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共5篇）

第一篇：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

鲁迅《故事新编》中历史人物形象流变分析

摘要：《故事新编》是鲁迅的最后一本小说集，它的创作时间长达13年，几乎横跨了鲁迅全部的文学生涯。在这本小说集中包含了作者对历史人物认识方式的转变，从“五四”前后塑造的以女娲形象为代表的“超人”式英雄，到“五四”退潮期《奔月》中后羿式的“彷徨”式英雄，直至30年代塑造的《采薇》中伯夷、叔齐一类小人物，其发展过程深刻地揭示了鲁迅对人在历史中地位认识的发展过程，即从开天辟地式的英雄，逐渐向世俗沉落，最终发展为被生活所牵制，充满世俗烟火气的庸人。这一过程也暗示了鲁迅某种世界观的转变。关键词：鲁迅 故事新编 历史人物 补天 奔月 采薇 英雄 庸人

1935年12月，已经接近写作生涯与个人生命双重终点的鲁迅，完成了他创作时间长达十三年，几乎贯穿其整个文学生涯的历史小说集《故事新编》。在这部据他自己称为“速写居多”，而“有一点旧书上的痕迹，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的“油滑”之作中[①]，鲁迅选取了自女娲补天后几百年发生在华夏土地上的神话传说与历史故事，并借尸还魂，希望以此来表达自己生于当前、处于乱世的种种独特生存境遇与思想感受。这本小说集内涵，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与鲁迅各个时期的世界观互为映衬的，它用具象的历史图解了作者抽象的哲学思考，在探讨世界的荒诞性的同时，也对人（尤其是文人）及其创造物文化在乱世之中的地位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在辛辣的笔调下透出了哲学思辨的幽深。

鲁迅在选择历史神话故事的时候有他自己的取舍标准。宏观上看来《故事新编》仿佛是一部专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流变的长篇论文，作者以女娲“造人”、“补天”作为开篇，以女娲这一巨人的形象象征新历史纪元的到来；而后的《奔月》、《理水》、《铸剑》分别以后羿、禹和眉间尺的故事作为典型，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蔓延于原始社会的英雄主义情结；小说集最后几篇重写了老子、庄子和墨子等生于封建时代初期思想家的故事，企图通过他们的经历来揭示文化对原始时代野性生存方式的规训以及知识精英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了达到完整表述古代文化史的目的，《故事新编》中的小说大多数以历史人

物为主线生发的。这其中包含着作者的写作策略，即以当时代表性的精神为切入点，将这一精神注入到某一闻名的人物之中，使他成为这一精神的代名词，通过他的遭遇暗示该精神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处境与地位。而经过深入观察，我们会发现所谓的当时社会生活，也不过是鲁迅生活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的缩影，二者在“乱世”的层面上找到了契合点，因此《故事新编》实际上用8篇小说完成了一个大胆的尝试：把原始时代与民国时代对应，将古代精神带入到现代社会，进而探讨这些传统精神在现代语境下的生命力问题。因此整体上小说集的立意就超越了“新编”，而走向了对整个民国“大文化”的思考层面。

然而这8篇小说的创作横亘13年，这期间由于种种经历，作者的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小说集在勾勒文化史过程中所持的文化立场，很难达到从一而终。事实上，如果我们纵观整本集子，会发现作者的思想大致以创作时间为界，分为三个阶段，即20年代早期的“补天”阶段，“五四”退潮期的“奔月”阶段，以及30年代的“采薇”阶段。作者在这三个阶段中有着不同的文化立场，而这种立场的变化又是通过对历史人物形象表现出来的，下面本文将分别讨论在这三个阶段的创作中，鲁迅对小说主人公所持的文化态度，进而探讨鲁迅终其一生文化观的转变。

一、“补天”时期：“大胆创造”的超人

《补天》写作于1922年11月，据鲁迅回忆该小说原先以《不周山》为名收录于小说集《呐喊》，后来由于与成仿吾论争的原因，“《呐喊》印行第二版时，即将这一篇删除”[②]。说到写作动机，“也不过是取了弗罗特（今译弗洛伊德，编者注）说，来解释创造——人和文学的——的缘起”[③]。小说借助中国古典神话传说中女娲造人，补天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巨人化的女娲形象。小说的开篇，她从睡梦中惊醒，感到“从来没有这样的无聊过”，很显然在这里女娲的形象有了作者自况的成分，鲁迅曾以在铁屋子里面“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④]来象征在“五四”浪潮下最先呐喊的先觉者，他们面对着国家物质上，精神上的废墟，感到了无尽的痛苦与寂寥，因此必须发愤图强，创造国家美好的前途。无聊中的女娲便是这样的“创造者”，她“伸手掬起带水的软泥来，同时又揉捏几回”，因此便有了人类的产生，这里的人类是与前代所不同的一种存在，它是经过造物者创造而产生的，寄寓着某种希望，又或者可以理解为是现代思想革命之后由先觉者创造出的新人的象征。女娲的造人活动不曾停止，她“几乎吹完了呼吸，流完了汗”，而“还是照旧的不歇手，不自觉的只是做”，这是多么强大而又富有执着精神的创造者！小说中的女娲形象一方面是作者作为新文化先驱者的自况，另一方面也受到了尼采哲学中“超人”观念的影响。尼采认为“人应是被超越的某种东西”，是“连接在动物与超人之间的一根绳索”，是“过渡和没落”[⑤]。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必须要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因此才能不断向前进化，而这种进化一经产生，“超人”便产生了。这时候人类便分化为超人与庸人，尼采借助查拉图斯特拉之口，痛斥那些“为权力而做的肮脏交易和讨价还价”而奔走的庸人，称其为“贱民”。[⑥]而在《补天》中也明显可以见到这种超人与庸人的判然分别，与大胆创造，巨人化的女娲相比，那些渺小的“身上包着铁片”的兵士，“脸的下半截长着雪白毛毛”的智者，或者“顶着长方板”拿着笏板的朝臣，正是与超人般的女娲对立的庸人们。小说有一个讽刺性的结尾，一队禁军在女娲补天之后，看到危险已经消除，杀到女娲尸体旁边，选取了她肚皮上最膏腴之处安营扎寨，并声称“唯有他们是女娲的嫡派”。这一情节暗示着愚昧、懦弱而自命不凡的民族性格最终取代了超人，民族的生命力没有得到保持，反而走向败坏与衰退。因此，《补天》为我们展现的女娲，是一个具有查拉图斯特拉式超人气质的巨人形象。她觉醒于混沌之中，缔造万物；在世界陷入崩溃之时力挽狂澜，挽救众生，直至耗尽自己。她孤独而强大，不羁而偏执，以万物安危为己任，以世界存亡为天职，是作者心中完美的文化比征物。另一方面，这一形象又带有作者的自况意味，她象征了最先从几千年天朝上国迷蒙中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有女娲一样的济世之心，感受着女娲一样“无聊”的痛楚，甚至他们在女娲身上看到了自己为后人所捧杀的悲剧命运，念及鲁迅思想在当代社会中被人误解，被人任意解释的现实，作者这种先见之明真可谓沉重至极。

