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

第一篇：我看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

我看白居易讽喻诗的人道理想

翻开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 关心民生疾苦, 为被压迫、被剥削、被蹂瞒的劳苦大众向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人道主义的抗议, 一直是那些封建士大夫中的有识之士所毕生追求的, 这反映出他们“ 达则兼济天下”的善良愿望和宏伟志向。批评时政，为民请命，是个得罪人甚至得罪当局的差事，需要有胆有识，目光锐利，说别人不敢说的话，写别人不敢写的文。在用诗歌评议时政的诸多古代诗人中，唐代白居易当属佼佼者之一。其创作的大量讽喻诗，就是唐朝的时评，影响深远。

笔耕不缀的诗歌创作陪伴白居易走过了他那坎坷不平的一生，而其中的讽喻诗则把白居易一生的几乎各个阶级特别是中后期同广大劳苦百姓的命运深深地串联到了一起。白居易继承并发展了《诗经》、《汉乐府》以至前人陈子昂、杜甫等旨在“ 讽喻”的现实主义传统, 提出了“ 文章合为时而著, 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纲领, 写下了许多“ 但伤民病痛, 不识时忌讳”的讽喻诗篇, 放射出白居易诗歌现实主义的光芒，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辉！其中, 著名的《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是这类诗的代表作。

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说到讽喻诗的特点和创作主旨时言: 首句标其目, 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 欲见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 欲闻之者深诫也, 其事核而实, 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 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 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 不为文而作也。

明确讲讽谕诗的创作主旨即“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对于白居易讲的“为君”而作之语, 今人多有误解, 即把“为君”理解成为了君王的利益。其实，白居易的讽喻诗歌并非“溢美”君王, 他所说的“为君, 为臣”不过是一种体面话, 其实质是“为民”而作, 所谓“唯歌生民病, ”“但伤民病痛”, 这才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白居易的“为君”, 并不是为君王的一己私利而作, 更不是溢美君王。溢美君王, 这正是白居易所反对、厌恶的。在《新乐府·采诗官》中, 白居易就严厉批评了诗歌史上“郊庙登歌赞君美, 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 万句千章无一字”的现象, 明确反对以诗歌来“赞君美”。从表面上看, 白居易的讽谕诗中似乎也有赞美君王的诗歌。如《新乐府》的第一首诗《七德舞》就是歌颂唐太宗的。可是 白居易写《七德舞》实际上自有深义。他是“时衰而思古之盛王”, 借历史上的榜样来劝导、教诲当时的君王。明人陈子龙曾讲:“我观于《诗》,虽颂皆刺也”, 白居易的《新乐府》正是如此, 颂, 是为了“刺”。白居易希望能以自己的讽谕诗来打动君王, 发挥对君王的警示、教诲和劝导作用, 甚至希望君王能够“恕己及物”,“以心度心, 以身观身”, 这不过是一种天真的幻想。他的讽喻诗虽然是“为君”而作，但就其为讽谕最高统治者“施仁政于民”的出发点来说，它们同“为民”又有其一致之处。这种“为君”与“为民”两方面相反相成的状况，正如实地反映了讽喻诗思想倾向所固有的进步性和保守性两个侧面的对立统一。总之, 白居易的讽喻诗是以君王为读者的, 他是在写一种教诲君王的诗歌。写作讽谕诗来教诲君王, 改善社会, 他的这一愿望最终是落空了, 但讽喻诗创作和讽谕诗学思想并不因此而失去其价值。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有很多诗篇都表达了他对广大受苦受难农民的关注。《杜陵叟》一诗，小注为“伤农夫之困矣”，可见这首诗的内容是同情农民生活的困苦。白居易写了农民生活受苦受难的两个直接原因，一个是上天的自然灾害，另一个则是人为的灾祸。

一个家住在长安市郊的土生土长的农民，世世代代以种地为生，守着一顷多薄田，过着衣食不继的日子。“三月无雨旱风起，麦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这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两季粮食几乎颗粒无收，这当然就是“农夫之困”了。然而“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考课”，他要造成一个“大灾之年不减税收”的政绩，以取悦上方，给朝廷留下一个称职的印象，为自己以后的加官进爵打下基础，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用百姓的血染红自己头上的顶子”吧！“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如何？”这种来自“长吏”的人祸，岂不是让“农夫之困”愈发雪上加霜吗！

