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

第一篇：案例：海南发展银行的倒闭

案例：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关闭刚刚诞生2年10个月的海南发展银行。这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有省政府背景的商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成立于1995年8月，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总行设在海南省海口市，并在其他省市设有少量分支机构。它是在先后合并原海南省5家信托投资公司和28家信用社的基础上建立和壮大的。成立时的总股本为16.77亿元，海南省政府以出资3.2亿元成为其最大股东。关闭前有员工2800余人,资产规模达160多亿元。

案例发生原因分析：

海南发展银行从开业之日起就步履维艰，不良资产比例大，资本金不足，支付困难，信誉差。1997年底按照省政府意图海南发展银行兼并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之后，公众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出现挤兑行为。随后几个月的挤兑行为耗尽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准备金，而其贷款又无法收回。为保护海南发展银行，国家曾紧急调了34亿元资金救助，但只是杯水车薪。为控制局面，防止风险漫延，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当机立断，宣布1998年6月21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同时宣布从关闭之日起至正式解散之日前，由中国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其中包括接收并行使原海南发展银行的行政领导权、业务管理权及财务收支审批权；承接原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停止海南发展银行新的经营活动；配合有关部门施实清理清偿计划。对于海南发展银行的存款，则采取自然人和法人分别对待的办法，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储蓄一律由工行兑付，而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将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算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兑付。6月30日，在原海南发展银行各网点开始了原海南发展银行存款的兑付业务，由于公众对中国工商银行的信用，兑付业务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商银行，现金提取量不多，没有造成过大的社会震动。

（一）不良资产比例过大。可以说，海南发展银行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吸纳海南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怪胎。1992年开始海南房地产火爆，1993年5月以后，国家加大金融宏观调控力度，房地产热逐步降温，海南的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资金压在房地产上而出现了经营困难。在这个背景下，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将5家已存在严重问题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为海南发展银行。据统计，合并时这5家机构的坏账损失总额已达26亿元。有关部门认为，可以靠公司合并后的规模经济和制度化管理，使它们的经营好转，信誉度上升，从而摆脱困境。1997年底，遵循同样的思路、有关部门又将海南省内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并入海南发展银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资产的比例。

（二）违法违规经营，海南发展银行建立起来以后，并没有按照规范的商业银行机制进行运作，而是大量进行违法违规的经营，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向股东发

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海南发展银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筹建，并于1995年8月18正式开业的。成立时的股本16.77亿元。但仅在1995年5月到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许多代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确，实际上是用于归还用来入股的临时拆借资金，许多股东的贷款发生在其资本到账后的一个月，入股单位实际上是刚拿来，又拿走。股东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显然无法使海南发展银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启示：

（一）不良资产比例过大是目前我国银行业的最主要风险。

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尽管对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的匡算结果有不同，有的说20%左右，有的说30%左右，不论哪一个比例，反正都是高比例，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7%的最高限界，也大大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泰国（7.9%）、马来西亚（6.4%）、印尼（17%）、韩国（12%）、日本（12%）、台湾（11%）。而形成高比例不良资产的原因虽有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但更多是由于体制因素及由此引起的过多行政干预造成的。国有商业银行在如此高的的不良资产比例下之所以还能正常运转，根本一点在于广大民众相信国有银行不会倒闭，因此不但不挤提，还照常存款。海南发展银行一开始就染上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病，长官意志使它一起步就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而由于它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国家信用保证，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挤兑，引发支付危机而难以为继。目前我国的主要商业银行事裹着国家信用大旗掩盖着高额不良资产的病灶，如果不能尽快把不良资产比重降下来，随着不断的全球化和我国的商业银行企业改革的深入，就极容易引发类似海南发展银行这样的**。

（二）合规合法经营是商业稳健运行的基本要求。

海南发展银行之所以短命，原因是它一业就是违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章第35条、第36条、第40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而海南发展银行完全违背这些规定，贷款不问用途，贷款不搞抵押，通过贷款的方式抽逃资本金，前门拿进、后门拿出，拿来多少、带走多少。如此违法乱纪经营，岂有不垮之理。

（三）中央银行的救助是防止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化解银行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