“补天”时期是作者文化观初步形成的阶段，这一时期他笔下的人物形象总体是乐观向上的。他们没有作者后来小说主人公身上发散出的那种忧郁彷徨气息，也没有安特来夫式阴冷的调子，人物主导色调趋于浓艳，明快。可以说《补天》创作于鲁迅历史文化观的“呐喊”时期，它的风格与《故事新编》后来的小说是截然二致的。

二、“奔月”时期：“彷徨”中的英雄

如果说《补天》深受“五四”精神影响，有强烈刺目的光芒，是《故事新编》中的“呐喊”，那么创作于“五四”退潮期的两篇小说《奔月》与《铸剑》则染上了浓烈的忧郁颓废色彩，是小说集中“彷徨” 的部分。

《奔月》化用了古代传说中嫦娥奔月的故事，而将主人公设定为古代英雄后羿。嫦娥奔月最早见于《淮南子》，情节非常简单：“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之奔月，托身于月，是为蟾蜍，而为月精。”[⑦]鲁迅在此基础上将故事加以生发，加入了嫦娥由于羿无法打到猎物而愤恼，以及羿的弟子逢蒙的背叛等情节，将一个失意英雄所能遇到的一切窘迫悉数托出，使人读后感慨不禁。

与女娲不同的是，后羿生活在一个英雄贬值的时代。如果说女娲的伟大体现在于“四极废，九州裂”之际，挽狂澜于既倒，那么后羿的悲剧在于他虽有英雄之质，却不逢成就英雄之时。他有自己光鲜亮丽的过去，曾经只身射杀“封豕长蛇”，但当不觉之中发现由于自己“箭法太巧妙了”，以致周围的野兽“竟射得精光”时，他竟陷入了无敌可对的窘态。射杀“封豕长蛇”的强弓，如今只能用来捕杀乌鸦麻雀。曾经叱咤风云的英雄如今就这样被现实拽回到了生活琐碎之中，况且还要整天面对妻子的不屑与弟子的背叛。逢蒙在射杀后羿未果而离开时的那句“你打了丧钟”准确地概括了此时后羿沉重的心态。后羿的不幸又不仅仅体现在由于庸俗环境而造成的敌手的缺失，还显现为亲人与学生的背叛。逢蒙是后羿的学生，但恰恰是曾经的弟子却秉持着“以其人之道，反诸其人之身”的信条，竟至对自己的恩师下手。在这里鲁迅与羿再在背叛这一点上感同身受，按照鲁迅自己的说法，逢蒙的背叛实际是暗讽了现实中沉钟社的高长虹，[⑧]而他也借后羿之口油滑地批评了现实中自己的弟子。总的来说此番过后，羿希冀在现世之中建功立业的“英雄梦”，由于环境的不理想，彻底地宣告破灭了。

而妻子嫦娥的奔月则终于彻底让这样一个高高在上的英雄沉降到了庸俗的现实之中。之前即使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即使是学生的背叛，后羿最终还有一条升天的退路。但是当他发现妻子在他之前已经吃掉了唯一的灵药奔月之后，他信仰中那种超然而高贵的意识终于完全地失落了，“他似乎觉得，自己一个人被留在地上了”，最终被甩在尘世平庸之中的，终归是自己本人。因此他将自己先前英雄的强烈自我认同转化为愤怒，对妻子奔向的月亮，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这里与其说后羿的利箭是射向月亮里背叛他的嫦娥，倒不如说是射向那月亮一般不可把握的英雄功名的自许。

后羿就是这样彷徨中的英雄，他怀着在现世功成名就的决心，有着取得功利的勇气，怎奈庸俗的现实无法承受他英雄的行为。他冀望与强者搏斗，但周围缺少真正的强者；渴望影响他人，改变他人，换回的却只是他人的背叛；甚至于超越现实的渴望也无法在现实中得到实现。这正是20年代后半期“荷戟独彷徨”的鲁迅真实的心理写照。在这里，前一时期“超人”一般的人消失了，剩下的只是挣扎于尘世之网中无奈的人，他们有所追求，却终无所赖，只得在徘徊之中耗干自己的生命力。

这种超人般的精神追求一旦落空，作者就有了复仇的冲动，因此《铸剑》中眉间尺的复仇故事与其说是向弑父仇人进行报复，倒不如说报复一个把人庸俗化的世界。眉间尺的父亲因为铸剑娴熟被杀，恐怕内里暗示的是现实对杰出者的吞噬。而复仇行动被加上了这样的痕迹，最终仇杀的快感也就被作者放大了，这就有了眉间尺，国王与侠客宴之敖三人的头在金鼎中互相咬噬的剧烈场面。

