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丝绸之路与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与经济发展
摘要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贯亚洲、连接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贸通道。在历史上，以丝绸为代表的丰饶的中华物产，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艺术民俗等等，曾经沿着这条大道通过精明的阿拉伯商人不断地流传到了中亚、西亚乃至更远的欧洲。
商人们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丝绸、贵重金属、玉器以及其他商品的贸易；艺人和工匠们在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启发下创作了大量的艺术作品；外交使节通过丝绸之路寻求政治联盟和传播宗教信仰。
从汉朝时期的张骞出使西域，唐朝阿拉伯使节抵达长安，中阿建交开始，直到如今，许多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对中外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丝绸之路曾经的的衰败原因令人深思，而它在现代的复苏则让人振奋。在新时代的契机下，中国与中亚其他国家关系在商贸、文化、政治方面展开广泛的交流合作，巩固与发展了紧密团结的友好关系，也带动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使丝绸之路在新时期焕发蓬勃生机！
关键词：丝绸之路
经济发展
“丝绸之路”这个词汇它早在19 世纪就出现了，而且开始出现也不是英文而是德文。它是由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提出来的。德语叫“Seidenstraβe”，英语翻译为“Silk Road”。李希霍芬提出丝绸之路这个术语不是偶然的，因为德语民族素有以主要货物命名“商贸之路”。在通过这条漫漫长路进行贸易的货物中，以产自我国的丝绸最具代表性。自从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迅速增加。通过这条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制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丝绸之路”因此得名。在本篇论文中将从经济文化等相关方面介绍丝绸之路。
1．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形成
1.1 丝绸之路上的贸易起源
早在在公元前15世纪左右，中国商人就已经出入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购买产自现新疆地区的和田玉石，同时出售海贝等沿海特产，同中亚地区进行小规模贸易往来。紧接着，良种马及其他适合长距离运输的动物（比如耐旱耐劳的单峰驼）等开始不断被 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与旅游课程论文：
人们所使用，使得大规模的贸易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另外，欧亚大陆的腹地，在古代中国被统称西域的地区，当时还是广阔的草原和肥沃的土地，这样一来商队、旅队可以在补给方便的基础上进行持久而路途遥远的旅行。
在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已经存在了相当规模的对外贸易交流，中国人一度用胡人来统称包括阿拉伯人在内的西域人，随着公元前5世纪左右河西走廊的开辟，中国对西方的商贸交流开始扩大，西域地区出现了龟兹、安息等国家。而当时的欧洲国家开始用“赛里斯”（Seres，源自希腊语言“丝”，从汉语“丝”的音转化的“Ser”。）来称呼东方的神秘国度---中国。这种小规模的贸易交流说明，早在汉朝以前东西方之间通过西域各国已有经过各种方式进行持续长时间的贸易往来。
1.2丝绸之路形成的政治条件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游说被匈奴侵占的大月。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从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大月氏、大夏。这是历史上中国政府派往西域的第一个使团，张骞成为中国官方“开拓通往西域道路的第一人”。历史学家方豪说：“张骞出使西域，号曰凿空，为中外关系史上空前大事。”中国与西域的政治往来由此开始。
