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残缺”的幸福观 解决社会心理问题

第一篇：“残缺”的幸福观 解决社会心理问题

“残缺”的幸福观是治愈心理疾患的良药

幸福，与其说是一种状态，不如说是一种感觉。客观现实决定了我们不能事事如意，然而这不并妨碍我们享有幸福。“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这句名言阐述了生活原本是美好与残缺的统一，对于尽力之后依旧存在的缺陷，要抱以平和的心态坦然接受，这其实是帮助我们树立一种正视和包容缺陷的幸福观。

当前社会民众之所以“心病”频发，固然有外在因素，比如地震、火灾等灾难过后的心有余悸，但更多的是我们自设门槛，被“求全”的幸福观绑架束缚。一旦得不到，就会困惑、诅丧甚至抱怨、绝望，埋下心病的病根。而“残缺”的幸福观可以帮助人们找回对生活的理解和对幸福的体认，继而用积极的心态和健康的心理去迎接生活中的种种“残缺”，可以说，这是治愈心理疾病的良药。

残缺可以理解为灾难（挫折）。在灾难面前，幸福观可以帮助灾民尽快走出心理阴影。前不久，青岛输油管线爆炸震惊全国，带来人身财产巨大损失的同时更是给人们心理上造成巨大创伤，悲痛、恐惧弥漫开来，此时如果没有展开有效的心理干预和心灵安抚，就会让灾民对于未来失去信心，甚至做出危害自身和社会的极端行为。正确的幸福观可以让灾民认识到幸福背后的缺陷，重树乐观坚强的信心，努力改变可以改变的状况，勇敢接受无法改变的现实，真正做到逝者安息，生者坚强。

残缺更多的是代表日常生活中的种种“不及”。社会上许多人尤其是处在职场上的年轻人，多多少少都会遇到焦虑、困惑的心理状态，一方面感觉被社会主流节奏抛弃，努力却看不到回报，进取却看不到未来；另一方面被现实的需求压得喘不动气，明知购房购车的条件不成熟，却在相互攀比和依照“所谓标准”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加压。这其实就是处在一种心理亚健康的状态。倘若有了正确幸福观的引导，那么很多困惑可以解除，比如针对第一种状态，要继续努力，因为“幸福之前先要学会吃苦”，只不过努力要有技巧和韧劲。对于第二种困境，就要理性看待当前的“不及”，暂时得不到的东西就要释然，而不是被一些所谓的成功标准和幸福门槛所羁绊。

由此看出，心病还须心药医，无论是常态还是非常态中产生的心理问题，都要幸福观这剂良药来根治，通过树立正确的幸福观，来为国民心理健康保驾护航。要开辟多战场，既在教学中自觉渗透心理健康教育，又要在全社会宣传正确的幸福观；要运用多载体，通过对格言的理解和对经典的品读，领悟到名言的内涵，学习到榜样的精神，帮助人们形成历史意识，以及进一步创新爱国主义，英雄主义教育。当然，在树立幸福观的过程中，有意外也有例外，此时政府要做好兜底的工作，建立心理疏导机制以及立法保护，把精神人格有缺陷的人群纳入到依法治疗的轨道上。

用幸福观治愈心理疾患，往大了说关系到我国小康社会的建成和百姓幸福指数的提高，往小了说对笔者本人的性格养成也有宝贵教益。启示我在追逐幸福的道路上，既要有竭尽全力的追劲，更要有追到哪算哪的释然，因为幸福始终充满着缺陷。

第二篇：老年人社会心理问题案例

老年人社会心理问题案例

一、离退休综合征（retired veteran syndrome)： 指老年人由于离退休后不能适应新的社会角色、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而出现的焦虑、抑郁、悲哀、恐惧等消极情绪，或因此产生偏离常态行为的一种适应性的心理障碍。

