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和百姓

第一篇：古代官员和百姓

古代官员和百姓的关系

柳宗元在柳州的主要政绩及影响：柳宗元先贬永州司马，后迁柳州刺史。“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柳宗元在柳州四年，释放奴婢，设馆倡学，兴利除弊，政绩昭彰。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身为柳州刺史的柳宗元先生，几乎让人忘记了他还是一个著名的散文家。广西柳州市的“柳侯公园”内有"柳宗元衣冠墓

苏轼大多是从一个好官的角度，为百姓谋利，这表现在他与王安石派及司马光派两派的争论上，更表现在他在地方州守任上，为当地民众所做的好事。譬如他在徐州任上，遇到黄河决口，洪水直淹徐州城下，苏轼“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奋战七十余日，终于保住了城池；在杭州任上时，则修浚西湖，现在杭州西湖仍有著名的苏堤，以纪念他的功绩。惠州之后，苏轼由官为民，这就更使他与民混然一体，他也在民众的生活、特殊的风俗中得到了乐趣。他曾写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支二首》）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受命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他雷厉风行，严禁鸦片，在虎门公众销毁没收的鸦片烟237万斤，取得禁烟运动的胜利，名振中外。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任江南道监察御史转浙江杭嘉湖道，任上修海塘，兴水利，发展农业，颇有政声。鸦片战争时期主张严禁鸦片、抵抗侵略的爱国政治家。史学界称他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人臣

欧阳修知滁，于庆历五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庆历八年闰正月朝廷诏徙知扬州，二月离开滁州，前后在滁州计约两年零四个月的时间。时间虽然不长，却给滁州留下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他给滁州留下了许多建设遗迹，留下了一些不朽的诗文，留下了与滁州人的深厚感情。

欧阳修知滁的第二年夏，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丰山脚下幽谷中的一眼泉水，经过实地察看，“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开始在这里进行美景胜地的建设。他很快修好了泉眼，建好了亭子，泉取名“幽谷泉”，亭取名为“丰乐亭”，并亲自撰文作记。同年，与丰乐亭一山之隔的醉翁亭亦建成，他取名“醉翁亭”，作《醉翁亭记》记之。两亭的建成与《两记》的问世，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尤其是《醉翁亭记》这篇文章，以其生动的文字，精美的语言，为滁州展示了一幅风光绚丽的大自然画面；又因为文章中深邃的含义，及其所表达的怡然情怀，一时震动整个学界。文章一出，远近争传，滁州琅琊山从此热闹起来。此后，琅琊山、丰乐亭、醉翁亭，各景区陆续扩展，内容逐渐丰富，虽经历史沧桑，但屡废屡兴，久而不衰，终成今日之规模。

第二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明代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6篇文献，其中有1篇硕士论文；关于清代官员考核找到1篇文献；关于宋朝官员考核制度共找到1篇博士论文；宏观写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共找到4篇文献，其中涉及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有1篇。

一、宋朝官员考核制度

丁建军在“宋朝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研究”中着重论述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和影响该制度运行效果的各种制度因素和非制度因素。在中国古代，考核被称为“考课”或“考绩”。宋朝的官员考核制度是在继承前代官员考核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本朝的实际，逐步发展完善，并形成了宋朝官员考核制度的特点:差遣职任考核与官阶晋升考核相结合。

宋朝对官员的考核，既是朝廷了解各地、各部门治理情况以及官员治绩的重要渠道，又是官员升迁阶官、栓选差遣的重要依据之一。为了激励和督促各级官员尽职尽责，宋朝政府几乎将所有的官员纳入了考核的范围。它不仅对诸司郎官进行考核，更注重对路级监司、州县官员的考核;不仅对亲民官进行考核，而且对直接负责商税、课利征收的监当官进行考核。根据各级、各类官员职责的不同，宋朝制订了不同的考核指标。对六部郎官的考核，主要侧重其处理政务的多少以及错误率的高低;对路级监司、州县官的考核，除了其履行职责的情况外，也考核其品行，不仅每年对官员进行综合性的考评并写出考词，而且更有大量的专项考核;对监当官则主要考核其征收商税、课利的业绩。