在军事方面,由于汉在此地屯田,首先解决了边陲驻军粮食问题。古代凡有军事行动,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漫漫古道运送粮草的艰辛、困苦又非今人所能想象,劳民伤财,兴师动众不说,光是一路的损耗也是数以千万计,造成了很大的浪费。自屯田始自给自足后勤保障充裕,纵然西进也无需长途舟车劳顿运输粮草,朝廷将一个个屯田地域作为一个个桥头堡不断向西延伸。汉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以战养战使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汉朝,不仅维护了汉朝边境的稳定,也增强了边防建设,增加了国家物资储备,大大提高了御敌应变能力,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边防安全。
1.3古丝绸之路的形成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先后到达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自从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各国，向汉武帝报告关于西域的详细形势后，汉朝对控制西域的目的由最早的制御匈奴，就有了丝绸之路的雏形。
在此后为了促进西域与长安的交流，汉武帝招募大量商人，由政府供货，前往西域各国经商。这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商人中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前往丝绸之路开始经商，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打击匈奴与丝绸之路上的强盗，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作为汉朝直接管辖西域的机构设立，以汉朝在西域设立官员为标志，这条东西方交流之路开始进入繁荣的时代。
公元97年，东汉将军班超在重新建立起汉朝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后，派甘英携带大量丝织品到达条支（可能是今日土耳其的安条克），而当时安条克以南正是埃及和安息争夺的国土。因而中国与埃及最早的官方沟通应当就是在这一时期。
丝绸之路的正式命名是在19世纪下半期，因为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所以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他出版的《中国》一书中首次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此后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沿用至今。
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公元前一世纪，历经漫长的岁月的不断努力，往来的商旅团队和后来的各国使节终于把这条纵贯世界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的“丝绸之路”踩了出来，2.古代丝绸之路对世界文化的影响
中国在唐代时商业发展迅速，为了重新打通这条商路，唐王朝击败突厥，控制了域各国，设立安西四镇，重修玉门关，再度开放沿途各关隘，并将丝绸之路打通至中亚。这样丝绸之路上新的商路支线被不断开辟，这时期，除了大唐王朝的繁荣安定外，丝路上重要的东罗马帝国与波斯王朝也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进入繁盛时期。
在文化交流方面，由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的不仅是丰富的中原物产，物质文明的输出不仅为西方人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更为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
纸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在造纸术传入该地域之前，印度的佛经写在树叶上称为贝叶经；欧洲人当时将羊皮做纸称羊皮纸。中国造纸术的传播对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随着丝绸之路，纸制品开始在西域以及更远的地方传播。以唐王朝的失败而告终，但唐朝高度发达的文明却得以在西方传播。
井渠。西域地区沙漠密布，各国的繁荣与水是脱不开关系的。天山与昆仑山溶化的雪水是西域的主要补给水源之一。自汉朝派遣军队屯田囤积在西域发展农业时，流传于山区的坎儿井和井渠技术被同样需要水源的驻军使用在西域，并逐渐流传至更远的国家。水是生命之源因而掌握了井渠技术无异于为自己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保障。至今在我国新疆地区坎儿井依然服务于当地民众。