看到“杜陵叟”们面对的“人祸之困”比“天祸之困”更加无情，更加残酷时，白居易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了，他实在是义愤填膺，以至于忘乎所以。在不知不觉中，竟然以第一人称的身份出场控诉起来了：“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这是作者内心感情的真实流露，他已经全然忘记了作者自己是朝中大夫的尊贵身份，而自觉地站在了无依无靠的“杜陵叟”们一边，这对于一个封建文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白居易并不是杜陵叟中的一员，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士大夫，这种感情角色的自然换位，对于封建社会的官僚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来说，或许是根本不可想象的，而白居易这种古道热肠、侠肝义胆，完全是“诗圣”杜甫“民胞物予”精神的直接继承。

“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这是白居易站在杜陵叟的立场上，对那些统治阶级中只管自己升官而不顾百姓死活的贪官污吏进行的面对面的严厉痛斥，情急之中竟把他们比喻成了“豺狼”。作为一个衣食无忧的政府官吏，能够对“农夫之困”如此感同身受，能够如此直接激烈地为人民鸣不平，在当时实在是不多见的。其讽喻诗中像这样揭露贪吏的诗作岁为数不多，但却警策痛快，真切感人，充分显示出诗人疾视贪暴，悯念生民疾苦的深厚人道主义感情。

白居易诗歌当中还有一部分尖锐地触及到当时的妇女问题。在这类诗中，诗人以十分同情的态度，真实地描写了在封建压迫下妇女的痛苦生活和她们的悲惨命运，并对摧残妇女、压迫妇女的残酷的封建制度做了无情的鞭挞。相比而言，对被迫断送自己的青春和幸福的宫女尤为同情。那首著名的《上阳白发人》堪称唐代以宫女为题材的诗歌中少有的佳作。全诗通过一位上阳宫女被囚禁折磨达四十余年之久的典型事例，强烈控诉了封建帝王强征民间女子以供奴役的残暴罪行，既形象而又富于概括力地显示了“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饱含着对宫女的深切同情。

诗中没有一般化地罗列所谓“后宫人”的种种遭遇，而是选取了一个终生被禁锢的宫女作为典型，以一当

十、当百、当千，并且不写她的青年和中年，而是写的垂暮之年，不写她的希望，而是写她的绝望之情。通过这位老宫女一生的悲惨遭遇，极形象而又富有概括力地显示了所谓“后宫佳丽三千人”的悲惨命运（这就叫做典型），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最高统治者摧残无辜女性的罪恶行径上阳女子进宫时是16岁的妙龄少女，如今变成了白发苍苍的60岁老人，在深宫内院幽禁了44年，并且当时被采择进宫的同命运的女子，如今全部都被摧残而凋零殆尽了，活在世上的只剩下她一个人了。一个“残”字，透露出多少悲苦！

这首诗的结尾正是这样写的：“上阳人，苦最多：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两如何？君不见昔时吕向《美人赋》，又不见今日上阳白发歌！”结尾的这一段落，用感叹的语调和讽喻的口气，写出了诗人的一片恻隐之心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社会理想，显示出诗人对被压迫妇女命运的关心，表现了诗人可贵的人道主义精神

白居易讽喻诗可以一言以蔽之：其诗中都装着人民，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同情被压迫人民的人道理想的光辉。

第二篇：诗人白居易简介

诗人 白 居 易 简介

（772～846）

白居易（772～846）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卒于武宗会昌六年。字乐天，晚号香山居士。河南新郑人，是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且影响深远的唐代诗人和文学家。他的诗在中国以及日本和朝鲜等国有广泛影响，与元稹共同发起了“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

白居易祖籍山西太原，其曾祖父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其祖父白湟又迁居河南新郑。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公元772年2月28日），白居易在新郑城西的东郭宅村（今东郭寺）出生了。白居易晚年长期居住在洛阳香山，号“香山居士”。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连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

白居易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在文学上积极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写下了不少感叹时世、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对后世颇有影响，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元和时曾任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因得罪权贵，贬为江州司马，晚年好佛。他一生诗作很多，以讽喻诗最为有名，语言通俗易懂，被称为“老妪能解”。叙事诗中《琵琶行》《长恨歌》等极为有名。

邓肖达曾说：“正是因为白乐天的诗老妪能解，才确立了他的诗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白居易的诗在当时流传广泛，上自宫廷，下至民间，处处皆是，其声名还远播朝鲜、日本。白诗对后世文学影响巨大，晚唐皮日休、宋代陆游及清代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受到白居易的诗的启示。白居易的诗歌在日本的影响很大，他是日本最喜欢的唐代诗人，在日本的古典小说中常常可以见到引用他的诗文。可以说在日本人的心中白居易是中国唐代诗歌的风云人物。

