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化成因（共5则范文）

第一篇：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化成因（共）

新时期小说女性形象演变的文化成因

——以《爱是不能忘记的》和《上海宝贝》为例

摘 要：从张洁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到卫慧1999年出版长篇小说《上海宝贝》的整整二十年间，其中的女性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从道德的建构者到道德的解构者、从爱情的自我坚守到自甘陷落的转变。其文化成因与新时期以来人道主义思潮向消费主义、启蒙文化、后殖民文化，乃至现代性社会与后现代性社会思潮的转向有关。

关键词：《爱是不能忘记的》；《上海宝贝》，女性形象；文化成因

张洁发表于1979年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和卫慧发表于1999年的长篇小说《上海宝贝》，在新时期和后新时期的文坛上都以其前卫的姿态引起巨大的争议。两个文本虽然发表的时间相距甚远，但它们同以爱情婚姻为题材，表现出对女性爱情的思考。爱情历来是文学中长青的话题，正如费尔巴哈所言：人，是人、文化和历史的产物。通过对文本和其人物形象的分析，我们会在关于人的话语表达中获得不断增殖的文化考量和现实借鉴。

一

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以女儿的口吻讲述了母亲钟雨——一个女作家的爱情故事。钟雨爱上了一位老干部，但横亘在他们之间的是老干部在革命年代因出于报恩答谢而结合的妻子，出于对无辜的妻子的原罪感，他们相约忘记，但几十年里却始终心魂相牵直至生命的终点。钟雨像爱护珍宝一样爱护着老干部送给她的一套契可夫小说选集，每天眼巴巴地盼望着在下班的路上看到他的后脑勺，文革中不惜遭批判也要为受迫害致死的老干部戴黑纱纪念。他们终其一生也没拉过一次手，一辈子呆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不超过二十四小时。可以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讲述了一曲有爱无欲但坚贞不渝的爱情悲歌。

钟雨是一个知识分子，年轻时在不懂得爱的情况下与一个纨绔子弟结了婚，醒悟后带着女儿独自生活。老干部以其巨大的精神力量吸引了征服了她，“那强大的精神力量来自他那坚定的政治头脑，他在动荡的革命时代年代里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维、工作上

【1】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修养 ”。

几十年中钟雨在爱而不得的现实中也曾动摇过：“有多少此滞留在远离北京的地方”[1]，但 她还是以宗教般的神圣感情，虔诚地信仰着“不可能的可能”仍在彼岸，像一只扑火的蛾飞向柏拉图式的精神至爱。她渴求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但在现实碰壁之后，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愿忍受无性爱的独身生活也不盲目再婚。她在日记中日夜与他交流，以一种虚幻的慰藉来支撑长长的人生。对钟雨来说，精神之爱高于肉体之爱，钟雨可以说是一个执着的爱情理想主义者。

卫慧的《上海宝贝》则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一个女作家倪可的爱情故事。可可在咖啡店做女招待时认识并爱上了会画画的天天。在天天母亲雄厚的资金保证之下，可可辞去了工作和天天住在一起专职写作。但天天是一个性无能者，无法给予可可以身体的满足。在认识了来自德国的马克之后，可可与他陷入了“性游戏 ”的狂欢状态。最后天天吸毒死去，马克返回德国，可可陷入虚空的情感漩涡。《上海宝贝》讲述了一个爱情与欲望分离的错位之爱。

可可和钟雨相似，其身份都是女作家，都经历了精神和肉体分离的爱情际遇，但从根本上来说，二者有着天壤之别。相对于作为一个爱情理想主义者的钟雨，可可则是一个爱情虚无主义者。可可爱天天，她说，“天天是我唯一的爱人，上帝给我的礼物 [2]”。同时，可可坦然承认自己是性本论者，她又说，“肉体的快乐麻痹了我的大脑直觉，夺去了我所有智商 [2]”。可可对于自己的感情没有明确的目标定位，她不屑于传统的婚姻状态，抛弃婚姻的外壳同居，肆无忌惮地享受精神肉体的双重快乐，在可可那里肉体之爱也对精神之爱构成些微的内疚，但那更像是吹过脑边的一阵微风转瞬即逝，根本不构成原罪感。对于可可而言，爱情是能指，欲望是所指，肉体远远高于精神。女主角的生活正如作者卫慧所言：任何时候都相信内心的冲动，服从内心的燃烧。当“身体成为生命欢娱的场所，欲望浮现，【3】爱情成为幻觉 ”。小说结尾一章可可发出了“我是谁”的自我追问，就明显地凹现出她这种虚空的精神状态。

在以上对钟雨和可可的形象分析中，我们清晰地看到理想主义和虚无主义，精神之上和肉体之上的二元对立。从婚姻伦理道德的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出女性从伦理道德的建构者到伦理道德解构者的运动轨迹。《爱，是不能忘记的》发表于1979年，即文革之后。1980年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有两种截然相反的声音。李希凡的评论文章《倘若真有所谓天国……—阅读琐记》和肖林的评论文章《试谈<爱，是不能忘记>的格调问题》认为钟雨和老干部之间的爱情是不道德的，是自私的，这种渴求的合理性是值得怀疑的，因为他们的爱情会影响到一个不该被背弃者的生活。而李仁贵的评论文章《她捧出的是两颗纯洁的心—谈怎样理解<爱，是不能忘记的>》和禾子的评论文章《爱情、婚姻及其他—谈小说<爱，是不能 忘记>的思想意义》则认为这种爱情对婚姻的妥协反映某些社会伦理道德的陈腐观念和社会文明化程度很低的社会现实。【4】张洁及其支持者所希翼的无非是基于爱情基础上的婚姻，在由《爱，是不能忘记》所引发的大讨论中，张洁以恩格斯的话来回应：只有感情维系的婚姻才是道德的。也就是说，钟雨所要建构的就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这样一种婚姻的伦

【5】理道德，它意味着“积蕴着内心情感的爆发和对现存社会的抗议”这个现存社会就是长期以来被急剧红色化的年代，偏激的政治对个人情感进行了专制性压抑，以突出宏大叙事和革命叙事，即使是向个人情感领域进发的作品也不可避免地被置换为民族、阶级、国家等精神性事件。《爱，是不能忘记》突出地反映了拨乱反正之后人们对虚伪的“政治化”婚姻的厌恶和对觉醒后婚姻自我意识的确立。《爱，是不能忘记》正是通过对爱情的呼唤发现了人性中的欲望、爱情、友情乃至对生命价值的肯定，对小我的个人情感的肯定和尊重。从这个意义上说，钟雨的爱情乃为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树立了一座新的婚姻伦理观的丰碑。

相反，《上海宝贝》中的可可形象则对这种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伦理道德进行了无情的结构。它不但抛弃了结婚的形式外壳，而且彻底否定了爱情相互忠实的原则。正如艾云所言：“在她们，禁忌和节制是个陌生的词，道德恪守也更可以不屑一顾。如果不道德指的是婚姻中的配偶没有遵守贞操的原则，现在我不结婚，我是自由的身体，那么我就不应在道德评判之列了。我是彻底的，并不欺骗婚姻，只是不要秩序的安定，这还不行吗？ 庭院中的安适代表着干净稳定的秩序，但那是为一个男人而活，为他生儿育女，那会让人感觉麻

【6】木，她们看不起中规中矩毫无创造力的女人。”可可不顾父母反对和天天同居，嘲笑对教授父亲言听计从的研究生，决绝地把婚姻拒之门外，放任爱情，放任欲望，无疑是对当下传统婚姻伦理道德的彻底背离。相对于钟雨在追求爱情婚姻中表现出对老干部妻子的原罪意识，可可则毫无思想顾虑可言。在可可这里，主流和传统被完全颠覆，她用天性代替理性，用混乱代替秩序，不像钟雨那样痛苦，生命里充满了欲望的快感，性成为她所有拜物教中的最大崇拜物。