印刷术。它开始于隋朝的雕版印刷，经北宋时毕升的发展完善，最后生成活字印刷，后人称毕升为印刷术的始祖。中国的印刷术是人类近代文明的先导，为知识的广泛传播、交流创造了条件。现今所知最古老的印刷品是唐代的《金刚经》在甘肃省敦煌被发现。中国古代印刷术也是沿着丝路逐渐西传的技术之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已经发现了用于雕版印刷的木刻板和部分纸制品，其中唐代的《金刚经》雕版残本如今仍保存于英国的大英博物馆。这说明印刷术在唐代至少已传播到中亚。13世纪时，不少欧洲旅行者沿丝绸之路来到中国，并将这种技术带回欧洲。我国的活字印刷技术由新疆经波斯、埃及传入欧洲。印刷技术的西传，加速了欧洲社会发展的进程，它为文艺复兴的出现创造了条件。马克思把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的发明称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要前提。
丝绸。在这条横贯东西的交通大动脉上，丝绸与瓷器成为当时东方强盛文明的象征。并且丝绸的西传也少许改变了西方各国对中国的印象，欧洲人把这种质地轻柔、色泽华丽的丝织物看作是神话中天堂里才有的东西。古希腊人干脆称中国为赛尔斯，即丝国，他们把购丝绸、穿丝绸看作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征。
茶叶和瓷器。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 最早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的炎帝神农氏。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茶叶仅于17世纪才由荷兰人传入欧洲，19世纪印度才开始种植茶树。中国是瓷器的故乡，瓷器的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在英文中瓷器(china)与中国(China)同为一词。原始瓷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到北宋代时期，名瓷名窑已遍及大半个中国，这期间是瓷业最为繁荣的时期。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物产。
3.丝绸之路衰败的历史原因
3.1环境恶化与人为破坏造成沿线文明消失
在今天，曾经浩瀚的罗布泊已经干涸，古代的大片良田已只剩下满目流沙，丝绸之路上的碉堡和王国皇宫都成了深埋其下的古城废墟。西北丝绸之路的东端几乎已经荒废，西域各古国大多已不复存在，丝绸之路沿线的古文明已消失在荒漠之中，成为流沙之中见证丝路往日辉煌的遗迹。
丝绸之路沿线的环境变迁和古文明消失，无疑与气候干燥、降水减少、河流水系改道等自然因素有关；实际上，人为对土地的过度开垦，对生物资源的过度索求利用加剧了土地盐碱化和水资源的损耗，盛唐以后民族纷争不断、西域边境一代一直战火弥漫，农业遭到摧残，自然平衡被破坏。人为因素推动自然因素产生了剧烈影响，综合起来才是这里古文明消失，丝绸之路荒废的主要原因。
3.2土耳其崛起对丝绸之路的阻塞
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崛起，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控制中东开始，丝绸之路上的税收开始增加，以谋求利益为主的商旅开始逐渐放弃这条商业通道，这不但使得地中海一些贸易港口（如威尼斯）衰败，同时也促成了西欧国家大航海时代的开始。直至西方航海者开辟了新航路之后，丝绸之路地位完全失落，功能几乎完全丧失。
3.3战乱以及闭关锁国
汉朝末期，丝绸之路一度因为战乱而不甚畅通，直到大唐时期重新将其完全打通，唐朝后期，与西域各国的战争总落于下风，中央政府逐渐失去了对西域的直接管理，后来战事频繁，唐宋等中央政府无暇西顾，丝绸之路日益衰微。
从明朝后期开始，由于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古老的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落，封建统治者只能依靠强化君主专制，加强特务统治等手段来维持封建统治，封建统治者害怕和拒绝任何新事物的传入，国家的对外政策由对外开放转为闭关自守。
清朝前期，采取闭关政策，政府严厉限制对外贸易。中国失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阻碍了手工业的进步和发展，不能同外国进行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的交流，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而对外交流的主要门户之一的丝绸之路也逐渐封闭，开始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沉睡。
结 论：
丝绸之路就像是一条绚丽而坚韧的纽带，沟通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丝绸之路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经济繁荣的象征，它见证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几千年来的友好关系和频繁交流，见证了无数人为了地区和平与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的努力与牺牲。
