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基本脉络(作者：唐加文)

第一篇：中华文明基本脉络(作者：唐加文)

中华文明基本脉络（作者：唐加文）

中华文明基本脉络

作者：唐加文

我们一般说中华文化五千年，其实它真的跨入成熟文明的门槛，是离现在4200年。现在是公元21世纪，那个是公元前21世纪，等于对折一下，一张纸对折一下，我们公元后21世纪，那是公元前21世纪，中国文化跨入了成熟文明的门槛。

那么文化成熟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这种文化必须有文字。

第二这种文化必须有城市式的居住方式，城市可以小一点，但必须有居住的方式。

第三必须有青铜器，所谓有青铜器就是必须有金属冶炼，青铜的冶炼熔点很低，人类最早能冶炼青铜器就是能冶炼金属的初步了。

4200年前我们跨入了成熟文明门槛，那在世界上是第几名呢？就像运动员比赛一样总得有个名次，究竟是第几名？肯定不是第一名。我们中国人喜欢称大王，不是第一名就很难过，但事实上的确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现在日子过得很不好的地方伊拉克。那个地方古代叫巴比伦文明。如果说得更大一点叫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文明在西方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是人类最早发现文明的地方。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就是它的文明高度成熟的时候，中华文明仅仅初露曙光，相差比较远，他们比我们早得多了。

那第二名是谁呢？也不是我们。第二名是尼罗河边上的埃及，这是第二名。第三名照理应该是印度，第四名才是中国，一共四大文明。但是由于这六十七十年来印度的考古发现很少，而中国的考古成果是较多的。于是就有一些人在国际上把中华文明说成了第三名。然而，真正有可能把中国的名次往前推的，推到第三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址是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文化，这个比较早，但这还需要国际上的认定。四大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

您可能会问，一个对后来世界影响极大的希腊文明怎么没算上呢？是这样的，希腊文明，这是利比亚事件以后中国拆桥，拆到希腊一个岛，叫克里特岛。在这个岛上发现的文明确实很早、很优秀、很灿烂辉煌。但是经过全世界的学者们地研究，这种文明是原来讲的第一名巴比伦文明和第二名埃及文明，二者在地中海上的遇合，尽管后来有所创造但不是原创，所以不能算四大文明之一。

还有一个文明，就是现在伊朗，当时叫波斯，波斯文明也很早，但经过研究以后是第一名巴比伦文明和第三名印度文明在陆地上的遇合。因为它们都缺乏原创性，所以具有原创性的文明是四个古文明。这四个古文明我们不管中国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中断地发展到今天，没有灭亡的只有一个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不中断地发展到今天的也只有一个文明——就是中华文明。

有一点很奇怪，文明的原址，现在为什么总是恐怖主义频发，永远是灾难不断，炮火连连，这完全是一个逆反的状态。留存到今天比较完整的文明确实只有中华文明。伊拉克是很少能够看到巴比伦文明的遗留的，虽然文明古老，但是它没有任何存档，永远是战场，几千年来永远是战场。所以他们自己也搞不清古代的东西是什么了。甚至于他们的文化教育情况更是非常得差。

我在伊拉克的街头看到两个小男孩在推车，一个11岁一个9岁。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上学？通过翻译问他们，他们说爸爸死于战争，妈妈生病还有妹妹，所以我们只能劳动。我很难过，口袋里掏出两支笔想送给他们，他们居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他们没读过书、没有上过学、没写过字。所以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难过，我说我多么想告诉这两个孩子：这叫笔，写字用的，你们的祖先是全人类最早创造文字的人！

在埃及那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如今连什么是象形文字都不懂。更严重的是在埃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法老的后裔，在亚历山大我们现在所能遇到的几乎都是白种人，这是欧洲侵略的混血结果，在他们的首都开罗遇到零星的阿拉伯人那也是战争以后混血去的结果。法老的后代在哪里？金字塔时代的后裔在哪里？血缘找不到了。我们在尼罗河南部的西岸找到了一个法老村，但是由于几千年的近亲结婚，他们在体力和智力上都特别羸弱，而且他们现在也是信仰伊斯兰教，法老的后代荡然无存。

那么印度呢？印度表面上看起来都在，都有遗留，但遗憾的是他们无数次地中断、无数次地灭亡，连这个过程都没有人记述下来。他们的历史已不清晰但是有一点知道，《大唐西域记》里面歌颂的佛教是在十三世纪的时候，现在该佛教在印度已经消亡了。现在他们的佛教是道传进去的。

所以，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孩子，能够很正常地朗诵着2500年前的老人家的话，诸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等，那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个在中华热土上真正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从4200年前进入文明以后一个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

我们平常讲五千年是不是讲多了？没有。

因为既然我们成了到现在为止唯一还在延续的文明，如果说我们跳远跳得特别好，就是因为起步的助跑动作应该是有很多到位的准备，热身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4200年前中国进行了700年到800年的热身赛。在这个热身赛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起跑的过程当中，有六位伟大的王者，引领我们完成了这700到800年的准备。第一位是炎帝，第二位是黄帝，第三位我们可能有点陌生叫蚩尤（chī yóu），一个很难听的名字，但是他依然很重要。后面三位是尧、舜、禹。这六位伟大的王者，为我们4200年的跨越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严格讲起来是传说中的人物，可能我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料，但大体上是这样的：炎帝是个农业科学家，神农氏，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耕种，这很重要，在炎帝之前我们是采野果子吃，打野兽的，这完全是被动的。耕种、播种、收获这是炎帝，第一。第二炎帝发现了火，使我们能够吃熟食，我们能够在夜间工作，而且我们可以用火来防止野兽。第三炎帝亲尝草药，发明了中草药，避免了中华民族最早就有可能完全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传染病，防止了。

那这么伟大的人为什么后来被黄帝打败了呢？

黄帝也许是这样想的：黄帝觉得你虽然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的对敌情形太严重了，敌人是野蛮的力量，他要打就打过来了，所以我们要武装自己，我们要冶炼金属，我们要锻造武器，我们要骑上战马，我们要巡视在我们的周边，我们要发动战争来消灭那些野蛮的力量。炎帝觉得我安安静静地在过日子，老农民的生活有什么不好？黄帝和炎帝就打起来了，打的结果黄帝胜了炎帝败了，打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这两位老人家浑身鲜血，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不知道几千年以后世界上最多的人群把自己说成是炎黄子孙。如果知道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不打了。但是他们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喊，他们还是打起来了，我们拉不住我们祖先的衣袖啊！炎帝打败了，黄帝胜利了，黄帝把炎帝的文明接过来了，所以我们叫炎黄子孙。但黄帝也有一个人打不过，那就是蚩尤，蚩尤管着现在山东、河南的东部和安徽北部那一带，地方也很大，黄帝打不过他，因为他也有金属冶炼，他也在制造武器。黄帝就像我们常人一样，对于打不过的人对自己的部落讲他是妖怪，因为文字是黄帝发明的，所以他把汉字里面最难听的两个字给了他，叫蚩尤。后来由于自然的原因，蚩尤反被打败了，黄帝又一次胜利了。那么蚩尤的后代就只能不断地逃跑，有的就归属于黄帝了，有的继续往南迁徙，黄帝的部队接着再追。追到什么地方呢？贵州附近，现在的苗族据考就是蚩尤的后代。在此特别强调，苗族的祖先不是妖怪，您看苗族姑娘的漂亮，看苗族小伙子的英俊，证明他们的祖先绝对不是妖怪，他们的美貌和善良勤劳是对祖先的一个最有力、最好的平反。

尧、舜、禹是黄帝的继承人，一代代继承下来，完成了这个准备，然后进入了中华民族更加重要的4200年，到了我们跨入文明的门槛。

古代的历史我们要跳跃性地来看，再过好多好多年，到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一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全人类最聪明的人一起诞生了，在公元5世纪前后。

我们很难相信，我们都以为我们聪明，以为我们越来越聪明，其实不是，我们最多是他们的学生。最聪明的人那个时候都诞生了。

这话怎么讲呢？我们来列个时间表，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差了7岁。这个座次大家还可以不断地排下去，给大家造成什么印象？聪明人那个时候全出来了，差10岁、14岁不就是同一个时期吗？

大家前后跨入了文明的门槛，然后量变到质变。

到了公元5世纪以后智能大爆发，人类一起成熟了，聪明的人都一起产生了。那个时代被德国的法兰克部学派称为轴星时代，就是人类智慧的轴星就在那个时候。关键时刻中华文明没有缺席，古希腊虽然是不原创，但是它那个时候表现得特别优秀。

所以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希腊海边思考的时候，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的岸边打坐，中国的哲学家在黄河的岸边散步。

而且他们使命当中也有一个分工：希腊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人的关系。

中国哲学家不管诸子百家哪一家，他们不太去考虑物，他们也不太考虑鬼神，民间信仰到处有鬼神，哲学家不思考，你看诸子百家，他这两头都不太思考。他就思考人和人的关系。

印度哲学家思考人和神的关系，这个神不是迷信，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讲超验世界，就是超出我们经验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高层抽象天地，这就是中国哲学所缺乏的。不要以为他们迷信，恰恰是中国哲学所缺乏的。所以玄奘他们要从印度取经回来。西方哲学思考人和物的关系，主要不是考虑完全物质利益，他主要考虑人和客观世界的事情。所以现在他们自然科学特别发达。

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智能大爆发以后马上进入到了帝国时代。

虽然这批人在海边思考，另外一批人在河边漫步，思考再高深的思想，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加持，没有国家力量的保护，他们的思想，也将会随风飘散。孔子算得厉害了，他的讲话如果没人听，就算学生听后记了下来，但学生的笔记也会很快被烧掉。那又怎么能够留传下来呢？世界上聪明人多得很，为什么留下了他们几个？必须有行政力量的加持。必须由国家的力量来抵抗野蛮，来捍卫文明。

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一个个帝国起来灭亡、起来灭亡，最后地球上有两大帝国，长时间地并肩共存，西半球的罗马帝国，东半球的秦汉帝国，秦朝太短，汉朝时间比较长，秦汉帝国，压住了地球的分量。这两大帝国遇到了共同的敌人，叫做北方蛮族，野蛮力量，遇到北方的野蛮力量。中国的野蛮力量叫匈奴，对付匈奴秦汉帝国有两个方法，秦始皇是造长城，汉武帝是打仗，汉武帝在位五十几年一直在打仗，培养了卫青、霍去病这些大将军和他们打仗，打的结果呢，匈奴打败了，跑掉了，汉代也打得非常疲惫。我们在这打匈奴的时候，罗马帝国也遇到了北方蛮族。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被北方蛮族打垮了。那么北方蛮族是谁呢？就是被汉武帝打跑的匈奴，跑到西边去了。他和当地的蛮族联合在一起，经过几代的努力，把罗马帝国瓦解了。那是公元前5世纪了，地球上两大帝国，一个帝国灭亡了，欧洲从此进入中世纪，漫漫长夜一千年哪！

此刻，我枯坐在静静的清华园里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话，就是担心当今和未来的年轻人在历史书上往往看不到这样一些很关键的东西。我们有些历史书总在讲着哪个皇帝和他的弟弟搞什么阴谋，和哪个妃子谈恋爱，永远讲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重大的事情都没有讲，这个重大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帝国灭亡了。

那么中国秦汉文明遇到什么问题？

也遇到了大麻烦，也遇到北方蛮族的进攻，匈奴虽然打跑了，但是北方还有很多蛮族。当时的中国被一个少数民族占领，这个民族叫鲜卑族。鲜卑族来了以后立刻就要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国的汉族他们会种地，我们不会种地，我们无法统治他们。所以一般认为应该是废除农田，恢复牧场，恢复到游牧文明，那我们就可以统治了（他们熟悉的是游牧文明）。那么有两个策略，一个就是鹰派的策略，把汉族人全部杀光，鸽派的策略是不要杀光，让他们成为奴隶在那劳动，两派。

但是值得炎黄子孙永远万幸的是在鲜卑族里面居然出现了两个极其优秀的人物。一个是女性，她其实血缘是汉族，在那做了太后，叫冯太后，我们不得不叫她文明太后。另外就是她的孙子，是鲜卑族里面有一个拓跋氏，他一个字的名字叫拓跋宏，这个人在汉族的历史书上叫做北魏王朝的孝文帝，这个人我恳请大家记住他，他非常重要，他年纪很轻，他死的时候才33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王者，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在他奶奶的带领下（奶奶死后，他一个人掌权的时间不长），在八、九年的时间里面规定了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在军事上是胜利者，但是在文化上我们是汉文化的学生。因此，第一，废除鲜卑语，所有的官员都学汉语。第二不准再穿鲜卑服装，必须穿汉服。第三迁都，从他们原来的首都，现在陕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迁到农耕文明的中心地，然后实行《均田法》等农耕文明的法律。

最后一条鲜卑族的贵族，努力地和汉族通婚，造成血缘相通。大家不要小看，这几条规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成果，这个成果是人们无法想象的。首先中华文明不但没有被消灭（差一点被消灭，罗马文明其实当时已经被消灭了），而且更强大了，为什么更强大了？我们的诸子百家好是好，有一个毛病就是太斯文了。

光有他们能不能搞成一番伟大的文明事业？

不可能，缺少生命力，缺少强悍的力量。这一点，鲜卑族给予了，他们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语言，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服装，他们丢不掉的是马背上的雄风，他们丢不掉的是我前面讲到了，天苍苍野茫茫的气概。这一点一旦加给我们的儒家学说，加给我们的诸子百家，中华立刻强大无比。大家理解吗？所以我们有的人不了解，以为光是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能建立伟大的社稷，不够，一定要有北方少数民族的阳刚之气，野性的加入，中华文明才会平衡。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北魏孝文帝觉得自己没有文化，那就拜汉族文化为老师，而且也可以拜其他文化为老师。所以他又拜了印度文化做老师，因为当时正好佛教传入了以后。佛教里面有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留下的希腊文明的遗留；他又拜希腊文化做老师，印度文化和波斯文化很近，他又拜波斯文化做老师；拜巴比伦文化做老师。全世界重要的文化都被请进来当了中华文明的老师。