在1998年上半年海南发展银行出现储户挤兑时，中央银行紧急调动34亿资金予以支持，当发现如此救助不足以制止信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采取断然措

施，立即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对其实行接管，从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保护了私人储户的利益。同时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对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在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偿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总付，以体现投资者（这里为存款者）自我承担风险的原则。这一案例，充分显示了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和化解银行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火线的地位。

第二篇：海南发展银行

海南发展银行

一、如此一家银行，为什么开业不到 三年，就被迫关闭了呢？

在海发行未兼并托管城市信用社之前，各信用社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高息揽储的方式吸引存款。这也直接造成了多数城市信用社高进低出，食储不化的结果，只有靠新的高息存款支付到期的存款，然后再吸入高息存款，进入了严重违背商业规律的恶性循环。

于是，资不抵债、入不敷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成了信用社的通病，并严重影响社会安定。这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兼并海发行、托管信用社的最直接原因。

二、从海南发展银行被关闭的案例中，你得到什么启示？ 深层原因分析

（一）不良资产比例过大。可以说，海南发展银行建立本身就是一个吸纳海南非银行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怪胎。1992年开始海南房地产火爆，1993年5月以后，国家加大金融宏观调控力度，房地产热逐步降温，海南的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资金压在房地产上而出现了经营困难。在这个背景下，海南省政府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将5家已存在严重问题的信托投资公司合并为海南发展银行。据统计，合并时这5家机构的坏账损失总额已达26亿元。有关部门认为，可以靠公司合并后的规模经济和制度化管理，使它们的经营好转，信誉度上升，从而摆脱困境。1997年底，遵循同样的思路、有关部门又将海南省内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并入海南发展银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资产的比例。

（二）违法违规经营，海南发展银行建立起来以后，并没有按照规范的商业银行机制进行运作，而是大量进行违法违规的经营，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海南发展银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筹建，并于1995年8月18正式开业的。成立时的股本16.77亿元。但仅在1995年5月到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许多代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确，实际上是用于归还用来入股的临时拆借资金，许多股东的贷款发生在其资本到账后的一个月，入股单位实际上是刚拿来，又拿走。股东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这种违法违规的经营行为显然无法使海南发展银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启示

（一）不良资产比例过大是目前我国银行业的主要风险。我国的商业银行特别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例大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尽管对4家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

产比例的匡算结果有不同，有的说20%左右，有的说30%左右，不论那一个比例，反正都是高比例，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17%的最高限界，也大大高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泰国（7.9%）、马来西来（6.4%）、印尼（17%）、韩国12%、日本12%、台湾11%，而形成高比例不良资产的原因虽有银行自身经营管理的问题，但更多的是由于体制因素及由此引起的过多行政干预造成的。

国有商业银行在如此高的不良资产比例下只所以还能正常运转，根本一点在于广大民众相信国有银行不会倒闭，因此不但不挤提，还照样存款。海南发展银行一开始了就染上了国有商业银行的体制病，长官意志使它一起步就背上了沉重的不良资产包袱，而由于它不是国有商业银行，没有国家信用保证，因此，一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挤兑，引发支付危机而难以为继。如前所述，目前我国的主要商业银行是裹着国家信用大旗掩盖着高额不良资产的病灶，如果不能尽快把不良资产比重降下来，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国有商业银行企业化改革的深入，就极容易引发类似海南发展银行这样的**。

（二）合规合法经营是商业稳健运行的基本要求。

海南发展银行只所以短命，原因是它一开业就违规经营，《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第四章第35条、第36条、第40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商业银行贷款，借款人应当提供担保”，“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而海南发展银行完全违背这些规定，贷款不问用途，贷款不搞抵押，通过贷款的方式抽逃资本金，前门拿进、后门拿出，拿来多少、带走多少，如此违法乱纪经营，岂有不垮之理。

（三）中央银行的救助是防止商业银行发生信用危机，化解银行业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在1998年上半年海南发展银行出现储户挤兑时，中央银行紧急调动34亿资金予以支持，当发现如此救助不足以制止信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对其实行接管，从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保护了私人储户的利益。同时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对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在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偿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总付，以体现投资者（这里为存款者）自我承担风险的原则。这一案例，充分显示了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和化解银行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火线的地位。