案例：刘老身体健康，耳聪目明，精神矍铄，领导着一个近千人的大厂子，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服他，不敬他。两年前厂领导换届，刘老的厂长职务被年轻人取代，但厂方考虑到他的年龄和工作经验，反聘为厂里的技术顾问。可刘老当领导当惯了，总是爱管事，爱操心，看什么不顺眼就像多说几句，别人考虑到面子问题，当面不说什么，照样该怎么做还怎么做，刘老只能是干着急生气，回到家也总闷闷不乐。更使他不能接受的是，很多人看见自己连招呼都不打，还在背后说长道短。刘老实在不能忍受，赌气提前一年退休了。一年多的光景，刘老就完全变了个人，变得连他老伴都有点不可思议—目光呆滞，脸色灰暗，腰也不直了，背也驼了，过去的精神头一点也没有了，天天呆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刘老的举止越来越奇怪，情绪低落到了极点，动不动就大发脾气。后来干脆一个人跑到阁楼上住了。一天夜里，老伴半夜醒来发现阁楼上的灯还亮着，好像还听见老头子在和谁说话，老伴觉得很奇怪，于是上去一看，发现老头子把孙女的几个布娃娃一会摆弄正这样，一会又摆弄成那样，嘴里还在念念有词，好像在指挥工人们生产一样。

表现形式：坐卧不安，行为重复，犹豫不决，常做错事；

性格变化明显，容易急躁和发脾气； 对什么都不满意；

多疑，当听到他人议论工作时常会烦躁不安，猜疑其有意刺激自己； 老年情绪抑郁，以至引起失眠、多梦、心悸、全身燥热等症状。

二、老年抑郁症（aged depressed disease)：广义的老年抑郁症是指发生于老年期(≥60岁)这一特定人群的抑郁症，包括原发性(含青年或成年期发病，老年期复发)和见之于老年期的各种继发性抑郁。严格而狭义的老年抑郁症特指≥60岁首次发病的原发性抑郁。

案例：徐女士，59岁，退休工人，初中文化程度。一生经历坎坷，总觉得身不由己，厄运缠身。初中毕业时，一场大病剥夺了她上高中的机会。26岁结婚后，丈夫另觅新欢，离她而去。进入老年以后，丈夫突发脑溢血，没有流下一句话就撒手人寰。丈夫去世的第二年，独生女儿又在上班的途中，惨遭车祸。从此，徐变得情绪低落，忧郁沮丧，一生的挫折总是萦回不去，觉得自己似乎是家人的剋星，感到前途渺茫，悲观厌世。不愿与朋友来往，别人的欢乐反而增添自己的痛苦。常常独坐一隅，暗自伤心落泪。长期的情绪低落，使徐的思维变得迟钝，记忆力也明显下降。

表现形式：兴趣丧失，无愉快感； 精力减退、精神不振、疲乏无力；言行减少，好独处，不愿与人交往；自我评价下降，自责自罪，有内疚感；反复出现想死的念头或有自杀倾向；对前途悲观失望，有厌世心理；自觉病情严重，有疑病倾向；睡眠欠佳，失眠早醒 ；食欲不振或体重明显减轻；记忆力明显下降、反应迟钝。

第三篇：当代大学生幸福观问题的研究（定稿）

开题报告

当代大学生幸福观问题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什么事幸福？在物质日益丰富的现代社会，为何人们却难以感受心灵的幸福？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幸福的含义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它不是由外在的物资条件或者所处环境决定的，它更加强调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认知和满足。幸福的标准既不能用尺来量，也不能用秤来称，它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着的。

幸福观是人们对幸福所持的根本态度和观念体系。幸福观的形成和发展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不同群体可能形成不同的幸福观。在现实中，幸福观主要体现在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认知能力和人生经验，选择自己所期望的幸福生活。大学生对幸福的理解，对追求实现幸福途径的认识，构成幸福观。

当代大学生作为青年人中的特殊群体，其幸福观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文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影响到未来中国的兴衰。人们的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以及自我至上等观念对大学生们的健康成长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关注大学生幸福观认知现状、引导大学生树立科学的幸福观对促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目前国内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现状