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到陕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去看一看，你进去就感到很奇怪，上去以后怎么感到是罗马的廊柱呢？那是希腊文明的余留。那些佛像是印度文明，不然为什么都是高鼻梁深眼窝的呢？这是希腊雕刻家的余留。希腊雕刻家经过几次转折以后，通过迦陀螺文化等等的余留，还有波斯文化，还有巴比伦文化，都在那里，仅仅是云岗石窟就成了世界文明的大聚会。

请允许我为您做个比喻，这些文明本来都很骄傲，互相之间没什么关系，就像我们大学里面那些教授都很骄傲，互相之间见面的时候，礼貌点头互相不理，但没想到来了一个年轻的办公室主任，把每个教授都当成他的老师，殷勤地找他们喝茶、吃饭，拉到一起开会，结果这些教授关系良好了，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年轻的办公室主任就是我们北魏的孝文帝，文明融合了。多么了不起！

第一中华文明突然走向了健全平衡，走向了雄气勃勃的强大。

第二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优秀因子融合了，这样的话诸子百家两个毛病克服了，诸子百家一个毛病就是太斯文没有执行力。

他们太封闭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文化。我们现在老在讲国学，讲文化，我们要看到它的毛病，毛病就是这两个：一个没有执行力的斯文，第二个就是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封闭。

但是在公元5世纪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这两个毛病已经克服了。这两个毛病克服以后，第三个优点又出来了，就是它不是主张通婚吗？主张通婚以后，就造了新一代身体强壮，受良好教育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所以，一个伟大的朝代马上就要来了，这个朝代就叫唐代。

一个伟大的朝代就要来了，这个朝代就叫唐代。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陕西大同的云岗石窟，里面那么漂亮的石窟，中国由此迈向大唐。中华由此就迈向大唐了，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大家注意，大唐之前的隋炀帝和大唐开创者唐太宗，他们的血缘二分之一是鲜卑族血缘。到了武则天的先生唐高宗他四分之三是鲜卑族。所以一个小小的民族由于它的英明的决策，把它的血缘输入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创建了一个伟大的朝代。所以，我们对北魏孝文帝这个33岁去世的皇帝要表示一种尊重。因为，他不但避免了中华民族的一次非常有可能的灭亡，而且还一次性补强了中华文化所有的重大缺陷。

这个时候公元5世纪以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个时候罗马帝国不是已经沦落了，已经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了。但中国由于孝文帝等人的努力又经过一百多年进入了伟大的唐朝，公元7世纪的唐朝，到现在为止还是让人激动万分。我们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来的人，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子民对大唐都可以持有一种非常大的骄傲之情，非常了不起。当时，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城的人口不到五万，当时欧洲一个一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城市了。而当时大唐的首都长安城内的人口不算城外就是一百万，七十几个外交使团，三万多个外国留学生，城里面吃的是阿拉伯面食，用的是罗马医术，通用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世界各国的宗教在那都有道场。物价非常便宜，刑事案件极其的少，这我们从唐代的历史书里都可以看到。人们的幸福指数极高，证据之一是几乎人人都在写诗，上至太后下到船夫轿夫都写一首好诗，而且写得水平很高。《全唐诗》里面任何一首诗都超过乾隆皇帝写的那些自鸣得意的诗，唐朝是让人羡慕的。

我有一次到埃及南部的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底比斯，一个英文的讲解员在讲解，他说我们这个底比斯很可能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刚一说完她自己赶紧用英文加了一句补充，当然除了唐代的长安。她必须讲当然除了唐代的长安，不讲就没有常识了。因为唐代太伟大了，太辉煌了。

有人说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文化中心有三个：一个就是公元7世纪的长安，19世纪的巴黎和今天的纽约。

什么叫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就是全世界的文化创造者都集中在那，而且把文化成果在那发布，这叫文化中心。公元7世纪的长安，19世纪的巴黎和现在的纽约比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缺少诗意。长安那可是充满了诗意，晚上是宵禁，宵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管理秩序，108个坊，坊的门关了，人只能在坊里面活动。所以下午就很重要了，有很多很多酒吧，这些酒吧都是中亚，按照现在讲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那些国家的漂亮女孩，叫胡姬来开的。傍晚时分，李白、王维这些人骑着白马就到胡姬酒店喝酒，这都有大量的记述，他们自己也有大量的诗歌来描写这个情景。如果你更开放，你受不了宵禁，那么你可以往东走到洛阳，洛阳也很繁华，不需要宵禁。如果你更浪漫一点，那你继续往东走，到扬州，那是什么限制也没有的了。所以他们的梦想就到扬州去，当时除了这些城市之外，成都也已经很繁华。这是唐代，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唐代，中华文明发挥得非常优秀非常精彩，而且由于丝绸之路和日本的交往，所以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了，这一点全世界都公认。

唐代很好，宋代是不是就不好了？

宋代你看不好的理由很多，我们打仗老打不过人家，两个皇帝都被人家抢走了，这个很丢人吧？好不容易有个会打仗的人叫岳飞又被杀掉了，你看宋江活不下去了、武松活不下去了、林冲也活不下去了，都只能上梁山了。好像没人能够打仗了，所以只能依靠一个家庭负责所谓的国防，这个叫衙门，衙门里的男人不知道到哪去了，衙门是女将在守着国防。那么他们的司令员是谁呢？叫百岁挂帅的老太太佘老太君，一百岁挂帅，你想这个国家多么的荒唐？皇帝被抢走了、英雄上梁山了，国防由一个家庭的女士们管着，总指挥是个老太太。这个好多都是小说和戏剧的产物，大家不要完全相信。

看看蛮好玩的，因为小说戏剧有的时候不完全讲历史，我们不能用历史的真实来要求艺术。所以吴晗说过，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最喜欢看杨门女将这样的事了，因为它没有发生过所以看着特别轻松。

这些年人类的历史观已经从朝廷兴旺式转向全民生态式。

我们过去相信的全是朝廷兴旺式，这个哥哥怎么把弟弟杀了这个阴谋，这个宰相，完全是朝廷兴旺式。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全民生态式。

宋朝如果从朝廷兴旺来讲不太好，但是按全民生态式来讲就非常好，主要的证据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汴梁的一个商业景象的展现。按照我们现代经济学家的概念，宋代的GDP是唐代的两倍，它的各行各业都很发达，你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了，从全民生态式来说宋代很不错。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确实打不过游牧文明。几十万匹马队浩浩荡荡南下，你在农田里面抓壮丁抓来的那些士兵是很难抵抗的，有再多的岳飞也很难抵抗。

最后把宋朝灭了的是谁的部队？

成吉思汗的部队，成吉思汗的部队世界上谁抵得过他？没有人抵得过他！他把半个亚洲占领了，把半个欧洲占领了，在要渡过地中海占领非洲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读到非洲皇帝的日记，说成吉思汗要来了，我们赶快准备投降的仪式吧！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本人而是他的后代了。宋代，也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朝代。

蒙古部队来了元代就不太好了吧？

有的汉族教科书里面老是说元代不好，说元代汉人的地位很低，时间也很短才九十几年。其实不，这是汉族历史学家太狭隘的思维，我们今天用当代的世界思维来考虑，元代很优秀。

我们举几个证据来证明它的优秀。

第一大家知道后来欧洲终于醒来了，醒来以后有一本书使他们激动不已，他们的航海家拼了老命都要根据这本书去开抢新的地盘，新的地理大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把它开拓出来了。哥伦布的驾驶台上放着一本书，麦哲伦的驾驶台上也放着一本书，达伽马的驾驶台上还放着那本书，这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这个旅行家是欧洲威尼斯人，威尼斯在欧洲是最美的了，但是马可波罗告诉欧洲人说我的家乡不算美，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的地方在中国，他去了杭州去了北京去了好多地方，说最美的地方在中国，又富裕、又文明、又有礼貌，结果那些航海家疯了一样往中国走，哥伦布到死都不知道，他发现的是南美洲，他以为是印度离中国已经不远了。那让整个欧洲激动万分的《马可波罗游记》，它写的是哪个朝代？当然是元代。所以元代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些历史老师讲的那么糟糕，元代是非常精彩的。你看看马可波罗的描写就知道了，非常精彩，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觉得元代不错的地方是蒙古军队的强大，是它把中华帝国的版图安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说新疆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西藏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因为在唐代文成公主嫁过去那还不是有效统治。不仅是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也是从元代开始实行有效统治的。就是那个蒙古马队，正是它把大中华的国境大体安定下来的，这是元代的第二个功劳。

元代的第三个功劳艺术特别繁荣。《富春山居图》是什么朝代的画？元代。青花瓷出最优秀的产品是什么时候？元代。大家记住这是不到百年的一个短暂的朝代，什么都产生了。

那时候似乎中国文化什么都有了，遗憾的是就缺了一个项目，戏剧。

什么意思？孔子没看过戏，孟子没有看过戏，艺术成就那么高的屈原也没有看过戏，这倒罢了，连李白、杜甫都没看过戏，中国好奇怪！2500年前，希腊悲剧很繁荣，印度梵剧很繁荣，中国一直没有戏，中国为什么没有戏剧？

但是到了元代这些问题全解决了，元代停止了多少年的科举制度，结果使原来要考试的人，他没有饭吃就到流浪的那些杂技班、戏班子里面去，说我给你们写点东西吧？这些人里面有关汉卿、有写西厢记的王实甫、有写赵氏孤儿的纪君祥、有马致远这么一大群人，结果元代产生的戏剧使中国的戏剧快速地赶上了古希腊悲剧、古印度梵剧，使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而元代的统治者汉文程度不高看戏很高兴，所以结果戏剧大繁荣，后来昆剧、京剧其实在文学上都赶不上元杂剧，赶不上关汉卿，赶不上西厢记，赶不上赵氏孤儿，都赶不上。所以元代很了不起，短短的九十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元代是非常不错的。遗憾的是明代清代反而不好，明代清代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辉煌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产生了自满，保守不开放；第二朱元璋是草根出来的，他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就是文字狱，你有一个字说的不对全家杀头，有的时候还株连九族，这个字写得好不好对不对，完全看人怎么解释了。朱元璋过生日，人家说生日的生，他说你是不是讽刺我，我做过和尚，是唐僧的僧的谐音，把他杀了，拍马屁都被杀了。在这种思维下就造成了文化思维、文化创作力的严重地落后，再加上我们的封闭。

结果从明代开始，明代国力开始很强，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开始走向衰弱。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突然迅猛发展。欧洲夜实在太长，所以他们对黎明的感觉特别深刻。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就是这样，他们经过一千年的沉睡，夜实在太长所以他们对黎明的感觉特别深刻。

而中国唐代宋代历史上太辉煌，所以我们对黎明没有感觉，反而走向平庸了。

这是明代和清代的问题。这里面让我们现在有一点痛心疾首的一点就是我们明代、清代的皇帝，他的脑子只管着北方的长城边疆。

实际上，世界上三种文明形态：一种叫农耕文明；一种叫游牧文明，成吉思汗他们叫游牧文明；另一种叫海洋文明。中国主要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我们和他们打交道，造长城打仗都是游牧文明，后来关系好了不怕了，到清朝已经不修长城了，关系好了。但是对海洋文明我们一直都是井底之蛙，明代的时候出国一次郑和下西洋，但是回来都疯了，我们连郑和先生死在哪里都不知道，他的墓在哪里我们一无所知。就是海禁的时代，结果这个教训我们今天还在承受。海被武装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海被瓜分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东海、南海有多少问题都和明代清代有关。我们在历史书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章节，明代的时候打倭寇，我们出现了像戚继光这样的英雄，打倭寇确实需要打，因为有很多的海盗，但是已经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有好多当时做海外贸易的人我们把他当作了倭寇。因为海外贸易在当时情况下需要武装保护，武装保护自己，明代的皇帝觉得你们怎么能有自己的武装？就把他们当做寇打了。

所以如今经过历史研究我们发现，当时的倭寇我们以为是日本人，倭当时以为个子矮的人，以为都是日本人，其实所有倭寇的最高领袖是中国的安徽人叫汪直，他死的时候留下了遗言，给朝廷讲意思是开放海禁，鼓励贸易。如果开放海禁的话，寇也成了商人。如果不开放的话商人也成了寇。这是汪直的遗言，汪直还说如果你们承认我的话，东海66个岛屿都能归入中华版图，都是我管的。但是我们还是把他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误会，就是我们的封闭、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失误，我们的文化专制主义使明代、清代两个漫长的朝代跟原来完全没法比了，和中国历史上原来没法比了。我们在文化上经明清两代能够和以前的文化相比，就是和孔子孟子屈原苏东坡，和李白杜甫相比的人有几个呢？很少，也许只有两个人，明清两代几百年只有两个人能够和早期的那些杰出人物相提并论，一个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一个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他们能够和前面的这些人比一比，其他的都比不上了，文化专制主义。

当然我说句更悲哀的话就是近代和现代，我们连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连曹雪芹这样的小说家也没有出过，文化有不断下降地趋势，创造力不断地降低。而欧洲醒来以后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结果就造成了19世纪的中华文化的悲剧。

什么悲剧呢？就是每一个仗都是海上来的，不是长城来的。第二每个仗我们都失败了，输得一败涂地。开始我们败在远方的英美手里，英国和法国手里。但是最后又败在我们原来一个小徒弟日本的手里，甲午海战。

至此，中华文化自信崩溃。现在，中国签订一个条约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个条约规定中国要向列强支付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个条约是最耻辱的，因为中国当时的人数正好是四亿五千万，就是我们的曾祖父都承受过这样的耻辱，他很可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没见过白银，但是也必须在血汗中赔出一两给外来的侵略者。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当时英国德国法国的一些学者写的书，说这么大的一个赔款，如果落在任何一个富裕民族的头上，叫谁赔，谁也将贫困得万劫不复，万劫不复就是多少年都翻不过身来，永远都翻不过身来了啊！这是当时那个条约签订以后的时候，有良心的欧洲哲学家们所说的话，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今天可以给我们的曾祖父的在天之灵讲了，我们没有万劫不复，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是全球第一。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咱中华民族实在是饱经风霜啊……毕竟中华文明走过来了，为什么突然这一百年又过来了呢？这是4200年前的一种雄浑支撑着，在灾难的时候这个民族一定有一种临危意识，在灾难的时候这个民族他有一种历史的光荣被调动起来，其中有一些是孔子他们的优秀的设计使他调动起来了，所以他又回过神来了，成为到现在为止还是生机勃勃的一种文明。

