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为仁诗歌创作追求
第一节
艺术风格
一、不同时期创作风格的转变
1、不同艺术风格
查为仁出生于盐商之家，家族文化历史浓厚，从小对诗歌创作有着极大的兴趣。在顺天乡试中考取乡试第一。之后因牵扯科场作弊案而入狱。在西曹监狱囚禁九年，入狱期间，著有《无题诗》等诗集。于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狱。出狱后，查为仁回到天津，与父亲查日乾在天津购得水西山庄，并对其进行修缮改建。之后水西庄成为当时清代南北文人交流的文化圣地。
查为仁一生著有《庶塘未定稿》、《莲坡诗话》等诗词合集。上述几部作品囊括了查为仁的多数诗作。《庶塘未定稿》记载了查为仁从康熙五十四年至乾隆四年间的诗歌，分别为《花影庵集》二卷、《无题诗》二卷、《是梦集》一卷、《抱瓮集》一卷、《竹村花坞集》一卷、《山游集》一卷，时间跨度上包括了查为仁所著于西曹监狱诗作（《伤仆》、《和杜鹃老人五过西庙原韵广为八首》等）、水西庄唱和、游盘山及西山等时段的诗作，较为完整地展现了查为仁诗歌创作的历程。
《莲坡诗话》结集于乾隆六年（1741），有其自己所写的《自序》“仆少遭优惠，放弃以后，酷嗜声诗。凡从游先辈及石交襟契，所有赠答倡筹之作，必加甄录。今年春二月，人事稍暇，搜诸箧衍，共得若干条，稍加诠次厘为三卷，题曰《莲坡诗话》。”《莲坡诗话》主要记述了查为仁创作的历程，他的诗学思想，以及当时与社会名流之间交游唱和和其他文化活动。查为仁在《莲坡诗话》中曾提出“独抒灵性”、“务养性情”、“推崇清新自然”等创作风格，深受诸多文人赞誉。杭世骏在他为查为仁《莲坡诗话》所作的《序》中曾经说过：“吾友查君莲坡，出子墨之余绪，溢为诗话，余反复读之，叹君之用意深厚也。”袁枚在他所写的《随园诗话》中，称赞《莲坡诗话》的诸多论诗主张，并表示相当的支持，“其言颇与吾意相合”[1]。郭绍虞《清诗话·前言》，也对《莲坡诗话》做了比较客观的论述。在后世的研究中，《莲坡诗话》对于揣摩查为仁诗歌创作理念，具有重要的价值。
后人研究查为仁诗歌创作时普遍将其创作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得志之时诗作，狱中诗作，水西唱和。目前大多数了解查为仁时，仅仅推崇他的清新自然的写诗风格，甚至根据其水西庄大宴宾客而称其“附庸风雅”。但细究查为仁具体的诗歌，结合其所处的阶段，我们可以发掘其创作的诸多类型的诗歌风格
（一）得志之时诗作平淡而富深意
查为仁自小受到以查慎行为首的查氏家族文化氛围的熏陶，查慎行在当时清朝提倡“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2】。当时查慎行、查嗣瑮等海宁查氏与天津查氏来往甚密，在初白（查慎行，字初白）的指导下查为仁的诗歌风格表现为自然恬淡，清顺妥帖、不饰雕琢。如他幼时曾作《书怀》：
我欲控青虬，八极纷回翔。振辔崆峒顶，息驾华胥乡。道逢飞黄子，并坐白玉床。饥则茹桂食，渴则餐天浆。
通过简单直白描述以修仙抒怀。对于古代圣人修身成仙表示了羡慕与自信。表达对自己才华与学识的自信。文字平淡，内容闲雅、恬静，吐词质朴轻灵，在淡泊的外在形态中，深蕴着无穷的韵味。是一种清新、优雅、质朴中见隽永、浑然天成中出韶秀、平白中明远志的风格。在诗中查为仁以“欲”凝练全诗基调，点名整首诗是出于自己的想象。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从其开篇就感受到少年查为仁胸中所拥有的豪情壮志。选择修仙为题材，是写虚而言实，托修仙一事，诉诸自己的远大抱负与豪迈之意。
（二）狱中复杂的情绪所带来的不同风格
查为仁幼年师从山阴王揆，少年时代于钱塘西溪水就读。于康熙五十年（1711）在顺天乡乡试中展露头角，初试锋芒便一鸣惊人，获得乡试第一。但随即被诬“查为仁之父查日乾，请人为伊子代笔，贿买书办传递文章”[3]
。父子二人于同年被捕入西曹监狱。有史书记曰：“为仁年十九，举乡试第一，是为康熙之辛卯科，主试事者武进司农恭毅赵公也。公故以革铜商事，与执金吾陶和气者相水火，欲甘心焉。谓榜首固富人子，且少年名不出里乡，是奇货可居，遂钩致以兴大狱。既锻炼成，而心谷当死罪，长系请室，越八年始邀矜释。”[4]。
（1）
悲壮慷慨
查为仁被捕入狱时，曾自云：“初拘系时，不啻促鳞之游汀泞，铩翮之栖翳荟，奄奄朝夕，自觉李志、曹蜍，去人不远矣”[4]。他的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梦想破灭，而且人生理想难以实现，内心郁积不平之气。对皇帝，对当时社会都有所影射抨击。如他曾写诗《自警》：
或二三其德，士林笑其妄。终身无端行，而竟成漏网。彼志洁行清，孑然无朋党。殃及同池鱼，何从诉厥狂。君子固怀刑，岂易安天壤。修身以俟之，哲训我所仰。
此诗结于《花影庵集》，为仁靠真才实学考取乡试第一，却遭遇无妄诬陷，成为官场权利斗争的牺牲品，因此查为仁感到极度愤懑，含思悲壮，出语高昂，充满对时代的感概。心中郁结，愤慨不平，因而寂寥苍劲。这首诗表达上使用用典的手法，广泛化用诗经中的语句，如“二三其德”、“君子固怀刑”等，借用诗经中表达的意象，来暗示自己的操行完美，道德高尚。这首诗直抒胸臆，开篇对当今社会上颠倒黑白愿望忠贤进行一阵见血的抨击。整首诗核心句在“何从诉厥狂”，无论是排遣愤懑也好，自我勉励也好，这首诗创作的感情基调在于诉说“厥狂”。
《花影庵集》中大多诗作写于狱中，分上下集，是查为仁系狱中近十年的心灵痛史的写照。有人评曰：“《花影庵集》一编，其患难中作也。一日以集来属序，予为雒诵，竟怃然曰：‘予固患难中人耳。当险阻万难时，辄一诗写其勃勃，见之者或以为憨矣。’”{5}
因此对于查为仁狱中的诗作词赋，往往在豪迈之余仍带有深深悲伤。
查为仁心中虽有郁郁之气，但是他效仿古代圣贤，严格要求自己，哪怕被诬蔑，仍心怀高洁，对自己提出君子的要求，他题诗《寄怀》曰：
不作随流花，但学沾泥絮。采苓首阳巅，人言苟无然。至今犹抱柱，辛苦悲流年。