总的来说，“奔月”时期鲁迅的历史文化观与前一时期相比产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是之前秉承的“进化论”理想被现实无情的击碎了，这导致了这时期小说中的人物，往往在具有英雄强健身躯与不屈性格的同时，还带有深厚的自我阴影。这就决定了生于乱世的他们既有对不安现实反抗的一面，又有屈服于强大客观力量的延宕一面。他们在彷徨之中，苦于自己与他人的平庸，而最终依然无法摆脱自己深刻的精神危机。延宕的人物性格也导致了小说书写沉郁迟缓的叙事风格。另外，小说的人物虽然依然拥有超自然的神力，但是他们却无法独自用神性去实现自己的价值。[⑨]如果鲁迅早期的创作的取道是将知识精英以神话英雄为喻的话，写作《奔月》时暴露的英雄失落可能源于这一时期作者对文化精英看法的变化，“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⑩]。鲁迅逐渐抛弃了之前信奉的“超人”学说，将“超人-庸人”由之前的对立姿态转变为互相依存的状态。因此正如后羿虽然有着强健的体魄和超自然的神力，却依然不能在人间实现自己的价值，知识精英脱离了群众，也无法得到自我的实现。总而言之，《故事新编》写到了“奔月”时期，作者如同思考出走的“娜拉”一样，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进行了重新的审视。

三、“采薇”时期：似是实非的凡人

鲁迅经历了人生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先后创作了《补天》、《奔月》和《铸剑》三篇指向各异的小说之后，进入到30年代，创作又有了不同于前的变化。此时的鲁迅已经从彷徨中走出，加入了“左联”，投入到火热的社会斗争之中。因此这一时期是他的杂文时代，创作中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力度加大了。从另一个方面说，30年代中期的鲁迅生活在身体的病痛之中，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危机也促进了他对文化，对人生的思考，因此这一阶段的小说创作方面，能够寄托个人对世界人生思考的历史小说成了唯一的实绩。这体现在他的小说之中，就产生了以《采薇》为代表的《故事新编》第三阶段创作。

综观鲁迅在1934-1935年之间创作的五篇历史小说，会发现他选择表现的历史人物逐渐地从神话走向了现实。这五篇作品全部取材于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或事，鲁迅希望通过这样的手法，来探究现实中民族问题的历史根源。另一特点是小说主人公中知识分子的比重增加了，小说希望通过这些“新编”的历史故事，探讨知识分子在历史和当前社会中的作用，以他们的命运问题来反思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精英阶级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性。

小说中的人物从神话走向现实，这一点对人物塑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应该说之前的小说人物，无论是女娲，或是后羿，他们虽然境遇各异，但毕竟是神话中的英雄人物，作者从主观上都给与了他们健全的体态与性格，可以说是较完美的英雄形象。可是在后期这些小说里，这种英雄的完美形态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有缺陷的英雄形象，甚至于将这些历史人物还原为软弱的凡人。《理水》中的大禹是鲁迅塑造的最后一个历史英雄，但他的缺陷透过作品已一览无余。他接近草莽，生活简朴，与人民同吃同住；因地制宜，不墨守先人的治水方法，灵活机动，终于治退大水，保卫了百姓。大体上看上去这是一个具有现代气质的英雄人物，但小说在讲述其丰功伟绩的同时，也像《奔月》一样，将主人公放入尘世之网，将他还原为有烟火气的凡人，这就有了禹太太在禹回家时追至局里，谴责他“过自家门口，看也不进来看一下”。在他治退大水凯旋后，舜爷念其能力，“托他管理国家大事”，并下令“叫老百姓学禹的行为”。这时禹作为凡人虚伪庸俗的一面就逐渐显现出来，他表面坚持治水时期勤苦朴素的生活方式，以禁欲式的节制敷衍人的耳目，但本质里也努力迎合上流社会的奢靡风气，努力做到有限度的体面。“吃喝不考究，但做起祭祀和法事来，是阔绰的；衣服很随便，但上朝和拜客时候的穿着，是要漂亮的”。自我的虚荣心与社会风气的影响，使得他也融入了这个虚伪且华而不实的社会；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禹作为凡人虚伪的一面也由小说中这一刻画向我们展示出来。

如果说禹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治水英雄，有他的英雄事迹，那么鲁迅笔下的那些古代知识分子则大多被塑造成了现实中反复挣扎的庸人。在对这些先哲进行“新编”的时候，小说对他们的思想大都给予了冷静客观的评价。《非攻》里面的墨子可能是小说集中唯一正面的知识分子形象，鲁迅曾经说过：“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1]。作者透过墨子使楚，智退楚军的事迹，希望向我们证实，在先贤文化的理想之中，依旧存在着应当为我们继承发扬的“中国的脊梁”成分，墨子身上散发出的那种仁爱，悲悯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是在30年代大环境下作者所欣赏的精神追求，也是作为“精神界战士”的鲁迅自我的象征性比附。但小说的结尾却安排了墨子在使楚归途中在宋国的遭遇“比来时更晦气”：被搜检，被“募去了破包袱”，又遭着大雨被巡兵驱逐。这一方面暗示了作者对当时社会生活中庸人生存方式的不满，也含蓄地揭示了作为文化英雄的知识分子在乱世之中荒诞的生存地位。

与《非攻》中墨子形象塑造不同的是，其余几部小说中那些古代的思想家们虽然都有着济世的理想，但作者都对他们做了低调的评价。他们那些理想虽然或高尚、或超越，但无不在混乱的现实世界冲击下漏洞百出、丢怪露丑。这恐怕与鲁迅推崇的尼采哲学思考方式有着深切联系[12]，也蕴含着他对智识阶级在“美好生活”建设中合法地位的怀疑。《理水》里描写“文化山”上学者的生活，堪称是写尽了30年代上海文化界知识分子的众生相；《起死》中的庄子救活了500年前的骷髅，希望以“无为”的方式解决他的生存问题，怎知却被救活者所纠缠，摊上大麻烦，最后还是依靠自己的名望与巡士的解围才得以脱身。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在当时的中国，民族传统中那些非实用主义的、超越的思想因素，每当遇到现实就会露出其巨大的滞后力，最终危害到民族生命力的形成。作者还有意将中国的知识分子还原为现实中软弱的凡人，去除他们身上被文化修饰的那高贵的部分。小说《采薇》的主人公，“孤竹君之二子”，伯夷和叔齐，小说通过交代他们之前“让帝位”的经历，将两个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遗老形象勾画出来。他们谨遵儒家的“先王之道”，有着强烈的兼济之心，又兼有道家出世的理想，希望在乱世之中远离是非，退隐山林。可动荡的现实使得他们必须面对当时的混乱环境，并对自己的行为加以选择。因此，他们在看穿了武王战争“不义”的实质之后，努力劝驾，希望阻止武王出兵，但当他们的干谒行为失败，并且听闻了战事的消息后，道家出世思想又制约了他们的行为，他们愤而离开周国，隐逸首阳山，声称一生“不食周粟”。应当说，与民国时候战乱中的文人心理一样，儒家入世的与道家出世的思想矛盾，是制约他们行为与命运的最大张力。

