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民生思想及其现世价值（范文模版）
古代民生思想及其现世价值
【摘要】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逐渐解放自己的历史，而这部历史的主线就是人们在需求与满足之间的轮番选择与放弃。不论是野蛮还是文明，生存就是人类存在的最低线，凸显出民生永远是人类探讨的首要话题，人们在探索和思考改善民生问题时表现出很高的智慧，留下了丰厚的历史遗产。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了解中国古代的民生思想，可以更好的为当今社会的民生建设服务。
【关键词】古代民生思想 十八大 价值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民生”一词最早出现在《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谓“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与民生思想紧密相连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民本思想作为一种执政理念，经历了远古时期的“天本”和殷周时期的“神本”，形成于春秋时期，成熟与战国时期，而后又经过长期的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顶峰。千载以下，民本思想已经成为历代士大夫精英的政治信条，它哺育了一批关心民众疾苦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鼓励着一批先行者前仆后继颠覆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主义统治。纵观这一过程，可以明显看出中国政治文化的进步。在民本思想中包含了丰富的民生思想。
一、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
重视人民在政治生活中固国安邦的地位和作用，是我国上古社会朴素的人文主义传统。早在殷周时期，由于平民暴动时有发生，统治集团中一些比较开明的政论家如箕子、微子、比干等预感到社会的危机，从而怀疑“天命”，提出要尊重人民，统治才能长久的思想，认识到民心即天心，民意即天命，民情即天意。《尚书·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尚书·泰誓》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就是说，统治者只要对民负责就是对天负责，顺乎民心就是顺从天意。周公吸取商王“自绝于天，结怨于民”的灭亡教训，宣扬“以德配天”和“敬德保民”的思想，提出“天命靡常”的观念。
二、先秦时期的主要民生思想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尤为重视对民生问题的探究，诸子的民生思想，内容极其丰富，蕴义极其深刻、观点各异。这里重点阐述孔子、孟子、和老子的主要民生观点。
第一，孔子的重民爱民思想。到春秋时期，由于社会的变革及动荡不安，天命神权的思想更加动摇，产生了重民轻神的思想。而生活于春秋末期的孔子将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整理为一套学说，这套学说以“仁”为核心，意在通过“正名”恢复周“礼”。孔子讲“仁者爱人”，而“仁”又是“礼”的内在依据，“礼”是“仁”的外在表现。他认为：
“人而不仁入礼何”。“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孔子的“仁爱”强调主观的道德修养，是内圣之学。他认为，“仁”的标准是“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他提出实现“仁”的简易方法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和“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其弟子曾参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还说，能够“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则“仁在其中矣”。孔子的“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其特点是伦理和政治相结合，政治伦理化，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后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证实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正名”是实现“礼”的重要途径，他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而“正名”的依据是周礼，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恢复社会的和谐有序的状态。
第二，孟子仁政王道思想。时隔百余年之后，生活于战国中后期的孟子，由于时代不同及学术发展的原因，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从而超越了孔子。孟子深刻阐述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如其言得民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他对梁惠王、齐宣王、腾国公都说过仁者无敌的道理：“乐民之乐民，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时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礼，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现实社会的要求。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者也是孟子政治学说的中心思想。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认为，如果战争对人民有利，可以救民与水火之中，便可以“诛其君，吊其民”。他认为武王伐纣不过“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臣如寇仇”。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而不以势观人的超俗品格。生活于王道即衰的晚周末世的孟子，面对时代提出的课题，以悲天悯人、淑身淑世和博大精深、睿智圆通的理性之思，上承上古社会的重民爱民思想及孔子的仁爱学说，下启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之思，在人类思想史第一次开创了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学说体系，从而将儒家民本思想发挥到了极致。
第三，老子的民生观。老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其民生思想主要体现于《道德经》一书。老子的《道德经》包含着丰富的思想意蕴，而民生思想则是其精髓所在。
老子民生思想的灵魂是“道治”。老子认为，道乃万物之宗，天下之母，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因此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他又指出，道化生万物的过程，是由道生出阴阳二气，二气不断交冲，互相激荡，形成一种万物和谐的状态。老子理想的“道治”求和谐，则需侧重民生，国以民为上，民以生为先，民生乃社会和谐之根本。老子具有强烈的爱民重民情结。他提倡执政者要尚民为先、“爱民治国”。对于执政者如何才能做到尚民为先，老子提出了如下要求：
首先，执政者要有宽广的胸怀，以民为上。“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特别是在处理与百姓的关系上，执政者要打破官本位思想，彻底摒弃“自见”、“自是”、“自伐”、“自矜”的优势心理，“以百姓心为心”，谦逊地对待每一个人。“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老子还主张无差别地对待每个人。他说：“善者善之，不善者亦善之，得善矣。信者信之，不信者亦信之，得信矣。”做到以民为上，人民就会对执政者“乐推而不厌”。
其次，执政者要有“无私”的精神，舍己为民。老子以天地长存为例，指出：“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他认为，天地之所以长久，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为万物利益而生存，而不是为一己私利存活。老子借此暗喻执政者要无私无我，舍己为民。为了百姓的利益，执政者要毫不顾虑个人利害得失与生死存亡，做到“后其身”，“外其身”。只有这样，执政者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从而得以“身先”与“身存”。
再次，执政者要有善良的心态，与民为善。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凡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执政者的善良是合乎“天道”的，正所谓“天之道，利而不害”。执政者要像“天道”一样，想得民心，顺民意，则需“知善之为善”，以善治民。
老子崇尚俭啬，反对奢侈。他把节俭称为三宝之一。他说：“我恒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日慈，二日俭，三日不敢为天下先。”“俭”即“啬”，老子指出：“治人事天，莫若啬。夫唯啬，是以早服。早服是谓重积德。”作为个人要注重修身，广积朴德，“塞其兑，闭其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不要过分地放纵自己的私欲，去追求感官的享乐。他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食、色本是人的生理自然之欲。而音乐亦能调剂人的情感，也是有益的。但是，如果个人一味沉溺其中，则会导致“益生”。“益生”对个人发展极其有害，老子认为，“益生日祥，心使气日强”。个人一旦达到“强”，就会“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可见，过分的纵情，将加速个人生命的提前终结。所以，“俭，故能广”。老子把“俭”视为国家之“深根固柢”。他认为，如果执政者注重节俭，就不会搜刮榨取、残民自肥，国家则会长治久安。他以盛水器注水与刀剑捶打为喻，提醒执政者不要贪求财货。他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他还告诫执政者不要误入歧途，追求奢华。他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可是有些执政者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他们“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居住的“朝甚除”，拥有的“财货有余”。与他们相比，百姓却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田甚芜”，“仓甚虚”。对于这样“非道”的执政者，老子痛斥为“盗竽”，即强盗头子。在老子眼中，英明的执政者要“去奢”，“多言数穷，不若守中。”
