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第一篇：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原文出处】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期号】200203 【内容提要】恩格斯晚年在总结科学发展成果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社会发展的“过程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观以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问题，进行了具体的探讨，提出 了一些新的思想，作出了新论断，生动地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对于 我们今天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价值。

【关 键 词】恩格斯晚年/社会发展/时代价值

一般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失败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是恩格斯思想发展的晚年阶段。但严格地说，恩格斯的晚年阶段是指1883年马克思逝世至1895年恩格斯逝世这12年的 时间。在这一阶段，恩格斯除整理亡友留下的《资本论》手稿外，还写下了《自然辩证 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等重要哲学著作。这些著作 包含了十分丰富的社会发展思想，结合当今时代的发展，重新认识它的价值，对于我们 深刻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科学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乃至认识社会可持续发 展的深层意蕴，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关于“过程论”的思想

《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晚年所写的最后一部哲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明确 地提出了“过程论”的思想。他说：“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 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 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 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1](P244)恩格斯关于“过程 论”思想的这一经典性的表述，是在继承和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 作为发展学说的辩证法思想所作的一个新的说明和概括。它的重要意义在于，不是从抽 象的意义上谈发展，而是具体阐明了发展表现为一个过程，既表现为一个生成和灭亡的 过程，又表现为一个永无止境的前进的过程。这就把关于发展的思想推进了一步。

恩格斯关于“过程论”的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重新发掘和认识它的内在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有着极为重要的启迪作用。

第一，“过程论”的覆盖面是全方位的，世界的一切事物包括社会主义社会以及社会 主义的初级阶段，都处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之中。这就是说，不仅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 过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是一个过程，过程之中有过程，过 程的过程中有过程。例如，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战略，就是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过程再划分为一些小的 过程，我们国家制定的五年或十年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就是在这些小的过程中再划分出 更小的过程。由于每一个过程包括每一个小的过程的具体实际情况不同，各种矛盾处于 不断的变动之中，因此，不仅社会主义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且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一切都要以时间和地点为转移，一切都要从每一个过程 的实际情况出发。

第二，“过程论”或“过程之过程论”告诉我们，过程与过程之间既是连续性的，又 是非连续性的，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根据这一思想，我们在认识不同过程之间 的关系的时候，既要看到它们之间变革和对立的相互冲突，也要认清它们之间继承和同 一的内在联系。例如，我们既要认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间断性和承续性的关系，也要认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长过程中不同小过程之间的变革性和统一性的关系。对 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过去只是片面抽取经典作家论著中的某些个别话语，就简单断定它们之间是一种“彻底决裂”的水火不容的关系，这实质上是违背经典作 家的思想的。马克思在著名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就曾指出：“无论哪一个社 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 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3 3)那么，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赖以产生的“物质存在条件”能不能在旧经济关系的胎胞 里孕育成长呢?过去我们认为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起，在经历了近90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之后，我们终于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不 可能完全脱离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或者说，它需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如私营经 济、民营经济、混合经济以及各种形式的合资经济，更不用说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广为 实行的不具有制度属性的股份制经济形式了。列宁晚年在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中就已初 步认识到这一点。在为纪念十月革命四周年而写的《论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 后的作用》一文中，列宁提出要用“改良主义的”、“逐渐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法” 去改造资本主义的旧的经济关系。他这样写道：“所谓改良主义式的办法，就是不摧毁 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 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只是随着它们活跃的程度能够使它们受到国 家的调节。”[3](P575)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列宁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 新社会的设想，主张摧毁一切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但是，经过了3年军事共产主义的 曲折探索之后，列宁终于认识到对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不能像对待资产阶级的国家 政治机器一样运用革命的方法予以打碎，而应采取改良主义的方法加以改造和利用。我 们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也是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实践之后，才逐渐地认识到了 这一点。

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长过程中各个小的过程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应该加强预测 性的研究。在社会主义的改革实践中，我们已经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 线，正如邓小平提出的，对于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要坚持一百年不动摇。“一百年”是 一个不定数词，意指一个很长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不同小过程之间也有一个变 革和衔接的关系，在各个过程段中，社会矛盾体系的结构因其不断的变动会有所不同，因而改革所面临的工作任务以及所要解决的种种问题也会有所不同，但贯穿在这一长过 程中的基本矛盾及其中心点却不会改变。对于这些，我们都应该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 一基本的观测坐标出发，对之进行更细致、具体和深入的前瞻性研究。

第三，“过程论”还告诉我们，处理好每一过程在总体上的相对平衡是社会发展的基 本条件之一。由于每一过程中的各个矛盾及其矛盾的各个方面都处在不停息的变动和发 展之中，因此，不平衡总是绝对的，而平衡则是相对的。但是，我们决不能由此把不平衡当作我们应该追求的价值目标，而是应该在这种不平衡中寻求总体上的相对的平衡。实际上，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任何处在发展过程之中的有机事物都有一种自组 织的调控能力，使自己处于总体的平衡之中，从而为自身争得继续发展的条件。绝对的 不平衡性是就局部的或发展的趋势而言的，而且这种绝对的不平衡就存在于相对的平衡 之中，而不是自外于平衡的他物，它服从和服务于总的平衡，构成总的“动”的平衡的 一个环节和一个条件。所以，在社会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我们都要注重保持经济和社会 各个方面的总的动态平衡，采取一切措施消除那些有碍于这种总体平衡的消极的不合理 因素。

在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上，我们过去往往以赞美的口吻谈论不平衡，不加分析地肯定 一切不平衡的因素，这是有违辩证法的。平衡是一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 人类追求的目标。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探索经济、政治和文化以及社会各 个方面进行配套改革的总的动态平衡的关系，尽快改变经济体制改革“单面突进”而其 它方面的改革明显滞后的现象，使我们的改革能沿着健康的道路平衡向前发展。

二、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在恩格斯晚年所著的另一部著作《自然辩证法》中，对于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 然的关系，他提出了一个在当时来说具有崭新意义的观点。他说：“我 们不要过分陶醉 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第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 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4](P158)接着，他举了几个典型的实 例加以印证。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他各地的居民，曾经为了得到耕地，把山上的森林都砍光了，但是他们意想不到的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使这些地方因此成 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就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保护的松林，这样一来，他们就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畜牧业的基础给摧毁了，而且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造成洪水泛滥。据此，恩格斯得 出了这样的结论：“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 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 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 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P159)恩格斯指出，这里关键是要“学 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比较近或 比较远的影响”[4](P159)。他强调，人类要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4](P159)，那种把人类和自然、精神和物质、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观点，是一种荒谬的、反自然 的观点。