在钟雨那里，爱情还闪耀着神圣的理想主义光芒。她恪守着道德的底线：宁肯独身也不陷入无爱的婚姻，精神之爱压倒肉体之爱。作者张洁在小说中说：尽管没有什么人间的法律和道义把他们拴在一起，他们却完完全全地占有着对方。她真正地爱过，没有半点遗憾。尽管我们知道钟雨忍受了巨大的痛苦，但她明确自己需要什么，永不放弃，在坚持中保留住了自我的爱情，也许这份爱情是虚幻。那么，可可无疑扮演了一个爱情中的他者角色。可可的前男友也是一个写作者，可可不满于他的行为分手了。尽管小说中没有提到 她和前男友相爱的理由，我想最大的可能是共同的写作志趣吧。换句话说，他们相爱的理由是“同”，小说在第5章中说：他居然大段大段抄袭别人文章写成一本洋洋大著在深圳出版。而可可与天天相爱的理由是“异”，小说中第一章中这样写到：“尽管我们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我野心勃勃，精力旺盛，世界在我眼里是个芬芳的水果，随时等待被咬上一口，而他沉默寡言，多愁善感，生活对于他仿佛是一只撒上砒霜的蛋糕，每吃一口就中毒愈深。但这种差异只能加深彼此的吸引，就像地球的北极和南极那样不可分离。我们迅速地堕入情网。”她和马克在一起的理由是“性”，小说在第14章写到：“我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指望可言，也不负任何责任，情欲就是情欲。”对于可可来说，她没有坚守的标准，永远在不稳定的需求去安顿自己。可可自己也这样说，“每天早晨睁开眼睛，就想能够做点什么惹人注目的了不起的大事。”[2]她天生地喜欢标新立异，具有一贯的反叛精神。尽管天天死去了，马克离开了，尽管她在追问“我是谁”，但过不了多久，生命中的又一个天天或者马克同样会出现，新一轮的爱情狂欢还会再上演。可可永远不会有恒定而稳定的爱情生活，在爱情中她注定失去了自我，成为爱情的他者。

二

从文学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作品除了考虑作者的主观意图、个性等因素外，还要把作品放入它所处的时代，联系它背后的文学思潮、政治形势、文化趋势，才能对文学作品进行准确的把握和定位。

首先从文学思潮来看，两个文本背后矗立的分别是人道主义思潮和消费主义思潮。《爱，是不能忘记》发表于1979年，即文革结束以后。人道主义文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期，但随着革命文学（30年代之后）直至工农兵文学（42年《讲话》以后）再到文革文学，人道主义思潮逐渐衰微直至断流。文革结束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1978年关于真理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开始思想解放的洪流。断流的人道主义思潮重新在文学的河流中流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重新回归，“人”代替了“阶级”成为文学表现的中心。刘再复曾把新时期文学（1976-1986）之后人道主义思潮的流变细致地划分为几个阶段：以《班主任》（刘心武）为代表的“伤痕文学”阶段，以《人到中年》（甚容）、《三生石》（宗璞）为代表的“更自觉的呼吸”阶段和以《爱，是不能忘记》（张洁）等为【7】 代表的“深化阶段”。刘再复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代替“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新时期文学主潮得到广泛的认同。笔者以为，在宏大的人道主义洪流中，对人的重新发掘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如果说发表于1979年7期《雨花》杂志的《李顺大造屋》（高晓声）泄露了人们对30年来物质生活受压抑的讽刺和不满而显露出对新时期物 质生活的一种隐性渴求的话，那么发表于1979年第3期《北京文艺》的《爱，是不能忘记》则显性地表达了人们对新时期精神生活的追求。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能有什么比爱情更令人沉醉和向往呢？小说在结尾大声疾呼：“别管人家的闲事吧！让我们耐心地等待，等着那呼唤我们的人，即使等不到也不要稀里糊涂地结婚！不要担心这么一来独身生活会成为以一种可怕的灾难。要知道，这兴许正是社会生活在文化、教养、趣味……等等方面进化的一种表现！”这种呼唤里面，不仅有对社会伦理更宽容的渴求，更有对个人选择、个人价值的认同和尊重。可以说在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中，像钟雨这样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文学形象比比皆是，他们把小写的“人”最大化的刻在广大人们的心中。当然，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张洁作为从那个时代里走过来的作家，不可能完全走出时代的藩篱。《爱，是不能忘记》是沉重的，钟雨“以无意义为意义，以无价值为价值，以可避免的悲剧为不避免，倾斜出极富意味的历史内涵，既说明了最初阶段新时期文学身后矗立着怎样的社会背景，也说明了

【8】极左思潮对一代国人审美观的渗蚀错挪。”《爱，是不能忘记》中钟雨对老干部连手都没有拉过，这种潜意识中的禁欲思想无疑是长期以来以“大我”压抑“小我”的集体无意识的表现之一。

到了1999年的小说《上海宝贝》中，我们清晰地看到人道主义思潮的全身隐退，消费主义思潮的汹涌之势。小说中物的词汇随处可见，渗入可可的生活之中，也深深嵌入作者的语言之中。三得利牌汽车、妈妈之选牌色拉乳、德芙牌巧克力、Tedlapidus牌香烟等等，就是上海的阳光也像“泼翻的苏格兰威士忌酒”。可可出入的场所是咖啡馆、宾馆、画廊、海滨浴场、上海、北京、天涯海角（海南）。可可的生活轨迹是“早上化着不淡不浓的妆，坐空调巴士或出租车去，中午在装潢洋气的咖啡馆和小餐馆吃白领套餐，晚灯初上的时候，迈着猫步走过淮海路陈列者世上顶尖名牌的橱窗”[2]。众所周知的原因，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一切以价值交换为原则的确立导致了一切向钱看、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日益盛行，工具理性得到了发展，价值理性却式微了。迈克.费瑟斯通说：消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商品、产品和体验可供人们消费、维持、规划和梦想，消费不仅仅是为

【9】P116满足特定需要的商品使用价值的消费。在可可那里，不仅香烟、威士忌酒、汽车是用来消费的，就连身体也是用来消费的。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在《身体形态》一书中，将“现代社会的身体”分为五种：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消费身体就是要满足并解放身体的所有感官，眼观五色、耳听八音、鼻嗅七味、舌要尝尽芬芳，身要全面开放。可可对于性欲的不加抵抗已经走到了身体消费的终端。伊格尔顿在《身体工作》一文中说：用不了多久，当代批评中的身体就会比滑铁卢战场上的尸体还要 多。书店里越来越辨不清哪儿是文学理论部分，哪儿是软色情书架。《上海宝贝》本身就是靠身体为卖点成为消费文化的产物。正如人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物欲逐渐高涨而物质财富相对贫乏的社会，有钱的人桑拿按摩、卡拉OK舞会，体验异国风情，直接可以进入“身体消费”；没有钱的人只能在文化图像上领略“身体消费”的乐趣。人们纷纷购买《上海宝贝》，或者先后克隆出类似的《北京宝贝》、《广州宝贝》以便在精神上首先得到虚幻的【10】满足。

其次从社会文化的背景来看，两个文本分别反映了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启蒙文化到后殖民文化的变奏。在20世纪的文化历史场合中，文化启蒙由来已久，它发端于五四，以其敏锐的思考和有力的号召曾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无不是经历了新旧文化冲突的知识分子，他们以知识分子特有的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对大众进行着文化的启蒙。启蒙的后果就是 “人”的价值的确立和理性权威的树立。但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知识分子的地位发生了改变，在文革中，知识分子成为劳动人民的学生，成为被专制改造的对象，几乎完全丧失了言说的权利，更不要说对大众的启蒙。文革之后的1978年11月3日中央组织部下达了《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知识分子从大众的学生、从被改造的对象重新被纳入“工农联盟”，与工农、农民一起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支基本力量”。[11] P20知识分子身份被政党和体制所认同，作为作家的人获得了心理支撑，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人就都有可能成为寓言者和引路者。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在文学作品中也得以体现。回顾80年代文学叙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等）所能达到的思想深度，深刻表明知识分子所承揽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爱，是不能忘记》中钟雨女儿对于婚姻的犹豫、对社会舆论的忧虑，对“别管人家的闲事”的呼吁等，不仅是对更宽容更开放的社会环境的热切呼唤和期待，实际上更是对大众的启蒙。从小说发表之后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来看，它也确实起到了唤醒的作用。