这首诗采用托物言志的表现手法，整首诗虽满怀不平之气，但是仍呈现积极向上的心态。诗人采用“沾泥絮”的意象，自比为“零落成泥碾作尘”的梅花，志向高洁，不屈于命运的碾压。采苓源自诗经中《采苓》，后面的“犹抱柱”则是自比尾生，作者以泥絮采苓尾生自比，是暗示自己的品行高洁。语言运用上颇显功底，虽不严对社会不满，但是“悲”字一字十分凝练地把查为仁内心苦闷描绘地淋漓精致。尾生抱柱等待女子，诗人坚守节操等待君王赦免，诗人相信真相总会大白，但是想到那不知要在狱中呆多少个岁月，不由得悲从中来，流年转瞬，让人感伤万分。
查为仁在狱中的这种诗作风格，往往出现于他刚刚入狱不久，此时查为仁还是少年心性，认为这次冤狱就像幼年父亲被人陷害伪造账单而入狱一样，不过数日就会无罪释放。因此他心中情绪以委屈不平为主，在他的诗作中也颇有体现。“何从诉厥狂”、“人言苟无然”。此时查为仁心中仍充满希望，因此诗作也是悲伤却不少慷慨之色。
（2）
沉郁愁苦
查为仁少不更事，本是少年才华，却突然身陷囹圄，在查为仁的《莲坡诗话》中，他曾记载阎古古与谈汝龙谈论之事，“大地未能容我辈，此间翻可着闲人”[6],查为仁对此话感同身受。自己的“闲”同样是源于无奈和心酸，而只能借酒浇愁，愁上添愁。查为仁在狱中诗篇虽也有上文所说的励志鼓舞，自我勉励的作品，但更多的是源于对未来的不安，对自我理想的破灭而产生的幻灭感，对黑暗社会现实愤懑不平而产生的抑郁愁苦的心态。因此沉郁愁苦成为查为仁在狱中作诗的主要艺术风格。
如诗人《怀远》
山河已隔路东西．别绪还教着意题。身似扬花难自主．迹如萍叶岂能齐。飞沙渺渺愁无际，断碛重重梦亦迷。生入玉门犹未卜，天书何日下金鸡？
该诗表面上貌似咏叹远游之人，实则自咏。远游之人背井离乡，而自己背离的是当初的宏愿。尤其是尾联，以天书借代，希望皇帝大赦。表达对于皇帝赦免罪狱的一种强烈期盼。透露出诗人一种入狱后的焦虑心态。本首诗采用用典的手法，“天书下金鸡”是古代的典故，象征皇帝大赦天下。查为仁此时诗作仍有幼时诗作痕迹，即大量使用自比，将自己比作扬花，在现实的打击下，如同“身世浮沉雨打萍”【7】。诗人第三联写的十分精妙，愁绪是无形的不可触摸的，但是在这里，诗人将愁绪具象化，大漠风起，飞沙浩渺无踪迹，将愁绪比作蔓延天边的飞沙。将内在的思想感情具体形象的表达出来，写出愁绪的无边无尽。断碛是水中不连续的石头，水中暗石沙断断续续，自己的思绪也断断续续，现实和梦中朦朦胧胧难以分辨。诗人借咏远游之人，赋予诗歌第一层思乡的含义，但在这层含义之下，却是更有对未来的焦虑不安，对大赦的期待，对自身前途的忧愁，这几种情绪交织在一起，让题目中《怀远》远不仅仅是指空间上的远，更含有对未来的感怀之意。
查为仁在狱中监禁十余年，对于时光流逝，牢狱之期却遥遥无终，诗人总是容易感到莫名悲伤。特别是夜晚听到笛声时，不禁让人想起思乡之情，继而引发无限感慨。如查为仁所写《秋思》：
骚屑声从何出来，旋吹黄叶积成堆。一回听去朱颜改，羁客能禁听几回？
诗人借笛声的意象，化用古人诗句“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8]，勾勒一幅羁旅思乡的画面。思乡之情是由笛声直接引起，作者却是在思乡之余又有更深沉的感受。“一回听去朱颜改”，一曲笛声过后，朱颜也衰老。而作者最后一句“听几回”则是又点明在思乡之外，更深沉的愁绪。最后一句成为点睛之笔。在于自己不知狱中岁月依然剩下几许，表达对冤情不明，时光流逝的莫名感伤。
查为仁在狱中曾跟随高云上人研习佛法，意图抛开外物得失，不再沉浸于悲伤，但是查为仁他“绣佛同斋，佳人共瑟”，不过是为了“逃禅避世闲为客”罢了，其对于尘世的留恋，对于远志的追求，并没有磨灭。如这首《除夕》：
浪掷珠丸黯自怜，且从尘界强周旋。虚名已省多生业，公案难抛未了缘。好约梅花融性宇，不将浊酒溺心田。一年又尽君知否，独坐蒲团耿不眠。
诗人独坐蒲团愁苦难眠，除夕之夜黯然自怜，诗人不在乎虚名有无，欲学习梅花的高洁离世，却放不下一展抱负的远志。诗眼是“强”字，一个强点明诗人在遥远理想和凄楚现实的落差之间苦苦挣扎的辛酸。强字还表明诗人在面对牢狱生活时，不愿自暴自弃，始终自我勉励，努力寻求心灵解脱的抗争态度。此诗以灰色笔调，描绘了一副冷色图画，给整首诗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不仅意境悠远，语调沉郁悲滞，更是写出诗人的诗心。
查为仁不仅直写自己心情感受，还通过其他物象来描绘内心情绪，通过比喻，借代等手法，委婉地抒发自己内心痛苦难抑的消沉心态，如《自警》诗云
深山林麓间，乕豹威斯逞。置之栏阱中，奚所施其猛。一日心已灰，何况历时永。君子蹈危机，习坎当自省。鴱缘必有隙，清夜更惩敬。履霜坚小坋，吾祸非俄顷。困心衡虑时，往往喻要领。
这首《自警》和前面同名诗《自警》又有区别，如果说“君子固怀刑，岂肯安天壤”是对自己道德行为的磨砺，那么这首“深山林麓间”则是比喻自己所处的环境，自己处于“栏阱”之中，而周围环绕着“豺狼虎豹”逞威施猛。接着后文，写自己在这种穷途末路的环境中“心已灰”，似乎查为仁对于这种精神上的刑罚，远比单纯的牢狱之灾更为痛苦。但是最后一句，“困心衡虑时，往往喻要领”，又似乎是查为仁稍稍对困境之中的心态有所感悟。这首诗基调偏低沉，但是在最后诗的末尾作者以较为理性的态度来对待，又让整首诗出现了一些希望的光明。作者虚构了一个场景，把社会缩影于深山林麓之间。把自己比作受困于栏阱之中的人。随即写诗人内心感受，“心灰”“危机”等词是描述诗人在狱中曾一度绝望不知所措。最后四句，则写诗人在夜晚踏霜踌躇，对着清霜思考人生，在困难境地中“衡虑”终有所收获。
查为仁在诗歌创作中广泛运用多种抒情手法，例如寓情于景等，通过对周围环境的描写，侧面反映诗人内心的感受。譬如这首《夜半》：
夜半忽左声，如咲复如哭。良久省东屋，老鸮呌恶木。一呌夺人魂，再呌削人肉。疑有鬼物凭，恠诞转反覆。白日忧如燔，揶揄苦张目。更堪搅不眠，两耳攒飞镞。心事集万端，乱丝貯满屋。咽干呼勺水，痴童睡方熟。
此诗在古诗中也是颇为少见的类型。本首采取渲染的写作手法，从听觉，视觉来构建了诸多“老鸮”、“鬼物”等事物，充满了诡异恐怖的色彩。景物本无情，因为诗人内在的心理感受，因而看待不同事物会有不同感受。诗写的午夜恐怖情景，其实是查为仁所处的社会环境在其内心中的折影。当时的黑暗文字统治，使当时的文人战战兢兢，如同夜半听到老鸮哀鸣一般。文人创作时都要反复斟酌，以免招致文字狱，惹上无妄之灾。“一呌夺人魂，再呌削人肉。”其实影射当时的文字狱往往牵连极广，查慎行等就因查嗣瑮的妄谏而连坐入狱，文字狱的风声使得文人们如惊弓之鸟，或许下一个受害者就是自己。从“心事集万端”一句，可以体会打查为仁此时内心是极端痛苦，因为内心痛的深沉，因此查为仁的诗作中往往能看到文启于心。