晚年与刘禹锡友善，称刘白，提倡歌诗发挥美刺讽喻作用。其词极有特色，以风格明丽见长，为后世词人所推崇。

白居易的主要作品有《长恨歌》《琵琶行》《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忆江南》《大林寺桃花》《同李十一醉忆元九》《直中书省》《长相思》《题岳阳楼》《观刈麦》等。

第三篇：浅析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对比手法

浅析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对比手法

摘要：白居易讽喻诗大量采用对比，主要分为阶级对比，作者与他人的对比，其他对比。用对比绘物抒情，使得事物的特征更为鲜明突出。

关键词：白居易 讽喻诗 对比手法 劳动人民

诗歌发展到唐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成百上千的诗人在那一时期先后出现，他们以各有特色的诗篇，从多方面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在众多诗人之中，白居易便是杰出的代表之一。这不仅仅表现在他流传下来诗篇的数量上，更因为他在艺术创作上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在诗人流传下来的一百七十余首讽喻诗中，诗人大量采用对比的写作手法，通过对比导出题旨，于对比中体现爱憎的感情。我就诗人讽喻诗中的阶级对比、诗人与他人的对比、其他对比这是三个方面展开探讨。

一、阶级对比

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中往往先尽情描摹达官贵人们的糜烂生活，而在诗的末尾忽然出人意料地突起一个对立面。

在《重赋》一诗中，诗人详尽的描写了被贪吏们破坏的两税法给农民带来的沉重灾难。“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喘与寒气，并入鼻中辛。”而贪吏们“随月献至尊”的羡余物却“缯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诗人借老农之口发出了“夺我身上衣，买尔眼前恩”的愤怒呼喊。《伤宅》所写富贵者的奢侈，恰与《重赋》形成鲜明的对

照。“一堂费百万，郁郁起轻烟。洞房温且高，寒署不能干。„„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缭绫》中也以“丝细缲多女手疼，札札千声不盈尺”写出农妇的艰辛，而对照以富贵者的浪费：“汗沾粉污不再着，曳土蹋泥无惜心。”这些诗作，客观上揭露了封建社会中阶级压迫与剥削的事实。作为一种解救，诗人希望权势者能有所节制，因而他尖锐地指责那些在下层百姓的困苦之上还要加上一层困苦的贪吏、宦官。《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首诗是白居易《秦中吟》十首之一，题目取自《论语·雍也》中的“乘肥马，衣轻裘”，作者将其概括为“轻肥”二字，用以形容奢靡的生活。

全诗按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前八句为第一部分，写宦官走马赴宴。接下来六句为第二部分，写赴宴的场面。最后两句为第三部分，写江南的大旱。

前两部分中，作者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宦官的骄横神气及其豪奢的生活。第一部分重在写人，“意气骄满路，俺妈光照尘”，骄横的意气能够充满道路，马鞍的光亮可以照耀灰尘，这自然会吸引路人的目光，并使人发出“借问何为者”的疑问，得到的答案“是内臣”。巧妙的一问一答点明了骑马人的身份。内臣亦即宦官，伺候皇帝的奴才，怎

么能够这样神气十足呢？原来这些人都佩戴着朱绂、紫绶，已经掌握了军政大权，所以才如此骄横。“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交代了内臣所去的地方，诗歌也自然地进入了第二部分。在第一部分，作者从神态、装束、身份等方面落笔，把人物外貌及其心里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

第二部分着重写物。作者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场丰盛的酒宴：上好的美酒、各样的珍馐、鲜美的水果、稀有的海鲜。虽然没有对内臣们饮酒作乐的场面做正面描写，但是他们大吃大喝、大腹便便的丑态已经不言而喻。“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两句，又把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心满意足的神态描绘出来，与开篇“意气骄满路”一句交相呼应。

诗歌的前两部分用繁笔把内臣饮宴行乐的生活暴露得淋漓尽致，第三部分却只有两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者采用对比的手法，把天差地别的两种生活并列在一起，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竟至“人食人”，不发一句议论，却把受灾人民的悲惨遭遇表现得触目惊心，给读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种繁简结合、前后对比的手法，使整首诗结构富于变化，腾挪跌宕的气势分外强烈。

