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敦颐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第一篇：周敦颐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周敦颐的主要思想及其现实价值

周秋光

今年是周敦颐诞辰1000周年。近期，全国各地举行了一些纪念周子诞辰1000周年的活动及相关学术研讨活动，我觉得很有必要，也颇具现实意义。周敦颐是北宋时期道州营道（今湖南永州道县）人，他生于1017年，15岁以前在家乡濂溪故里度过。从1040年23岁以后陆续地做到了州县一级的官吏，长达32年之久。周敦颐官虽做得不大，却是一位相当了不起的有历史地位和影响的湖南人。

周敦颐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周敦颐的地位和影响有三点：第一，他是中国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开创了宋以来儒学的新形态。他可以说是“上承孔孟，下启程朱”，是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他对于理学的贡献表现在：一是开放的经典诠释态度。即将传统的汉唐笺注经学改造成为以哲学思辨为主的“心性之学”、形上之学，为儒学注入了新的思想元素，从而使儒学焕发生机，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生命化儒学的精神取向。即将传统儒学的价值理念内化为自身的人格修养，从而使自身的生命存在与儒学传统之间呈现出一种相互呼应的关系；三是融摄佛道的学术视野。即以立足于儒家的“仁义礼乐”来融摄佛道的精神境界。

第二，他也是湖南千年湘学的宗主。他是出生在湖南、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湖湘学人，是在屈原之后、王夫之之前的湖南本土人杰中的佼佼者。他的理学思想代表了湖湘文化在中古以后发展的高度。他对于湖南的贡献和影响：一是使得湖南在全国开始有了地位。湖南在唐代在全国尚居于落后状态，在中原人的眼里，还是一个未完全汉化的地方。同时这里“炎热”“卑湿”“风俗夷僚”“蛮越杂处”，当时普遍被视为安置贬官谪吏的去处。如王昌龄、刘禹锡、褚遂良、张说、元结等人都是被贬来到湖南的。直到宋代，因为他著述了《太极图说》和《通书》，开创了宋明理学，才改变中原人对湖南的观感。二是他所开创的理学，在湖南有着很好的传承与发展。最先把他的理学在湖南传承并创立湖湘学派的是南宋时从福建迁居入湖南的胡安国与胡宏父子。之后有张栻、朱熹、王夫之都在传承与发展他的学说。在王夫之之后又有陶澍、魏源、曾国藩、郭嵩焘、曾纪泽、谭嗣同等人。其传承与发展可谓千年一脉，不曾中断。

第三，他的影响及于东亚一些国家，被这些国家誉为“亚圣”。正因为周敦颐有如此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所以2016年5月17日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到的中国思想家湖南籍的6人（周敦颐、王夫之、魏源、李达、翦伯赞、吕振羽）中，第一个便是周敦颐，第二个是王夫之。

周敦颐的思想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哲学思想。其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一个“诚”字。“诚”是他关于天道、人道、天人合一之道的最高境界的表达。“诚”主要分为天道本体论和心性本体论两方面。在周敦颐看来，“诚”首先是宇宙存在的根据，是宇宙的本体，即天道本体论。在《太极图说》中，他认为人与万物同样都是二气交感所化生出来的，而其源都是太极，再由太极推及到了人极，也就是把人的道德、人性看成是与宇宙生生过程相同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的过程，这样，周敦颐便为他的诚的理论奠定了宇宙论的基础。“诚”所体现的心性本体论一个突出的表现便是人的伦理道德。周敦颐如此推重“诚”，就是坚信人类具有真诚善良的本性。他发挥了《中庸》关于“诚”的思想，从宇宙论进而推演出人道观，建立了以“诚”为本的伦理道德学说。

二、教育思想。其教育思想包括三方面，一是“教人向善，进德修业”的教育目的。周敦颐认为人性向善，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师之教。二是“六经为主，以诚为本”的教育内容。他十分重视儒学经典，始终将“诚”放在育人最显要的位置，反复阐述，在《通书》中“诚”字的出现就高达20次之多。三是“自学为主，重在启发”的教育方法。始终坚持开明的教育方法，除了邀请当时的学界名流来讲学，采用学生自学为主，特别注重启发原则。

三、社会政治思想。可以归纳为德治与刑治两个方面。一是德治。体现在修圣德、重师道、推礼乐三个方面。修圣德，周敦颐称之为立人之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仁义修而万民感化。重师道。周敦颐认为，使天下人从善而不为恶，唯一的办法就是重师道：“师道立则善人多，善人多则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推礼乐。周敦颐认为：“礼，理也；乐，和也。”礼的实质在于理，“理”的本意在于治。二是刑治。周敦颐的刑治思想体现在他的德刑观和慎刑观上。在周敦颐看来，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他指出圣人以天道为法则，主要是以政养万民，德治是最好的养民方法和手段。他主张“慎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刑治。

千年之后追怀周敦颐的价值和意义

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中国传统文化面临来自域外佛教文化的巨大挑战，两种文化碰撞的本质实际是宗教信仰与意义信仰的较量。周敦颐所极力主张的不是宗教信仰而是意义信仰。意义信仰就是对于人的生命价值意义的追寻。周敦颐在《太极图说》中提出“人为天地之灵秀”，它排除了以宗教方式解决人的生死问题的途径，也提醒人们不要将人格降低到缺乏自我意识的水平。强调人要不断地修养自己，有所作为。他的这种重建意义信仰的生命化儒学的价值取向非常了不起。为了重建意义信仰，他努力为学钻研、开拓创新，写出了《太极图说》和《通书》两篇著述，奠定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规模，助推儒学走出困境、第二次转型发展，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之中所付出的辛劳是可想而知的。这种精神、毅力和效果更是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弘扬。

