册资金不实的责任。
3、如果银行对自办实体实际投入的资金未达到法定注册资金最低限额或者不具备企业法人其他条件的，应确认其不具备法人资格，而为银行的内设机构。那么，该自办实体与银行之间签订的借款合同，应认定为银行内部资金的调拨，不具有平等主体间发放贷款的性质，建议从原债权银行与债务人混同角度考虑，按照合同无效的原则进行处理，若债权受让人对资产公司行使可撤销合同权的应予支持。
4、银行在自办实体成立后，抽逃出资或者无偿占用自办实体资产或者向自办实体收取资金或实物的，银行应当将抽逃、无偿占用、收取的资金或实物资产退回，用以清偿自办实体的债务。
5、对于银行在自办实体歇业、撤销或被吊销营业执照后，未依法进行清算的，作为开办单位，银行只应承担清算责任，负责在一定期间内对自办实体进行清算，以企业自己实有资产偿还债务。如果确因银行未尽清算之责，造成债权受让人不能受偿的，也只能赔偿债权受让人的实际损失，即债权受让人购买该债权的实际支出。
6、对于资产公司转让已被注销的银行自办实体债权的，因该自办实体法人人格已消灭，风险应由受让人承担。即使银行在办理注销登记时手续有瑕疵，如其在向登记机关要求撤销企业的申请中，承诺企业的债权债务已经清理完毕而实际上未予清理，或者承诺企业的债权债务由其处理时，银行如果需承担责任也只应当在其接受财产范围内对自办实体的债务承担民事责任。
7、对于银行基层工会兴办的企业，确定其法人资格原则上应以工商登记为准。如果银行基层工会投资兴办的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如果投资不到位或者抽逃资金的，应当补足投资或者在注册资金不实的范围内承担责任。如银行基层工会是根据《民法通则》、《工会法》和《中国工会章程》的规定依法成立，且已报上一级工会批准的，即具有社团法人资格，在1997年10月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公布《基层工会法人资格登记办法》前，未要求办理社团法人资格登记手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产业工会、基层工会是否具备社团法人资格和工会经费集中户可否冻结划拨问题的批复》，银行与具有社团法人资格的基层工会是各自独立的责任主体，银行或银行工会对外发生经济纠纷，各自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对于银行基层工会兴办的企业，应由工会承担开办单位责任，不能随意否定工会的主体资格，将银行认定为开办单位，承担责任。
8、对于银行或银行基层工会自办实体再投资开办的企业，如果该企业已经工商登记为企业法人，且具备《民法通则》规定的法人成立条件，股东出资到位，则不论该企业的股东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均应由该企业对外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该企业的股东未履行清算义务，则仅应承担清算责任。我们认为，不能以银行或银行基层工会的自办实体不具有法人资格而要求银行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四)以资抵债型的不良贷款，因这种贷款虽然在剥离前银行相对于借款人来讲已丧失了权利，但在银行内部事实上还是不良资产，它符合当时的剥离政策的规定。无论诉讼与否，应明确两条原则：一是对这种债权的剥离划转行为应予认定有效;二是对以资抵债的原物品仍由银行保管的，由银行将抵债物品移交给不良贷款的受让人;银行剥离前变现抵债物与债务人约定变现后即免除债务人所有债务的，应按变现价值认定虚假债权数额，而不应将该笔债权全部认定为虚假转让金额。先有资产公司在处置受益的范围内承担责任，而后资产公司与银行协商解决。
(五)对于剥离贷款由银行分支机构提供了担保或银行分支机构曾经为剥离贷款债务人提供不实的或有其他瑕疵的验资证明的，不良资产的受让人要求银行承担担保责任或赔偿责任的，法院应当支持。
(六)剥离贷款后银行又接受债务人清偿的，银行应按剥离后接受清偿的数额返还。
综上所述，我们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快制订不良资产剥离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规范不良资产剥离纠纷案件的受理和审理，统一法律适用，维护司法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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