二、作者与他人的对比

《观刈麦》中“力尽不知热，但希夏日长”的辛勤农夫，“家田输税尽，拾些充饥肠”的贫妇人，《菜地黄者》中“愿易写贱粟”救此苦饥肠‘的百姓，都具体真实地表现了农民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

生活。《村居苦寒》写隆冬季节，作者和“布絮不蔽身”“愁坐夜待晨”的无衣民的对比。

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见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絁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垅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这首诗的内容分为两部分。从“八年十二月”至“农者尤苦辛”为第一部分。在这一部分中，诗人描写了北风凛冽、大雪纷飞的冬季，生活贫困的农民缺少御寒衣物、夜不能眠的痛苦。在第二部分中，诗人为自己不必种地劳动，却能紧闭家门、穿裘衣、盖绸被以躲避严寒而深感愧疚和不安，并产生了“自问是何人”的深刻思考。

在古典诗歌中，运用对比手法的很多，把农民的贫困痛苦与剥削阶级的骄奢淫逸加以对比的也不算太少。但是，像此诗中把农民的穷苦与诗人自己的温饱作对比的却极少见，尤其是这种出自肺腑的“自问”，在封建士大夫中更是难能可贵的。诗人深切同情不幸的农民，对自己的温饱有余深感惭愧，并由此产生了“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可贵思想。

三、其他对比

《宿紫阁山北村》这首诗，就是作者在《与元九书》中所说的使“握军要者切齿”的那一篇，写于元和五年（810），诗人当时正在长安担任左拾遗。

晨游紫阁峰，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举杯未及饮，暴卒来入门。紫衣持刀斧，草草十余人。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主人退后立，敛手反如宾。中庭有奇树，种来三十春。主人惜不得，持斧断其根。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

本诗布局巧妙，前四句写游览名胜、主客欢饮的愉快场面，同后十六句所描写的强取豪夺的丑恶场面构成强烈对比。对受害者和害人者的描写也是层层深入：受害者先喜，后惧，终恨；害人者起先是没有交代身份的“暴卒”，而后亮出“采造家”、“神策军”的身份，最后，诗人指出他们的头领是“中尉”，“承恩”二字矛头更是直指皇帝。

讽谕诗是白诗中的精华。代表作有《新乐府》50首，《秦中吟》10首。它们广泛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这些诗措辞激烈，毫无顾忌，突破了“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十分突出。这些作品只是白居易讽喻诗的一部分，但都运用了对比手法，鲜明的对比，凸显了社会的极端不公，凸显了矛盾的极端尖锐。正是因为这些对比手法的成功运用，使得白居易的讽喻诗独具特色。

参考文献：

《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袁行霈、罗宗强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朱东润主编

上海古籍出

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史

（一）》罗宗强、陈洪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白·杜甫·白居易名诗经典大全集》杨芳云编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四篇：唐代诗人白居易生平事迹

唐代诗人白居易的生平事迹

我们在熟读唐诗三百首的同时，是否对白居易这个伟大的诗人有一种敬仰之情，如果有就一定不要错过本篇文章。以下是由我收集整理的白居易的生平事迹，欢迎阅读!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为官

一生以 44 岁被贬江州司马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二十六年(800)29 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 44 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疏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时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给白居易以沉重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穆宗长庆二年出任杭州刺史，杭州任满后任苏州刺史。晚年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七十岁致仕。比起前期来，他消极多了，但他毕竟是一个曾经有所作为的、积极为民请命的诗人，此时的一些诗，仍然流露了他忧国忧民之心。他仍然勤于政事，作了不少好事，如他曾经疏浚李泌所凿的六井，解决人民的饮水问题;他在西湖上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并写了一篇通俗易懂的《钱塘湖石记》，刻在石上，告诉人们如何蓄水泄水，认为只要“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就不会受旱灾之苦了。这就是有名的“白堤”。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嗜酒

白居易的祖父白湟和父亲白季庚都是诗人，在这种家庭背景下，白居易读书十分刻苦，终成诗人。但白居易和李白、杜甫一样，也嗜酒成性。

张文潜在《苕溪鱼隐丛话》中说：陶渊明虽然爱好喝酒，但由于家境贫困，不能经常喝美酒，与他喝酒的都是打柴、捉鱼、耕田的乡下人，地点也在树林田野间，而白居易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他在 67 岁时，写了一篇《醉吟先生传》。这个醉吟先生，就是他自己。他在《传》中说，有个叫醉吟先生的，不知道姓名、籍贯、官职，只知