二、明代官员考核制度

1、明代官员考核内容和标准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中从发展和实践的角度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的内容和标：明初考察官吏的内容较为简略，无明确固定条款，主要是惩贪抑奸，至成化年间逐步固定下来四目“:老疾、罢软、贪酷、不谨”。四目确定下来，弘治间又发展为八目:贪、酷、浮躁、不及、老、病、罢、不谨.他认为考察察内容的制度化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演变而成的.考察官吏八目条款的制度化，基本上包罗了官吏的才、德各项，使官吏有了任职犯忌的准则，这对约束官吏，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分别从考满、考察、稽查这三种考核形式阐述了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考满是“论一身所历之棒”，即通过考查官员在一定任期内完成本职工作的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加级、进体或升职的制度。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因此十分看重期限。除此之外其他并不统一。不光是任职性质不同的官员，其标准各异，就是性质相同的官员处于不同的环境中，其标准也不一致。明代考满制度，因过分注重资历的积累，渐渐流于形式，到中后期，已不论治行的优劣，所有官员“一概考称”； 考察指于特定的时间就官员的德行和能力进行考查，以决定其去留。显然，考察与考满虽然基本目标都在于督察百官、整肃吏治，但两者的重心和方法各不相同，因此《明史》称它们相辅而行。考察依被考察对象的不回而分为外察与京察两种。

2、考核时间的制度化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指出“考满”具体规定是,任满三年举行第一次考核,称初考;满六年举行第二次考核,称再考;到九年一个任期举行第三次考核,称通考。考察”是不论官员的任职时间,对所有官员的定期考核,并根据考察结果作出相应处置。“考察”又分“京察”和“外察”。“京察”是针对全体京官的考察,一般六年举行一次;“外察”是对京城以外官员的考察。又称为“大计”,一般三年举行一次。陈国平在“明代官员考核制度述论”中特别指出明代考满制度对时限的严格要求并进行了分析：考满的期限，据《明会典》记载:“国家考课之法，内外官满三年为一考，六年再考，九考通考默陆”。④《明史》也说:“考满之法，三年给由，曰初考，六年再考，九年通考”。因此，官员考满期限为9年，其中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3年，这是十分明确的。明代官员的考满给人印象非常强烈的是它过分地看重期限，究其原因在于，期限即等于经历，而经历在某种意义上又意味着资格。考满在明代正是官员积累资历这种外在条件的重要途径。

3、考核结果的使用

秦小兵在“明初的官员考核制度及借鉴意义”中指出，通过考满，考察，还有岁考和杂考, 即对官员进行考核和随机抽查考核这些形式得出结果，以此确定被考核官员是否晋升或提拔。像郎中、主事这样的低级官员, 只要尽职尽责、政绩突出,也能被选拔为像侍郎、尚书等高级官吏。对于那些经考核不称职或因老、因病不能任事的官员, 或罢黜、或致任、或调简,都及时作出相应的处理。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 明代考满法规定:按任职年限考核,以检查是否称职,并给予相应的处置,侧重于褒奖、提升。处置的基本原则是:“称职者升,平常者复职,不称职者降。”“考察”后的处置是:贪、酷者削职为民,情节严重者依法惩办;疲软、不谨者免职;老、病

者致仕;浮躁、才力不及者降职使用,或保留品级调闲散部门任职。

暴鸿昌在“明代官员考察制度述论”突出了明代在惩治不法官吏，考察处分的严格。如弘治以后，“大计斥退无复起者”.且被黝者不许伸辨.既使考察有不公，许其荐举起用，也不得为例.明世宗时期，考察时遭诬枉而被罢黜，也不破例起复，以防破坏考察重典，由此可见，明代对考察处分制度的执行是十分严厉的。考察处分的制度化，防止了考察处分的伸缩性，处分也有了一定的标准和根据。

三、清代官员考核制度

关于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主要从其考核标准的角度进行研究。

学者薛刚在“四格、八法考释”中主要阐述了清代官员考核制度中的考核标准：四格与八法。四格为考核官员的四项内容,包括守、才、政、年：守即官员之操守、品行,是官员职业道德的具体体现；才,即执事之能力；政,即官员实际工作状况及对工作的重视与负责程度；年,是就官员的实际身体状况而言,它要求官员须有正常工作的能力,这是对官员任职最基本的要求。八法为处分官员的八类标准,包括贪、酷、不谨、疲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他认为，四格八法的规定体现了德才并重的特点，四格涵盖了官员为政操守、为政才能、为政态度及身体条件等方面,其全面性、规范性与可操作性胜过历朝考核制度;而八法则以严厉的处分标准对考核为不法的官员进行处罚,从革职拿问到降级调用,再到勒令休致,非常系统而周延。

学者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阐述了对“四格，八法”的看法：四格为“才‘、政、守、年”，用于定期秩体升降。六法为“不谨、疲软、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用于举勃不职叫。是清代考课标准，简明务实。“不在踵袭繁文，多立名色”(康熙语)，反映了在考课标准上的新进步。

