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业改革绩效与管制次序分析

第一篇：中国银行业改革绩效与管制次序分析

中国银行业改革绩效与管

制次序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约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出发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实际上是在浅化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麦金农和马克威尔·弗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顺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是因为金融抑制限制了竞争而导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论说明金融深化是以发挥市场作用的一个有序过程进一步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和金融主体的脆弱性必须以管制为基础如何体现管制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充分获得经济效率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在监控每个机构运作方面存在着有关管制体系和市场力量作用这两个主要问 题（注参见

VittasD.1991FinancialRegulationChangingtheRulesoftheGame.蒂米奇·威塔斯《金融规管——变化中的游戏规则》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中文版P4.）中国金融改革和转轨指的是将金融压制、限制性竞争以及资源直接配臵的体制转变为稳定、结构良好的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运作体制因此一方面要进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强金融管制这两个方面的集合或者说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础就是实现管制与竞争的均衡易纲、赵先信（200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年至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层级；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为主要创新阶段主要是对西方现代银行已经发明的金融产品的模仿认为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目的以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混业经营是西方国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来的新趋势中国加入WTO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显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银行是以专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个更好即是否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二是金融业改革的次序问题；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会对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造成威胁即管制重建的问题从美国经营模式的演变看21世纪模式是新的自由主义哲理为基础

尊重和鼓励竞争政策重点是消除竞争壁垒、防止风险扩散、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竞争与创新；二是控制风险扩散（徐诺金2001）本文通过对放松管制下商业银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SCP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规模不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垄断程度高说明竞争的不充分要求分业经营；而表现出来的范围经济对混业经营产生需求；在上述基础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这是影响金融业实行混业与分业的条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结语并给出管制重建的建议

二、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绩效分析我们将从银行自身、银行业和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深化绩效进行分析1.从银行本身角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分析（1）规模经济徐传谌、郑贵廷、齐树天（2002）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按照“中介法”（Ashton1998）建立成本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存在较弱的规模经济绝大多数银行的E值小于1；但是引入不良贷款与放款的情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性张健华（2003）对1997-2001年“14家商业银行和37城市商业银行采用非参数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同时分析表明银行业存在较大的X－无效

率（2）范围经济杜莉、王锋（2002）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costfunction）分析表明在国有银行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并且范围经济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范围经济系数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范围经济性或较弱的范围不经济性四大国有银行的范围经济性明显高于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赵一婷（2000）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现状指出分业经营使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窄是造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不经济的原因2.从产业的角度银行SCP分析于良春、鞠源（1999）运用哈佛学派的SCP（结构—行为—绩效）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刘伟、黄桂田（2002）对运用SCP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国际上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但是不容臵疑的是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正在经历一种从高度垄断到竞争程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但到目前为止该市场垄断程度仍然较高（叶欣、郭建伟、冯宗宪2001）具有政府控制与卡特尔式的垄断市场无论服务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银行业的高成本都说明绩效不佳3.从宏观经

济进程角度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分析金融市场化采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各地金融市场上竞争程度（樊纲、王小鲁等2003）一是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来反映这一状况二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目前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了大半壁江山但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还只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因此我们采用较易取得的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部门贷款（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的比例来近似反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业的全面市场竞争尚未形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仅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国有银行部门而且没有产生强有力的、能够与国有银行竞争的非国有银行部门（赵志君等2002）中国金融机构大约有25%的不良贷款如果把无法回收的贷款从总贷款中剔除则调整后的贷款—存款比率从1987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63%远低于人民银行要求（75%）该比率显示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利用的无效率非常严重（赵志君等2002）另外过多的不良贷款、产权不清、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解决（赵志君2002）总之中国金融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同时在银行业中存在范围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共存现象而范围经济与资产规模成正相关性中国银行业存在较强的垄断现象；且经营绩效也支持

这一点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andAndreiShleifer（2002）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中的政府所有制银行从1960-1995年的发展分析发现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中政府所有制银行更为优越其经验表明政府所有制中银行是制度与金融体系不健全的产物

三、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导向管制的次序分析从规模来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SCP范式分析也说明了银行业较高的垄断程度和经营绩效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些都说明要进行放松管制同时范围经济分析说明混业经营对资源配臵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次序的基础

（一）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管制中国金融业竞争的不完全性与由于竞争的压力产生的混业经营的生成基础不同放松管制、证券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影响太快了增大了金融体系及单个机构的集合风险政府作为风险吸收者（如风险社会化）以及司法当局在合同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结构转变另外就是汇率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相伴随的资本跨国界的大规模的转移这些都会使混业经营的风险加剧因此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展开首先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管制的实际方案主要有管制机构和公有企业（Viscusietc2000）国有银行就是对银行业管制的一种实践

由于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加上银行业强烈的外部性如特大银行难以破产使得国有银行缺乏市场约束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臵的最优效率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提升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或许更重要的是增强国有银行的外部竞争从而提供激励管制是我国国有银行业提升绩效的先行改革次序

其次适度竞争下民营银行的发展金融深化就是要在金融自由化前提下形成市场竞争提升金融资源配臵效率民营银行的生成应是金融深化的重要举措关于民营银行的生成樊纲（2002）认为通过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将有望解决金融业资源配臵效率低下的问题钱小安（2003）认为金融民营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成立新的民营金融机构；二是对已有的金融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实行金融民营化就是要吸收民营资本参与金融重组从公平、竞争、效益的原则出发采取适当方式引导民间资金流动实现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发展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金融领域均应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投资进入（1）在现有银行的基础上把中小银行商业化把它们改造成民营银行尤其是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改组为民营金融机构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由国家控股转变为由民营资本控股的金融企业重建金融体系（2）在商业银行法的框架下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区域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同时要加大试点

力度和对试点总结浙江台州商业银行以私人控股的形式组建即是重要尝试常熟、张家港、江阴相继成立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而且三家农村商业银行全都是由当地民营企业、信用社社员和职工入股没有政府股份对于这些新建军民营银行应在鼓励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发展（3）对于四大国有银行可以在不动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民营化发展即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效率的分支机构进行区域式的业务退出引进民营银行参与或者对于不良资产进行资产剥离资产剥离的形式多种多样将子公司出售给其他公司、分拆、股权分离、管理者杠杆收购通过并购或增资扩股改进资源配臵的效率再次注重金融结构的发展包括股市的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等“好的”金融系统应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FranklinAllenDouglasGale2002）最后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加强跨业合作探索金融业混业经营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探索混业经营我国金融业已经开始在不违背现行法规的基础上寻求银证、银保合作的途径探索混业经营一些银行先后与证券公司联手推出了“一卡通”等存取款和证券投资业务、股票质押贷款等带有明显银证业务交叉性质的业务；保险公司除了为银行提供信贷保险、按揭贷款还与银行共同开发了银保合作的银行产品和保险产品逐步构造范围经济特征明显的全能银行混业经营是很多大型银行的