第三篇：海南发展银行个案分析

海南发展银行个案分析

——从信用角度看海南发展银行倒闭的原因

关键词：海南 银行 信用 债务 金融

摘要：海南发展银行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倒闭的银行，它的倒闭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强烈反响。海发行从建立之初就存在种种问题，本文将从海发行的建立背景、发展过程、以及海发行的倒闭来探讨海发行能否重建。海南发展银行在背负巨额负债的情况下，本身不良资产比例过大，又违法违规经营，信用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最终导致其不得不被央行关闭。海发行能否重建，关键在于海发行能否重建信用体系，重拾百姓对其的信心。这些都还要依靠政府出台政策来给予支持。

1998年6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表公告，刚刚成立2年零10个月的海南省唯一一家拥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海南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海发行”），因不能支付到期债款被关闭。由此成为新中国金融史上第一次由于支付危机而关闭一家银行。海发行为什么会倒闭，首先从海发行成立的背景看起。

一．背景资料

在1992年的海南泡沫经济中，大批资金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海南，促使海南省金融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不仅存款贷款余额大幅度增长，资金市场上的国库券、金融债券、投资基金等各种金融工具也吸收了相当巨额的资金。曾有人这样形容当时海南的金融状况：以寻求暴力为突出特征的游资充斥着整个海南。

与此同时，海南的金融机构数量也猛增到近乎失控的地步。截止1993年年底，海南金融机构共2068家，其中信托投资类公司20家，城市信用社32家，而且均集中在海口、三亚等少数地区，形成了“银行多于米铺”的景观。在这样过热的经济氛围中，大批游资纷纷投向高回报、高风险的证券业和房地产业。由于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大量的金融机构也将资金投向高风险产业，金融违规现象频频出现。当时房地产业异常混乱混乱的债权债务关系和盲目投资，疏于管理的问题，直接导致了许都金融机构出现财务坏账和畸形的资产负债比例关系。

二．成立伊始

海南发展银行成立于1995年8月，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总行设在海南省海口市，并在其他省市设有少量分支机构。成立时的总股本为16.77亿元，海南省政府以出资3.2亿元成为其最大股东。关闭前有员工2800余人，资产规模达160多亿元。事实上，早在海发行成立之时就已经埋下了隐患。成立海发行的初衷之一是为了挽救一些有问题的金融机构。1993年海南的众多信托投资公司由于大量资金压在房地产上面而出现经营困难。在这个背景下，海南省决定成立海南发展银行，将原海南省五家信托投资公司进行资产重组合并，并吸收了40多家新股东后成立为海南发展银行。这5家信托机构，有4家都没有获得金融业务许可，并且大多背负着极大的债务包袱。据统计，合并时这五家机构的坏账总额已达26亿元。有关部门认为可以靠公司合并后的规模经济和制度化管理使其经营好转，信誉度上升，从而摆脱困境。1997年底，遵循同样的思路，有关部门又将海南省内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并入了海发行，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其不良资产的比例。因此，海发行发展的根基从一开始就是有缺陷的。

在我看来，金融机构的立足根本就是信用。正所谓摧毁良好的信用很容易而建立起信用却很难，组成海发行的5家金融机构自身都存在非常严重的信用问题，信誉低下，不被百姓所认可，这样组成的海发行，自然也不容易得到老百姓的认可。97年底再并入的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无疑是对本来就信用不佳的海发行雪上加霜。有关部门过于简单和乐观的想法为海发行以后的倒闭买下了伏笔。

三、发展路线

由于合并后成立的海发行背负着原有5家机构的巨额债务，于是“存款立行”变成了其发展思路。而在当时的海南，经济的泡沫已经基本破裂，资金来源不足已是摆在众多金融机构面前的难题。各家金融机构都把高息作为揽存的主要手段。一些信托投资公司开出的利率竟然高达25%。海发行迫于巨大的债务压力也不得不采取类似的办法。举统计，海发行字成立一来近三年的时间里吸取的5万元以上的存款，其平均利率均约超过15%。用如此高的利息来吸存，一旦出现资金运用上的问题，银行面领的只能是破产的危险。