四、宏观看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

任盼盼，王滨在“小觑我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中，主要用现代的观点对我国古代政绩考核制度和方法加以整理，并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提出建议。他们主要从：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发展历史；古代官员考核制度任何体现德才兼备；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考核方式；古代官员考核的定期考核；用现代定性与定量的观点来看待古代官员考核制度的结果使用。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自己对目前开展的政府绩效考核工作的建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要求结合起来，以科学方法为基础，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建立并完善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理念、体现民本思想的政府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刘承在“中国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其借鉴意义”中主要从历史变迁发展的角度对古代官员考核制度进行总结和研究，对战国、秦、汉的“上计”,至唐、宋的“善最”考课,明、清的“考满”、“考察”,在考核的内容、标准、方式上,进行阐述，总结了各个朝代个性与共性的特征。指出其对当前改进干部考核工作的重要启示:考核主体的素质至关重要,考核原则必须是德才兼备,考核程序和方法必须规范化,考核法规体系必须不断完善,考核监督机制必须行之有效,考核必须起到奖廉惩贪、赏罚分明的作用。

姜辉在“中国古代文官考核制度研究”中从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进行研究，首先是研究文官考核制度的具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界定“文官”的含义和范围、文官考核的权属和机构、考核的标准与方式;其次是关于官吏考核制度的特点分析，进而对其进行评析，从其进步性及局限性两个方面入手;最后论述其对于当代公务员考绩制度的启示。

五、古今官员考核制度对比

陈 慧 杨和平在“古今官员考核制度的比照分析及借鉴意义”中通过阐述建立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现实意义，分析中国古代官员的考核制度，并将之与中国现代公务员考核制度的特点进行比较分析，通过批判地借鉴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合理因素，以期进一步完善当前我国公务员的考核制度。作者主要对比古今中外考核主体、考核内容、考核办法、考核效力的比较，发现古代官吏制度中的精华之处，也发现我国现行公务员考核制度中的不足，吸取一些合理有益的东西，来完善我国的公务员考核制度。[参考文献] [1]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文库”本2005年版。

[2]苏力:《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增订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舒放，王克良．国家公务员制度教程（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8，92． [4]张赓．公务员考核制度改革的理论探讨[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7，(1)：14-15．

[5]伊君．中国古代官吏考核制度的形成和确立[J]．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04，(1)：44-48．

第三篇：古代官员退休后的

古代官员退休后的“房奴”生涯，比现代人还惨

古代“公务员”职业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动不动就会打破饭碗。他们做官时尚且如此仓皇，退休后就显得更加凄凉了唐代宪宗时，颜真卿的外孙韦丹在江西任观察使，常与隐居在庐山的高僧灵澈上人吟咏唱和。有一天，韦丹派人给灵澈送去一篇新赋的《思归》：“王事纷纷无暇日，浮生冉冉只如云。已为平子归休计，五老岩前必共君。”意即我已准备辞职，同你一起畅游在五老峰前。灵澈一笑：他怎舍得辞官？当下也写了一首诗请来人带回，诗云：“年老身闲无外事，麻衣草座亦容身。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果然，韦丹这个官一直做到五十八岁卒于任上，始终没有写过辞职报告，而 “相逢尽道休官好，林下何曾见一人”两句则成为传诵不辍的名言。宋代孝宗时，有个尚书郎鹿何，年方四十余就自请退休，回家后在堂上挂了一块匾，写“见一” 两字，大家都知道这是“林下何曾见一人”而反用的意思。

从韦丹作秀到鹿何自夸，时隔约三百六七十年，其间以这样那样形式主动辞官的肯定不止鹿何“一人”，但是这两则轶事足可说明官场上自动抽身出局的历来少见。论其原因，有一条十分重要，那就是：古代“公务员”的许多特权和待遇都与“在职”密切关联，一旦“辞事”便“荣禄兼谢”。

无退休费、无工龄、无余荫：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

秦汉时代，凡任公职、吃财政者，通称为官，除了替朝廷出勤打工外，别无脱离职务的身份和权益。当时的讲法叫“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近似今人帮老板打工的意思。一旦因奔丧生病、任满更替、罢免辞官等各种缘故退休，老板和雇员的关系即告解除。大体而言，可用“三无”概括：

一曰无退休费，就是无论原先俸禄多少石的官吏，只要离开职位，除非皇帝特诏照顾之外，一律停发俸禄。汉朝俸禄本来就薄，俸额低或负担重的人积蓄不易，所以不少官吏一旦休官停俸，就要另觅生计。

比如从小“好经书，通《诗》《礼》”的宋均，从十五岁入仕，官至河内太守，其间两次休官，一次是在做辰阳县长时“以祖母丧去官”，一次是在任东海相时“坐法免官”，从离职到再仕期间，都是靠跑到颍川去做客座教授为学生讲学维持生计。