从4200年前，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我们进入了一个智能大爆发，孔子他们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起思考问题。然后进入了帝国时期，我们成为地球上两大帝国之一。

到了公元5世纪那个帝国灭亡了，我们中国的帝国反而浴火重生建立了伟大的唐代，又建立了宋代，很了不起，元代也不错，但是没想到人家醒来了，人家一醒把我们比下去了，到19世纪我们被逼得非常狼狈，逼得最狼狈的时候，中华文明过去的一种优势又被唤醒，所以到现在为止还不错。

这里面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比如为什么公元5世纪聪明人一起诞生了？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分工？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两个我们完全不理解的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马上要灭亡的时候，节骨眼上防卫北京的一个官员叫王懿荣，就是他发现了甲骨文，恰恰是他发现的甲骨文，他在八国联军进入的那一天自杀了，书桌上还放着甲骨文的残片，而甲骨文告诉我们中国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商代，四千多年前。然后就是在那两天，八国联军进入北方的那两天，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告诉大家中国有个唐代。请您允许我对这两件事情做个比喻，就是有一个武士被人家打败了，浑身都是鲜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自己童年的歌声，他又拄着棍子站起来了。这童年的歌声就是那个时候的甲骨文，就是那个时候的唐代曾经辉煌证据的发现，他又站起来了。

这是一位久经磨难惟一不死，永远也不会被打垮的伟大英雄！他的名字，叫做中华民族。

第二篇：我对中华文明脉络的基本认知

我对中华文明脉络的基本认知

我们一般说中华文化五千年，其实它真的跨入成熟文明的门槛，是离现在4200年。现在是公元21世纪，那个是公元前21世纪，等于对折一下，一张纸对折一下，我们公元后21世纪，那是公元前21世纪，中国文化跨入了成熟文明的门槛。

那么文化成熟的标准是什么？

第一这种文化必须有文字。第二这种文化必须有城市式的居住方式，城市可以小一点，但必须有居住的方式。

第三必须有青铜器，所谓有青铜器就是必须有金属冶炼，青铜的冶炼熔点很低，人类最早能冶炼青铜器就是能冶炼金属的初步了。

4200年前我们跨入了成熟文明门槛，那在世界上是第几名呢？就像运动员比赛一样总得有个名次，究竟是第几名？肯定不是第一名。我们中国人喜欢称大王，不是第一名就很难过，但事实上的确不是第一名。第一名是谁？第一名是现在日子过得很不好的地方伊拉克。那个地方古代叫巴比伦文明。如果说得更大一点叫两河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文明在西方叫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是人类最早发现文明的地方。文明最早成熟的地方。某种意义上就是它的文明高度成熟的时候，中华文明仅仅初露曙光，相差比较远，他们比我们早得多了。

那第二名是谁呢？也不是我们。第二名是尼罗河边上的埃及，这是第二名。第三名照理应该是印度，第四名才是中国，一共四大文明。但是由于这六十七十年来印度的考古发现很少，而 中国的考古成果是较多的。于是就有一些人在国际上把中华文明说成了第三名。然而，真正有可能把中国的名次往前推的，推到第三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遗址是内蒙古赤峰市的红山文化，这个比较早，但这还需要国际上的认定。四大文明，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

您可能会问，一个对后来世界影响极大的希腊文明怎么没算上呢？是这样的，希腊文明，这是利比亚事件以后中国拆桥，拆到希腊一个岛，叫克里特岛。在这个岛上发现的文明确实很早、很优秀、很灿烂辉煌。但是经过全世界的学者们的研究，这种文明是原来讲的巴比伦文明第一名和第二名埃及文明二者在地中海上的遇合，尽管后来有所创造但不是原创，所以不能算四大文明之一。

还有一个文明，就是现在伊朗，当时叫波斯，波斯文明也很早，但经过研究以后是第一名巴比伦文明和第三名印度文明在陆地上的遇合。因为它们都缺乏原创性，所以具有原创性的文明是四个古文明。这四个古文明我们不管中国是第三名还是第四名，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不中断的发展到今天，没有灭亡的只有一个文明就是中华文明。不中断的发展到今天的也只有一个文明——就是中华文明。

有一点很奇怪，文明的原址，现在为什么总是恐怖主义频发，永远是灾难不断，炮火连连，这完全是一个逆反的状态。留存到今天比较完整的文明确实只有中华文明。伊拉克是很少能够看到巴比伦文明的遗留的，虽然文明古老，但是它没有任何存档，永远是战场，几千年来永远是战场。所以他们自己也搞不清古代的东西是什么了。甚至于他们的文化教育情况更是非常的差。

我在伊拉克的街头看到两个小男孩在推车，一个11岁一个9岁。我说你们为什么不上学？通过翻译问他们，他们说爸爸死于战争，妈妈生病还有妹妹，所以我们只能劳动。我很难过，口袋里掏出两只笔想送给他们，他们居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因为他们没读过书、没有上过学、没写过字。所以我当时心里面非常难过，我说我多么想告诉这两个孩子：这叫笔，写字用的，你们的祖先是全人类最早创造文字的人！

在埃及那是另外一种情形，他们如今连什么是象形文字都不懂。更严重的是在埃及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法老的后裔，在亚历山大我们现在所能遇到的几乎都是白种人，这是欧洲侵略的混血结果，在他们的首都开罗遇到零星的阿拉伯人那也是战争以后混血去的结果。法老的后代在哪里？金字塔时代的后裔在哪里？ 血缘找不到了。我们在尼罗河南部的西岸找到了一个法老村，但是由于几千年的近亲结婚，他们在体力和智力上都特别羸弱，而且他们现在也是信仰伊斯兰教，法老的后代荡然无存。

那么印度呢？印度表面上看起来都在，都有遗留，但遗憾的是他们无数次的中断、无数次的灭亡，连这个过程都没有人记述下来。他们的历史已不清晰但是有一点知道，《大唐西域记》里面歌颂的佛教是在十三世纪的时候，现在该佛教在印度已经消亡了。现在他们的佛教是道传进去的。

所以，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地方还有一些孩子，能够很正常的朗诵着2500年前的老人家的话，诸如三人行必有我师，温故而知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等，那是难以想象的，但是这个在中华热土上真正发生了，所以这是一个从4200年前进入文明以后一个没有中断的伟大文明。

我们平常讲五千年是不是讲多了？没有。

因为既然我们成了到现在为止唯一还在延续的文明，如果说我们跳远跳得特别好，就是因为起步的助跑动作应该是有很多到位的准备，热身赛应该说是非常成功的。4200年前中国进行了 700年到800年的热身赛。在这个热身赛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起跑的过程当中，有六位伟大的王者，引领我们完成了这700到800年的准备。第一位是炎帝，第二位是黄帝，第三位我们可能有点陌生叫蚩尤，一个很难听的名字，但是他依然很重要。后面三位是尧、舜、禹。这六位伟大的王者，为我们4200年的跨越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们严格讲起来是传说中的人物，可能我们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资料，但大体上是这样的：炎帝是个农业科学家，神农氏，他教会了我们中国人耕种，这很重要，在炎帝之前我们是采野果子吃，打野兽的，这完全是被动的。耕种，播种收获这是炎帝，第一。第二炎帝发现了火，使我们能够吃熟食，我们能够在夜间工作，而且我们可以用火来防止野兽。第三炎帝亲尝草药，发明了中草药，避免了中华民族最早就有可能完全灭亡的一个原因，就是传染病，防止了。

那这么伟大的人为什么后来被黄帝打败了呢？

黄帝也许是这样想的，黄帝觉得你虽然做得很好，但是我们现在的对敌情形太严重了，敌人是野蛮的力量，他要打就打过来了，所以我们要武装自己，我们要冶炼金属，我们要锻造武器，我们要骑上战马，我们要巡视在我们的周边，我们要发动战争来消灭那些野蛮的力量。炎帝觉得我安安静静的在过日子，老农民 的生活有什么不好？黄帝和炎帝就打起来了，打的结果黄帝胜了炎帝败了，打的地方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这两位老人家浑身鲜血，面对面站着的时候，不知道几千年以后世界上最多的人群把自己说成是炎黄子孙。如果知道的话，他们有可能就不打了。但是他们没有听到我们的呼喊，他们还是打起来了，我们拉不住我们祖先的衣袖啊！炎帝打败了，黄帝胜利了，黄帝把炎帝的文明接过来了，所以我们叫炎黄子孙。但黄帝也有一个人打不过，那就是蚩尤，蚩尤管着现在山东、河南的东部和安徽北部那一带，地方也很大，黄帝打不过他，因为他也有金属冶炼，他也在制造武器。黄帝就像我们常人一样，对于打不过的人对自己的部落讲他是妖怪，因为文字是黄帝发明的，所以他把汉字里面最难听的两个字给了他，叫蚩尤。后来由于自然的原因，蚩尤反被打败了，黄帝又一次胜利了。那么蚩尤的后代就只能不断的逃跑，有的就归属于黄帝了，有的继续往南迁徙，黄帝的部队接着再追。追到什么地方呢？贵州附近，现在的苗族据考就是蚩尤的后代。在此特别强调，苗族的祖先不是妖怪，您看苗族姑娘的漂亮，看苗族小伙子的英俊，证明他们的祖先绝对不是妖怪，他们的美貌和善良勤劳是对祖先的一个最有力、最好的平反。

尧、舜、禹是黄帝的继承人，一代代继承下来，完成了这个准备，然后进入了中华民族更加重要的4200年，到了我们跨入 文明的门槛。

古代的历史我们要跳跃性的来看，再过好多好多年，到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一起发生了一件重大的事情。全人类最聪明的人一起诞生了，在公元5世纪前后。

我们很难相信，我们都以为我们聪明，以为我们越来越聪明，其实不是，我们最多是他们的学生。最聪明的人那个时候都诞生了。

这话怎么讲呢？我们来列个时间表，孔子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死后10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诞生，古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比孟子大12岁，比庄子大15岁，阿基米德和韩非子只差了7岁。这个座次大家还可以不断的排下去，给大家造成什么印象？聪明人那个时候全出来了，差10岁、14岁不就是同一个时期吗？

大家前后跨入了文明的门槛，然后量变到质变。

到了公元5世纪以后智能大爆发，人类一起成熟了，聪明的人都一起产生了。那个时代被德国的法兰克部学派称为轴星时 代，就是人类智慧的轴星就在那个时候。关键时刻中华文明没有缺席，古希腊虽然是不原创，但是它那个时候表现得特别优秀。

所以说古希腊的哲学家在希腊海边思考的时候，印度的哲学家在恒河的岸边打坐，中国的哲学家在黄河的岸边散步。

而且他们使命当中也有一个分工：希腊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物的关系，印度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神的关系，中国哲学家主要是考虑人和人的关系。

中国哲学家不管诸子百家哪一家，他们不太去考虑物，他们也不太考虑鬼神，民间信仰到处有鬼神，哲学家不思考，你看诸子百家，他这两头都不太思考。他就思考人和人的关系。

印度哲学家思考人和神的关系，这个神不是迷信，按照我们现在的科学讲超验世界，就是超出我们经验世界之外的另外一个高层抽象天地，这就是中国哲学所缺乏的。不要以为他们迷信，恰恰是中国哲学所缺乏的。所以玄奘他们要从印度取经回来。西方哲学思考人和物的关系，主要不是考虑完全物质利益，他主要考虑人和客观世界的事情。所以现在他们自然科学特别发达。公元前5世纪前后，人类智能大爆发以后马上进入到了帝国时代。

虽然这批人在海边思考，另外一批人在河边漫步，思考再高深的思想，如果没有行政资源的加持，没有国家力量的保护，他们的思想，也将会随风飘散。孔子算得厉害了，他的讲话如果没人听，就算学生听后记了下来，但学生的笔记也会很快被烧掉。那又怎么能够留传下来呢？世界上聪明人多得很，为什么留下了他们几个？必须有行政力量的加持。必须由国家的力量来抵抗野蛮，来捍卫文明。

巴比伦王国，波斯王国，印度的孔雀王朝，一个个帝国起来灭亡、起来灭亡，最后地球上有两大帝国，长时间的并肩共存，西半球的罗马帝国，东半球的秦汉帝国，秦朝太短，汉朝时间比较长，秦汉帝国，压住了地球的分量。这两大帝国遇到了共同的敌人，叫做北方蛮族，野蛮力量，遇到北方的野蛮力量。中国的野蛮力量叫匈奴，对付匈奴秦汉帝国有两个方法，秦始皇是造长城，汉武帝是打仗，汉武帝在位50几年一直在打仗，培养了卫青霍去病这些大将军和他们打仗，打的结果呢，匈奴打败了，跑掉了，汉代也打得非常疲惫。我们在这打匈奴的时候，罗马帝国也遇到了北方蛮族。在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了，被北 方蛮族打垮了。那么北方蛮族是谁呢？就是被汉武帝打跑的匈奴，跑到西边去了。他和当地的蛮族联合在一起，经过几代的努力，把罗马帝国瓦解了。那是公元前5世纪了，地球上两大帝国，一个帝国灭亡了，欧洲从此进入中世纪，慢慢长夜一千年哪！

此刻，我枯坐在静静的清华园里絮絮叨叨说了这么多话，就是担心当今和未来的年轻人在历史书上往往看不到这样一些很关键的东西。我们有些历史书总在讲着哪个皇帝和他的弟弟搞什么阴谋，和那个妃子谈恋爱，永远讲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重大的事情都没有讲，这个重大的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帝国灭亡了。

那么中国秦汉文明遇到什么问题？

也遇到了大麻烦，也遇到北方蛮族的进攻，匈奴虽然打跑了，但是北方还有很多蛮族。当时的中国被一个少数民族占领，这个民族叫鲜卑族。鲜卑族来了以后立刻就要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国的汉族他们会种地，我们不会种地，我们无法统治他们。所以一般认为应该是废除农田，恢复牧场，恢复到游牧文明，那我们就可以统治了（他们熟悉的是游牧文明）。那么有两个策略，一个就是鹰派的策略，把汉族人全部杀光，鸽派的策略是不要杀光，让他们成为奴隶在那劳动，两派。