在我看来，恩格斯的这些论述并不是偶然爆发出的思想火花，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一贯 的思想，也是当时社会实践和科学发展必然要提出的社会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早期 著作中，他们都强调共产主义不仅要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的种种不合理的矛 盾，而且要解决终究是由人类自身造成的人与自然界存在的各种不合理的矛盾。早在18 39年初，青年恩格斯在其《乌培河谷来信》一文中，就以犀利的文笔揭露了乌培河流域 严重的环境污染状况。他这样写道：“这条狭窄的河流，时而徐徐向前蠕动，时而泛起 它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然而它那鲜 红的颜色并不是来自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5 ](P493)当时，青年恩格斯还不可能从人类“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来看待环境污染的 危害，而只是把这些归之于劳动者苦难状况的表现。在恩格斯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与 马克思一起共同创立新世界观理论的过程中，恩格斯与马克思一样，从哲学的高度论证 了未来的新社会所要解决的正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巨大的对立，“即实体和主 体、自然和精神、必然性和自由的对立”[5](P658)。马克 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 稿》中所描述的未来共产主义的情景：“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 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 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 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6](P120)这也正是恩格斯对未来新社会的美好憧憬。

诚然，由于时代的局限，在当时，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不可能从可持续发展思 路提出人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他们只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或者从对未来社会的理性构 想上来论证人与自然界矛盾的解决之道。这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个时代特别是 在其早期，生态危机和环境污染问题还没有形成世界性的难题，它的危害还没有充分暴 露出来，人们普遍陶醉于科学技术和机械工业对自然界改造和征服的胜利之中，这反映 在哲学上就是盲目崇拜知识力量的理性主义占绝对统治地位，自然界自身的生态平衡问 题还处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但是，到了19世纪末，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暴 露出来，这迫使人们逐渐“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 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4](P159)。因而开始认识到从近代以 来在欧洲发生并在理性主义中得到最大发展的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 肉体对立起来的观点的荒谬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条件下，恩格斯提出了重新认识人与 自然界的关系这一新的时代课题。尽管恩格斯在其著述中没有明确地提出“可持续发展 ”的概念，但是，他所论证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要点却是十分深刻的，即使是今天，有 些问题也值得我们进一步加以研究。

第一，统治自然界和服从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在恩格斯看来，人高于或优于其他动物 的地方就在于人能够通过认识而改变自然和支配自然。他说：“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 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 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 [4](P158)人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 运用自然规律。”正因为如此，人是唯一能够统治和支配自然界的存在物，否定了人的 这种能动性的主体地位，把人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物完全等同起来，或者说把人在自然 界的地位降到动物的水平，这是无可奈何的消极逃避的态度，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问 题的关键在于，人类既要认识到自己相对于自然界的主体地位，又要认识到自然界对人 的客观制约性和相互依存性，这就是人的一切“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 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支配决不能超越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所许 可的限 度。因此，人类一方面能够支配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必须服从自然界，而且只有首先服 从自然界，才能最终统治和支配自然界。

第二，实践过程中的异化问题。恩格斯告诫我们，我们之所以不能过分陶醉于对自然 界的胜利，是因为“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在开初的第一步，我们似乎取得了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 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恩格斯在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实践过程中的异化 问题，也就是实践和反实践的问题。在人类改造自然界的一切实践活动中，不管这种活 动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都存在着实践的异化问题。所谓实践的异化，是指人类的生 产实践活动过程本身会产生一种与之相排斥和相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使实践的结果 在给人类带来利益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灾难。这种实践的异化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因为，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因而也就必然会给自然界的生态平衡造成 程度不同的危害，当这种危害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使自然界无法有效消解这种破坏性的 力量时，它就会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发生灾变。当然，人类的生产实践活动并不是每一 次都会引发灾变，但是，实践的异化却是始终与生产劳动相伴随的，只是有些异化尚未 超出自然界的自我调控的限度而没有表现出来而已。对于这种实践的异化，存在主义大 师萨特把它称之为实践的堕性，把实践的异化的活动称之为反实践。在他看来，人的劳 动实践活动带有“实践的—堕性的”二重性，它一方面实现自然的人化，另一方面又实 现人的自然化。自然的人化也即是把外在自然按人的需要加以改造，使之适合于人，这 是外在性的内在化；而人的自然化则是外在物质世界按照其自身的要求和运行轨迹来作 用和消释人的活动及其结果，使之适合于物的自在状况，这是内在性的外在化。显然，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所引致的人的自然化或内在性的外在化，是存在于实践活动过程 中的“反实践”的作用力，而且人的实践活动的力量越大，这种“反实践”的作用力也 就越大。由于“反实践”的这种堕性因素超出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期望范围，因而它往往 造成人所不能预测和控制的异化状况。萨特认为，“实践—堕性”的二重性或实践和反 实践的作用，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它实际上反映了人与物质世界相互否定而又相互依存 的关系，这表明人在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非人的历史。

萨特的上述分析，是在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成为世界性问题的情况下，从哲学的高度 对人的实践过程的异化现象所作的一种思考。在现代，人们往往只知道卢卡奇、萨特、马尔库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的新的异化现象作了批判，殊 不知恩格斯早在19世纪70年代就对这种人的实践 过程的异化作了深刻的分析，并明确地 提出了人“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以及人类“自身和自然界一致”的可持续发 展的观点。今天，重温恩格斯的这些透露着天才睿智的超前思想，对于我们更深层地理 解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三、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思想

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问题亦即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 问题之一，也是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思想的落脚点和在实践中的应用。在这个问题 上，恩格斯的思想经历了一个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发展的过程，因此，研究其晚年的 思想变化，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从广义上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包括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但是，这两个方面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可以综合起来加以研究。在这个问题上 特别突出地表现了恩格斯与时俱进，始终坚持用辩证发展的观点考察问题，敢于修正错 误，善于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新的思想的理论品格，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 家在理论上的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

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都主张暴力革命的道路。1847年10月，恩格斯在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所起草的纲领草案中，就以问答的形式明确提出了暴力革命 的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是最不愿意诉诸武力的，但是，当所有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 都受到暴力的压制时，无产阶级不得不走向革命[7](P239)。在随后与马克思合著的《 共产党宣言》中，“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作为一个根本原 则被提了出来。在该著的结尾，主张暴力革命又作为不同于其他政党的一个特点予以强 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 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7](P307)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恩 格斯都毫无保留地支持了1848年法国工人阶级的起义和1871年巴黎公社起义，这在当时 来说是完全对的，因为工人阶级的这些起义是当时阶级矛盾的必然表现，它不以任何个 人的意志为转移。