可是这种“出世”并没有得到世俗的承认。在他们逃亡过程中，无论是半路遇到的“躬行天搜”的强盗小穷奇，还是来到首阳山后围观他们的山民，这些人都不理解他们的行为。人们或者玩笑他们所秉持的理想主义，或者以“他者”的眼光看待这两位价值观与人向左的“异类”，他们也并没有像古时出世者一样放浪形骸，不顾他人感受，“倘使略不小心，皱一皱眉，就难免有人说是‘发脾气’”，因此他们需要分外小心他人的看法。从这里可以看出传统的出世理想恐怕只是他们为自身行为开托的借口，并非是其信念所至。事实上，探究导致他们行为的原因，我们要摒除文化上的因素，而沉落到人的角度，从人的存在方面去看。生于乱世之中的人们往往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人们此时往往会有趋利避害的意识。退隐山林对于伯夷叔齐来说与其是为了表达对周王的不满，倒不如说是一种“自由选择”，其目的在于在荒诞的世界之中，通过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姿态来实现自身存在下去的价值。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因此自觉地将自己边缘化，幻想以这种理想化的生存方式来存活于世界。但当阿金姐用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粉碎了他们“不食周粟”这一让自己能够存活借口时候，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无论如何无法脱离纷乱的世界，因此死亡就成了灵魂上自我实现的唯一选择。从这一点来说，小说实际上透露出了一丝无奈，即在荒诞的世界上，人无论如何逃离都无法摆脱生活的引力，而最终只能宿命般地回到现实之网。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创作中无论是作者文化理想中的英雄形象墨子，还是挣扎在选择之中的孤竹君之二子，甚至似是实非的神话英雄大禹，在他们身上作者先前创作中那种英雄化的神性被消解了，人物不再具有先前创作中出现的那种超自然能力，取而代之的是普通人形象刻画。一方面作者毫不客气地揭破历史讲述中赋予他们的光鲜文化外表，探求其背后所携带的人性庸俗方面，另一方面也把他们置于平庸的社会环境中，使得他们无法凭借一己之力改变大环境。这恐怕是由于鲁迅晚年受到“左翼”的历史观影响，以及早年进化论理想破灭交互影响的结果。

从以上对《故事新编》人物形象进行的再解读，我们不难看出鲁迅在小说中显现出的自己历史人物观的变异。在“五四”时期的鲁迅，强烈地秉持进化论的理想，幻想在中国出现如同女娲一样开天辟地的英雄；而随着“五四”的退潮，他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一样陷入苦闷，后羿那样孤独者的苦闷代替了他们身上溢出的英雄气质；而到了人生的晚年，他不再奢望出现力挽狂澜的英雄，历史人物也被他还原为了有缺陷而不完美的庸人。这是一个对文化认识上由超人逐渐向庸人滑落的心路历程，经历了13年的灵魂斗争，鲁迅借自己的小说完成了一段由理想沉入现实的漫漫长路，而《故事新编》也以它巨大的时间跨度，最好的展现了这位“精神界战士”精神幻灭的发展历程。

[①]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4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②]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450页

[③]同上文，第449页。

[④]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274页。[⑤]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7页，第9页。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12月第一版。钱春绮译。[⑥] 同上书，第104-108页。

[⑦] 《淮南子》，第105页。（北京：华龄出版社2002年版。）[⑧]按照鲁迅后来的说法：“由沉钟社里听来，长虹拼命攻击我是为了一个女性，《狂飙》上有一首诗，太阳是自比，我是夜，月是她（许广平——编者注）……我这才明白长虹原来在害‘单相思病’，以及川流不息的到我这里来的原因，他并不是为《莽原》，却在等月亮。但对我竟毫不表示一些敌对的态度，直待我到了厦门，才从背后骂得我一个莫名其妙，真是卑怯得可以……那时就做了一篇小说，和他开了一些小玩笑”（鲁迅：《两地书（一一二）》《鲁迅全集》第7卷，第321页）。

[⑨]《奔月》中的后羿虽然曾经“上射九日而下杀猰貐”，但由于缺乏世人的理解和终极目标，没有实现自己的价值，而《铸剑》中宴之敖虽然帮助眉间尺实现了报仇的目的，但壮举依然是在眉间尺的配合与信任下完成的。

[⑩] 鲁迅：《坟·未有天才之前》，《鲁迅全集》第1卷，第152-153页

[11]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118页

[12]鲁迅在其早期所著的《摩罗诗力说》中曾经以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思想为指导，介绍了多位西方社会的“摩罗诗人”，实际上尼采的思想在对待知识分子方面对鲁迅启发极大。

收录于2014年2月出版《“鲁迅精神价值与作品重读”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北大学出版社）

第二篇：故事新编之鲁迅思想分析

故事新编《铸剑》篇之我见

鲁迅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学大师。他由于家道中落而深知底层人民的苦难和悲哀；他对革命和革命者的深刻观察亦使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革命的意义的深刻思考和感悟；他是那个黑暗时代里通宵不眠的守夜人，是专作恶声的猫头鹰；他将绝望看做革命的动力，将包围自己的黑暗和死亡看做革命道路上的铺路石。这样的思考凝聚在他的作品中，形成了一声声振聋发聩的呐喊，为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嘹亮的号角。而在这篇选自《故事新编》的小说《铸剑》中，鲁迅最重要的思想之一——复仇思想。以及富创造力的写作方式展现的淋漓尽致。

鲁迅将自身化作“黑色人”带领身负杀父之仇的少年眉间尺复仇，最终“黑色人”牺牲自己和少年一同完成了复仇大业。

这大大体现了鲁迅“要英俊出于中国”，“甘愿做人梯，让别人踏着他的肩背攀登向上。”的精神。

鲁迅曾加入左联，愿为这些激进的青年所利用。虽然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已经能看出，他早已看清这些少年人“皆茄花色”却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

