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灾害与公共权力的起源

第一篇：第十一节 灾害与公共权力的起源

第十一节 灾害与公共权力的起源

进行灾害的日常管理，并组织全体国民应对灾害，是国家和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国家和政府公共权力的一部分。

早在国家形成之前的氏族社会，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祭祀天地、祈求风调雨顺，就是与抵御外敌同样重要的头等大事，专司这一职责的巫祝因此享有和军事首领共治的权力。这一特点在以定居和农耕为主要生存方式的东方部族表现得尤为明显。

我国远古时期的“三皇五帝”，有的是因为战胜并统一别的部族而受到尊崇，而有的则完全是由于制定历法和治理灾害（尤其是洪水）的贡献而得到威望。这其中最著名的是尧、舜、禹三位部族首领。据《尚书·尧典》记载，尧掌权后的首件政务就是派员观测天象，制定历法。他命羲氏、和氏测定推求历法，制定四时成岁，为百姓颁授农耕时令，成功地测定出了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尧帝后来让位于舜，舜的最大功德是治水。《淮南子•本经训》记载：“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辟伊阙，导廛、涧，平通沟陆，流注东海。鸿水漏，九州干，万民皆宁其性。”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是夏，夏的建立者夏启是尧舜时期治水英雄大禹的儿子。舜帝把部族首领的位置禅让给了禹，而禹却没有继续执行原始部族的禅让制度，把首领的位置直接传给了自己的儿子，从此在中国打开了数千年的“家天下”局面。

上面的历史记载说明，东方国家的起源和共同防御和治理灾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治理水患需要有相对集中的权力来调动大量的人力和物资，协调人们之间的一致行动。这就要求部族首领具备很强的领导才能和个人威望，同时要有军队和组织机构来保障这种权威。夏禹时代，虽然国家尚未成型，但是已经出现了部族之间的联合。据传说，禹掌握权力之后，曾经召开部族大会，江浙一带的部落首领防风氏因为迟到，被大禹诛杀，这表明夏禹当时已经具备了凌驾于各个部落之上的绝对权威，使他最终能够实现公共权力的私有化。

一般人都知道，国家是在私有制诞生之后产生的。但在世界历史上，很多游牧民族即使实行的是私有制，也形不成统一的国家。由此可见，国家虽然是在私有制之后产生的，但它产生的根源并非私有制，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共同行动。这种共同行动有多种表现形式，可以是针对外敌的战争，也可以是共同抵御自然灾害。

共同行动追求的是整体的目标，这就势必要求有人或者有机构“以普遍权威性对全社会实施控制和管理”，由此产生的就是“公共权力”。从公共权力的来源来看，它是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因而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指挥、决策和管理能力，也是共同抵御和治理灾害的最好组织形式。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虽然凌驾于人民大众的个人权力之上，却并非和人民大众相脱离。按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事物总是由对立的两方面构成的，有权力，就必然会有义务。所谓公共权力一说，实际上是公共权力和公共义务的矛盾复合体。从我国的历史来看，就是统治者享有收纳皇粮、征调徭役的公共权力，而同时也具有兴修水利（河务）和赈济饥荒（荒政）的公共义务。自夏以往，我国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否认过国家应该承担起防灾、治灾和赈灾的义务，只有做得好与不好的区分，没有该做与不该做的争论。

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所主张的社会契约论认为，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当自然状态中，生存障碍超过个人所能够承受的地步，人类就被迫改变生活方式。人类不能产生新的力量，而只能是集合并形成力量的总和来克服生存的阻力。在此基础上也就产生了契约、“主权者”、“共同体（即国家和政治体）”等等。至少在传说当中，中国从氏族社会走向国家的进程应该是符合这个描述的。由于洪水肆虐，人们只能在树上、丘陵上栖身，那么牺牲一定的个人自由，来参与治理洪水的共同事业，毫无疑问就是既符合部族共同利益，又符合自身利益的一个好的选择。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注意到了水利灌溉对于中国古代农民生存的重要性，并以之作为东方专制主义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之一。曾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德裔美国汉学家魏特夫则在《东方专制主义》一书中，用“治水社会”来指称东方社会，并认为这一名词更能恰当地表达东方社会制度的特点。在他看来，治水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生产行为，不过欧洲乃至北美一些地方，治水是由家庭完成的，水源是公社共同财产，而非君主所有，公社内部可以解决好治水问题。而东方社会的治水工作则是一种综合性的活动，一种大规模的公共工程，要涉及到人数的多少、如何编队、如何分工与协作等。这种复杂的“组织计划工作”包括工程的设计与技术的指导，更主要的是行政上的组织领导，而这种组织形式还可推广到军事、政治等各个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备的专制主义统治。从魏特夫的理论来看，所谓的“治水社会”，无非是一种公共权力高度集中和高度发展的社会制度而已。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是对魏特夫的“治水社会”理论持反对态度的，这当然和它产生时的特定国际政治背景有关。但是，无论是批评者，还是魏特夫自己，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中国数千年来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而这一切都是在“治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的背景下产生的，只不过是近代世界向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转型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模式才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适应性和落后性。所以，历史唯物主义地看，至少在古代，“治水社会”和东方专制主义并没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地方，甚至远胜于西方古代的奴隶制度和神权制度。

在中国历史上，至少出现过夏禹灾害群发期（公元前2000年前后）、两汉灾害群发期（公元前200年至公元200年）、明清灾害群发期（1500年至1800年）、清末灾害群发期等四个灾害群发期。相对于近现代而言，传统农业社会的人们因为对自然灾害的直接防卫能力比较弱，一旦遭灾，导致农作物被毁或歉收，饥荒就无以避免，世界各国都如此，中国也不例外。特别是水、旱、蝗灾的发生，往往造成大规模的饥馑，甚者灾民流离失所，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但就应对、治理和防范灾害的政治制度和具体措施而言，中国的成就和作为却远非西方国家可比。

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与自然界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的发生也并不是人类可以阻挡的。自古以来，人类一直存有“人定胜天”的愿望，在局部地区甚至有成功的实例，但从整体和根本上看，“人”不能胜“天”，而只能因势利导地“用天”、“顺天”。中国古代的统治者对此有深刻的认识，所以他们一方重视兴修水利、兴利除弊，另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储备粮食和建立各项制度以防范重大灾荒的发生。我国历史上的救灾制度被称为“荒政”，是一项涉及面广、卷入人员多、持续时间长的系统工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荒政是国之大政。中国历代统治者无论贤愚，都不敢拿荒政当儿戏，统治者总是要从巩固江山社稷、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出发，始终把荒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无论荒年丰年，都要细心筹划并实施一系列相应的防灾救灾对策。以清代为例，荒政涵盖了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商、劝输、兴工筑、集流亡十二个方面，大体上反映了古代中国救灾制度所能发挥的作用。