对于普选制，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在他们看来，普选制不过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 人民和压迫人民，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不仅对于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国家 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家也是这样。恩格斯在1884年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 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是这样评价普选制的，他说：“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 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8](P169)但是，历史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以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普选制在欧洲一些主 要国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和法国，工人阶级利用普选权获得了很大 的成功。例如，德国从1866年实行普选权开始，社会民主党利用它来壮大自己，使自己 得到了“惊人的成长”。1871年社会民主党所得的选票为102000张，1874年为352000张，1877年为493000张，1890年则跃升到1427000张。至19世纪90年代中期，社会民主党 所获得的选票已近200万张，即超过总票数的四分之一。斗争形势和方式的这种巨大嬗 变，在使恩格斯感到欢欣鼓舞的同时，也促使他不仅对普选制而且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道 路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在1895年初所写的《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 斗争＞一书导言》中，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法国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说：“历史表明 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 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无产阶级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 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1](P510)“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 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 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 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 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1](P512)。与此同时，城市的扩展，军队的增长，铁路交通 的便利，新式武器的采用，这一切使“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 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1](P517-518)。然而，革命并没有被埋葬，无产阶级 借助于资产阶级和平年代发展起来的普选制度这样“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 一件武器”获得了大踏步的发展。因此，恩格斯尊重实践的变化，对过去持怀疑态度的 普选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以德国为例指出：“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 贡献，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 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1](P516)他还借用法国马克思主义纲领中的话来说，选举权“由历来是欺骗的手段变为解 放的手段”。恩格斯具体地阐述了选举权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带来的“千百倍的好处”。他指出，即使选举权没有给我们提供别的好处，只是给我们一把独一无二的尺子，使 我们通过这把尺子能够每三年计算一次自己的力量，从而正确估价自己，清醒认识形势，增强自信心，扩大影响力，并制定正确的行动路线，“即使这是选举权所给予我们的 唯一的好处，那也就非常非常够了。”但实际上，它的好处还要多得多。“在竞选宣传 中，它给了我们到人民还疏远我们的地方去接触群众的独一无二的手段，并迫使一切政 党在全体人民面前回答我们的抨击，维护自己的观点和行动”。此外，它在国会中“给 我们的代表提供了一个讲坛，我们的代表在这个讲坛上可以比在报刊上和集会上更有权 威和更自由得多地向自己在议会中的对手和议会外的群众讲话”[1](P517)。总之，“ 世界历史的讽刺把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我们是„革命者‟、„颠覆者‟，但是我们用合 法手段却比用不合法手段和用颠覆的办法获得的成就要多得多”[1](P524-525)。

那么，恩格斯是不是已放弃暴力革命了呢?从恩格斯后来的通信来看，他并没有完全放 弃暴力革命，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主张同当时德国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倍倍 尔特别是后来第二国际的领导人是有区别的。1895年4月30日恩格斯在致拉法格的信中，对李卜克内西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他写道：“李卜克内西刚刚和我开了一个很妙的玩 笑。他从我给马克思关于1848—1850年的法国的几篇文章写的导言中，摘引了所有能为 他的、无论如何是和平的和反暴力的策略进行辩护的东西。近来，特别是目前柏林正在 准备非常法的时候，他喜欢宣传这个策略。但我谈的这个策略仅仅是针对今天的德国，而且还有重大的附带条件。对于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来说，这个策略就不能整个采 用。就是对德国，明天它也就不适用了。……可惜，李卜克内西看到的只是白或黑，色 调的差别对他来说是不存在的。”[9](P436)这段话再明确不过地表达了恩格斯的思想。这就是说，议会斗争和暴力革命并不是像白与黑那样对立的东西，它们可以相互配合，但这种相互配合的方式必须以实际的形势为转移，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合 理地运用议会内和议会外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没有一个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更没有一个单一的固定不变的斗争方法，无产阶级斗争的方法是多样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道路也是多样的，一切都必须从各个国家和各个民族的具体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书 本上的原则出发。善于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改变斗争的策略，勇于放弃旧的过时的斗争 策略(即使是暴力斗争的方法)，这就是恩格斯的基本思想。

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多样性思想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待俄国革命的问题上。针对俄国革命者提出的能不能利用历史地保留下来的农村“村社制”直接过渡到社会 主义的问题，恩格斯对此作了这样的回答：“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 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 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 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 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 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 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 主义发展的起点。”[7](P251)尽管后来的发展没有如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在俄国发 生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既没有以农村原始的村社制为基础，也没有得到 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回应，但是，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却是发人深省的。它不仅肯定了在 东方落后的小农国家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性，而且天才地预见了像俄国这样的国家如果 没有西方革命的呼应的话，不可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实际上，这一天才的预言被后 来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证实了。十月革命胜利后，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国党曾经想 通过余粮收集制和共产主义的供给制，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但是，正如列宁后来在总 结这一时期的教训时所说的：“我们原来打算(或许更确切些说，我们是没有充分根据 地假定)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 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要经过多年的准 备工作)，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系列过渡阶段。”[3](P571-572)通过“ 一系列过渡阶段”逐渐地、审慎迂回地迈向社会主义，这是所有东方落后国家其民族特 殊性的表现，也是一条被实践所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性的道路。

恩格斯晚年关于各个民族通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性和多样性的思想，特别是他关于 东方落后国家如果没有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持就不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思想，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国与俄国相比，在无产阶级夺取政 权之前，虽然都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但我国的经济更落后，发展更不平衡，国情更复杂。所以，正如列宁晚年所一再告诫的，俄国以外的东方民族，不能照搬俄国 革命和建设的模式，应该善于把俄国革命的基本原则和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结合起来，并把这种特点应用到向共产主义客观发展的过程中去。正是根据这种特点，列宁认为，东方民族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应该更加小心、更加缓慢、更加审慎和采取更加迂回的方式。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国家通过艰难曲折的探索才逐步认识到这一点。原来我们也是以 为，依靠群众的热情和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依靠不断变革社会的生产关系，就能急剧提 高劳动生产率，迅速向共产主义过渡。但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行不通的。这样做不但 不能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反而会束缚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育了我 们，终于使我们认识到在一个落后的小农国家中，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一个十分漫长的 过程，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我们要经历一 系列的过渡阶段。就我国现在的情况而言，社会主义还处在它的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但是，由于其生产力 还处在比较落后的状况，特别是它还未能实现别的国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的工业化 与生产的社会化和现代化，所以，它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就是我国今天最基 本的国情。邓小平同志正是在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经验教 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这一理论大大发展了列宁晚年的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但是，追根溯源，这一理论可以从恩格斯 晚年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中找到它的渊源。