这种风格产生原因，是因为查为仁在狱中已经度过好几个年头，出狱的希望越发渺茫，自己对未来也越发失去信心。因而这段时间内，查为仁的诗作往往带有感伤时间流逝的言语。牢狱之苦逐渐磨平了查为仁的锐气，在他的诗作中也谈到自己曾经因为痛苦而茫然踌躇。查为仁在狱中研习佛法，希望找到空虚的心灵的寄托，但最终回到现实，还是无法排遣内心的愁苦。这个阶段诗人作品抑郁顿挫，感情深沉哀伤。采用意象往往是具有冷色调的事物，寓情于景，哀景哀情，读起来让人深受作者心中哀伤所感染。
（3）
含蓄抒情，托物言志
查为仁虽自云“奄奄一息”、“去人不远”[9]，实际上从某些诗作看来，查为仁性格倔强，并没有轻易向命运低头。虽然在狱中曾经迷茫绝望，被理想无酬的破灭感所折磨，但是他在狱中通过托物言志的方法，将自己的自我鼓励寄托在事物上，来对自己进行自我勉励。如《老梅》二首
竹外斜开女字枝，水边离落总相宜。
孤根已信风霜饱，不用东君总护持。
（其一）
铁骨铮铮不可攀，暗香却在有无间。
移家决计罗浮往，不与梨菕梦一般。
（其二）
梅花这一诗歌意象千百年来被有志之士反复咏唱，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两首诗就借用了古人诗句，“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10]。古代人将梅兰竹并称为“岁寒三友”，即是取梅花在寒冬之中傲然独立，能抗风霜，能保全自我高洁精神品质的人格精神。此时查为仁咏诗也不仅仅单纯是为了描写梅花。此时少年查为仁刚刚入狱，写梅花意在借其“铁骨铮铮”、饱经风霜却仍散发阵阵暗香的精神来鼓舞自己。从乡试第一沦落到牢房之地，查为仁经历了巨大的落差，这种打击，旷日持久，正如寒冬风雪。查为仁用写梅花来勉励自己，从梅花中学习它的坚强品质。对于遥遥无期的牢狱生涯，兼以家道中落的沉重打击，没有顽强的精神是很难坚持自己精神不至于崩溃。
除了梅花之外，菊花，同样作为孤高自持的存在，它的高雅脱俗，不拘一格恰恰是其独立人格的写照，正是“不向担头轻入市，价高只恐世难酬”。不同于梅花，菊花给人的感觉更是一种蔑视世俗的遗世独立的感觉。这份孤高不是年少轻狂的指点江山，而是包含着对人生的深沉感悟，是犹如陶渊明一般感受了社会黑暗而诞生的一种无奈感。正如查为仁于康熙五十五年重阳节著《赏菊诗》：
黄菊窥篱作好秋，五年清梦隔悠悠。何来野老敲门入，却送霜枝破客愁。自植几丛当槛列，更删数朵小瓶留。花开便是重阳节，莫惜风轩洗盏酬。
重阳佳节，监禁于西曹，羁旅愁思难以排遣，时光白驴过隙，在狱中查为仁已度过了五个春秋。夜夜怀抱客愁，其心情已经不似刚入狱时那般轻松。查为仁念及自己久居西曹已经五年之久，出狱的希望仍分外渺茫，思乡感伤身世，不由悲同楚客，聊念宋玉，寄哀愁孤高之心于菊花，又如他另一首作于康熙五十九年《赏菊唱和诗》
略同薏苦不须猜，佳客如云次第来。淡处何嫌邀月看，瘦时偏耐倚霜栽。孤根尚有寒蛩伴，晚色休教白雁催。钞得玉函方一卷，眼前怀抱好为开。
虽然狱中生活依然没有多大改善，但是诗人心境已发生较大变化。在他眼中“霜枝”“数朵”的景象已经变化，哪怕“淡处何嫌邀月刊，瘦时偏耐倚霜栽”，对于世俗的荣辱他已经渐渐看淡，此时他以菊花自喻，是借用菊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保持本心的特点。在诗最后一句点明，只要“怀抱好”，心胸开阔，眼前景象就会豁然开朗。这种心态才是他保持高雅脱俗的原因所在。
查为仁之所以托物言志，是源于在狱中的日子漫长难耐，如果不借外物来勉励自己，很难在如此长期的监狱生涯中还保存本心。
（4）
潦倒放旷，心如止水
查为仁所著《花影庵集》（下）于康熙五十六年至五十九年间所写，这一阶段是诗人狱中生涯的最后阶段，此时诗人已经在狱中度过了九个春秋，也从弱冠少年逐渐到了而立之年。随着年龄的增长，查为仁对人情世故的认识反而越发清晰。越能感受炎炎世情，也就越发放旷不羁。如其《书怀》中所写：
我如食蓼虫，世味苦已领。丛残架上书，忧来借一逞。蚕足身反闲，息心境转静。边幅无暇修，衣冠常不整。榆垡在北庄，种秫满一顷。酿酒足醉歌，可以酬风景。镜花亦有形，水月亦有影。几见长眠人，再起枯骨冷。良久及至戚，来游真大幸。不厌带发僧，小庵时相省。世事如蝟毛，人情若深井。不如诗酒娱，一切俱堪屏。
此诗为查为仁出狱前后所作。九年多的牢狱生涯，少年查为仁经历了一番心灵的生死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纠结折磨，被理想的破灭打击的奄奄一息，被现实的残酷刺激地绝望不知所措。查为仁在狱中经历了许多许多，感受了“世事如蝟毛”繁冗复杂，“人情似深井”不堪估测。作者自比食蓼虫，是极大放低姿态，原因是作者对外界已经大无所谓。虽然尝尽世间苦楚，万事颓落，但其自谓：“一切好玩利，百步关虑”。受尽牢狱之苦后，此时，他反而却心静止水，放弃了一切功名之心，在监狱中发掘自在之乐：不必细修边幅，可以醉酒长歌，至亲好友时来探望，不论僧俗相谈无时。正是“但得是非常不到，一壶日月看人忙”人生若此，也能潦以自乐。“此身分为老农，拟傍园官学种瓜”。查为仁淡定自若，获得心灵的解脱，正如当时长期住于查家的浙江派诗人万光泰所评价：“予友查君莲坡少具不羁之才，掉鞍省门，一蹶不振，遂决意华胥，颔首书窟，作为诗歌以自娱。”
但是,细读其诗歌,我们可以发现其“欲向沙鸥共结盟”,只是因为“拟将旧咏闲中改,无那新愁望里生”[11]。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放逐田园山水只是为了“遁迹是非之外,《书怀》中的惬意也是难以避开“世事如猬毛,人情若深井”的现实状况退一步的做法。以诗酒自浇,屏退烦俗,与放逐田园山水一样,都是无奈之举,自我麻痹而已。当然诗集中也不乏全心身融
入田园山水,自得其中的诗歌,但毕竟少数。诗中,查为仁时常提及榆垡,这是其定居水西庄之前的住所,这里承载了他的回忆与梦想,也是他放逐田园的首选之地。但回到一别数十年的旧