老子推崇“无为而治”，他反对执政者任意刑罚，横征暴敛，对百姓施以苛政。他说：“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执政者应体察民情民意，施行慎刑薄赋的政策，以自然和谐之道来治理百姓。
三、汉朝思想家贾谊的民生观
贾谊的民生观主要体现在：“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之所以强调以民为本，是因为他高度重视民心向背的问题，非常珍惜国家统一与社会安定的局面。民生观在贾谊看来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民之为本便体现为这里所说的民意；另一方面，就是强调要用礼义来教化百姓，而不是用法律来约束百姓。贾谊特别强调爱民和富民。他认为，统治者要维护自己的统治，就要得到人民的拥护，而要获得民众的支持，就要施仁政、爱百姓，做到忧民之忧、乐民之乐。只有像汤那样“网开三面”，才能深得人心。相反，如果步纣后尘，背道弃义，与民为仇，结局就极其可悲。贾谊非常重视富民的问题，曾引用周成王的话，强调圣王执政就是要保证民众生活富裕(《修政语下》)。他在《大政上》里主张“与民以福”、“与民以财”，又在《论积贮疏》里指出，“管子日：‘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可以为富安天下”。他认为，以民为本，就是要使民众生活下去，摆脱贫困，富裕起来。只有衣食有余，家给民足，天下才能安定，国家才能强盛。相反，如果民众不富足，就无法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隋唐时期的民生思想
秦汉以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并没有把民本思想排除在官方意识之外。不仅一些儒学思想家、政论家重视民生问题，不少皇帝也公开承认“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理念。这是因为，稍微明智一些的封建统治者都深知人民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而都要把自己打扮成民众的保护者。如果他们公开否定民本思想，就等于抛弃自己的子民，也就会毁坏统治的合法地位。尽管专制主义皇权对民众可以予取予求，残酷剥削和压迫，但是一旦民众奋起反抗，任何煊赫的王朝都可能顷刻瓦解。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的次数之多和规模之大，足以使许多封建统治者引以为戒。唐朝的开国元勋李渊、李世民父子吸取隋朝速亡的教训，感悟到“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并付诸政治实践，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曾经对大臣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又说：“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封建统治者把民众视为邦国之本，把自己和民众的关系比喻为舟和水的关系，希望民众能够安居乐业，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之间能够和睦相处，这并不是一种虚伪的道德说教，而是基于期望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需要。唐太宗还经常引用“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来警戒激励自己和群臣。唐太宗的民生思想，正是反映在他对君民关系的这种认识上，并把它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天予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这又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唐太宗的“民本”思想。
五、明清之际的民生观
晚明清初，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商品经济有了初步发展，社会生活中出现了新兴的市民阶层。这样一些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导致传统的农业——宗法型社会政伦秩序发生了尽管微妙、却具有实质性的异动。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就是汤显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张岱等一大批学者和思想家前仆后继，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既在新的社会时代背景下继承而又超越儒家“民本”传统，并将之作为批判专制君权的利器，又提出具有近代意义的民生观。他们重视手工业、商业的发展，指出工商业和农业一样，都是“民生之本”，应该受到保护和鼓励。
他们的民生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批判君主专制，阐扬“公天下”思想。早期启蒙思想家从儒家原典出发，批 判封建制度化了的儒家思想，提出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封建君主以一己之私为害天下，并且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因而就必须“公其非于学校”，通过“学校”议政，实现公共管理的民主化。
第二，批判封建禁欲论，提倡“欲即天理”。为改善民生，早期启蒙思想家批判“存天 理，灭人欲”的封建伦理，强调个体的自由和自主。他们从反对君主专制进而肯定人们的利益追求，并把市民的利益提到了“天理”的高度。
第三，否定“重农抑商”，提出“复井田”和“工商皆本”。封建土地所有制是传统社会的基础，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就要废除金银，设宝钞库，统一货币，并使其“流转无穷”。
六、古代民生思想的现世价值
通过概况地了解古代思想家的民生思想，可以大致总结出古人的“利民”“惠民”途径：重视农业，发展经济；扶本抑末，开源节流；轻赋薄敛，减轻负担；处理好“君利”与“民利”的关系，不与民争利，通过“民利”实现“君利”，切忌以“君利”牺牲“民利”；确立爱民、保民的仁政理念。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在体察民情、集中民智、顺应民心方面作了重大转变。2002年11月，胡锦涛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生的基础之上。”十七大报告重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尊重
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设。他指出，加强社会建设，必须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必须加快推进社会体制改革。这方面的重要任务包括：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统筹推进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
回顾30多年改革开放历程，不难发现，围绕社会主义民主，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从未停歇。我们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可以说: 现在是新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开放、民意表达最自由的时期。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力，一切依靠群众，坚持走群众路线，是党的优良传统。只有以民心为施政之基，以民智为决策之源，使民意得到最大程度的释放，才能够激发全社会的活力，实现社会的真正和谐稳定。
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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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古代消费思想
去奢从简：中国古代消费观溯源——从孔子、老子消费思想说起
去奢从简：中国古代消费观溯源——从孔子、老子消费思想说起 【作者简介】傅允生 浙江财经学院 杭州 310012 【内容提要】本文从孔子与老子的消费思想入手，对中国传统消费观作了考察。认为：孔子及儒家主张等级消费，体现了封建等级统治的要求；老子及道家提出无为消费，在下层民众中较有影响。同时，两者都倾向于黜奢崇俭，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社会消费的制约。
【英文摘要】This article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Chineseconsuming point of view from the consuming thought of Con Zi andLao Zi.thinking that Con Zi and Confucianism's advocatinghierarchy consuming shows the demand of the ruling class； and the average consuming point of view put forward by Lao Zi andTaoism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among the common folks.Meanwhile both of them incliend to remove luxury and advocatesimplicity.It shows the restriction of the ancientChinese conomy developing level to the social consuming.【关 键 词】消费观/等级制度/无为Consuming View/Hierarchy/Inaction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 F047.3 文献标识码 A
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中，对传统消费观的专题研究似不多见。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古代思想家对消费问题的系统论述较少；另一方面学术界对这方面的问题似缺少关注。其实，中国传统消费思想不但富有特色，而且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本文拟从孔子与老子的消费思想入手，对中国传统消费观的特色及其影响作一历史考察。