战略选择但混业经营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混业经营可以分散经营风险获得范围经济优势；但另一方面如果一家银行的每一项业务都达不到有效的经济规模缺乏竞争优势或者银行实行无关联的多元化经营进入不太熟悉的领域反而会加大风险因此混业经营必须建立在专业化经营的基础上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具有不同的资源优势和业务优势即使同为国有银行或股份制银行其资源优势特征、管理水平也不尽相同因而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进程中没有一种“最优”的模式规模较小资源有限的金融机构可以重点发展某一方面或某一地区的业务在国内同行中成为该方面业务的佼佼者没有必要进行混业经营；而规模较大、资源充足、管理水平较高或者拥有很强的职员培训能力的金融机构就应该在单一业务专业化的基础上开展混业经营逐步构建全能银行发挥范围经济优势

（二）放松管制与管制重建金融机构的适度竞争问题只能由市场或以市场为前提来选择和决定这既包括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改革也包含民营银行、股份制银行甚至外资银行的生存与发展当前放松管制与管制重建尤其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1.民营银行的生存空间只能由市场竞争来选择和决定但并不意味政府不进行扶持按照现代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组建的法人组织必须具备规范的市场准入和完善的退出机制并接受严格的外部监管民营银行在定位上是为中小企业服务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与保持自由竞争活力之间发挥民营银行灵活有力的经营态势

（1）建立专门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法规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要根据不同种类金融机构特点和金融集团化发展现实制定适当的市场准入规则和有效的市场退出机制目前尚未制定统一的民营金融机构市场准入规则政策环境有待改进合理制定民营金融准入规则发展民营银行促进金融同业竞争提高金融效率同时要有有效的退出机制防止银行太多也无法退出造成银行过度（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由于民营银行的特殊性为了保护广大存款人的利益及风险防范需要存款保险制度以支持民营银行的发展2.银行监管内容的加强与透明化导致银行体系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宏观经济环境不稳定；二是银行自身管理以及银行经营的结构性环境的弱点因此健全金融体系必须加强对民营银行的监管主要是提高管理者的能力和品格；提高民营银行业的透明度包括现实地评估银行资产、公开披露、审慎报告等；通过监管控制风险包括审慎管理和审慎监督3.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利率市场化问题、国际资金的监管同时在银监、保监和证监的基础上统一协调管理4.金融经济管制内容的完善从管制途径看管制过程及内容的完善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对金融领域为了实现配臵效率和生产效率的统一仍需对金融企业的进入、价格以及服务质量等方面进行干预但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管制失效的出现应引入激励性管制如区域间标尺竞争等激励性管制使竞争受到了利润刺激或竞争性刺激对于促进银行削减成本、提高

生产效率以及资源配臵效率具有积极意义；二是对金融领域从垄断向竞争过渡过程中实现以保护有效竞争为目的的管制对于过渡时期在放松管制后虽有新的银行进入但原有支配性主导银行对于新进入的竞争性周边企业而言有压倒性的先动优势（包括产品差异优势、成本优势、信息优势和策略优势）实施策略性行为所以政府在开始应实施具有过渡性质的不对称管制而当市场开始形成真正有效竞争的局面时则要把不对称性管制改为中性的干预政策；三是在适度竞争实现后健全反垄断管制反垄断管制是在较发达的市场竞争体制下主要是针对可竞争市场里的垄断行为（而为垄断结构）就现阶段中国而言主要的管制是对银行的直接管制和具有过渡性质的不对称管制新的反垄断实践认为垄断结构本身并不说明问题只有出现滥用集中优势的垄断行为才应运用反垄断法目前在西方反垄断的实践中运用推理性原则（aruleofreasoning要求对被质询的行为造成的影响进行调查）而非本质原则（或以在不考虑某些行为造成的影响的情况下禁止这些行为）正在成为一种趋势；同时注重行为效果而非行为人的意图也是一个重要的政策发展；四是在推行上述金融经济管制的同时完善社会性管制社会性管制是以保障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安全、健康、环境保护和防止灾害为目的通过对物品和服务的质量及伴随它们的提供而产生的各种活动制定一定的标准并从根本上限制特定行为的管制从本质上说社会性管制主要是为了

应对经济活动中存在的外部性（特别是外部不经济）、非价值性物品、信息不完全以及提供某些公共产品而设臵的以增进社会福利

为

目的「

参

考

文

献

」1.JohnAshton.Costefficiency.economiesofscaleandeconomiesofscopeintheBritishretail-bankingsector.BournemouthUniversitySchoolofFinanceLawWorkingPaperSeries.1998

（1

3）2.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andAndreiShleiferGovernmentOwnershipofBanksTheJournalofFinanceVOL.LVll.No1.andFeb.2002.P265-301.3.W.KipViscusiJohnM.VernonandJosephE.HarringtonJr.“EconomicsofRegulationandAntitrust”

（secondEdith）The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LondonEngland2000.4.钱小安“金融民营化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研究》2003年第2期5.徐诺金《从美国经营模式的演变看我国的金融改革》《金融研究》2001年第10期6.于良春、鞠源《垄断与竞争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和发展》《经济研究》1999年第8期7.易纲、赵先信《中国的银行竞争机构扩张、工具创新与产权改革》《经济研究》2001年第8期8.徐传谌、郑贵廷、齐树天《我国商业银行规模经济问题与金融改革策略透折》《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9.杜莉、王锋《中国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状态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02年第10期10.赵一婷《我

国国有商业银行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问题探讨》《经济纵横》2000年第10期11.刘伟、黄桂田《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侧重点产权结构还是市场结构》《经济研究》2002年第8期12.叶欣、郭建伟、冯宗宪《垄断到竞争中国商业银行业市场结构的变迁》《金融研究》2001年第11期13.樊纲、王小鲁等《中国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报告》《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14.赵志君、马跃等《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理论分析与宏观效果——兼论中国加入WTO对大陆和香港的影响》《经济研究》2002年第6期15.FranlinAllen、DouglasGale《比较金融系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第二篇：中国银行业改革绩效和管制次序

一、问题的提出

对于发展中国家金融发展的研究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二战后至80年代初期,罗纳德·麦金农、爱德华·肖、约翰·格利和雷蒙德·戈德史密斯等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欠发达”出发,认为凯恩斯主义主张的政府财政赤字政策实际上是在浅化和抑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活动,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发展,因此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金融深化。二是90年代初期以麦金农和马克威尔·弗莱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在总结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实践基础上所提出的金融自由化次序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方法即金融自由化是有先后顺序的如果金融自由化按照一定的次序进行,就能保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稳健性。金融自由化理论是因为金融抑制限制了竞争而导致金融的低效率,金融自由化先后次序理论说明金融深化是以发挥市场作用的一个有序过程。进一步地说,发展中国家的欠发达性和金融主体的脆弱性必须以管制为基础,如何体现管制基础上的适度竞争,充分获得经济效率,是金融发展的关键。在监控每个机构运作方面,存在着有关管制体系和市场力量作用这两个主要问题。