我国历史上应对灾害最突出对策的主要有三项：

一是兴修水利，治理河患。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就兴修了芍陂、漳水渠、都江堰、郑国渠等一批著名水利工程。秦汉以降，治理河患就是一项国家急务。东汉明帝曾命王景主持治河；北宋政府也曾动用巨大财力治理河患，并提倡植树护堤；元朝工部尚书贾鲁治河，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中国减灾史上留下光辉一页；明朝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先后四次出任河督，以“束水攻沙”之法治理河患，黄河河道因此基本稳定了200多年；清康熙帝将“三藩”、河务、漕运列为三大政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

二是建立气象、灾情、汛情等的监测、奏报制度。历代中央政府都设有观察天文、气象的专门机构，每年刊印颁发包括二十四节气在内的历书，指导农民不误农时。秦朝把上报农作物生长期的雨泽及受灾程度作为一项法令，要求各地严格执行；汉朝建有“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的制度，以后为历朝所沿袭；到宋代，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报汛制度；明朝开始建立黄河飞马报汛制度，清代沿之；清代还建立了雨雪、收成、粮价奏报制度和晴雨录。每逢雨雪或缺少雨雪，地方官员都要向皇帝报告雨水入土深度、积雪厚度及起讫日期等。清朝通过建立全国各省气象观测及晴雨录与雨雪粮价奏报制度，及时掌握全国天气变化和粮价走势，对预测可能发生的农业气象灾害并采取相应措施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历代封建政府还提倡植树造林，禁止乱伐森林，并推广发展玉米、番薯等抗旱涝的粮食作物，刊印涉及抗旱、保墒、防御低温、病虫害、盐碱化等灾害及治蝗内容的农书。

三是储粮备荒，建立仓储制度。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战胜灾害和克服意外事故的能力很差，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和社会秩序，人们需要在丰年和歉年之间进行调剂余缺，于是储粮备荒、以丰补歉的思想和主张便应运而生。早在西周时期，政治家们就意识到：丰年时储藏多余谷物，以备凶年缺粮时之用，是立国安邦所必需。《礼记》有载：“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春秋战国之际的思想家墨子提出同样的看法，认为“国无三年之食者，国非其国也。家无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在储粮备荒思想影响下，自西周起，中国就出现了一种救荒、济贫的重要的政策措施———仓储制度，即建立专门的粮仓储存粮食，用来稳定粮价、借贷或放粮救荒、济贫。当时，仓储称为“委积”，意指除税收以外储蓄的余财，其用途包括：济贫、救荒、供养征战阵亡者的老弱眷属、招待宾客等，属司徒的职掌之一。自西周以来，仓储制度延续历朝历代而不衰，只是名称各异、做法有别。如战国时期叫平籴仓；汉代称常平仓；隋代设义仓、社仓；唐代设常平仓和义仓；五代后周设惠民仓；宋代推广惠民仓、广惠仓、丰储仓；明代有预备仓、济农仓；清代州、县设常平仓，市、镇设义仓，乡村设社仓等等。中国古代的仓储制度虽兴废无常，且在各朝各代都发生过官员管理不善致使粮食霉烂浪费或被贪污中饱等现象，但它确实起到了保护农业生产和救荒、济贫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储粮救荒思想和仓储赈灾措施的传承沿袭，使历代统治者都明白，要求得国泰民安，政府必须承担起举办公共保障事业的责任。

第二篇：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摘 要】近年来，关于构建公共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过程中，会受到个人或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本文从对公共权力概念的分析入手，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机制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公共权力；制约； 监督；综述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5-0360-01

公共权力是为实现公共利益，根据公众意志对社会公共生活进行组织、协调、控制的支配力量，其行使主体是执政党、政府以及承担公共管理职能的社会组织。公共权力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必要手段，其运行的实质是对社会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以实现公共利益。思想家孟德斯鸠则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列宁也曾明确指出，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无节制的堕落。在我国，尽管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已获得根本改造，但是，由于制度的缺失、人的自私性以及封建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仍然存在着公权私用、滥用和腐败等权力异化现象的出现。因而，加强对公共权力进行监督与制约十分必要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历来都是政治学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进入到21世纪后，关于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研究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一、公共权力的概念

关于公共权力的概念，国内外有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做出了各种不同的解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观点是：权力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迫使他人放弃自己的意志而实现某一目的的能力。公共权力也可以理解为公权利，是为管理公共事务而设定的。人类作为群居动物，需要组织起来适应自然环境，因而需要处理许多公共事务，也就需要一种凌驾于社会个体之上的公共权力。公共权力的使命是维护和促进私权。但公共权力自产生起，就与私权利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抗，尽管对抗的范围、方式各不相同。而且这种对抗性是天然的，不可化解的。试图以公共权力基本目的公共性来否认或者掩盖其与私权利的对抗性是徒劳的。因为公共权力本源自私权利，是私权利的让渡；同时公共权力行使的方式主要体现为对私权利的限制。公共权力在具体的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受种种个人或小集团利益的诱使，权力就可能出现异化现象，产生腐败，寻租等行为，对私权利构成侵犯，从而需要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

二、公共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

权力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其理论上的系统化始于孟德斯鸠，实际应用始于美国建国宪法。其基本原理是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使其在分工的基础上互相制约。

在这一方面，涉及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科学配置权力，并使不同权力之间能够相互制约、相互监督。杨长青认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就“要适度分解权力.构建权力之间的制衡关系”，具体而言，他认为可以通过“分解‘一把手’过分集中的权力”、“限制领导干部兼职”、“理顺党委和政府的关系”、“正确处理地方党委和人大的关系”、“正确处理上下级关系”来使各种权力之间形成相互制约。同时他认为还应“建立垂直的监督领导体制”、“理顺纪检、监察和检察机关的工作关系”来“要强化专门监督机构的权威，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有从权力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并在此建立一个稳定的、相互制约的权力体系，以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制约权力”才能有效地控制权力。“强化权力制约的关键是实现权力的合理分工和相互制约”。完善我国权力制约和监督体制，需要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国家机构设置和权力制约监督”，加强“各级权力机关相互间的制约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对国家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制约监督”、“行政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司法系统内部的制约监督”。吴振钧提出要对权力进行横向和纵向的合理配置。要在横向上做好“党政合理分权”、“政企合理分权”、“政事合理分权”、“国家机关合理分权”四个方面的工作，同时也要在纵向上使“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划分科学合理，运行有效”。