二、周敦颐诚学思想中的“立人极”，对于当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启迪作用。所谓“立人极”就是要做到 “中正仁义”这四个字：“中”就是要“惟中贵和”“尚中贵和”，就是要人们友善相处，共同维护和建设好所生存的环境，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正”就是“清正廉洁”“扶正祛邪”“出淤泥而不染”，他比较莲（君子）、菊（隐逸）、牡丹（富贵）三者之间的取舍，认为隐逸不可取，富贵不足道，只有清廉、高洁、正直、有为，才是士人的理想取径。这种寓意和提倡是为官者所应有的基本要求和必须守住的道德底线。“仁”就是要“以仁育万物”“爱人”“以民为本”，这是为政者必须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出发点和落脚点。“义”就是讲的“立人之道”，要求为人者必须注重品性修养，是加强主体人格自我完善、实现人自身（身与心）和谐统一的有效途径。

三、周敦颐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和谐理念和德治刑治观，对于当今法治社会的建设有借镜意义。周敦颐主张以仁义道德为贵，以身心安静为富，倡导通过提高人的自身修养来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友好和谐人际关系，并最终达到人自身的身心和谐。这些思想精华历经千年的积淀，至今仍熠熠生辉。周敦颐提倡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主张以德治天下，慎用刑治，但又不是不要刑治。认为刑治是为弥补道德的不足而采取的万不得已的选择，是道德的保证，是实现儒家理想中的道德化社会的必要手段，因而主张慎刑。这与我们今天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理理念是相通的。（作者系湖南省政府参事，湖湘文化研究会会长，湖南师大教授、博导）

第二篇：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周敦颐，湖南永州道县人，中国宋代著名的思想家、理学家、哲学家，是中国理学鼻祖和湖湘文化的先驱，更是中国古代廉洁文化的奠基人。周敦颐在世仅57年，留给后世的作品只有6248字，但他“上承孔孟，下启程朱”，为中国儒家思想的发扬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王夫之曾称赞道：“自尧舜禹汤文周孔之传汉董唐韩总未窥先生项背，读诗书易礼乐春秋之旨张铭邵数无非参太极根源。”周敦颐的思想包括廉政思想主要体现在《太极图》、《太极图说》、《通书》、《养心亭说》及《爱莲说》等著作当中。究其一生，周敦颐主张重德治、立人极、倡正气、主廉洁、讲官德，其丰富的学术思想特别是廉政思想内涵，对当今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周敦颐思想的历史地位

（一）创理学一脉。宋代理学的产生，是中国儒学的第二次复兴（第一次儒学复兴出现于西汉时期）。儒家学说的最大优点，就是它自西汉以来，就不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其他学派，如阴阳、五行和释、道思想中能为自己所能容纳的东西来不断丰富自己。在北宋真宗、仁宗时期就出现了一批儒家学者以承接韩愈的“道统说”为引，开始了儒学的第二次革新活动。周敦颐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宋元学案·濂溪学案》记载：“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善微言，绝之久矣。元公（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若论阐发心性义理之精微，端数元公之破暗也。”这说明了周敦颐是第一个阐发“心性义理”学说的人，他打破了“孔孟而后道统中断”的千年幽暗，使儒家的圣学重放光明。周敦颐的学说在后来又被朱熹、张栻等人发扬光大，周敦颐被朱熹誉为“先觉”，被张栻尊为“道学宗主”。可见其在理学开创事业上的伟大贡献。周敦颐的理学思想，为尔后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提供了核心和骨架，所以周敦颐被誉为“得圣贤不传之学”的理学开山鼻祖。

（二）开湖湘新风。湖湘文化是中华文化一个重要的分支，是三湘大地人才辈出的文化基础。关于其起源，许多人认为其源于周敦颐的濂溪学。清代大学问家王闿运曾作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就点明了湖湘文化与濂溪学的渊源关系。著名学者梁绍辉先生曾说：“湖湘之学源自濂溪，创于胡宏而盛于张栻，流于明清而接续近现代，形成了以岳麓书院为中心的跨时代人才群体。”周敦颐的思想对湖湘文化及湖湘后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立诚成圣”思想。周敦颐认为，无论是做官，还是学道，都必须先立“诚”，要无私无欲。历史上的湖湘志士，不管政治立场如何，都 非常注重道德修养，并以一种强烈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当时的社会运动中去。左宗棠、曾国藩、蔡锷、毛泽东、陶铸等，无不如此。二是刚正耿直的品格。周敦颐在南安任司理参军时为伸张正义与上司据理力争，宁肯辞官也不屈服，在合州任判官虽受冤屈而不卑躬屈膝等行为，无不是湖湘人刚烈性格的真实写照。三是兴学重教的思想。周敦颐每到一处为官，都身体力行地设教讲学。他在郴州任县令，首倡办学，写有《修学记》并在公斋里讲学；在邵州（今邵阳）建学馆修学舍，亲自主持开学典礼。明隆庆《永州府志》载：“里中人言学，永道间多亲炙其教”，在永州培养了一大批学有所成的儒生。周敦颐去世后，江南以濂溪或以濂为志而命名的书院比比皆是。