中国金融改革和转轨指的是将金融压制、限制性竞争以及资源直接配置的体制,转变为稳定、结构良好的以市场竞争为基础的运作体制。因此一方面要进行金融自由化与金融深化;另一方面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加强金融管制。这两个方面的集合或者说金融自由化次序的基础就是实现管制与竞争的均衡。易纲,赵先信(2001)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银行业有过两次大规模的竞争。第一次竞争发生在1984年至1997年间以机构扩张为主要竞争手段,依托的是行政层级;第二次竞争发生在1997年之后,以金融工具为主要创新阶段主要是对西方现代银行已经发明的金融产品的模仿。认为中国银行业必须过渡到以投资收益为目的以制度创新为依托的竞争阶段,实现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以明晰产权为基础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和激励制度。混业经营是西方国家放松管制后80年代以来的新趋势,中国加入WTO面对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显然,需要回答三个问题,一是银行是以专业的形式存在还是以混合型形式存在?那一个更好?即是否具备混业经营的条件?二是金融业改革的次序问题;三是混合型金融中介是否会对金融体系稳健和安全造成威胁,即管制重建的问题。从美国经营模式的演变看,21世纪模式是新的自由主义哲理为基础,尊重和鼓励竞争。政策重点是消除竞争壁垒,防止风险扩散、实施有针对性的监管。有两个特点:一是强调竞争与创新;二是控制风险扩散。(徐诺金2001)本文通过对放松管制下商业银行在规模经济、范围经济。SCP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规模不经济和金融市场化程度低,以及垄断程度高说明竞争的不充分要求分业经营;而表现出来的范围经济对混业经营产生需求;在上述基础上决定了我国金融业改革的次序。本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对我国商业银行业的效率现状进行了分析,这是影响金融业实行混业与分业的条件。第三部分分析中国金融深化的次序;第四部分是结语,并给出管制重建的建议。

二、中国银行业放松管制的绩效分析

我们将从银行自身、银行业和宏观经济中金融市场化程度三个方面对中国银行业的金融深化绩效进行分析。

1.从银行本身角度,国有商业银行的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分析。

(1)规模经济。徐传谌,郑贵廷、齐树天(2002)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的基础上按照“中介法”(Ashton,1998)建立成本模型。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在不考虑不良贷款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存在较弱的规模经济,绝大多数银行的E值小于1;但是,引入不良贷款与放款的情况,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普遍呈现出规模不经济性。张健华(2003)对1997-2001年“14家商业银行和37城市商业银行,采用非参数的DEA(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分析得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处于规模报酬递减区间。同时分析表明银行业存在较大的X—无效率。(2)范围经济。杜莉、王锋(2002)利用超越对数成本函数(Translogcostfunction)分析表明,在国有银行中,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范围经济并且范围经济性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而且,范围经济系数与银行资产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即规模较大的银行具有较强的范围经济性或较弱的范围不经济性。四大国有银行的范围经济性明显高于新兴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赵一婷(2000)分析了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经济的现状,指出,分业经营使国有商业银行业务范围过窄,是造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范围不经济的原因。

2.从产业的角度,银行SCP分析。于良春、鞠源(1999)运用哈佛学派的SCP(结构一行为一绩效)范式对中国银行业的行业结构分析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银行业存在高度集中和国有银行垄断低效率问题。刘伟、黄桂田(2002)对运用SCP框架及其从行业结构的角度揭示中国银行业主要问题的思路及政策含义提出了批评,认为,国际上各个银行在努力追求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效应的背景下,中国银行业保持一定程度的集中率是符合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中国银行业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银行产权结构单一,而不是行业集中的问题。但是,不容置疑的是中国商业银行市场结构正在经历一种从高度垄断到竞争程度不断增强的变化过程,但到目前为止,该市场垄断程度仍然较高(叶欣、郭建伟、冯宗宪2001)。具有政府控制与卡特尔式的垄断市场,无论服务的产品与服务的质量,银行业的高成本都说明绩效不佳。3.从宏观经济进程角度,金融业的市场化程度分析。金融市场化采用两项指标来衡量各地金融市场上竞争程度(樊纲、王小鲁等,2003)一是金融业的市场竞争。使用非国有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占全部金融机构吸收存款的比重来反映这一状况。二是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目前非国有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已经占了大半壁江山但非国有企业得到的贷款还只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一个相当小的部分。因此,我们采用较易取得的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中向非国有部门贷款(包括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私营企业贷款、外资企业贷款)的比例来近似反映信贷资金分配的市场化程度。分析表明我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较低,金融业的全面市场竞争尚未形成。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不仅没能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化的国有银行部门,而且没有产生强有力的,能够与国有银行竞争的非国有银行部门。(赵志君等2002)中国金融机构大约有25的不良贷款,如果把无法回收的贷款从总贷款中剔除则调整后的贷款一存款比率从1987年的102下降到2001年的63,远低于人民银行要求(75g6)。该比率显示金融机构对金融资源利用的无效率非常严重(赵志君等,2002)。另外过多的不良贷款,产权不清、管理体制不完善、管理行为不规范等问题没有解决。(赵志君2002)总之中国金融业中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现象。同时,在银行业中存在范围经济和范围不经济共存现象,而范围经济与资产规模成正相关性。中国银行业存在较强的垄断现象;且经营绩效也支持这一点。RafaelLaPorta,FlorencioLopez-De-SilanesandAndreiShleifer(2002)通过对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金融体系中的政府所有制银行从1960—1995年的发展分析,发现在金融体系不健全的国家中,政府所有制银行更为优越。其经验表明,政府所有制中银行是制度与金融体系不健全的产物。

三、中国金融市场的竞争导向:管制的次序分析

从规模来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存在规模不经济SCP范式分析也说明了银行业较高的垄断程度和经营绩效有较大的改善空间,金融市场化程度比较低。这些都说明要进行放松管制。同时范围经济分析说明混业经营对资源配置是一种帕累托改进。这是中国金融改革次序的基础。

(一)建立以竞争为基础的管制。

中国金融业竞争的不完全性,与由于竞争的压力产生的混业经营的生成基础不同。放松管制、证券化、全球化以及金融创新对金融市场和机构的影响太快了,增大了金融体系及单个机构的集合风险/政府作为风险吸收者(如风险社会化)以及司法当局在合同方面的作用,是很重要的结构转变。另外就是汇率和国际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以及相伴随的资本跨国界的大规模的转移。这些都会使混业经营的风险加剧。因此要进行金融微观主体的构造,克服原国有主体的低效和脆弱性。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逐步展开: 首先国有银行的产权改革。管制的实际方案主要有管制机构和公有企业(Viscusietc2000)。国有银行就是对银行业管制的一种实践。由于明显的委托代理问题。加上银行业强烈的外部性如特大银行难以破产,使得国有银行缺乏市场约束,从而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最优效率。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是提升其竞争力的重要途径这包括国有金融机构的股份化与民营化。或许更重要的是增强国有银行的外部竞争,从而提供激励管制是我国国有银行业提升绩效的先行改革次序。