三、公共权力的法律制约与监督机制

在强调法律对权力的制约方面，杨长青认为“制约领导干部权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法制。” “依法行政，用法律约束行政主体”、“完善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的法律。加大法律制裁力度”和“建立和完善独立的司法体制”三种途径来加强法律对权力的制约。喻中强调行政诉讼在权力制约与监督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了实现行政诉讼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的三种方案：提高行政诉讼级别的“小改”方案，由最高法院行政审判庭在各省、市、自治区设立“派出法庭”的“中改”方案，在最高人民法院之下设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的“大改”方案。董长春认为“应当在以法律制度明确权力活动领域的基础上，完成对公共权力私人性的制约。”他针对制约权力提出了三点措施：“以法律明确权力的活动领域”、“以法律确定公共权力的边界”、“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就是“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行为，作到依法行权，依法行政。”为了能够达到用法律控制权力的目的，他认为“要设置三道互相衔接的严密防线”，即“行为前的法律控制”、“行为过程中的法律控制”和“行为后的法律控制”。通过这三道防线，对权力进行法律上的制约。姜明安认为，“宪法只有得到有效实施，宪法确立的公民基本权利才能得到有效实现，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分工与监督制约机制才能真正有效运作”。因此，在公民基本权利遭受其他任何个人、组织不法侵害之时，法院应以不违宪的具体法律进行裁判；当无此具体法律时，法院以宪法作为直接依据进行裁判，这是理之自然。”从法律的角度进行研究成为目前学者们研究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的一个重要视角。

第三篇：第十一节其他其他食用菌栽培

第十一章其他其他食用菌栽培

灵芝栽培

野生灵芝多产于我国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及河南、河北等省共四十一种。比较常见而著名的除红灵芝外，还有紫灵芝、松杉灵芝、黑灵、紫光灵芝等。

自古以来，我国就把灵芝视为“长生不老”、“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流传着许多美妙而动人的故事。灵芝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明朝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灵芝有“益心气、“入心生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肝气”、“利关节”等功效。东汉的《神农本草经》也记载着灵芝气味“苦干无毒”、主治“胸中结、益心气……”灵芝虽然不是长生不老的药，但确实能治疗多种疾病，是滋补强身，抑制身体异常以恢复正常功能的食用药或健康食品。

第一节 概述

一、俗称和分类地位

1、俗称

又名灵芝草、木灵芝、红芝、赤芝、万年蕈和灵芝仙草等。

2、分类地位

属担子菌亚门、层菌纲、多孔菌科、灵芝属（Ganderma）。

二、食药用价值（八大作用）

1、抗血栓形成

2、提高免疫力，有抗癌防癌的作用（多糖）

3、使血压正常化，强化造血作用

4、能防止动脉硬化

5、使中枢神经等躯体机能保持平衡

6、改善高血脂

7、有镇痛作用

8、延迟细胞衰老（有机锗）

现代科学家对灵芝药用价值的研究发现，灵芝子实体最珍贵的成分之一是有机锗，是人参的4～6倍，即800～1000mg/kg。锗能使血液循环畅通，增强红血球运送氧气的能力，促进新陈代谢，延缓衰老，并能与体内污染物、重金属相结合而成为锗的有机物排出体外。二是灵芝含有高分子多糖。它能强化人的免疫能力，提高人体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在防癌治病中发挥良好的作用。其它有益成分如甘露醇、麦角甾醇、三萜等。目前灵芝又被制成灵芝保健品。灵芝保健食品以及灵芝猴头膏、灵芝片、灵芝酒、灵芝精等药物，在国内外均有供应。在国外还有“锗泉源”、“广效”、“特效”等灵芝产品。

三、其它价值

1、美容作用

有助于消除皮肤皱纹、褐斑和雀斑，避免发生青春痘，同时还有减肥的作用。如：灵芝胎盘洗面奶、灵芝美容膏等。

2、观赏价值

颜色鲜艳，形体多姿，造型奇特，古朴典雅，具有极高的观赏价值。如：盆景、工艺品

※<标题二>

第二节 生物学特征

一、形态特征与生态习性

（一）形态特征

1、菌丝体

灵芝的菌丝体呈白色绒毛状。在显微镜下可见其表面分泌一层白色结晶物，为草酸钙结晶，有锁状联合。

2、子实体

质地：木质或木栓质。形状：肾形伞状体。颜色：红、紫、黑色等。以红芝为例：

菌盖：肾形，红褐色，表皮具有一层漆样光泽，表面有环状棱纹和辐射状条纹。菌盖下面有很多针头大小的管孔，管孔内壁上着生孢子。

孢子：褐色。

菌柄：圆柱状，侧生，少为偏生，暗红褐色至紫褐色，表面也有漆状光泽。

（二）生态习性

夏季、秋初生于阔叶树的树桩和周围地上，有时也生长在针叶树的树干上（松杉灵芝）。

二、生活条件

1、营养

灵芝属于木腐菌。

需要碳、氮、矿物元素、生长因子（维生素B1）等营养。

2、温度

灵芝为高温型的恒温结实性的食用菌类。菌丝体最适温度：26～28℃左右 子实体分化最适温度：22～28℃ 子实体生长最适温度：25～28℃

若温度低于18℃，原基就会变黄僵化，不能正常分化。

若长期处于30℃培养，虽然子实体生长较快，发育周期短，但质地不紧密，皮壳的光泽也较差；超过33℃子实体甚至死亡。

3、水分和湿度

灵芝是喜湿性菌。

培养料含水量：60％～65％； 菌丝生长期，空气相对湿度70%左右 子实体生长期，空气相对湿度85%～95%

4、空气

灵芝是好气性真菌。菌丝体阶段需少量的氧气，但子实体分化和生长发育阶段则需要大量氧气。

生长环境通气好，子实体易开片，柄短，盖厚，圆整。

缺氧时，对菌柄生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菌盖生长有抑制作用，导致灵芝畸形，如脑状或鹿角状，或甚至不长菌盖。

因此，栽培灵芝时，一定要加强通风换气。但要注意处理好通风与保湿的矛盾。

5、光照

灵芝是喜光性菌。

菌丝生长期：黑暗条件（强光明显抑制菌丝生长）子实体分化和生长：一定的散射光

光线不足：子实体小，盖薄，且无光泽；光线过暗会造成鹿角状分枝的畸形灵芝。

灵芝具有明显的趋光性。其菌盖向透光面或强光面展开。因此，在菌盖生长期间，不能任意调动瓶子（菌袋）位置，否则会造成畸形灵芝。在生产上也可利用这一特点，用光诱导法，使灵芝定向生长，成为千姿百态的观赏盆景。