恩格斯晚年关于社会发展的思想蕴含了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在这些内容中，有的 是根据当时科学的发展所作的哲学总结，有的是根据客观情势的变动对无产阶级革命的 策略和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所作的再认识，具有特别宝贵的理论和实践、历史和现实的 价值。可惜，由于过去受“左”的思想的束缚，或者由于历史的局限，我们对恩格斯这 些有价值的思想内容往往认识不足。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这些思想内容都凸现出新的意义。因此，重新解读它并对其作出新的阐释，是我们研究 恩格斯晚年思想一个极有价值的课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第二篇：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时代价值?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时代价值

作者：薛琳

来源：《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5年第02期

【摘要】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建设思想。这一思想对于当前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巩固党内团结、保持先进性与纯洁性、密切党群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批评与自我批评；党性修养；党内团结；纯洁性与先进性；党群关系

【中图分类号】D26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码号】1674—0351（2015）02—0054—05 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毛泽东曾说过：“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1]1096 由于认识能力不同、知识储备以及工作水平的差异，我们难免在工作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关键是我们要从中吸取教训、改正错误。对此，革命导师有深刻认识，恩格斯曾讲：“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2]432列宁指出：“我们要从错误中学习。在这方面，正像在所有其他方面一样，我们说我们要通过自我批评来学会办事。”[3]576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中最革命和最富生机的部分。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他将马列主义政党建设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相结合，提出了具有鲜明中国气派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的建设思想。

一、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毛泽东称赞“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其中第八条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我们党的“圣经”，但是他特别强调：“„圣经‟不是教条，是可以变化的。”[4]414其中的“变化”二字，就是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也要实现这一理论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形成可以追溯到1929年12月召开的“古田会议”，他不仅明确提出“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的论述，更对“批评”这一“武器”的任务进行了规定，他说：“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5]91-92在《矛盾论》中，毛泽东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概念，他从对立统一规律这一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出发，不仅提出“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对于党内的反映”，更从方法论角度强调，“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解决”，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5]306。

在延安整风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吸取了苏区肃反和苏联“大清洗运动”中“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教训之后，特别强调党内斗争要坚持“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原则，秉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达到“团结——批评——团结”。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不仅正确运用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更是使其实现了中国化，他指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的有益格言，正是抵抗各种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的唯一有效的方法。[1]1096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老干部、老党员开始“以功臣自居”，“骄傲自满”起来，各级政府中“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开始显现，甚至出现了贪污腐败、违法乱纪的现象。为“反”掉这些大大损害了共产党的威信的“坏人坏事”[6]266，毛泽东强调各级政府要“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改善党和人民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了消除党政机关的“衙门作风”和领导干部的“官僚习气”，毛泽东提出要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用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指出：“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7]175并强调“批评与自我批评……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 [8]293。

二、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加强党性修养的主要方法。毛泽东指出：“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要在思想上入党，“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1]875。思想入党的过程，就是加强党员自身党性修养的过程。刘少奇认为：所谓党性修养“就是每个党员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去同自己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进行斗争；用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去同自己的各种非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进行斗争；用无产阶级的、人民的、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去同我们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9]121。无论是“思想斗争”，还是“三个斗争”，其核心都是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思想斗争的武器，它可以帮助我们党员弘扬正气，反对邪气，用科学的、正确的、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去同非科学的、错误的、落后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行坚决的斗争。1941年7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明确规定全党要“用自我批评的武器和加强学习的方法，来改造自己使适合于党与革命的需要。”[10]147。延安时期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陈云同志曾强调：“自我批评是共产党员学习的宝贵武器，虚心地接受党的批评是一个党员进步的必要条件。”[11]50

在今天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要改造主观世界，增强全体党员的“免疫力”和“抵抗力”，就必须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解剖思想、检查行为、改正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我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1]935

（二）“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实现党内团结的关键环节。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思想上、政治上的团结是组织团结的保证。“党内批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加党的战斗力的武器。”[5]90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帮助犯错误的同志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觉悟，是实现全党团结统一的前提条件。毛泽东指出：“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12]359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助于党员分清是非、解决问题，增强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进而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

在实际活动中，毛泽东对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和态度进行了规定。关于内容，毛泽东强调：“分析就要批评，批评自己也要批评别人。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13]253，“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他特别强调：“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5]91-92。关于态度，毛泽东表示：自我批评要有“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1]874。对批评别人应采取的态度，他提出：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要“长两只„角‟”，“要有名有姓，哪一个部门，要指出来”，否则“不那样尖锐，不切实刺一下，他就不痛，他就不注意”，[6]406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批评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14] 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查找自身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的根源。民主平等展开对话，有针对性地提出批评意见，通过尖锐而真诚的思想交锋，解决思想问题，打通思想环节，才能实现党内更紧密的团结。

（三）“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锋利武器。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1]1097善意地、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人的缺点和错误，实际上是关心帮助他人的负责任之举。毛泽东对此有着深刻认识，他曾多次表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 [15]1439，“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15]1480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要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党内监督，他指出：“定期召开会议，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一种同志间互相监督，促使党和国家事业迅速进步的好办法。”[16]156党内批评监督是防范腐败的重要手段，“大吼一声”、“猛击一掌”、“拉拉袖子”、“拍拍肩膀”等预防手段，可以教育党员干部，把问题解决在发生之前、发生之初。因此，毛泽东强调：“批评要及时的批评，不要老是爱好事后的批评。”[6]436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把批评和自我批评摆在重要位置”，他向全体党员、干部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对自己的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这就要求全党同志要勇敢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锐利武器，认真地检讨、纠正自己工作中的不足，并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加强我们的党性修养，提高我们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使我们党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和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本色。

（四）“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有效方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关键在于我们党能否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前提就是我们是否具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1929年的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要发动群众来批评我们的红军，“以影响红军的党和红军的官兵”[5]88。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真诚听取群众的批评意见，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减轻了民众负担，并利用为张思德开追悼会的机会，教育全党干部要听得进群众呼声，努力改正错误，他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1]1004-1005在七大上谈到“群众路线”时，刘少奇特别强调领导干部要认真地、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唯此，一般党员和普通群众的“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9]364。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发生了根本变化，针对我们党和党员可能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不仅在建国前夕就告诫我们全体党员要践行“两个务必”，更是在《党章》这部“党法”中特别规定，党“更加需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特别是鼓励和支持党内的自下而上的批评和人民群众对党的批评，禁止压制批评的行为”[17]273。在《八大政治报告稿》上，毛泽东专门写下了批语，“首先是阶级的监督，群众的监督，人民团体的监督”，“我们要加强党内的自我批评和依靠广大劳动人民的监督来克服缺点和错误”，“借助于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批评来克服缺点和错误”[18]402。有些干部的“家长制”、“一言堂”的霸道作风，加之“大跃进”消极后果的不断显现，使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出现了恶化趋势。为扭转这一趋势，全党开展了一次深入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自我批评道：“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针对有些领导干部压制批评声音、打击报复批评者的恶劣倾向，毛泽东更是警告道：老虎屁股摸不得，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十个要失败。他更是号召干部和群众“偏要摸”老虎屁股！[8]296 广大党员干部只有更广泛地倾听群众意见，接受群众监督，自觉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改正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真心接受群众的检验，才真正谈得上是对人民负责任和以人民利益为重。