其次适度竞争下民营银行的发展。金融深化就是要在金融自由化前提下形成市场竞争,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民营银行的生成应是金融深化的重要举措。关于民营银行的生成,樊纲(2002)认为,通过在国有商业银行逐步退出的地区大力发展民间金融,组建地方中小银行,将有望解决金融业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问题。钱小安(2003)认为,金融民营化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成立新的民营金融机构:二是对已有的金融机构进行民营化改造。实行金融民营化,就是要吸收民营资本参与金融重组,从公平,竞争,效益的原则出发,采取适当方式,引导民间资金流动实现民间金融的合法化和规范化发展。凡是鼓励和允许外商投资进入的金融领域均应鼓励和允许民间资本投资进入。(1)在现有银行的基础上,把中小银行商业化,把它们改造咸民营银行。尤其是要鼓励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改组为民营金融机构,实现城市商业银行由国家控股转变为由民营资本控股的金融企业重建金融体系,(2)在商业银行法的框架下,允许民间资本组建区域性的中小商业银行。同时要加大试点力度和对试点总结。浙江台州商业银行以私人控股的形式组建即是重要尝试,常熟、张家港、江阴相继成立股份制农村商业银行,而且三家农村商业银行全都是由当地民营企业、信用社社员和职工八股,没有政府股份。对于这些新建民营银行应在鼓励的基础上进行规范发展。(3)对于四大国有银行,可以在不动内核的基础上,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民营化发展。即对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缺乏效率的分支机构,进行区域式的业务退出引进民营银行参与。或者对于不良资产进行资产剥离。资产剥离的形式多种多样:将子公司出售给其他公司、分拆、股权分离、管理者杠杆收购。通过并购或增资扩股改进资源配置的效率。

再次,注重金融结构的发展。包括股市的规范发展债券市场的发展,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等。“好的”金融系统应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1][2]下一页

第三篇：中国银行业风险分析

中国银行业风险分析

——“金融改革与金融安全”课题系列研究报告之七

张承惠

2002-03-14

在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中，银行业应该是最受重视的部分，改善和强化银行业监管应成为金融监管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和政策研究的重点。这不仅是因为银行业属于高风险行业，影响千百万储户的切身利益；更是因为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银行业已经成为金融领域的主导力量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因为银行业内外部的制度缺陷而产生了独特的风险生成机制、因为银行业将承受金融开放的首要冲击。

一、中国银行业潜伏着巨大的风险

无须讳言，目前中国的银行体系中潜伏着巨大的风险。根据不同的来源，笔者将这些风险分成内源型、外源型和混合型三类。

(一)内源型风险

内源型风险主要由银行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造成。这类风险主要表现在资产负债总量控制失衡、流动性要求难以满足、资产结构中贷款比重过高、贷款合同要素不全、信贷决策失误和贷后管理缺乏、人情贷款和关系贷款、高息揽储恶性竞争、机构重叠分散、银行及分支机构之间缺乏信息沟通造成对恶意贷款人的交叉贷款审查控制不力、违规开立信用证和签发承兑汇票、银行有关人员以权谋私违规操作、搞账外经营和违规自办实业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1998年以后，随着全国上下防范金融风险意识的增强和中央银行监管力度的加大，各商业银行通过深化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建立审贷分离制度、统一授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了信贷风险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内源型风险的控制机制。

(二)外源型风险

外源型风险由银行业外部各类因素造成，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社会信用风险。由于社会信用基础薄弱，银行在经营活动中遇到大量因企业不讲信誉而形成的风险，如在申请银行贷款时不披露企业真实经营情况，提供水份大的报表；借款人还款意愿差，有的甚至在借款时就不打算还款，一些银行反映按期履约比例仅为1／3；特别是近年来企业借改制等形式逃废银行债务的情况相当普遍。据不完全统计，至2000年末，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户的6万多家改制企业中，逃废债企业约占50％，逃废银行贷款本息占改制企业全部贷款本息的30％以上。

第二，金融诈骗风险。近年来，金融诈骗的大案要案呈上升趋势(例如，西安一犯罪团伙在1999年11月～2000年8月期间，多次以伪造或变造存款单位预留印鉴等手段将单位大额存款转移至犯罪团伙开设的帐户，涉案金额达8000万余元，涉及工农中建和城市信用社等诸多金融机构。再如，经查明，在1998年10月至2000年9月期间，有三个犯罪团伙伪造假银行承兑汇票102份，票面金额达4.09亿元。这些假汇票在黑龙江、山东、甘肃、福建等地银行贴现57份，金额达2.53亿元，给银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这些重大金融诈骗案件地共同特点是：以高息为诱饵；借助高科技仿真度很高难以识别；诈骗金额巨大。在有的地方，不法分子甚至获得了金融机构的经营权，直接利用经营金融机构的便利吸收存款和骗取银行资金。

第三，政府干预风险。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中央政府干预与地方政府干预具有不同的方式。首先，作为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者代表，中央政府给定银行经营者的目标是多维且互相矛盾的：商业银行既要力争盈利和化解不良资产，又要对亏损的国有企业不断提供贷款以维持其生存；既要提高经营水平，降低成本，又要雇佣大量职工以维持社会安定；既要服从商业准则，又要给政府扶持的行业优先提供融资，如此等等。这种经营目标多维化的结果，必然使得经营人员无所适从，无法对经营成效担负起责任，进而加大了经营风险。

其次，地方政府干预的目的要简单得多，那就是尽可能地从银行获取资金来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因为银行业的风险最终是由中央政府而不是地方政府来承担。在改革初期，地方政府领导通常用直接干预的方式获取银行贷款(例如广东恩平市自1993年起，在市政府的干预下，当地金融机构大量办理高息存款，广泛吸收社会资金，将大量高成本筹集的资金投向非生产领域和账外经营，为偿还到期债务又不得不继续吸收新的高息存款，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形成70～80亿元的资金缺口，引发两次地方性金融危机，导致建行恩平支行被撤销、农行恩平支行停业整顿，20家城乡信用社被关闭。而在广东原省委书记的保护下，始作俑者却由建行恩平支行行长提拔为恩平市副市长、市金融领导小组组长，并在此后的查处中一再受到保护。)。98年以后，随着监管体制的改革和商业银行风险约束的增强，直接干预的方式不太有效了，地方政府便转而采用间接方式，如支持地方企业利用转制逃废银行债务、在某种程度上纵容金融违规活动等等。

第四，其他行业传递风险。近年来，在多方力量的作用下，分业经营的隔火墙开始出现突破口。一是1999年起，中央银行开始允许符合标准的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并允许银行向个人和注册资本超过3亿元的证券公司提供股票质押贷款。这一政策适应了证券公司和个人扩展融资渠道的需求，为商业银行的提供了新的商业机会，但同时也给银行带来了新的经营风险：一旦股票市场突发性暴跌，质押股票市值下降，银行将可能无法收回贷款而蒙受损失。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行业内竞争因素和体制缺陷，银行的经营者很容易产生过大的风险偏好。当股市一路上行时，银行在利益驱动下，往往会通过各种渠道将资金注入股市，从而埋下了更大的隐患(不久前，人民银行查处了沈阳四家银行分支机构自2000年4月至2001年1月，曾违规办理无真实贸易背景的商业汇票承兑贴现23亿多元，其中有5.1亿元流入了股市。)。有人估计，目前各证券公司向商业银行拆借、质押贷的款额已达到5000～7000亿元之多(曾康霖、潘青木，“对我国股市近期暴跌的思考”《经济学消息报》2001年10月12日第一版。)，近期中国股票市场出现的暴跌很可能使银行的不良资产比率再度上升。二是去年起中央银行部分放开了大额存款管制，允许银行办理3000万元以上、5年期的保险存款，利率由双方协议决定。由于贷款利率没有放开，缺少与这类负债对应的资产，如果银行过度吸收保险存款，将有可能出现较大风险。三是出于竞争的需要，目前各银行都开办了一些有关证券交易的新业务，如“银券通”、“银证二卡合一”、“卡折炒股”等，使得储蓄帐户与个人股票帐户联通起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银行业与证券业分业经营的模式。由于新股申购资金波动量很大，这些新业务加大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例如中国银行原来每日头寸保持在20～30亿元左右即可，后来上升至100余亿元。在申购期间，工商银行日头寸需求高达800多亿元。