还有世代为郡吏的孟尝，在合浦太守任上因病辞职，因为没有收徒讲学的本事，只能下田耕作。有个在京师做尚书的同乡向皇帝推荐他重新做官食俸，皇帝不理会，于是孟尝做了大半辈子的自耕农。

二曰无工龄，就是除了曾任二千石以上高官者在休官以后重新出仕时，可授予“比六百石”职位以示优惠外，其他二千石以下的休官者，要想再当“公务员”，都得回到起跑线上，和普通老百姓一起竞争。总之，既没有可以保留的干部身份，也没有可以累计的连续工龄。

三曰无余荫，就是人走茶凉，在职时候的特权和影响一笔勾销。“飞将军”李广卸任云中太守后，隐居蓝田南山。某日，他带一个随从外出饮酒，返回时已是夜晚，被正在巡夜的霸陵县尉大声呵叱，道是违犯宵禁，要依法处罚。随从讨情说：“这是前任李将军呀。”县尉毫不通融，道：“就是现任将军也不许夜行，何况是前任将军！”结果“飞将军”被关进警署（亭），拘留一夜。又如，陈蕃卸任皇宫警备司令（光禄勋，位居九卿）后率宾客门生还乡，经过临颍巨陵，当地警长（巨陵亭长）要对他们作例行盘查。前任司令的随从大概一向狗仗人势神气惯了，动手打了警员（亭卒），结果这些人全遭拘押，饱尝皮肉之苦。巨陵警长还要收审陈蕃，陈蕃抗议说：“我没有管教好手下人，因此受到牵连。但我是前任大臣，即使有罪要办，州郡尚且先要向朝廷请示，你怎么可以随意收审我呢？”双方相持了好几个时辰，恰好临颍县政府的警署巡视员（行亭掾）巡察到此，这才使陈蕃摆脱困境。

顺便提一下，这一份没有失业保障、没有连续工龄、也没有情义体恤的古代“公务员”职业，可以说是一个含金量较低的“瓷饭碗”。有人做过统计：西汉时丞相一职的平均任期才四年多，东汉时三公的平均任期不到两年半。朝廷要官尚且如此，以下的自然就更惨了：二千石“时有纤微之过者，必见斥罢”，中低层官吏，则有“司隶、部

刺史”等纪检官员随时“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就是动不动便打碎了饭碗。

单从制度上看，魏晋南北朝的退休待遇比秦汉好不了多少，当真照章办事的话，还比不上现代的失业者尚有低保可吃的境遇。扬州监察干事（从事史）何子平的母亲住在会稽，户籍年龄满八十岁了。按规定，儿子应该辞职回家，奉养老母以终天年。州府办公室主任（主簿）顾恺之说：“你母亲的实际年龄不到八十岁，亲友故旧都了解。在州里当差，好歹还有微薄的俸禄，一辞职就什么都没有了。我替你办个留任申请吧。”何子平不肯，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带头损害户籍制度的公信力。顾恺之又建议他回会稽后，在县政府求个公职，既可取禄，又方便就近奉养母亲。何子平还是摇头，说不能做这种投机取巧的事。何子平“既归家，竭身运力，以给供养”，即完全靠体力劳动养活老母和自己。山阴县令褚，“在任岁余，守禄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自致，因留县境，种蔬菜以自给”。公车不能带走，看病自己买单

唐朝规定，异地做官，连最后一次坐公车返回故乡也不行。唐德宗时，太子宾客孔述睿因老病退休，皇帝为表示关怀，特命公车送回，那就是大家羡慕的荣誉了。到唐文宗大和三年（829 年）四月，有个四品京官退休，要回故乡浙东养老，向皇帝申请说：家贫路远，请求皇上特批一纸能从长安到婺州一路乘坐公车的驿券。从此，凡“家贫路远”的京官退休，特许参照此例给予照顾。

宋代也实行退休就不得再用公车的制度，所以杨万里在临安当官时，早早就攒齐了能使全家人从临安返回故乡吉州的盘缠，锁进箱子，藏在卧室内。他还经常告诫家人，不许在外面购一物，惟恐一旦退休回家时行李超重成为累赘。

宰相富弼退休后定居洛阳，常穿着家居衣服，骑驴去郊外游玩。有一回他路遇水南巡检前呼后拥地出行，巡检是从八品小官，富弼虽已离职，但从二品官员的身份还在，自然不必特意从驴子上下来站在一边给巡检让道。为巡检开道的前卒大怒，厉声呵斥，急得他举鞭趋驴快走。假设富老坐在宰相级别的名牌车上，对方就不会当他是乡下土老冒了。