时隔20年，当我们把目光投向世纪之末的上海，思想启蒙的氛围已经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击下和西方强势文化的入侵下荡然无存。如果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经历了第一次的西化浪潮，那么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的上海则迎来了第二次的西化浪潮。作为中国经济桥头堡的上海以其经济特区的地位成为最早卷入全球资本体系之中的城市之一。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资本不断加剧，并通过生产、消费，尤其是通过信息流动，通过发达的传媒话语霸权对大众公共生活进行的价值引导，创造了全球一体化的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在这种情况之下，任何传统的、民族的差异都遭到了边缘化。在《上海宝贝》中看不到对事业的勤谨、对理想的探问、对社会的思考，看到只是物质泛滥后的享乐和狂欢。艾梅.赛萨尔在《关于殖民主义的话语》中认为殖民统治=将人物化。在以直接武力侵略和军事占领为主要特征的旧殖民时代，和在以海盗式掠夺和欺诈式贸易为特征的新殖民时代，人失去人身自由，受到经济的极端压迫，人等同与物。而到了后殖民时代，依靠资本的霸权、技术的霸权、文化的霸权，人变为了消费的动物，在满足感官享受的同时认同并接纳了西方价值观，人同样沦入物化的境地。当今所谓的世界一体化、全球化从总体上来说乃是西方文明的一元化。确实如人所说的那样，被消费理念武装了的可可们贪婪地扑向西方文化：“对西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渴望、羡慕、崇拜达到了病态的地步”，“做爱的老外的体毛也像太阳射出的亿万道微光”，“西方的文化背景成了性爱的必要背景”。[12]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小说结尾一章可可发出了“我是谁”的自我追问，这种追问与其说是痛失我爱的虚空反映，不如说是文化拔根状态的惶惑之问。

最后从社会形态上来看，两个文本可以说是现代性社会到后现代性社会转型的投射。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性就是理性，并区分了两种理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价值理性推崇的是精神、意义、价值、秩序等，推崇的总是二元对立中的其中一元。“二元对立是现代性的重要概念，它的确立使现实领域和精神领域中的种种物态和事态呈现出明显的层次之分，从而形成了森严壁垒的等级秩序”。[11]P242在钟雨那里，一切都以意义和价值为准绳。精神总是高于肉体、他人总是大于自己、秩序中的婚姻不能因自己被拆散。钟雨追求有爱情的婚姻，是上升到对自己生命价值高度的探索，这种个体精神意义的建构完全可以扩大到整个社会。整个社会何尝不是在进行秩序的、道德的、文化的、价值观的有序化和理性化？1979年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价值错乱的十年浩劫，政策在调整，人文精神在恢复，一切都放到了价值理性批判的前沿。到了1999年的中国社会，急剧的经济变革导致了社会层面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现代性社会中后现代因素的侵入和渗透，使得社会形态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局面。曼德尔在《晚期资本主义》中将西方资本主义分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资本主义和晚期资本主义。随着晚期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拓展，其相应的后现代特征也在中国现身。美国学者墨菲认为，从根本上来说，后现代是反二元论的。在现代性的社会里，人们总相信在表面的现象之下必有某种意义，到了后现代的社会中，意义消失了，价值瓦解了，反对体制、反对中心、反对秩序、反对永恒、反对深度的思想和行为扩散开来。这就是《上海宝贝》中吸毒、纵欲、狂欢的社会思想基础。既然意义没有了，可可们剩下的就是体验。作者卫慧曾说：“我的生活哲学就是简简单单的物质消费和无拘无束的精神游戏”。当下的社会中，我们不难看到和可可具有类似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自由职业者、文人骚客、大款富婆、食利者、诈骗犯等。文学与社会形态的这种同步变迁，已经得到多数 人的认同。“如果从总体上将1990年代的文学和1980年代的文学相比，变化是显然的：1990年代的文学是典型的后现代色彩，即反宏大叙事、消解崇高、消解意义、碎片化、平面化、无深度……”[13]

当然，消费主义思潮替代人道主义思潮、后殖民文化驱散启蒙文化、后现代性社会解构现代性社会，不是完全的、绝对的。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国土广大，经济层次、文化差异都很巨大的社会里，从来没有什么能一统天下。王昭风的评论文章就把《上海宝贝》面世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指出目前的中国社会乃是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场合之交集。[14]一部文学作品不可能透视出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但它能给我们提供一个观察的平台，使我们可以窥视作品背后的社会、政治和文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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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作家协会编辑部.中国八十年代争鸣小说精选[C]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2，12 [5].田泥.走出塔的女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10.P23 [6].艾云.用身体思考[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11.P271,P272 [7].李兴阳.人道主义与中国近30年小说思潮研究之一[J] 广西社会科学, 2006,1.[8].裴毅然.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P310 [9].(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5,P116 [10].蒋济永.身体消费的文化隐喻—卫慧《上海宝贝》的文化解读[J] 名作欣赏, 2006,5 [11].程文超.新时期文学的叙事转型与文学思潮[Z]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5,1.[12].李星良.城市新贵族与奴性崇拜—以《上海宝贝》为例[J] 当代文艺评论 [13].侯文宜.新时期30年文学思潮的关照与展望[J].理论与创作,2008，4 [14].王昭风.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社会场合之交集—对《上海宝贝》面世风靡的一种文学社会学考察[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

第二篇：路遥小说中青年女性形象研究---毕业论文

【标题】路遥小说中青年女性形象研究

【作者】陈 媛

【关键词】路遥??小说??青年女性形象??形象表达??创作心理? 【指导老师】金宏建

【专业】汉语言文学

【正文】 引??言

路遥虽逝世十多年了，但其作品仍深受读者喜爱，并获得了许多国家级或省级奖项。但他生前并没有沉浸在这些荣誉中，而是更加努力的创作。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接受历史眼光的审视。”[1]?“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始终与当代广大读者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这是作者一贯所珍视的。他并不顾及专家和评论家们怎样去看，怎么去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心灵感应。”[2]所以无论多少年以后，人们依然没有忘记他和他的作品。一开始，路遥的作品在文学界、批评界地位似乎并不高，但却深受读者喜欢，并在读者的心中产生了非常广泛的影响。如《平凡的世界》从1986年问世至今，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内先后经过六个出版社发行，其生命力已经远远超出了同时期的许多精心之作。

仔细研读路遥小说之后，我发现人们对其作品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对女性形象的研究也不少，但对路遥小说中青年女性形象塑造的总体论述却很少。因此，我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路遥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做一个比较系统的论述。因为这些青年女性形象构成了较为独特的关照路遥小说创作特点的视角。首先路遥小说中的青年女性形象类型化明显，大致可分为：农村劳动女性、城市知识女性、徘徊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女性。她们构成了路遥笔下女性形象的主体。其次，路遥通过质朴的语言描写、多侧面描写和对比描写生动的刻画了他笔下的这群青年女性形象。再次，从创作心理来看，路遥对这些青年女性形象的塑造深受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家庭环境及个人情感的影响。这些影响衍化并渗透到他的作品中，让他笔下的青年女性形象独具特色。总之，路遥对这群青年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单为女性这个弱势群体提供了心理支持，还引起了人们对女性地位的深刻反思；另外他对女性形象的表达也为中国的当代写作提供了创作经验。

一、路遥笔下类型化的青年女性形象

在我国当代小说家中，有不少擅长刻画美好女性形象的高手。“文革”前的孙犁、茹志鹃、王汶石，新时期的张洁、汪曾祺、贾平凹、古华等，就是这方面的突出代表。路遥虽然创作时间不长，但也刻画了各种类型美好的女性形象，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这些擅写女性的小说家队伍之中。纵观他的小说，可将他笔下的女性分为三种类型：农村劳动女性、城市知识女性、徘徊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女性。

（一）农村劳动女性

农村劳动女性在路遥小说中占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她们身上大都具备传统女性的美德同时又具有农村人的狭隘思想。主要以贺秀莲、刘巧珍、郝红梅、孙兰花为代表。这些女人默默无闻地为男人们奉献自己的一切，努力做好一个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她们美丽、善良、贤惠，但没有太多文化、没有个性、没有自我，她们也会去追求自己的爱情，可却把自己的追求和幸福都依附在男人身上。有的甚至已到了愚昧迂腐的程度。她们既是传统伦理道德的化身，又是没有觉醒的落伍者。她们虽然是传统的女性，但也体现了时代进步在她们身上所起的作用。