居,“愁外莺花犹昨日,卷中灯火负初心”,往昔之景一幕幕浮现眼前,面对物是人非,查为仁看得开,也悟得透,但放不下,由此也构成了其难以排遣的矛盾诗心。
（三）水西唱和，寄情山水自然恬淡和借酒浇愁沉郁含蓄
查为仁出狱之后心境有所变化，在其后半生诗作中，以写景为主的交游诗最多。查为仁晚年在水西庄经常举办聚会，吸引南北各地文化名流在水西雅集，在这个时间段内，查为仁诗作多以和诗分赋为主。在监狱生活之后，查为仁对于生活的态度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为仁逐渐体会到人生淡泊的意趣，他将雍正元年至十三年（1723----1735）年间所作诗歌合为一集，名为《抱瓮集》，从诗集名字中可以稍稍窥见查为仁安于平淡，不嫌拙陋的人生观。他所选择的跳出年少失意所带来的烦恼的方法，就是在山水田园中寻求安身，他曾经在《游山集自序》中提到：“山林幸不求吾是，泉石又不责吾非，然则遁迹是非之外，舍两山（盘山，西山）予将奚托耶？”[12]山水田园成为他远离是非的栖身之所，在这里有“迎人蝶美茸茸草，向暖鸥眠浅浅沙”的祥和，也能感受“除彼有著想，惬我遗世情”的宁静，每每略感人生苦闷，通过将自我寄托于山水，查为仁感叹道：“不如诗酒娱，一切俱堪摒”。颇有一番俗事不在心，自在乐田园的遗世情怀。查为仁在《八月初四招同张眉洲前辈、传林编修、佟蔗村隐君游依绿园，即席分赋》中写道：
野色淡无迹，到门忘俗尘。清秋多胜日，静侣颇宜人。槛外残荷褪，沙边浴鹭驯。坐来幽兴剧，登眺不辞频。
这首诗所写的是诗人与友人游览游园的所见所感。作者写景时从侧面衬托景物。用自己“到门忘俗尘”来侧面表明景物之美，美不胜收，让人沉浸其中，快然自足，将世俗抛却脑后。颈联写景则是以动衬静，动静交融。残留的荷花颜色已经变淡，沙滩边丝鹭顺服地在那儿沐浴。这里荷花本不会变化，但是诗人联想到随时间荷花的色泽逐渐褪去，将静景写动，丝鹭本是动物，这时候刚好静止于沙滩上。两者交融一起，构成和谐之美。作者选取残荷这种景物，暗合文章所点明写作时间为清秋。
查为仁又有诗云：
天教我辈乐清时，且泥黄藤一中之。廿四番风如卷葉，每逢花放要题诗
此诗据说写于与曹雪芹，高云上人等人集会之时，这首诗描绘的是水西庄文人集会的情形。点出当时文人聚会之频繁，也表达了查为仁乐天尽欢的人生情趣。“天教我辈乐清时”是作者乐天派人生态度的直接表现，人生得意需尽欢，这句话奠定了整首诗的写作感情基调。廿四番风特指此时处于清明节前后，春天百花争艳，每每有花朵盛开就要举办宴会，题诗唱和。足以见水西庄文人活动的频繁。
查为仁在《大悲院题壁》中也描写过游玩寺庙的见闻。
秋气先林薄，郊行得自娱。官河斜抱寺，野舍近通衢。粥鼓迎人出，哇蔬当砌敷。到来尘虑涤，留客有僧雏。
眷此东林社，来寻惠远师。坐深凉意满，吟苦树阴移。白鸟冲残照，青芦响暮飔。一层楼上望，浩荡自伸眉。
作者秋日出行，前往大悲寺，并为之题诗。开头一句“秋气先林薄”写的十分传神。秋天到来，树叶凋零，往日郁郁葱葱的树林现如今没了树叶，就像林子变薄一样。这里把秋至叶落写的颇为生动，就像是随着秋天的气息侵入林子，而是林子显得单薄一般。“官河斜抱寺”一句把官河拟人化，河流流经寺庙附近，如同拥抱寺庙。查为仁在狱中之时就通过吟诵佛法来荡涤灵魂，净化内心。到达寺院身心似乎经过了清洗，尘世的焦虑都一扫而空。作者来寺庙是为了与惠远禅师坐禅论道。“坐深凉意满，吟苦树阴移”，从侧面反映两人交流完全忘却外物，时间一晃而过。诗人随后登上寺庙楼阁，向远方眺望，浩荡之感油然而生。眉角也忍不住舒展开来。即是与禅师的交流以及开阔的风景让查为仁抒发了内心的负面情绪。
诗人不仅如《草桥道中》
草桥南去是吾家，十里青青官柳斜。旧曲何人歌骤雨，荒亭无地问匏瓜。听来野树多啼鴂，望里居民半艺花。笑我淹留似胡贾，每逢佳处即停车。
草桥是查为仁家附近的一座小桥。查为仁兴致来时多车行小桥，前去村落游乐。这首诗就是描写了诗人去村落玩耍的记录。途中作者截取“官柳”、“荒亭”、“野树”、“斑鸠”等意象，官柳青青，周围景致尚好。偶尔听到有人歌唱旧曲，路经荒废的亭子，上面都长了葫芦。开头四句说明作者所游玩的地方是一个离城市偏远的小山村，有着独特的前朝遗民的历史感。野树上斑鸠被马车惊起而喧嚣，村落中的居民淳朴亲近。因为查为仁外出游玩，随性而行，随心而动，马车走走停停，看起来就像是下乡贩卖货物的商贩一样。这首诗简单质朴，妙趣横生，有古人“停车坐爱枫林晚”之意趣。将查为仁的生活情趣表现无余。
查为仁在水西庄闲赋在家时，所写诗作多文字质朴，恬淡自然，妙趣天成。但是他的作品并不是简简单单描写山水，对比狱中写景诗，我们从他的诗作中可以看到一些更为深远的含义。寄情山水之人，多有抑郁不得志之事，这几乎是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咏唱山水的深层原因所在。查为仁寄情山水之外，却是在心中仍留有当时狱中生活的阴影。如在《自遗》诗中，查为仁悲哀地唱到：
此心冷似隔宵，灰那遗憧憧日往来。未免有情苍索咲，不知许事酒盈杯。一番春梦懵腾过，两髩霜华无赖催。已觉诸缘都是幻，宜教明镜惹尘埃。
查为仁在独自面对忧愁时，甚至发展到心冷似灰的地步，这与他的山水诗有较大的精神层面的差别。他在《和杜鹃老人寒食后重过花影庵韵》
飘然榔栗横肩去，梦入邪溪旧来处。一笠应辞燕市尘，孤篷好听江南雨。怊怅庞眉问信稀，樵风泾口鹤重归。几时也泛山阴棹，乞敢天花糁衲衣。
查为仁重过花影庵之后回忆当时狱中生活，不禁对自己身世几番感叹，寂寥愁苦油然而生。