2010年，“幸福”二字第一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随后，“提升幸福感”逐渐取代GDP成为各级政府反复强调的热词。

当代大学生人生价值观念、幸福观的主流是积极的，是适应和符合社会发展潮流的。吉林大学《对大学生幸福观认知情况的调查和思考》课题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大多数同学对于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获得幸福等问题都有明确的认识，从人生观的角度讲是积极的。这说明当代大学生对幸福有较高的追求和奋斗目标，基本符合社会主义幸福观所要求的物质与精神的同意，把高尚的道德情操融入对幸福的追求之中，正确处理个人幸福与他人和这回的关系，并脚踏实地地追求幸福。

由此可见，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总体上呈现积极健康的态势。但由于市场经济和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当代大学生的幸福观在一定程度上也面临严峻的考研，高校教育必须对此高度重视，积极探索加强和改进当代大学生幸福观教育的举措，培养大学生科学、正确的幸福观。

三、存在问题是什么

由于受商品大潮的冲击和西方机制观念的影响，当代大学生在幸福观、价值取向上存在精神滑坡现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似有抬头倾向。在什么事幸福的问题上，相当一部分大学生认为“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会生活的很幸福“的观点，认为金钱是影响幸福的首要因素，把金钱看得越来越重要，把追求物质享受摆在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获取幸福的方式上，这些大学生认为机遇在决定一个人幸福与否上占有很大的比重。“可以和周围的人一样不择手段地达到自己的幸福。”这些观点否认了幸福要靠脚踏实地的劳动和创造来获取，追求幸福的过程就是努力拼搏的过程。

四、解决方案

(1).形成各部门高度重视的运行保障机制；

(2).构建科学合理的幸福观教育内容体系；

(3).开辟多种多样的幸福观教育实现途径。

五．研究计划（包括：课题名称、大纲、人员分工及进度等情况）

1.课题名称：当代大学生幸福观问题的研究

2.研究大纲：

（1）确定选题，制定计划和进行调查准备。

（2）展开问卷调查，并进行统计分析。

（3）完成开题报告：问题提出、了解目前国内研究的现状、存在的问题、解决方案、确定人员分工等。

（4）完成调研报告。

（6）修改报告，最终陈文。

人员：李星男

第四篇：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心理探源_历史论文

前不久，日本政府置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不顾，竟然审定通过了由一部分右翼学者炮制的以否定日本侵略中、韩等亚洲国家史实为目的的历史教科书。自80年代以来，日本每对中学历史教科书做一次修订，都要引起一场国际范围的争论。人们不禁要问，日本为什么不顾损害自身的国际形象，总是强词狡辩，利用各种机会来否定过去侵略中、韩等国家的史实，翻历史的定案。在这历史教科书的背后，除了路人皆知的政治企图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原因？

本文试就此问题从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角度作一探讨。

1996年底，以西尾干二为首的右翼学者在东京赤坂急饭店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宗旨是为21世纪的日本青少年编撰新的历史教科书，从根本上改变历史教育。他们认为“（日本）战后的历史教育使日本人忘却了应该继承的文化和传统，丧失了日本人的自豪感。特别是近代史部分，日本仿佛成了一个子子孙孙都要不断谢罪的罪人。冷战结束后这种自虐倾向更加严重。现行教科书完全是将以往敌对国家的宣传当作事实加以记述的，世界上没有这样进行历史教育的国家。”“我们编撰的历史教科书将立足于国际视野，通过品格和均衡表现出活生生的日本和日本人形象，（成为一本）既能为先人业绩所激励，也能面对失败，充分体验其苦乐的日本人的历史课本。”［1］