（三）奠廉洁文化之基。中国的廉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在《尚书·皋陶谟》中有关于“廉”的论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其中“廉”被看作为官的九种素质要求之一。《周礼·天官·小宰》记载：“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在这里，“廉”是一种考核官吏政绩好坏、裁断高下优劣的标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关于“廉”的论述亦十分丰富。孟子说：“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孟子·离娄下》）。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说：“所谓廉者,必生死命也,轻恬资财也。所谓直者,义必公正,心不偏党也。”（《韩非子·解老》）。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管子认为“国有四维”，即礼、义、廉、耻（《管子·牧民》）。可以看出，在当时的众多论述中，“廉”更多地是作为一种政治评判标准出现的。而将“廉”与“洁”有机结合形成独立的廉洁文化，并且发挥其独有的教化功能，周敦颐无疑是第一人。他在其千古名篇《爱莲说》中以莲喻“廉”，以莲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高度概括为官之德与为人之德，使廉洁文化从此以一种独立的文化形式得到发扬光大，并且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为官从政者。

二、周敦颐思想的廉政内涵

（一）立“诚”以修身。周敦颐在其《通书》开篇就提出，“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在周敦颐看来,“诚”是“纯粹至善”的做人之本，是道德的最高境界，是儒家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五常”及一切德行的基础，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行为准则。一个人，只有不断追求“诚”并实践“诚”，做到“乾乾不息于诚”，才能真正实现“圣人仁义中正”的目标。对于如何进行立“诚”修身，周敦颐认为有两条途径： 一是主静无欲。人非圣贤，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欲望。但君子要成“圣”，必须设法克制甚至 2 去除欲望。与孟子主张的“养心莫善于寡欲”不同，周敦颐认为，“养心不止于寡焉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养心亭说》），即通过养心达到无欲的境界，才能“诚立、明通”。是故“圣贤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要养心必须做到一个“静”字，即“寂然不动”以至于内心安宁，让心性保持一种清净澄明的状态，通过不断自我反省和感悟，如此方能“立人极焉”。二是安贫乐道。在周敦颐看来，钱财名利等皆是身外之物，可有可无，但必须始终坚守做人的基本原则，那就是“天地间，至尊者道，至贵者德而已矣。”（《通书·师友》）因此，周敦颐认为“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通书·富贵》）意即只要尊道重德，自然会知足常安。也正是这个原因，周敦颐十分推崇颜回，“颜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不改其乐。夫富贵，人所爱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通书·颜子》）周敦颐认为，颜子之乐才是一种超乎富贵追求的高尚道德境界，人人都应该学习他这种淡泊名利的精神，而不要沉溺于单纯的物质享受。

（二）守“洁”以处世。周敦颐不仅自己一生为官清廉正直，勤政爱民，做人光明正大，胸怀坦荡，不卑不亢，表里如一，而且反复强调为官为人要始终洁身自爱。在千古名篇《爱莲说》中，周敦颐以莲的品格自励，认为人生在世当洁身自爱、守洁重节，如此方能保持独立的人格，立于不败之地。他的洁身处世的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染不妖”的自尊意识。周敦颐24岁出仕为官，担任分宁县主簿。当时的宋朝建国已80余年，国力日强，但官场腐败之风也渐长、奢靡之风盛行，一般的士大夫阶层或沉溺于声色、或放纵于田园。对周敦颐来就说，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随波逐流、同流合污，要么洁身自爱而被同僚视为异类。周敦颐坚决选择了后者，“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充分显示了周敦颐“世人皆浊我自清”的强烈自尊意识。二是“不蔓不枝” 的自立精神。周敦颐为官31年，经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皇帝，历任知县、判官、通判、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及知军州等，大多任判官，长期从事办案工作。当时科举取士制度虽已逐渐规范，但官场关系错综复杂，新党与旧党、改革派与保守派之间的争斗此起彼伏，象周敦颐这样无根无基的官员稍不留神就会丢了乌纱帽。但他并没有如当时有些官员那样想办法找“靠山”、抱“粗腿”，而是依然故我、“不蔓不枝”，绝不趋炎附势、见风使舵，所以虽政绩显赫，但仕途坎坷，官位升迁缓慢。三是“不可亵玩”的自爱品格。周敦颐待人处事秉持公心，从不畏惧权势和强暴。在南安任参军宁肯辞官也要力阻上司滥杀无辜，在合州任判官身遭不白之冤却处之泰然，都充分反映他为坚持正义敢于抛弃乌纱帽，为人格 独立决不低身下气，坚守个人信念的高尚品格。这与他如莲花般“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品格是一脉相承的。

（三）奉“公”以为政。“公”是周敦颐从政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为官的最低尺度。他提出，“圣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谓也？’天地至公而已矣。”（《通书·公》），意即一个人只有时时事事处处持以公心，方可达到“圣人”的境界。而且，“公”不仅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够得上“圣人”的标准，也是天地间通行的法则。正是在“公”的法则指导下，周敦颐提出了从政为官的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克己奉公。“公于己者公于人，未有不公于己而能公于人也。”（《通书·公明》）在他看来，为政者要在官员和人民大众中间推行“公”的思想，首先要求为政者自身要推己及人，发挥带头作用，以一己之“公”而求天下之“公”。否则，“公”理寸步难行。明朝郭允礼在《官箴》中所提出的“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既是周敦颐“奉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奉公”思想的最好注释。二是务实守拙。周敦颐认为，从政为官者要践行“公”的思想，一方面应当务实而不图虚名，即“实胜，善也；名胜，耻也。故君子进德修业，孳孳不息，务实胜也；德业有未着，则恐恐然畏人知，远耻也。”（《通书·务实》）另一方面要弃巧守拙。他认为，“天下拙，刑政彻。上安下顺，风清弊绝。”（《拙赋》）就是说，如果为政者投机取巧，就会为了掩盖弊端、盲目追求政绩而造成社会风气下降和秩序混乱；为政者弃巧守拙，就会出现风清气正、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