古代官员在职患病可享受公费医疗，一旦离职，诊疗服药都要花自己的钱。孟郊贾岛都以诗风清峭瘦硬齐名，有“郊寒岛瘦”之称，又都是在副县职任上退休后因贫病交困缺医少药而死。当时有些寺庙向社会募捐钱物后举办慈善医疗，免费或廉价给病人施医舍药，韦应物因病从栎阳（治所在今陕西临潼）县令任上辞职后，就住进长安西郊的善福寺治病疗养。对于这种“有身份的人”，寺庙方自然还要格外看待。还有名列“初唐四杰”的卢照邻，因患病辞去新都县尉一职，住在太白山草屋中养病。卢副县长没有家底，全靠朝中显宦不时送来药品衣物，才度过难关。王安石因为退居江宁半山后，常骑驴出游，周边居民都认识他，尊称“相公”。某日，老相公出行，远远望见地方官的车队迎面而来，忙避入路边民家。这户人家的老婆婆正患疟疾，恰巧王安石带有治疟疾的药，便让随从取出来。老婆婆坚持要回报一缕麻线，说是“相公可带回去给相婆派用场”，王安石笑而受之。看来老婆婆亦知退休后的相公买药要自掏腰包了。

退休后的“房奴”生涯

自隋唐开始，官、职分离，所谓休官，其实只是休职，就是由于奔丧、病伤、候选、罢免、离任、致仕等各种缘故，脱离了能行使一定权力的职位（或差使）而已，但代表个人资格权利的官员身份依然存在。换句话说，秦汉魏晋的“公务员”休官以后就是平民（原有贵族身份者例外），从隋唐开始，“公务员”休官（其实是休职）以后依旧是官，在许多方面享有老百姓企望不及的特权：比如涉及诉讼时可以不在公庭抛头露面，犯罪了可以用官告抵刑，又如住宅厅堂可以有几间几架，车舆骑乘可以怎样装饰，衣冠可以穿什么样式和颜色，乃至死后可以按什么规格办丧事、起坟墓，都可以根据官资高低采取与级别相应的排场。虽然说费用都需自掏腰包，但对比布衣即使有钱也不得僭越的种种禁限，“官有常尊”的身份意义就弥足珍贵了。此外，从唐代后期起，退休的官员无论级别高低，都可以享受“半俸” 养老，更是过去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但尽管如此，唐宋时休官的实际含义，也不止是失去了在某个职位上行使权力以及支领全额官俸的特权，比如——

古代官员授职有回避原则，就是不许在原籍或有家族产业的地方任职，所以当时的“公务员”如果经常在职的话，就得到处宦游，一方面少有时间精力在原籍营建房产之类，另一方面无论到哪儿工作，总有条件优越的官邸供你和家属居住。可是一旦休官，马上就得搬出来让给继任者。而且往后定居何处还有限制，比如南宋规定，凡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休官后，三年内不许在任职地居住，倘在当地有亲属，或置有财产，三年以后也不许居住，违反者处一年徒刑。所以若要盘点休官所带来的实际损失，迫在眉睫的就是再也不能继续居住设备齐全的官邸了。

唐玄宗登基后，前朝宰相李日知瞒着家人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待皇帝批准下来，回家后即命家人整理行装，马上搬出官邸，移居乡村住宅。太太惊问何故，他说他已经退休了。太太大怒：“家产屡空，子弟名宦未立，何为遽辞职也？”宋仁宗时做过宰相的杜衍，因为一生“不殖私产”，退休后，连李日知迁居乡间住宅的退路也没有，只好长期借居南京（今河南商丘）车院(教习驭车技艺的单位，近似后世的驾校），直到去世，“第室卑陋，才数十楹，居之裕如也”。

宰相尚且不能占住官邸，其他休官者当然更得靠自己设法解决居住问题。苏辙退居许州后，眼看李方叔起盖新居，羡慕不已，“我年七十无住宅，斤斧登登乱朝夕……不如君家得众力，咄嗟便了三十间”。于是他决心盖房，享受一下老有所居之福，“平生未有三间屋，今岁初成百步廊 ”。不过心愿满足了，一生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

死皮赖脸也要“赖”在官位上

《幽闲鼓吹》记：唐德宗时的宰相崔造有退休打算，但犹豫不决，家人和亲戚都勉励他继续干下去，只有贤惠的大女儿劝父亲急流勇退，休官享福。崔造遂下定决心，办了退休手续。没想到从此门庭冷落，再无趋炎附势者上门，当然更不见财物敬献了。一二年下来，崔造“居闲躁闷”，常对子弟感叹：“不得他诸道金铜茶笼子物掩也。”这句话怎么理解，颇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大概就是再也收不到各地区军政长官（诸道）的“意思意思”的那个意思吧？老宰相耐不住寂寞，于是又复出任职了。