三、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的现实启示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源于实践、发展于实践，具有着很强的时代性和针对性。但是，毛泽东“批评与自我批评”思想中的某些内容也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有很突出的“斗争”色彩，如何结合时代特点，解决现实问题？本文提出三个切入点。

（一）领导带头自我批评，营造浓厚民主氛围。当前批评与自我批评开展不起来或者开展效果不好，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领导干部不愿意听批评的声音，特别是“一把手”容不下身边“杂音”。陈云曾讲：“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首先应从领导做起，……如果工作出了毛病，作为领导者，自己应首先承担责任。”[11]100有的“一把手”担心因自我批评，而失去政治威信，个人“丢脸”，甚或“丢官”，进而羞于抑或抵制自我批评。看看党的历史，这种想法却是错误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和“七千人大会”上所做的自我批评，不仅没有降低威信，反而赢得了同志们的支持与拥护。邓小平曾指出：“有错误，自己讲，而且讲够，又能倾听别人批评的意见，这就有了主动，就可以使大家心情舒畅。这样做绝不会损害自己的威信，只会提高自己的威信。”[19]309

“批评”与“自我批评”二者不可分割，要让其他同志敢批评自己，关键是“一把手”要有胸怀、能容人。毛泽东曾讲：“让人讲话，天不会塌下来，自己也不会垮台。不让人讲话呢？那就难免有一天要垮台。”[8]310-311胡乔木在总结“延安整风”中批评与自我批评成功的经验时，就提出“必须放手发扬民主，各级领导者应以身作则，作恳切的自我批评，保证下级有完全的批评自由，禁止压制报复”[20]1398。

（二）保障党员政治权利，塑造良好的政党文化。由于批评双方担心“穿小鞋”、“伤和气”、“丢选票”，使批评者不敢批评他人、被批评者也不接受他人的批评，因而党内批评要么开展不起来，要么流于形式。破解这一难题的关键就要是通过制度设计，保障批评双方的权利不受损害，使批评双方敢说真话、能说真话，其关键一环就是要建立相关当事人的回避机制或退出机制，以消除可能引发双方矛盾的外部条件。在保护权利的基础上，还要有相应的激励机制，其目的是通过表扬、鼓励、奖励措施，使批评者能提出有价值、有针对性的批评意见，切实帮助被批评者改正错误。

上述制度不仅可以修炼党员批评别人与自我批评的政治素养，也有助于提高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勇气，进而形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政党文化。有利于养成批评双方的积极心态，使批评者怀有对党的事业、对他人负责的高度责任心，使被批评者养成海纳百川的胸怀和勇于改正错误的决心，以及遵守党内制度的自觉性。

（三）广泛发动群众，通过网络批评监督政府。习近平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欢迎舆论监督，主动接受舆论监督，通过运用舆论监督，改正缺点和错误，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21]551950年4月19日，新中国成立不到200天，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指出：“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22]在今天，网络新媒体快速兴起，新媒体能以最短的时间传播海量资讯，同时它具有传播主体和传播渠道的广泛性和包容性，因而越来越成为民众表达自己意见的平台。网络媒体门槛低、扩散快、形式活。中国共产

龙源期刊网 http://www.xiexiebang.com 党要积极大胆的使用新媒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网络上公开民主生活会信息、党员述职述廉情况和相关问题的整改承诺，通过论坛、微博、微信、“QQ”等网络平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积极发挥新媒体的社会监督作用，展现这一传统优良作风的时代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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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is one of “the three fine style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Mao Zedong adapted Marxist theory on party building to the Chinese conditions and put forth this concept for the Party，s ideological building，which is of distinctiv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t present time this notion is still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strengthening Party spirit of its cadres，consolidating the intra-party unity，keeping its vanguard nature and purity，and maintaining close ties with the masses.Key Words：criticism and self-criticism； Party spirit； intra-party unity； purity and vanguard nature； ties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第三篇：论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论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内容提要：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不仅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处处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为世人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而且还将艰苦奋斗的思想转化成具体的方针、政策，将其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成为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党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面临新的严峻考验的今天，认真研究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及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实践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衰，屡遭侵略而不亡，并且不断发展壮大，凭的就是中华儿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顽强毅力。“我们民族历来有一种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要把它发扬起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赋予其新的内涵，将其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成为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强大精神力量，成为党保持与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一个重要法宝。

一、毛泽东有关艰苦奋斗的思想和实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将艰苦奋斗的思想转化成具体的方针、政策。可以说，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又随着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

（一）井冈山时期主要表现为“坚定信念、节俭清廉、不畏艰难、甘苦与共”。井冈山时期艰苦奋斗作风的形成，直接来源于针对国民党妄图扼杀革命于摇篮之中而必须进行艰苦抗争、不懈奋斗的要求。1927年，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红色根据地。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对井冈山根据地不仅在军事上发动一次又一次围剿，而且在经济上采取严密、残酷的封锁，致使物资供应十分缺乏。“在白色势力的四面包围中，军民日用必需品和现金的缺乏，成了极大的问题。”“有时真是到了极度。”面对如此艰苦恶劣的生活条件和斗争状况，毛泽东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坚持斗争，战胜困难：一方面是从理论上阐述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消除一部分人对革命的悲观失望情绪，坚定革命的意志，充满必胜的信念。另一方面是从物质上实行开源节流措施。首先是大力发展经济，增加财政收入；其次是厉行节约，反对贪污浪费。毛泽东要求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要“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第三是破除旧军队官兵待遇不同的等级制，要求官兵一律平等，同甘共苦。毛泽东由于把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和坚定革命信念紧紧结合起来，从而使“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才使红色根据地由小变大，逐渐形成燎原之势。坚定信念、艰苦奋斗由此成为井冈山精神的鲜明特色。