贺秀莲（《平凡的世界》），一个典型的农村劳动妇女形象。贤淑、能干在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她是一个能干的农村妇女，是丈夫的得力助手，是农村人居家过日子的好帮手，但也有着农村人狭隘的思想意识，如处处为自己的小家打算，对丈夫帮助公婆一家的不满，闹分家，对与她家有过结的人不轻易原谅等等。她是农村妇女中的“精人”、“能人”、“强人”。贺秀莲毫无怨言、心甘情愿与孙少安一起受苦，艰苦创业。正当可以享受幸福生活时她却离开了人世,给世人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她一生默默地辅助孙少安成就事业，从不顾及自我，一心只为这个家着想。其实这是令人深思的，作为妻子她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可是她完全忽略了个人的价值，是一个深受传统道德束缚了的女性。

刘巧珍（《人生》），一个受世人爱戴的女人。她身上体现更多的是中国的传统美德。她对高加林如痴一般地爱着，默默地等待与付出。在高加林遭受打击，断了成为“公家人”的希望后，她勇敢地向他袒露了自己的少女情怀，用真诚炽热的爱，给了他极大的感情慰藉。她勇敢地与自私落后的父亲和乡村旧习惯势力进行斗争。但是，她和高加林之间的爱缺乏充分的基础，两人的文化素养，个性情趣差异太大，因而一开始就埋下了不幸的种子。在高加林提出分手之后，善良宽厚的她没有撒泼放赖或想法报复高加林，也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情和信念。她用劳动来排遣自己的伤感，并带着几分无奈认同现实的心情和马栓结了婚，重建自己的新生活。在高加林倒霉再度从云端跌落到高家村的黄土地时，她坚决反对并苦苦哀求企图羞辱高加林以泄愤的姐姐，还向姐姐的公公说情，希望他能重新安排高加林当民办教师，以缓命运对他的打击。这种菩萨般的慈善心肠，实在感人至深。

郝红梅（《平凡的世界》），一个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女性，也深受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将爱情和婚姻视为依靠，甚至期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当时对于一个农村女人来说，只有靠两种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读书和婚姻。而前者对她来说不现实，家里实在太穷了。正是由于家境的贫穷，加之政治地位的低下，使她懂得用谦卑的方式去生活。她从小就学得很乖巧，在村里尊大尊小叔叔婶婶不离口，以此来迎合乡邻们。郝红梅正是把真实的自己掩藏起来，用面具化了的自我来赢得邻居们的好评，才有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她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并期望以此来改变自己的人生。在快毕业时，她知道，如果不找一个好一点的对象来依靠，就只能又回到那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受人歧视。所以在孙少平与顾养民之间，她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顾养民，想通过他来改变自己贫穷的生活。在这里刘丽英（《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也有着与她相似之处，如对男性的依附，对金钱物质的追求。她们所追求的婚姻是没有爱情的，纯粹是为了物质享受，为了更好地生活。她们有着寄生于男人身上享受荣华富贵的心理，而正是这些让很多女人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类女性大都还没有清醒的自我意识，她们身上还具有很浓厚的男权依附思想，婚姻与家庭成了她们的全部生活。她们努力去做一个好妻子、好媳妇，全身心地投入到家庭、丈夫和孩子的身上，为家庭奉献自己的一切。作为妻子与母亲，她们无疑是非常伟大的。可她们在付出与奉献的同时迷失了自我，虽然得到世人及社会的认可,被认为是贤妻良母的典型代表,可她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贤妻良母这个称谓本身就是带有性别歧视的,它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在男权观念的基础上对女性的一种评价,是男权社会与男权文化以此来束缚女性的一根精神绳索。女性不应只是作为一个妻子与母亲的身份而存在，还应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要实现个人存在的社会价值，就得表现自我，实现其自身的价值，不能只是按照一惯的传统去生活。

（二）城市知识女性

这是一群光彩夺目，具有女性自我意识和独具个性的知性女性，主要以黄亚萍、田晓霞、杜丽丽等为代表，她们身上负载着新时代的气息，焕发着新时期的激情，给人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她们大都从小就生活在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与农村女性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她们基本上完全摆脱了传统伦理道德，具有比较开放的心态。敢爱敢恨，勇于表达自己，追求自我的生活享受，注重个人感受，是她们的重要特征。

田晓霞（《平凡的世界》），是路遥小说中塑造得最为完美的一个人物，也是最受读者欢迎的女性。她出身于干部家庭，从小生活在城市，有着很好的成长氛围，并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气质高贵，没小市民习气，没有乡村妇女的狭隘和缺陷，个性活泼，做事果断，酷爱读书，见解独特，关心国家大事，乐于助人，没有丝毫“官家小姐”的脾气。在校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工作后更是一认真负责的先进工作者。在她身上集合了城市女孩的优秀品质，同时又摆脱了世俗的眼光，摆脱了物质权益的束缚以及对男性的依附。她有自己的追求，有很明确的目标。晓霞对爱情也有着更高层次的认识,?正如她在日记中所说:“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是心甘情愿地与爱人一起奋斗并不断地自我更新的过程;?是融合在一起――完全溶合在一起的共同奋斗!?你有没有决心为他(她)?而付出自己的最大牺牲,?这是衡量是不是真正爱情的标准,?否则就是被自己的感情所欺骗„„”[3]这是一种真爱,?是心灵的相通与交汇,?是情感的依恋和交融。但很显然,?她与孙少平之间的爱情只停留在精神方面,?如果要达到两个人的结合,就得超越许多现实的东西。他们的爱情,?尽管我们都真诚地祈祷他们结合并永远幸福,?可现实是无情的,?是现实无法让他们结合,?并不是他们爱得不真、不深,?也不是因为他们太世俗,?而是现实生活的逻辑性注定他们难以结合。?即使结合,?他们之间的现实条件差异太大了,也会给他们的未来生活带来无数的矛盾与痛苦。作者很珍爱这个角色，既不能接受她们分手，又不想违背现实生活的逻辑，所以人为地制造了一场事故，来维护了自己的创作意愿，让晓霞毫无必要地牺牲。田晓霞的死，给读者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黄亚萍（《人生》）出身干部家庭，生活在城市，有文化，有能力，处事决断，敢爱敢恨，具有现代意识。一开始黄亚萍与张克南的关系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了，虽然她一直爱着高加林，但她很清楚他们之间的悬殊，所以选择了爱她并且与她家地位相当的张克南。后来当她与高加林之间的这种悬殊的身份地位不见时，她又主动争取机会向高加林表明爱意，并断然离开了张克南。虽然她觉得好像欠了克南很多，为此感到很内疚，但她还是不想勉强她自己，“在她看来，追求幸福是一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权利干涉她的追求，包括至亲至爱的父母亲；他们只是从岳父岳母的角度看女婿，而她应该是从爱情的角度看爱人。别说是她和克南现在是恋爱关系；就是已经结婚了，她发现她实际上爱另外一个人，她也要和他离婚！”[4]所以她选择了与自己趣味相投的高加林。她敢于反抗世俗，做自己喜欢的事，不顾及舆论的压力，举手投足间让人觉得有点轻浮。当高加林回到农村后，她又不能放弃自己优越的物质生活，放弃她作为一个城里人的身份，跟他一起去农村。确实，很多人都觉得她对情感不专一，太注重于物质生活。在我看来她只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女人，考虑得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因素，并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感情，婚姻除了爱情，还是要以物质为基础的。具备基本的物质才更有利于家庭与婚姻的和睦。其实像黄亚萍这样的女性在今天的生活中也越来越多，我们可以说她们世俗。但为了生活，为了更好地生活，她们不得不考虑许多现实的东西。她们只是为自己的未来考虑得多一点而已。