与此同时，海发行还大量进行违法违规经营，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股东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有关资料显示，海南发展银行成立时的16.77亿股本在建行之初，甚至在筹建阶段，就已经以股东贷款的名义流回股东手里。海南发展银行是在1994年12月8日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筹建并于1995年8月18日正式开业，但仅在1995年5月至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许多贷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确，实际上是用于归还用来入股的临时拆借资金；许多股东的贷款发生在其资本金到账后1个月内，入股单位实际上是“刚拿来，又带走；拿来多少，带走多少”。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显然无法使海南发展银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我认为，在金融机构纷纷以高息揽存的环境下，海发行迫于压力跟风推出高息吸存直接导致了它后来的倒闭。海发行只有16.77亿元的股本，却身负至少26亿元的负债，信誉又不高，本应想办法如何重建信誉。但是以高息吸存，又和市面上信誉低下的那些金融机构有什么分别呢？！并且与此同时海发行还违法经营，贷给股东大量资金，使得海发行的资金运作更加困难，无法兑现对客户高息的承诺，在原本就不高的信用之上又添不良记录。

四．最终倒闭

由于上述原因，海发行从开业之日就步履维艰，不良资产比例大，资本金不足，支付困难，信誉差。1997年12月22日，海发行开始对原来28家诚实信用社的储蓄存款恢复兑付，并对机构存款办理登记确认手续。在有关部门将28家有问题的信用社并入海发行之后，公众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出现了挤兑行为。截止1997年12月31日，海发行10天共兑付原信用社存款9.87亿元，其中92.5%都是居民储蓄存款。在兑付过程中，海发行对以往信用社高息承诺引来的存款一律按照国家规定只兑付本金和合法利息，并对自己类似高息吸存的做法予以坚决纠正：不仅停止支付储户高息，而且开始追扣原已支付的部分高息。持续几个月的挤兑耗尽了海南发展银行的准备金，而其贷款又无法收回。为保护海南发展银行，国家曾紧急调拨了34亿人民币抵御这场危机，但只是杯水车薪。为控制局面，化解金融风险，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当机立断，宣布1998年6月21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

海发行本身信用不良导致人们心理不安，大部分人开始要求兑现加剧了整个社会的恐慌，恐慌的心理反过来又加剧了储户的取款。而大量储户挤兑使得海发行因为无力偿还之前所承诺的高息而不得不食言，停止对多余部分利息的兑换，甚至追扣已支付的部分高息。这种行为不仅使原本就差的海发行的信用被彻底破坏，也更加加剧了储户们的恐惧心理，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要兑现。这样的恶性循环直接让海发行不得不关门大吉。

综上所述，海发行自成立之初就负债累累并且有大量不良资产，发展途中不顾信用危机，反而违法违规经营，给储户造成心理恐慌，使原本就不高的信用被彻底毁掉，最终关门大吉。

那么，海发行是否能够重新来过呢？

重建海发行必定困难重重，但最重要的还是如何才能重塑海发行的信用，改变公众对海发行的看法。当央行宣布关闭海发行后，由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这对工行也无疑是一大负担。但是，由于公众对工行的信任，兑付业务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行，现金提取量不多。这便说明，储户挤兑海发行只是因为不信任海发行。所以，如果政府能出台相关政策扶持海发行助其重塑其信用形象，海发行坚持信用大于利益的原则，建立起健康的经营模式，重建海发行也不是不可能的。

参考文献：《海南发展银行倒闭的原因》

作者：崔光华

第四篇：海南发展银行破产分析

1998海南发展银行倒闭案例分析

一、成立及倒闭过程

1、背景

海口银行的密度极大，巨大的压力下，银行走上了恶性竞争的道路，各信用无一例外地采取了高息揽储的方式吸引存款，有的年利率高达25％。这也直接造成了多数城市信用高进低出，食储不化的结果，只有靠新的高息存款支付到期的存款，然后再吸入高息存款，进入了严重违背商业规律的恶性循环。于是，资不抵债、入不敷出，无法兑付到期存款，成了信用的通病，并严重影响会安定。这也正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兼并海发行、托管信用的最直接原因。