6、酸碱度

灵芝喜在弱酸环境中生长 最适：pＨ4.5～5.2

※<标题三>

第三节 常见的栽培品种

目前常见的灵芝主要按颜色分为赤芝、青芝、黑芝、白芝、黄芝和紫芝等六种。以赤芝品位较高。

※<标题四>

第四节 栽培技术

采集野生产品 段木栽培法

代料栽培法：瓶栽、袋栽、室外大床栽培

段木栽培法特点：生产周期长（从接种到长芝需要2～3年），产量较低，但质地坚厚光泽度好，售价较高。

代料栽培法：生产效益高。袋栽灵芝生产工艺流程为：

菌种制备→确定栽培季节→原料配制→装袋→灭菌→接种→发菌→出菇管理→采收

灵芝袋栽主要有段木栽培法和代料栽培法。代料栽培法生产效益高，应用广泛。代料栽培法又包括瓶栽和袋栽，两者生产工序基本相同，不同只是容器的改变。瓶栽灵芝出菇早，污染少，成功率高，缺点是子实体较小；而袋栽灵芝产量高、品质好、个体大。

袋栽灵芝生产工艺流程为： 菌种制备→确定栽培季节→原料配制→装袋→灭菌→接种→发菌→出菇管理→采收

1、菌种制备

选择优良菌种、制备足够量的菌种 好的菌种，接种半个月就可以形成子实体。菌种的好坏对子实体形成的迟早和产量高低关系密切。因此，生产上必须选择和制备优良的菌种。

2、栽培季节的确定

生产季节安排对灵芝的生产产量、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

安排恰当，灵芝能良好生长，子实体个体大、质坚、品质好、产量高；反之，子实体发育不良。

一般在夏季、秋初 长江流域：5月上中旬（制种在4月上中旬）

3、培养料的配制

培养配方的选择→培养料的处理→拌料→装袋→打孔→清理袋口粘着物→扎口

4、灭菌

装锅：袋与袋留有1cm左右间距，不要太紧。

常压蒸汽灭菌：100℃以上维持8～12h，停火后在焖一夜。高压蒸汽灭菌：1.5kg/cm2压力以下，维持1～2h

5、接种

消毒：①无菌室或无菌箱熏蒸；②接种工具和手表面消毒；③灼烧消毒。

6、发菌

前期处理：培养室消毒及排放菌袋。（1）温度：27～29℃。

（2）湿度：室内相对湿度维持70%左右。（3）光照：避光。

（4）通风：菌丝生长后期要加强通风。

7、出菇管理

时机：培养料中有子实体原基或长满菌丝

开口：剪开袋口，袋口不要太大；或打孔出菇。定蕾：每袋1~2个菌蕾。（1）温度：25～28℃。

（2）湿度：室内相对湿度维持90%~95%。（3）光照：大量的散射光。

（4）通风：加强通风，每天早晚开窗1～2h。注意：温差勿大，勤喷水、少喷水、轻喷水。

8、采收

时间和特征：灵芝子实体边缘生长圈消失，即边缘颜色变成红褐色，菌盖开始木栓质时，就可采收。方法：采收前5d不要喷水，采收用手轻轻向上一提，或用剪刀剪下。录相：灵芝栽培技术

茶树菇栽培

一、茶树菇的生物学特性

（一）形态特征与生态习性

（二）生活条件

1、营养：茶树菇属于木腐性菌类，利用纤维素的能力较强，利用木质素的能力较弱。

2、水分及温度。茶树菇菌丝在培养料含水量65%～70%时生长较快。

3、温度：茶树菇是一种中温型的恒温结实性食用菌，菌丝最适生长温度为24℃～28℃。子实体生长最适温度20℃～25℃照。

4、光线：菌丝生长不需光线，子实体分化、生长需要散射光

5、空气：茶树菇是一种好气性真菌。发菌期和出菇期均需要有良好的通气条件。

6、酸碱度：菌丝生长最适PH为5.5～6.5.二、栽培技术

1、菌种制备

2、栽培季节的确定

3、培养料的选择

4、拌料或培养料发酵

5、装袋与灭菌

6、接种

7、发菌

8、出菇管理

9、采收

10、后期管理

姬松茸栽培

一、生物学特性

（一）形态特征与生态习性

（二）生活条件

1、营养：属草腐性食用菌。

2、温度：属中温型食用菌。姬松茸菌丝生长最适温度以23℃～27℃，子实体分化和发育的温度为16℃～26℃，以18℃～21℃最为合适。

3、水分和湿度：培养料的含水量以60%～65%最为合适。出菇期菇房空气相对湿度以85%～90%最好。

4、酸碱度：菌丝生长培养基的PH为6.5～7.5。

5、光线：菌丝生长不需光线，原基分化和子实体生长发育需要一定的散射光刺激。

6、空气：属好气性菌，菌丝生长及子实体分化发育均需要充足的的新鲜空气。

二、栽培技术

1、菌种准备；

2、栽培季节确定；

3、培养料的选择；

4、培养料的发酵；

5、铺料、播种、发菌；

6、覆土及覆土后管理；

7、出菇管理；

8、采收、后期管理。

第四篇：公共权力的腐败及其治理

【摘要】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公共机构行使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力。但是，在政治权力运行中，因诸多原因产生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腐败。因此，要预防和克服权力腐败，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衡，健全民主政治机制，完善监督体制。从根本上预防腐败发生和蔓延。

【关键词】公共权力；腐败；治理

公共权力是指人民赋予公共机构行使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力，但是，随着公共权力的使用，以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就应用而生，公共权力腐败由此开始。由于它支配着巨大的垄断性资源，公共权力主体可能会使公共权力表现出扩张的内在本能，容易背离“公共权力的行使应以公共福利为目的”的初衷而产生政治腐败。通常表现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不是按照法律规范与政治公德谋求公共利益的实现，而是谋求私人和小团体利益。

一、公共权力腐败的现状

（一）公共权力使用上的腐败。公共权力的腐败通常是以权力来做交易、通过权力的作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从***的案件就可以看出，把权力归于个人，就可以谋取个人的利益，满足个人私欲。

（二）金钱上的腐败。公共权力的腐败一般是以金钱获取利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个人的私欲最终也是通过金钱来满足的。他们往往被金钱所诱惑，不择手段地捞钱，成为金钱彻底的奴隶。

（三）用人上的腐败。选人不凭才干，用人不凭实绩，荐人不凭公认，任职不依程序，把用人看作是自己家事一样，用所谓自己的人。

二、形成原因

（一）主观方面：

1.丧失信仰。丧失信仰在那些落马领导干部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对信仰的背叛是导致他们开始堕落或者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

2.角色偏离。自我权力无限膨胀，领导干部对自己“一亩三分地”范围的权力行使已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3.自律瘫痪。领导干部既是政治人，也是社会人。政治人的角色要求他们必须降低、限制自我欲求，服从服务于职位权力的要求，但由于个体放松自我约束力，放任私欲膨胀，最后走向角色背离。作为“政治人”个体意志力的衰退和自律机能的瘫痪，作为“社会人”自然欲望的膨胀最终让领导干部落马。

（二）客观方面：

1.制度不到位。制度是预防腐败的重要保障。中央颁布实施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纪委“廉政建设”若干规定》等很多相关制度。但现在的突出问题在执行上。制度要落实就必须符合实际。由于人们认识事物不可能一步到位，社会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任何制度都会有不完善甚至过时的地方。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加以修改。可是一项制度出台后，往往就很少有人去研究它本身的缺点和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无法执行也不去修改。