该会成立后，就开始为“编造”新历史教科书奔走活动。1997年1月，西尾等向日本科学文部大臣递交了要求消除（现行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记述的申请。同年3月，举行了首次题为“超越自虐史观”的研讨会。1998年6月，在大阪中之岛公会堂举行第四次研讨会，题为“新历史教科书的展望”。此后，又先后在上越、名古屋、广岛、松山等地举行了多次以“我们开展的教科书运动”为题的研讨会。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该会将“编造”的新历史教科书通过扶桑出版社提交给科学文部省进行检定。科学文部省于2001年4月3日予以审定通过。

新版历史教科书的要害是歪曲历史史实、美化侵略。该书认为，亚洲和太平洋战争“不是侵略战争”，“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战争”。“日本政府进行大东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且宣布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由于大东亚战争初期日本军队的胜利，在欧美统治下的亚洲民族独立运动才高涨起来。”

在“初期胜利”一节中还有这样的描述，“此事（指偷袭击珍珠港）被报道后，日本国民精神振奋，一扫长期以来因中日战争所造成的沉闷气氛。”在“战时下的国民生活”部分中又写到，“虽然生活物资极端贫乏，然而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诸多国民仍勤奋工作，英勇战斗。这是希望取得战争胜利的行动。”关于战争性质，书中写到“战争是悲剧。但是战争难分善恶。不能说哪一方是正义的。哪一方是非正义的。它只是国与国之间的利润发生摩擦的结果，当政治解决不了时，作为最终手段只能发动战争。”

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现行历史教科书（1997年审定）是这样记述的，“占领了首都南京。据说当时也杀害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约20万中国人。”在新版教科书中，有的将20万人改写成“大量”，有的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篡改为“南京事件”，有的故意不提南京大屠杀事件。

新版历史教科书不仅只字不提由于日本侵略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巨大损失和伤害，而

且还对侵占我国东北和吞并朝鲜的行为加以美化，宣扬侵占有功、合并有理的强盗逻辑。书中写到，日本（建立满洲国）是“想在中国大陆建立第一个现代的法治国家”，满洲国由此“取得了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得到了提高”。“1910年日本将韩国合并，这个稳定亚洲的政策受到了欧美列强的支持。合并韩国对保卫日本的安全和满洲的权益是必要的。但是，在经济上或者政治上未必就有好处。不过，实行这一步骤的当时，是按国际关系的原则进行的。”

原来有5家出版社教科书中提到日军在中国为消灭抗日力量而实行“三光政策”，现在只有一家出版社提及此事。

现行教科书中有“将朝鲜等国的年轻女性作为慰安妇带到战场”等有关慰安妇的记述，但新版教科书中有3家将其内容全部删掉，只有一家还使用“慰安妇”一词。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新版历史教科书否定侵略战争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用心，昭然若揭，所宣扬的是一种彻头彻尾的侵略有理、侵略有功的强盗逻辑。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政府曾明确表示，“不论是什么样的教科书，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批准”。［2］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审定通过了新版教科书，这就表明日本政府对过去侵略亚洲国家史实的认识和教科书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新版教科书遭到中、韩等亚洲及世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和批判也是理所当然的。

一些日本人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要为其过去的侵略史实翻案，这其中除政治企图外，还有着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背景和深刻的社会心理渊源。

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了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他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3］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个真理，即首先是由于人们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决定了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进而又决定了民族文化和心理意识的不同。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岛国，隔海同朝鲜半岛与中国大陆相望，可耕种面积仅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左右，资源匮乏。地形南北狭长，横跨亚洲热带、北温带、亚寒带，属海洋性气候，秋季常受台风袭扰。日本民族就是在这种自然环境中形成了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形成了既不同于西方又有别于东方的文化传统和心理意识。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大体上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游牧经济和农牧混合经济。这三种不同形态的经济结构在社会发展进化速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农业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强，游牧经济结构稳定性最差，农牧混合经济既具一定的稳定性，又具一定的可变性。正如马列经典大家所指出的，游牧经济社会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联合”，［4］分合多变。“欧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营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这种社会的基本经济要素的结构，不为政治领域中的风暴所触动。”［5］这是因为自给自足封闭式的传统农业经济不仅顽强地抵抗着外来的新事物，而且也严重地阻碍了社会分工的发展和自我革新。农牧混合经济的联结纽带是商业贸易。在商业相对弱小时产生的是城邦和庄园，当商业强大到“封建割据消灭，民族市场形成”［6］之时，便产生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和近代民族文化。