杜丽丽（《平凡的世界》），是一位很前卫的新时代女性。她也出身于干部家庭，过着衣食无忧，无拘无束的生活。有知识有理想有才华，有着很好的职业，还有一个非常爱自己的丈夫，她应该是一个很幸福的女人。可她并不满足于她现有的生活。因为丈夫不能完全满足她，为了弥补他的空缺，她用诗人的浪漫气质，又为自己找了一个情人――同是诗人的古风铃，她并不在乎他们能否长相斯守，她追求的是暂时的享乐。在丈夫面前她也并不掩饰与古风铃之间的关系，而是很坦城地接受现实，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当然她也为此感到非常痛苦。她不想伤害丈夫武惠良，更不想看到他痛苦，但她不想勉强自己，更不想掩饰自己的感情。为了她的爱――爱武惠良、爱古风铃，她选择了离婚。杜丽丽是一个对爱情有着强烈需求的女性，而现实却使她难逃感情的罗网。杜丽丽选择离婚是很不被人认可的，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她放弃了原本很好的婚姻生活去追寻虚无缥缈的爱情。在这些青年女性身上体现出的现代性主要是她们在选择婚姻时敢于打破传统世俗的框架，以爱情作为基础来建立婚姻。她们不像农村女性那样对男人一味的顺从和忍让，而是把自己放在一个与男人平等的位置，更注重男女之间的尊重、理解和沟通。她们对爱情与婚姻有着清醒的认识，更有着自己的追求。

（三）徘徊于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女性

在这类女性身上体现的更多的是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同时也是作者内心所倾向的女性。她们大都出身于农村，既保留了古朴纯洁的民风又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她们大都接受过高等教育，受到了新思想与文化的熏陶，有自己独立的个性意识、独立的爱情与事业追求，与乡村劳动妇女相比，在她们身上少了几分软弱与愚昧，多了一点自强自立、独立自主的精神。路遥塑造了很多这样的女性形象。如田润叶、郑小芳、卢若琴、冯玉琴、金秀、孙兰

第三篇：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女性形象

论鲁迅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子君

吉木萨尔县 马晓卿

【论文摘要】

本文拟通过分析鲁迅的现实主义小说《伤逝》中寻求个性解放的子君形象，揭示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封反抗的斗争历程,并从中了解鲁迅先生对旧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进程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也在对封建愚民政策无情批判的同时,对她们身上存在的“劣根的国民性”予以无情的揭示和批判。这个典型形象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她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鲁迅先生对受势力压迫的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十分关注和同情，他以激进的民主主义与深厚的人道主义，对压迫和迫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鞭挞。

【关键词】： 富有个性 勇敢反抗 揭露抨击

鲁迅先生在五四运动发起之时，以反封建的如椽之笔首先对准封建礼教，在1918年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深切的同情和怜悯。从他的作品《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论雪锋塔的倒掉》等一系列著名杂文中足以看出鲁迅先生是把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他的《呐喊》、《彷徨》两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以反映妇女不幸和悲苦生活以及妇女解放斗争为主题或题材的作品，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反映了妇女问题，塑造了一系列生动的妇女形象，这些艺术形象虽然出现在不同的篇章，但又有其内在的联系，它巧妙地组成了一个旧中国妇女形象的艺术画廊。

《伤逝》是鲁迅以城市知识女性作为主人公的作品。子君是鲁迅先生

塑造的一个成功的妇女形象。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具有资产阶极民主主义思想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和婚姻自主的新思想。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作品充分地肯定了子君英勇无畏的反抗精神。为了争取恋爱和婚姻自由，敢于同旧势力进行较量，勇敢地背叛封建礼教和封建专制家庭，她高傲地宣称：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力。这是子君反封建专制的战斗宣言，是对封建思想的蔑视与否定，是对封建婚姻制度的背叛和挑战；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真正的第一步。不过，令人可悲的是，子君只走了一步，就停止不前了。子君是现代文学作品中一个具有反抗精神、最终被旧制度吞噬的女青年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

热恋时期的子君，对于路人的蔑视、老东西和小东西的侮辱，表现出大无畏的平静，如入无人之境。但子君是在封建正统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小姐，她的思想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她的反抗虽然坚决，但不彻底。随着时间的推移，子君的个性解放终于逐渐显出它的旧面目来。当涓生拿出一张雪莱的半身裸体铜板像给她看时，子君“只草草一看，便低了头，似乎不好意思了”，这显示出旧观念在她身上的作用。子君的这些个性特点，是与她所处的时代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的。子君的爱情悲剧显示了个性解放的巨大局限性，形象地说明只有进行社会革命，在社会解放的前提下，妇女才能获得真正的个性解放和人格独立。个性解放是人格独立的必要前提，个人的经济独立是人格独立的物质基础，失去了这个基础，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人格独立。而人格独立也只有在彻底的个性解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

她和涓生同居，表现了她对封建道德和封建婚姻制度的勇敢的反抗，同时也批评了子君软弱、妥协和思想的停滞不前。当他们建立起小家庭以后又沉浸在凝固的安宁与幸福里，忘记了人生的全盘要义，把精力顷注到家务里及恭顺地侍奉丈夫，表现出旧式妇女贤妻良母式的，失去了奋飞的能力和勇气，变得平庸短浅，由一个勇敢无畏的新时代的女性变成庸庸禄禄的家庭奴隶。由于她性格的软弱，最后不得不回到她曾经背叛的旧家庭里去，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作者也写出了她纯扑善良的性格，她

为了爱情，不计较涓生是个门第卑微的穷青年，当离开涓生的时侯，没有留下字条，却默默地把仅有的生活用品留给涓生，这里有关心，有惋惜，有对爱情的最后留恋，表现出子君纯扑和善良的品性。

子君的失败，主观因素也是显而易见的。她死于自身“未褪尽旧思想”和依赖性；她死于自己的懦弱庸俗和谋生无力。子君一心追求的只是婚姻自由，目标如愿后，就把所有的心思和希望投入那个用爱组建的小家庭生活当作整个人生意义，把自己的幸福生活寄托在涓生身上，而忽略了婚姻家庭支柱的经济基础。子君这种全然陶醉在爱巢的生活，已没有了家庭生活以外的斗志，她的性格开始变得平庸怯弱，她已与现实生活脱轨。当家庭经济出现危机，她的幸福梦将要打破时，她曾振动过的翅膀已振动不起来了。经济的压迫，使子君不得不回归封建家庭，最后无声地死去。鲁迅在早前所写的《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就曾深刻地指出：脱离现实的经济斗争，妇女的个性解放，只能是说诳和做梦。子君正如娜拉那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没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独立自立的意识，只能依赖他人的女性，是注定要在家庭和社会中遭遇不幸的。子君的可悲之处，在于其自身的思想局限与认识局限。子君虽然成为追求个性解放的牺牲品，然而，她毕竟从封建桎梏中冲出来了。她与封建道德礼教毅然决裂的呼声将会成为时代的强音，她那凄丽的悲剧形象使中国妇女从中受到启发和鼓舞。

子君的形象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生动的旧中国妇女的典型形象，她们既是独立的,也有一定的内在联系.通过分析这个妇女形象,揭示了旧中国劳动妇女从麻木到觉醒反抗的斗争历程。子君她受过知识的熏陶，是被“五四”新风浪吹醒的知识青年。她敢爱敢恨，具有叛逆精神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她自学运用了时代的新武器——资产阶级个性主义和个性解放来对抗婚俗，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拭目以待，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闪耀出的曾耀眼一时的火花，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姐妹，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鲁迅作品所塑造的这些妇女形象，其意义是深远的。

毕 业 论 文

课题名称:论鲁迅小说中子君的

女性形象

作者姓名：马晓卿

专

业：汉语言文学

作者单位：吉木萨尔县招商局 答辩序号：

答辩地点：

2009年7月20日

第四篇：论张爱玲小说的女性形象

盐城师范学院毕业论文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中文 04本函 滨海点 掌成龙

[摘要]：

张爱玲是上海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学才女，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张爱玲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越来越流离，一路不断跌落，这注定张爱玲的书写是一连串被压抑的历史。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艳异女性，描写的女性人物都生活在病态社会里，这样笔下的女体形像是丰满的，她不但丰富了女性书写体，更丰富了女性美学，是女性书写体中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关鍵词]：

张爱玲小说

女性形象

虚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40年代低气压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内囿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是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平风庸俗的小角色。在她们的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 ［1］，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象。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到的，“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 ［2］她们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女性生来是男性附庸的意识。