这与《铸剑》中所描写的眉间尺和“黑色人”的关系极为相似。

他们的相似点在于共同的目的——“复仇”。鲁迅是主张复仇的，他认为“报复不是同级之间的斗争，而是建立在过去曾有恃强凌弱的前提下，弱者对强者的报复。”他在遗嘱中写道：“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他还补充说：“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一个也不原谅。’”

这种复仇所体现的反抗精神恰恰就是千年来被儒家礼让文化所主导的中国所缺失的。对这些沉睡着的庸众，这些被打了左脸还要把右脸伸过去，分明是不敢反抗却要高声嚷着“儿子打老子”的阿Q们，鲁迅先生以“黑色人”的身份一剑刺破了他们自我安慰的谎言。即使将所有的痛苦置之不理，而专注于写好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圆。阿Q被杀头的事实还是没有被改变。倒不如像“黑色人”和眉间尺一般，削了自己的脑袋，紧紧咬住皇帝的头颈，和强暴势力同归于尽。

而当时还有些学者以“仗义，同情”来反对报复，反对革命，反对激进主义，则为鲁迅所不齿。他托“黑色人”之口这样说道：“‘唉，孩子，你再不要提这些受了侮辱的名称。’他言冷的说：‘仗义，同情，那些东西，先前曾经干净过，现在却都成了放鬼债的资本，我心里全没有你所谓的那些，我只不过要给你报仇。” 鲁迅向来对主张空谈反对实践的学者们没有好感，《治水》中满口昏话而趋炎附势的鸟头先生和《起死》中满口仁义道德却因怕麻烦而又借仁义道德逃脱的一干二净的庄子等都是鲁迅先生所刻画的无用学者们的典型形象。

而仅仅有了复仇的热情是不够的，鲁迅先生以“黑色人”和眉间尺的对比表现了在革命的复仇道路上，智慧往往比热情更加重要。

眉间尺充满了复仇的热情却性情优柔，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的：“他决心要想并无心事一般，倒头便睡，清晨醒来毫不改变常态，从容地去寻他不共戴天的仇雠。”这里写出了眉间尺虽然努力装出了大人的样子却依旧难掩幼稚。空有革命的热情却缺乏谋划革命的智慧和冷静。他几乎无法平静自己——“但他醒着，他翻来覆去，总想起来，他听到的母亲失望的长叹，他听到最初的鸡鸣，他知道已交子时，自己是上了十六岁了。”

而就在眉间尺在城中遇到了无赖少年，这个柔软的少年几乎要在复仇途中放弃的时候，“黑色人”出现了。

他的出现使得眉间尺从“他不觉一冷，但又立刻灼烧起来，像是猛火焚烧着。”、“这样地经过了煮熟一锅小米的时光，眉间尺早已焦躁的浑身发火。”的状态里解脱出来。给了眉间尺以继续复仇的信心。

“黑色人”与眉间尺相比明显革命的态度更加坚决却更加能够冷静的思考。他不像眉间尺那样思前想后，左右徘徊，他一心想的只有复仇“你信我，我便去，你不信，我便住。”这样坚定的信念亦给了眉间尺极大的希望，因而，在“黑色人”明确提出了复仇计划要求眉间尺牺牲时。眉间尺亦不再迟疑，利落地交出了自己的宝剑和生命。

而最终“黑色人”亦没有辜负眉间尺的信任。他将眉间尺的头放在鼎中舞蹈，引得皇帝低头细看时，“黑色人”削下了皇帝的脑袋，而在眉间尺与皇帝的斗争中，眉间尺几乎要落败之时，“黑色人”大义凛然的削下了自己的脑袋，与皇帝的脑袋同归于尽。

最后“黑色人”和眉间尺的脑袋由于和皇帝的脑袋一同被煮化而不得不合葬。“三首一王”的结局大大嘲弄了依附于强大的恶势力的所谓“义民”们。这结果，无疑是对“黑色人”和眉间尺复仇结果的最佳赞誉。

在这里，鲁迅实际上是借“黑色人”和眉间尺的配合复仇，为当时青年们的革命指明了一条方向。即和有经验的革命者配合，用自己革命的热情配合以老一辈革命者总结出的革命智慧和经验教训，一同努力，为中华民族的黎明而奋勇向前。

行10级文秘（3）班

陈明佳

第三篇：鲁迅《故事新编》读书笔记

从《故事新编》看鲁迅

吴霖灵 《故事新编》——鲁迅先生自己认为，这是一部“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的总集。

初读这本作品集时，会对其荒诞的描写和剧情极其不适应，熟悉的一个个神话人物、历史传说，在鲁迅的笔下，将流传千古的故事走出了另一番奇异的滋味——创世的女娲居然变成了人们争权夺利的工具;为民除害的后羿,遭到的竟是冷遇与背叛;使民众免于战祸的墨子在回程中被勒索、作弄,寒风淋雨中进不了城门;胼手胝足、朴实节俭的大禹也穿上朝服称老爷,正被官僚机制腐化……总之，陌生、诡异、荒诞、滑稽——这便是我对《故事新编》的第一印象。

联系一下写作的时代（《故事新编》里面8篇有5篇写于鲁迅生命的最后时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鲁迅的眼里，中国的广大群众依然是没有改变冷漠麻木的旧模样，而鲁迅先生却正面临死亡的威胁，处于身心交瘁的状态之中，《故事新编》整体的风格或许正是他用笔墨对现实注射的最后一支强效药。

