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列宁晚年的改革思想

第一篇：斯大林与列宁晚年的改革思想

斯大林与列宁晚年的改革思想

马龙闪

2011-3-26 19:17:12 来源：《东欧中亚研究》2001年第4期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列宁晚年思想、活动与斯大林言论行动的对比、分析, 认为列宁晚年同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体制及其改革问题上存在着一系列分歧。列宁在 新经济政策条件下,从党的十大到十一大和晚年著作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党和国家 机构改革的思想和措施,包括党政职能分开,限制个人权力过大,加强监督机制,反对 纯行政手段,实行科学、民主决策,等等。但在列宁病重、出现权力交接危机的形势下, 斯大林以各种借口,巧妙地抵制列宁的思想和主张,在一些问题上甚至逆列宁之道而 行之,结果反而使以党代政更趋严重,个人权力更加集中。从这里可以观察到斯大林 在其当政之初就在政治体制、政治结构上同列宁存在着分野,从此可透视出当时尚处 萌芽状态的斯大林体制的若干特征。

【关键词】 列宁，斯大林，改革，党和国家机构

【作者简介】 马龙闪,194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俄罗斯东欧 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北京 100006)

一

斯大林与列宁,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 系,是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关 系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若干年以前似乎是没 有争议的,某个时期还曾有过一种“两个领袖”的 理论,即把斯大林同列宁的关系描绘得如同恩格 斯和马克思的关系。斯大林也自称,他一生最大的 志愿就是做列宁的“忠实的学生”。20世纪60年代 以后,随着列宁晚期著作的发表,对这种说法打上 了问号。后来,苏联和西方学术界就这个问题发表 了大量文章,其中认为斯大林在一些问题上背离 列宁的观点渐渐多了起来,甚至曾一度占了上风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特别是苏联剧变之后,俄 罗斯和西方一些学者出于否定列宁及社会主义的 目的,又一反过去,开始淡化或抹煞斯大林和列宁 的区别,甚至将他们完全等同起来,把斯大林错误 造成的问题归结到列宁身上。这显然是有违历史 事实的。鉴于这种思想学术动向,在目前弄清斯大 林与列宁、斯大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关系,就成了 一个关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真谛的重大 问题。由于这是一个困难而复杂的课题,要想在一 篇文章抑或一部著作中弄个明白,是不可能的。必 须对它加以分解,从各个侧面、各个问题进行研 究。我们在此只想从列宁后期同斯大林在有关党 和国家体制及改革问题上的分歧着眼,来谈谈这 一问题 只要深入研究一下列宁后期的思想与活动, 并同斯大林的言论行动加以对照,就会发现,列宁 这个时期在党和国家体制及其改革问题上同斯大 林存在着一系列分歧,而这些分歧在列宁和斯大 林的整个分歧中是最关键、最要害的问题之一,因 为从这里不仅可以清楚透视出斯大林对列宁和列 宁思想采取的态度,而且能够从社会主义政治结 构、政治体制或政治模式的角度观察列宁同斯大 林的分歧,并可以从这里进一步审视处于萌芽状 态的斯大林体制