2、成立

海南发展银行成立于1995年8月，是海南省唯一一家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总行设在海南省海口市，并在其他省市设有少量分支机构。它是通过向全国募集股本，并兼并5家由于大量资金压在房地产上而出现了经营困难的信托投资公司而成立的，注册资本为16.77亿元人民币。股东有43家，主要为海南省政府，中国北方工业总公司、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等，有海南省政府控股。在成立伊始海发展就背负44亿元的债务，合并时这五家机构的坏账损失总额已达26亿元。

1997年底，城市信用社引发的海南金融问题第一次大规模显现，5月海口人民城市信用社主任陈琪作案潜逃，这一事件导致储户恐慌出现集中提款现象，随后，支付危机波及海南十几家城市信用社。1997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发布通告，宣布关闭海口市人民城市信用合作社等5家违法违规经营、严重资不抵债、一已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的城市信用社。其债权债务由海南发展银行托管，全省其余29家信用社除一家仍独立经营外，全部并入海南发展银行。接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总资产为137亿元，总负债却为142亿元，资产几乎全为无人问津的房产。

3、经营中的问题

但是合并后成立的海南发展银行，并没有按照规范的商业银行机制进行运作，而是大量进行违法违规的经营。其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向股东发放大量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股东贷款实际上成为股东抽逃资本金的重要手段。有关资料显示，海南发展银行成立时的16.77亿股本在建行之初，甚至在筹建阶段，就已经以股东贷款的名义流回股东手里。仅在1995年5月至9月间，就已发放贷款10．60亿元，其中股东贷款9.2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86.71％。绝大部分股东贷款都属于无合法担保的贷款；许多贷款的用途根本不明确，实际上是用于归还用来人股的临时拆借资金；许多股东的贷款发生在其资本金到账后1个月内，入股单位实际上是“刚拿来，又带走；拿来多少，带走多少”。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显然无法使海南发展银行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4、挤兑风潮

接管之后，原以为取款无望的储户在在海发营业部前排气长队取款，甚至未到期的储户牺牲定期存款的高额利息前来取款，各种传闻引发的的恐慌很快引发挤兑风潮。

5、尝试的解决途径及倒闭

海南发展银行面对严重的挤兑风潮，采取了一系列的自救措施，规定的每周取款次数将少，每次取款限额也下降；一些营业部开始高息揽款，但取款的痛苦过程使人们再也没有存款的动机；同时加大讨债力度，但很多债务成了空置的房产，无法还贷；除此之外，还试图通过设立岛外分世行吸纳岛外存款缓解对付压力，但一切未能如愿。

为保护海南发展银行，1998年3月22日，中国人民银行在陆续给海发提供了40亿元再贷款，之后决定不再予以资金支持；海南省也动用7亿元资金企图挽回局面，但以无力回

天。为防止支付危机进一步蔓延，化解金融风险，国务院和中国人民银行当机立断，宣布1998年6月21日关闭海南发展银行。

从宣布关闭海南发展银行起至其正式解散之日前，由工商银行托管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其中包括：接收并行使原海南发展银行的行领导权、业务管理权及财务收支审批权；承接原海南发展银行的全部资产负债，停止海南发展银行新的经营活动；配合有关部门清理原海南发展银行的财产，制定、落实原海南发展银行的清算方案和债务清偿计划。对于海南发展银行的存款，则采取自然人和法人分别对待的办法，自然人存款即居民储蓄一律由工行兑付，而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将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算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兑付。6月30日，在原海南发展银行各网点开始了原海南发展银行存款的兑付业务。由于公众对工行的信任，兑付业务开始后并没有造成大量挤兑，大部分储户只是把存款转存工行，现金提取量不多。

二、思考与启示

1、银行自食恶性竞争之果

海南银行过度密集导致银行之间的恶性竞争。与其他类型的企业一样，银行也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银行业服务的改善，促进了行业的创新，极大的促进了行业的发展。但竞争需要在适度的程度内，并采用有发展前景的方式展开。海南省银行恶性竞争，采用不合理高息吸储，严重损害了了银行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仅是银行无利可图，更加重了银行负债的支付负担。