(三)混合型风险

在很多情况下，外源型风险是通过银行内部管理漏洞发生的，这就是混合型风险。一方面，犯罪分子利用被收买的银行职工作内线，内外勾结实施诈骗；另一方面，由于银行内部管理不善、风险控制机制不健全，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外源型风险(例如据人民银行广东分行统计，从1998年至2000年10月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银行承兑汇票诈骗案中，仅以河源各银行名义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就达288份，涉及金额12亿元。但实际情况是，从1998年开始，河源各商业银行均未办理过一宗汇票承兑业务。毫无疑问，这些汇票诈骗案都是假冒河源银行名义开展的。但是从侦破情况看，犯罪嫌疑人大多学历不高，最多也就是高中毕业，那么这些不法分子为什么能够熟悉银行内部业务流程并屡屡诈骗成功呢？原因就是不法分子收买了河源银行的工作人员，当贴现行派人来河源查问时，犯罪分子得以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在柜台或办公室直接接受查询。他们还勾结邮局工作人员截收贴现银行的查询传真、电报等，然后盗用银行名义回电予以确认。假银行承兑汇票大行其道也暴露出银行内部管理上的漏洞。目前银行间的承兑汇票业务实行全国联行制，有资格办理此种业务的银行才能进入《全国银行行名行号本》，并由各银行的总行定期发布。河源有关银行从1998年起已不再具备汇票承兑资格，实际上贴现银行无须去河源银行查询即可确认以河源银行名义发出的承兑汇票是非法假票。)。

作为上述风险的集中反映，就是银行体系中（特别是四大国有银行）积累了大量的不良资产。在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国有银行近1.4万亿不良资产之后，2001年一季度末银行体系的平均不良资产率仍保持在25％以上。其中国有独资商业银行28.5％，政策性银行21.4％，其他商业银行16％，城市信用社38.5％，农村信用社47.1％（刘仁慧2001）。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不良资产的生成机制并未得到根本改造，不良资产的上升势头很难说已经被彻底抑制。尽管在中央银行的严令之下，四大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比率自2000年以来开始持续下降，2001年上半年净下降了2.1个百分点，但由于以下因素，第三季度末比年初下降了2.6个百分点。不良资产统计的真实性受到影响：

第一，在不良资产的帐务处理上存在人为调整因素。由于不良资产认定制度、认定程序和监管技术的缺陷，对不良资产仍然沿用了人工认定的方式，人为调整因素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统计的真实性。例如为了应对考核指标的压力，基层行完全可以通过办理借新还旧和贷款违规展期来掩盖不良资产。

第二，会计标准落后。目前多数商业银行处于“一逾两呆”与“五级分类”两种不良资产分类方法的衔接时期，国际通行的五级分类法尚未普遍推行，造成不良贷款的认定标准混乱。银行会计科目仍按传统的“一逾两呆”标准设置，考核指标也以此制定。而出于“一逾两呆”固有的不合理性，该标准是无法反映不良资产真实状况的。

第三，风险加权体系与巴塞尔标准存在差异(参见《中国未完成的经济改革》尼古拉斯.R.拉迪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年出版。)。目前中国银行普遍缺少一套完整的资产管理体系，大多仅依靠帐面数据来评估风险，在风险认定标准、对某些特殊风险（如贷款对象过于集中）的评定等方面掌握偏松。同时风险评价的有关信息极不透明，缺少有效的外部监督。据此国际著名信用评级机构穆迪公司曾指出，中国银行公布的资产充足率是“没有意义的”(同①。)。换言之，中国的银行还普遍缺乏识别风险的能力。

二、加入WTO将使银行业的风险进一步暴露

(一)在强大的竞争对手面前中国银行业将可能进一步丧失竞争力

与证券业和保险业相比，银行业是入世承诺中开放度最大的部门。加入WTO之后，外资银行将成为国内银行的重要竞争对手。这一新格局的要害并不在于竞争主体数量的增加，而在于竞争性质的改变：银行同业之间将由过去资金实力和市场份额的竞争转变为综合实力的竞争。如果说在旧格局下银行依靠大力吸收存款和扩大市场份额还得以生存的话，在新格局中这一生存方式将被淘汰，大而虚弱的银行很快会面临生存危机。

根据国外经验，外资银行进入发展中国家之后，将以其在管理经验、服务水平、经营方式、产品结构等方面的明显优势在经济发达的大城市与本地银行争夺优质客户和表外业务，从而得以在占有较少市场份额、消耗较少资源、承担较小风险的情况下取得较高收入。这种竞争方式给中资银行带来的压力将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由于失去优质客户和新的利润增长点，盈利能力本已十分低下的银行将更加难以获取经营利润，不良资产的比重可能进一步增加，财务状况可能恶化，清偿能力会逐步丧失。

第二，由于外资银行在开展零售业务方面十分谨慎，中国银行业现有庞大的国内网络优势并不足以构成抵御外资银行竞争的壁垒。相反，数量众多的分支机构却很可能成为中国银行业的包袱，一者银行为维持这些分支机构运行所耗费的资源过多，而其中很多机构并不产生效益；二者过多的分支机构会增加决策层次和信息传递成本，降低经营管理效率，加大风险控制难度。

第三，在对私业务领域，外资银行通常会从高收入人士入手，以其擅长的个人理财、电话银行、网络银行等高技术含量的服务逐步扩展业务（实际上，许多外国银行已经通过发展在线服务将业务扩展到国外，从而避免了建设零售网络的昂贵费用）。鉴于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人数较少的富余阶层集中了半数以上的社会财富，高收入客户群的流失很可能会影响中资银行的储蓄存款增长，从而直接影响银行的流动性，因为中国主要银行的流动性一直是依靠高储蓄增长率来维持的(据测算，外资银行只要吸收国内银行6%的存款，就会使内资银行出现流动性风险。)。

(二)市场规则的调整将使中资银行失去政策庇护屏障

市场开放并不是加入世贸组织的全部，规则开放也是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必然要求。加入WTO之后，中国必须通过规则开放来引进和吸收国际通行的市场经济规则，调整与之不相适应的制度架构。长期以来，政府在要求国有银行承担政策性职能的同时，也为之提供了保护和超国民待遇，例如成立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予以剥离并实施“债转股”、允许其在一定限度内核销呆帐贷款、在开办新业务、开发新商品方面予以照顾、限制股份制商业银行分支网络扩展以减少竞争等等。对于其他商业银行，政府也提供了诸如严格限制新竞争者进入的保护。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尽管政府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保护措施，但是这种保护一定要符合世贸组织的规则并保证充分的透明度和公平性，过去所采用的有针对性的行政性保护措施将真正成为“最后的晚餐”。毫无疑问，习惯于庇护的银行将进一步暴露于风险之中。