但是值得炎黄子孙永远万幸的是在鲜卑族里面居然出现了两个极其优秀的人物。一个是女性，她其实血缘是汉族，在那做了太后，叫冯太后，我们不得不叫她文明太后。另外就是她的孙子，是鲜卑族里面有一个拓跋氏，他一个字的名字叫拓跋宏，这个人在汉族的历史书上叫做北魏王朝的孝文帝，这个人我恳请大家记住他，他非常重要，他年纪很轻，他死的时候才33岁，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王者，但是他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在他奶奶的带领下（奶奶死后，他一个人掌权的时间不长）。在八、九年的时间里面规定了几个东西，一个就是我们在军事上是胜利者，但是在文化上我们是汉文化的学生。因此，第一，废除鲜卑语，所有的官员都学汉族。第二不准再穿鲜卑服装，必须穿汉服。第三迁都，从他们原来的首都，现在陕西大同迁到河南洛阳，迁到农耕文明的中心地，然后实行《均田法》等农耕文明的法律。

最后一条鲜卑族的贵族，努力的和汉族通婚，造成血缘相通。大家不要小看，这几条规定造成了一个巨大的成果，这个成果是人们无法想象的。首先中华文明不但没有被消灭（差一点被消灭，罗马文明其实当时已经被消灭了），而且更强大了，为什么更强大了？我们的诸子百家好是好，有一个毛病就是太斯文了。光有他们能不能搞成一番伟大的文明事业？

不可能，缺少生命力，缺少强悍的力量。这一点，鲜卑族给予了，他们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语言，可以丢掉自己的鲜卑服装，他们丢不掉的是马背上的雄风，他们丢不掉的是我前面讲到了，天苍苍野茫茫的气概。这一点一旦加给我们的儒家学说，加给我们的诸子百家，中华立刻强大无比。大家理解吗？所以我们有的人不了解，以为光是诸子百家的学说就能建立伟大的社稷，不够，一定要有北方少数民族的阳刚之气，野性的加入，中华文明才会平衡。这是第一。

第二，这个北魏孝文帝觉得自己没有文化，那就拜汉族文化为老师，而且也可以拜其他文化为老师。所以他又拜了印度文化做老师，因为当时正好佛教传入了以后。佛教里面有亚历山大东征的时候留下的希腊文明的遗留；他又拜希腊文化做老师，印度文化和波斯文化很近，他又拜波斯文化做老师；拜巴比伦文化做老师。全世界重要的文化都被请进来当了中华文明的老师。

您如果不相信，可以到陕西大同的云冈石窟去看一看，你进去就感到跟奇怪，上去以后怎么感到是罗马的廊柱呢？那是希腊文明的余留。那些佛像是印度文明，不然为什么都是高鼻梁深眼 窝的呢？这是希腊雕刻家的余留。希腊雕刻家经过几次转折以后，通过迦陀螺文化等等的余留，还有波斯文化，还有巴比伦文化，都在那里，仅仅是云岗石窟就成了世界文明的大聚会。

请允许我为您做个比喻，这些文明本来都很骄傲，互相之间没什么关系，就像我们大学里面那些教授都很骄傲，互相之间见面的时候，礼貌点头互相不理，但没想到来了一个年轻的办公室主任，把每个教授都当成他的老师，殷勤的找他们喝茶、吃饭，拉到一起开会，结果这些教授关系良好了，融合在一起了。这个年轻的办公室主任就是我们北魏的孝文帝，文明融合了。多么了不起！

第一中华文明突然走向了健全平衡，走向了雄气勃勃的强大。

第二中华文明和其他文明的优秀因子融合了，这样的话诸子百家两个毛病克服了，诸子百家一个毛病就是太斯文没有执行力。

他们太封闭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别的文化。我们现在老在讲国学，讲文化，我们要看到它的毛病，毛病就是这两个，一个没有 执行力的斯文，第二个就是不了解其他文明的封闭。

但是在公元5世纪在北魏孝文帝的时候，这两个毛病已经克服了。这两个毛病克服以后，第三个优点又出来了，就是它不是主张通婚吗？主张通婚以后，就造了新一代身体强壮，受良好教育的具有雄才大略的统治者。所以，一个伟大的朝代马上就要来了，这个朝代就叫唐代。

一个伟大的朝代就要来了，这个朝代就叫唐代。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去看陕西大同的云岗石窟，里面那么漂亮的石窟，中国由此迈向大唐。中华由此就迈向大唐了，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就开始了。而且大家注意，大唐之前的隋炀帝和大唐开创者唐太宗，他们的血缘二分之一是鲜卑族血缘。到了武则天的先生唐高宗他四分之三是鲜卑族。所以一个小小的民族由于它的英明的决策，把它的血缘输入了一个伟大的民族，创建了一个伟大的朝代。所以，我们对北魏孝文帝这个33岁去世的皇帝要表示一种尊重。因为，他不但避免了中华民族的一次非常有可能的灭亡，而且还一次性补强了中华文化所有的重大缺陷。

这个时候公元5世纪以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个时候罗 马帝国不是已经沦落了，已经进入黑暗的中世纪了。但中国由于孝文帝等人的努力又经过一百多年进入了伟大的唐朝，公元7世纪的唐朝，到现在为止还是让人激动万分。我们不管是在哪个地方来的人，只要是中华民族的子民对大唐都可以持有一种非常大的骄傲之情，非常了不起。当时，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罗马城的人口不到五万，当时欧洲一个一万人口的城市已经是一个像模像样的城市了。而当时大唐的首都长安城内的人口不算城外就是一百万，70几个外交使团，三万多个外国留学生，城里面吃的是阿拉伯面食，用的是罗马医术，通用拜占廷的金币和波斯王朝的银币。世界各国的宗教在那都有道场。物价非常便宜，刑事案件极其的少，这我们从唐代的历史书里都可以看到。人们的幸福指数极高，证据之一是几乎人人都在写诗，上至太后下到船夫轿夫都写一首好诗，而且写得水平很高。《全唐诗》里面任何一首诗都超过乾隆皇帝写的那些自鸣得意的诗，唐朝是让人羡慕的。

我有一次到埃及南部的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叫底比斯，一个英文的讲解员在讲解，他说我们这个底比斯很可能是古代世界最重要的城市。刚一说完她自己赶紧用英文加了一句补充，当然除了唐代的长安。她必须讲当然除了唐代的长安，不讲就没有常识了。因为唐代太伟大了，太辉煌了。有人说人类历史上真正的文化中心有三个，一个就是公元7世纪的长安，19世纪的巴黎和今天的纽约。

什么叫文化中心？

文化中心就是全世界的文化创造者都集中在那。而且把文化成果在那发布，这叫文化中心。公元7世纪的长安19世纪的巴黎和现在的纽约比还有一个缺点，就是缺少诗意。长安那可是充满了诗意，晚上是宵禁，宵禁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管理秩序，108个坊，坊的门关了，人只能在坊里面活动。所以下午就很重要了，有很多很多酒吧，这些酒吧都是中亚，按照现在讲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那些国家的漂亮女孩，叫胡姬来开的。傍晚时分，李白、王维这些人骑着白马就到胡姬酒店喝酒，这都有大量的记述，他们自己也有大量的诗歌来描写这个情景。如果你更开放，你受不了宵禁，那么你可以往东走到洛阳，洛阳也很繁华，不需要宵禁。如果你更浪漫一点，那你继续往东走，到扬州，那是什么限制也没有的了。所以他们的梦想就到扬州去，当时除了这些城市之外，成都也已经很繁华。这是唐代，公元7世纪到8世纪的唐代，中华文明发挥得非常优秀非常精彩，而且由于丝绸之路和日本的交往，所以它已经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动摇的中心了，这一点全世界都公认。

唐代很好，宋代是不是就不好了？

宋代你看不好的理由很多，我们打仗老打不过人家，两个皇帝都被人家抢走了，这个很丢人吧？好不容易有个会打仗的人叫岳飞又被杀掉了，你看宋江活不下去了、武松活不下去了、林冲也活不下去了，都只能上梁山了。好像没人能够打仗了，所以只能依靠一个家庭负责所谓的国防，这个叫衙门，衙门里的男人不知道到哪去了，衙门是女将在守着国防。那么他们的司令员是谁呢？叫百岁挂帅的老太太佘老太君，一百岁挂帅，你想这个国家多么的荒唐？皇帝被抢走了、英雄上梁山了，国防由一个家庭的女士们管着，总指挥是个老太太。这个好多都是小说和戏剧的产物，大家不要完全相信。

看看蛮好玩的，因为小说戏剧有的时候不完全讲历史，我们不能用历史的真实来要求艺术。所以吴晗说过，我们这些搞历史的人最喜欢看杨门女将这样的事了，因为它没有发生过所以看着特别轻松。

这些年人类的历史观已经从朝廷兴旺式转向全民生态式。

我们过去相信的全是朝廷兴旺式，这个哥哥怎么把弟弟杀了 这个阴谋，这个宰相，完全是朝廷兴旺式。其实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全民生态式。

宋朝如果从朝廷兴旺来讲不太好，但是按全民生态式来讲就非常好，主要的证据是一幅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是北宋汴梁的一个商业景象的展现。按照我们现代经济学家的概念，宋代的GDP是唐代的两倍，它的各行各业都很发达，你看看清明上河图就知道了，从全民生态式来说宋代很不错。在冷兵器时代，农耕文明确实打不过游牧文明。几十万匹马队浩浩荡荡南下，你在农田里面抓壮丁抓来的那些士兵是很难抵抗的，有再多的岳飞也很难抵抗。

最后把宋朝灭了的是谁的部队？

成吉思汗的部队，成吉思汗的部队世界上谁抵得过他？没有人抵得过他！他把半个亚洲占领了，把半个欧洲占领了，在要渡过地中海占领非洲的时候，我们现在可以读到非洲皇帝的日记，说成吉思汗要来了，我们赶快准备投降的仪式吧！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是成吉思汗本人而是他的后代了。宋代，也是一个值得我们骄傲的朝代。蒙古部队来了元代就不太好了吧？

有的汉族教科书里面老是说元代不好，说元代汉人的地位很低，时间也很短才90几年。其实不，这是汉族历史学家太狭隘的思维，我们今天用当代的世界思维来考虑，元代很优秀。

我们举几个证据来证明它的优秀。

第一大家知道后来欧洲终于醒来了，醒来以后有一本书使他们激动不已，他们的航海家拼了老命都要根据这本书去开抢新的地盘，新的地理大发现的这样的一个时代，把它开拓出来了。哥伦布的驾驶台上放着一本书，麦哲伦的驾驶台上也放着一本书，达伽马的驾驶台上还放着哪本书，这本书叫《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这个旅行家是欧洲威尼斯人，威尼斯在欧洲是最美的了，但是马可波罗告诉欧洲人说我的家乡不算美，世界上最美丽、最高贵的地方在中国，他去了杭州去了北京去了好多地方，说最美的地方在中国，又富裕、又文明、又有礼貌，结果那些航海家疯了一样往中国走，哥伦布到死都不知道，他发现的是南美洲，他以为是印度离中国已经不远了。那让整个欧洲激动万分的《马可波罗游记》，它写的是哪个朝代？当然是元代。所以元代不是像我们现在有些历史老师讲的那么糟糕，元代是非常精彩的。你 看看马可波罗的描写就知道了，非常精彩，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觉得元代不错的地方是蒙古军队的强大，是它把中华帝国的版图安定下来了。我们现在外交部发言人说新疆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西藏从元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实行有效统治。因为在唐代文成公主嫁过去那还不是有效统治。不仅是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也是从元代开始实行有效统治的。就是那个蒙古马队，正是它把大中华的国境大体安定下来的，这是元代的第二个功劳。

元代的第三个功劳艺术特别繁荣。富春山居图是什么朝代的画？元代。青花瓷出最优秀的产品是什么时候？元代。大家记住这是不到百年的一个短暂的朝代，什么都产生了。

那时候似乎中国文化什么都有了，遗憾的是就缺了一个项目，戏剧。

什么意思？孔子没看过戏，孟子没有看过戏，艺术成就那么高的屈原也没有看过戏，这倒罢了，连李白杜甫都没看过戏，中国好奇怪！2500年前，希腊悲剧很繁荣，印度梵剧很繁荣，中国一直没有戏，中国为什么没有戏剧？

但是到了元代这些问题全解决了，元代停止了多少年的科举制度，结果使原来要考试的人，他没有饭吃就到流浪的那些杂技班，戏班子里面去，说我给你们写点东西吧？这些人里面有关汉卿，有写西厢记的王实甫、有写赵氏孤儿的纪君祥、有马致远这么一大群人，结果元代产生的戏剧使中国的戏剧快速的赶上了古希腊悲剧、古印度梵剧，使中国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而元代的统治者汉文程度不高看戏很高兴，所以结果戏剧大繁荣，后来昆剧、京剧其实在文学上都赶不上元杂剧，赶不上关汉卿，赶不上西厢记，赶不上赵氏孤儿，都赶不上。所以元代很了不起，短短的90年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元代是非常不错的。遗憾的是明代清代反而不好，明代清代有几个问题一个是辉煌的时间太长了我们产生了自满保守不开放。第二朱元璋是草根出来的，他实行了文化专制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就是文字狱，你有一个字说的不对全家杀头，有的时候还株连九族，这个字写得好不好对不对，完全看人怎么解释了。朱元璋过生日，人家说生日的生，他说你是不是讽刺我，我做过和尚，是唐僧的僧的谐音，把他杀了，拍马屁都被杀了。在这种思维下就造成了文化思维文化创作力的严重的落后，再加上我们的封闭。结果从明代开始，明代国力开始很强，从明代开始一直到清代开始走向衰弱。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欧洲突然迅猛发展。欧洲夜实在太长，所以他们对黎明的感觉特别深刻。文艺复兴的时候欧洲就是这样，他们经过一千年的沉睡，夜实在太长所以他们对黎明的感觉特别深刻。