（二）延安时期主要表现为“自力更生、勤俭朴素、蓬勃向上”。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第一次使用“艰苦奋斗”这一科学概念：“中国共产党以自己艰苦奋斗的经历，以几十万英勇党员和几万英勇干部的流血牺牲，在全民族几万万人中间起了伟大的教育作用。”随着日本侵略者对我敌后抗日根据地连续大规模疯狂的“扫荡”，再加上国民党顽固派的围困和封锁，以及连续几年的严重的自然灾害，致使根据地粮食、衣物、药品等极度缺乏，为此，毛泽东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号召，并和中央领导同志带头参加大生产运动，极大地激励了广大军民的生产热情，有效地克服了困难。毛泽东在根据地倡导勤俭办一切事业，推行精兵简政的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先进人物无私利他的精神和无畏的献身精神，抵制金钱和酒色的引诱，培育出了艰苦奋斗、勤俭朴素、蓬勃向上的精神品质，从而造就了延安“十个没有”的奇迹。大生产运动、精兵简政等把自力更生、勤俭朴素和艰苦奋斗紧密结合起来，使得艰苦奋斗精神进一步得到弘扬和发展，成为延安精神的重要内涵。

（三）西柏坡时期主要表现为“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突出“两个务必”。该时期是中国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向城市的一个历史紧要关头，毛泽东以战略家的眼光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两个“务必”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即把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与艰苦奋斗联系起来，从而丰富了艰苦奋斗的内涵。

（四）新中国成立后主要表现为“勤俭建国，反对奢侈浪费”。新中国成立后，形势十分严峻，百业待兴。可以说，艰苦奋斗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殊的国内外形势下，摆脱困境、恢复经济、巩固政权的唯一选择。毛泽东分析客观情况，把艰苦奋斗的精神拓展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要求全党“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他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创业的精神，用三年时间恢复国民经济、七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任务，为新中国奠定了建设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在这期间，还进行了整党整风、抗美援朝、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方针，毛泽东明确指出：“任何社会主义的经济事业，必须注意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力和设备……节约一切可能节约的人力和物力。”“要使我国富强起来，需要几十年艰苦奋斗的时间，其中包括执行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这样一个勤俭建国的方针。”三年困难时期，面对天灾人祸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严重困难，毛泽东没有悲观、屈服，而是带领全国人民自强不息，与全国人民共渡难关，终于粉碎了各种外来的封锁、干涉和制裁，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由此看来，毛泽东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大力提倡艰苦奋斗精神，而且也十分重视党执政以后能否继续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的问题。勤俭建国、反对奢侈浪费是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具体运用、体现和必然结论，这不仅丰富了艰苦奋斗思想的内涵，而且使之成为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毛泽东艰苦奋斗思想的时代内涵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之所以能够长期坚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仅仅是因为客观上我们面临艰苦的环境，更重要的是主观上在继承、发扬中华民族艰苦奋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时代特色。一是把中华民族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传统美德提升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对中国历史十分熟谙，并善于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经验教训中汲取营养。毛泽东最早把艰苦奋斗确定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特有作风。1937年，毛泽东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作为抗日军政大学的教育方针加以提倡。1938年4月1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共产党也有他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1945年6月，毛泽东把“愚公移山”的历史典故加以改造，通过提倡愚公移山精神，赋予艰苦奋斗以中华民族特色的价值观，鼓舞全体人员“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地位即将发生根本转变之际，毛泽东把艰苦奋斗和谦虚谨慎、不骄不躁一起作为“两个务必”向全党提出来，足见他对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传统和作风的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后，这一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全党得到了大力弘扬和提倡。毛泽东正是在继承艰苦奋斗这个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其加以改造、创新并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为人民、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方向和目标取代了为个人、为少数人奋斗的方向和目标，从而形成了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并经过在革命实践中的弘扬，成为中国共产党人优良的革命传统。二是把艰苦奋斗提升为共产党人应有的政治本色和品格，作为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精神动力和有力保证。毛泽东认为，艰苦奋斗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就不能激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没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也就不能执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所谓的政治方向就是一个政党所要达到的最终理想和奋斗目标。由于中国共产党肩负着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使命，所以毛泽东指出：“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同时，毛泽东还指出，艰苦奋斗不仅仅是生活中过苦日子，它更是一种品格要求，艰苦奋斗本身不是目的，艰苦奋斗是为了实现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追求和目标。今后要是违背了这一条，走到别的道路上去了，就“违背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很明显，毛泽东把艰苦奋斗理解为中国共产党人为国家、民族和人民而奋斗的政治品格。这一认识定位历经革命、建设、改革几个历史时期并没有改变。同时，毛泽东要求全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进程中要始终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使其成为夺取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胜利的精神动力和有力保证。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五年间的艰苦奋斗，挽救新的亡国危险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家财政经济困难，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那就是“只要我们仍然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能在经济战线上迅速地获得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向把艰苦奋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提出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勤俭建国方针。毛泽东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用艰苦奋斗的思想和精神武装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并在这种精神的引领下，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伟大胜利。

三是把艰苦奋斗提升为我们党深入群众、保持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标志。在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艰苦奋斗理念始终与个人主义、享乐主义以及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根本对立，与脱离群众，不关心群众生活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水火不容。毛泽东把艰苦奋斗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与广大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为民谋利益的工作作风。这种作风正是我们党深入群众、保持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标志。早在1934年，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指出:“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中存在有不耐烦和群众在一块作艰苦的斗争，只希望跑到大城市去大吃大喝的个人主义和流寇思想。抗战爆发后，又有一部分党员产生了“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对此，毛泽东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进一步把党同群众的关系比作鱼和水的关系，认为“如果党群关系搞不好，社会主义制度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制度建成了，也不可能巩固。” 在1956年11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还就这一问题回顾历史说：“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这说明，党只有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才能真正构建起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客观基础。四是把艰苦奋斗的精神通过宣传教育提升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虽然是我们党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但仍需要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去认识、了解和发扬光大。因此，一方面，毛泽东提出要对广大党员进行宣传和教育。革命战争年代，即便艰苦的环境本身就是对共产党员必须保持艰苦奋斗作风的最好教育，毛泽东仍然强调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抗战期间，毛泽东多次在中央党校、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对学员们进行艰苦奋斗作风的教育。抗战胜利前夕，他把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列为整风文献，让全党高级干部学习，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加重视在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进行艰苦奋斗的宣传和教育。他要求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要自觉地大兴艰苦奋斗之风，抵制在一些地方蔓延起来的铺张浪费之风，要“认真贯彻执行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另一方面，毛泽东提出要重视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宣传和教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单是广大党员有艰苦奋斗的作风还不够，“要教育全国人民，使他们都不怕困难，而且能克服困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我们以后对工人、农民、士兵、学生都应该宣传艰苦奋斗的精神。”毛泽东还特别要求，学校要大力进行艰苦创业的教育，“教育部应当编写一些课文，专门论述艰苦奋斗的，从小学到大学都要讲。”对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进行宣传和教育时，毛泽东十分注重发挥榜样的作用。毛泽东首先从自己做起，率先垂范。他一生节俭、孜孜以求，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始终保持了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另外，他还为全党树立了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王进喜等榜样，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艰苦创业。同时，毛泽东也抓反面教材。他在战争年代处决了与自己有故交的大贪污犯肖玉璧，建国初将党的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双双枪决，以另一种方式教育广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决不要意志衰退，决不能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