2.监督“挂空挡”。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目前我们有一系列监督形式，如司法监督、政府内部监督、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网络监督等等。可问题是为什么监督效果不佳？

暗箱操作，不好监督。监督必需知情，不论哪种监督，离开了对情况的了解，监督就无从谈起。现在有些领导对上级的要求、政策，不向群众宣传，决策不走民主程序，领导虽是公众人物，但不愿把自己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置于阳光之下。虽然要求政务公开，但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总是阳奉阴违，欺上瞒下。

三、治理措施

公共权力的腐败有以上很多原因，但是根本原因是对公共权力缺乏制衡。所以，遏制腐败，必须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要真正制约与监督公共权力，最关键的是健全民主政治机制，实行阳光政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在相当程度上会减少暗箱操作的运作空间，“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公开透明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监督。

在政治生活领域，信息不对称往往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为公共权力腐败提供便利。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控制着公共信息的发布方式、时机，一般群众无从检验所发布信息的准确度，只能充当被动受众的角色。因此，要预防和克服权力腐败，必须建立一套公共权力信息透明制度，尽力推动信息对称状态的达成。当公共权力公开运行，公共权力信息为社会绝大多数人所知晓时，腐败行为自然就很难得逞。

必须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制度。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纳入政务公开的重点范畴，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加大信息发布的力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进阳光政务，努力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公开化，真正把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置于普通群众的监督制约之下，防止公共权力失衡、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

此外，反对腐败，监督是关键。通过决策监督和执行监督、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的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机构监督和个体监督等各种手段的有机结合，大力培植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强化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化监督，扩大体系外监督在监督中的比重，实现与体系内监督的对接，增强监督合力，使各种公共权力合法、有序地在各自的轨道内运行，从而形成强大的外在纠偏功能。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定会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惩治和预防公共权力腐败的方法体制，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当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其内容和形式，使之发挥更大的威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

第五篇：公共权力运行改革研究

公共权力运行改革研究

[摘要]公共权力关系内外结构的全面改革，是科学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它可以推动公共权力结构改革的制度现代化进程。将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的制度更新任务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工程，必将形成有效制约并促使权力正常运行的“制度之笼”，规范权力运行，开启清明简政的新时代。

[关键词]公共权力；权力关系；国家治理体系；全面深化改革

2013年1月22日，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斗争的深化是此次讲话的中心与重点。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党的建设的重大任务。在讲话中，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全面加强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加强反腐倡廉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深化腐败问题多发领域和环节的改革，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可见，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全面改进反腐败机制与制度建设，是全面改革公共权力运行的突破点与切入点。

以此为开端的公共权力运行改革与反腐败斗争在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有了更为系统的要求与体现。关于公共权力运行改革与权力监督体系构建，《决定》在第十个方面，即“强化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中给出了如下提纲挈领的要求：“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规范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职责权限，科学配置党政部门及内设机构权力和职能，明确职责定位和工作任务„„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健全改进作风常态化制度”。创新与改革权力监督体系，加强反腐败机制的建立，在总书记的论述与《决定》的要求中都落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如何打造科学合理、严密有效并且适宜长期运行的“制度的笼子”来约束权力，使公共权力的运行步入正确的轨道，以减少异化公权、侵犯私权等腐败的负面结果对国家整体改革进程的影响，则成为公共权力运行规制的重中之重。

规制公共权力运行，完善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建立长效常态监督与反腐机制，规范公共权力边界，将权力置于怎样的制度之笼、如何让“制度之笼”长效地运行是公共权力监督与规范制度建立应当深入考虑的重点问题。为公共权力打造规范合法的“制度之笼”的同时，相关配套制度体系的建立也是“制度之笼”能够长效运行的重要外部环境条件。权力的“制度之笼”持续奏效的外部环境，亦是国家治理体系构建的重要内容。现代权力运行制度体系所依靠的不仅仅是权力运行体系自身的建立与规范运行，相关国家治理体系中其他部分的改革与制度体系建立，更是权力运行体系所依靠的大的国家改革制度环境。因此，厘清中国公共权力运行现状即存在的问题，针对现状反思制度建立与改革完善的细则步骤，更为符合权力运行改革的现实。

一、中国公共权力内外关系现状：含混不清

中国公共权力内外关系含混不清的现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关系边界不明晰；公共权力内部关系边界不清晰。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要明确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边界，明确公共权力的内容和范围，具有针对性地打造约束公共权力的“制度之笼”，才能有的放矢地制定并且建立保障合法私人权利的配套法律法规与实际操作的制度政策。

首先看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边界区分。有关权力边界的界定与外延之研究，有学者曾提出这样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从调整范围和对应关系来看，主要有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或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国家权力是通过依照宪法和法律程序组成的政权机关的活动来实现的；政党和团体权力则是通过发挥组织领导作用、监督保证作用和参政议政作用来实现的„„作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转化形式，国家权力是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一种强制力量，主要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实际生活中，国家权力总是与一定的组织机构相联系，离开了一定的组织机构，其存在就失去了凭借，其运行就失去了载体”。其中所谈及的社会权力则是指“社会主体以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而产生的影响力和支配力”，并且在论述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边界的同时，谈及国家与社会的三种关系状态下，何种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模式能够较为有效地抑制公共权力的异化，防止腐败的发生，即“社会对国家的独立状态。社会对国家权力有一定的制约和监督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我国现阶段正处于现代化转型阶段，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的分离初现雏形，但仍将处于相互影响、难以明晰分离的状态，据此，欲通过完全的社会治理体系的系统式监督约束来防止公共权力异化现象的发生与滋长，并不十分符合当前国家发展的转型实际。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仍存在模糊不清、难以明确分离的领域。也就是说，公共权力运行所发生作用的公共领域、公共事务与私人权利运行发生作用的私人领域、私人事务还存在重叠部分，不能完全划分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为基本依托的国家治理体系中，“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的实际涵义或日特定涵义是“对社会事务（包括部分政治事务或国家事务和几乎全部社会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组织和公民自我管理或平等管理的“社会管理”或“社会治理”。社会治理体系没有完全独立于国家治理体系的状态，也是公共权力难以与私人权利明晰划分的重要原因。由此，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难以分离，产生公共权力向私人权利领域渗透，私人权利运行的社会权力领域又不能对公共权力领域产生制约、监督的作用，权力作用范围划分的不合理造成权力运行无边界、乱边界的结果，长期此种的权力运行模式加深了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本就含混不清的作用边界。