盐城师范学院毕业论文 的罗网，用尽心机想要成为花花公子范柳原的合法妻子，无非是因为他有钱，可以获得终生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不寄身于兄嫂家过着屈辱的生活，因为在那个时代，女性谈恋爱离不开靠山，寻爱离不开经济，恋爱摆脱不掉对男人的依附。“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男人，是件艰难、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她跟他的目的究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可以放心。”[7]与其说是一场爱情不如说是一次调情，只是“吸引、挑逗无伤大体的攻防战”。只是屈服于外界的压抑而进行的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因而在我、残缺中得到满足，从委屈中发现安慰，从不为感情而走向极端，尽管如愿后的寂寞和惆怅充斥了她的卑微的灵魂，但她还是笑了，因为她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云报复她的兄嫂了。《连环套》中的霓喜也是为了赢得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不断地游弋于不同的男人之间，张爱玲用“姘居”一词说明，霓喜一直保持着未婚的身份，跟不同的男人同居。霓喜先后想用三种连环套来获得经济和社会地位。然而不管是第一种的“少夫少妻”环套还是第二种的“老夫少妻”环套或是第三种的“异国婚姻”，其目的和结果都是相同的，霓喜始终只是男人们拿不出手的满足性需要的动物。她的最终被抛弃，宣告了霓喜用自己的青春和身体所作的一番挣扎没能得到任何东西。她的出路在哪里？也许霓喜还要不停地对不同的男人主设她的环套吧！为了获取生活保障，拿自己的身体作资本，不管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不管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她们的生命都是畸形的，不幸的。如果说流苏和霓喜的人生让我们感到可悲可怜，那么自己承受了压抑却又将压抑转嫁给别人的梁太太等人就让给觉得可恨了。

《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能一手挽住时代的巨轮作她的“小型慈禧”，这点权力是牺牲她的青春换来的。当年她忍着羞辱去做一位老人的姨太太，为的就是换取切实的金钱，然而老人似乎死得太晚了，她的最富有生命力的年华全然在压抑中度过。应该说，这是一个封建家庭中女人最大的悲剧——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只能依附男人，青春反而变成次要的事。然而更大的悲剧则是梁太太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为了弥补荒芜的情欲，不择一切手段，甚至不惜以其子辈的利益作为她换取个人的地位和虚荣的筹码。于是，她的仆人，甚至她的亲侄女薇龙,都成了她的牺牲品,她利用睇儿作诱饵勾引乔琪乔,诱饵却被乔琪乔吞了；她抢走薇龙的心上人卢兆麟,又培养她成为交际花,为自己勾引司徒协等别的男人。男人们同梁太太攀交情原是为了接近薇龙,但一旦接近了,梁太太便杀将出来,大施交际手腕,把那人收罗了去。为了做女人，梁太太毫不留情地牺牲自己身边别的女人。其实，没有哪一个人男人对她是真心的，她最终仍不过是男人的玩偶，她的淫威只能在睇儿、倪儿、薇龙身上发泄。

《金锁记》中的人物的情欲更是“燃烧的象着了火”。七巧得以一个小业主的女儿的身份做成门第颇高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她丈夫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因此她的正常的情欲难以得到满足且受到很厉害的压抑，但压抑并不能使情欲熄灭，相反，越是压抑得厉害，越是要通过反常的方式寻求出路。情欲的得不到满足导致她对金钱的疯狂追求。起初她用黄金之梦来抵挡情欲之火，结果当情欲变相的借金钱之欲显形时，她丧失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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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娇蕊和王佳芝的失败怪不得别人，虽然她们有过挣扎，有过追求，但自身的愚昧注定她们的追求只有一种结果，那就是失败

四、反抗与堕落

在张爱玲的小说里有一部分女人所要抗衡的，不仅是业已存在的男性权力社会的压抑，更有来自被异化的女性的压抑，因而其斗争更艰巨，希望更渺茫。

如前所述，《第一炉香》中的梁太太以其子辈的利益作为她换取个人的地位和虚荣的筹码，《金锁记》中的七巧则以子辈的幸福作为她宣泄变态心理的代价，这样，作为她们的牺牲品的葛薇龙和长安，便成为此类人物的典型。

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为了要念书她甚至要忍受着下人们的冷嘲热讽。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少女，她为了能够在香港继续读大学，忍受着寄人篱下的滋味，可见并不是自甘下流的人。初进姑妈家时,曾对梁太太为她导演的诱饵这一角色产生抵触,并立志念书要念出些成绩来。后来即使在姑妈的百般利用下她也没有接受姑妈为她安排的生活，她想追求新生活，斩钉截铁地宣称要逃脱这种环境回到上海去的。她收拾好自己的行李，买了船票做好回上海的准备。然而,临行时的一场病却改变了一切，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13] 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着„„” 薇龙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她逐渐被梁太太培养成小有名气的交际花并为她勾引了一些男人时,她却不知不觉地沉迷于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对物质的虚荣，薇龙堕落成了姑妈手上金钱与爱情交易的筹码。最后，薇龙想要离开这儿,只能找一个阔人嫁,却又不甘心自己有一天变成梁太太一样的人。为了这份虚荣她委曲求全地强迫自己嫁给了有身份地位却无力谋生的乔琪乔,却终究没有离开这样的生活。她的婚姻苟活在梁太太所谓的荫庇之下,她整天忙着替梁太太弄人,并在这种游戏中为乔琪乔弄钱。她的偶尔闪现的快乐也是苍白脆弱的,以致于她深知自己同沿街的妓女的区别也仅在于她们是不得已的,而她是自愿的罢了。

《金锁记》中的长安从小就受着母亲变态的折磨。在新式的社会里忍受缠脚的痛苦；在女中因母亲的无理取闹而被迫退学；得了痢疾因为得不到医治而吸上鸦片；在为爱情努力戒掉鸦片后却被母亲的诽谤逼得放走手中最后一根救命的草绳，在她处轻的生命里，尽管斑斑驳驳地投下了来自母亲的阴影，对幸福的向往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三十岁时晚来的爱情曾经给了她一线模糊的光亮,她的生命因为这一丝光亮而重新振奋。然而,母亲的剃刀片般的谎言却最终将她逼回了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将她的余生囚禁在没有光的所在。生命里仅剩下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不多的一点回忆—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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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张爱玲《有女同车》，安徽文艺出版社《张爱玲文集》 ［2］张爱玲《谈女人》，同上 ［3］张爱玲《倾城之恋》，同上 ［4］张爱玲《红玫瑰与白玫瑰》，同上 ［5］张爱玲《花凋》同上 ［6］张爱玲《金锁记》同上 ［7］张爱玲《我看苏青》同上 [8]张爱玲《倾城之恋》，同上 ［9］张爱玲《连环套》，同上 ［10］张爱玲《我看苏青》，同上 ［11］张爱玲《封锁》，同上 ［12］张爱玲《封锁》，同上

［13］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同上 ［14］张爱玲《沉香屑 第一炉香》，同上 ［15］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6］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7］张爱玲《走！走到楼上去》，同上

[19] 张爱玲《谈女人》，同上

参考书目及文献：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阎纯德《二十世纪中国女作家研究》 游友基《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审美论》 李继凯《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异化》

林幸谦《女性焦虑与丑怪身体：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亚文化群体》林幸谦《张爱玲：压抑处境与歇斯底里话语的文本》 于青《论<传奇>》

闫秀平《论张爱玲小说人物的真实性》 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

钱振纲《婚恋现象的现代审视——论张爱玲小说的思想价值》

英文翻译：

[正文以上的部分全部译成英文]

第五篇：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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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师范大学

现代远程教育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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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严歌苓小说女性形象的分析

【摘要】：笔者在系统阅读严歌荃不同时期不同题材的作品之后，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之上，拟集中探究她在不同时期创作的本土题材小说，以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为切入点，通过文本细读的方法解读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以及在不同时期因创作主体外在和内在因素的变化所体现在女性形象上的变化。

【关键词】：严歌荃；女性；形象；主体

严歌荃是执著于女性书写的歌者。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不论生活环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作者始终坚持关注不同环境中女性人物，以自身的女性经验为基础，对女性的思想观念、情感心理、生存处境等多方面进行书写，表达出对女性理想生存状态的美好愿望。