时代在发展，沉睡了许久的丝绸之路也已经重新苏醒，并即将焕发出更耀眼的光彩。“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的长城和埃及的金字塔已经被丝绸之路紧紧相联，一起见证中国和阿拉伯世界携手前行。可以相信，在中国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未来，中阿关系将谱写出更新更美的历史篇章。
参考文献
[1] 武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历史规律》[R]．沈阳：故宫博物院，200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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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八·西域传》[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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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余太山，《“魏略·西戎传”要注》[J]．北京：《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02．
第二篇：丝绸之路与佛教文化
丝绸之路上龟兹与佛教文化
——课堂所学之总结与随想
一、丝绸之路与佛教的起源
丝绸之路，指西汉（前202年-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和洛阳为东起点（一说以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西北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条路线。
众所周知，佛教诞生于古代印度，释迦牟尼为始祖，他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以北印度为中心传教，圆寂后不久，由于对教义的解释不统一，形成了许多佛教的派别体系。公元前后，佛教界形成混乱的格局。此时，佛教的革新运动开始了，当时的大乘佛教为佛教文化传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大乘佛教以前的佛教流派小乘佛教，是通过严格的个人苦修达到悟道境界，强烈倾向于对自身的完善。而与之不同的大乘佛教则提出通过个人的参悟，用博大的慈悲心使更多的世人得到救助为目标，称为“普渡众生”。因而受到广大信徒们的热烈支持而云集于此。佛教传入西域后，经过与西域传统文化的结合，形成了特色的佛教文化又通过丝绸之路传向了中原。西域佛教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梯和桥梁，汉传佛教从鸠摩罗什开始由长安传向世界。佛教统摄西域大多数人的信仰有一千多年，建筑、雕塑、绘画、音乐、舞蹈、戏剧、说唱、变文等佛教艺术十分盛行。
二、龟兹佛教文化
1、龟兹与佛教的关系
经几代考古和历史学家鉴定，佛教最初大约是沿着古丝绸之路，从古印度经西域各国，最终达到中国的。也就是佛教进入中国先经过西域各国。人类在丝绸之路留下了几千年来不朽的画卷，它造就了人类多姿多彩的生活和辉煌灿烂的文化，它给后人类留下了不朽的文明和巨大的精神财富。丝绸之路是商贸之路，也是佛教之路，更是文化之路。龟兹是丝绸之路北道的咽喉，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南来北往的客商带着货物和佛教的法种到达龟兹。据历史流传，龟兹是西域诸国最早接受佛教的国家。由于龟兹国家富有（龟兹冶炼的铁供给西域三十六国），为佛教的全国性奠定了经济基础。我之所以大量的篇幅介绍龟兹，是因为龟兹成为佛教的圣地，有其环境与物质因素。人们知道龟兹、认识龟兹，是通过一个人，一个对佛教作出重大贡献的宗师——鸠摩罗什。自从鸠摩罗什圆寂后，历史资料中，在没有龟兹国的记录。西晋以后，龟兹佛教以相当普及。《晋书．四夷传》中记载：龟兹国西去洛阳八千二百八十里，俗有城郭，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龟兹以小乘佛教为主，是小乘佛教的说一切有部。鸠摩罗什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登上历史的舞台的。
鸠摩罗什（Kumarajiva）,也称作鸠摩罗、究摩罗什、究摩罗耆婆，简称罗什，但这一说法是错误的。鸠摩罗是祖姓，什是名，鸠摩罗什的名字是西域诸国给孩子起名字的常用方法，孩子的名字是父母名字的综合。鸠摩罗什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人，他不仅研习佛学，还学习佛教以外的书，如古印度的宗教，哲学文献（当时这些是被佛学者称为外道的），语言学（什精通梵语、龟兹语，我们现在把龟兹语称为吐火罗语、一些波斯语，这都为以后的译经奠定了基础。还有修辞学、声明学、医药学、工艺技术、以及与阴阳有关的学说。据载：他为性率达，不厉小检，受到其他修行者的非议。他的博学多才，自然对佛教有异于常人的理解和看法，加上从小被人们追捧，或许产生了高高在上的感觉，不知如何与其他人相处吧。也就是说，非凡的智力对于一位佛教修行者来说，就像是一柄双刃剑。鸠摩罗什所具有的王室成员的身份更是加大了伴随其天才而来的优势与不利。高贵的身份和罕见的智慧过早使他得大名，但也提供他可以忽视佛教戒律某种条件。