日本的情况较为独特。日本的农业几乎全是以稻米生产为主的种植业，属小农经济结构。但和我国不同的是日本不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在长子继承权制度下形成了类似欧洲庄园的领主制。日本虽无畜牧业，但由于四面环海，海洋养殖业特别是渔业发达。因此，日本是一个既不同于我国又有别于欧洲的农渔混合型经济结构。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曾说过，“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和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了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7］因此，无论物质文化还是观念文化，作为人类创造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无一不是受其地理自然环境、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制约，并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自特征。

日本也不例外。在前资本主义社会，海洋一方面起到了免受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作用，另一方面又阻隔了日本同其他民族间的交流。这种岛国的自然环境和生产方式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心理。

首先，在这种封闭的岛国环境中，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自尊与自卑共存的矛盾心理和开放与守旧对立的双重性格。长期封闭的孤岛和险恶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造就了日本人狂妄膘悍、独自尊大、固守传统、迷信权威和俭朴勤勉的性格；另一方面又使日本人在接触到大洋彼岸世界时产生了一种自卑、贪婪、开放和功利的心理。过去，日本人常常习惯在“日本”前面加上一个“大”字，称为“大日本”，明明不大而又偏要称之为大的本身就是这种双重性格和矛盾心理的反映。这种性格和心理使得日本人在直面突如其来的命运变迁时，往往用自傲自尊来掩饰内心深处的自卑，同时对外界保持一种警戒或充满敌意，不信任任何人。

其次，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农村共同体和武士家臣团（转载自中国教育文摘http://www.edUzhai.net，请保留此标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使日本人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归属意识，同时也缺失了自我定位意识。日本学者南博在分析日本人精神结构时将缺失自我定位意识称之为自我不确定感。在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等级制度森严，农民都分别归属于不同的领主，所以只要遵守约定俗成的礼仪成规和生活规范，就很少有自身受到威胁的情况，并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强烈的依附或归属意识。明治维新以后，随着等级身份制度的废止，凭借传统行为规范来表现自身与他人间的心理关系变得益发困难起来。现代社会是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以竞争为主旋律的社会，强调主体意识，注重自我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这更进一步增强了日本人的自我不确定感。作为缓解这种不确定感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入到某一群体之中，成为群体的一员，用这种依附心理或归属意识来弥补自我定位意识的不足。这种归属意识的价值取向是社会而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不存在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群体利益至上。于是，群体在成为其所属成员的保护伞，使个体的自我不确定感借此得到某种解脱或克服的同时，随着归属意识的增强又使得其它价值观更难有立足之地。

第三，日本封建社会农村共同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在培养归属意识的同时，还使日本民族形成了一种纵向主导型的非亲族协力关系，支撑这种关系的社会伦理同“孝”相比更强调“忠”。山鹿素行在其《山鹿语类》中，将武士职责解释为得主人而尽其忠，交朋友而取其信，独审其身义为先，至于父母兄弟夫妻乃是“本得已而交之”。幕末日本思想界代表人物之一吉田松阴在《讲孟余语》中也指出，日本人“对皇朝，君臣之义乃超万国之上，绝无其

一。”日本这种非亲族协力关系起源于镰仓时代末期，形成于战国大名领主制时代。日本战国时期的身份等级制度虽然是按社会职业分工构成的，但是这种职业分工不是指个体从事的职业，而是由纵向承传下来的以群体为单位的职业构成的。［8］由于这些职业群体又分别归属于大名统制下的不同“家臣”或“领主”，所以社会奉仕对象也就转向了“家臣”、“领主”和“大名”。在进入江户时代后，这种社会关系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以武士道精神为代表，以忠为伦理意识基础，将协力指向新族之外的社会关系也是日本民族传统的一个特色。