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运行作用的边界模糊，对于公共权力的制约和约束来看，在对权力的具体界定、针对性的运行、制约以及监督机制的建立，如果不能以明晰公共权力边界为前提，也就是说，不能将公共权力明确地与其他权利相对独立分开，就难以建立真正长期有效并且具有针对性、合理性的制约和监督制度，打造出的“笼子”材质与强度、作用与力度再高，“笼子”中关住的并非所要规制的公共权力，所进行的制度改革也将是事倍功半，难以奏效。同时，权力边界的模糊对于私人权利来说，公共权力具有权力天然扩张的属性，其无边界、无约束地在私人领域扩张与渗透，对于私人权利领域的健康发展会造成负面影响，私人组织失去应有的空间。公共权力带有组织性的扩张导致机构与体制膨胀甚至冗沉，行政管理与社会治理工作失去活力，运行效率低下，最终使私人权利运行范围萎缩。传统的全能型国家管理模式的弊端使私人领域发展僵化，社会治理体系难以生长，更难以发挥对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作用，又给权力寻租、公共权力异化提供了孳生的土壤，权力的“制度之笼”的打造更难以谈起。

检视了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再来看公共权力的内部关系存在的问题。公共权力的内部关系可以从两个方向进行观察。一是纵向上，从中央到地方的行政权力与职能的划分问题。当谈到涉及权力结构与行政体制改革时，反对全能主义政府模式的呼声都很高，对于“有限政府”的“有限权责”这一基本观点与改革方向基本达成了共识，“全能政府”“全能包办”的效率低下、收效微弱、执行偏差也不需赘述。全能型政府模式是国家塑造社会，资源分配、制度供给、政策输出均是国家给予社会，所谓的社会治理体系亦是国家治理过程中全权负责打造全程。而在明确了全能主义政府治理的弊端后，就应调整改革方向，避免给弊端发挥作用提供空间。有学者研究提出，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有限责任政府”，“实际上我们政府职能的错位，之所以承担了‘无限责任’是因为它包揽了‘无限权力’，争权、揽权、扩权成为政府的顽症”。在中央一级的高层的公共权力与职责划分与审查时，就要做到有原则、符合行政与治理实际的权力规制管理。在考量与地方进行权力划分、权责下放的前提时，也应当明确对高层的公共权力的规制与管理，这是“放权”有序、有力、有方向、有目标的关键。

如同正在进行当中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近10年来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国务院分六批共取消和调整了2497项行政审批项目，占原有总数的69.3%，各地方政府也不断加大改革力度，从而有力地促进了政府职能转变，促进了依法行政，促进了反腐倡廉，促进了行政效率的提高。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的“2014年重点工作”中，明确提出行政体制改革的深入工作将如期开展。“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全面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自我革命”式的简政，其过程即是放权，短期来看，放权简化明晰了中央政府的工作范围与行政权力的边界，为地方政府进一步进行权力结构优化提供了必备基础；从长期看，更是国家治理体系、公共权力体系结构优化、现代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前提与良好的开端。

二是从公共权力内部关系体系结构的横向关系来看。首先，与公共权力的行使直接相关的事务，含立宪、选举、立法、行政、司法、军事、政党、压力集团等事务被称为“政治事务”。那么，在公共权力体系内部直接与“政治事务”相关联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等主要的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则更需要明晰划分。谈到打造约束权力的“制度之笼”，实则为外部关系的调节与监督约束，相对于公共权力内部的制衡与监督来说仍显被动。内部关系规制的制度建设既应当最大程度地避免如行政权对于立法权、司法权的消极干预，也应当塑造适合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相互监督以促进行政效率与执法过程现代化的配套运行制度建设。中国长期以来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因此，中国公共权力的内部关系结构体系中，党政权力的横向关系有待明晰，亦是公共权力内部关系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中国的党政关系而言，由于中国民主革命不同于西方国家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道路，虽然改革深入至今已到转型攻坚阶段，但革命历史以及国家建设初期留下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痕迹仍有遗存。因此，在现阶段党的政治领导职能与国家机关的立法、行政、司法职能划分虽逐渐显现清晰，但党组织与人大、政府、政协、司法机关、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等活跃在公共领域的掌握公共权力主体之间的权责划分仍存在重叠现象，党组织对于其他公共部门的领导方式仍需更为科学、合理的制度规划来使其更为有效地运作。在保证掌握公共权力的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以及公共部门的正确政治方向和正常的机构运转前提下，职能、权力以及责任的划分也是公共权力内部横向关系结构调整需要考量的重要方面。

二、厘清中国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

打造约束公共权力规范运行的“制度之笼”，在理性审视了中国当前公共权力内外部关系为基本前提的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来厘清中国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即厘清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的边界成为打造“制度的笼子”的首要问题。厘清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边界的有效方法，一是限制公共权力的运行范围和运行方式，二是有效合理地保护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基本权利的行使范围和主要内容。也就是说，明晰划分中国当前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边界的总体思路是，明确划分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的作用与运行范围，在建立明晰的边界这一基础之上，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社会权力与公民权利来制约国家治理体系主体之公权力，即执政党和政府的权力。

欲将社会权力塑造成制约公共权力的“制度之笼”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要做的重要工作就是将两者明确区分开来。由于公共权力行使与运行基本依托于公共组织的组织化结构和职能以及法律赋予公共部分、公共组织的责任，培养“有限责任”观念的现代执政党与政府即是明晰权责的首要工作。基于中国当前处于改革转型期的攻坚阶段，社会经济生活以及公共政治生活中，“政治事务”与“社会事务”仍然也确实存在交叉重叠、难以明晰分离的状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改革公共权力结构，打造规范权力运行的“制度之笼”以严厉打击公权力异化、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并且不为权力异化等腐败提供滋生的土壤，这一制度改革和创新建设，是任务艰巨的系统工程。因此，能否科学建构权力运行的依托结构、能否使联系紧密的机构职能重新规制、清理重组，制度设计者、制度执行者以及制度监督者的“有限权责”观念需要扎实确立。其次，厘清公共权力边界与权责范围。即将行政权力等具有高度执行力与强制力的公共权力规制于行政权力运行范围内，自上而下地逐步实现并严格执行政企分开，逐渐减少行政命令式的公共权力直接作用于经济领域内的企业经营范围，给市场经济的自主调节留出合理的自由活动空间，给企业以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规制、自我发展的生存与成长空间。优化升级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政策手段，使市场的自主调节以具有高灵活性、强适应性、强调节性与反馈性的国家宏观治理政策与机制为发展软环境，逐步将僵化的硬性行政命令抽离市场经济中各个企业主体的发展，以立法建规的形式规制企业的合法经营与经济行为的空间，从制度与机制运行的设计上给市场留出保持活力又不失正确方向的活动范围与发展空间，逐渐结束行政权力等公共权力对于市场的直接干预，从而理清市场与政府的权责范围。其三，为社会治理体系独立成长提供合理环境。深入了解现阶段我国社会组织的实际发展情况，规范社会组织发展，提供其自我组织、自主治理的良好制度环境，优化公共领域的职能划分，尝试在部分领域放开由社会组织作为治理主体来参与社会服务的提供以及公共资源的管理，发挥社会组织的优势以避免在部分公共领域的政府失灵、市场失灵。