一
中国传统消费思想以儒家的等级消费观为主流，其代表人物为孔子。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维护等级制度，提倡道德教化。认为人有名分之分，社会有等级差别，名分、等级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经济利益和消费状况，并由此提出贵贱有序，贫富有差，消费有别的等级消费观。同时，他主张节用、宁俭，强调对消费行为进行必要的道德约束。
孔子消费观的核心是以礼的等级名分来规范社会成员消费观念、消费行为和消费方式的。孔子重礼，认为礼是国家的纲纪，主张“为国以礼”。（注：《论语先进》）礼讲等级名分：“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礼不逆矣。”（注：《左传》宣公十二年．）孔子把其归结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注：《论语为政》．）在其主张的礼制下，社会成员依据各自的血缘宗法关系，形成贵贱有序的社会等级网络。政治上，“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注：《左传》桓公二年．）；经济上，“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注：《国语晋语》．）由此可见，在消费上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层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具有严格的等级差别。从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出发，孔子主张在消费上应该体现出尊卑之别。孔子在抨击鲁国执政季氏时说得明白：“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注：《论语八佾》．）按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八佾系天子的娱乐消费规格，季氏为大夫，只能享用四佾。以大夫的身份僭用八佾，违反了礼的等级消费规范，孔子因而很气愤，对季氏的行为十分不满。在孔子看来，是礼而不是经济条件决定一个人的消费行为：“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注：《论语学而》．）一个人即使富有，他的消费行为同样不能偏离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其消费行为与方式要符合自己的身份。与此相应，孔子对“失礼”的消费行为也不赞成。“于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注：《论语八佾》．）在孔子看来，告祭祖庙时省去一头羊，虽说是节俭之举，但不符合礼的要求，不可取。对等级消费孔子是身体力行。“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后，不可徒行也。‟”（注：《论语先进》．）颜渊与孔子有师生之情，孔鲤与孔子有父子之爱，即便如此，孔子认为他作为“从大夫之后”，按照礼的等级名分规定“不可徒行也”。所以拒绝了颜渊父亲“请子之车以为椁”的要求。同时，孔子亦不赞成厚葬颜渊。“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注：《论语先进》．）杨树达先生按：“孔子丧颜渊若丧子。而门人不从孔子之言，厚葬颜渊，孔子之志不行。故云予不得视犹子，所以责门人也。”（注：《论语疏证先进》．）显然，在孔子看来厚葬额渊不仅是奢俭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违反了礼的等级名分规定。
孔子主张消费行为的“节用”，“宁俭”。“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注：《论语八佾》．）“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注：《论语述而》．）在孔子看来，奢不仅是支出多少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奢会刺激人的消费欲望，使人对自身的消费行为失去道德约束力，从而破坏礼的等级消费规范。而俭虽然不免显得寒伧，但它体现了消费行为的道德约束，因而更符合礼的等级消费规范。从“宁俭”出发，孔子赞成俭朴的消费方式。“衣敝媪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注：《论语子罕》．）孔子对其学生仲由衣着俭朴表示首肯。“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注：《论语子罕》．）俭只是在等级消费规范下适当俭朴些，而不是有失身份的吝啬与寒酸，否则，过犹不及亦不合礼的本意。这一点孔子自己的生活态度与消费方式很能说明问题。
孔子认为对物质财富和生活享受的追求是人的自发欲望，这种欲望及其追求当然不符合礼的等级名分规定。由此，孔子一方面主张确立社会的等级占有与等级消费秩序，对个人的物质欲望和消费行为作必要的强制性规范；另一方面又大力提倡道德约束。“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注：《论语述而》．）把人们的消费行为与道德追求结合在一起，认为合于义，至乎礼，虽苦亦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大力颂扬安贫乐道的“颜回精神”。“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注：《论语雍也》．）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被孔子认为最有仁德。“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注：《论语雍也》．）颜回虽有仁德，但没有爵位，没有官职，因而只能蜇居陋巷，贫苦度日。孔子认为颜回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自觉恪守礼的等级名分规定，处贫贱不求富贵，崇尚安贫乐道的节俭美德。
二
中国传统消费思想中道家的无为消费观占有重要地位，其代表人物为老子。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尊道贵德，提倡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主张小国寡民。从物极必反出发，认为经济发展、财富增长和社会进步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人的物欲膨胀，社会矛盾尖锐，这不利于人的身心和谐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因而，在消费上他主张返朴归真，去奢从俭，提倡清心寡欲，俭朴自持和知足常乐。
老子消费思想的基本特点是无为，即以“道法自然”为依据。老子认为人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生活享受的渴望，是由人的欲望所致。“咎莫潜于欲得”。（注《老子》第四十六章．）有欲即有为，它不符合道的法则。“道泛呵其可左右也，成功遂事而弗名有也，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则恒无欲也，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弗为主，可名于大。是以圣人之能成大也，以其不为大，故能成大。”（注：《老子》第三十四章．）人之所以有物欲又是受了奢侈品的刺激与不良生活方式的影响。“五色使人目盲，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使人行妨，五味使人之口爽，五音使人之耳聋。是以圣人之治也，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注：《老子》第十二章．）所有这些都可使人身心迷乱而耽于追求物质享受，因而“罪莫大于可欲”（注：《老子》第四十六章．）。既如此，要抑制人的物欲自然要消除可欲之物。“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不乱。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业，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使夫知不敢为而已，则无不治矣。”（注：《老子》第三章．）在老子看来，无知、无欲是人顺应自然的体现。“是以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得之货；学不学，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敢取为。”（注：《老子》第六十四章．）
老子反对奢侈的生活方式，他曾说：“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食而资财有余，是谓盗夸。盗夸，非道也。”（注：《老子》第五十三章．）他视奢移的生活方式为强盗行径；而认为俭能长久，奢则否。“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夫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为成事长。今舍其慈，且勇；舍其俭，且广；舍其后，且先，则死矣。”（注：《老子》第二十七章．）此所谓“物或损之而益，益之而损”。（注：《老子》第四十二章．）由此，老子主张处俭去奢，“是以圣人去甚、去大、去奢”；（注：《老子》第二十九章．）提倡俭朴反对浮华，“是以大丈夫居其厚而不居其薄，居其实而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注：《老子》第三十八章．）要求“见素抱朴”。（注：《老子》第十九章．）在老子看来，俭朴的生活符合自然法则，也有益于人的身心健康。
在不欲和俭朴的基础上，老子对如何满足消费需求提出了知足准则：“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忄+替]于欲得。故知足之足，恒足矣。”（注：《老子》第四十六章．）认为满足人消费的标准不在于物品的多少，而在于内心的知足与否，若欲壑难填，那是莫大的祸患，而知足则体现了道的精神。“葆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欲盈，是以能敝而不成。”（注：《老子》第十五章．）认为道不追求充盈而能不竭，就人的消费而言，知足就能“恒足矣”。人的消费需求是以一定的经济条件为基础的，若不知足，聚敛财富，追求奢侈，其结果只会适得其反。“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注：《老子》第四十四章．）贪欲与奢望使人不能正确对待物我关系，而知足使人不追求财富却不贫乏。“圣人无积，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弗争。”（注：《老子》第八十一章．）在他看来，只有知足、不争方可长久。老子所强调的知足是以“实其腹，”，即获取有限的生活必需品，以维持人自身的生存为主要内容的。“小邦寡民，使有十百人之器而勿用，使民重死而远徙。有舟车无所乘之，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乐其俗，安其居，邻邦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注：《老子》第八十章．）“小邦寡民”是老子的理想国，在这近乎原始的封闭的社会里，人们回归自然，虽然清贫简陋，却安居乐业，其乐融融。