而中国唐代宋代历史上太辉煌，所以我们对黎明没有感觉，反而走向平庸了。

这是明代和清代的问题。这里面让我们现在有一点痛心疾首的一点就是我们明代清代的皇帝，他的脑子只管着北方的长城边疆。

实际上，世界上三种文明形态，一种叫农耕文明，一种叫游牧文明，成吉思汗他们叫游牧文明，另一种叫海洋文明。中国主要是农耕文明，游牧文明我们和他们打交道，造长城打仗都是游牧文明，后来关系好了不怕了，到清朝已经不修长城了，关系好了。但是对海洋文明我们一直都是井底之蛙，明代的时候出国一次郑和下西洋，但是回来都疯了，我们连郑和先生死在哪里都不知道，他的墓在哪里我们一无所知。就是海禁的时代，结果这个教训我们今天还在承受。海被武装了，但是我们不知道。海被瓜 分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现在东海南海有多少问题都和明代清代有关。我们在历史书上经常会看到一个章节，明代的时候打倭寇，我们出现了像戚继光这样的英雄，打倭寇确实需要打，因为有很多的海盗，但是已经被严重的扩大化了，有好多当时做海外贸易的人我们把他当作了倭寇。因为海外贸易在当时情况下需要武装保护，武装保护自己，明代的皇帝觉得你们怎么能有自己的武装？就把他们当做寇打了。

所以如今经过历史研究我们发现，当时的倭寇我们以为是日本人，倭当时以为个子矮的人，以为都是日本人，其实所有倭寇的最高领袖是中国的安徽人叫汪直，他死的时候留下了遗言，给朝廷讲意思是开放海禁，鼓励贸易。如果开放海禁的话，寇也成了商人。如果不开放的话商人也成了寇。这是汪直的遗言，汪直还说如果你们承认我的话，东海66个岛屿都能归入中华版图，都是我管的。但是我们还是把他杀了。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历史误会，就是我们的封闭、我们的保守、我们的失误，我们的文化专制主义使明代清代两个漫长的朝代跟原来完全没法比了，和中国历史上原来没法比了。我们在文化上经明清两代能够和以前的文化相比，就是和孔子孟子屈原苏东坡，和李白杜比相比的人有几个呢？很少，也许只有两个人，明清两代几百年只有两个人能够和早期的那些杰出人物相提并论，一个是明代的哲学家王阳明，一个是清代的小说家曹雪芹，他们能够和前面的这些人比一比，其他的都比不上了，文化专制主义。

当然我说句更悲哀的话就是近代和现代，我们连王阳明这样的哲学家也没有出过，连曹雪芹这样的小说家也没有出过，文化有不断下降的趋势，创造力不断的降低。而欧洲醒来以后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结果就造成了19世纪的中华文化的悲剧。

什么悲剧呢？就是每一个仗都是海上来的，不是长城来的。第二每个仗我们都失败了，输得一败涂地。开始我们败在远方的英美手里，英国和法国手里。但是最后又败在我们原来一个小徒弟日本的手里，甲午海战。

至此，中华文化自信崩溃。现在，中国签订一个条约过去了一百多年，这个条约规定中国要向列强支付四亿五千万两白金，这个条约是最耻辱的，因为中国当时的人数正好是四亿五千万，就是我们的曾祖父都承受过这样的耻辱，他很可能是很普通的老百姓，没见过白银，但是也必须在血汗中赔出一两给外来的侵略者。我们现在还能看到当时英国德国法国的一些学者写的书，说 这么大的一个赔款，如果落在任何一个富裕民族的头上，叫谁赔，谁也将贫困得万劫不复，万劫不复就是多少年都翻不过身来、永远都翻不过身来了啊！这是当时那个条约签订以后的时候，有良心的欧洲哲学家们所说的话，今天已经过去了一百多年，我们今天可以给我们的曾祖父的在天之灵讲了，我们没有万劫不复，我们的外汇储备还是全球第一。

想到这里我忍不住泪流满面，咱中华民族实在是饱经风霜啊……毕竟中华文明走过来了，为什么突然这一百年又过来了呢？这是4200年前的一种雄浑支撑着，在灾难的时候这个民族一定有一种临危意识，在灾难的时候这个民族他有一种历史的光荣被调动起来，其中有一些是孔子他们的优秀的设计使他调动起来了，所以他又回过神来了，成为到现在为止还是生机勃勃的一种文明。

从4200年前，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我们进入了一个智能大爆发，孔子他们和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起思考问题。然后进入了帝国时期，我们成为地球上两大帝国之一。

到了公元5世纪那个帝国灭亡了，我们中国的帝国反而浴火重生建立了伟大的唐代，又建立了宋代，很了不起，元代也不错，但是没想到人家醒来了，人家一醒把我们比下去了，到19世纪我们被逼得非常狼狈，逼得最狼狈的时候，中华文明过去的一种优势又被唤醒，所以到现在为止还不错。

这里面似乎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比如为什么公元5世纪聪明人一起诞生了？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分工？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

还有两个我们完全不理解的事，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中华民族马上要灭亡的时候，节骨眼上防卫北京的一个官员叫王懿荣，就是他发现了甲骨文，恰恰是他发现的甲骨文，他在八国联军进入的那一天自杀了，书桌上还放着甲骨文的残片，而甲骨文告诉我们中国人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商代，四千多年前。然后就是在那两天，八国联军进入北方的那两天，敦煌发现了藏经洞，告诉大家中国有个唐代。请您允许我对这两件事情做个比喻，就是有一个武士被人家打败了，浑身都是鲜血，躺在地上奄奄一息，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听到自己童年的歌声，他又拄着棍子站起来了。这童年的歌声就是那个时候的甲骨文，就是那个时候的唐代曾经辉煌证据的发现，他又站起来了。

这是一位久经磨难唯一不死，永远也不会被打垮的伟大英 雄！他的名字，叫做中华民族。

第三篇：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流派

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及其主要流派

在中国古代文学的阆苑里，唐宋词是一块芬芳绚丽的园圃。她姹紫嫣红，千姿百态，与唐诗争奇，与元曲斗妍，远从《诗经》、《楚辞》及汉魏六朝诗歌里汲取营养，又为后来的明清戏剧小说输送了有机成分。直到今天，她那些闪烁着人文主义精神光辉而又达到很高艺术境界的作品，仍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给读者带来美的享受。

词起源于隋代，她的诞生与音乐有着不解之缘。她所配合的曲调，是同时兴起的，以汉族民间音乐为基础，糅和少数民族音乐及外来音乐而形成的新声‚燕乐‛(‚燕‛同‚宴‛，因常在宴会上演出，故名)。公元589年，隋文帝灭陈，结束了二百七十多年南北分裂的局面。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通贯，民族间的融合，自必带来文化上的汇流。词出现在此时，决非偶然。她是应运而生，是南方和北方、汉族和少数民族、中国和外国音乐文学的水乳交融。

词的全名为‚曲子词‛。‚曲子‛指她的燕乐曲调，‚词‛则指与曲调相谐和的唱辞。由于‚曲子‛的唱法今已失传，现在我们所能欣赏的，就只剩下文辞了。因此，‚曲子词‛也就通行省称为‚词‛。

词虽起于隋，但隋代的词作却未能保存下来。人们仅能从某些打有隋代印记的词牌名称上去辨认她们的蝉蜕。这样，我们介绍词的发展历史，便不得不从唐代说起。

(一)上世纪初在甘肃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敦煌曲子词‛，主要是唐代(兼有五代)的民间创作。诚如王重民先生《敦煌曲子词集叙录》所言，其间‚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更有少数民族剥削阶级统治下‚敦煌人民之壮烈歌声“，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较多地体现着下层人民的喜怒哀乐。她朴素、率直、活泼、清新，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尽管大部分作者的文化水平并不高，许多作品的笔触还很粗糙、稚拙，但玉蕴璞中，连城之价毕竟是掩没不了的。

产生于民间、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任何一种文学新样式，总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迟早总会引起文人雅士的瞩目和效仿。词也不例外。盛、中唐时期民间词已很发达，影响所及，倚声填词在文人圈子里亦浸成风气。不过，从李白到白居易，此期文人词作者大多数还应算是诗人而非词人，其创作的主要成绩也在诗而不在词，因此，这时的文人词仅处于萌芽抽枝的阶段。只有到了晚唐，她才可以说是基本成熟了。其标志是大词人温庭筠的出现。温氏虽也工诗，但诗名已为词誉所掩，这表明文人词已从文人诗那里争得了自己的独立。温词深美闳约，精艳绝人，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准。然而也正是在他手里，词专主艳情、香而软的传统格局定型了。前此，文人词在题材的广泛性上即便不能和民间词同日而语，却也未至于像温词那样狭隘。可以说，晚唐文人词在艺术方面的长足进步，是以社会内容的消减为代价的。推究其原因，殆由于温词半是替权臣代笔去取悦那笃好声色的宣宗皇帝，半是为了供给青楼女郎侑酒时的歌唱之需，并不以展示自己的理想与抱负为宗旨。

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相对来说，南方的局势却较为和平。于是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便联袂自中原南迁。而剑门关外的天府之国，扬子江畔的鱼米之乡，这万里长江的上下两端，天险堪恃，地利可依，正是战乱时代最理想的割据之处。因此，在这两块绿洲上立足的前后蜀和南唐，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经济、文化最繁荣的国度。‚西蜀‛、‚南唐‛两大词派，就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先后崛起。

‚西蜀词派‛亦称‚花间派‛，因后蜀赵崇祚编《花间集》，集中所收十八位作家大多在前、后蜀做过官而得名。该派成员之一的欧阳炯为《花间集》作序，曾这样描绘六朝乐府艳辞的创作背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不无清绝之词，用助妖娆之态。‛其实，这也正是花间派词自身的炮臸过程。尽管欧序颇有微辞于‚自南朝之宫体，扇北里之娼风‛，但花间派词中仍有不少‚宫体‛和‚娼风”的混合物。不难看出，此派的作风是效法温庭筠的。而《花间集》的首选恰是温词!无怪后人称温氏为花问派的鼻祖。须知道，前、后蜀的某些君主如王衍、孟昶等，纵情声色的程度比唐宣宗有过之而无不及；西蜀词人狎妓宴饮的风气，也不亚于晚唐才士。所以，花间派之脉承温飞卿，以醇酒美人为主要创作对象，可谓顺理成章。当然，这是就总体而言；若具体分析，则《花间集》中也还有些抒亡国之深悲、发怀古之遐想、摹写北陲战伐、描绘南疆风情的作品，别开生面，未可一概而论。

西蜀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韦庄。其作品主题固然多写艳情，与温庭筠差异不大；但偏向于自己亲历的悲欢离合，主观色彩较强烈，风格也较清丽疏朗，有别于温词的注重客观描摹和秾艳缜密。

‚南唐词派‛前期作品的取材范围，与‚西蜀词派‛大致相同。但时代稍晚，代表作家较为集中，主要是南唐的两位君主(中主李琮、后主李煜)和一位宰相(冯延巳)，不像西蜀词人群那样成分复杂，上至帝王将相，下及一般官员和士人。又，该派形成之日，已是国祚衰微、风雨飘摇之时。后周以及代周而继起的宋，虎视眈眈，陈兵境上，这样严峻的形势，不容许南唐的君臣们忘形地陶醉在‚者边走，那边走，只是寻花柳；那边走，者边走，莫厌金杯酒‛(前蜀后主王衍《醉妆词》)之类轻快的小夜曲里，一一如西蜀贵族们之所曾经。于是，我们在前期南唐词中就已看到了较多的冷色。要说南唐词与西蜀词在风格上有什么区别，那就是多了_层心理上的阴影，从而辞笔也就较为凄清，不同于西蜀词的绮艳。

都城金陵的陷落，标志着南唐国政治命运的完结，也标志着南唐词文学价值的升华。南唐词派最后也是最杰出的作家李煜，入宋后以亡国降虏的耻辱身分，在‚日夕只以眼泪洗面‛(李煜本人与旧宫人书中语)的软禁生活中，写出了‚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等许多泣尽以血的词句。诚然，他所魂牵梦萦的不过是一个封建帝王失去了的天堂，究其实质，本不足称道；更何况他在位时的奢侈腐化是导致南唐覆灭的直接原因，今El阶下为囚的种种怨愁悔恨，无非咎由自取。可是，其创作毕竟是真挚的，是用高度洗练的辞句去概括一般入在失去最美好的一切时都会产生的那种沉痛心情，故而其美学意义超出了作品本身所反映的具体社会生活内容，自有一股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清人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毛嫱、西施，天下美妇人也，严妆佳，淡妆亦佳，粗服乱头，不掩国色。飞卿(温庭筠)，严妆也；端己(韦庄)，淡妆也；后主，则粗服乱头矣。“形象地道出了三家词的特色。而‚粗服乱头，不掩国色”八字，正是对后主那些直抒胸臆、洗尽脂粉、纯用白描之佳作的高度评价!