（四）求“仁”以爱民。作为儒家思想的继承人和发扬者，周敦颐的“仁”思想在其廉政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提出，“德，爱曰仁，宜曰义，理曰礼，通曰智，守曰信”（《通书·诚几德》），“故圣人在上，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通书·顺化》）这里，“仁”与“爱”是相通的，为政者施行仁政首要的就是爱民。一要重教化。周敦颐认为，对为政者来讲，教化是施行仁政的首要选择。古时之所以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是因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教化。”（《通书·乐上》）通过教化提高百姓的素质，才能实现“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大和，万物咸若。”（《通书·乐上》）忽视教化，则“后世礼法不修，政刑苛紊，纵欲败度，下民困苦。”（《通书·乐上》）二要慎刑罚。与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所不同，作为一名长期从事审判办案工作的官员，周敦颐主张，一方面处理政事刑罚手段不可或缺，因为“圣人之法天，以政养万民，肃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动情胜，利害相攻，不止则贼灭无伦焉。故得刑以治。”（《通书·刑》）另一方面要谨慎地使用刑罚手段做到宽严相济，因为需要运用刑罚的案 件“情伪微暖，其变千状。苟非中正明达果断者，不能治也。”（《通书·刑》）除了执掌刑罚手段的人个人素质影响外，更重要的是“天下之广，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通书·刑》）所以，运用刑罚必须慎之又慎。三要倡宽容。周敦颐提倡要宽容。他认为，“孰无过？焉知其不能改？改则为君子矣！”（《通书·爱敬》）所以，要允许人犯错误，只要他能改正，就要宽容，要让其自改为君子。

三、周敦颐廉政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敦颐在世时声名并不显赫，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在其后近千年熠熠发光、泽被后世。特别是其“修身、廉洁、奉公、爱民”的廉政思想，直到现在，对于我们倡导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推动反腐倡廉建设，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周敦颐作为一名封建官吏，尚且无论是从政为官还是退养山林，始终以“诚”立身，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追求高尚的道德情操，注重个人道德修养。对于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来讲，更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对党、对国家和人民伟大事业的无比信心。从近年来查处的一些腐败案件看，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腐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忽视个人修养，对党和人民失去感情，对国家和个人前途失去信心，导致精神家园坍塌，最终滑向堕落的深渊。要加强党性修养，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加强理论学习。随着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新知识、新领域层出不穷。党和政府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层出不穷。党员干部要适应形势需要，把学习作为一种觉悟、修养和责任，珍惜大好时光，减少应酬，排除干扰，挤时间多学习。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在政治上清醒坚定，在重大问题上旗帜鲜明，在关键时刻和重大事件中经得起风浪考验。二要加强道德修养。“百行德为首。”当前，西方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颓废道德观念以及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体制机制不完善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对党员干部的思想冲击很大，稍有不慎，就会被侵蚀。许多党员干部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大都是从道德观念沦丧、道德品质滑坡开始的。因此，作为共产党员，必须严格按照共产党人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行事，把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终身必修的课题。三要加强作风养成。作风问题，事关全局。当前，少数党员身上仍然存在思想不正、作风不实、信心不足、行为不端等问题，不仅影响到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影响了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因此，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切实 5 加强和改进作风，下大力气解决突出问题，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以优良党风促政风带民风，形成凝聚党心民心的强大力量，有效预防腐败现象的发生。

（二）必须始终洁身自爱，做到廉洁自律。周敦颐一生为官始终洁身自爱，如莲花般“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以致临死前“视其家，服御之物，只一竹筐，钱不满百。”（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坚守立场、洁身自爱。一要守得住清贫。清贫是纯洁思想道德的“净化器”、防止蜕化堕落的“防火墙”、治疗腐败变质的“杀冲剂”，它能让人的思想、品质、人格得到磨砺，让人冷静、坚强、豁达，所以，我们要力戒贪图享受没，经受起灯红酒绿的诱惑和考验。二要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就是要始终保持平常心，自己调节心态，寻求心理平衡，做到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要慎独自律，防微杜渐，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重视自己的道德尊严和人格形象，培养和坚持健康理智的生活情趣和积极向上的道德追求，珍惜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社会声誉。三要抵得住诱惑。面对金钱、美色和权力的诱惑，领导干部要明辨是非、克己慎行、去俗就雅，始终保持健康心态,养成很强的定力，不为欲所困，抵得住糖衣炮弹的攻击，切实做到金钱面前不伸手，美色面前不动心，利益面前不攀比，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经得起考验。