2、新债还旧债——必死之路

在银行的资产负债结构中，资产与负债应是相互转化的过程，这种转化是银行主要的经营形式，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获得盈利，得以继续生存。海南省银行也却破坏了这种循环，高息吸储，无力支付时依靠吸纳新的更高利息的储蓄归还旧的储蓄，这种不完整得经营模式使得银行成为一个单纯的存款保存机构，并且在保存期间向储户支付利息，也就是说银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持续的负净现金流的流出，这必将导致经营的失败。

3、严格贷款程序及审核——管理与控制不良资产

导致海南发展银行倒闭的重要原因的构成他的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有大量的无抵押不良资产。1992年开始海南房地产火爆，1993年5月以后，国家加大金融宏观调控力度，房地产热逐步降温，海南的众多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由于大量资金压在房地产上而出现了经营困难，海南发展银行就是在合并这些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成立的，其目的就是处理这些不良资产，着也是导致起导致的最主要原因。

4、合规经营

海南发展银行建立起来以后，并没有按照规范的商业银行机制进行运作，而是大量进行违法违规的经营，其中最为严重的是向股东发放大量无法担保的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银行最初的投入资本被原股东以贷款的形式抽回，此外还攫取了银行的大量存款。这些贷款以无抵押的形式贷出，资本的抽离降低了银行核心资本、附属资本的实际比例，降低了银行的偿债能力；大量的无抵押到款又增加了银行的不良资产比例，这两方面都增加了银行倒闭的风险。

5、中国人民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银行的最后一条防线

在1998年上半年海南发展银行出现储户挤兑时，中央银行紧急调动34亿元资金予以支持，当发现如救助不足以制止信用危机发生时，中央银行采取断然措施，立即关闭海南发展银行，由中国工商银行对其实行接管，从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保护了私人储户的利益，同时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对法人债权进行登记，在海南发展银行全部资产负债清偿完毕以后按折扣率进行总付，以体现投资者（这里为存款者）自我承担风险的原则。这一案例，充分显示了中央银行充当最后贷款人和化解银行风险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地位。

第五篇：巴林银行倒闭案例分析

巴林银行倒闭案例分析

发布人：圣才学习网 发布日期：2010-05-20 20:47 共

一、风险案例

1.巴林银行倒闭

1993年，年仅26岁、几乎无衍生品方面专门训练的尼克•里森被任命为巴林银行新加坡期货有限公司（BFS）的结算部主管兼场内交易经理，主要职责是在新加坡国际金融交易所（SIMEX）和日本大阪证券交易所（OSE）之间进行日经指数（Nikkei）期货套利以及在SIMEX和东京证券交易所（TSE）之间进行日本国债期货套利。一直以来，巴林银行有一个“99905”的错误账户，专门处理交易过程中因疏忽而造成的错误，BFS将记录下来的所有错误发往伦敦。但后来，伦敦总部通知BFS另设一个错误账户（即“88888”账户），记录较小的错误，并自行在新加坡处理。几周后，又通知要求BFS按老规矩办，将所有错误直接报告伦敦总部。但“88888”账户却未被删除，而是保留在电脑中。到1993年年中，“88888”账户累计亏损已达2000万英镑。

为了对付巴林银行内部审计员的查账，以及SIMEX每天追加保证金的要求，1994年1月—1995年2月，里森在SIMEX同时卖出日经225指数期货的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即卖出鞍马式期权组合（协定价在18000—22000之间），使其收入与“88888”账户中的损失相等，并让巴林银行汇出美元，为购买的期权支付初始保证金和追加保证金，如图1实线所示。当日经225指数在19000附近小幅波动时，里森的策略可以盈利，最大利润为看涨及看跌期权的权利金之和；但一旦市场价格跌（涨）破盈亏平衡点X1（X2）时，该策略就开始亏损，风险极大。