如果仔细、系统地研究一下列宁后期,即从俄 共(布)十大之后到列宁病逝前的言论和著作,就 会发现,关于改善党和国家机构,反对官僚主义, 也就是改革党和国家管理体制的问题,是列宁后 期最关注的重大事情之一。列宁几乎在所有重要 场合的讲话中,都涉及了这一问题。在他与其他领 导人的重要通信中,这也是其中心的话题之一。只 要细心研读这一时期的列宁著作,还会发现,这一 问题是列宁脑子中的主要兴奋点之一。如果再看 一看他病中口授的所有文件,除关于外贸垄断制 那个文件外,可以说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文 件,无一不在实质上涉及了这个问题 那么,列宁在这大量的言论和著作中,有关党 和国家的体制改革都讲了哪些问题呢? 如果把列宁在俄共(布)十大之后,特别是 1922~1923年间有关这方面的言论和思想加以归 纳,可以看出,他主要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1.改善苏维埃国家机关实质上涉及俄国的文 化发展水平问题,特别是整个工人阶级和人民群 众的文化发展水平问题。这需要经过一整个历史 时期的文化发展来解决 2.对于有些党和国家机关以及有关人物手里 集中的过大的权力,应该加以严格地限制和有效 监督 3.应该明确划分党和苏维埃机关的职权,不 要把一切问题都提到政治局和党中央来 4.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应反对“纯行政 手段”,提倡以理服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5.要学会科学地组织劳动,使组织机构科学 化;要让专家学者参与决策,使科学决策法律化, 民主决策制度化 6.要精简机构,反对文牍主义,建立高效廉洁 的政府 7.要精心考察、选拔干部,实行机关工作人员 考试制度,反对官僚主义和拖拉作风,奖勤罚懒, 实行奖励制度 列宁关于党和国家管理体制改革的这一系列 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列 宁之所以在俄共(布)十大之后,特别在其晚年这 样关注党和国家体制问题,是因为国内战争结束 以后,由战争转入和平、由军事共产主义转向新经 济政策时期的客观形势提出了这一要求;这时,党 和国家在体制上存在的问题也开始突现出来。因 此,解决这一问题急迫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俄共(布)十大提出的“向 和平状态”过渡,改变不能适应“新时期”的极端集 中制和战斗命令制,实行工人民主制,以及俄共(布)十一大提出的党和苏维埃职能分开,是列宁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给党的建设规定的两项重大 任务 在俄共(布)十大以后,特别是从1922~1923 年,列宁为贯彻十大、十一大关于组织问题和党的 建设问题的决议,为实现党和国家管理体制的改 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出了十分顽强的 努力 我们知道,斯大林是在俄共(布)十一大之后, 于1922年4月3日举行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上被提名 为总书记的。到1923年4月召开俄共(布)第十二次 代表大会时为止,恰好就任一年,这期间他同时又 是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列宁病后他作为“三 驾马车”之一,与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一起结成 党中央三个最高领导核心。他肩负这样的重任,向 列宁第一次缺席的党代表大会——第十二次代表 大会做了《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据 此,我们很自然、也有理由提出这样的问题:斯大 林是怎样贯彻党的十大和十一大组织路线的?列 宁在这期间,特别是在十一大之后,即1922~1923 年当中,曾经就改革党和国家管理体制问题做了 这样多的指示和建议,那么,斯大林又是如何理解 和贯彻的呢?

原定于1922年12月召开的第十届全俄苏维埃 代表大会,要就党和苏维埃机关职能的划分问题 作出相应决议。负责这一问题的专门委员在其报 告提纲中提出了明确原则:在国内和平条件下,共 产党给自己保留的仅是基本的思想政治领导,而 全部实际工作应由苏维埃担当。但是俄共(布)中 央通过决议,从会议日程上取消了这一议题,只限 定讨论成立苏联的问题。接着在这期间召开的省 委书记和组织部长会议上,决定扩大对苏维埃和 工会负责干部登记分配的范围,直到包括工厂管 理局成员和大型工厂负责人的所有经济管理人员 都要加以登记,并以这种方法实际解决对他们的 选拔和使用问题① 这次会议以后,中央登记分配部部长瑟尔佐 夫在1923年第一期《俄共(布)中央通报》上发表文 章,进一步提出要把登记分配部选拔任命干部的 范围扩大到司法侦察、财经、合作社等机构中去 上述决定和采取的相应举措,没有总书记的 指示是很难想象的 再看看斯大林向党的十二大所做的《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报告》(以下简称《组织报 告》)是怎样直接面对这个问题的。他在该报告第 二部分集中讲了“党和国家机关”问题,并且特意 指出,他是把“报告的这一部分和列宁同志的两篇 著名的文章直接联系起来谈”的②。这里所说的 “两篇著名文章”,是指列宁1923年1月23日口授的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同年3月2日口授的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两文。前一篇文章,注明是 “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后一篇 文章是前一篇文章的继续,它们分别发表于同年1 月25日和3月4日《真理报》。这两篇文章实际上都 是列宁在1922年12月23~26日口授的《给代表大 会的信》,即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的进一 步发挥。加上12月27日口授的《关于赋予国家计划 委员会以立法职能》和12月29日口授的《关于增加 中央委员人数部分的补充意见》——所有这些文 章和文件,集中论述的都是有关党和国家体制的 改革,用列宁自己的话说,是关于对“我们的政治 制度作一系列变动”的问题③ 对所有这些文件的内容,斯大林当时都是清 楚的。包括列宁指令用火漆密封,只有列宁本人或 列宁死后只有克鲁普斯卡娅才有权启封的《给代 表大会的信》(通称“政治遗嘱”),斯大林通过列宁 女秘书莉.福季耶娃,在列宁写信的当晚就探听得 知了④。在向十二大所做的《组织报告》当中,斯大 林之所以只提上述这两篇“著名文章”,是因为它 们在列宁的坚持下立即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他作 为总书记和报告人,是需要对列宁这两篇专讲组 织问题和体制改革的文章做出交代的 那么,让我们看看斯大林是怎样将其报告中 专讲“党和国家机关”的这一部分同列宁的文章和 建议“联系起来”的 斯大林一开头就说:“许多人以为列宁同志在 这两篇文章中所发挥的思想完全是新的。据我看, 这两篇文章中所发挥的思想去年就已经在弗拉基 米尔.伊里奇的脑子转了。你们大概还记得他去年 所做的政治报告。”⑤斯大林在这里说得很婉转, 但仔细推敲其意,无非是在转弯抹角地说,列宁这 两篇文章的思想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这些内容 他在去年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都已讲过了。在这 里,只要将他这番话同他竭力抵制发表《我们怎样 改组工农检察院》一文的情况联系起来,就十分清 楚了 果真列宁这两篇文章没有什么新意,其思想 在去年的政治报告中都讲过了吗? 要弄清这个问题,只要将列宁在十一大的政 治报告同上述两篇文章对照一下,看看他就党和 机构问题是怎么讲的,便可对斯大林的评述作出 回答了 那么,列宁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究竟就这个 问题讲了些什么呢?