（三）必须正确对待权力，做到权为民用。权力是把双刃剑。秉公用权，可以造福百姓；以权谋私，就会祸害人民。领导干部如果在权力观上出现偏差，把权力当作为个人或小团体谋取私利的工具，就必然在行使权力的过程中出现滥用，造成公共权力的异化，最终也使自己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周敦颐为官多年，始终信守“天地至公”的理念，以“公于己者公于人”的精神，推己及人，率先垂范，从不以权谋私。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更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一方面，要明确权力来源，为人民掌好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认为，权力源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作为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一切权力必须为人民服务、一切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的观点，始终保持高度警觉，保持清醒头脑，以一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警惕性，自觉维护权力的尊严，真正代表人民掌好权。另一方面，要正确行使权力，自觉接受监督。要按法律和制度规定用权，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明晰法律与纪律的“高压线”、公与私的“警戒线”，防止手中权力商品化、庸俗化。同时，要自觉接受监督，保证权力干净运行。要克服权力使用的随意性、专断性，特别要坚持民主制度，规范决策程序，做到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提高权力运行的廉洁高效。

（四）必须强化宗旨观念，坚持以人为本。周敦颐是民本思想的优秀践行者。他任广南东路提点刑狱时巧施计谋，通过上奏朝廷减轻端州百姓负担的做法就是一例。我们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既是对古代民本思想的传承，更是新时期保持党的先进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领导干部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观念，要正确树立“三观”。一要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党员干部干事业，必须用“群众满意不满意、拥护不拥护、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来衡量。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二要树立正确的工作观。要以工作为重，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和浩然正气，要勤奋工作，埋头苦干，以力争一流的气魄，以百折不挠的毅力，勤政为民，奋勇争先。三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制定政策，推动改革，应充分论证可行性，充分考虑社会影响，充分估计社会可承受的程度。要坚持与时俱进。敢于冲破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改变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革除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第三篇：改善民生的现实价值

改善民生的现实价值 王

涛

(聊城大学 法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目前，中国正处于复杂的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趋势加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民生问题 日益凸显，成为社会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生问题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了社会的进步程度。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民生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民生问题内涵诠释所谓民生问题，是指与国民的生计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等生活必需方面，关系着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民众的生计问题，但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重视和关注民生问题，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可以说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要特别注意的是，民生问题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会不断扩展，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新的民生问题。目前，我国的民生问题已经不是老百姓流离失所，吃不饱饭的问题，而是老百姓如何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就业、教育、分配、社保、医疗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待遇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更加注重民众的利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促进老百姓的发展。有学者把民生问题总结为由低到高、呈现出一种递进状态的三个层面的具体内容：民生问题的第一个层面的内容，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生机状态的底线。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问题，即社会要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像人那样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民生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内容，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计来源问题”问题，考虑每一个社会成员“要有能力和机会活下去”，即一个社会在满足了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就应考虑社会成员基本的展能力和发展机会问题，以期为民众提供起码的发展平台和发展前景。民生问题第三个层面的内容，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状况。这一层面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即当一个社会解决了民众基本生存和基本发展机会、基本能力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准和公共财力的大幅度提升，随着现代制度的全面确立，进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应当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生活质量得以全面提升的福利

当前的民生问题是我国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稳定，中国的发展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将解决民生问题列为首要的目标，并且开始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重点。“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L2]。改善民生对社会、国家、个人都有很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改善民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一直把公平正义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2005年 2月 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温家宝同志在 2008年 3月 18日答 中外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

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平正义孜孜以求的重大成果，是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的公平正义的含义。改善民生是现阶段我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民生问题事关民众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大都与社会公正问题密切相关。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小康。在中国的社会物质财富获得了巨大增益的前提下，解决民生问题就成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从具体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大多集中在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如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因此党和政府只有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才能切实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目前，党和政府提出的很多改善民生的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教育方面，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促进教育公平，提出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杂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明确了教育事业的公益性等措施；在就业方面，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为了实现就业公平，强调继续实行积极就业政策，并加强全面培训劳动者、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取向；在分配方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强调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明确提出初次分配也需要考虑公平问题，再分配要更加突出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来解除人民的诸种生活后顾之忧、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价值取向；在医疗卫生方面，着眼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近年来国家快速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积极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验，可以预期，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将在近年内得到确立，它将从根本上免除国民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切断疾病与贫困之间的链条。总之，通过改善民生可以为大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提供一个起码的尊严底线，从而消除贫困现象，减小或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还可以为每个社会成员广泛地提供最为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平台，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从而，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改革的成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三、改善民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秩序稳定秩序是一切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没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比任何专制的危害更烈。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在其著作中提到：“秩序是指在 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 秩序是法治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因为秩序使社会活动可以认识和预测，为人们社会交往与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一切价值的实现都有赖于秩序。“安全、有序、稳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民生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民大众都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解决民生问题，使民众安居乐业、共享太平，能够为政权的稳固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只有持久性地获得人民大众的衷心拥护、支持、认可，换取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可靠来源，才能形成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新局面，否则就很难真正跳出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历代王朝频繁更迭往往是由于民不聊生，老百姓揭竿而起；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也是无视甚至损害人民的切身利益。事实反复证明，愈是重视民生问题，一个政权就愈巩固，反之，则面临崩溃瓦解的危险。目前，我国经过 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瞻 目的成就，不仅基本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新 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出现，民生问题 日益凸显。有学者把 目前我国的民生问题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失范与不公带来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带来的劳动者权益不断受损；三是传统户籍制度下的流动人口和城市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分歧带来的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四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化和地区差距的扩大化。