另外，龟兹乐舞世界闻名，是中国最古老，最原始也是最成熟音乐形式，盛唐乐舞就是受龟兹乐舞的影响而形成的，是鸠摩罗什把译经和文学加入了音乐的成分，并把佛教音乐推向极至，形成了寺院内独具特色的打击乐和唱经形式。
岁月可以尘封一切，但历史却把文化凝练。龟兹文化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鸠摩罗什是中国的，他的文化同样属于世界。
2、鸠摩罗什——龟兹佛教文化的文化巨匠
看这集《一个人的龟兹》之时，对暗藏佛理的结尾喟叹许久。
对于热爱西域文化的人来说，龟兹是个熟悉的名字。在盛唐的宴会上，龟兹音乐技压群芳。在佛教东传的历史上，鸠摩罗什声名远扬。
我第一次详细而完整地了解鸠摩罗什的故事，是在《新丝绸之路》里，记述他的那集，名字叫做《一个人的龟兹》。
这位天生妙谛的高僧，真是孤独的。他的孤独，是众生的迷昧冥顽，也是自己的慧极必伤。
仿佛灵颖天成的人物，总是容易深陷宿命的泥潭。我不知那仅是传说抑或真有其事，鸠摩罗什向着长安的起行，曾在同样灵慧的母亲的预言里。预言说，你将是去东方传播佛教的僧人，但你到东方去将历经磨难„鸠摩罗什一生坎坷、忍辱负重，只为用生花妙笔向世人传播困苦解脱的大乘佛法。他译出的300多卷、近300万字佛典不仅字字珠玑，更深远地影响了从此流传后世的中国文化。《金刚经》、《维摩诘经》、《法华经》、《阿弥陀经》，字字精纯，不可思议。如今的龟兹只余遗址，护理员老王在巡视的时候喜欢捡石头，但他并不收藏，只是随意地捡拾。那些都是很平常的石头，从前可能也被别人捡起过。石头没有家，它的位置经常是偶然的。
也许1600年前的鸠摩罗什，也曾捡起过它们。
我对佛学知之甚少，偶有阅读，总觉经义深微。所有令我心有所撼的真言，皆出自鸠摩罗什的译著。
世间多少人修持佛法，只记恪守规条，却终生不知所以。还有许多人以为迷信，轻率地嗤之以鼻。凡此二者，皆是世人之误，盖因未触及佛理之妙义。
我始终认为，佛学乃是一种至高至远的智慧，是对宏远人生的终极皈依。
三、结束语
佛教文化传播的途径，当然不仅仅局限于狭义上的丝绸之路，还有往来于更北草原地带的草原之路(SteppeRoad)和途经南方海上的海上之路(SpiceRoad香料之路)，无论如何它们对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等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不容否定的事实。本次的丝绸之路大美术展所展示的众多文物佳品，一件件观赏过后，对丝绸之路的认识则更加深入。
丝绸之路的道路漫长而久远，而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今天的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是奋进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光明之路。
参考文献
[1]
《新疆艺术学院学报》
作者：松本伸之
译者：李云
第三篇：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唐代长安与丝绸之路
唐都长安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最盛时人口超过百万。著名诗人白居易在《西凉伎》诗的自注中，回忆玄宗时代唐朝对西方的交通时称，当时在长安城西面北门开远门外建树了一座堠堡，上书“去安西九千九百里”，表示戍人不为万里行。这段记载屡被相关文献征引，可知在开元、天宝盛世，唐朝政府特别以堠堡作为标志物，向天下昭示长安作为丝绸之路起点的重要地位。据《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玄宗天宝十二载”：“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
唐朝国力雄强、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是陆路丝绸之路发展的黄金时代，这时的长安不仅是通过丝绸之路远道而来的各色人群的聚居之地，也是世界各地货物的汇聚之所，同时还是科技、宗教、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中心，在东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唐朝的国都，长安是丝绸之路上各种外来人游历或居住的首选之地。长安的外来人中，有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唐朝的使臣、质子等，也有四方漂流的僧人和伎艺人，更有兴贩逐利的商贾。从唐初到玄宗开元年间（618-740），与唐朝有过外交使节来往的“四蕃之国”有将近四百个，除了少数属于现代中国境内周边各族建立的政权外，这些国家与唐朝的使臣往来，构成了唐朝官方对外交往的主要内容，而长安则是大多数外国使臣入唐的安身之地。唐德宗贞元三年（787），曾对安史之乱后长期滞留在长安的各国使节做过一次检括，结果清理出了4000多人，由于丝路隔绝的原因，他们在唐朝境内已滞留了三十多年，最久者达四十余年。虽然这些检括出来的使节中包括安西、北庭派来阳朝廷奏事的滞留官员，可能还有一些打着“朝贡使”名义的胡商，但从中可见平时居留在长安的外国使节的庞大数量。