例如在《起死》中的庄子，出场不凡，神情潇洒，态度超然，哲思深远，在道路上遇到骸骨，突发奇想，想解生死之谜，于是,在念叨完了一串结合了千字文、百家姓的诡异的咒语后，古老的鬼魂复活了。但是，被复活的汉子不但不感激老子的救生，反而纠缠着要衣服和包裹！面对执拗的汉子，清高的哲学立刻显现出它的无用。方才还很灵光的招魂术，现在却毫无作用，无奈的庄子只能请巡警解围。（与开头他的美好形象形成鲜明对比，结局十分滑稽）从庄子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当观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庄子的哲学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毫无用处，起死的狼狈遭遇，报复了迂腐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真实碰撞，使庄子在《新编》的故事中，无法面对现实的逻辑，最后只能向统治者的强权求救，宣布了庄子哲学在现实生活面前的彻底破产。“起死”实际是普通灵魂的起死，死而复生面临的是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庄子碰到他相当于“秀才遇到兵”，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一个是满口“齐生死”、“无是非”的玄学学者，这正是现实与观念的冲突。他的古典情操和礼仪风范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在这个利欲熏心的社会，老子的言行显得那么滑稽和可笑，而在这个社会，如果老子不改变自己，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到最后也只能出关了。

在《故事新编》的所有篇章之中，到也有一篇改动得很小，在这本整体画风奇特的作品集中反倒显得有那么一些突兀——这便是《非攻》。从头至尾，《非攻》大体上都如旧故事中那样发展，墨子运用他的智慧，阻止了一场战争，挽救了一个宋国……当然，这件大事自带了一个幽默的结尾（这可能是鲁迅先生只改编了它的一小部分的原因之一吧）——墨翟十分疲惫地踏上了归途，恰恰在路过宋国时，下起了大雨。他到一个门檐下躲雨，但看门的人连门檐底下也不让他进。宋国不认识他，冷漠地推拒了这位救宋国于危难之中的大恩人，而且推到大雨之下，“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这篇文章在表现墨子的思想的同时，也是从另一面反映出鲁迅所遵循的精神——鲁迅不喜战争，他见不得百姓生活在战乱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希望在这个时代站出像墨子这样的人，能够为民请命，扶危济贫，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战斗者，感受着这个民族所受的欺辱与凋零，却永远不会对侵略者、对恶势力低头。或许，在鲁迅看来，世界正是由像墨子这样的侠客所铸就的，他们是“中国的脊梁”，但是，这种中国的脊梁的境遇如何？鲁迅似乎缺乏信心，从故事结局来看，阻止了战争的墨子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待遇，反而受到勒索，陷入无名的困境。这不得不说是这个冷漠的社会造成的，联想到鲁迅生活的时代，英雄不受优待反遭遗弃和陷害的也比比皆是……

如同在刻画鲁迅自己的革命之途，充满了个体在这个时代的深刻的孤独感，在对个人的深刻体验中清醒的认识了人的孤独本质，像墨子一样的当一名独行侠客，在某些文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在寻找着一种可以带领人们通往新道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独立意识，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鲁迅走的却是那么义无反顾。

第四篇：鲁迅故事新编读后感

《故事新编》读后感：

若不是老师推荐我们去看《故事新编》，我还真不知道以笔为刀枪与旧社会抗争的鲁迅一向行文严肃，竟然会有如此有趣的作品。

《奔月》的男主人公后羿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大英雄，他射日的史绩至今被人传诵，他和嫦娥的爱情故事也是人间最美丽的传说，我们总相信英雄会被人永远记住，后羿和嫦娥虽然是悲剧二人应该相互思念，至死不渝。然而在鲁迅先生的《奔月》中，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英雄，不一样的嫦娥奔月。我们看到，当九个太阳被射落后，英雄并没有想象中的风光，他得到的是没有人崇拜，没有人关心。他的天生神力，它的精妙的箭法都没了用武之地。此时的他早已不是什么人人敬仰的天神，它只是一个拥有大庄园，拥有表面上的风光，而实际上为油盐酱醋而烦恼的普通人。如果他的从前还有留给他什么，那就是回忆，还有人们对于射日英雄的潜意识中的崇拜。但那崇拜是对天神的，不是对他的，人们早已忘记了天神的真正身份。我们的英雄不见了，因为我们不再需要这位英雄，那些他曾应以为傲的一切都没有了用处，有些甚至成了他现在生活的阻碍。他的箭是他寻求食物的工具而非英雄的象征，可是后来就连寻求食物的工具也变得勉强。他的弓太强，箭头太大，所以将麻雀射碎了;他的箭法太准，百发百中，以至于漫山遍野的飞禽走兽都被他打完了。我们的英雄迷茫了。

这样的后羿，让我想起了某些国家体育运动员。许多国家体育运动员都是红极一时的冠军，曾经他们不仅给自己带来的荣耀，也为国家增添了光芒，他们是普通民众口中的英雄。特别是体操运动员，他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就被送去进行体操训练，由于忙于训练，许多运动员都没有像普通孩子一样接受过系统的文化教育，所以他们的文化程度很低。十多二十几岁的时候，是他们体育事业最辉煌的时候，但是对于体操运动员来说，二十多岁已经算是老运动员而要选择退役了。由于我们国家对于运动员退役的保障还不是很完整，很多运动员退役后就等于失业了。有些运动员由于文化程度不高，普通的公司不可能录用他们，所以出现了前几年的曾经的世界冠军，如今沦落为行窃小偷的新闻事件。故事中的后羿，和这些运动员的经历，没啥不同。所以，我认为，我们要时刻跟进时代的脚步，我们在一生中，要不断地学习，不断学习新技能，这样不仅是为自己谋得生存的技能，更可以充实自己的生活，提升自己的灵魂。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要老是沉沦于记忆，沉沦于过去的辉煌。即使你再拥有以前的金牌，即使你再拥有无敌的射箭技术，没有了比赛的场地，没有了漫天遍野的禽兽，你的金牌，你的箭术也就失去了光环或用武之地。

嫦娥偷吃了梳妆盒的仙丹奔了月，这形成了对后羿的背叛。上古神话里端庄美丽的倾城美人嫦娥，不复见她的孤傲清冷，而她自然也没有奔月后的幽怨与无奈，我们眼里看到的，在这故事中，嫦娥成了现实的市井小民，她不满足的现实生活，只是一个喜欢抱怨、很世俗、一点也不温柔体贴、贪图享受的普通女人。故事中，我们很明显地领会到，没有物质为基础的爱情，最终还是抵不过面包。这则故事，不知道是鲁迅先生的个人想法，还是只是把这种社会现象以借喻的手法列举，让我们进行深入的思考。究竟是爱情重要，还是面包重要，我想若这两者都能兼顾，那么幸福美满不在话下。