三
孔子和老子同处春秋末期，面对动荡与变革的现实，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和作为道家创始人的老子，分别以他们富有个性的思想回应时代的挑战。虽然，孔子与老子的思想并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但是，通过儒家与道家学派的承传，其思想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
就消费观而言，孔子及儒家主张等级消费，即政治地位决定经济利益和消费状况；同时提倡宁俭、节用，强调对消费行为进行道德约束，其社会影响主要表现为：其一，维护社会等级统治制度。孔子所主张的等级制度是以礼的等级名分为依据的，反映的是西周以来的宗法贵族等级统治的要求。秦汉以后实行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虽然两者在性质上不可同日而语，但等级差别是一脉相承的。因而，等级制度并没有随着宗法贵族等级统治的消亡而不复存在，而是被注入封建统治的内涵而继续存在下去。等级消费的一个本质特征就是一个人的消费不是取决于他的经济条件和消费欲望，而是由他的政治地位所决定的。即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就有什么样的消费待遇，官僚、地主、商人、农民概莫能外，衣食住行莫不如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封建社会所实行的抑商政策就包含着对商人及其子弟消费行为的限制。如汉初规定商人及其子弟不得乘车、衣丝。中国封建社会中商人阶层虽然富有，但因社会地位不高，其消费行为常被视为奢靡逾制而遭到斥责甚至于禁止。“昔先王之制，自天于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析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椁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僣大，贱不得逾贵。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注：《汉书货殖传》．）“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宝有度，畜产人徒有数，舟车甲器有禁。生则有轩冕之位，贵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扩袭之度。虽有贤才美体，无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赀，无其禄不敢用其财。”（注：《春秋繁露服制》．）中国古代社会等级消费的主要作用在于规范消费行为，强化封建专制统治，确保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和生活享受。其二，提倡节俭美德，缓解社会矛盾。孔子及儒家并不排斥消费，在一定程度上还讲究消费的享乐性。如孔子自己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注：《论语乡党》．），颇有古代美食家的雅趣。之所以提倡节俭美德，一方面是为了实行道德教化，孔子曾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把道德教化作为主要的施政手段。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西汉董仲舒曾说：“至秦则不然，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卖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注：《汉书食货志》．）“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不但破坏了等级消费制度，而且使老百姓更加贫困，社会矛盾更为尖锐。秦之速亡，这是重要原因。于是，富而奢，为人所不耻；贫而乐，为人所称道，成为中国传统的消费伦理观。中华民族自古就把节俭当作一种美德的传统其思想渊源主要来自孔子及儒家的消费伦理观。它对于抑制统治阶级特别是封建帝王的骄奢淫逸，节制财政支出，减轻税收负担，促进经济发展的缓解社会矛盾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老子及道家主张无为消费，即否定消费的享乐性，提倡清心寡欲，俭朴自持和知足常乐。其社会影响主要表现为：其一：黜奢崇俭，否定消费。与孔子及儒家从调节社会关系出发主张实行等级消费不同，老子及道家更多的是从物我关系出发来认识消费的。认为人应该取法自然，无为处世，不为物惑，去奢从俭。反之，只会导致人心迷失和社会混乱。从而以法自然否定人对于物质与文化生活的追求以及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把人生的价值归之于身心和谐，把消费的作用定位于维持生存的需要上。其影响在道教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其戒律和修炼功夫大多反映出排斥消费需求的倾向，如辟谷就以不食人间烟火为修炼手段和追求目标。可以说中国古代漠视人的消费需求，反对提高生活水平的绝对低消费思想主要来自道家。其二，提倡知足常乐，安于现状。为了抑制人的消费欲望，老子及道家要求以心理上的不欲和观念上的知足来抑制人们自发的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应该说知足常乐不乏生活的哲理，它对于人的身心和谐，对于调节消费需求与消费能力的矛盾有积极意义。但是，它使人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不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老子及道家的消费思想在民间有较大影响，中国老百姓对于穷困生活的惊人承受力以及苦中作乐易于满足的心态，是与老子及道家消费观的影响分不开的。
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及儒家，老子及道家其学术旨趣不同，价值取向各异，但就消费观而言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去奢从俭的倾向。其消费观的不同特色也是在这个基本倾向的前提下体现出来的。应该说这种倾向的形成是与中国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国计民生始终得不到保障有密切关系。面对生活资源的长期短缺和匮乏的局面，为了维持生存，缓解社会矛盾，必然要提倡去奢人从俭。去奢从俭不仅仅是孔子、老子的一孔之见，它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和经济条件在消费问题上的观念反映。当然，历史上统治阶级骄奢淫逸不乏其人，唐代大诗人杜甫因此感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但俭则兴，奢则败是一个更深刻的道理。隋文帝和隋炀帝父子一俭一奢，一兴一亡可谓史之明鉴。无论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还是黎民百姓的生活观念；无论是从治国安邦出发，还是着眼于家庭生计，都普遍认同去奢从俭。去奢从俭成为中国传统消费思想的基本特点，成为历史留给当代中国人的一份遗产，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消费观念，消费心理和消费习惯。
第三篇：古代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启示 陈霞玲(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 要: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点。批判地分析和借鉴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古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启示
作者简介:陈霞玲(1978-),女,甘肃兰州人,西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
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严格来说,我国古代还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现实意义上的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出现得比较晚。然而,教导人们怎样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的道德教育,则是从古就有的。努力挖掘其中的精华,对于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中国古代没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或与此相近的提法,但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专制政权和阶级统治,无不在道德教育和政治统治中灌输、宣传、贯彻对自己有利的思想和做法,从而使得古代中国历史上的道德教育与政治统治密不可分,成为古代中国社会的一大鲜明特点。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对人性的探讨为支点构建道德教育理念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大都注重从人性出发来论述道德,进而探究道德教育的理论根据。对于人性问题的不同认识,决定着政治设计者实现其政治思想的途径。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孔子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认识到人的差别在于“习”的区别,因而强调“习”的重要性。孔子认为,仁是人之为人的最高尚的道德品质。《论语·述而》中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因而,习也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的基本含义是“爱人”。爱人的仁德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1]这是儒家以“修身为本”的教育途径的根源。孟子进一步发展了人性论,为儒家学说增添了浓厚的理论色彩。在《孟子·告子上》中,他指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由此出发还提出了四个善端:“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因此,他仍强调每个人都要从自身修养做起,完善自己的道德。他指出“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3]由于受到外界物质欲望的引诱,不少人丧失了天生的善良本性,只有通过