使节之外，通过官方途径留居长安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质子。质子制度是当时欧亚各政权对外交往中实行的一项重要制度，长安有大批从各国来唐的质子，这些人大都是各国国王的子侄，他们主要在唐朝宫廷担任宿卫，所以有时又称“侍子”。质子中有些是世代为质，比如，何国国王后裔何文哲家庭，世代在唐朝为质，留居长安将近200年。此外，在唐代长安宫廷中，还汇聚了大批从丝绸之路辗转而来的音乐歌舞家。唐初所定十部燕乐中，天竺、康国、安国等乐种都是从葱岭以西地区传人，反映了外来音乐对唐朝音乐文化的重大影响。白居易在《琵琶引》序中提到的曹国人曹保保、曹善才、曹刚，祖孙三代传承琵琶技艺，是世居长安的演奏家，他们的演奏风格被形象地称作“京都（即长安）声”。其他如康昆仑、米嘉荣等，也都是世代居住在长安，供奉宫廷的音乐名家。他们不仅大大丰富了长安宫廷和市井的艺术生活，也为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刘禹锡曾在《曹刚》诗中感叹说“一听曹刚弹《薄媚》，人生不合出京城”，形象地道出了唐代长安在外来文化交流中的独特地位。
在长安的外来人中，数量最多的是往来于丝绸之路兴贩谋利的商贾，他们大都居住在长安东、西两市。据记载，长安东市有一片低?j的空地，有人填平修建客栈，专门用来“停波斯”，即招徕长安的“胡商”租往，每天可获利一缗，可知来往或居住在东市的胡商数量是很大的。长安西市是唐代胡商最集中、数量最多的地区。在《酉阳杂俎》《续玄怪录》《南部新书》《大唐新语》等载籍中，频繁出现“西市贾胡”“西市波斯邸”“西市商胡”“西市胡”等将“西市”与“胡商”连称的词语，可知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西市与商胡已混融成了一体。近年来在西安及邻近地区发现的众多粟特商胡的墓志，可与传统文献记载的唐代长安胡商云集的盛况相互印证。
在外来人大量聚集的同时，外来的货物也汇聚在了长安，使长安成了最繁盛的外来物品集散地。唐代移植到长安的外来植物中，最著名的是果实“大如鹅卵，其色如金”，被形象地称为“金桃”的桃树。贞观十一年（637），康国遣使“献金桃、银桃”，太宗“诏令植之于苑囿”，将这种珍贵的树种移植在了长安的土地上。在引进栽培植物的同时，长安还是大量进口香料和养生药物的消费城市。唐朝人不论男女，都讲求名香薰衣，香汤沐浴，这种风气使得各种香料成为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进口物品。据官私记载，唐朝进口或使用的香料主要有沉香、紫藤香、榄香、樟脑、苏合香、安息香与哇爪香、乳香、没药、丁香、青木香、广藿香、茉莉油、玫瑰香水、阿末香、甲香等众多品种，居住在长安的皇室宗亲和达官显贵，是这些进口名贵香料最主要的消费群体。1970年，在西安南郊相当于唐长安城义宁坊所在地出土了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很可能是唐玄宗的堂兄?王李守礼后人的遗物。窖藏金石物品中，有许多属于当时的舶来品，如琥珀、珊瑚来源于南海诸国，密陀僧出自波斯国，颇黎（即玻璃）是东罗马或波斯出产。为了满足皇室和贵族官僚的心目之好，跋山涉水远道而来的犀、象、猎豹、狮子、天狗、舞马、鸵鸟、鹦鹉以及原产于罗马的宠物狗（“拂蒜狗”）等野兽、家畜和飞禽，也成为长安皇家兽苑的槛中之物或皇室贵妇的珍玩。
唐代长安还是引进和整合外来科技文化的中心。如天竺人瞿昙巽家族一家四代在长安司天监任职，多次参与唐代历法的修撰，“代掌羲和之官，家习天人之学”。此外，在长安司天监任职的还有来自天竺的俱摩罗和迦叶志忠家族，以及波斯人李素家族等等。这些居住在长安的外国天文学家，将印度、波斯的天文学知识和实践传到了中国，丰富了古代中国的科技文化。特别要提到的是，唐代长安还是所谓“三夷教”即摩尼教、景教、祆教等外来宗教的重要传播地区，以东、西两市为中心，在长安里坊间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外来宗教寺院。丝绸之路促进了唐长安城的繁荣，长安也为丝绸之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四篇：榆中与丝绸之路的故事
榆中与丝绸之路的故事
历史上，远古的国际通道——丝绸之路就是从榆中地面上穿境而过的。
在这条熙熙攘攘的土路上，匆匆而过的除了奔赴边塞沙场的军旅兵卒，驮运丝绸瓷器的驼队，星夜传递公文的驿马，以及官员、商贾、车马以外，那些执著信佛的僧侣，当他们万里奔波前往天竺求取真经时，也在榆中地面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
取经故事，是榆中历史上的重要史料。
东晋时，有高僧法显和同伴慧景、道整、慧应、慧巍他们，从长安出发，西行求经。他们徒步行走一个月，就到达乾归国。乾归国即西秦，其国都就在榆中境内的夏官营。
法显取经回国后，把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写了一本书叫《法显传》又名《佛国记》，书中，他是这样记录他在榆中的行踪的：“……初发迹长安，度陇至乾归国，夏坐。”佛教徒在多雨的三个月
静修不外出叫“夏坐”，可见法显和尚不仅路过榆中，而且在乾归国国都所在的苑川地区逗留静养了三个月之后，才启程继续西行的。