1995年1月17日，日本神户大地震，日本股市剧烈下滑。1月23日，日经225指数大跌1055点，BFS亏损合5000万英镑。为了挽回损失，里森编制假账，从巴林伦敦总部骗取46亿英镑保证金，购入日经225指数3月份期货合约，卖出26000份日本政府债券期货合约。无奈神户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债券价格普遍上升，2月24日，巴林共损失8.6亿英镑，远超其股本金总额4.7亿英镑。1995年2月27日，英格兰央行宣布：巴林银行因发生巨额亏损和财务危机而不能继续营业，将申请资产清理。

2.中航油事件

中航油是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简称“中航油集团”）的海外控股子公司，2001年中航油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净资产增加到1.5亿美元，成为新加坡股市的耀眼明星，被称为中国国企“走出去”的模范。

2003年3月底，中航油开始从事投机性场外石油期权交易，基本上是购买“看涨期权”，出售“看跌期权”。2003年第4季度，中航油错估石油价格趋势，调整期权策略，卖出买权并买入卖权，如图2实线所示。这种组合策略是基于未来价格走势下跌的判断，一旦价格上升，会产生巨额亏损，风险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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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第1季度，国际油价飚升，中航油潜亏580万美元，进行了第一次挪盘。随着油价的持续升高，潜亏继续增加。6月、9月，中航油进行了第二、三次挪盘。到10月，公司账面亏损已达1.8亿美元，公司现金全部耗尽，也无银行愿为其提供备用信用证。处于困境的中航油只得于10月8日向中航油集团告知从事期权交易和发生亏损情况，并于10月9日书面请求母公司提供1.3亿美元的支持。10月20日，中航油获贷款1.08亿美元，进行补仓。截至11月29日，中航油亏损总额高达5.54亿美元，只得于次日向新加坡最高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二、案例分析

巴林银行倒闭和中航油事件两风险案例，不仅揭示了交易主体在内部管理上的严重失控，也暴露了外部监管的漏洞。

1.内部管理严重失控。

（1）母公司未考核员工的素质就委以重任。里森无交易执照，无衍生品方面的专门训练。显然，里森缺乏从事衍生品交易的专业素质，更不具备担任重要负责人的条件。而中航油事件的主角——陈久霖，主要依靠母公司对国内航油市场的垄断以及中航油对母公司航空煤油采购权的独揽，创造了中航油在新加坡兴旺发达的景象。

（2）岗位安排违反内控原则，子公司个人权力缺乏制约。根据内部控制原则，前台交易和后台结算两岗位必须由不同的人担任，但巴林总部却安排里森为BFS的场内交易经理兼结算部主管，明显违反了内控原则。在其大肆妄为、违规操作、放胆冒险的过程中，BFS竟然没有任何部门人员可以制约他的行为。内控约束丧失到此地步，风险岂能不膨胀？巴林岂能不灭亡？

比里森更甚，中航油集团不仅任命陈为子公司的高级管理者，还让他代表母公司来监管子公司。这种经营者与监管者双重角色的岗位安排使得陈久霖的个人权力超过了公司制度。正是由于个人权力超越制度约束，从上至下，风险意识淡薄，内控制度形同虚设，最终导致了中航油不可避免的厄运。

（3）母公司对子公司的监督作用失效。按巴林银行的管理体系，里森应向巴林驻新加坡的南亚地区业务经理西蒙、日本的巴林证券负责衍生工具交易主管迈克、伦敦巴林银行金融成果部负责人罗恩汇报工作。但这种模糊的管理方式毫无监督作用，让里森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自己的业务。巴林银行的监管部门缺乏一个职责明确、互相协调、互相制约的运转机制，其监管工作的许多漏洞已明显违反了一个有理性的监管部门可能有的正常逻辑，这是造成巴林倒闭的深层次原因。

中航油集团未能及时建立与现代企业制度相适应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任命陈久霖担任子公司董事长和执行总裁的同时，还任命他为母公司副总经理，派驻新加坡作为子公司的实际监管者。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母公司从一开始就失去了对子公司的监控，除了听取陈久霖单方面的汇报，无法知情子公司的实际情况，子公司出现了严重的内部人控制现象。可见，同巴林银行一样，中航油集团缺乏有效运转的监控制约机制，未能履行作为母公司应尽的职责，这是中航油事件的重要根源。