这些与民生有关的社会问题正在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改善民生的秩序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善民生有利于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是党和政府赢得民心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和政府获得和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就必须高度关注并不断改善民生，否则，党群、干群关系和谐将会失去前提和基础。改善民生能够为政治合法性的增强提供“民心”支撑，有利于党和政府在人心向背的关键问题上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第二，改善民生有利于促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顾名思义如同橄榄——“两头小，中间大”的似球状体，它所表明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从全球视域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 日的发达和辉煌。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一个社会的理想类型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我们必须默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社会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所以所谓人间的富穷都必然相对地存在，而正是人际效用比较所体现出的正常差异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目前中国现实的社会结构离“橄榄型”社会结构的目标还很远。中国现在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很不正常。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 80％多，中等收入者只占全部居民的 10％ ～15％。这样的社会结构不是健康的结构，不可能形成一种和谐安全的社会局面。

因此，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社会结构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橄榄型的结构。重视并改善民生是当前我国促进“橄榄型”结构的形成有效方式。通过改善民生，可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准的持续提升，从而有效保障民众有尊严的生存。在保障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上，通过保障充分的就业，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维护民众继续发展的权利。通过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为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步人中产阶层提供充分的机会。另外，通过必要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开辟绿色通道，特别是为弱势群体的发展和创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第三，改善民生有利于缓解社会分化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资源重组，加快了社会分化的速度，使一部分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强势群体的行列，同时也使一部分人沦为弱势群体。作为强势群体，他们或是拥有较多的经济财富，或是拥有定的政治权力，或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多，使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政府的某些政策。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社会的青睐，民生问题的凸显对于强势群体来说较少波及。民生问题最突出地反映在弱势群体身上，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是民生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在日益攀升的房价面前只能望房兴叹，想拥有一套 自己的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住房似乎成为天方夜谭。昂贵的医疗费用，或者把他们拒之医院的大门外，或者使他们从温饱甚至小康重新坠人贫困。就业问题没有保障，使他们失去了职业安全感。社会保障的缺位，使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在教育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的差异分布，因无法享受公平的教育而影响了素质的提高，在竞争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变得那样的不容易。弱势群体如果长期缺乏来 自政府和社会的关爱和照顾，会造成他们心里的失衡，可能会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仇富”和“仇视社会”的不正常心态，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改善民生能够有效协调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优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 民的幸福安康。

四、改善民生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人权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的正常生存和发展，所现实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获得必要社会条件的权利。人权观念表达了这样一种主张：一个人，仅因他是人，作为人他参与了社会的缔结和构建，不管其社会身份和实际能力如何，应该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与他作为人的属性和发挥人的作用相伴随，并因此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在世界范围内，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所有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人权已经成为规范和影响立法、执法和司法运行的基本法则。人们越来越多地以是否符合人权保障为标准来评判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中国发展人权事业的基本立场是：坚持生存权、发展权的首要地位，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同时不断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基础，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标志就是要有完备的并能充分保障人权的法律体系。

民生问题主要涉及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的状况。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的首要方面。改善民生的人权保障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民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维护上，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众生存权的保障方面。所谓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公民应当享有的、由国家依法保障的使人成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它包含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权、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权以及最基本 的文化生 活保 障权三个层 面的 内容。生存权的本质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没有生存，人类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活动，没有生存权，人权也无从谈起。改善民生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制度、基础性的住房保障制度等等，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目前，党和政府正致力于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低水平、广覆盖、有实效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开始全面启动，中小学的书本费和学杂费全部免除，扩大低保范围、提高低保标准，等等；在城市，“三险”开始覆盖全部工人包括农民工，陆续偿还对国企老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欠账，适当扩大城市的低保范围，适当提高城市的低保标准，以及对于低收入人群进行住房保障的试点，等等。

这些改善民生的措施将有力地推动对广大民众生存权的保障。第二，民众的发展权的保障方面。发展权可以从两层意义上来解释：一方面，发展权是一种集体人权，是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享有的一项权利。发展权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努力下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差距，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发展权也是一项个人权利。1986年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世界人权宣言》提到，每个人都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个人发展权是获得平等发展机会、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权利。国家对实现个人发展权负有主要责任．《发展权利宣言》第 8条指出，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每个人在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以实现个人发展权。在这里，发展权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解释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 目的，也是改善民生的最终价值追求。发展权是一项独立的不可为其他人权所取代的基本人权。发展权与其他基本人权一道，对主体的价值和尊严、独立性与自主性以及权威性起着决定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改善民生通过促进充分就业，进行基本的职业培训，消除歧视问题，提供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保护民众的劳动权、财产权、社会事务参与权等方式，来保障民众的发展权。

[1]吴忠民．走向公正的中国社会[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OO8．

[2]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新胜利而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O07．

[3][美]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4]郑功成．科学发展与共享和谐EM]．北京：人民出版社，2OO6．

[5]龚向田，龚向和．生存权的本真含义探析[J]．求索，2OO8，(3)．

[6]郝明金．论发展权[J]．山东大学学报，1995，(1)．

第四篇：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

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及现实价值

引言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在古代是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干线，现今的欧亚大陆桥中经由的路线有一大部分是原丝绸之路，所以人们称其为现代丝绸之路，这是目前亚欧大陆由东至西最为便捷的通道。它促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并沿用至今，也简称为丝路。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为人类文明史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

内容摘要

丝绸之路，简称丝路，是指西汉（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本文主要描述丝绸之路的由来、丝路上文明的交流史和文明的传播，浅析东西方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丝路文化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所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对当代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丝绸之路 历史意义 现实价值 正文：