(二)经过隋唐五代近四百年间众多作者的共同努力，词业已由发源时仅可滥觞的一泓清浅，演为初具波澜、力能浮舟的溶溶流川。入宋后，因着创作队伍的不断壮大，创作视野的不断开阔，创作技巧的不断新变，词的发展形势更有如江出三峡，一泻千里，吞天坼地，溅玉喷珠，挟五湖百渎之水赴海朝宗。今存唐五代词仅八十家、不足两千首，而宋词却多达一千四百三十余家、近两万一千首。单从这个量的对比，我们也可约略窥见宋代词坛的繁荣气象。

北宋统治者有惩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兵连祸结、禁军怙乱、擅主废立的历史教训，早在建国初就诱导高级将领交出兵权，‚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宋史〃石守信传》)后来又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设臵一系列叠床架屋的行政机构，建设起一支庞大的文职官僚队伍，作为保障中央集权的基干力量。为了换取这一阶层的忠勤服务，封建君主也须给他们以优厚的生活待遇。因此，当时达官贵人蓄养家妓、士大夫们文酒雅集的风气之盛，是前朝所无法比拟的。此外，大一统政权的巩固，又给饱受晚唐五代干戈傲扰之苦的人民提供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使他们得以用辛勤的劳动将社会生产力恢复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随着农业、手工业、商业的日趋兴旺发达，都市经济的日渐繁荣，市民阶层的人数急遽膨胀着，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社会力量。他们口腹之余，自然也要娱乐，于是便有那民间乐工、歌妓‚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风尚所趋，凌轹往世。上流社会与中下层社会对于声歌的共同需求，构成了推动宋词发展的合力。而由于这两种社会阶层有着不同的艺术旨趣，与之相适应的词的创作面貌也就大相径庭。这在北宋前期表现得尤为典型。

官僚士大夫们得利较早，因而宋初词坛是他们的一统天下。但官僚士大夫词艺术高峰的出现，还在开国后第三代君主仁宗统治时期，代表作家是晏殊、欧阳修。他们都官至宰辅，词作侧重反映士大夫阶级闲适自得的生活和流连光景、感伤时序的情怀；所用词调仍以唐五代文人驾轻就熟的小令为主；辞笔清丽，气度闲雅，言情缠绵而不儇薄，达意明白而不发露，词风近似南唐冯延巳。艺术造诣不可谓不高，但因袭成分较重，尚未摆脱南唐词的影响。晏殊的幼子晏几道也擅长小令，与晏殊并称‚二晏‛。他是由贵公子降为寒士的，经历了较多的人世沧桑，故其词高华之中，深寓悲凉。论时代他已入北宋后期，论流派则仍是晏、欧的变调嗣响。

市民阶层的势力不可能因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而立刻壮大，它需要经历一个社会生产水平提高、社会劳动总量积累的过程。因而市民词起步较晚，今存宋初词中尚不见她的倩影。但她发展的势头很猛，也在仁宗时期达到了高潮。其代表作家是柳永。柳永一生飘泊，沉沦下僚，较能接近民众；所作多描绘都市风光，传写坊曲欢爱，抒发羁旅情怀，内容比晏、欧词丰富，语言也俚俗家常，颇合市民阶层的口味。

他精通音律，长期混迹秦楼楚馆，与民间乐工歌妓合作创臸了许多新腔，大都是更宜于表现繁复多变的都市生活的慢曲长调。慢词在民间早已有之，但自唐以迄宋初的文人较为矜持，宁愿择用句度类似五七言近体诗(那本是他们的拿手戏)的短调，而不甚措意于所谓哇声淫奏的慢曲子。柳永是扭转此风的第一人。词的篇幅拉长，容量加大了，表现手段自然也要出新。于是，柳永将六朝隋唐小赋的技法引进词的领域。他那层层铺叙、处处渲染、淋漓酣畅、备足无余的作风，确与崇尚含蓄、讲究韵味、抒情小诗般的传统文人词大异其趣。由于柳词具有较广泛的群众基础，较新鲜的时代风貌，故而风靡四方，赢得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引西夏归朝官语)的盛誉。

北宋前期，主要是仁宗时期，词坛上就呈现着这样一种官僚士大夫词与市民词、雅词与俗词、令词与慢词双峰对臷、二水分流的局面。当然，晏、欧未始没有俗词、慢词的创作尝试，柳永也并非不作雅词、令词，以上不过是各就其主导倾向而言罢了。

宋词至于柳永，完成了第一次转变。但这转变只是翻新了音乐外壳，并未能从内容上根本突破‚艳科‛的藩篱。因此，当文学史家站在更高的层次为宋词划分流派时，仍将柳永与晏、欧一齐编入‚婉约派‛的阵营。而拓宽词的意境，扩大词的表现功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恢复和发扬早已式微了的唐代民间词的现实主义精神，使词能像诗一样自由地、多侧面地表达思想感情，观照社会人生——宋词发展进程中这更为艰巨，也更有积极意义的第二次转变，不能不有待于‚豪放派”的异军突起。

北宋建国六十年后，社会繁荣背后隐藏着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治派别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表面化。为了缓和这些社会矛盾，维持宋王朝的长治久安，有识之士纷纷提出政治、经济改革的主张并付诸行动。自仁宗庆历年间的‚新政“到神宗熙宁、元丰时的‚变法”，虽因大官僚地主保守势力的阻挠而终至失败，但它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影响却不可低估。宋词‚豪放派‛的兴起恰在这一时期，恐怕很难用巧合二字来解释。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进程有不平衡性，未必所有的改革者都是‚豪放派“，所有的‚豪放派‛都是改革者；然而改革精神必定会曲折地反映到文学包括词的领域中来，则是可以断言的。

‚豪放派”的发轫之始，可追溯到与晏、欧、柳同时的范仲淹。他出身贫寒，贵不忘本，具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曾亲率宋军抗击西夏党项族政权的武装侵略，后又主持过‚庆历新政”。其词虽只传五首，却颇有新意。如《渔家傲》写边塞风光、军旅生活，以悲凉为慷慨；《剔银灯》借咏史发泄政治牢骚，于诙谐见狂狷：在当时以批风抹月为能事的词坛上，不啻是振聋发聩的雷鸣。豪放之作在唐代民间词中已有一定数量，在唐五代以至北宋前期的其他文人词里亦偶一露面，不可谓无，只是湮没在婉约词的茂草底下，呈间歇泉状态，未曾喷涌成溪而已。至范仲淹出，它才正式成为文人词的一种自觉的创作倾向。我们之所以这样说，是连同范氏那些散佚了的豪放篇什一并考虑的。宋人魏泰《东轩笔录》记载道：‚范文正公守边日，作《渔家傲》乐歌数

阕，皆以‘塞下秋来’为首句，颇述边镇之劳苦。“倘若诸词一一俱存，那么豪放词在其可知见的词作中，就该占有数量上的优势了。

进入北宋后期，神宗朝的大改革家王安石一方面在创作上步武范仲淹，以《桂枝香》等刚健亢爽的怀古咏史词骋其政治长才、豪杰英气，一方面又从理论角度向词须合乐的世俗观念发出了挑战。他说：‚古之歌者皆先有词，后有声，故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如今先撰腔子，后填词，却是永依声也。”(见宋赵令畴《侯鲭录》)这话实质上是以破为立，‚豪放派“的创作纲领，已然音在弦外。前此词中之所以充满着‚妇人语‛和‚妮子态‛，英雄志短而儿女情长，多阴柔之美而少阳刚之气，关键即在以词应歌。而晚唐以来世尚女乐，歌者多是妙龄女郎，为适应她们的莺吭燕舌，词就只好以男欢女爱、离情别绪、伤春悲秋为主题，以婉约为正宗。‚豪放派”要解放词体，打破‚诗言志‛(泛指情志)而‚词言情“(特指情爱)的题材分工，冲决‚诗庄词媚‛的风格划界，就一定要松开束缚着词的音乐枷锁。在这一点上，时代略晚于王安石的苏轼走得更远。

苏轼‚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陆游《老学庵笔记》)，他只把词当成一种句读不葺的新体诗来作。他在词里怀古伤今，论史谈玄，抒爱国之志，叙师友之谊，写田园风物，记遨游情态，‚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清刘熙载《艺概》)；其词或表现为平冈突骑、锦帽貂裘、挽弓射虎时的激昂慷慨，或表现为骤雨穿林、芒鞋竹杖、吟啸徐行时的开朗旷达，或表现为大江酹月、故国神游、缅怀英杰时的沉郁悲凉，或表现为长路走马、酒渴思茶、叩问农家时的随和平易，‚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他是‚豪放派”当之无愧的奠基者。

苏轼的冲击波在北宋晚期词坛上引起了两种不同的反响，赞成者有之，持异议者亦有之。传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因而苏轼对词体的革新暂时还不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连他最钟爱的学生秦观也还是学柳永作词的。

在北宋后期的婉约词人中，秦观是艺术造诣很高的一位。秦词的特色是只以中音轻唱，只以浅墨淡抹，而旋律间自有一种沉重的咏叹，画面上自有一种层深的晕染。他的佳作既达到了‚虽不识字人亦知是天生好言语‛(宋人吴曾《能改斋漫录》记晁补之语)的俗赏，也赢得了文化修养较高的士大夫们的众口交誉。他政治上屡经挫折，远谪南荒，而性格软弱，不像与他有着相同遭际的苏轼等人那样倔强，故其晚年之作多绝望语，格调也由哀婉而凄厉。古往今来，社会心理一般都同情弱者和不幸者，秦观以及类似的悲剧型婉约作家，如前之李煜、晏几道，后之李清照，其词之所以偏得人怜，这未尝不是一个重要因素。

北宋晚期‚婉约派‛的另一位代表作家、徽宗朝曾主管国家音乐机关大晟府的周邦彦，在继承柳永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婉约词的艺术形式。如作纵向比较，他对柳永的新变，着重表现在以下几点：其一，柳永参与臸作的大批慢曲，多是民间新声。口耳相传，此出彼人。乐工歌妓既得自由发挥，兴之所至，擅行损益音拍；词人倚声填词，自不免客从主便，就文字作出相应的增减。故柳词中颇有同调作品句度参差、字数不一的现象。而周氏作为大音乐家兼高级乐官，无论其独立创作抑或在其领导下整理和创作出的歌曲，都具有严格的规范性，故其词字句较整饬，呈现为格律化的定型。其二，柳永时代的乐曲，一曲仅用一种宫调，对歌词字声的要求还不算太讲究，故柳词多只在乐律吃紧处精心调配。而周氏臸乐，或于一曲之中多次转调，音律更为繁复，这就必须处处留意字声，平上去入，阴阳轻重，各用其宜，不容相混。王国维《清真先生遗事》谓，读周词，‚觉拗怒之中自饶和婉，曼声促节，繁会相宣，清浊抑扬，辘轳交往‛。诵读尚且如此，当时歌唱之悦耳可想而知。其三，柳词长调多平铺直叙，大开大合，盖筚路褴褛之际，未暇作营构迷楼之想。而周氏躬逢慢词盛行之时，遂刻意出奇，人为地臸造曲折回环，或无垂不缩，或欲吐先吞，或虚实兑形，或时空错序，章法变化之能事至此已极。如作横向比较，则同是一时婉约高手，周与秦的作风也不甚相同。大抵秦之笔轻灵，周之笔凝重；秦词醇正，周词老辣。北宋婉约词人，周邦彦最晚出，薰沐往哲，涵泳时贤，宜其词中千门万户，集婉约派之大成，开格律派之宗风。

与秦、周同辈且并驾齐驱的还有一位词中雄杰贺铸。他是北宋唯一从武官队里脱颖而出的著名词人。所作取材较广，风格也不拘一隅，婉约、豪放，兼收并蓄，如杂花酿蜜，自成滋味，合金铸剑，别有锋芒。总的说来，北宋后期名家都属于士大夫阶层，部分人偶也写有俚词，但主要创作倾向却是雅俗共赏乃至以雅化俗；并且除晏几道外，一般都令慢兼长。因此，这一时期词坛的格局转而表现为‚婉约‛、‚豪放“二派的对垒。论暂时的力量对比，前者如老柳吹绵，漫天飞絮，占据着上风；论将来的发展趋势，则后者如新笋解箨，拔地而起，‚栖凤枝条犹软弱，化龙形状已依稀‛(南唐李璟《咏新竹》诗)，前程正未可限量。

(三)北宋末年，宋、金联合发动的灭辽战争，充分暴露了宋王朝的腐败和宋军的孱弱，于是，辽亡后不久，女真族政权的铁骑便大举南下，一口吞并了整个中原。徽钦二帝被掳，高宗仓皇南渡，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二次南北朝的分裂局面。

南宋前期是剑与火、血与泪的时代。且不说其间宋金双方曾有过若干年、若干次惨烈的进攻战、保卫战和拉锯战，即便是在宋向金称臣称侄、岁贡银绢、屈膝求和的苟安时期，以爱国的将领、士大夫和人民为一方，以误国甚至卖国的昏君(或庸君)、奸臣为另一方，战与和、战与降的斗争也始终不曾止息。国家的危亡，民族的耻辱，人民的苦难，面对这一切，只要是具有正义感的词人，谁还能镇日价偎翠倚红、浅斟低唱?谁还能镇日价雕琢章句、锱铢宫商?他们不期然而然地集合到苏轼的旗臶下来，拨动铜琵琶，叩响铁绰板，放开关西大汉的粗嗓门，高歌抗战，高歌北伐。天平急剧地向‚豪放派‛一侧倾倒。宋词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就是由这批爱国词人用自己动脉中沸腾的血液写成的。

最早的爱国词作者中包括好些站在抗金斗争最前列的名臣战将，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岳飞，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词作今虽仅存三首，但首首与抗战相关，几于字字珠玑。尤其是那‚壮怀激烈‛的《满江红》，光昭日月，气吞山河，不仅唱出了那个时代的最强音，在近世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严峻斗争中，也曾教育和鼓舞过千百万人。

在词史上以‚二张”并称的张元斡和张孝祥，是南宋早期爱国词人中成就较高的两位。高宗绍兴年间，朝士胡铨因上书反对和议、请斩秦桧之头而遭迫害，被流放广东蛮荒之地。张元斡不畏株连，毅然作《贺新郎》为他饯行，竞以此得罪，受到削籍除名的处分。孝宗朝‚隆兴北伐‛失利后，投降派重新得势，遣使向金人

乞和，张孝祥悲愤地在建康留守宴上赋《六州歌头》，致使主战派大臣张浚伤心罢席。此类慷慨悲凉、骏发踔厉的优秀爱国词作，二人集中，绝非仅见。有词以来，人但以‚小道“目之，认为是‚诗余‛。清代著名词论家刘熙载读二张词后，由衷地感叹道：‚词之兴、观、群、怨，岂下于诗哉!‛(《艺概》)词至爱国，其体自尊。明白这个道理，便觉清人挖空心思以《诗经》中的长短句体为词之源，靠虚报年龄来抬高词的身价，真正是多事了。