查氏出狱以后百不关心，但是他却花了大分心力在修筑水西庄，这座建筑物在浙派诗史上占据着独特的地位，水西庄始建于雍正元年，也就是为仁出狱一二年左右。查为仁云：“天津城西五里有地一区广可百亩，三面环抱大河，南距孔道半里许，其间榆槐柽柳，望之蔚郁。暇侍家大人过此，乐其山树之胜，因构为小园。垒石为山，疏土为池，斧白木为屋，周遭缭以短垣，因地布置，不加丹垩，有堂有亭，有楼有台，有桥有舟，其间姹花袅竹，延荣接姿，历春绵冬，颇宜觞咏。营构既成，以在卫河之西名曰水西庄，并系以诗。”置办水西庄的决定，与查氏父子此时心态具有极大关系。查为仁早在拘系西曹之时，多与佛学子弟为友，且诵经礼佛。他说那时自己：“予踡伏花影庵中，心灰形槁，六时清课，惟楞伽堆案而已。”[13]可见，为求得对痛苦的解脱，查氏在日常诵经读佛的生活中度过。为仁出狱后神思恍惚，感觉狱中九余年光阴有如一场噩梦，因此将狱中诗集结合为《是梦集》，这是它取名之来由。其曰：“庚子三月，蒙恩矜释出狱，旋归旧庐，凡耳目所接，恍惚无据，不翅魇者之初寐也。抑今日之一吟一咏不犹是啽呓中语耶，用以名集，且以知蘧庐之同梦耳。”[1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查为仁是那个时代卷进政治斗争漩涡中的牺牲品，其受祸之惨，历时之长在浙派士人中恐怕只有王豫等人可以相提并论，他们等人是那个时代士人阶层精神遭受清政府文字统治的一个缩影。对此查母郑氏曾感叹曰：“呜呼！惜哉！心谷固才士，既颠蹶无生理，乃就白云司葺板屋数间，日读书习静其中。高云上人为榜曰‘花影庵’。七略四库，恣意佃渔，结撰为工，篇章日富。其自序云：‘缀毫肺石之上，染烟牢户之中。’比诸侯蚊寒蝉，自摅胸臆，含酸茹叹，词意歉然。然铿訇陶冶，实能与古人相颉颃。一时名士赠答频烦。张得天尚书至称为唐子畏后身，而叹息其有才无命。因忆当心谷下狱之秋，余方髫龄，远近喧传，佥谓其不识一丁字，如虞山所嘲一元氏然者。孰知其为慧业文人，而才藻横飞若此也哉。”在查为仁的书法作品中确实可以看到这是郑氏所云。郑氏又说：“心谷既出狱，则结园沽水之西，临流植楥，闭门叠石，赋夕烟于琴幌，吟晓日于书床。而津门为水陆之冲，去京师十舍而近，冠盖相错，宾至如归，投辖赠鞭，征歌对酒。三复微哦，犹令人想见名士之风流，太平盛事而已。”将查氏在水西庄与众宾客吟咏唱和归结为名士风流或许不错，太平盛事却未必然。实有流于谬誉之嫌。纵观查为仁之一生生命历程，十九岁入狱，近十年出狱后，已是心如枯井，无心功名仕进，与父亲筑水西庄与众宾客诗歌唱和，直至去世。其一生虽为一方文豪而其心却布满伤痛。为仁一生只活了五十多岁，三十岁之前有十年在狱中，后二十多年则锋芒销尽，无心功名，尤究心于礼佛诵经，才士命舛于此可见。查为仁在《抱瓮集》中又云：“放废以后，万事颓落，微特人事一切玩好声利，百不关虑。虽笔床砚匣，皆久屏绝。”这是善写其心态和精神面貌的。近十年拘系西曹的生活在诗人人生中烙下了极深的印记，这种印记，不管在查氏诸集自序中，还是诗歌创作中可说是处处皆见。
第二节
诗学理论对诗歌创作的影响
一、诗学理论
1.独抒性灵
“性灵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重要领域。晚明时期，公安派以“性灵说”为旗帜，开启了一场划时代的文学革新运动。公安派代表人物“三袁”在文学创作中重视真、趣、露的追求，而后三人又不断对性灵学说的文学观念进行超越，创造性地提出“淡”“韵”“质”等观念，进一步探讨文学创作理念。
在这场文学革命运动中，公安派反对复古主张，声称文学长做首先应该“真心为真文”。反对一味摹写、按律填词，文学应该是能够表达诗人实质的感受，即在理念中着重强调了诗人在文学创作和审美活动中，对于主体意识的重视。要做到写有所言，言有所指。从他们的理念中，我们可以看到有超越前人的突破，有包含生命意义的解脱。同时，在他们的文学追求中又渗透追求平等人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虽然是蒙昧阶段的，但是这也成为了他们有别于其他诗派的思想上的优越性。同时以人为本位的生命观更是体现了性灵来源于人的特点的文学主张，在当时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文学范畴，对于当时文人阶级有一定的思想启蒙作用。“性灵说”在于诗歌上的贡献，在于它们扩大了诗歌创作的主题，从而使人们能发现更加丰富的创作题材，给读者以更丰富的审美体验。更具指导意义的是，“性灵说”中所提倡的自适的人生态度，在平淡自然中不断超越尘世束缚，获得人生的真谛。对于当时以及后世的文人来说，让他们的人生观得到了更多的启发。
而到了清朝，以袁枚等人为首的性灵派接过了公安派性灵说的大旗。在当时名为“随园派”，出自性灵派主将袁枚之口。他早在《钱玙沙先生诗序》中曾言及性灵的要旨:“尝谓千古文章，传真不传伪，故曰:‘诗言志。’又曰:‘修辞立其诚’，然而传巧不传拙，故曰:‘情欲信，词欲巧’，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古之名家，鲜不由此。今人浮慕诗名而强为之，既离性情，又乏灵机，转不若野氓之击辕相杵，犹应风雅焉。”因而，性灵说的基本内容是性情和灵机，当代学者在解释性灵说的内涵时也多认同这两点基本内容，如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其中认为性情是诗歌的思想内容，灵机是诗歌的艺术形式
也就是内容的真实和生动灵活的审美风趣
诗歌的情感本身就是一种天性，诗者由情生者也，诗歌由个人的情感产生，凸显的是诗人的个性，喜怒哀乐融于作品，抒发出个人的一己之情
同时情感的展现还需要诗人的天分，也就是诗人的灵性。因此，就袁枚性灵说所蕴涵的基本思想而言，主要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
其一，性灵说追求的是个性的显现和性情的张扬；其二，性灵说包含重视天才的因素
他认为诗文自须学力，然用笔构思，全凭天分。袁枚重视诗人的天分，也就是先天特质，是性情表现的必要条件
以天分为基础，加上后天的学习和努力，才与学的结合，方可展现诗人的灵性。
进一步说，从思想的传承角度看，袁枚的性灵说还蕴涵着对于明代性灵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的旨意。这是继承的因素，也是发展的因素。而发展的因素之中更能见出袁枚对于性灵思想的一种活用和新解。由此说明，袁枚“性灵说”中所蕴涵的思想既有传统思想的力量，又有新思想所赋予的时代气息。
事实上,性灵派的诗学思想与创作实践最接近诗歌的本质,亦基本符合古典诗歌发展的规律；
性灵派诗摆脱了“崇唐模宋”的局面,最能代表“清诗”面目。在清代诸流派中,性灵派是最
具价值的流派。在乾嘉诗坛性灵派具有广泛的正面影响,因此形成了黄仲则、宋湘等一批性
灵派同盟者,其影响甚至远达日本江户时代。