明晰并且厘清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接下来需要关注的改革工作就是，有效合理地保护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基本权利的行使范围和主要内容。针对当前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整体转型期的阶段性特点，国家治理层面的“政治事务”与社会治理体系治理层面的“社会事务”尚未明晰分离，欲将公共权力的外部关系边界划分清晰，所要着手的工作重点之一就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将纯粹的“政治事务”与“社会事务”相分离。经济领域中经济组织活动要以企业以及各种类型的经济组织为主体主导经济领域的正常运转；社会公共生活中也应当给予基层群众组织、各类型的合法社会组织以主导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权利。在公共福利提供、区域内公共资源管理、公共活动开展、公共组织自治等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即公民个人、非公共部门、非公共企业、非公共事业单位以及非营利组织活动的主要领域中，这些主体所能够承载并且担负的职能与责任留给以上主体进行自主治理、自主发展、自主监督。公共权力作为合法的强制性权力后盾，其运行应当在高层制度与基层运作制度中规范进行，为公共领域的现代化转型提供结构功能改革的切实分离的实际条件与法律环境。将基层群众组织以及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已经担负并且有资格担负的社会治理功能划分到公共领域中，给社会组织自我治理、自我发展以有序有理的组织化运作形式，逐步培养现代的自治自律自主治理，并且逐渐通过自主治理的组织化程序与规范化制度，利用组织的结构与功能优化逐渐承担社会治理的职能，使强制性的公共权力从社会事务主要领域逐步分离出来的过程中可能引起的不稳定性因素降至较低的程度，在保证社会稳定有序发展的前提基础上，通过国家治理体系、法律体系、制度体系以及权力运行机制的保障，保证公民个人与社会组织的合法权利行使。由此，在社会权力能够正常运转并且得到保障为前提，才能使之成为监督并约束公共权力无序扩张的重要力量，为规制公共权力的“制度之笼”提供必不可少的组成“材质”以及笼外的第三方监督力量。

三、厘清中国公共权力的内部关系

打造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制度之笼”，预防并且治理既已发生的公共权力异化与腐败，从来就是一项系统工程。若将公共权力的运行与治理看作具有独立特定运行规则的子系统，厘清公共权力外部关系的工作，就是将这一系统在系统边界上与其他权利系统划清边界，这既是减少系统间不良干扰的前提，又是系统内良好运作的基础。关于厘清公共权力这一系统的内部关系，即厘清公共权力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边界，可供参考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构建科学的党政关系模式。构建相对独立的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的现代“立法一行政一司法”关系模式，其最终所要达到的目的与系统内核即为用政党权力来制约政府权力，用政府权力来制约政党权力，在主要的公共权力之间，用立法权来限制行政权和司法权，用行政权来限制立法权和司法权，用司法权来限制立法权和行政权。

首先，构建科学的党政关系模式。在构建现代的党政关系模式中，要注重处理执政党与政府的关系，即明确领导职能与管理职能的区别与各自的属性，执政党应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地领导一切国家治理事务，逐步转变成领导正确的发展方向，负责把关总体路线方针与政策，逐渐改善“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这一革命时期特殊的领导管理形式在现代国家治理中的弊端。党政分开、明晰党政各自职能并不意味着削弱党的领导，如英国著名政治学家欧内斯特?巴克所说：“政党是把一端架在社会，另一端架在国家上的桥梁”。执政党作为密切联系群众、具有高度组织化、严格纪律性的政治组织，要明确其基本职能是领导职能。“领导职能主要是政治性的，在于组织和动员民众，在民众和国家政权之间建立政治沟通机制；在于进行利益表达和整合，通过正常渠道向国家机关提出立法建议和输送领导成员”。而政府的管理职能则不仅仅包括政治性的管理职能，还要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负责。执政党在国家的政治公共生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通过对政治方向与国家发展方向的掌握来领导国家治理的运行，而非细致深入到国家机构运行的各个分支系统进行直接的事务性执行。此外，党政关系的现代化改革还要结合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中党和人大的关系构建、党与司法机关的关系构建以及党与参政党、群众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构建作调整。

其二，构建相对独立的立法系统、行政系统和司法系统，将公共权力的主体部分进行系统内的明确划分，形成系统内权力制约。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权力规制方法，始于西方的分权制衡理论与历史实践。“孟德斯鸠主张立法权属于代议机关，行政权归国王，而司法权属于独立的审判法院，三种权力分立并相互制衡；要防止滥用权力，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形成一种能联合各种政治力量，又能使它们彼此调节配合并相互制约的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理论在美国首先付诸实践，1787年制定的联邦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国家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由国会、总统和法院分别行使，相互制约”。分权制衡的实践与理论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来已久，此种分权制衡以达到权力相互制约的思路可供借鉴，但要考虑不同的历史环境背景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社会现实。公共权力系统内部的结构优化，尤其是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合理配置需要符合现阶段国家治理权力的运行状况和总体改革目标，更要规制权力使之合理合法运行，逐渐运用制度法律来治理权力运行，逐步摆脱“人治”的传统模式及其诸多弊端。相关研究曾指出，“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遵循精简、统一、高效原则，对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使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制约。在厘清权力事项的基础上，合理分解配置一把手的权力、重点岗位的权力、上一层级的权力，从制度机制上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和扩张甚至滥用，通过优化权力结构为打造制度的‘笼子’奠定基础”。建立以立法权、司法权与行政权为系统中心的立法系统、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不仅要厘清这三类权力的边界，各自系统内部权力的划分也尤为关键，可见，厘清权力边界无论在处理公共权力外部关系构建还是打造权力内部系统过程中，都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思路。中国国家治理体系中应当以全国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即我国法定国家权力机关，最高及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即法定国家司法机关，国务院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即法定国家行政机关为立法系统、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构建的中心，增强人大即立法系统的立法创制职能，强化两院即司法系统的监督职能，改进政府即行政系统的执行职能，针对三个相对独立系统的相互监督、相互制约建构规制公共权力的笼子。