怒澜排空的南宋爱国词潮，至辛弃疾出而上升到了巅峰。辛氏出生于北方沦陷区，青年时即参加义军，献身抗金复国的大业。南归后却始终不得朝廷信用，屡官屡罢，壮岁被投闲臵散于乡里达二十余年之久，北伐宏愿蹉跎成空。其将才相略既无处发挥，一腔忠愤遂尽托之于词。无论高楼登眺、寒窗夜读抑或旅途书壁、归隐题轩，无论移官留别、饯客赠行抑或元夕观灯、中秋赏月，无论遣兴写怀、侑觞祝寿抑或抚今追昔、论史谈经，他那横戈跃马、以恢复中原为己任的豪情壮志，那因受昏愦无能的统治集团压臸、排挤、打击，长期郁积而成的一肚皮不合时宜，随时随处，一触即发：击筑悲歌，不让荆轲《易水》；揭喉高唱，肯输刘季《大风》?浩叹沉吟，无非磊块；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那股浑厚苍莽之气，那支雄奇奔放之笔，不但曲子里缚不住，就连词最起码的句度也无法范围了。在他的面前，苏轼的‚以诗为词‛都还显得保守——他干脆进一步解放词体，‚以文为词‛，从此，散文句法也在词中通行了。辛词的特色，还不止于此。由于他是来自北方的‚归正人‛，颇受猜忌，动辄得咎，有些复杂的感情、过激的言论不便直接吐露；又由于他饱读诗书，胸藏万卷，学养博大精深，所以便在词里大量用典，甚至用生典僻典，经史子集，悉听驱遣，信手拈来，往往有出神入化之妙。这种作法扩大了词的意蕴容量和艺术张力，虽然，也给今天的读者造成了许多困难和障碍。与辛同时的爱国词人，长者有陆游，平辈有陈亮，后进有刘过。陆游是南宋伟大的爱国诗人而不以词特别著称，刘过学辛而未有突出的个性，故此皆从略，只说一说陈亮。陈与辛是志同道合的密友，人才相若，唱和之作甚多，词风亦相近。所不同者，辛弃疾身为朝廷命官，不能直言无忌，因而词多摧刚为柔，更见沉郁顿挫；而陈亮则是一介布衣，没有什么拘束，所以敢大声疾呼。他以策论、檄文为词，横放恣肆，痛快淋漓，颇有自己的戛戛独造。虽粗犷发露了一些，不及辛词的雄深雅健，但自是黄钟大吕之音，足以起顽立懦。南宋前期，‚婉约派”只为我们贡献了一位出类拔萃的词人，那就是中国古代最优秀的女作家李清照。她的一生和创作横跨两宋。早在徽宗时，她那些真正属于女性自己的心声，而非由男士们代庖的爱情词，即已以其特有的那份纯挚和缠绵悱恻而卓然名家；但《漱玉集》中的最高成就，却主要体现在她南渡以后的作品里。她是爱国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她的《乌江》诗句句燃烧着火焰，其对于抗战之态度的坚决，决不亚于任何一位豪放词人。可惜，‚婉约派‛关于词‚别是一家‛(李清照论词语，见宋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的传统观念限臸了她的创作，使她偏心地把侠肝义胆都给了诗，而只在词里向读者展示一个弱女子的自我形象。尽管如此，她的晚期词作仍有相当高的现实主义价值。虽然她写的只是个人在流落天涯、孤苦无告时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声声慢》)，但却典型地涵盖了当时千千万万的北方难民在国破家亡后的共同境遇，从侧面暴露了侵略者和投降派的历史罪行。这一〃社会功能又非‚豪放派‛的爱国词所可以替代。至于她的词在艺术上的造诣，则主要是能‚用浅俗之语发清新之思”(清彭孙通《金粟词话》)，辞淡于水而味浓如酎。为此，她获得了‚男中李后主，女中李易安‛(清人沈谦《填词杂说》)的高度赞誉。

‚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贺新郎〃同甫见和再用前韵》)。北中国的丧失，在爱国志士们固然如刳肠剜目，痛心疾首；而对于南宋小朝廷，则只当是切除了半个胃，并不十分妨碍他们啖肥饮甘。更何况，以新都临安为中心的东南地区，山川秀丽，物产富饶，正是理想的安乐窝。因此，一旦妥协和屈辱换得了苟安，北宋末年那种以趁歌逐舞为特征的‚宣政风流‛，就又成为达官贵人们的生活必需品了。这样的土壤，为培养南宋自己的周邦彦提供了温床。经过数十年的一再优化繁殖，南宋后期词坛上终于结出了两颗‚格律派“的硕果——姜夔和吴文英。

姜、吴二人都是游徙于豪贵之门的清客词人。他们都精通音乐，长于言情咏物，为词格律谨严，音韵响亮，措辞高雅，造句新奇，颇能传周邦彦的薪火。但姜氏旁参宋‚江西诗派”的生硬，得周之峭拔；吴氏侧入晚唐诗人的密丽，得周之深华。分镳歧路，走向了不同的极端。就技法而言，姜词多用虚字提唱，故结体清空，层次的演绎和转换较为显豁，筋骨全在明处；吴词却每每排比藻绘，故为体质实，脉络多藏在暗处，所谓潜气内转，空际翻身。就风格而论，姜词‚如野云孤飞，去留无迹‛(张炎《词源》)，吴词‚如万花为春‛(清况周颐《香东漫笔》)，蝶乱蜂忙。以群芳为喻，姜词似疏梗白荷，幽香冷艳；吴词似千叶牡丹，复瓣浓薰。他们虽凭藉艺术上的成功与辛弃疾在南宋词坛分鼎三足，但毕竟不如稼轩那样对国家前途、民族

命运息息关心。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他们总还没有完全忘怀时势世事，本编所选姜词《扬州慢》、吴词《八声甘州》就是证明。

南宋晚期有不少文人雅士是沿着姜、吴的道路继续向前走的，其中周密和张炎两家颇值得注意。周密号草窗，词风接近吴文英，因吴氏号梦窗，后人遂有‚二窗‛之目；张炎词集名《山中白云》，论词推重姜夔，而姜氏号白石，后人便以‚双白"并称。和那些老死于先生牖下的愚顽学者不同，他们一个往酒里兑水，降低梦窗的酽度，变其穰华为韶茜；一个给铸铁抛光，磨平白石的圭角，变其清峻为圆朗。能人能出，因而仍有独立的存在价值。但他们宋亡前的作品至多不过是‚鼓吹春声于繁华世界‛，‚令后三十年西湖锦绣山水犹生清响‛(宋郑思肖《山中白云序》)而已，格调较高的篇什大都问世于亡国之后。清人赵翼《题遗山诗》有云：‚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信然!

从艺术角度来说，南宋后期的‚豪放派‛中没有产生能与姜、吴抗衡的大家。可是，围绕着宁宗朝抗击金人，金亡后理宗、度宗两朝抗击蒙古人南侵的斗争，爱国词人们仍一直在呐喊。其中较出色的作家是刘克庄和陈人杰。

刘克庄与刘过号称‚二刘‛，同属辛派的嫡系。其词风酷肖稼轩，但功力未逮，浑厚不足，粗豪有余。惟词中颇有些新的政治内容，能发前人所未发，如谆谆告诫官军不要滥杀被逼造反的少数民族百姓，批判朝廷猜忌甚至敌视北方抗金义军的错误态度，提议在抗蒙斗争中应不拘一格地选拔、重用起自卒伍的军事人才，等等。其《玉楼春》词直言规箴沉湎酒色的友人：‚男儿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桥畔泪!‛正气凛然，千载下犹能令人奋起。凡此种种，都为宋词增添了新的思想光彩。

陈人杰词仅传《沁园春》三十一首，但多为忧时愤世之辞。当蒙军重兵压境而南宋君臣文恬武嬉之际，他挟醉濡笔，在临安丰乐楼壁上大书道：‚扶起仲谋，唤回玄德，笑杀景升豚犬儿!‛咄咄逼人，如唐且对秦王挺剑而起，真有彗星袭月、白虹贯日、苍鹰击于殿上的气象。他作虽不尽如此，要皆锋芒毕露，大有陈亮遗风。而事实上陈人杰一生科场失意，未曾步入仕途，也确是陈亮那种类型的狂士。援‚二张‛、‚二刘‛之例，我们正不妨也把陈亮、陈人杰合称为‚二陈‛。

由于统治集团自身的腐朽没落，南迁一百五十年后，赵宋王朝终于为元蒙的北方政权所攻灭。元军的长刀利斧可以洗劫城市、屠戮人民，却封不住词人的喉咙。在徐徐降落的大幕下，不同经历、不同气质、不同流派的词人们，同台演完了宋词史上的最后一出悲剧。

此期名家，大略有文天祥、刘辰翁、蒋捷、周密、王沂孙、张炎等。诸人处境有别，性格各异，故词风亦多参差。文天祥孤军抗元，被俘北去，英勇不屈，从容就义。其《酹江月》词日：‚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精忠耿耿，声情激壮，如天外风吼。刘辰翁在宋亡前即能以词笔揭露批判朝政之非，宋亡后亦不肯砚颜事仇，所作多痛悼故国，骨坚格遒，辞恸意苦，如林表鹃啼。蒋捷、周密入元后隐居不仕，保持了民族气节，所作哀伤亡国诸词，旨意明显，语调苍凉，如山中鹤唳。王沂孙、张炎虽苟全性命于新朝，但也无时无地不发故国之思、兴亡之戚，或如草际蛩吟，或如叶底蝉。就在这立体声的管弦乐多重奏中，宋词结束了她三百多年的曲折历程。

以上，我们就唐宋词的发展经过、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作家，作了一番粗略的勾画。唐宋词这块芬芳绚丽的园圃令人目迷，令人心醉，每一个徜徉其间的游客都会有自己的种种感受，或与他人所共，或为个人所独。我们热切地期待少年读者朋友们以自己对于真、善、美的追求来认识她、欣赏她。如果这本小书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和帮助，那我们将感到十分欣慰。

第四篇：南渡(节选)(作者：唐晓夜)

南 渡(连载)■唐晓夜

按中国传统的观念，南行并非算得上明智之举，南方历来是流放者与贬谪者的故乡，历史上虽出现过名噪百年的宁古塔与尚阳堡，但若单从地理这个概念而论，中国南方可不知比宁古塔、尚阳堡辽阔多少倍，其时间跨度也非清朝这几百年历史可比的，在这密密麻麻的流放、贬谪名单中，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与各种奇人异士是占主要地位的，他们为南方这片不毛之地的开垦，挥洒着自己毕生的光阴。

这一次的被贬之旅可不如预期的那样顺利，想必做一次名人达士自然也需要一番长途跋涉，使形与心皆为之劳役。

此时，脑海中第一个浮现出来的是手持着蒲扇，羽扇冠巾的苏东坡；与东坡的首次相识，是在嘉佑，我名落孙山，他则金榜题名，苏轼两个鲜红的大字贴在皇城的公告栏上；第二次见他，已是元丰，时隔没几年，东坡的额前已多了几条细隙的皱纹，少了几许当年的意气风发，少了那份骑着红花高马的潇洒自得；东坡正在密州出猎，骑着高头大马，身后一大群的随从簇拥着，可马早已不是当年的马，而人也不是当年夹道的人；第三次，在绍圣，我在谵州最繁华的街道上寻找有关于东坡的足迹，突然，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从我身旁走过，我疑心那便是东坡先生，待我回过头，身后竟无一人，心许是我太感怀于东坡居士的身世沉浮，兴许是我太愤慨于东坡居士的南谪之旅，沾染着当世大文豪的文墨之气，我想着此次南渡，虽不是什么名智之举，却也算得上一次心灵之旅，因为我脚下的路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的足迹，还有千千万万的名人达士的足迹。

决定成行之前，征询了多方意见。出行的前几日，意外的收到了“分队”兄弟的电话，听着耳熟的乡音，说不出的亲切，然后我又在想，我与他，我与分队中人，是有多久没有通过电话了，具体的时间在脑海中已记不真切了，我问他，我们有多久没有通过电话了？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我知道他想起了那个时代的那些事情，我又何尝不是在试图穿梭至那个时代呢，可有些东西失去了，就意味着永远的失去了，譬如流水，落叶，那还有我们那遗失在地上金灿灿的光阴。

他给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搞学术，不为研究，只希冀在记忆的长河里投射下几许美丽的倒影。我赞同的点了点头，邀他与我一同南渡，毕竟漫长的旅途上能够有一个人诉诸衷肠，是能节省许多时间的，哪怕是一只猫，也会令我的南行之路变得异常轻松。可是，他拒绝了，我知道他有自己的事要忙，总不能让的他的思想成为我想法的附属品，历史上的那些流放者，不都是孤寂的么！但我的南行之路注定是不会孤单的，即便没有人作陪，也没有猫猫相伴。

当然，已达成了成行的共识，准备工作必不可少。当年，张骞西行需要数千人员，丝绸等物品不计其数；鉴真东渡，僧侣及船只数千，可想而知，如此庞大的商旅，船队，其准备时间 一般是长达数年之久方能成行，其间行路途中死者数半，死者大抵是适应不了当地的环境。

——永乐三年六月，命（郑）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

这段史料是出自《明史郑和传》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为广大学者所推敲，众说纷纭，但不外乎其一，找寻“靖难之变”中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其二向外番炫耀明朝国力，使外番纷纷来贡。

古时的东征，西行，南渡，北上皆是奉帝王之命出行，或是为皇家征战，或是为找寻某个丢失的物件，或是与国结亲等，众因不一，如若撇开帝王的“赞助”或是帝王的“恩泽”都是难以成行的，没有始皇帝的恩准，徐市又怎么能在岛上另僻蹊径；没有玄宗的格外开恩，令力士脱靴的李白又怎会出走心中的帝京？

即便是二十世纪后期的中国，愿意迁徙与离乡的人还是相当少的，基本上是迫于无奈。八十年代的内地，因正逢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在广东等沿海地区设经济特区，同时以一系列的开放政策吸引内陆与海外投资。我想邓小平他也是有先见之明的，他清楚的明白内地人有一种情结，一种对土地的情节，如果不加大投资力度，就不会改变中国的现状与格局，更不会动摇中国人对土地的那份情结。

至九十年代以来，沿海地区经济起步发展，内陆人仍不太愿意往沿海地区迁移，自古以来，中国便是农业大国，民又以食为天，只要有一块田地，不至于饿死，便是无尚的幸福了，特别是土改之后，农村每户按人口的多寡分得了土地，只要饿不死，农民农民思想意识深处便不会真正的求变，这也造成了内陆经济无法革新的原因之一。而与之相反的沿海地区，那里的人没有田地，即便有也只是少而贫的土地，大部分人处于无地或少地状态，以打渔维持生计，因为饥饿，也因为政策的偏向，更因为人们脑海中的求变意识，当然原因也是多种多样的，我也无法一概述。到现今，当广东的大街小巷布满内陆人的脚印，我也要随着这股大流漂自南下，或许某一天，科考队来丈量这座城市血脉尺度的时候，还能发现那个寻常的脚印，以及背后那段与所有印记一样原形的故事。

即便是做好了出行的准备，也仍然是一波三折，起先因为车票的问题，被迫打道回府，直到带上了“优惠券”，又被告知不能购买到达目的地的优惠票，既然决定成行，优惠与优惠已与我无关。