（4）母公司发现问题不及时纠正，反而纵容。巴林银行从一开始就完全了解里森身兼交易及结算主管的事实，鉴于里森频繁汇报的高额“利润”，一直默认BFS的非常规运作，不仅不采取措施严加制止，还采取高奖励政策刺激交易，并源源不断汇出保证金支持。在1994年第3季度对BFS的内部审计中，巴林银行总部曾指出BFS实行的体制安排对BFS的经营可能会造成风险，但之后也未及时出台补救措施。可以说，巴林银行高层对巴林倒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正是他们这种对子公司的违规行为置若罔闻、放纵自流的态度推动了巴林一步步迈向深渊。

同样，中航油集团也是从一开始就知道陈久霖经营者与监管者的双重角色，也明白母公司对中航油起不到监控作用，但并没有及时调整职位安排，加强对子公司的监控力度，却放任中航油的自行发展。一直等到2004年10月8日汇报时，母公司方才知晓子公司发生的一切，却又不采取正确的风险应急措施，及时斩仓，将亏损止于1.8亿美元。母公司缺乏风险管理意识，对子公司的非常态情况不予纠正、反予纵容，对于子公司的破产也有责任。

2.外部监管存有漏洞。

（1）交易场所的监控有缺陷。巴林事件中，SIMEX的疏漏之处在于没有按会员经纪行的当地经调整可接纳资产净值而设持仓限额，造成其无法及时监督巴林的持有合约数量及保证金缴纳情况，以致后来演变成无法控制的风险。此外，尽管SIMEX一直对BFS的操作提出问题，但鉴于巴林过去的业绩，以及为了吸引客户和实现建立亚洲金融中心的目标，对BFS采取了过度宽容和信任的态度，没有迅速采取追查行动并把问题告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这亦是造成风险扩大的一个因素。对于中航油在新加坡从事的期权交易，由于是场外交易，不涉及公共投资者，因而缺乏政府监管，成为监管的空白地带。这样的监管缺位自然无法监控中航油的交易情况，也无法通过制度约束，使其风险低于其所能承担之限。

（2）政府当局的监控失效。英格兰央行允许巴林银行与集团内的巴林证券在会计财务申报上使用“单一综合”模式，即两机构之间的资金往来可视为同一机构下不同部门之间的往来，在计算银行资本充足比率时合并计算。这样的监管模式无法有效地执行监督职能。另外，英格兰银行法规定，任何银行在没有通知英格兰央行之前，对单一借款人的预支金额不允许超过该银行资本的20%。巴林银行就是在没有通知英格兰央行的情况下，对BFS预支了其银行总资本2倍的资金。

中航油在国内主要归证监会直接监管，归国资委间接监管。国资委作为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是中航油75%国有股份的真正股东，其对中航油的监管是通过所属中央企业及中航油集团来实现，而中航油集团对中航油监管的缺失使得国资委的监管也名存实亡。另外，尽管中航油是中航油集团绝对控股的企业，但由于其是在新加坡注册并上市的，主要接受所在地监管和股东监控，国内现行法规还无法对中航油的交易行为进行管理，中国证监会对该如何监管类似中航油的公司还无明确的办法。证监会是在事件暴露后才发现问题的。

（3）跨国监管难题。衍生品交易是在国际范围进行，而各国政府的监管条例大都局限于本国之内。巴林事件中，英格兰央行仅负责对巴林银行的监管，而BFS却受SIMEX、TSE、OSE和东京国际金融期货交易所（TIFFE）的监督和管理，这四家交易所又分别受新加坡货币监理署和日本中央银行的监管。三个国家分别监管不同机构，其中的SIMEX和OSE又是日经指数的交易对手。显然，缺乏全球性的协调及信息沟通也是巴林破产的一个重要原因。类似地，母公司中航油集团在国内注册，而子公司中航油在新加坡注册，但我国的监管条例局限在国内，导致我国的监管规定无法有效约束中航油的行为。这样的跨国监管难题对于我国尚未发展成熟的政府监管更为棘手。与巴林倒闭案例一样，缺乏与新加坡当局的协调和信息沟通亦是未能及时抑制中航油情况恶化的一个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