(三)来自非银行机构的竞争将进一步分解中国银行的业务基础

在国外金融混业经营的浪潮中，非银行机构正在向传统银行业渗透。投资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资产管理机构、基金管理公司、财务公司、租赁公司甚至一些非金融企业如电讯公司、软件公司、大型零售公司都开始提供与银行类似的服务。入世之后，这类非银行机构将随着自身业务的开展进入中国，并加入与银行竞争的行列。由于这类机构已经具有丰富的商业经验，中国银行将很难与之竞争，银行的业务基础将被削弱。

三、形成银行风险的制度基础

1998年以后，中央银行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监管内容不断增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银行风险的上升势头，稳定了金融秩序。但是由于缺乏监管基础，中央银行的监管越来越力不从心，发生风险的源头并未得到根治。

(一)产权制度缺陷决定了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先天不足

1.国有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缺陷

产权制度缺陷首先突出反映在国有商业银行身上。国家是四大国有银行的唯一所有者，银行产权名为国家所有，实际上却因没有明确的所有者主体、没有明确的所有权要求而虚置。由此造成以下后果：

第一，由于缺乏所有者的监督、激励和约束，银行必然存在巨大的代理风险和普遍的“内部人控制”。这就天生地决定了许多银行经营人员的行为取向是个人或小团体福利的最大化而不担心风险。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其建立风险约束的自律机制是不可能的。

第二，由于国家的目标是多元化的，追求利润和最大资本收益率不能成为各级银行内在的动力，商业准则也不能成为银行行为的最高准则。在目标不明、责任不清的情况下，经营者即便有着良好的愿望和素质也很难有大作为。

第三，因为所有者是国家，国有商业银行信用的事实上已经转变为国家信用，无论是民众还是客户，都认为国家银行绝对不会倒闭，对银行的风险熟视无睹，银行因此而缺少来自外部、社会的有效监督。

第四，国有银行对一母同胞的国有企业的赖帐、逃债行为难以给予惩治。而在这种情况下，市场经济最基本的信用制度便由于违约成本过低而一再受到侵犯，银行经营活动的基础日趋脆弱。

2.其他商业银行的产权制度缺陷

与四大国有银行相比，改革开放以后设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具有市场化程度较高、机制较为灵活的特点，服务效率因而也相对较高。但是股份制商业银行自身的不足亦不可忽视。目前在股份制银行中，普遍存在着产权制度不健全的问题。由于股份制银行背后的“老板”基本上仍是国有企业，国企自身的所有者缺位问题便依样复制到股份制银行中，使得这些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带有行政色彩并普遍存在内部人控制和道德风险问题。被关闭的海南发展银行曾制定了70多项管理制度，希望籍此建立有效的内控体系，结果事与愿违，最终仍没有逃脱被经营风险吞噬的结局。一些已经上市的银行如深发展、民生银行等，或者同其他上市公司一样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问题，普通股东无法对经理人员实行有效监督；或者在相当程度上仍受到政府的控制，在重大事项上（如行长任免）股东很少有发言权，充其量只能算是半官半民的银行。此外，光大、华夏银行尚未完全采用股份制企业制度形式，中信实业银行至今仍全资直属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这类银行尽管因属于“孙子辈”而较少受到行政干预，商业动机也相对强烈，但仍受到国有企业管理体制的强烈制约。近年来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发展速度明显减慢，利润增长趋缓，不良资产呈直线上升趋势，表明股份制商业银行已经耗尽了设立初期的制度优势，内部机制等方面的欠缺开始威胁其生存发展。

在城市信用社，产权制度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从城市信用社的历史沿革来看，信用社基本上均与政府部门和一些特殊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在严格的金融管制之下，也只有政府部门和有关机构才有能力争夺金融业务的许可证）。例如某中心城市48家城市信用社中，属于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的工作部门组建的有9家，属于政府部门所办公司组建的4家，属于市、区政府部门办的12家，属于金融机构所办的13家，属于学校、科研机构所办的2家，属于民主党派和群众组织组建的2家。从信用社的经营情况来看，多数组建单位都将之看成是自己的下属机构，并利用信用社直接向股东关联企业发放贷款，出资组建各种产权关系不清的公司，为组建单位提供福利和安排家属就业等等。由于组建部门并非真正的出资人，经营风险对之不构成任何约束，加之又可以从信用社获取利益，组建部门根本没有监督、约束信用社经营人员行为的动力。经营人员则往往自恃权势背景而恣意妄为，部分股东急功近利的短视为更加助长了信用社的违规经营。在这样的体制之下，经营不善、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就成了城市信用社的必然归宿。对此，监管部门曾试图通过增资扩股、改变股东结构来改善信用社的经营活动。遗憾的是，由于未触及问题实质，这一努力并未能解决城市信用社的产权约束问题，反而使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得以借机攫取信用社的经营权从事非法金融活动(据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2001年9月7日报道，1993年，湖北“全国优秀青年企业家”林明学获取了湖北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下设的恒昌信用社经营权，开始高息揽储并通过信用社攫取资金1亿多元据为己有。1995年，林明学从武汉长江信用社贷款600万元，从工商银行桂林分行贷款600万元，多方筹措资金2200万元，同时虚拟注册了7家企业入股买下了桂林临桂县城市信用社。林担任监事会主席，由下属职工分别担任理事长和信用社主任。控制临桂信用社后，林明学开始将之作为“林家铺子”，任支任取。为满足其需要，信用社高息揽储获得6亿元存款，其中大部分被林以贷款名义非法占有。林还多次利用信用社向工商银行、农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1亿多元。)。

上述产权问题同样广泛存在于改制以后的城市商业银行。改制以后，大股东一般由各类政府机构改为财政部门。相对于改制前信用社挂靠五花八门的政府机构的情况而言，此举尽管有助于规范其经营行为，但所有者的约束、监督机制仍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产权制度的缺陷决定了我国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先天不足，由于所有者放弃或无法行使权利，银行为高级管理人员所控制，所有者、经营者、监管者和其他相关者之间难以建立有效的利益制衡和互动机制，结果必然会招致巨大的风险。

(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缺陷是国有银行风险生成的重要原因

1.政资不分，缺少专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权利、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承担责任的职能机构