售票大厅充斥着各种味道，夹杂着各色人等，又躁热难安，不时有乞讨者问我讨要，因那次的上当经历，令我给也不是，不给也不太好，顿时陷入了难堪的境地。售票阿姨张着大嘴，责问着下一个将要买票的人，或因没有零钱找，而大声呵责，要么就以无票搪塞，而被责者往往只能忍气吞声，小声应和着，也有想要大声争论的人，但往往被售票阿姨那尖利的声音给强压了下来，毕竟“一票难求”，即便你火气正盛，也不敢把火洒向那握有“重票”的售票阿姨身上。中国有时候就是这样，本末倒置，角色也容易发生对调，虽口称顾客是上帝，但多数顾客终究没能成为上帝。离开车站之时，天色已晚，薄薄的雾气中雨水渐落，于是，我加快了回程的脚步，待回到了住处，下起暴雨。

真正到了出行的那天，天空依旧下着小雨，雨照例是那种断魂的小雨，兴许是我的离开，让这片天空失去了光泽，也或许是我已被这片土地所接纳，我成了这片土地的儿子，自古便有“儿行千里母担忧”的典故，其实对于这片土地我是倾注了许多的情感，要我离去，我自然也是十分不舍，默想之际，我俯下身去，捧起一丕黄土藏进口袋。我会很快回来的，这股声音在脑海中激荡了许久，因为不仅仅是这乡情，不仅仅是这细雨，还有陈天华、曾国藩、蔡和森等人对我深深的眷恋，以及那些在此埋下友谊，结下缘分的人们，我在心中默念着：我会很快回来的！

当我将行李放入检测机上时，我知道我已经踏上了旅程，心情恐怕比当年被贬谪的文人达士也好不了多少，我向来是不喜欢乘车的，有可能是没有“享受”的命；再可能就是某位先贤遗民转世附体在我身上，让我反感于这现代化的产物。候车室照例人很多，即便是凌晨，空气中夹杂着浑浊的气体，我找了个空位坐了下去，但却疑心那是被人坐过的热屁股，赶忙站起来身来，又用手擦了擦，才敢放心的坐下去。

父亲是坚持要来送我的，与母亲一同，可能在他们的眼中，我永远都是他们的孩子，的确，这点毋庸质疑，在我的再三要求下，他们才勉强答应没有来送，挂上电话的那一刻，我感觉到父亲的声音变了，故乡的风声也变了，唯一没变的是他的嘱咐依旧没有少，和儿时的回忆是那么的相似。

怀揣着父亲的嘱托，通过了天桥过道，进入了南渡桥梁的内部。因逢假期，车内人上海，又望望自己手中的车票——无座，没有座位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想着古代先贤要是遭了流放，不远万里，长途迁徙，少则数天，多则数年，这样想着，有了对比，心境便开阔了些许，站在充斥着浑浊气体的车厢内，倚着车座，双眼呆滞的直视前方，恍如一位闺怨的女子，想着自己无友人相送，确也多了几分凄凉，古时，文人挚友要遭了大难，举家流放，友人便会送君千里，有甚者会送至目的地才会往返，更有甚者送至目的地仍不罢休，住个两年再回去，这也未尝不可，古时交通本来就不便，一旦分离，再会难期，连通信都属不易，江淹的《别赋》中“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而现代交通的发展以及人们价值观的转变，也无此必要了。

南渡的第一站是韶关，我并不是第一个发现我们的足迹已经踏上了“粤律”大地的人，旁边的一位中年妇女对着窗外惊奇的叫出声，突兀的惊醒了许多熟睡的人们，这剧情与当时鲁迅笔下当时打破铁屋子的第一人无异，原来她惊奇的是窗外的植被，茂盛如织，厚厚叶片，芭蕉树与椰子整齐的树立在铁道周边，也正因为她的提醒，我才发现原来“粤律”大地是这么的热情，这样想来，当初这铁路绿化的规划者也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如何让游客知道自己已身处“粤律”大地之上呢？其一是芭蕉，其二是椰子树，虽然这两位迎宾使者并非粤律所独有，但它们与北上的城市中所出现的两类植物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就好象城里的姑娘与乡村的姑娘一样，一个是水灵灵的，另一个则土里土气，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大运会上的礼仪志愿者，她们以真挚、热情的笑脸迎接着一个又一个的外来宾客。

我虽然是学文学的，但我喜欢研究历史，有可能受着“文历不分家”的影响，每至一处，便翻阅查看与之相关的历史书籍，一是因为对其本就知之甚少，如不查阅，我来过这里与未来过这里又有何区别呢；二是，一座城市从出现至如今的存在，其间必定会历经苦痛、创伤与蜕变，我想把自己置身于其间，感受它的血脉贲张；三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总残存着中华民族的魂魄，就如余秋雨先生所倡导的，——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后是集体人格

历史文化同样也是一种文化，它引导与启迪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与人文价值，我们徜徉在它沉淀了深厚的历史积蕴的长河里，让自己成为受体，默默的接受它为人格进行的洗礼。

既然要考察其历史文化，对历史文化名人的了解自己也是必不可少的，倾听着历史文化名人的心声，翻开一卷又一卷的的长画。倘若一座城市没有钢筋与水泥，那这座城市是不能称之为一座城市，即便要强称之为城市，也不会凭空出现骨骼与血液；历史文化上的城市是拥有骨骼与血液的，但若没有历史文化名人塑造，那这座城市注定是悲哀的，要么这座城市在古时暂作了原始部落，要么是受了蛮夷的教化，在韶州，这两类都是不待见的，上可追溯到石峡文化，下可追溯到清代各类文化名家的出现，石峡文化这段时期的出现，具体出现了哪些人，至今也无从考证了，就象玛亚文明，两河文明一样，谁也不会无聊到要去考证一种现象所出现的标志人物，但他们的的确确是存在过。

第五篇：简述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

略论中国儒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从中国儒学发展的有五大阶段

1.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2.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3.魏晋隋唐儒、道、佛斗争与交融时代 4.宋明理学儒学发展的新阶段

5.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时代。

中国儒学向以内容宽广、典籍浩繁而著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甚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它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学派相互交织相互牵引，或斗争或交融或显或隐此伏彼起，从而共同形成了浩瀚庞杂的中国传统文化。

一般说来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一个学术流派的形成总是有它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事实所验证了的客观真理。儒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社会基础基本上是以血缘宗法关系为纽带的封建社会制度。它虽然也有一定的行政手段但主要是宣教道德与伦理。

因此中国儒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也基本上是与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发展以及其衰落、灭亡而相适应的，作为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在政治与道德领域中的一种反映，它确有与封建社发展阶段或封建王朝之更替相重合之处，因为它的理论学说的基本内容必然要制约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不然也就不可能成其为中国儒学，而另一方面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一旦形成它又必然具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必然要受到同时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的相互制约相互撞击 从而表现了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前进的特有规律。

一

先秦中国儒学的奠基时代

韩非曾言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显学者 显赫之学也即盛极于一时的思想学说。春秋、战国之世儒家与墨家都曾经盛极一时。儒家之学孔子即为最高代表。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之经济、政治制度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变革的实质就是在于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而这一社会变革反映到思想领域就是百家争鸣即各个阶级、阶层的代表人物为适应这一重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分别立足于本阶级或集团的利益而提出的社会、政治、伦理等方面的思想学说。此期各个学术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又都为本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构建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如儒家前有孔子后有孟轲、荀卿道家前有老聃后有庄周、杨朱法家前有李悝、商鞅后有韩非、李斯等。由于各家之思想学说都欲干人君以用世以自己的理论观点、思想学说来改造社会。

道家也是以自己的观点干预社会人生因而其间的理论斗争亦十分激烈。由于激烈的论争相互辩难亦相互吸取从而又促使各家之思想学说均趋向成熟。学术界常言先秦诸子之百家争鸣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一时代之最大成就就在于各个学术流派都为自身奠定了深厚的理论根基。

儒学的奠基虽以孔子为主体实亦包容了先秦儒家之群体。尧、舜、文、武被奉之为儒家道术的鼻祖，而周公制订《周礼》、《仪礼》成了名副其实的儒学先驱。至孔子之时既创立了以仁、礼为核心的庞大的儒家思想体系，又删订六经为儒学留下了传世的经典，其弟子三千贤者七十有二，使儒学思想广为传播成了影响深远的学术流派。

二

两汉儒家经学的独尊时代

儒学思想理论的确立、成熟并非一定可以得到官方的认可。春秋、战国诸侯争强图霸纷纷以富国强兵为事何暇顾及于仁义、道德孔子周游列国然莫能用干七十余君无所遇。孟轲亦曾到处求仕 当是之时 秦用商君富国强兵、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对于孟轲所述唐、虞、三代之德则视之为迂，儒家之思想学说虽然美妙动听然不切实用只能在野说说而已。

秦统一中国以强兵、苛法为事既以武力征战而吞灭六国，以严刑峻法而理政治民，销天下兵器铸十二金人于咸阳，欲以强力而成其万世之业。李斯建议大焚篇籍，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后又以侯生、卢生之事将术士四百六十人坑杀于咸阳。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儒家学派遭此劫难实已陷入来绝之境地。

然而历史似乎故意捉弄世人。秦始皇以如是之精心所谋划的万世基业竟落得个二世而亡。成为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王朝。汉初儒生贾谊《过秦论》中言秦欲焚书坑儒以愚黔首，而结果却正以其仁义不施而身死国亡。秦之灭亡所给予汉王朝的统治者以重要启示儒学、仁义不能抛弃。

汉兴刘邦为解决群臣之酗酒争功就不得不起用叔孙通制定朝仪。之后为恢复农业弥合战乱之疮痍先选取了黄老之道，为无事以与人民休养生息。此时亦开始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要以儒术来稳定人心稳定社会。至孝武之世乃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这就是名著史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秦皇之灭绝儒学到汉武之儒术独尊，儒学可谓从十八层地狱上到了九重青天。由是乃开始了儒家经学的长达两千余年的统治地位。汉代的经学独尊既促使儒学与封建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也赋予了儒学以无尚的光荣与权力。治经可以免赋税，治经可以给官禄，以《易》至两千石者不乏其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

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两汉经学可谓盛极一时。

盛极而衰似乎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至东汉之末 一方面由外戚与宦官的激烈斗争使东汉王朝中央政权长期处于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而社会阶级矛盾的加剧，黄巾大起义的突然爆发又大大加剧了已经无法维系的社会危机。这一历史条件本身已决定了儒家经学无法以其固有的地位而继续存在。另一方面经学发展之自身也已形成了严重的双重危机：一是烦琐注经所形成的沉重枷锁已使经学无法继续发展，思想信仰亦严重跌落，以儒学沽名钓誉者比比皆是，何能再度唤起人们对于儒学的尊崇，迫使儒学不得不进入为自身的存在而艰苦抗争的新的历史阶段。

三魏晋隋唐儒、道、佛的斗争与交融

此期儒学发展的基本特点是在危机中求出路在斗争中求发展。由于这一阶段斗争较为复杂故又可以分三个方面加以叙说。

其一是儒、道之斗争东汉后期 儒家经学虽已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但其余威尚在 孔子的圣人地位尚无人敢公开否定。因此解救危机的方式尚不敢公然抛弃儒学更不便公开打倒儒家经学。人们为脱开烦琐注经的危机，避开混乱污浊的社会现实，便从清淡议世入手，逐步形成了援道入儒的谈玄之风。清谈无益于治国，贵无者亦不能不食人间烟火。玄不可代儒乃是现实社会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必然要求。

其二是儒、佛的斗争佛教之传入中国始闻于西汉之末东汉则有人奉信并开始译经。由于佛与道在世界观上有明显的相通之处，故魏晋玄学的兴起对佛教的传入与兴起实有迎就之作用。至东晋南北朝时期佛教乃大为盛兴。佛、儒之不能相容乃其思想学说之本质使然，一个要积极入世治政，一个要出家避世修入天堂 此乃冰炭之不能同炉也。韩愈由于其激烈的反佛斗争不但丢官并且几乎丢掉了生命。儒家之思想学说正是在斗争中磨炼着自己。加之魏晋隋唐之数百年间儒学貌似停滞实在奋争。由于这一期间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反思、抗争、吸取、积累才使它有可能进入新的飞跃并能重新崛起。

其三是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宋明理学

理学亦称道学又称新儒学。

这一时期之所以被称为新儒学或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就在于它既以儒学为根基深深地、牢牢地植根于其中，又在理论形态、治学方法、治学态度等方面表现了鲜明的新的特点。

首先理学亦以承继儒家之道统而自居。其次宋儒所奉典籍亦皆儒学之经典。至于理学之所以为新，又在于它表现了与汉唐经学的不同特点，概其大要：可分三条。

一理学以性与天道为中心问题。这在先秦是孔门弟子所不可得而闻的问题，而在汉、唐又是为浩繁的经学所湮没了的问题。

其二 理学以对儒家经典之义理的阐述为其治学的基本形式与方法，它与以传注训诂为基本方法的汉代经学表现了迥然不同的特点。而这也正是汉学与宋学的根本分歧之一。

其三 理学在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历程中表现了最为完整的理论形态。先秦、汉、唐儒学大致均以社会政治人伦为基本问题，对于宇宙、天道很少论及几乎为道家所独占。大约是经历了数百年与佛、道之学的斗争，儒学也不得不在这方面弥补自己的缺欠。吸取道、佛也好 改造佛、道也好 总之要使自身的思想学说形成为完整的理论形态。

四 清代中国传统儒学的清理与总结大约又是一个物极必反。宋明理学为矫汉儒烦锁注经之失 便努力以思想学说的阐释为己任。抛开经传而空说义理，久而久之，必然会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顾炎武语。而矫虚之弊又在务实。明末清初,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虚崇实挽回风气 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

时至近代鸦片战争时外国的坚船利炮撞开了古老封闭的封建中国的大门，而武昌起义之一举成功又宣告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终结。中国儒学之服务对象的主体封建政权已一朝瓦解。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至此，作为中国儒学之思想学说的发展，亦丧失了其基本的条件。清末儒康有为、廖平之陷入极端之畸形，实乃势数之必然。中国儒家思想学说的发展事实上也进入了终结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