实施教育,才能恢复人的善良本性。以荀子为代表的性恶论者则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好利的,如果任其发展,一定会发生争斗。“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4]故此,必须重视教育,改变人这种利己的本性,这样才能使社会安定、国家巩固。荀子认为,人的伦理道德观念都不是天生而来的。他说,“凡所贵尧、舜、君子者,能化性,能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然则圣人之于礼义积伪也,亦犹陶埏而生之也。”[4]必须以“善德”去教育和引导他们,改变人们固有的“恶性”,从而养成良好的品行与德性。
董仲舒主张“性三品”论。他把人性分为三类:“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他在《春秋繁露·实性》中指出,“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董仲舒认为,人的本性是“自然之资”,要使它向善的方向发展,必须通过教化。“性待渐于教训而后能为善;善,教训之所以然也”,教化的目的是“举人本”,也就是使人们“各居其所,各安其位”,通过“化民成性”,使受教育者皆知从义而远利,“正其 30道。
(二)以弘扬仁爱精神为核心理念推动道德教育中国传统文化蕴含浓厚的人文精神。也就是 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为主体的文化,以人伦关系为核心的文化。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仁”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理想和价值范畴,是儒家道德规范的最高准则。所谓
“仁”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爱护人,尊重人,礼待人,重视人的价值和主观能动性。孔子认为,“仁者,爱人”,并解释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还说过:“仁者,义之本也。”,“唯仁人能好人,能恶人”。实质上,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其核心仍在于“君子” 的修身和道德修养。孟子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君子成德,可以将仁义礼智的道德善性从人的心中扩充开来,推己及人。孟子主张,政治之道就是为人之道,为人之道就是仁义之道,仁义之道就是先王之道,先王之道就是孝悌之道,孝悌之道则直接来源于“教化”。在中国古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思想家们积极弘扬仁爱精神,并以此来推动道德教育,可以说,“仁”既是一种政治道德观念,又是一种主体人格修养;既是一种审美理念,又是一种社会理想。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仁爱精神塑造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既推动了道德教育的实施,又造就了一代代杰 出的仁人志士。
(三)以造就理想的君子人格为目标检验道德教育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可以说是一部仁人志士追求道德理想的历史,也是他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人格的过程。以儒家为代表的思想家们把造就理想的君子人格视为有德之人基本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为:第一,重义轻利。孔子提出了“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的原则,即是对君子人格提出的修养要求。运用这一理念教化人们,引导人们超脱功利,追求道德仁义。孟子强调“反求诸己”,即多在自己身上查找成功或失败的原因,不断加强主体自身内在的道德自觉性。第二,安贫乐道。安 贫乐道的原则要求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被吓倒,而继续坚持不懈孜孜不改其乐。这是一种幸福快乐的精神境界,也是一种极乐境界。孔子追求“安贫乐道”的境界。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在孔子看来,君子要有志于担当道义,即使处于物质生活的窘迫状态,也丝毫不影响他的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充实。孔子非常欣赏颜回,他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
哉,回也!”[1]孔子赞赏颜回“不耻恶衣恶食”、安贫乐道。其实他是在赞赏那些抱定志向以天下为己任,知其不可而为之,顽强不屈地为实现理想而奋斗的人。第三,坦荡宽容。孔子说:“君子坦荡荡,小人常”[5],“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6],君子总能与人为善,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孟子也主张,君子穷不失义,达不离道,宽而不隘,恭而不慢。第四,自强不息。《易传·乾》中提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句话是说,人立于天地之间,应效法天地以自强不息、生生不已地创造,才能成就人生,推动社会进步。由此看来,历代思想家都倡导以自强不息的 精神加强道德修养,成就君子之道,并以君子人格作为检验道德教育效果的依据。
二、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对我们的启示及借鉴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既显示了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道德观念的精华,也反映了其中包含的缺点和不足,需要我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传统美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它体现着中华民族整体的道德精神风貌,对于我们推进思想政治教育有积极的作用。
(一)弘扬“仁者爱人”的博爱情怀和“舍生取义”的理想人格
儒家提倡“仁者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明确提出“仁者爱人”。所谓“爱人”,就是主张关心、爱护他人。具体而言,就是“推己及人”,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己所不欲,勿施于人”[6];孟子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7]等,都是儒家爱人思想的具体表述。以上这些表述体现了我们祖先在人与人相互关系方面所做的道德思考,对我们民族精神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我们民族的许 多传统美德代代相传,如“尊长爱幼”、“热情好客”、“成人之美”等,都是儒家仁爱思想的积极成果。这些积极成果应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就是要注重唤醒人们的良知、良心,使人际关系和谐、友善,减少冲突,以利于社会安定团结。孟子说:“鱼,我所欲
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31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3]与孔子的“杀身成仁”相同,“舍生取义”就是孟子对理想
人格的集中表述。孟子认为,人树立了这种理想人格,就能“不为苟得”,不避患难,就会保持民族的气节和人格的尊严。运用儒家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优秀传统教育人们,要树立责任意识,能够为正义事业而努力,能为人民、集体利益敢于挺身而出,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二)实施“立志为先”的方法,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目标
立志就是确立目标和理想,使一个人有明确的努力方向。中国古代思想道德教育历来把树立远大志向当作塑造完美人格的前提。孔子认为在思想道德教育过程中,立志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学生激励自己下决心去实现仁德,达到道的最高境界,也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应弃小利,寡物欲,安贫乐道。他曾说:“苟志于仁也,无恶也。”[8]意思是说假如已立志修养仁德了,就不会做坏事了。孟子和孔子一样重视立志,他认为立志,首先是“尚志”,他进而倡导一种立大志、吃大苦、成大业的“大丈夫”精神。他说“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9]这里的“大丈夫”,是具有崇高伟大人格的人,是坚持原则、刚强不屈、胸怀大志的人。孟子关于立志的言论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值得我们珍视和借鉴。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理想、道德情操、道德品质,激励人们树立远大的志向和坚定不移的共产主义信念,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为社 会作出贡献。
(三)知行结合是培养人们良好道德品质的基本要求
一个有道德的人必须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而要有益于人民,就必须体现在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做出自己的贡献就是“行”。如果没有“行”,就不能体现一个人的良好道德品质。事实上,每一种道德规范,本身就是对人的主观行为的某种约束,人们必须依照道德规范去做事,甚至牺牲自己的利益。荀子说过:“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10]他认为“行”是道德修养的最高阶段,如果学习了而不去实践,虽有厚实的道德知识,必然是行不通的。同时,也只有把道德认识付诸实践,才能使道德观念更
加明白清楚。王阳明也主张“知行合一”。这些理论为我们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提供了可贵的思想养料。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一定要继承和发扬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原则,运用理论指导实践,同时又把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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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改善民生的现实价值