三、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在中国革命和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革命的传家宝。在改革开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面临新的严峻考验的今天，认真研究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及其新的时代内涵，并实践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去，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艰苦奋斗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弘扬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领导全国人民，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凝聚力量，攻坚克难，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在我们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有的人却淡忘、轻视、低估甚至丢弃了艰苦奋斗。事实上，艰苦奋斗精神在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它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原则。对此，邓小平指出：“现在我们搞四化，情况会逐步好起来，但是好起来也要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江泽民指出：“我们党正是靠艰苦奋斗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过去干革命需要艰苦奋斗，今天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样要靠艰苦奋斗。”胡锦涛指出：“现在，我国经济总量扩大了，物质条件比过去改善了，但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体人民的生活还不富裕，国家建设需要办的事情还很多。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方针。即使我国将来进一步发展了，综合国力更强大了，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好传统仍然不能丢。”习近平也指出：“抓改进工作作风，各项工作都很重要，但最根本的是要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能不能坚守艰苦奋斗精神，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兴衰成败的大事。”党的几代领导人的谆谆告诫，音犹在耳，发人深省。他们把艰苦奋斗当作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和基本方针，当作党和国家政府机关密切联系群众、有效抵制和克服各种腐败现象的根本大计。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践行毛泽东艰苦奋斗的思想。第二，艰苦奋斗是激励全国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精神力量。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当前和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大业看，我们过去取得的巨大发展，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未来的事业将是一个时间跨度更漫长、历史任务更艰巨的过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繁重艰巨的建设目标和任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陶醉于已有的成绩而稍有懈怠，没有任何理由固步自封而止步不前，没有任何理由满足现状而不思进取。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激烈的国际竞争给我们带来的严峻挑战，清醒地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风险，不断增强忧患意识，自觉地把毛泽东倡导的艰苦奋斗作风贯穿和体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同时，我们要把艰苦奋斗教育与建立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努力使艰苦奋斗精神成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内核而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第三，艰苦奋斗是拒腐防变，凝聚人心，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当前，我们在党风建设上出现不少的问题，极少数腐化堕落分子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极坏，直接损害了党的伟大形象和威信，损害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能否保持艰苦奋斗的政治本色，事关人心向背，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对此陈云郑重指出：“党风问题是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和面临的严峻挑战，只有更加自觉地坚持弘扬党的艰苦奋斗优良作风，用艰苦奋斗精神来教育全党，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用他们的模范作用来号召人民群众，这对于形成艰苦奋斗的社会新风尚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丢掉了艰苦奋斗的作风，那就必然会脱离群众。牢记党的根本宗旨与始终坚持艰苦奋斗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只有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和革命品格；只有坚持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才能更好地履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确保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第四，艰苦奋斗是在新的起点上实施科学发展、实现“中国梦”的思想保证。党的十八大为中国描绘了一幅通向未来的梦想蓝图。“中国梦”既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梦想，更是人民生活幸福的梦想。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在发展进程中，人口多、人均资源少、环境承载能力较弱，但经济增长却存在着高消耗、低效率和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这些问题严重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立足这个基本国情，我们只有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加大创新力度，才能实现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梦在前方，路在脚下。总书记说：“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实现中国梦是一项充满艰辛和创造的伟大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全党全国人民脚踏实地、开拓创新的艰苦奋斗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所倡导的艰苦奋斗精神正是当前我们所要弘扬的崇高精神。

第四篇：公开恩格斯晚年修正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发展将利大于弊

公开恩格斯晚年修正马克思主义对国家发展将利大于弊

2012-07-16 09:55:50

本人在上篇博文中，殷切期望中央公开发布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三大修正。这是由于近年来，网络信息畅通，查阅了公开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大量资料论述，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思想理念，特向中央提出这个想法，希望这样做，在当今社会科技文化水平日益发达进步的时代，能有助于党和国家的正常发展，有助于中华民族与全球广大民众一起，共同走向和谐的大同世界。

通过1871年巴黎公社斗争的失败，马克思、恩格斯他们都开始反思。到了恩格斯的晚年，1891年，对他们青年时代发表的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三个重大论述，作出的毫无保留的修正，并真诚地告诫其后继的信仰者，要避免再实行他们中、青年时代在《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发表的那些错误观念。特别是1895年，恩格斯临终前，坦诚、毫无保留地承认：“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我们当时所持的观点只是一种幻想”，并指出，“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的暴力革命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陈旧了”。

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近代社会的伟大思想家，经过晚年与时俱进的反思，已经摈弃了通过暴力革命道路，而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所以，如今人们把暴力革命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终极结论，是违背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的。

1918年，恩格斯的知心朋友和同志，俄罗斯共产主义之父——普列汉诺夫临终前，针对俄国以列宁为领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的“十月革命”写的遗言，于1999年公开，让解体后的苏联和巨变后东欧诸国有影响的人士都大为一惊，并从中获得不少教益。

经过近百年前，列宁不顾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的反思，也无视其导师普列汉诺夫的劝告，悍然发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正是这一声炮响，导致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几个欠发达的国家，一举推翻了原有的政权，试图通过“行之有效”的无产阶级专政，迅速进入理想幸福的共产主义社会。

百年来的社会实践一再证明，不论是前苏联的解体，东欧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巨变，中国、越南、古巴的走向开放，朝鲜的继续闭关自守，所有这一切都说明，任何一个政党、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无视客观现实，缺乏与时俱进的科学发展观，即使一朝得势而登上历史舞台，像前苏联一样，只会是暂时的。

本文作者认为，公开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修正，一方面既可以让广大民众得知马克思主义的总体精神实质是实事求是 的，另方面又可以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必须与时俱进。在某些共产党人看来，马克思主义是绝对真理，是不容许修正的，说“这样做将有损于自己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其实，人们只要具有一定的科学头脑，对人类社会有关客观规律的发展稍作分析，就不难理解，任何对客观事物判断的准确性，都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就两千多年前的古代社会而言，不论华夏大地的孔孟之道的中华文化也好，或者说西欧古希腊的爱琴海文明也罢，它们都是当时人类精英给后人留下的理想观念、精神财富，无疑，都对东、西方社会的发展，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继续抱着那些观念不放，显然不合时宜。近代社会，由于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和人文素质的日益提高，西方世界的社会精英率先提出各自的理念，认为人类的未来必须走向民主、自由、平等、富裕的境界，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合作发表的《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所阐明的那些观念，即马克思主义，可谓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代表作。