一、女性主体的失落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坛经历了70年代未的“思想解放”大潮之后，对人自身的关注取代了60、70年代对阶级、阶级斗争的强调。作家们开始反思“文革”，揭露“文革”对人的摧残对人性的扭曲。对“异化”和“人道主义”的讨论和批判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和文学创作领域的重要事情。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说：“人的启蒙，人的觉醒，人道主义，人性复归„„围绕着感性血肉的个体从作为理性异化的神的践踏蹂踊下要求解放出来的主题转。”

（一）对政治的抵触与迎合

《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是严歌等描写一批同龄年青人对事业、爱情、生活追求中的矛盾与仿徨，在迷雾中探寻和挖掘人性的作品。女性与政治之间的矛盾在作品中表现为：年青的女性基于女性的浪漫、感性特质对政治表现出一定的抵触和反感，然而，同样因为年青又对政治表现出一定的迎合和顺从。

《绿血》中，当过兵的出版社编辑乔怡因为一部书稿踏上了寻找作者的路程，同时也开始了对过往岁月中所经历的人与事的回忆以及与当年的战友在现实生活中的接触。作品中，不同家庭背景的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因了几位热衷看“样板戏”首长的机缘得以聚集到部队； ①①

②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一一论严歌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5)②李文杰.论严歌荃的女性书写[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

转业后，在现实生活中经历过岁月的磨难之后，已经成年的他们仍然高扬着理想主义的信念和奉献牺牲的精神，这是部队政治教育的结果。如同徐教导员一样，军旅生活“统治着他们的意识和下意识”。乔怡最后对本想挽回爱情的无奈放弃，是她人性向善的表现，也是她为所受到的崇高理想教育做出的牺牲。这是严歌荃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应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之邀创作的作品，因此作品中那种与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契合就不难理解了。

女性与政治的关系不外乎有女性依附政治、女性掌控政治、女性扰乱政治这三种模式。而这三种模式一定程度上也折射了女性与男性的关系。古今中外，政治是男性的疆场，具有“男性化”特征的，绝大多数政治家都是男性。这就是所谓的父权制的政治体制。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女性是留守在政治之外的，一旦越界，试图成为政治的主导者，控制者，她就侵入了男权的领域，成为僭越传统的野心家，而为社会和舆论所不容。而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女性参与投身政治和争取政治权利的近半个世纪的过程，打破了传统对于女性价值的诉求，被普遍认为具有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意义。然而从某种角度讲，这个过程又是女性“男性化”，两性差异日渐消除的过程。两性差异消除的过程，实质上与在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服从被规定的各种功能的角色一样，是女性被男性所规定和塑造的过程，是另一种不平等。“争取平等的权利，实际上就是要获得男性已经有的权利，解放妇女实际上是以解放了的男性为标准”，“妇女要么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男性；要么固守于传统的女性道德和行为规范，努力调节自己的行为以便适应社会。某种意义上说，解放了的女性其实是一种男性化的女性，一个‘准男人’”，“泯灭男女性别差异的背后，掩盖着的是对人性的无视，是对权威话语的绝对遵从，是以新的菲勒斯专制代替和抹杀了性别平等。”

（二）对感情的渴盼与压抑

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女性与政治的矛盾是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础：要追求政治上的进步就不得不压抑对爱情的渴望、对亲情的依恋，因为这些不符合主流政治观念的要求。严歌菩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无一例外地都是为了某一政治目的在矛盾和犹疑中无奈地放弃爱情、亲情，最终放弃了自我。

年轻、敏感、早慧是严歌荃塑造的这些女性形象的共有特质，她们都有一个追寻纯美爱情的梦：初到部队的乔怡(《绿血》)与个性张扬的杨焚在不断的交往中产生了纯洁的爱情，并且在多年后她依然想找回这份让她念念不忘的爱；陶小童（《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在十四岁时爱上了救她于危难之中的军人后，毅然决定到部队中寻找爱情，并找到了与她心有灵犀、气质相近的徐北方；陷入乱伦之爱的小点儿(《雌性的草地》)内心也有一份难以接近又不忍 ③④

③

④周晓阳.良性轰炸人类文化—~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简介[J]全国新书目，2000(3)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荃小说叙事艺术初探[J]华文文学，2009(10)

破坏的与骑兵营长的纯美之爱。只是她们心中的爱情在那个荒谬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里是难以实现的，并最终变得支离破碎。为弥补荒唐的时代带给黄小慢的伤害，乔怡忍受着巨大的失落，放弃了心心相印的爱情；陶小童爱上了在精神上相通的徐北方，却因为害怕徐北方的不符合部队价值标准的行为影响自己进步，也害怕恋爱不符合部队的要求而不得不违心地放弃；自感下流轻贱的小点儿远远望着不可及的骑兵营长在想象中享受了美好的爱情体验也陷入了精神和肉体的挣扎之中。她想：“如果她有牧马班任何成员那副纯洁身心，当时她不会放走他的。对于他那样的正派男子，她感到她们傻呵呵的五大三粗的形象远比她优越。川小点儿的自轻自贱和对正常爱情的不敢靠近，归根结底是被已经内化的男权标准束缚了。恋爱应该是正常的年龄里最正常的一件事情了，可是理想信念、政治进步、传统的道德伦常使她们无法勇敢地、主动地追求爱情。

二、异质环境下的女性形象

严歌荃在异域的时空之下对女性的关注并没有改变。当高扬的理想主义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淡出她的创作视野之后，她关注更多的是女性在“文革”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如何生存以及女性对生存环境和父权伦理做怎样的抗争。

“文革”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来说，是民族苦难和个人苦难相互交织的创伤性记忆。经历过那个反常年代的严歌荃在她的创作中没有间断过对“文革”的书写，只是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创作环境下有不同的表达。她出国后创作的以“文革”为时代背景的作品《天浴》、《白蛇》、《人寰》及《穗子物语》与早期的军事题材三部曲在创作方法、视角、关注焦点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

小说《大浴》就讲述了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女知青的青春与命运覆灭的悲剧故事。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纯真漂亮的知青文秀从都市来到荒凉的西藏大草原牧马。可是当知青开始返城时，文秀却被遗忘在草原上。一心想回成都却毫无门路的文秀只能以自己的身体与场部的众多男人交易，而这些男人却没有一个真心帮助她实现返城的愿望。绝望中的文秀选择了死亡，以决绝的方式对命运作最后的抗争。小说简洁而富有诗意的讲述呈现出令人震撼的凄美。

在严歌苓的代表作品《天浴》中，正是演绎了在现实中无法存在而只有在死亡中实现的纯粹理想的爱情。故事中的文秀是老金从知青里拣出来学放马的，而老金是一个可以让文秀只管“放心”的人，因为老金的东西早给下掉了，在老金十八岁的时候，他的冤家“在他的腿裆间来了一刀，从此治住了老金的凶猛”。就这样，知青文秀和老金很“安全”的生 ⑤⑤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一严歌荃和谭恩美为例[J]华文文学，2008(11)

活在一起。虽然为了不搂老金的腰（因为要骑一匹马）而放弃了看电影，可却喜欢老金专门为她唱的歌。一种纯粹的感情在他们不知不觉的相处中滋生起来。文秀为了返回城里，不得已向多个男人出卖自己的肉体，老金只能做着最无可奈何的反抗：晚上把那个男人的鞋偷偷扔掉或者对那禽兽不如的人做出最微弱的咆哮。严歌苓并没有让故事落入爱情的俗套，比如文秀被老金淳朴的善良所感动，和他过起“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很明显，这基于理想的爱情，只能以毁灭或者牺牲的形式出现，当文秀“忽然扑过来，抱住老金，嘴贴在他充满几十年旱烟苦味的嘴上”，并用“几乎是深情脉脉的地看着他”时，老金明白了“她永诀的超然”，老金把枪端在肩上，最终枪响了。而文秀倒下去的时候，“嘴里是一声女人最满足时刻的呢喃”。文秀与老金，只有在最后的时刻，在最终面对毁灭或者死亡，才为他们的爱情寻找到了最决绝的出路。