道他做了 30 年官，退居到洛城。他的居处有个池塘、竹竿、乔木、台榭、舟桥等。他爱好喝酒、吟诗、弹琴，与酒徒、诗友、琴侣一起游乐。事实也是如此，洛阳城内外的寺庙、山丘、泉石，白居易都去漫游过。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于是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旁边有家僮奏《霓裳羽衣》，小妓歌《杨柳枝》，真是不亦乐乎。直到大家酩酊大醉后才停止。白居易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

又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

如此说来，与陶渊明的苦况，当然不同。

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这个数字不算小。他喝酒时，有时是独酌。如在苏州当刺史时，因公务繁忙，用酒来排遣，他是以一天酒醉来解除九天辛劳的。他说：不要轻视一天的酒醉，这是为消除九天的疲劳。如果没有九天的疲劳，怎么能治好州里的人民。如果没有一天的酒醉，怎么能娱乐的的身心。他是用酒来和劳动进行结合的。

更多的是同朋友合饮。他在《同李十一醉忆元九》一诗中说;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在《赠元稹》一诗中说：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在《与梦得沽酒闲饮且约后期》一诗中说;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

七十欠三年。在《问刘十九》一诗中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河南尹卢贞刻《醉吟先生传》于石，立于墓侧。传说洛阳人和四方游客，知白居易生平嗜酒，所以前来拜墓，都用杯酒祭奠，墓前方丈宽的土地上常是湿漉漉的，没有干燥的时候.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成就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

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

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白居易的生平事迹之历程

他生于“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生地郑州新郑(今河南新郑县)。11岁起，因战乱颠沛流离五、六年。少年时读书刻苦。贞元十六年(800)中进士，十八年，与元稹同举书判拔萃科。二人订交。以后诗坛元白齐名。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四年，与元稹、李绅等倡导新乐府运动。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能不畏权贵近，直言上书论事。元和六年，他因母丧居家，服满，应诏回京任职。十年，因率先上疏请急捕刺杀武元衡凶手，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次年写下《琵琶行》。开始“吏隐”，在庐山建草堂，思想从“兼济天下”转向“独善其身”，闲适、感伤的诗渐多。元和十三年，改忠州刺史，十五年还京，累迁中书舍人。因朝中朋党倾轧，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放，先后为杭州、苏州刺史，颇得民心。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明年转刑部侍郎，四年，定居洛阳。后历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在洛阳以诗、酒、禅、琴及山水自娱，常与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会昌四年，出

资开凿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舟民。75 岁病逝，葬于洛阳龙门香山琵琶峰，李商隐为其撰写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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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大诗人白居易与绿化

白居易是我国历史上著名诗人，但人们不知道他还是个“绿化迷”。他无论到哪里做官，总要种花、栽树。所以，在他所走过的地方，都流传着与绿化有关的故事。

公元819年，白居易被贬谪忠州(位于四川)刺史时，见城周山岗满目荒芜，感慨之余，挥毫写下了“巴俗不爱花，竞春人不来”的诗句。

于是他带着为什么不绿化的谜，布衣私访民间，终于弄清了百姓不愿栽树之谜：“远水不解近渴!”他庶民衣着，来到百姓中，以平等的身分，说服百姓栽树种花，并亲自到城郊和百姓一起栽树种花。他在诗中写道：“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有购花者，不限桃李梅。”为了培育好所栽的树苗，他总是不辞辛苦前去管理：“每日领童仆，荷锄仍决渠，划土壅其本，引渠灌其枯。”树木成林后，白居易喜悦之情跃上眉梢，早晚漫步其间，写了很多寄情于山水、树木的闲适诗。在他的倡导下，忠州境内父老无不争相栽树种花，不几年已绿荫一片，改变了穷山秃岭的面貌。

公元822年7月，白居易调任杭州刺史，他一到任，就率领民众在西湖里筑了一道长堤，蓄水灌田，这便是有名的“白堤”，他和百姓们一起在堤上栽了许多柳树。白居易调苏州任刺史虽仅一年时间，他亲手种过许多桧树，人称：“白公桧”。

由于诗人白居易平易近人，爱好绿化，因此深得百姓的敬爱，“白公桧”被当地父老当作珍品加以保护。

白居易植树绿化大搞园林的功绩，千古流传，现在苏州政府和人民自筹资金，修建了白公碑和白公园林，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