论丝绸之路在历史的文化价值

丝绸之路是沿线各国共同促进经贸发展的产物，是古代亚欧互通有无的商贸大道，也是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友谊之路。它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古今历史文化价值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丝绸之路的形成

丝绸之路，亦称丝路。是指西汉（前202年—138年）时，由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一般可分为三段，而每一段又都可分为北中南三条线路。东段：从长安到玉门关、阳关。中段：从玉门关、阳关以西至葱岭。西段：从葱岭往西经过中亚、西亚直到欧洲。

史载：“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即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 或乘牛车”。即西汉初期国力不济，国库空虚，货缺财乏，一片荒凉残破的景象，皇帝想要配齐四匹一色的马来拉车，都办不到，而将军和丞相有的只能乘坐牛车；百姓家中 更是毫无积蓄。北方的匈奴则是以畜牧业为主，“逐水草，习射猎，忘君臣，略婚宦，驰突无垣”。到了公元二世纪，匈奴的势力范围很大，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南临长城，北至贝加尔湖。匈奴自称有控弦之士三十万人随时可以征战，匈奴多次深入到中原地区，肆意抢掠人畜，劫夺财物，严重地威胁着西汉初期的政权。公元前200年，匈奴南下，汉高祖刘邦亲率三十万大军，决心以武力解除北方的边患。但是，刘邦一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就被匈奴四十万人马围困在白登七天七夜，后因贿赂冒顿阏氏才得以脱险，史称白登之围。因此，怎样解除匈奴为祸的边患，成了西汉政权急待解决的问题。建信侯刘敬提出和亲的妥协政策，他主张与匈奴和亲以换取边境上的安宁，刘邦无奈只得接受了这一建议。汉初对待匈奴以和亲的方式，赠送大量财物求得暂时的相宁，但却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匈奴仍然不断南下入侵，掠夺和破坏。

文景之治采取休养生息等一系列政策，西汉政府国库日益充实，到了汉武帝时“太仓之 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国家强大起来，汉武帝刘彻为打击匈奴，计划策动西域诸国与汉朝联合，于是派遣张骞前往此前被冒顿单于逐出故土的大月氏。公元前139年张骞带一百多随从由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张骞一行在途中被匈奴俘虏，遭到长达十余年的软禁。他们逃脱后历尽艰辛又继续西行，先后到达大宛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东部）、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在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的市场上，张骞蓦然看到了大月氏的毛毡、大秦（古罗马）国的海西布，尤其是四川的竹杖和蜀布另他瞠目，由此他推断从蜀地一定有路可通身毒。公元前126年张骞几经周折返回长安，出发时的一百多人仅剩张骞和堂邑父。司马迁称张骞的首次西行为凿空即空前的探险。公元前119年，张骞任中郎将第二次出使西域，历经四年时间他和他的副使先后到达乌孙国、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张骞通西域，让西汉政府对西域的地理概况，风土人情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汉武帝也从开始的联合大月氏以扼制匈奴，进而向广地万里，重九泽发展，威德遍于四海。

为了促进西域与西汉的联系，汉武帝招募了大量商人，利用政府配给的货物，到西域各 国经商。这些商人出西域后大部分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人从事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活动，剌激了边贸经济的发展，进而极大地推动了中原地区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

二、丝绸之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对当代西部地区的影响。1.政治方面

张骞通西域后，地方政权相继遣使跟汉通好，汉也派使者互访，但由于匈奴不断骚扰、丝路沿线强盗横行，出于安全和加强对边陲控制的考虑，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 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直辖机构——西域都护府，总管西域各项事务，这进一步加强了西汉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也增进了西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自此，今新疆广阔地区直接隶属中央的管辖，成为我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政治上加强了对这一地区的影响，对于当代西部发展有着深远的意义。2.经济方面

经济方面，丝路是陆路通往西方的必经之路，遍布丝路两侧的大小绿洲城郭，是来往商贾进行贸易活动和贸易联络的处所，互助的集市贸易中既能在这里看到来自中原地区的物 产，也可看到远道而来的舶来品，商品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多边贸易的增多，推动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促进了该地区的经济繁荣。由西域传入中原的如哈密瓜、葡萄、核桃、胡萝卜、胡椒、胡豆、波菜、黄瓜、石榴等 为人们的餐桌提供了丰富的佳肴，西域特产的葡萄酒经过久远的发展也融入到中国的传统酒文化中。中原的商队输出铁器、金器、银器等奢侈品。所有的贸易活动都为经济的发展，民族间的融合提供了契机。这些都为当今西部繁荣与发展有着前车之鉴。3.军事方面

军事方面，由于汉在此地屯田，首先解决了边陲驻军粮食问题。古代凡有军事行动，都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而漫漫古道运送粮草的艰辛、困苦又非今人所能想象，且不谈劳民伤财，兴师动众，仅是一路的损耗也是数以千万计，造成了惨重的浪费。自屯田始自给自足 后勤保障充裕，纵然西进也无需长途舟车劳顿运输粮草，朝廷将一个个屯田地域作为一个个 桥头堡不断向西延伸。汉班超经营西域30余年，以战养战使西域50多个国家都归附汉朝，不仅维护了汉朝边境的稳定，也增强了边防建设，增加了国家物资储备，大大提高了御敌应变能力，有效地保障了国家边防安全。日后中国前进与发展深受启发。