值得令人深思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经过1871年法国的巴黎公社革命的实践证明，以暴力夺得资产阶级的统治权，其方式不可取，恩格斯临终的前几年，1891年恳切地告诉他的好友普列汉诺夫，及其信仰者，不要重蹈覆辙。可是，1917年，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不顾其仍然在世的导师普列汉诺夫的劝阻，悍然发动俄罗斯的“十月革命”，随后几十年间，导致占全球人口四分之一以上的十多个国家以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实行没完没了 的无产阶级专政。其结果如何，正如恩格斯、普列汉诺夫所预料的，给人类造成直接的、重大的经济和政治损失是自然的。

今天，如果能及时向全民公开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修正，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沿着与时俱进的科学态度，让全人类走向马克思等社会精英所设想的理想的、幸福的、和谐的大同世界，才是正确之举。这样，对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将利大于弊。

第五篇：红旗渠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红旗渠精神及其时代价值

红旗渠精神蕴含着“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敢想敢干,实事求是”、“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精神内涵。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中,我们需要进一步弘扬红旗渠精神,使其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20世纪60年代,地处河南省西北部晋、冀、豫三省交界处的林州市(原林县)人民,在太行山悬崖峭壁上开凿了一条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人工天河”——红旗渠,不仅造就了宏大的水利工程,而且孕育了宝贵的红旗渠精神。今天,在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建设征程中,红旗渠精神仍能焕发出新的时代价值。

一、红旗渠精神及其内涵

自1960年2月开始,林县人民为彻底改变自古水贵如油的状况,经过10年艰苦奋斗,战胜重重困难,逢山凿洞,遇沟架桥,削平了山头1250座,架设了渡槽152座,凿通隧洞211个,修建建筑物12408座,共挖砌土石2225万立方米,修建干、支、斗渠总长1500公里,在太行山腰开凿了一条引浊漳河水入林县的大型水利工程——红旗渠。[1]伴随这一宏伟工程的形成,培育和造就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在这十六个字的背后,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

(一)“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是红旗渠精神的根本。红旗渠和红旗渠精神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的产物。为彻底改变林县父老乡亲恶劣的生存环境,以县委书记杨贵为首的林县县委以改天换地、改变贫困面貌的强烈责任感和事业心,作出修建红旗渠的大胆决定。这既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为了人民修渠,人民自然就会拥护,就会响应;依靠人民修渠,人民就能克服和战胜一切困难,创造人间奇迹。在修渠过程中,林县干部同群众群策群力,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同群众打成了一片。3万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青年民兵冲锋陷阵,参加修筑红旗渠的林县人民达30多万人。在这里,为了人民修渠,依靠人民修渠,党的任务,人民的利益,改造自然,发展生产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最终促成红旗渠的胜利竣工,这是红旗渠成功修建的根本经验。

(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红旗渠精神的核心。红旗渠开工之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林县县委提出“以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扶持为辅”的建渠方针,本着一切克勤克俭的原则,资金不足大家筹,工具不够自己备,没有石灰自己烧,没有水泥自己造,没有炸药自己碾,没有技术自己学,没有房铺住山岩,粮食不够吃野菜,力求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参加修渠工程的干部与群众每人每天只有0.5公斤原粮、1.5公斤蔬菜。[3]据不完全统计,林县人民先后自制炸药1215吨、水泥5170吨,烧制石灰14.5万吨,自制26万个镐头、15万把铁锤。整个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总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资助1025.98万元,仅占总投资的14.94%;县、社、队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总投资的85.06%。[4]林县人民以顽强拼搏的愚公精神,硬是凭着自己的一双手,一副铁肩,一锤锤,一钎钎,一镐镐,修成长达1500多公里的红旗渠,创造了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奇迹,向世人展示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精神。

(三)“敢想敢干,实事求是”是红旗渠精神的灵魂。在资金、物资和粮食严重缺乏条件下,劈开太行山,修建红旗渠,是林县人民从根本上改变干旱缺水状况的大胆创举。林县县委靠着对党和人民的忠诚,面临着压力、指责,甚至受处分的考验,依靠全县干部群众的同心协力,迎难而上。如果没有无私无畏、敢想敢干的雄心壮志,红旗渠既不敢想,也建不成。红旗渠从设想、勘察、决策到修建的整个过程,无不体现了敢想敢干、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敢想敢干来自于实事求是。敢干而不是蛮干,跨省引水、劈山建渠不是异想天开,而是经过反复勘测论证、认真调查摸底后得出的科学结论。另一方面,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敢于突破和超越。红旗渠全长1500公里,要翻越无数道山梁沟坎,没有科学的决策不行;1/8000的落差坡度,没有科学的勘测设计不行;引来浊漳河的水,不造成淤积,没有精细的计算和施工同样也不行,整个红旗渠工程相当于修筑一条宽2米、高3米,连接广州与哈尔滨的“万里长城”。所以说,没有无私无畏、敢想敢干的坚定信念,没有实事求是、灵活机动地调整施工决策,要建成红旗渠是不可能的。

(四)“团结协作,无私奉献”是红旗渠精神的保障。在修建红旗渠过程中,林县广大党员干部,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心甘情愿奉献一切甚至宝贵的生命。广大群众为改变家乡“一穷二白”的面貌,为山区水利建设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终于在1969年7月完成了红旗渠配套工程。十年修渠岁月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模范事迹,参战干部群众不计个人得失,无私奉献,奏响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赞歌。修建拦河大坝时,为了截流,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主体500名突击队员奋不顾身地跳入激流,手挽手、肩并肩,在河道中央筑起了5道人墙,拦住了凶猛的激流,使大坝如期合龙;为了民工的安全,任羊成等12名勇士组成除险队,腰系绳索飞荡在半山腰中艰难排险;元金堂在水利建设中临危不惧,舍己救人,献出宝贵的生命,成为激励林县人民艰苦创业、修建红旗渠的光辉榜样。修渠过程中,吴祖太、李茂德等81位同志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种顾全大局、齐心协力的团结协作精神,不计报酬、不怕牺牲的无私奉献精神,贯穿于整个红旗渠的修建过程。

二、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

红旗渠精神虽然形成于上世纪60年代,但它并未随时光的流逝而过时,在当代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凝聚力。在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征程中,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挖掘红旗渠精神的时代价值,使其在当代放射出更加灿烂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