改善民生的现实价值 王
涛
(聊城大学 法学院，山东 聊城，252059)目前，中国正处于复杂的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趋势加强，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民生问题 日益凸显，成为社会探讨的焦点问题之一。民生问题是一个事关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民生问题的解决程度决定了社会的进步程度。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解决民生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
一、民生问题内涵诠释所谓民生问题，是指与国民的生计和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等生活必需方面，关系着国家发展与社会和谐。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民生问题一直与国家发展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一直非常重视民众的生计问题，但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文化大革命”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民生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更加重视和关注民生问题，几十年改革开放的进程，可以说就是不断重视民生、改善民生的过程。要特别注意的是，民生问题本身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概念，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社会 的不断发展，民生问题的内涵和外延会不断扩展，解决了原有的民生问题，又会出现新的民生问题。目前，我国的民生问题已经不是老百姓流离失所，吃不饱饭的问题，而是老百姓如何共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在就业、教育、分配、社保、医疗等方面得到更好的待遇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的经济发展应该更加注重民众的利益，维护老百姓的生存，促进老百姓的发展。有学者把民生问题总结为由低到高、呈现出一种递进状态的三个层面的具体内容：民生问题的第一个层面的内容，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生机状态的底线。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存状态问题，即社会要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能够像人那样有尊严地生存下去。民生问题第二个层面的内容，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这一层面上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基本的“生计来源问题”问题，考虑每一个社会成员“要有能力和机会活下去”，即一个社会在满足了社会成员基本生存问题之后，就应考虑社会成员基本的展能力和发展机会问题，以期为民众提供起码的发展平台和发展前景。民生问题第三个层面的内容，主要是指民众基本生存线以上的社会福利状况。这一层面的民生问题主要侧重民众的“生活质量”问题，即当一个社会解决了民众基本生存和基本发展机会、基本能力之后，随着经济发展水准和公共财力的大幅度提升，随着现代制度的全面确立，进一步需要考虑的问题应当是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生活质量得以全面提升的福利
当前的民生问题是我国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最为重要的问题。中国的稳定，中国的发展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生问题解决得如何。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将解决民生问题列为首要的目标，并且开始采取多方面的措施来推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改善民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重点。“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L2]。改善民生对社会、国家、个人都有很重要的现实价值。
二、改善民生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公平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当代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价值追求。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一直把公平正义作为重要的价值目标。2005年 2月 19日胡锦涛同志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坚持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温家宝同志在 2008年 3月 18日答 中外记者问时，明确指出：“如果说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那么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
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对社会公平正义孜孜以求的重大成果，是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的公平正义的含义。改善民生是现阶段我国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最重要途径之一。民生问题事关民众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实践看，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大都与社会公正问题密切相关。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基本实现了小康。在中国的社会物质财富获得了巨大增益的前提下，解决民生问题就成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从具体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不公正问题大多集中在与民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如贫富差距悬殊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因此党和政府只有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才能切实维护好社会的公平正义。改善民生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目前，党和政府提出的很多改善民生的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在教育方面，强调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为促进教育公平，提出了义务教育免收学费杂费，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快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明确了教育事业的公益性等措施；在就业方面，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为了实现就业公平，强调继续实行积极就业政策，并加强全面培训劳动者、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规范和协调劳动关系、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取向；在分配方面，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强调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明确提出初次分配也需要考虑公平问题，再分配要更加突出公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在社会保障方面，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并通过这一制度安排来解除人民的诸种生活后顾之忧、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价值取向；在医疗卫生方面，着眼于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强调要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近年来国家快速推进农村新型合作医疗、积极开展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验，可以预期，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将在近年内得到确立，它将从根本上免除国民疾病医疗的后顾之忧，切断疾病与贫困之间的链条。总之，通过改善民生可以为大量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提供一个基本的保障，提供一个起码的尊严底线，从而消除贫困现象，减小或缓解过大的贫富差距；还可以为每个社会成员广泛地提供最为基本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平台，从而增强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从而，有助于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改革的成果，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充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三、改善民生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秩序稳定秩序是一切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没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比任何专制的危害更烈。