岁月沧桑。在法显之后，又经过了长达四百二十多年以后，唐僧玄奘又从长安出发，前往西天取经。可怜的和尚比法显要寒碜得多，他身边就没有什么孙大圣、猪八戒，更没有白色骏马，从资料图像上看，他身背一个遮挡风雨的布篷，布篷前檐挂一盏夜间照明的灯笼，短裤、脚登麻鞋。他只身从长安出发，用步子丈量大地，一步一步，一站一站，徒步从榆中境内经过，到达西域的高昌国时，就和榆中人打上了交道。
原来高昌国国王麦匊文泰是榆中籍的人。本来麦匊文泰的祖先带到高昌国的是中原文化，儒家经典和道教宗教，结果王位传到麦匊文泰手上，不知怎的，他却转而信佛，不仅笃诚而且达到佞佛的程度。
却说麦匊文泰一听有唐朝高僧玄奘前往天竺，行进途中经过这里，便派贵臣带着几十匹好马去请玄奘到高昌来。因路远，玄奘到夜半才到高昌城，结果虔诚的麦匊文泰和王妃都熬夜等着，一见唐僧到来，国王竭诚欢迎，拜问甚周。第二天，高昌王麦匊文泰王妃以下众人前来拜望，请唐僧移住到王宫旁的道场中，并一再劝唐僧别去“西天”到取经了，就在高昌国吧！唐僧没有答应。
过了几天，唐僧向高昌王麦匊文泰辞行，麦匊文泰执意挽留，开的价码越优厚了，国王说他愿做唐僧的弟子，终生供奉法师，同时让全国百姓都做唐僧的弟子。唐僧坚决不允，并以绝食来表示西行的决心。麦匊文泰见实在挽留不住，只好请唐僧再住几天，为大家讲《仁王般若经》。讲经那天，国王麦匊文泰亲自执香炉迎接法师入帐，并在三百余听众面前，以国王之尊居然趴跪在地上当凳子，让唐僧踏着他的背，坐到法座上去。
唐僧离开高昌国的那天，高昌城的僧侣、百姓、大臣、国王倾城出动相送。国王麦匊文泰抱住唐僧恸哭不已，亲自送了数十里才回。
这段生动的历史故事，详细地记载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
时光演进至清初，有榆中兴隆山道士刘一明，竟然花费大量的大力、物力、财力在山上兴师动众印刷唐僧取经的大部头小说《西游记》。
道士的这一行动，其原委是当时《西游记》的作者署名为“丘处机”，民间也流传有“丘祖一梦作西游”的说法。而道士刘一明的祖师就是丘处机，他热忱地想把祖师的这一著作加以诠释、点评，广为宣扬，于是他在《西游记》的每一回前加写一段话，总书记名改为《西游原旨》，其内容还是演义唐僧取经故事。
道士刘一明动真格的了，他亲自跑到靖远县，选购木质细腻柔软适合雕刻的梨木，运来兴隆山，延请雕版工匠，着手雕刻演义唐僧取经故事的《西游原旨》印刷版。
据当地人说，雕刻印刷用的木版，比活字版要费事得多，必须先将原稿的文字写在纸上，再反贴于木版，之后才按反面字迹用刀镌刻。听说当时在众多匠工中有一高手，他不用这么做，他只要一边看着书稿就能在木版上开刻，其质量还很好。这匠工精湛的手艺，在榆中老百姓中间传为佳话。
历史啊历史。当年真正的唐玄奘是身背遮阳篷，只身徒步从榆中境内孤零零走过，而现在匠工刻刀下出现的文字，却绘声绘色地演义唐僧取经故事，刀下出现的文字说唐僧身边有了孙悟空、猪八戒、白龙马，一路上和妖怪打仗，热闹得很，红火得很，有趣得很。这些取经故事口传性很强，说书人一讲，人们爱听得很呢。可是这部取经故事长达几十万字，若用手工刻版，谈何容易。
难得刘一明道士有毅力，刻版的匠工也有恒劲，为刻印这部取经故事，匠工一刀一刀地刻削，一笔一画，一字一行，一块版一块版摞起积攒，前后竟花十年功夫，这部取经故事书的雕刻版才得以竣工。难得。
于是在清初的乾隆、嘉庆年间，榆中兴隆山上就开工印制取经故事书《西游原旨》。
为此书费尽心血的道士刘一明，眼看新书印制出来，心情特好，他撰对联一副抒其心怀：
欲人人为圣贤书刊十载从今了却终身愿要刻刻擒鸟兔火炼三铅自此重开满洞花当时这部书印了多少不得而知，但从至今留在兴隆山西山腰的“藏经洞”和“藏版洞”看，这两处青砖箍的窑洞式的库房，从洞里的空间大小看，当时那梨木印版的数量及体积很大很多，那藏经洞的容量空间也不小，可见当时《西游原旨》的印制数量也是很大的。这些书流传开来，散布天下，对唐僧取经故事的传播所起的作用不小，以致在一百多年以后的民国时期，此书还传到鲁迅先生的手里，先生在他著的《中国小说史略》里涉及到《西游记》时，还提到了“悟元道人刘一明”自著自印的这部书。
也就在这个时候，《西游记》的作者就改署为吴承恩了。
纵观历史，榆中县由于丝绸之路穿境而过，于是沿这条古道前往西天取经的和尚就和榆中结了善缘，法显用文字记录了他在苑川“夏坐”之事；唐玄奘不仅在榆中留下了足印，而且和榆
中籍的高昌王交了朋友；道士刘一明把取经故事刻版印书，广为宣扬。凡此种种，都是取经和尚与榆中结缘的佳话。
如果有人愿意寻觅取经人留在榆中的雪泥鸿爪，那榆中县档案馆里还珍藏着几块刘一明印书的书版。这些木质细腻的梨木雕刻书版，虽然经历了200多年的沧桑岁月，但至今完好平整，刀削的文字黑色墨迹犹存，古老雕版在向人们无言地诉说着远古的取经故事。
第五篇：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与山西
丝绸之路通常指亚欧北部的商路，即西汉张骞和东汉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的陆地商路，称为陆上丝绸之路。广义讲，丝绸之路还应包括公元前5世纪形成的草原丝绸之路，以及宋代以来发挥着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
山西作为内陆省不仅与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之间历史悠久，而且与海上丝绸之路也有着历史缘源。