以上的思想观念不仅是心灵智慧的种种显示，也承载着一定的文化精神
从结构主义的层次看，袁枚的性灵说具有综合历代尤其是明代性灵思想的折中意义，因为此后的性灵思想多是重复袁枚性灵说的涵义；而从解构主义的层次看，袁枚的性灵说也具有消解传统文化精神的一面，并且消解的因素更有深究的意义。其一，消解儒家诗教论的极端思想，而注重个人情感的满足。袁枚的性灵说不再追求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意旨，不再倡导发乎情，止乎礼义的情感约束，而是追求日常生活的感性快乐情欲等；其二，消解高雅文化的权威性，而指向通俗文化的畛域
此时的文学创作明显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趋导，政治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家选取文学题材的眼光以及观照文学问题的角度；其三，消解审美文化的崇高性，而欣赏世俗之美袁枚认为，诗歌作为文学作品，要更多地关注世俗生活，在生活情趣上注重世俗情怀，由世俗生活追求中体现人的自然本性
并且强调本心和尊重个性，体现出个性解放的诉求。
查为仁的审美趣味取径比较宽泛,他主张写诗要表现个性,“
独出性灵”。在莲坡诗话第一百三十七则说:“高云老人《重上长安秋日怀旧诗》三十首,铅华扫尽,独出性灵。又第八十则云:”胡象三幼有神童名,十岁能诗文,与余同砚席者三十年。其诗清润和婉,时出性灵。”两处皆以“性灵”衡诗,倡导表现艺术个性。从这个主张可以比较明显地看出,他对于表现真情实感的“童心说”，对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的公安派“性灵说”,以及对于袁枚的“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的“性灵说”的论诗主张的直接继承关系。但是,查氏推尊“性灵”,也有其自己的独立思考和针对性。他在第一百六十九则里强调诗歌形象思维的特点,反对以用典为能事,抨击阉割艺术个性、“专务章句,悦人耳目”的形式主义风气。他认为江西诗派所谓“今人作诗多要有出处”、杜甫的“作诗好用经语”,都不足法,而且直斥之为“亦是一病”。在他看来,诗歌创作应将主观情志寓于生动形象之内,如果一味地以掉书袋、用僻典来取悦于人,那岂不是与“俳优”做戏没有区别,这样的诗何以“言性灵”?从创作规律的高度,阐明“言性灵”的重要性,显然比他的前贤更深入一层。同时,他倡导的“性灵”,也与公安派所谓“矢口而道”的“自夸真率”有明显区别。第三十六则,他援引查慎行的主张并表示认同,说:“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须辨毫发于疑似之间。”他还认为咏物诗的“至处”,当在刻画与写意的“切与不切之间”。这就要求诗人必须具备丰富的创作历练和娴熟的艺术技巧,“不矜才使气”,“不染叫嚣之习”,务求“风谐调合”,正确处理主体与对象、内容与形式、形似与神韵等的关系,才能创作出“雄厚空灵”的既有深邃思想内涵又有较大审美张力的优秀作品。这就使他与公安派所谓“任情而发”的偏执之辞划清了界限。
2.惟务养性情
惟务养性情来源于宋代理学家朱熹、程颐的诗学思想。程颐曾在书中著曰
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云:‘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古之学者,惟务养性情,其他则不学。今为文者,专务章句,悦人耳目；既务悦人,非俳优而何？”曰:“古者学为文否？”曰:“人见六经,便以为圣人亦作文,不知圣人亦抒发胸中所蕴,自成文耳。所谓有德者必有言也。”
程颐将作诗与学道尖锐对立起来,其根本原因是在程颐的思想中,求道学作圣人才是人生价值的根本所在,而雕琢文辞的诗文创作,不仅无用,而且妨碍了为学工夫。
元人多以性情论诗，这是元代诗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唐诗主性情,故于风雅为犹近；宋诗主
议论,则其去风雅远矣。然能得夫风雅之正声,以一扫宋人之积弊,其惟我朝乎！”唐诗主性情,这并非个人的一己之见,旧传为范椁论诗之作的《诗法源流》也说:“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为近；宋诗主议论,故于《三百篇》为远。”此前的严羽以性情论诗，并以盛唐诗为“吟咏性情”之高标,已为学者所熟知。
而在清朝，对于“养性情”一说，则不得不提到当时文坛魁首，王渔洋。王渔洋当时所提倡“神韵诗学”则是模仿唐人创作时言之有物，言之有情，“先生之诗有根柢焉，有兴会焉根柢原于学问，兴会发于性情，二者兼之”。当时王渔洋可谓是清朝文坛执牛耳者。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也看到，渔洋诗学却是在乾隆初就遭到批评，其被指责的缘故无外乎“性情”之故。有人批评渔洋太过于贵族气，以神韵性情标榜，却没有真性情。边连宝说:“阮亭所取总不离神韵二字宗旨，余所取者乃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耳。坐清宴之堂，发从容之论，叹老不得，嗟卑尤不得，了无感慨，绝少激昂，非遁入神韵，无所庸其伎俩。此神韵二字为达官显贵藏身处也。”真性情根于作者的真实感受，明代格调派由于单纯致力于风格临摹，遣词造句，以至于不见真性情为人诟病。王渔洋当时诗作兴起，能出以感兴，当时却的确有些许性情之真。但是在当时文学批评家看来感觉完全不同。崔适《尚友堂说诗》的批评很能代表当时的一般看法:
诗以道性情一语，今人视为老生常谈矣
余谓作诗必本于性情，犹为国必以仁义也，虽是极平常道理，然当邪说误人之际，此即为对症要药(中略)诗道自王阮亭之
后，人不复知有性情矣。故今日必以诗以道性情一语为标的。”从顺康到乾隆，诗歌观念仿佛兜了个圈，又回到了原点，清初诗学的主导观念就是道性情崇尚真诗，一百年过去，乾隆诗人却以性情和真诚为旗帜来声讨王渔洋诗学，难道诗歌史真是如此循环往复的吗?