日本民族的这种心理和性格特征，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自尊与自卑的双重性格使日本人在表达自己意愿时态度暧昧，习惯用一些模棱两可词汇的语尾，不是直截了当地表明自己的态度，而是在拐弯抹角地表达着自己本意的同时，又在试探着对方的反映。

就一般常识而言，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战败。但日本在多数场合用的却不是战败或投降，而是“终战”。终战就是战争的结果，说不出谁胜谁负。所以，在使用“终战”这个词的背后就已经隐藏着一种日本人的“本音”（日语，意为真意），那就是不承认战败的事实，并为以后的翻案留下伏笔。于是到80年代初期，日本在修改历史教科书时就将“侵略”改为“进出”。时至今日，则是开始明目张胆地为侵略战争大唱赞歌。一些日本人就是这样走一步试一步地来实现其从根本上否定侵略史实之目的的。再如，“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是中文译法，日文的名称是“新ろしぃ历史教科书をつくち会”。“つくち”一词在日文中的汉字为“作”或者“造”，是动词，其含义主要有制造，创造；培训、培养；创办；做等。“つくち”一词同教科书联结使用时虽多被理解成“编撰”或者“编写”，但是在日语中它的原意是出版，在广义上是指出版有独创性的以往没有见过的书籍。由此可见，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置日文中“编纂”等词而不用却单选“つくち”一词的本身，就已经表明了他们要“独创”出过去历史教科书中所没有，美化侵略行为，为侵略战争翻案的真实用心。

自我定位意识的缺失和群体归属意识的强化是紧密相连的。个体投身于某群体之中，既是弥补自我不确定感的一种办法，同时也是保护自身权益的一种途径。日本民族的这种强烈群体归属意识不仅表现在平民当中，也反映在政治家们的身上。例如，虽然自民党本身就是一个群体，但是在自民党之内却又分成不同的派别。一名自民党议员既隶属于该党，同时又隶属于该党内的某一个派别，否则就难以寻觅到出头的机会。这种群体归属意识不仅将个体利益同群团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还培养了其所属成员注重维护群团形象的名誉感，以及甘心为群体利益效力意识。

有位外国学者在《菊和刀》一书中指出，欧洲文化是罪的文化，日本文化是耻的文化，认为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由于欧洲将上帝信奉为惟一绝对的存在，而日本则是多种教派并存，而且一个人同时又可信奉多种宗教的缘故。实际上，日本人这种“耻”的观念同日本人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纵向主导型社会伦理不无关系。在前资本主义的日本，人们生活的圈子很小，特别是在封建锁国时代，不仅禁止日本人同外国人交往，而且国内的相互交往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人们都在各自的领主庇护之下生活，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群体归属意识和群体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念。甘于为群体利益效力，甚至犯罪也在所不辞，因为这样做不仅可以得到群体的肯定或庇护，而且也有利于自身在群体中地位的提升。倘若为群体抹黑或带来耻辱，则不仅得不到原谅，还会遭到他人的耻笑甚至被排除于群体之外。这种以职业为纽带的封闭性群体观念和重耻轻罪的社会心理，在江户时代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当时大阪商人在合同

书中往往这样写到，“万一有违背本合同所定条款之时，即使遭到所有在座之人的嘲笑也不得由此产生怨恨”。［9］可见当时商人最重视的是“面子”，对以信用为本的日本商人来说最大的惩罚不是罚款或赔偿，而是遭到他人的耻笑。

所以，一些日本人之所以总要利用各种机会来推翻侵略战争的历史铁案，除其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之外，就其心理意识而言，他们对过去的侵略战争首先考虑到的是“面子”问题，而不是战争性质和由于战争所犯下的罪行问题。大凡战争都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就有侵略和被侵略之别。但是在一些日本人看来，彻底反省就意味着承认侵略，会失去自己的“面子”。于是，在一些不得已的场合就只好用一些令人费解的暧昧词汇加以搪塞。例如，有一些日本人常说由于战争给你们带来了“麻烦”。麻烦一词日语中写作“迷惑”，意为由于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困难或不快。日语中也有“谢罪”一词，不用“谢罪”而用“迷惑”的选词本身正是日本民族这种心态的写照。