严歌苓认识到，不掺杂任何欲望的爱情，就是她曾经讲到的“古典的，为爱而爱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在我们当代的现实生活中，似乎没有这样的爱情，是超越性欲的凌驾于性爱之上的，高于一切的爱情。这样，我们就更能理解在《雌性的草地》中，严歌苓对里面的人物命运的安排：小点儿和骑兵营长有过一场暗恋，什么也没说，什么也没做，但双方对彼此心灵的索取和折磨，使这爱情完全不需要肉体的参与，可最后，这刻骨铭心的爱情却是毫无出路。严歌苓曾在《弱者的宣言》中有过这样的看法：她很支持安徒生给小美人鱼安排的结局，就是小人鱼最终化成了海里的泡沫，而没有和王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而反对好莱坞对结局粗暴的更换。或许，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在童话中都难以实现的理想爱情，在现实生活中，或许也只是一个美梦罢了。

三、女性主体的确立

（一）对政治、现实的独特思考

在这一阶段，作家在叙事技巧上己经十分圆熟，少了以往对创作技巧的刻意追求。在作品中，作者以女性主人公的视角讲故事，看历史。在“她们”眼里，革命、运动、战争只是日常生活的背景，她们关注更多的是以自己为圆心以与自己相关的人和事为半径的日常生活。她们以退为进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完成对历史的参与，人们通过她们看到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转折：从抗日战争，民族解放到新中国的成立，从各种政治运动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在严歌等的笔下，她们的生活不是对各种政治事件的补充或阐释，而是为更好的活着而过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第九个寡妇》主要讲述了被买来的童养媳王葡萄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敢从死人堆里救出 ⑥

⑥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被打成恶霸地主的公爹孙怀清，并将他藏在地窖二十年间的故事。在物资贫乏、动荡不安的年代，一个寡妇活着已经不易，何况还要冒着杀头的危险救一个侥幸死里逃生的恶霸地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然而，王葡萄总是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希望。在她眼里，什么事都不算事，只有活着才是大事。在她看来，政治就是“打”，就是她家后院满院子的腿；历史就是“一拨人把另一拨人打跑了，再过两天，又一拨人打回来”，就是“同样的人腿，不过是绑腿布不一样罢了”。她也搞不明白“阶级”、“右派”、“进步”等充满政治含义的词汇。就这样，历史、政治的神圣性被一个蒙昧的农村妇女通过自己的女性经验给消解了。她似逍遥的局外人，轻轻祛掉了政治和历史带来的沉重感和压迫感。在别人眼里，没有觉悟、不通世事人情的她完全依着自己简单直接的想法判断发生在身边的人和事，而不受历史教训、政治观念的影响。她不参加对打成“恶霸地主”孙怀清的批判，并冒着杀头的危险救出孙怀清；她同情在运动中被打瘸腿的李秀梅的丈夫“老虎”，主动帮他打水；而这些是生活在史屯的男男女女们唯恐避之不及的事。

《小姨多鹤》中，朱小环的生活因了历史的进程有了诸多的变化：抗日战争将要结束时，丈夫张俭买了日本女人多鹤为张家生子育女，于是她多了一个暗里和自己共有丈夫的“妹妹”；四八年村里解放，为了躲避新生政权的审查，她随张俭带着多鹤离开家搬去鞍山。“文革”中，张俭因工作失误误杀工友石惠财的事故被判死缓；改革开放后，多鹤带着出狱后的张俭和女儿丫头一家回了日本，家里只有一只老狗伴在暮年的她左右。然而，有如此坎坷经历的朱小环对政治，对历史有着同王葡萄相似的理论。她用一种“凑合”的人生哲学面对历史带来种种变故和磨难。其实，这种“凑合”和王葡萄的“躲躲就什么都过去了”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不等于“好死不如赖活着”的消极应付，而是一种积极的“凑合”：在生活困顿时，朱小环想方设法给家里人物质上的供应；为了她疼爱的张俭、为了悲惨的多鹤，她竭尽全力去维护家中一男二女的平衡生活；在张俭被捕之后，她又凭一己之力支撑起几近崩坍的家庭。这种对自身生存境遇的自觉担承是女性主动把握命运的体现。同时她对政治、权力的不敏感性使她在苦难的生活面前，保持一份乐观的心态。一些在别人看来非常严肃应该上纲上线的问题她总是嘻嘻哈哈的对待。因与多鹤偷情被逮到的张俭在厂部保卫科接受审问，面对被扣以“生活作风腐化”严重的问题，朱小环尽管因为感到被骗心里疼痛，却在充满智慧的嬉笑言谈之间把问题解决了。

这些小说中的女性人物以拒绝进入主流政治的姿态言说对生活以及由生活构成的历史的认识。女性人物以一贯的达观和一点善良的世故，从容应对历史中大大小小的漩涡。作家 ⑦

⑦王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J]南京仁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

在表达女性对历史、政治不是以积极的姿态介入而是以疏离的形象出现的。这种对历史、政治疏离的参与使我们对历史中的女性有了不一样的认识，有别于其他女性形象的女性主体得以彰显和确立。

（二）对爱情的主动追求

对美好爱情的希冀是任何一个时代女性的梦想。然而女性因其在历史生存中的边缘化境遇，在爱情上一直处于被动接受和屈从的地位。不论历史还是现实中，女性对爱情多是以一种矜持等待的姿态存在的。她们等待爱情的降临，即使面对自己心仪的男人，也不敢立即表白、主动追求。

《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的田苏菲是一个例外。她在青春惜懂期卷入革命的洪流，不期然地遇到了自己心仪的男人欧阳英，于是主动展开进攻：为他偷偷拆洗被子，在还他的书里夹“我想嫁给你”的小纸条，并打破所谓的“名正言顺”的传统伦理，在婚前与欧阳英有了夫妻之实，并且怀了孕，就这样和一个“不爱自己而自己深爱”的男人走进了婚姻。田苏菲的爱情经历打破了社会传统的“男追女”的情感模式，彰显了她对爱情的主动性。虽然她明知欧阳英不爱自己，但“她这个人天生知足，有一点就抓住一点”，于是果断地放弃了另一个“事事都为她想，把她看得比他自己重”的男人都汉，追随自己内心深处的意愿嫁给了自己深爱的却“没有实际益处”的欧阳英。在《一个女人的史诗》中，无论是与都汉的情感纠葛还是与欧阳英的爱情历程，田苏菲既是男性追求的欲望对象，也是主动追求男性的主体。

结语

严歌荃三个时期的本土题材作品正好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女性主体生成过程：女性从无力抗拒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压抑自身情感和身体欲望的需求，到对生存环境与父权伦理做出无奈的抗争，再到自觉远离历史、政治的漩涡、主动追求爱情、正视自我欲望，使得女性主体呈现出一个缺失、觉醒、生成的过程，最终得以全方位的确立。

对女性主体意识的表达除了能通过女性人物的语言来表现以外，还能从她们的处事表现中清楚地找到自主独立的主体标签。严歌荃最终确立的女性主体就是面对各种事情敢于采取果断的行动。她们一旦认定了为人做事的准则，就决不会为追随主流意愿而做盲目的改变。这种在意识上惜懂无知的女性在行动上行使了个人主体的权利，不同于其他作家笔下的有着明确女性主体意识的女性人物。在难以突破的到处体现男权意志的社会中，有着明确主体意识的女性如果在现实中不能达成所愿，难免会碰得头破血流，并产生巨大的挫败感。可是，严歌荃笔下的理想中的女性主体不会这样，她们因为僧懂反而能更好的溶入社会之中，用符合自己意愿的实际行动表达相对独立自主的主体标签。她小说中的女性主体不是完整统一的，也不是和父权文化体制完全隔绝的，这就避免了没有现实基础的女性主体虚假论述，也

避免了落入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

【参考文献】

[1] 沈红芳.在苦难中升腾一一论严歌荃小说中的女性意识[J]当代文坛，2008(5)[2] 李文杰.论严歌荃的女性书写[D].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4月.[3] 周晓阳.良性轰炸人类文化—~凯特·米利特的<性政治>简介[J]全国新书目，2000(3)[4] 陈振华.扑朔迷离的现代性叙事—严歌荃小说叙事艺术初探[J]华文文学，2009(10)[5] 吴宏凯.海外华人作家书写中国形象的叙事模式一一严歌荃和谭恩美为例[J]华文文学，2008(11)[6]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

[7] 王卉.从个人化的体验出发指向时代的荒诞和人性的压抑[J]南京仁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