先说陆上丝绸之路，虽然以长安（西安）、洛阳为起点，实际与陕、豫邻省的山西关系很大，且历史久远。从考古方面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西亚物品已传到晋国，如在侯马市晋国王公贵族墓葬中出土的许多陪葬的锥柱形红玛瑙佩饰。据学者研究，此物与伊朗高原远古墓葬出土物完全一致，所以此物很可能是来自西亚。又如1983年朔州出土东汉墓中西域人面貌的铜俑，也可为一证。北魏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平城为当时丝绸之路的东端。尤其鲜卑拓跋部入主中原，对游牧民族与外国人采取优惠政策，吸引了大量外国人涌向平城，使平城留下许多外国人活动的记录与遗物。东魏北齐时期，晋阳是北方军政中心，商贸发达，胡商辐辏，也留下许多外国人的记录与遗物。如《晋书·慕容垂载记》：封翟檀为弘农王、翟德为范阳王、翟楷为太原王。北朝翟氏是并州大族。《隋翟突娑墓志》载：君讳突娑&&并州太原人也，父娑摩诃，大萨宝。墓志翟突娑，并州太原人是指出生地，祖籍在西域，其父翟娑摩诃，是并州大萨宝，即并州胡教大首领。北齐太原娄睿墓壁画有胡商形象，商队为首一人，深目高鼻，似商队首领，其后一胡人牵骆驼，骆驼间还有几位胡商身影，显然是来山西经商的胡人商队。蒲州（今山西永济）是唐代河中府所在地，位处长安、洛阳两京之间，皇帝、官员、文人、商人都往返其间，其地十分繁华。在黄河边矗立着大铁牛与铁人，其中一铁人似胡人着侧翻领服装。唐代蒲州有酒家胡，山西籍唐代大诗人王绩诗云：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来时长道贯，惭愧酒家胡。说明胡人酒在当时很有名。有人考证，《西厢记》崔莺莺原名曹九九，是一位中亚粟特族酒家胡女子。又如，《旧唐书》：高祖师次灵石县，营于贾家堡。此堡是当时胡人聚居地，晚清曾在灵石县发掘出16枚罗马古铜钱，从钱币文字看是罗马皇帝梯拜流斯至安敦皇帝时代的流行货币，在灵石县发现此币绝非偶然。在并州出土的北朝和隋唐墓葬中，有各种粟特人骑骆驼俑、突厥人骑马俑、胡人伎乐俑等。北魏时内迁山西的粟特人曾将葡萄栽培技艺传山西人，所以唐代太原葡萄酒为名产、贡酒。（以上考古资料均见张庆捷《胡商 胡腾舞与入华中亚人》）
历史上的草原丝绸之路是北越长城，穿越蒙古、南俄草原，经中亚、西亚西北部达欧洲。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回纥、契丹等都是这条商路的重要力量。山西人自古就与这些少数民族在长城沿线进行贸易。《汉书 ·匈奴传》：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汉武帝欲出击匈奴使山西人马壹间阑出物与匈奴交易。唐代，由晋阳向北，经忻州、代州、朔州、云州，可通向突厥、回纥诸部。山西闻喜人裴伷先在边境贸易中货殖五年，致资财数千万。宋代阳曲人张永德家世饶财&&在太原尝令亲吏贩茶规利，阑出徼外市羊。清代由山西人垄断的恰克图贸易，年销俄罗斯茶叶高达6060吨（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俄国商业势力深入我国内地，并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和《天津条约》，取得减免税等特权，恰克图边境贸易额大减。山西商人毕竟是一支富有经验，久经商场的商界劲旅，由程化鹏等晋商向清政府提出，以其道还治其身，要求晋商假道恰克图深入俄国行商。此时，俄国正在要挟清政府要在张家口设商埠。而张家口与北京很近，清政府出于安全考虑，决心阻止俄国在张家口设商埠，同意山西商人出境到俄国经商。山西商人如虎添翼，进而深入俄境莫斯科、圣彼得堡经商，第一年销售额就与俄商打成平手，第二年山西商人输俄仅茶叶就达20万担，超出俄商近一倍。当时输俄商品达百多种，如山东、河南的绸，江苏、浙江的缎，河北的土布，江西的瓷器，京津的杂货，山西的铜铁制品、酿造品、米谷、烟叶、木制品等，但大宗输出品是茶叶。由此形成了由中国内地，经蒙古草原、俄国到欧洲腹地的草原国际商路。
海上丝绸之路以沿海口岸为起点，东到日本、琉球等，南到印度和南洋各地，进而通阿拉伯、地中海及欧、非二洲。山西商人远赴海外经商者大有人在。如光绪《襄陵县志》载：明代万历中，西梁村贾人，贩于海外。据顺治《潞安府志》载：明代潞绸流衍于外夷，号称利薮。近代，由广州通往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山西商人主要是间接贸易，即将海上进入广州口岸的香料、水果、水产、木材等贩回内地，将内地粮食、绸布、土产等贩到广州出海，其中山西的商品主要有铁器、谷物、党参、土产等。我国东线海上贸易历史也较久远，如中国与日本国、琉球国的贸易一直比较繁荣，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琉球国使者从中国贩回丝、绸、绢、茶、纸、糖、瓷器等60多种，仅税银就有289两。山西商人东线出海一直比较活跃，明代有贩运价值十万银两人参等商品到日本的记载。清代山西商人范氏有船六七条，是当时最大的船帮。范氏贩运中国绸缎、瓷器、茶叶、书籍、笔墨纸砚等到日本，其中山西商品有党参、黄芪等。从日本贩运的商品有铜、海产等。日本人木宫泰彦《中日交通史》称：中国书籍之输入影响日本文化最大&&致各地文运大兴。
以上可见，山西人是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积极参与者，是这三条丝绸之路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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