既然退休就是失业，所以那些除了做官外别无谋生手段的人，只有死皮赖脸占住“茅坑”一途。举个实例：同光时，广东南海有个九品官俞凤书，家口多，负担重，年过八十还在巡检职位上卖老命（彼时官员的档案年龄多远远低于实际年龄）。让老干部累死在岗位上肯定不妥，逼他退休吧，断了一家人的活路。同情俞老的南海知县杜凤治遂去上司前替这位下属求情，安排他署理全省有名的肥缺——掌管征收“渔税”的广州河泊所大使，可以攒一笔外快回乡养老。没想到各方对肥缺的竞争太激烈，距离署理期满尚早，便有将被替代的消息传来。急得俞代所长连忙去求杜知县，“老泪横流，长跪不起”。杜县长温言宽慰，又替他去知府、藩司、巡抚面前恳求，番禺知县胡鉴也为俞讲话。最后，上司捱不过两个首县（南海、番禺同为广东首县）都来求情的面子，终算允诺让老俞做满这个署理期。

第四篇：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儒林外史》中有一个细节，一般不为读者注意，即王惠和蘧太守交接南昌太守一职。按常理，此时王惠已经到任升堂，下属们都来拜见了新上司。蘧太守来拜过，王惠也回拜过，礼数都很周全，两人换了印信，就可以各奔东西了。但书中有句话：“为这交盘的事，彼此参商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也就是说，在关于账目以及各项公物、公事的盘查和交代中，还有很多事没有搞明白，王惠不肯办手续，尽管遽太守归心似箭，他也无法走脱。

这就涉及到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黄恽先生写过一篇《古代官员的接任与卸任》，文中根据光绪初年上海道台刘瑞芬的日记，总结了中层官吏的接篆仪式：首先是旧道台封印，随后是新道台一系列折腾，走完所有既定程序，如坐着轿子，从东面抬往西面，过了县衙门，还得一直去，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叫做紫气东来；轿子过了三牌坊，兜走太平街，再往东行，以取“太平无事”之意；到了道台衙门的西辕门口，并不进去，仍旧往南，又折北，由东辕门进署，这叫做兜青龙。然后祭门、谢恩、拜印、升堂等。应该说，这些程序在更早的以前就存在，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仪式少不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所有参与者都驾轻就熟。但这不能算交接的重点，重点还是在人、财、物上。

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的局面。所谓的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设置了掌管财政的机构如户部之类，但公共财政历来是皇家的提款机，几乎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花点钱又算什么。具体到下面也一样，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帮助管理钱粮，但衙门里的各种花销也要从钱粮里面出，公款私款依然纠结在一起。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中，将领萧云仙受命修筑青枫城，共花费一万九千多两白银。报账时上级认定花费太多，只能报销一部分，另外七千五百多两银子由萧云仙自己出。按现在的法规，花销超支算作渎职，行政处罚（停职、撤职之类）或司法处罚均可，但谈不到用私款赔偿。而萧云仙对此并无异议，而是东挪西借堵窟窿，甚至把父亲的家底都给赔光了。这恰说明公款私款不分。

正因如此，官员交接时就有了好戏看。走的人想多带点钱物，接手的希望前任多留下点。虽然都打着一心为公的旗号，但实际上考虑的都是自己的腰包，拨着自己的小算盘。那时又没有专门的离任审计，接手者认账，交接就能顺利完成。不认账，前任就走不了。不过，接任者也有离开的那一天，也得考虑自己将来面临的境况，所以只要没有太大问题，就会睁一眼闭一眼，让前任平平静静离开，反正自己还有搜刮百姓的机会。除非是亏空太大，估计自己几年内也弥补不上；或者本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家伙，故意刁难前任，从前任那里刮点油水。唐朝时，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节度使，因为在仓库数字上有争议，就曾找来前几任的交割状勘验，并上书皇帝：“诸镇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播、段文昌、崔从相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接任者未雨绸缪，要把接手的钱粮打折扣才行，甚至打了一半折扣。

王惠不肯交接，蘧太守只好让自己的儿子来拜访王惠。蘧公子对王惠说，老先生不必费心。我父亲在此做官数年，仍保持着儒生习惯，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生活简单；历年积攒下的俸禄，约有二千两银子。我父亲知道您一直当京官，收入少，开支清贫。如果您认为接手的仓谷、马匹、杂项之类，有什么不够的，我们把这两千两银子全部送您填补。王惠一听这话才放下心来，请蘧公子吃了顿饭，高高兴兴把他送走了。

其实不光是接任者为难前任，前任若豁出去跟继任者死磕，继任者也不好办。不像现在，有组织部的人或者相关领导陪着来做交接，那时就是一个人拿着个委任状去找另外一个人，双方必然会有一个交锋。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达成默契和妥协的过程，虽然有利益之争，但一般情况下都不会把事儿搞得太大。

第五篇：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

人民日报：

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 又如何奢求被信任?