当然不是。同样是道性情尚真诗，其旨趣却全然不同。清初诗学的性情和真，旨在追求艺术风格上的自家面目，是针对明人拟古而言的。王渔洋诗学解决了真面目的问题，但同时也给人性情失真的印象，于是赵执信起而标举性情之真。乾隆诗学的道性情和求真，则是针对神韵诗风的流弊而提出的，重心全然落在真性情上。一个是追求真面目，一个是追求真性情，其差别正如清末周实无尽庵诗话所辨析的:“作诗要有气骨有识见，然后乃可措词无懦。吾见近世研求诗文者往往昧此义，其佳者不过雕琢词句，已失一己之真性情；其下者乃至优孟衣冠，并失一己之真面目。”真性情是就抒情性而言的，真面目则是就风格化而言，由真面目到真性情正是清初诗学向乾隆诗学转捩的关键。
与“独出性灵”理念相联系,查为仁又明确提出“惟务养性情”的主张。所谓“养性情”,不仅包括思想道德之“养”、审美趣味之“养”、创作技巧之“养”,还包括主体性格之“养”。这几个方面的融合统一及其在作品中的完美体现,方可形成鲜明的创作个性。诗人汤冰“性至孝”,又“潜心性命之学”,故其写诗“出语圆润温厚”,“读之如在开元天宝间”。高珩居官“不以富贵贫贱动其心”,为人清廉洒脱,“每风日晴和,自跨一驴出。遇嘉石浓阴,即系驴而卧,见者不知其为贵人也。他所追求的诗风，也表现为“骨清神逸,气静情疏”。诗僧雪峤大师圆信,“结茅径山中,独居一庵,与世隔绝,”所吟咏的题材也无非是他周围的山川风物、四季变化,故其诗缺乏社会世俗生活内容,“无蔬笋气”。所以他说:“洵乎人之出处行谊,可于笔墨间验之。”。诗人的“性情”、修养与其生活经历、个性气质、审美追求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必然会表现在他的作品里。这种“诗品出于人品”的看法,比其他人之前空喊表现“性灵”的说法,显然更加符合创作实际。
3.倡导独创，推尊清新自然
查为仁所著《连坡诗话》摈弃因袭雷同,倡导创新精神。创新是对平庸之作的超越,又是文学艺术发展进步的真正动力之源。查为仁鄙夷那种”惜无兰汤以洗之”的模拟因袭和雷同化现象,同时不遗余力地倡导独创精神,推尊清新自然、不假雕饰、风格独造的诗风。第一百七十八则,记述天津诗人周焯苦吟的逸事,说:“周焯尝作咏物诗,推敲一字未就,语人曰:‘吾为
此损眠两夜矣。’又尝待渡河干,日已昏莫,孤艇独横旁,绝无人影。得句云:‘唤船人不来,水动两三声。’且行且诵,有同渡者见之匿笑,月东傲兀自喜,夷然不顾。里中人争传诵之。”这种贾岛、孟郊式的“苦吟’模式虽然不一定值得提倡,但那种“赋诗务极研炼,不肯苟为雷同”的严肃态度和创新精神,确实应当予以肯定。他赞赏陈廷敬的“诗情超越,笔无纤尘”,施世纶的“如璞玉辉春,珠浴月,琅然可诵”,许子逊的“风流淡荡,一洗陈辞”,绀宗渭的“洗尽铅华,独标隽逸”,也推许谈汝龙的“不衫不履,多自得之趣”,以及厉鹗的“清微孤峭”、“自树一帜”,吴焯的“别出机杼,令人可想”。不言而喻,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体现了艺术创新的审美旨归。
《莲坡诗话》在赏评诗文的字里行间,还渗透着对于文艺创作最高境界的向往,体现著者终极的审美趣味。那么,查为仁最高的审美信念是什么？《莲坡诗话》第一百一十四则说:“诗以淡而弥永”,“深得淡中之妙”。第一百零三则又说“极平淡中意味无穷”。一个“淡而弥永,一个“意味无穷”,道出了一种审美秘奥:“外在质朴，平淡与内在含蓄蕴藉相统一的平淡之美,是美的极致。”平淡不同于平易,更不是肤浅,所以说“诗之淡,在脱不在易”。“脱”就有无限的审美想象和再创造的空间,文字虽淡却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给人以无尽的审美享受。查氏的平淡说当然并不孤立,苏轼评韩柳诗曾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与查氏同时代的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也有所谓“浓后之淡”、称赏“用意要精深,下语要平淡”等说法,查氏与他们显然有声息相通、异曲同工之妙。值得注意的是,查氏的平淡观不是仅停留在言谈上,而是他一贯的批评理念和尺度。以他与厉鹗合编的《绝妙好词笺》而言,二人何以要为周密的《绝妙好词》作笺？《绝妙好词》共收南宋一百三十二位词人,近四百余首词作,始于张孝祥,迄于仇远,被公认为一部“精粹”的南宋词选本。所选词作体裁、题材、风格不尽相同,但思想艺术上大抵皆臻于高度成熟,一扫北宋末的轻绮香艳,而追求典雅隽永。查为仁与厉鹗在水西庄一拍即合,相与“觞咏数月”,“篝灯茗碗,商榷
笺注”,从审美的内驱力上说,恐怕就在于《绝妙好词》与其“淡而弥永”的审美取向基本一致。
中国诗歌境界是审美文化的一种体现，审美文化具有历史积淀性和历史传承性。追求一种神韵、一种优游不迫的美感，是诗人共同的审美倾向从历时性角度看，历代诗人自能体悟和表现诗歌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境界；从共时性角度看，进入文学史的诗人也自能感受到这种境界，正如朱光潜所说:“诗人在一刹那中所心领神会的，便获得一种超时间性的生命，使天下后世人能不断地去心领神会。”查为仁之前，例如钟嵘所说的“滋味”、严羽所说的“兴趣”、王士禛所说的“神韵”，都强调诗歌应追求一种情景交融虚实相生韵味无穷富有生命律动的审美境界这种境界，查为仁从当时文化唱和中体悟出来并加以发挥，他常用天然风趣，妙趣天成等词语论诗，认为真趣韵外之致是诗歌的生命力，并提出诗以“淡而弥久”的诗学主张，其意就在于要求诗歌追求一种意象无穷意味深远的境界，能够展现性情和灵机，从而具有感染人的力量，达到诗学美的极致。
二、诗学理论对于诗歌创作的作用
诗学理论包含有一个诗派创作的要义；二是象征了一个文人群体的共同创作追求；三，一个人的写作风格往往反应在他的诗学理论中，而他的诗学理论往往又会反过来对其诗歌创作产生指导作用。
诗人创作选材的取向与其社会地位、社会环境、生活方式乃至性别年龄都有密切关联。性灵派诗人大多数属于士民阶层,又基本上生活在乾隆盛世的江南，没有急风暴雨式的政治**,社会比较安定,生活亦颇闲适。除了对于百姓的苦乐曾表现出风雅之怀,他们的目光更多地
投向自身,而生活在平凡的状态中,所见亦是琐细的事情,这就决定了他们诗歌创作的选材具有平凡琐细的特点。
例如查为仁所写《初夏水西庄写望》中对水西庄景观做过描述：
新篁送雨槛，余花堕风轩。作园蝴蝶舞，晒翅效鹊眠。揽物惬佳趣，静对屏抱弦。平生慕夷旷，当境良悠然。况兹天宇霁，繁条发幽妍。欲舒望远目，载陟崇冈颠。淀波流浩瀚，平楚郁纡绵。此邦岁垫濡，只户稀炊烟。避嚣怀蹔豁，悯农心重煎。且从田父饮，来牟祝丰年。
查为仁从自身生活入手，写自己雨后浏览庄园这件小事。文笔之间流露出闲适淡雅自然的感觉。对风景的描述颇有生趣。使整个庄园雨后景观呈现一幅祥和宁静的特征。在诗中查为仁也表现了对下层人民的关怀，虽平凡却显灵性，选材虽是人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素材、个人遭际，并没有太深刻的社会含义，但是贴近诗人基本的生活状态，而且显得真实真切。所选题材皆出于家庭、身边、自身的平凡小事、细枝末节。
诗歌创作的意象也手诗学理论所影响。所谓意象，是诗歌艺术最小的能够独立运用的艺术单位，是构成诗歌意境的基础。意象营造与创作主体的审美够细，是“感性的东西”，经过“心灵化”的产物。意象形态有静有动、灵与木、大与小、平与奇、新与旧等等之分，意象形态的差异及组合方式的巧拙，决定着诗歌不同的意境、风格。而且有不同才气与审美趣味的诗人，或不同题材的诗作在意象的营造上亦各有特征。查为仁诗歌意象多自然纯朴，有乡间农夫“且从田父饮”，有雨后新荷“粉红半褪当风立，似试华清第一汤”，有山中古塔等等，皆是查为仁日常生活中不经意发现的细节。查为仁喜欢使用前人的意象，如菊，梅，廿四桥，红豆等等，他也倡导独立创新，发掘新的意象，如“尘影”“夜鸦”等，推陈出新。