在现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中，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承担了管理国有资产的职能，这一点是明确的。但是具体到各个政府部门，职责又十分不清楚。看起来目前是由财政部具体负责国有资产的运作和保值增值，可是由于资产管理者和国家财政事务管理者两种身份的性质和目标都不尽相同，财政部门往往很难将两种职能协调于一身。同时作为政府部门，财政也不宜直接进入市场参与竞争，否则便会破坏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此外，国家并没有真正赋予财政部以资产管理人的身份，例如财政无权任命或撤销国有公司的董事长，无权决定企业的兼并、分立、解散、增减资本、发行股票或债券。这些权力或者被分散到各个职能部门（各职能部门内部继续进行分权），或者被集中到更高层次，而这些部门及有关责任人并不对国有资产的运作效果承担任何责任，形成严重的责权失衡。由于缺少专门代表国家行使所有者权利，对国有资产全面负责的职能机构，本应由所有者承担的监督职责不得不转移到其他部门（例如由人民银行来检查银行报表的真实性、查处不良贷款责任人、规定不良资产控制比例，由金融党工委来挑选银行经理人等等）。中央银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商业银行的总行，结果是既加大了监督成本，又影响了监管效率。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银行的经理人并不清楚自己应对哪一个政府部门负责，因为这些部门似乎都同等重要。同时他们也无须对经营活动的失误负责，因为很难分清这些失误是经理人员的责任还是多头目标相互冲突的结果，精明的经理人甚至可以利用这种目标的矛盾性来开脱自己的失误和违规行为。

2.政企尚未分清，延续了原有管理方式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原本是隶属于政府的专业银行，有着自己的行政级别并按照政府行政系列层层设置机构，银行管理人员被视同干部，享受同级行政官员的待遇，可以由政府部门派遣和调动。随着改革的深入，国有银行的行政色彩正在逐渐淡化，但是政府干预银行经营活动的行为仍时有发生，国有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依然是政府的政策工具。特别在高级银行职员的管理上，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管理方式，行长、总行部门经理和分行行长基本上由政府决定，分别享受副部级待遇和局级待遇，追求行政级别提升仍是高级管理人员的重要激励因素。由于国有银行的政治地位与人民银行几乎平等，后者是很难对之实施严格监管和追究经营者责任的。

其它类型商业银行的情况大同小异，银行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大多仍由政府选择，董事会的作用十分有限。总的来看，商业银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以资产收益率最大化为经营目标的体制尚未建立，因此银行也无法真正按照市场经济准则建立风险控制机制和激励机制。

(三)地方政府这一特殊利益群体争夺金融资源的制度因素

在分析中国银行监管问题时，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屡屡扮演了一个与中央政府相对立的角色。例如，地方政府经常以办公会的形式压银行贷款，或者以职务提升、解决银行关系人员家属子女就业提升等为诱饵或交换条件，诱使其违规发放贷款。在企业利用改制改组逃废银行债务和各类金融诈骗案件中，也经常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和地方司法部门保护的影子(参见第5页注①。)。从现象看，地方政府过于重视地方利益而缺少全局观念、商业银行内控机制欠缺和分支机构人员素质不高是造成这些问题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表象的背后，是否还存在着更加深刻的原因呢？值得研究的问题主要有二：一是在发展经济和保持社会稳定成为评价地方政府政绩主要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支配金融资源的能力与实际需求是否相符；二是地方政府支配金融资源时，其获取的利益与承担的风险是否对等。笔者认为，由于地方政府组织资源的能力受到严格限制，发展地方经济和保障就业的资金需求很难满足（个别特殊地区除外），同时在制度上，又不存在对地方政府的风险约束，因此地方政府争夺金融资源的行为存在着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不对有关制度进行调整，地方政府的行为乖戾就会永无止境。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银行业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缺陷而非监管不力造成的，现行商业银行产权制度和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已经构成银行内部风险生成的制度基础，如果不对这一基础加以改造而只是一味要求加强监管，则不仅不能有效地控制银行风险，还会压制银行业自身的活力和竞争力。因为监管部门既然不能通过所有者对投资盈亏和企业价值的高度关心来促使其约束经营者行为，不能通过市场来激发银行建立和完善风险控制机制的内在动力，不能在合理的利益和责任关系下，引导地方与中央在银行监管问题上保持一致，那么为了降低风险，就只能用行政管制的手段限制银行经营范围和权限。显然，这种管制必然会影响到银行竞争能力的提高。

第四篇：读书笔记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效率：1995-2008

读“中国银行业的改革与效率：1995-2008”有感

众所周知，银行业改革的首要目标是改革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强化金融基础，具体的措施包括放松管制（放松管制能使银行拥有自由决策权，根据自身的情况改变投入产出组合、技术升级等，以此来提高效率，这在发展中国家还未被证实，但多数的研究都得到了这样的结果）、民营化（所谓的民营化，就是银行的私有化，国有商业银行往往是效率低下的，对银行效率存在着明显的负向影响，普遍采用的方法是外资参股和发行新股）、加强谨慎监管、利率自由化、去除信贷控制等。

在最近十几年中，我国政府对银行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例如，对银行业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本注入和不良资产剥离，以及加快民营化进程，相继帮助四大国有银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和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中国农业银行又在2010年7月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股发行。而本文通过实证分析来评估银行的绩效并检验民营化战略对绩效的具体影响。在以往的研究中，主要的研究的对象是欧美国家，并且集中在市场结构、市场集中、并购以及外资对银行绩效的影响等方面，并相继提出了结构-行为-绩效假说、相对力量假说、X-效率结构假说等，但是这些假说的成立是建立在不同地域的基础上的，比如在澳大利亚和西班牙，放松银行管制与银行效率有正向影响，而在80年代的美国则没有相应的效果。在本文中，作者运用了单阶段随机前沿模型，评估了中国银行业成本效率和利润效率，并对所有制效应和治理变结构变化的选择效应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的分析，改变了以往银行结构对银行效率的静态影响的研究。

在模型设定上，作者使用了市场平均投入要素价格，而不是内生决定的银行要素价格（即全要素支出除以全部要素得到银行各自的投入要素价格），因为考虑资源配置的无效率性，使得银行不能获得市场上的最优价格组合。作者还用了单阶段估计方法，来估计成本、效率前沿，避免了两阶段法的重要缺陷。在实证分析上，使用了三种产出：总贷款、其他盈利资产和存款；两种投入分别是：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一种净投入是：权益。分别讨论了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

最后的结果表明，中国银行业效率在样本期内得到了提高，利润效率改善速度比成本效率要更快，行业平均利润效率和成本效率分别是70%和72%，符合我国银行业改革的现状，并且还得到了所有制对银行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城市商业银行是获利能力最强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最差，作者在研究中也发现外资参股不如设想那么有效，甚至降低银行效率。

第五篇：中国银行业的半程改革

中国银行业的半程改革

从2013年6月“钱荒”，到各种“宝宝”收益率突破7%，继而被呼吁加强规范管理，再到2014年5月一行三会和外管局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下称“127号文”），关于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以及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情况下的资产价格走向等问题都引起热议。

笔者一直以为，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走了西方一百年的发展道路，遇到的问题会有诸多相似性，所以，研究美国的利率市场化之路和20世纪80年代银行危机很有借鉴意义。朱崇实、刘志云等翻译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银行危机研究》即带来了不少好资料。

那些必经的发展历程

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陷入滞胀，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在80年代采取的抑制通货膨胀的措施，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1980年时美国优惠贷款利率达12%，黄金价格涨到每盎司660美元，外汇市场上对美元一片不信任。面对危情，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至1982年更多依靠货币供应量工具，把真实利率推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之后则转向了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措施。这个过程中，美国利率市场化和放松管制进程加快。