美国学者博登海默在其著作中提到：“秩序是指在 自然界与社会进程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 秩序是法治所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因为秩序使社会活动可以认识和预测，为人们社会交往与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并且一切价值的实现都有赖于秩序。“安全、有序、稳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民生问题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人民大众都普遍关心的切身利益问题。解决民生问题，使民众安居乐业、共享太平，能够为政权的稳固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统治者的政治统治只有持久性地获得人民大众的衷心拥护、支持、认可，换取执政合法性和正当性的可靠来源，才能形成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新局面，否则就很难真正跳出黄炎培先生所说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中国历代王朝频繁更迭往往是由于民不聊生，老百姓揭竿而起；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也是无视甚至损害人民的切身利益。事实反复证明，愈是重视民生问题，一个政权就愈巩固，反之，则面临崩溃瓦解的危险。目前，我国经过 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瞻 目的成就，不仅基本解决了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越来越多的城乡居民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是，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及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化，新 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也在不断出现，民生问题 日益凸显。有学者把 目前我国的民生问题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一是收入分配失范与不公带来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二是劳动关系失衡带来的劳动者权益不断受损；三是传统户籍制度下的流动人口和城市固定户籍人口的利益分歧带来的对农民工的歧视现象；四是城乡差距的扩大化和地区差距的扩大化。
这些与民生有关的社会问题正在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的稳定。改善民生的秩序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改善民生有利于党群、干群关系的和谐。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是党和政府赢得民心的重要体现，也是党和政府获得和保持执政合法性的必然要求。要建立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就必须高度关注并不断改善民生，否则，党群、干群关系和谐将会失去前提和基础。改善民生能够为政治合法性的增强提供“民心”支撑，有利于党和政府在人心向背的关键问题上做出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选择。第二，改善民生有利于促成“橄榄型”社会结构的形成。所谓“橄榄型”社会结构，顾名思义如同橄榄——“两头小，中间大”的似球状体，它所表明的是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穷的“两极”很小而中间阶层相当庞大。从全球视域来看，世界上许多的现代化发达国家都是这种结构，当然也正是这种结构铸就了许多国家今 日的发达和辉煌。因为，庞大的中产阶级具有对社会贫富分化较强调节功能和对社会利益冲突较强的缓冲功能。一个社会的理想类型是衣食有余、人人富足、共同富裕，但我们必须默认人的禀赋能力差异和社会对效率的“选择性激励”，所以所谓人间的富穷都必然相对地存在，而正是人际效用比较所体现出的正常差异才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但是，目前中国现实的社会结构离“橄榄型”社会结构的目标还很远。中国现在是一个金字塔型的社会分层结构，很不正常。当前全国居民低收入者以及中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 80％多，中等收入者只占全部居民的 10％ ～15％。这样的社会结构不是健康的结构，不可能形成一种和谐安全的社会局面。
因此，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国社会结构的发展目标应该是橄榄型的结构。重视并改善民生是当前我国促进“橄榄型”结构的形成有效方式。通过改善民生，可以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保证其基本生活水准的持续提升，从而有效保障民众有尊严的生存。在保障民众生存权的基础上，通过保障充分的就业，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维护民众继续发展的权利。通过基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障，为低收入者和中低收入者步人中产阶层提供充分的机会。另外，通过必要的政策和法律制度，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良性互动开辟绿色通道，特别是为弱势群体的发展和创业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第三，改善民生有利于缓解社会分化带来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市场竞争，优胜劣汰，资源重组，加快了社会分化的速度，使一部分人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强势群体的行列，同时也使一部分人沦为弱势群体。作为强势群体，他们或是拥有较多的经济财富，或是拥有定的政治权力，或是拥有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了相当大的社会能量，对整个社会生活开始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多，使他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政府的某些政策。由于他们更多地受到社会的青睐，民生问题的凸显对于强势群体来说较少波及。民生问题最突出地反映在弱势群体身上，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是民生问题凸显的主要原因。在日益攀升的房价面前只能望房兴叹，想拥有一套 自己的相对来说比较理想的住房似乎成为天方夜谭。昂贵的医疗费用，或者把他们拒之医院的大门外，或者使他们从温饱甚至小康重新坠人贫困。就业问题没有保障，使他们失去了职业安全感。社会保障的缺位，使弱势群体的民生问题更加突出。在教育方面，由于教育资源的差异分布，因无法享受公平的教育而影响了素质的提高，在竞争一开始就输在了起跑线上，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变得那样的不容易。弱势群体如果长期缺乏来 自政府和社会的关爱和照顾，会造成他们心里的失衡，可能会在一部分人中间产生“仇富”和“仇视社会”的不正常心态，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改善民生能够有效协调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优化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紧张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安全稳定，从而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和人 民的幸福安康。
四、改善民生有利于人权的保障人权是指人在社会生活中作为“人”的正常生存和发展，所现实享有或者应该享有的获得必要社会条件的权利。人权观念表达了这样一种主张：一个人，仅因他是人，作为人他参与了社会的缔结和构建，不管其社会身份和实际能力如何，应该享有某些权利。这些权利与他作为人的属性和发挥人的作用相伴随，并因此是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在世界范围内，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所有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人权已经成为规范和影响立法、执法和司法运行的基本法则。人们越来越多地以是否符合人权保障为标准来评判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中国发展人权事业的基本立场是：坚持生存权、发展权的首要地位，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同时不断发展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努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2004年我国宪法修正案首次将“人权”概念引入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以宪法为根本依据，中国制定和完善了一系列保障人权的法律制度，人权保障事业不断法律化、制度化。保障人权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基础，决定着社会主义法律的性质。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标志就是要有完备的并能充分保障人权的法律体系。