除了自己，我们还能相信谁？

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不信了‛——日前，突然爆出的‚郭美美事件‛，让多年来一直热心公益事业的的张女士有些茫然无措。‚以前觉得具有官方背景的红十字会应是最安全的捐款通道，现在看来或许远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尽管‚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作出了相应的澄清，但是张女士却表示，给出的解释缺乏足够说服力，并不能完全让人信服。此前，无论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还是甘肃泥石流，张女士都曾通过向红十字会公布的账号打款的方式参与公益。有时候，在一些公众场所看到红十字会设立的捐款箱，张女士也会拿出一些零钱投进去。但现在，她明确表示：‚短期内我是不会再通过红会这个渠道捐款了，因为在我心中它已失去了应有的信任‛。

不只红十字会，近几个月，接连曝出的慈善总会‚尚德诈捐门‛、青基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一系列与公益慈善有关的事件，都深深刺痛着社会大众的神经，直接导致了对慈善机构的信任度降低，捐出的善款骤减。据中国公益慈善网公布的信息显示，‚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公众通过慈善组织进行的捐赠大幅降低。3—5月，慈善组织接收捐赠总额62.6亿元，而6—8月总额降为8.4亿元，降幅86.6%。

其实，遭遇信任危机，慈善组织并非孤例。近年来，怀疑一切似乎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心理共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状态显得生机盎然、活力四射。但与此同时，社会信任度正处于低值状态，对北京、上海、广州三市市民的调查结果表明，三市市民总体社会信任属低度信任水平。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授吴忠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信任度不断降低的局面，关键在于做为社会情绪稳定器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公信力就是公众对公共权力及特定角色形象的信任度，体现了它们存在的权威性、信誉度以及影响力。‛吴忠民表示，一旦社会公信力受到损伤，便会导致民众对负面消息的接受度不断提高，鉴别真伪的意识受到削弱，久而久之，便会造成较大面积的‚信任危机‛。

来自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的监测显示，目前社会公信力下降导致的信任危机，以政府、专家及媒体最为严重。不相信政府，不相信专家，更不相信媒体已构成了当前社会上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

‚从政府层面看，公信力损耗尤为明显。‛人民网舆情监测室主任舆情分析师庞胡瑞指出，当前一些政府部门或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面前试图封锁新闻和舆论，常常会进一步激怒公众，直接导致公众对政府发布的信息不信任，让政府为澄清流言、稳定人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此外，专家及媒体的公信力也同样受到了较大程度的削弱。在山西等地发生的地震恐慌中，地震局专家一再被公众当做调侃对象。还有一些养生专家，更是来得快去得也快。

‚通常情况下，政府、专家及媒体的信任危机并非各自孤立，它们往往都是拧合在一起出现。‛庞胡瑞说，现实中，一些政府部门在应对公共事件上的非真诚表态，往往难以第一时间解除大众心中的疑惑，这时某些所谓的专家便会站出来通过媒体管道发表一些非公正的言论，试图平息民众的质疑，但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引发连锁信任危机。

‚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吴忠民表示，公信力的构建是一个长期过程，但是破坏起来，一夜之间就可能丧失殆尽。‚如果不能有强大的社会公信力做保障，就难以形成有效合作的社会局面，这将极大地提高社会做事的成本，影响改革发展的顺利推进。‛

‚权威声音‛，为何也被打问号？

社会转型期，原有的行事准则很多已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一些政府部门在公共信息的供给上‚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部分专家受利益驱使丧失了公正立场，影响了公信力 政府、专家、媒体，曾被视为最有公信力的群体，今日缘何信任不再？

‚总的看，出现这种局面与社会发展的大进程密不可分。‛吴忠民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利益主体多元，利益格局多样，旧的规则体系已无法起到应有的作用，但是新的体系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仍处于真空期。‚原有的很多行事准则，已经无法适应社会新的发展态势，民众的诉求也与过去有了很大的差异，当‘供给’无法有效满足‘需求’的时候，公信力就会受到削弱，信任度降低就成为了一种必然。‛