看完了这篇文章，其实我还不是很懂鲁迅先生为什么要编写这样的故事，是因为没素材可以写而发挥所谓的想象力吗?查了一些背景资料，才知道，先生还是以前那位先生，喜欢讲这话说那理。后羿被遗忘以后，或者说落寞之后，乃至遭到嫦娥的遗弃之后，他的复杂的精神状态。而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又与厦门时期的鲁迅的心境产生了某种应和。实际上作品中后羿与逢蒙的对话，还有嫦娥、使女的议论很多都直接呈现了鲁迅当时所受到的攻击。因而鲁迅正是以这种油滑表达了对于现实与落寞的嘲弄。

小小的一篇故事，在人生观能给到我些许的启发，使我进一步了解了鲁迅先生。

第五篇：论鲁迅故事新编

浅析《鲁迅新编》的儒道墨家思想

摘要：《故事新编》自1936年问世以来，便以其独特的创作手法受到众人的赞叹，全书收录8个故事，每个故事以为人们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或历史小故事作为基础，进行了续写或者改编，充满了迷离与奇幻的色彩，将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完美结合，其中《采薇》、《非攻》、《起死》、《出关》涉及了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因而本论文将会对《故事新编》中的作者对待儒家、道家、墨家思想的态度进行详细的分析。

关键词：儒家 道家 墨家 故事新编

鲁迅这8篇故事的创作前后经过了十三年的时间，创作时期正是中国社会生活动荡不安的三十年代，中国人民经历了军阀的统治和割据，各地区战乱连连，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时鲁迅用犀利的笔和尖锐的思想批判了现实社会的残酷不堪和人们思想的混乱。在《在故事新编》中涉及到儒家、墨家、道家思想的有《非攻》、《采薇》、《出关》和《起死》。

《采薇》写武王伐付，伯夷叔齐因“义不食周粟”而饿死首阳山的故事。鲁迅选择这段历史，着重地批判了一些小知识分子的消极抵抗的软弱和无力，展现了消极抵抗是没有用处的，最后只能像伯夷叔齐一样退无可退。《出关》写老子西出函谷的故事。《出关》描绘老子和孔子的对话，西行途中的遭遇，通过生活细节的渲染，批判了老子处处退却的落寞的心情。《起死》以《庄子·至乐》篇中一个寓言为主，以生动有趣的对话，彻底地宣告了“齐物论”的破产，证实虚无主义本身也终于只能落得一个虚无的下场。民族失败主义的思想在“九一八”以后相当泛滥，由于知识分子中的消抗、逃避斗争以至虚无主义应运而生。而《非攻》，描写了一位反对战争，提倡和平的正面的人物形象。文中的墨子代表着中下层的人民的利益，他为了“兼爱”“非攻”的理想不惜奔走相告，劝阻各国的大王避免战争，充分反映了鲁迅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

在这四篇故事中，儒家、道家、墨家思想时刻渗透其中，作者也借助文章中的人物以及设置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他对这三家思想的态度。

一、对儒家思想的态度：质疑和否定

儒家传统文化统治人们近千年，人们无时无刻不受着着这种文化的支配而不自知，而鲁迅却对这种传统的文化提出了质疑和否定，他试图挣脱历史上的儒家传统思维，以全新的思维模式审视这个社会，其中《采薇》就是他否定儒家思想的体现。儒家历来都把伯夷叔齐看做是“义”的标准，可是在鲁迅眼里，他们的义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们的死不能改变现状，也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只能 1

留下一个千古“美名”。细读小说不难发现他们的实质都是逃避。面对30年代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选择了逃避。作为现实主义者的鲁迅，面对困难和挫折，他不会做丝毫的妥协和退让。即使在绝望中，依然保持着战斗力，所以他对于伯夷和叔齐的一味逃避深恶痛绝。但大部分人却不像鲁迅这么认为，毕竟逃避是为了“忠”和“义”，为了大义，是应该被提倡的。在小说中鲁迅贯注了自己新的生命价值标准，他用怀疑否定的精神来重新审视历史人物，他又一次向封建思想体系的忠臣义士的形象发起了挑战，他重新审视了被封建社会经典了的人物——伯夷和叔齐，并作出了自己新的价值评判。

在作品中，伯夷和叔齐有三次“逃走”。第一次的“逃走”，是因为“孝”，一个是为了遵父命，另一个是为遵长幼有序，于是他们双双逃走了，他们是国家的继承者，对人民、对社会都有着责任和义务，然而为了一点点虚名，他们弃先王之业而不顾，这样的人又怎么能称得上让人尊敬呢？第二次的“逃走”，是为了反对“以臣弑君”的周武王，是为了忠于先朝，他们不管前朝是怎样的民不聊生，他们甚至“不食周粟”用以作为一种反抗，然而他们还是失败了，最后一次的“逃走”是他们的死，伯夷和叔齐双双饿死在了首阳山，他们这次是彻底的“逃走”了，两眼一闭，世上的不忠不孝都与他们无关。死是他们一直选择逃避的必然结果，他们一味的逃避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真正的勇士，是不会这么轻易的把自己的生命交出去的，因为对于国家和百姓他们有着一份责任，归隐式的苟活是一种逃避的借口，是一种耻辱，这是鲁迅所不耻的。他宁愿选择在危险与艰难中搏斗和抗争。新的历史时期需要新的领军人物和新的价值评判，伯夷和叔齐式的人物已经淹没在历史中，再不能作为一种完全肯定的、值得提倡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了，因为这个时代需要像鲁迅一样的人，也只有他们能担负的起这个民族的兴衰。

二、对道家思想的态度：反对无为而治

较之鲁迅对儒家的态度，他对道家文化的否定就明显的多，《新编》中的《起死》和《出关》两篇文章就可以看出鲁迅对道家的态度，《出关》是关于老子对思想的出路的阐释，而《起死》则着眼于庄子哲学的困惑，鲁迅对于道家的否定可以看出他对人生的态度，他反对道家的“无为而治”，拒绝现实社会，换来自己的独立自由，鲁迅针对道家思想和行动的矛盾，批评老庄思想、重新评判道家的价值。