三、丝绸之路现实意义

1.学术研究价值

丝绸之路是一个典型的线性文化遗产，具有非常明显的线性文化特征：（1）是线状或带状的文化遗产区域，范围大，包括的遗产种类多，反映的人类活动形式丰富。既有地域的特点，也有相互交流和交融积淀的历史；（2）尺度较大，可以指跨越众多城镇的一条水系的整个流域；也可以指贯穿很多国家的某条贸易之路；（3）承载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联系与变化，相互影响与交流，构成文化带上文化遗存的共性与特性、多样性和典型性，衍生出丰富多彩的面貌和内在的密切关联；（4）涉及到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这样的特征使得它在历史学、地理学、社会学等学科都有相当大的研究价值。

3.1历史学

从历史学看，从汉代丝绸之路开辟到唐朝丝路贸易繁荣、文化交流频繁，再到元朝草原丝路的兴起、宋明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直到今天的衰落，丝绸之路的发展史贯穿了中国历史。因此丝绸之路的研究意义不仅局限于它本身，对于丝路的研究、考证同样有助于我们对于古代中国甚至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政治制度、经济文化、民族宗教的了解、佐证。

3.2地理学

从地理学看，丝路从中原出发经新疆、中亚、西亚到达欧洲并联接北非，这一路经过了不同的地理类型与不同的文化圈，丝路知识可以用来帮助自然地理上对古今自然地理变迁的研究，也可以用来研究人文地理上的地理环境和民族文化差异的关系。

3.3社会学

从社会学来说，民族交融原因与过程、文化传播媒介和方式、世界不同文化圈的形成、差异和相互影响等都是研究的热门课题，而丝绸之路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通道，对此当然菲比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2.旅游开发价值

附录：

1.汉朝丝绸之路开辟的意义：

首先，丝绸之路开通后，中原的铸铁冶炼，凿井等技术传入西域，促进了西域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其次，西域的各种农作物以及动物等特有品种流入中原，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物质，扩大了食物来源。

其三，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的文化交流，极大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作出了巨大作用。

第四，丝绸之路开通后，西域各国各派使节来汉，密切了中原王朝与西域的政治联系，这对以后的汉唐实行对西域的行政管理打下了基础。

第五篇：新兵现实思想情况分析

新兵X营现实思想情况分析

一、基本情况：

二、当前新兵特点：

1、春节过后，新兵思想进一步稳定

节日过后，全营新兵的精神面貌较好，前期的训练伤得到有效的缓解，特别是对于前期思想曾多次有过反复的人员，目前思想稳定，留队态度坚决。

2、不甘落后、自我锻炼意识显著增强

随着考核的临近，新兵自身有压力，希望以优异的成绩受到各级的认可愿望较强，随着科目的逐步展开，新同志训练热情，积极性较为高涨，特别是对于自身的软科目，能够做到积极练、主动练。

3、“集体荣誉、以连为家”思想更加浓厚

通过参加大型集会，各类活动的组织参与，新兵的集体荣誉感较为明显，特别是班、排、连三个参差体现明显，表现为比歌声、比训练成绩、比理论水平等多个方面，形成了不甘心落后，不愿拖累集体后腿，连荣我荣、连衰我耻的浓厚氛围。

4、个人养成、作风礼节方面已初步成型

通过前期的教育引导，新兵的作风、养成等方面有了明显的改观，由前期的被动式督促引导转化为目前的自觉行动，特别是在讲文明、懂礼节、树形象方面初步已形成较好的习惯。

5、对文化娱乐生活方面有进一步的需求，在问卷调查中了解，有36.8%的同志希望能进一步丰富业余时间的文体娱乐活动，以多看些新电影，组织球类活动居多。

三、存在问题：

训练方面：

1、训练方面感到压力较大。有35%的新兵认为当前的训练较累；特别是训练时间较长，跑步较多，身体较为疲劳；另外，在部分重难点训练课目上还存训练效果不明显：主要集中在：手榴弹投掷、100米、单杠上不达标的人员上。

2、伤病情况时有发生。个别新兵还存在有腿、脚痛现象，受前期训练的影响，腿、脚部位仍然存在疲劳性伤痛，没有得到有效的康复。

3、对训练动作要领掌握不准。部分新兵训练中形成的痼癖动作影响训练的成绩，以手榴弹弯臂、撇弹，100米跑全脚掌发力等现象较为明显。思想方面：

1、想家念家现象突显。特别是受春节长假探亲家属来队的影响，极个别新兵存在想家念家思想较为凸显，3连的XXX入伍年龄小（16岁），春节过后表达了希望父母来队探望的意愿。

2、部分新兵有外出学习的愿望。特别是自身有专业特长的人员居多，例如目前自身已经取得机动车驾驶执照的人员31人;在家从事医疗，拥有医疗资格证书的人员有3人。

管理方面：

1、带兵纪律落实不严。干部骨干在带兵纪律上还存在落实打折扣现象，体现在存在变相体罚战士的情况，例如：训练成绩的好坏与罚圈跑步结合的做法。

2、保密制度落实不严格。保密意识与日常生活结合不够紧密，节日期间，新兵在电话、书信中谈论、涉及到部队的相关信息。

安全方面：

1、卫生防病工作不够深入，敏感性不强。安全意识较为淡化，防病工作只注重了预防，在措施方面不够具体。

2、训练伤的防护效果不明显。

体现在对当前全营因训练引起的疲劳性伤痛问题的解决上还没有实质性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