‚供给‛与‚需求‛的不匹配，在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上表现尤为清晰。从政府的‚供给‛看，其对公信力的重视程度仍显不足。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薄贵利表示，这种不足突出表现为一些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应对不恰当‛。

‚之所以‘做得不够好’，关键在于这些政府部门、地方政府，依然将与老百姓的关系定位在管理者与被管理者。‛薄贵利说。当前，部分领导干部中间，仍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倾向和特权思想，对老百姓通常说的多，做的少，或说而不做。很多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的制定和执行上，缺乏全面、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甚至还将机构自身的特殊利益臵于公共利益之上，与民争利，从而引发民众不满。‚应对不恰当‛则更多表现为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时，一些官员仍难以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捂‛‚瞒‛的应对策略，不少地方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这常常使得民众因不了解事实真相而谣言四起，导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对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让老百姓信任你呢？‛

在政府‚供给‛不足的同时，百姓的‚需求‛却在与日俱增。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民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对公共信息的知情权都有了更高的要求。‚但是，目前政府和老百姓之间尚没有建立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薄贵利说，由于信息传递渠道不畅通，很多群众无法通过正规途径反映问题，以推动问题的解决，因此，一些人无奈之下便将获得事实真相、表达自身诉求的希望寄托于网络，通过互联网表达不满，质疑政府行为的真实性和公平性，这就会直接导致对政府信任度的大幅下降。

相较于政府公信力问题上的‚内外夹击‛，曾被视为角色独立、立场公正，能为民众提供权威意见，为公共利益代言的专家、媒体，其公信力透支的背后，则更多体现着社会转型背景下，利益冲击面前的一种迷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转型，个别人依靠非正常手段富裕起来，过上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奢华生活，巨大的名利落差强烈冲击着社会上各个群体。‚专家和媒体都是社会的一分子，在这样的冲击下很难独善其身。‛吴忠民认为，正是在赚大钱、出大名的驱使下，部分专家急于求成，不再安心做研究，坚守学术良心，个别媒体也不再追求事实真相，而是沦落为了利益集团的代言人，逐渐丧失了公正立场，‚一旦失去了严谨和公正，专家、媒体也就失去了维护自身公信力的基础‛。受损的公信力，如何重构？

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提高失信成本；提高公众辨别能力，避免先入为主 薄贵利认为，‚权威声音‛的沉没已经影响到了社会正常秩序的构建，加大了经济社会改革的难度，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尽快从制度层面寻找长久出路，用心加以解决，否则未来将可能产生更加严重的后果。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信任的基础，因此重构公信力应首先从政府着手。‛薄贵利建议，各级政府部门要真正从制度建设入手，切实克服消极腐败现象、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积极构建服务型政府，切实解决好百姓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同时，加强政策制定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治化建设，增强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只要各级政府部门能够真正做到洁身自好、一心为民，那么重新找回百姓的信任就不再是难事。‛

此外，庞胡瑞也指出，重新找回政府的公信力，加大信息的公开力度，提升政府的透明度同样必不可少。‚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表明，面对信任危机，主动应对比逃避拖延更理性，用心疏导比一味堵塞更管用，未雨绸缪比应急救火更重要。‛他表示，只要政府能够切实推行‚鱼缸‛式透明操作，全面保障老百姓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公共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曾经的‚权威声音‛就一定能够重新赢得民众的信任。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各级政府部门已经在探索信息公开规范化、制度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从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到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从官网发布信息到主动微博问政，各级政府部门正在一系列制度的硬约束下，通过认真倾听民众心声，及时回应社会关切，有效引导社会大众的情绪，慢慢找回失去的信任。

‚专家、媒体的公信力重构，同样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吴忠民认为，为了保证社会公众在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时，能够获得来自专家、媒体及时、准确的信息和建议，也必须要从制度层面着手，建立维护其社会公信力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建立相应的利益保障机制，使专家媒体能够有说真话的底气，同时，也要建立必要的惩处机制，对于损害公信力的做法，实行最严格的处罚，提高失信的成本，只有这样才能恢复社会公信力，扰乱大众视线的谣言才会不攻自破。

此外，薄贵利也指出，增强社会公信力，消除信任危机，也离不开老百姓自身素质的提高。目前，社会的焦虑情绪总体比较严重，很多人把怀疑权威作为一种情绪宣泄的方式，对于公权力总是会先入为主一概否定。因此，必须在全国上下大力开展公民教育，让更多的老百姓知法、懂法，切实提高自身的权益意识和谣言鉴别能力，确保能够对政府的行为和专家言论进行正确理解，不轻信、不乱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