《出关》是以老子西出函谷关为基本内容，分成四个自然段写，前两自然段写了孔子两次向老子问学，为后两段老子的出关奠定了基础，解释老子为什么要出关，老子出关实际是为了“避祸”。老子柔弱无能，因为孔子参透了他的学问的玄机，怕孔子不肯认他为师，于是溜之大吉。《出关》的后两段，进一步深化

了主题，老子出关，“用尽哲学的脑筋，只是一个没有法。”于是，无奈的被抓到关上，被迫讲学，被迫编讲义，其中关令尹让老子作书这一段，鲁迅用尽笔法将它大加渲染，发挥合理的想象，用高超的讽刺笔法，描绘出老子任人摆布，到处碰壁的狼狈相。老子出关的根本原因源于这个社会，老子根本就不适应这个荒诞的社会。他的古典情操和礼仪风范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在这个利欲熏心，充满私欲的社会，老子的言行显得那么滑稽和可笑，而在这个社会，如果老子不改变自己，放弃自己的道德原则，到最后也只能出关了。

在《出关》中，老子的形象较之在典籍中还比较贴切，这表明，鲁迅对老子的价值是否无意义还没有作出断语，但在《起死》中，鲁迅批评老子思想时所表现的理性认识和情感认同却消失了，庄子，这个道家学派的第二号人物被彻底漫画化了。我们知道，在现代社会，庄子一般被看成是“超世脱俗”的大思想家，郭沫若更把他看成体现五四精神的“个性解放”的象征，但鲁迅却对庄子思想的积极方面视而不见，鲁迅笔下的庄子只是个被功利化、被世俗利用的思想形象而已，而非忠于古代典籍的历史化形象。《起死》中的庄子，出场不凡，神情潇洒，态度超然，哲思深远，在道路上遇到骸骨，突发奇想，想解生死之谜，于是，古老的鬼魂复活了，但被复活的汉子不但不感激老子的救生，反而纠缠着要衣服和包裹，面对执拗的汉子，清高的哲学立刻显现出它的无用。方才还很灵光的招魂术，现在却毫无作用，无奈的庄子只能请巡警解围。从庄子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当观念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庄子的哲学在这个现实社会中毫无用处，起死的狼狈遭遇，报复了迂腐的哲学，思想与现实的真实碰撞，使庄子在《新编》的故事中，无法面对现实的逻辑，最后只能向统治者的强权求救，宣布了庄子哲学在现实生活面前的彻底破产。“起死”实际是普通灵魂的起死，死而复生面临的是连一件衣服都没有，庄子碰到他相当于“秀才遇到兵”，一个是实实在在的普通人，一个是满口“齐生死”、“无是非”的玄学学者，这正是现实与观念的冲突。

三、对墨家的态度：赞扬与支持

鲁迅对道家的拒绝和否定是明显的，他通过《出关》和《起死》的写作来清理老子和庄子的价值，对他们的思想和言行进行否定，进而确立一种新的思想，同时也跟道家的关系做个了断。与对道家的拒绝不同的是，鲁迅对墨家有着由衷的热爱和推崇，这点从《非攻》中就可以看出，鲁迅小说《非攻》描写的是战国时代墨子阻止楚攻宋的故事。为了阻止强大的楚国攻打弱小贫困的宋国，墨子不远千里，穿着破草鞋，带着窝窝头，亲自去楚国，拜见为楚国造云梯的公输班和一心发兵攻宋的楚王。经过艰苦努力，说服了他们，将一场不义之仗扼杀在摇篮里。鲁迅的《非攻》，成功的刻画了墨子的侠义精神，墨家主张的“兼爱”、“非攻”，在墨子身上充分的体现出来。小说突出了墨子的仗义性格和反对一切侵略

战争，主张加强实力、奋起自卫的思想，凸现了墨子的勇敢、机智的性格和忘我的精神。墨子的思想从另一面反映出鲁迅所遵循的精神，鲁迅不喜欢战争，他见不得百姓生活在战乱中，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他希望在这个时代站出像墨子这样的人，能够为民请命，扶危济贫，他就像一个孤独的战斗者，感受着这个民族所受的欺辱与凋零，却永远不会对侵略者低头。在鲁迅看来，世界正是由像墨子这样的踏踏实实、“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老实人、“愚人”、“傻人”所铸就的，他们是“中国的脊梁”。《非攻》中的墨子是鲁迅提倡的“中国的脊梁”，但这种中国的脊梁的境遇如何，鲁迅似乎缺乏信心，阻止了战争的墨子并没有受到英雄般的待遇，反而受到宋的募捐队的勒索，陷入无名的困境。这不得不说是这个冷漠的社会造成的，联想到鲁迅生活的时代，英雄不受优待反遭遗弃和陷害的也比比皆是。鲁迅从历史的角度，着重描写出个体在这个时代的深刻的孤独感，在对个人的深刻体验中清醒的认识了人的孤独本质，在对传统文化进行批评的同时，也在寻找着一种可以带领人们通往新道路、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独立意识，这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是鲁迅走的却是那么义无反顾。

结语：鲁迅之承担墨家价值，倾心于墨家伦理，赞赏“夏道”，与其历史观的变化和接近中国共产主义者不无关系。王瑶先生说过，鲁迅笔下的大禹和墨翟是劳动人民的形象，具有劳动者的特征和优点。鲁迅扬弃早期思想中“精神界战士”的理念，转而从历史上的英雄和现实中的志士那里塑造其“中国的脊梁”的理想，与其对于现实的中国革命的感触是分不开的。《故事新编》出现作为批判“国民劣根性”主题之正题的所谓“中国的脊梁”的墨家英雄，它表现了鲁迅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传统的积极本质。《故事新编》中也体现了鲁迅对儒道墨家思想的继承与批判，对三家的不同态度给予了我们国民深刻的思考。

参考文献：鲁迅，《故事新编》

鲁迅，《鲁迅杂文精编》

王杰，《鲁迅的文化诗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王瑶，《鲁迅作品论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年版

李怡主编，《鲁迅研究》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年版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