“诗品”应以“诗教”为本。查为仁推崇“性灵”与“性情”并具，倡导独创新意，语言清新自然，不堆砌辞藻。用真实感情打动人，而不是照摹前人格调。他强调诗歌思想内容要质重丰厚、艺术风格要自然含蓄，从他的诗学观总体来看，这些理论的提出，要归于人生感悟所给与他的“诗教”，发挥诗歌的表达诗人内在思想感情，传递诗人对美学的追求。他的诗学主张，正是查为仁一生人生履历中所得的感悟在其诗学理论上的真实反映。
查为仁幼年时接受亲戚查慎行的指导，从小受到查慎行、查嗣瑮等人吟诗唱和的氛围的熏陶，从查为仁的幼年诗作中可以看到他继承了查慎行等人的“诗之厚，在意不在辞；诗之雄，在气不在直；诗之灵，在空不在巧；诗之淡，在脱不在易”的重视诗歌内在含义与诗歌清新脱俗的写作主张。因此查为仁诗作有着工于刻画锻炼，广泛采用白描手法的特点，查慎行也曾称赞查为仁的诗是“所为诗多与古人相颉颃”，认为查为仁的诗作，颇有陆游空灵之风，其诗歌内涵气质，有苏轼的一丝风貌。史称查为仁“平淡中见深意，自是妙趣天成”。显然这里的深意，是经历之多，因此查为仁的诗，在其幼年的基础上，又加入了后天人生经验所沉淀的感悟。
在狱中之时，查为仁所结交的人主要有两类，一类是授予查为仁佛法的高云上人，另一类则是同因各种原因入狱的文人同胞。查为仁研习佛法的原因是在于一是其人生理想与抱负因入狱而随之破灭；二是由于他对生死的担忧逐渐进入了他思考的范畴。这两者在其思想观中占据了极大影响地位，使其思想产生极大波动，在这个时候，他狱中巧遇佛教人士，从而有机会接触到佛法禅意。借佛法来感悟生命，来荡涤心灵。在狱中的诵经读佛的过程，给与查为仁一个更多的反思自我，反思人生的时间和契机。查为仁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此，他的诗作中也更多的带有了较为深刻的含义。这源自坐禅中的思考，透露了他对于人生独特的感悟，因此诗作里显得更加含蓄而深远。而狱中与诸多文人的来往，是查为仁苦中作乐的一种方式，忽视狱中艰苦环境，文人们以诗会友，对于狱中单调无趣的生活来说，是一种点缀。而文人之间的交流，也促成对其他诸多学派诗学的了解与体会。在这种交流之中，查为仁广览众家之说，而使其在倡导文学创作时拥有包容的态度，这又是后话。查为仁在狱中的集会，所写的诗作，大多具有以下的特点：虚写山水，实抒胸臆；强装豁达，苦中作乐。这些也是当时狱中诗人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当时清王朝施行文字狱统治，诸多文人因各种莫须有的罪名以文犯禁，被拘于监狱。文网严密，对文人压迫尤甚。查为仁入狱之时，恰逢戴名世《南山案》起，案发两年后，戴名世从狱中提出，弃首东市，门生故旧牵连甚广。如此大型的灾祸让广大文试人人自危，更何况已困牢狱的查为仁一干文人。他们不敢在诗作中表达过多的与政治相关的内容，或是心灵的愁怨，更别说痛快淋漓的发泄了。在这种背景之下，文人们写作主题只得从点评时事、感慨古今转为对山水，佛法，前人事迹等的描写。这种借助禅门佛法、香草美人、山水田园等与社会现实又一定距离的事物来寄托感情，暂表含义，这种讳莫如深的表达方式，是在特定的人文环境下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在政治高压下为求自保又不愿丧失人格的妥协的做法。狱中诗人们所选取题材，写作手法等等表现出来的“江湖气”，不能不说是对政治的软性反抗。正是所谓“江山惨淡埋骚客”。在这些诗作背后所体现的无奈与沉痛，可以说是贯彻着查为仁后期的绝大多数作品。查为仁也因此区别于袁枚的“性灵说”和王渔洋的“性情”，在对诗歌内在深刻含义的刻画中，是称得上是清朝时数一数二的。
在当时来看，查为仁狱中磨灭了少年轻狂的豪气，也打消了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在监狱的最后几年，查为仁对于监狱生活已有所“适应”，他对万事万物都抱有顺其自然的态度，对环境艰苦淡然自若，对不可知的未来皆有所心理准备。他这种态度的产生，是新的人生观的建立。放开了对过去的执念，他几近看透尘世，所以心如止水，波澜不惊。在这之后不久，查为仁便因赦出狱，他出狱之后，百不关心，即不奢求还赐功名，也不愿再作应试。这种空灵脱俗的态度，使他水西庄阶段的心态发生变化，他的生活态度变得更为淡泊宁静。因此他出狱后的诗作，多呈现出空灵含蓄，意蕴深沉的特点。这之中与他无问官场，纵情酒诗不无关系。因为更多地接触民间，接触人文风光，他的诗作中也有对民生的感悟与体会，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一切身边的事物都可以入诗，都能引发查为仁的思考，这种对事物本质的追求，对自我本心的描写，是他水西庄阶段山水人物诗的主要特点。
纯粹于诗，因此写作无华辞艳藻堆叠填格，为仁对于人生豁达乐观的态度，使他更多的感受自然。他的追求也从简单的名利思想，转为对人文美学的追求。在诗歌创作中不断采用新的表现手法，新的意象，成为他诗歌不断进步的动力，他所坚持的清新自然，质朴天然的诗歌风格，“诗以淡而弥永”，“极平淡中意无穷”，从中不断追求诗歌平淡中体现的真意，这正是他后期写作的主要追求。
总而言之，查为仁的惨苦遭遇造成了其心态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是他诗风改变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也促成他构筑水西庄、与大量下层文人寒士密切交往的动机。查为仁他个人的不幸，又是布衣寒士的不幸。时至今日，查为仁的水西唱和，也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土之中，现在留下的只有当年庄门口的一对石狮子。但是查为仁作为清朝引领一代文化走向的文豪，他的诗作，他的思想，他的艺术追求，在现在仍然历久弥新。
参考文献
[1]：袁枚，《随园诗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查为仁，《莲坡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
[3]：王先谦，《东华录》，上海古籍出版社
[4]：陶木梁,《国朝畿辅诗传》,清道光十九年红豆树馆刻本
[5]：陈鹏年，《花影庵集序》，国家图书馆藏
[6]：查为仁，《庶塘未定稿》，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7]：文天祥，《过零丁洋》
[8]：李白，《春夜洛城闻笛》
[9]：查为仁，《花影庵自序》
[10]：陆游，《卜算子·咏梅》
[11]：查为仁，《清明》
[12]：查为仁，《庶塘未定稿》，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3]：查为仁，《无题诗自序》，《庶塘未定稿·无题诗》，清乾隆刻本
[14]：查为仁，《是梦集自序》，《庶塘未定稿·是梦集》，清乾隆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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