民生问题主要涉及民众的基本生存和生活状态，以及民众的基本发展机会、基本发展能力和基本权益的状况。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人权的首要方面。改善民生的人权保障价值主要体现在对民众生存权和发展权的维护上，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众生存权的保障方面。所谓生存权，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社会关系中，公民应当享有的、由国家依法保障的使人成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它包含最基本的生命保障权、最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权以及最基本 的文化生 活保 障权三个层 面的 内容。生存权的本质是使人成其为人的最基本权利。没有生存，人类就不可能进行任何活动，没有生存权，人权也无从谈起。改善民生通过社会救济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础性的社会保障制度、义务教育制度、基础性的公共卫生制度、基础性的住房保障制度等等，来保障民众的基本生存权。目前，党和政府正致力于构建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低水平、广覆盖、有实效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开始全面启动，中小学的书本费和学杂费全部免除，扩大低保范围、提高低保标准，等等；在城市，“三险”开始覆盖全部工人包括农民工，陆续偿还对国企老职工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欠账，适当扩大城市的低保范围，适当提高城市的低保标准，以及对于低收入人群进行住房保障的试点，等等。
这些改善民生的措施将有力地推动对广大民众生存权的保障。第二，民众的发展权的保障方面。发展权可以从两层意义上来解释：一方面，发展权是一种集体人权，是发展中国家及其人民享有的一项权利。发展权是在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努力下产生的，其主要目的，是消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差距，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另一方面，发展权也是一项个人权利。1986年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发展机会均等是国家和个人的一项特有权利。《世界人权宣言》提到，每个人都有权享受他的个人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个人发展权是获得平等发展机会、参与、促进和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权利。国家对实现个人发展权负有主要责任．《发展权利宣言》第 8条指出，各国应在国家一级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每个人在获得基本资源、教育、保健服务、住房、就业、收入公平分配等方面机会均等，以实现个人发展权。在这里，发展权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来解释的。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 目的，也是改善民生的最终价值追求。发展权是一项独立的不可为其他人权所取代的基本人权。发展权与其他基本人权一道，对主体的价值和尊严、独立性与自主性以及权威性起着决定性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改善民生通过促进充分就业，进行基本的职业培训，消除歧视问题，提供公平合理的社会流动渠道，保护民众的劳动权、财产权、社会事务参与权等方式，来保障民众的发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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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法家 古代法治 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empirenews.page--]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17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P131、“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P135、“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导的“法治”是“君主专制”。而我们现代法治却是民主的,把法当作权力控制的手段、途径。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这方面,商鞅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调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他说:“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对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罚重,民众就不敢犯法,这样便都不敢做坏事,就使全国的民众就变“善”了,这叫做“不赏善而民善”。其三,轻罪重罚。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认为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这种公然否定罪刑相适应、向人民炫耀暴力、滥施淫威的观点,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法治”与人民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韩非也发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张,认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严刑峻罚面前心惊胆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残酷镇压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与现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1][2]下一页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积极又消极的因素
1、法家的单纯“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针对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家针锋相对,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现代法治却认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它从正面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会受到人们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它从反面制恶制暴,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应该说道德规范是指导人民行为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顾此失彼的。当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确立时期的时代要求,与儒家的“礼治”相比更为积极进取。[!--empirenews.page--]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观点。还提出“刑无等级”这一在执法和适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对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韩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商鞅说:“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来,人性理论和强调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这种民本思想考虑的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很有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绝对比单纯的专制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成操纵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不同于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毕竟是“君权思想”之下的产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如果将民本理解为民主,那么民本就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从而影响法治。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民本思想。现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须运用法律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实现社会普遍的民主。法律保护人民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总之,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的“法治”是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和官吏;“法治”的内涵在于以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实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争”,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专制统治。而现代法治主体是全体人民,客体是各项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生活。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护等等。对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学说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的启动;另一方面要批评它消极的一面,警惕它给我们现代法治建设带来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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