美国银行业起初也很简单，就是维持3%的利差，监管也十分严格。1933年、1935年、1966年分别对联储会员银行、非会员投保银行和储蓄金融机构设置存款利率上限。高通胀叠加存款利率管制，使得美国的货币基金在70年代滞胀期迅速兴起，并成为这一时期的最大赢家，其规模从1977年的37亿美元膨胀到1982年的2200亿美元。1970年6月，美联储取消了10万美元以上大额存单的利率上限，正式启动了利率市场化的进程；1973年5月，取消了所有大额存单等利率上限；到了1983年10月，商业银行和储蓄机构可以自行决定所有定期存款利率；1986年4月，管理当局设定存款利率上限的权力到期，标志着利率市场化的完成。

美国利率市场过程中伴随着银行业管制的放松。首先，各州内的银行限制被撤销了，允许新的业者进入一度被保护的领域，地区性银行建立起来；中国首批民营银行试点和探索存款保险制度与之十分相似。其次，由于货币基金的蓬勃发展和通胀环境，银行利息对储户的吸引力明显下降，银行开始转向成本更高的负债；中国有类似情况，理财产品火热，各种“宝宝”规模膨胀，不少银行高息揽储，不断发行短期理财产品，负债成本上升。再次，出于技术创新和金融创新，银行业对大客户贷款的市场份额下降，它们把资金转向欠发达国家和杠杆收购，并且增加了表外业务（off banlance sheet）。中国在“四万亿”之后，为了抗击通胀，货币开始紧缩再紧缩，其间表内所能供给的信用有限，被迫寻求表外信用供给。这种信用供给包装成理财产品，不断短借长投，实质是期限错配，一旦出现利率倒挂就很危险。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在1979年至1982年间持续出现联邦基金利率超过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倒挂，政策上是由于联储对货币的数量化调控，而银行的表外业务的期限错配也增加了短期流动性需求。大量寻求短期票据资金的银行，在利率上升和期限错配中深受其害。中国的长短期利率也在2011年9月和2013年6月出现了严重的倒挂。由于对买入返售业务的规范，银行难以腾挪资产，短借长投的错配出现暂时亏损，也连累了债券，造成股债双杀。幸运的是，期限倒挂持续时间不长，央行很快相机抉择平抑短期利率，银行并未出现亏损，只是动作慢的银行深受去杠杆之苦，总资产和利润双降。127号文第一次承认了同业资产可以通过投资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实质进行放贷，捅破了同业资金不得放贷的窗户纸，以后商行的同业存款就相当于美国80年代的“经纪人存款”，利率市场化在资产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受困房地产业

美国上世纪80年代银行危机的焦点行业是房地产，《加恩-圣-加曼》法案废除了关于在不动产信贷上的法律限制，而且还放松了对单个信贷人的贷款限制。伴随着80年代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住房价格上涨和部分州的商业地产热潮，银行解开枷锁，加大了房地产开发贷款和按揭贷款的投放力度，商业银行房地产贷款占贷款总额从25%上升到40%。经济扩张周期结束后，写字楼和商业地产面临困境。在1975年-1979年的五年期间，全国31个最大的办公房地产市场每年完成3350万平方英尺占地面积的建筑，接下来五年内，新完成的建筑占地面积几乎增长两倍，空置率从1980年的4.9%升至1990年的18.9%。美国社会零售额在1982年-1987年保持6.8%的增速，但商业地产野蛮生长，1984年-1990年全国56个主要城市商业地产新建占地面积平均每年约9480万平方英尺，需求仅为年均5160万平方英尺，空置率从1982年的4.9%升到1991年的10.8%。随之而来的是不动产价格下跌，根据全国房地产指数（NREI）的数据，51个主要城市中，办公、商业地产每平方英尺的租金和售价在1989年中期开始下滑，其中写字楼售价下跌27%，租金下降17%。房地产泡沫破裂是银行危机的主因，1/3的储贷机构倒闭，共有1600多家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承保的银行关闭或接受FDIC的资金援助，远超过了1930年联邦存款保险制度建立以来的数量。

来看中国，截至2014年4月，国内房地产开发贷余额4.9万亿元，住房按揭贷款余额10.29万亿元，加上保障房定向贷款，涉房贷款余额共计15.42万亿元，占全部人民币贷款余额20.37%。再看各家银行的数据，五大行的房地产开发贷余额2.25万亿元，占其总贷款比重不超6%；五大行的住房按揭贷款余额6.34万亿元，占其贷款比重不超17.5%。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由于资产收益率问题并不乐意发放此类贷款。

根据数据，在银行危机时期，美国35家主要商业银行的总资产净利润率（ROA）由1985年的0.65%下降至1989年的0.25%。房地产相关的坏账占坏账总额的比率在1989年达到31.29%，到1990年则上升为43.41%。在1980年，后来倒闭的银行向商业地产发放的贷款达到其总资产的6%，而在1993年几乎达到30%，而未倒闭的银行其商业地产开发贷款，在1993年这一比例仅为11%。富国银行当时受伤较轻，公司商业地产的贷款总额共有128亿美元（占总贷款的29%），其中10亿美元为不良，不良率达到7.8%，这10亿美元不良加上4亿美元的ORE，占商业地产的10.7%。富国银行商业地产上的损失率达到0.86%，前十大银行损失水平为3.7%。当年富国银行净收益只有2300万美元，资产收益率只有0.04%，巴菲特就在此时买入该银行。1992年，富国银行净利润反弹至3.06亿美元，1994年成为全国盈利最好的银行。

就中国的银行而言，总体房地产类贷款占总资产比最高的为14.4%，2013年，中国写字楼加商业地产合计销售1.37万亿平方米，相关开发投资1.65万亿元，在房地产整体开发投资销售中占比远远低于美国当年水平。况且，中国的住房贷款按揭乘数低，居民资产负债表十分健康，城市化水平仍低，出现美国式不动产价格大幅下跌的概率极低。

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其周期与人口有着密切关系。美国结婚数量在1946年达到230万的历史高峰，预告了婴儿潮来临。50年代开始房地产建筑业成为经济波动的主宰，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的房地产初期体现为杠杆投资，强力调控之后，体现为结婚适龄人口的需求和城市人口迁移带来的变化。不过，参考美国和日本经验，就业人口达到高峰后，商品房销售见顶和下滑都是平缓的。历史上发生的房地产引发的银行危机，在80-90年代体现为区域性过热，在2008年体现为金融衍生品泛滥、基础资产质量差所致。

中国银行业现在主动缩减涉房信贷，主要是负债成本上升后趋利的必然选择。在过去的买入返售科目下，7%利率的同业资产只需计提0.5%的资本占用以及1.05%左右的税收成本，相当于5.45%的税后回报率，比最高的国债收益率都要高。127号文之后，其收益率与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相当，相对优势减弱。因此，房贷不是最优的资产配置选择。

中国银行监管改革才走到美国一半的路程。银行负债端的市场化进程较资产端更快，资产端激进的行为已被悬崖勒马。

富国银行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中，核心存款增长1.2倍，其住房抵押贷款的坏账率要比行业平均水平低20%，收入来源多样化且比例稳定，仅仅因为并购美联银行而降低了收益率。可见坚守原则、经营稳健的大行，依然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撼动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