其三，要构建科学的中国特色的现代“立法一行政一司法”关系模式。理顺立法、行政与司法的权力关系，构建系统之间合理的模式亦是保证将公权力关进“制度之笼”的基础性工作。多数学者认为在提倡打造关住权力的笼子时，应当重新审视并且足够重视制度建设的刚性，“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完善制度、制约权力，做到依法确权、依法限权、依法用权，用法律监督制约权力”；还注重制度笼子的惩戒性，做到“出笼”必受惩，对腐败行为要零容忍，“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搞“网开一面”和“下不为例”；更要注重“笼子”的科学性和严密性，“要从实际出发制定制度，注重解决实际问题，使制度既在理论上站得住，又在实践中行得通”，“合理设计权力行使流程，杜绝权力寻租可能，形成权力的封闭循环系统，单项制度各环节或相关制度之间要形成反馈环路，确保各项制度彼此衔接配套、环环相扣，使权力授予、行使、监督全过程和各环节都有制度规范，形成用制度管权、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深入思考以上制度改革的逻辑进路，正是从立法系统、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主要职能人手为“制度之笼”的设计提出原则上的更新与严格的严密要求。由此，“制度之笼”的设计原则、依据的法律、执行的标准、实行的效果以及成果的反馈等整个系统工程，都需围绕着立法系统、司法系统与行政系统的关系模式更新来创制完成，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前提前下，中国特色的“立法一行政一司法”关系模式不能也不需要照搬西方的分权制衡机制，在充分利用现有国家公共权力机构的结构重组与职能优化的基础上，保证立法系统的权威性、法律的严密性与严肃性，加强司法系统的合法有效的执法力度，强化严厉的违法违纪惩戒制度，细致化、刚性化行政系统的执行标准与执行效果，狠抓政策施行的终期效果，使司法系统的反馈与惩戒得到立法系统的法律权威性保障，使立法系统的立法与创制工作得到司法系统的检视与执行保障，使行政系统的执行与贯彻得到司法系统与立法系统的有效监督并且能够给予立法系统有效的行政效果反馈。以行政系统事务问题I生为导向的工作方向为立法系统提供预见性的立法事项，以司法系统的监督与惩戒违法为行政系统的执行底线，以立法系统的立法工作为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事务处理和公民合法诉求提供权威的法律制度保障，即通过现代的“立法一司法一行政”系统的职能划分与关系调节保证公共权力内部的良好运行，又为公共权力外部关系的对接提供可执行的承接点。

四、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

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规范公共权力运行的改革的总体要求是，厘清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之间、公共权力内部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建构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有力推动中国发展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即坚持中国共产党政治领导的，由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限定的，各国家权力机关分工合作、协调配合、高效运行的各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

总的来说，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关系模式构建与公共权力内部关系构建，就是处理好国家与社会关系、执政党与政府关系、人大两院与政府关系。而将这几种关系的处理与改革置于中国当前改革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与复杂多变的社会经济发展现实中时，就需要考量更多的公共领域成长与发展的现实情况。我们要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与转型现实，中国国家与社会分离转型的开始与加速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当代中国的转型现实是，“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经历了从传统统治和管理形态向现代治理形态的转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的20来年里，私域和私利性的中国市场、家庭、个人和社会组织逐步从公域和公益性的国家、政府组织、公共企业和公共事业单位中分离出来；21世纪初以来的十多年里，半公半私性的社会组织即第三部门开始从私域和私利性的中国市场社会、公域和公益性的国家中逐渐分离出来”，经过数十年的改革转型，国家在经济与社会生活领域取得了相当瞩目的成就，但“至今国家的公共领域与市场社会的私人领域、第三部门的半公半私领域的边界尚不清晰，国家、社会和市场三种力量之间也无成熟的相互关系规则”。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决定》，为理顺国家、社会与市场的关系，厘清公共权力内外部关系，打造制度的笼子进行反腐败的系统工程提供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和可行思路。

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要在充分把握并且深入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基础上，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现实情况，知来路明方向进行有的放矢的改革。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是一项系统工程，以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的机制建设为工程基础的突破口与起始点，以规范化、常态化、动态化的机制更新与运行保障制度的活力与有效性。

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关系的厘清与明晰是保障公共权力关系系统协调运作的前提。在中国国家治理的政治事务与社会治理的社会事务尚未各自独立、完全分离的状态下，通过政治事务与社会事务、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等社会组织，在职能、权力、责任、地位、作用与关系上的积累性渐进式的分离改革是国家治理体系与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成长的必要举措，通过系统性、总体性、全局性的治理体系构建更是为公共权力关系系统提供建设与改革的制度与机制环境。规范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构建现代国家治理的必要部分，更是扫清公权私利违规操作、特权孳生的不良环境的关键步骤，亦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长期重要工作与长久目标。

建构中国特色公共权力内外关系模式，公共权力内部关系的厘清与明晰是公共权力规范化与反腐败工程的核心内容。厘清执政党、政府、人大、两院的横向职能与地位角色的划分，在功能责任领域明晰各自的地位作用，在职能的划分上做出基础性、保障性的关系改革工作。结合中国特色的政治形态发展实际，以执政党、政府、人大、两院的结构功能明晰作为纵向权力规制与下放改革的基础，理清中央与地方之间围绕党、政府、人大以及两院在领导系统、立法系统、行政系统与司法系统的权力清单与职能，使国家治理体系内部在有序地与社会治理体系逐渐分离的同时，用法律、制度、规则与运行机制来规制内部的权力、职能、责任等关系，建立真正切实可行并具有高度灵活反馈性的国家治理系统。用结构功能的理顺与更新式现代化，带动公共权力内部关系明晰调整，用清理特权、公共权力异化等腐败现象，严惩公共权力滥用、异化等不良行为作为严厉治理公共权力非规范运行的底线治理措施，通过累积性惩戒与治理能力的实践与锻炼，不断提升反腐败机制制度的威慑力、公信力，以此促进制度法律化、治理常态化、运行合法化的良性权力运行系统的形成。

打造制度的笼子关住权力、管好权力并且惩戒腐化的权力，核心的制度设计理念就是不再“以人管人”，要以符合法律法规、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权力运行规律的制度来约束人的行为，界定权力的边界，明确公共职务的权责范围，用制度的规范运行逐步代替人的治理，用制度的刚性规则来约束规范人在执行制度时的行为，用制度惩戒的底线来警示人在执行制度、行使权力时可能发生的违规违法行为，用对违反制度、触碰法律底线的“出笼”行为的严厉处理为制度的规制效果作为最低保障，真正打造“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这样科学严密、能有效严厉惩处违纪腐败行为的机制制度的建立，离不开顶层设计对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体系转型分离的总体把握，离不开攻克转型难题的共同信心和共同的制度信仰，树立系统工程性的制度化管人治世的现代反腐观念，在合理规划公共权力内外部关系模式、打造制度防腐的系统基础上，用科学合理的制度规范公共领域活动，合理进行权力结构的优化调整，下放社会治理体系能够进行自我管理的事务，将这一部分的权责投放入社会系统中，给社会组织以自律成长的空间，在公共权力内部体系自我规制制度作用的基础上，以社会治理体系中逐渐成长的社会组织这一第三方力量发挥其应有的监督作用，为公共权力制度体系提供一条有效并且广泛的监督与反馈保障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