面对中、韩等亚洲人民对新历史教科书的批判与反对，有的日本人认为这是干涉内政，有的认为日本教科书检定制度与中、韩等国不同，还有的认为国家不同历史观也不可能相同等等，但就是回避或不敢直面客观史实。实际上这些观点不仅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而且还近乎可笑。明明侵略了别人还不允许人家站出来讲话，否则就是干涉内政，这不是明摆着的荒唐逻辑吗？教科书检定制度的不同也成为不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因为日本科学文部省明确表示，“只要没有与史实有关的错误就予以通过”，而新版教科书的要害恰恰是歪曲和否定了侵略的史实，所以日本政府对新版历史教科书予以审定通过的本身只不过是借“民间”之口来表达自己不便直说的观点而已。

总之，将政治目的和民族心理结合起来，就会对一些日本人在教科书问题上的表演有了更清楚更深刻的认识。否则，就很难将过去那些惨无人道的日本侵略者同今天貌似彬彬有礼的极端军国主义分子联系起来；就很难理解一些日本人为什么或是通过修订教科书，或是参拜靖国神社，总想推翻侵略史实的铁案；就很难理解日本为什么只能成为经济大国难以成为政治大国。一个不敢直面事实，不肯对自己过去犯下的侵略罪行进行彻底反省的国家，无论如何是无法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的；一个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人云亦云，不敢明确表白自己立场的民族，也是很难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树立起自身良好形象的。

参考文献：

［1］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总会成立，趣意书［Z］．1997．

［2］朝日新闻，2001－2－22.［3］［5］［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74，367，43．

［4］斯大林．民族问题与列宁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88．

［6］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43．

［8］林水彪．封建制度的再编和日本社会的确立［M］．山川出版社，1987．72

［9］会田雄次．日本人的意识结构 ［M］．讲谈社出版，197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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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解决业务员问题

手下的业务员，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问题，能生存下来的佬业务员，一般都是收入奇高无比的。

而那些新业务员，一般都坚持不到出业绩的时候，都仓皇逃跑了。

于是，类似的大额销售的营销人力资源都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新业务员坚持不下来，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话，基本上难以自学成才；而对于老业务员来说，不愿意给自己培养将来的晋升职位的竞争对手，更不愿意分享潜在的业务成果。所以，就潜入一个怪圈，出业绩的业务员，业绩越做越多；不出业绩的，基本上成了流水，今天来明天走。

几年下来，你会发觉业务额提升很慢，营销人员的数量却原地踏步，或者越来越少。

我后来，只能通过利益分享的方式，让老业务员提携和培养新业务员； 方式方法：

1，给所有的老业务员指派一个固定的新手，作为助理，帮助老业务员跑信息、做资料、开车等等；做的同时，新人也开始逐渐的学会了业务操作的方法和经验。同时，老业务员该拿做多少提成还是不变，鼓励老业务员自愿拿出一点点给新手，算是答谢新手帮助老业务员做资料、跑信息。公司再从其业务提成里拿出一点点奖励新业务员，帮助其提高部分收入，能让新业务员留下来。等时间一长，新手变老手了，就自然过渡了。于是，再1分为2，2个各带1个，于是就变成了4个。

2，光有提成还不行；基本上还要遵照同性相斥，异性相吸的基本原则，进行混编搭配；这样业务员之间的合作能力会加强一些。

3，在营销部实行内部竞争机制；鼓励业务员自己挑选业务新人；凡是，带成功一个新人的，新人的完成的业务额中，公司拿出一定比例奖励老业务员，一直奖励到其转换部门或者辞职为止。这样，老业务为了提高收入，就喜欢主动带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