列宁一方面对苏维埃国家的阶级性质、阶级 类型,即苏维埃的国家形式做了完全的肯定,他 说:“几百年来,国家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类型建立 的,现在第一次找到了非资产阶段的国家形式。” 因此,他说,“无产阶级类型的国家已经创立”,这 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⑥。但是另一方面,列宁 又把苏维埃国家的阶级类型、国家形式同其具体 的国家机关形式做了区别,因此,他在肯定无产阶 级类型的苏维埃国家形式的同时,又对苏维埃国 家机关采取了严厉的批评态度。他说,“我们的机 关糟透了”,它“实质上是从沙皇和资产阶级那里 拿过来的旧机关”⑦。斯大林没有把上述两者加以 区分,而是将它们混为一谈,笼统地说,苏维埃“国 家机关就其型式来说是正确的”⑧,这就抹杀了列 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批评。

①伊.弗.帕夫洛娃:《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И.В.Павлова:《Сталинизм: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механизма власти》), 新西伯利亚1993年俄文版,第78页

②《斯大林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68 页 ③《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7页 ④《列宁研究》1993年第1辑,第27~28页 ⑤《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8页 ⑥《列宁全集》,第43卷,第106页 ⑦同上书,第43卷,第341页

⑧《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9页。

斯大林把上述二者加以混淆,是有原因的,因为他没有接受列宁的批 评,对国家机关采取的是一种辩护态度。其个中原 因,是他自工农检查院建立之日起就是该机关的 人民委员,他和他所领导的这个监督检查机关在 某种程度上是对整个国家机关的状况负有责任 的。因此,斯大林在《组织报告》中完全回避了列宁 在十一大政治报告和“两篇著名文章”中对国家机 关,特别是对工农人民检查院提出的尖锐批评 非但如此,斯大林在《组织报告》中还明显回 避了列宁在十一大报告中特别重视的党和国家机 构改革问题,即党和苏维埃机关职能分开的问题 仔细研读一下列宁在俄共(布)十一大上所做 的政治报告及其总结发言,就会发现,划分党政职 能问题是列宁讲话中关于机构改革的主要问题 列宁在政治报告中谈到最后一个涉及党和苏维埃 机构问题时,就首先强调指出,“党同苏维埃机构 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即党政不分,以 党代政,“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 决”①。在讲到这个问题时,列宁甚至为此承担责 任,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 的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都 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②在政治报告的总结发 言中,他又就这个问题强调指出,大会“取得了完 全一致的意见:党的机关和苏维埃机关应该划清 职权”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列宁在报告中提出了三 项具体措施:

1.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加强各人民委员 部的工作责任。这就要求大大裁减人民委员会和 劳动国防委员会所属的各种委员会(列宁主张把 总共120个委员会减至16个),使它们直接对事情 负责;同时也要让各部敢于负责,尽量解决它们各 自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不要凡事往上推,把问题先 是提到人民委员会,然后又提到政治局。“应该制 止什么小事都找党中央的做法”④ 2.加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权力和立法职 能,使其常会正常举行 3.提高区域经济会议的威信,“扩大和发挥” 它们的“自主权和职能” 列宁提出这些具体措施,是为了在最高层,即 中央一级加强国家行政机关的职权,将党和苏维 埃机关的职能划分开来。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在第 十一次代表大会《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的决议 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在这个短短的、不到两页的决 议中,有关这个问题就占了4/5的篇幅。⑤可是,斯 大林代表中央委员会在向十二大所做的组织报告 对这个问题竟语焉不详,好像这个问题不存在似 的。人们又会问:这是为什么?不难理解,因为斯大 林当时仅仅拥有党内职位,而没有兼任国家最高 行政职务,所以,当此列宁病危,面临权力交接危 机时刻,斯大林不愿划分党政职权,竭力回避这个 问题是很自然的 那么,列宁在“两篇著名文章”中又是怎样阐 述党和国家体制改革问题的呢?是否如斯大林所 说,这里“发挥的思想”,“在去年所做的政治报告” 中“就已经”谈过了呢?答案是完全否定的。只要仔 细阅读一下列宁这两篇文章,并且把它们同列宁 晚年发表的其他文章和《给代表大会的信》联系起 来加以研究,就会发现,列宁在这里提出了一系列 全新的思想主张 首先,列宁把改革党和国家机构作为一个战 略思想提了出来。在列宁看来,在西欧革命不能很 快爆发的条件下,俄国革命所依靠的基点应该转 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东方国家方面来。用他自 己的话说,世界斗争的结局,社会主义的最终胜 利,归根到底取决于“俄国、印度、中国等构成世界 人口的绝大多数”⑥。为了使苏维埃政权能得以坚 持到东方与西方“发生下次军事冲突”,即世界革 命的总爆发,俄共“应该采取这样的策略:为了保 住我国的工人政权,为了保持工人政权在我国小 农和极小农中间的威望和对他们的领导,我们必 须极其谨慎小心”,也就是说,必须建立一个能够 代表工农利益的、具有严格监督机制的、善于自律 的政府,这个政府应是高效能的、能克服官僚主义 弊病的、善于厉行节约的和廉洁的⑦ 这就需要改革国家机关,对“实质上是从旧制 度继承下来的”“旧机关”加以改造⑧，那么,怎样进行这一改造呢? 列宁在这里抓住了改善、改革党和国家机关的牛耳:加强监督机制。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110页 ②同上书,第111页 ③同上书,第118页 ④同上书,第111~112页

⑤《苏共中央决议汇编》,第二分册,人民出版社1956年 版,第150~152页 ⑥《列宁全集》,第43卷,第391页 ⑦同上书

⑧同上书,第391、341页

具体地说,就是把工农检查院作为“改善机关的工具”,将它“改造成真正的 模范机关”① 为此,列宁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 一个“以特殊方式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为基础的” 改组工农检查院的“计划”和“建议”②。其基本内 容是:由党代表大会选出与中央委员会平行的中 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应扩大至75~100 人;中央监委委员应经过严格的资格审查,由党代 表大会从优秀工人农民中选举出来,享有与中央 委员—样的权利,他们应有一定数量的人作为一 个“紧密的集体”,出席每次政治局会议,应该“不 顾情面”,“注意不让任何人的威信,不管是总书记 记,还是其他某个中央委员的威信,来妨碍他们提 出质询,检查文件,以至做到绝对了解情况并使各 项事务严格按照规定办事”③;同时,要把扩大的 中央监察委员会同改组后的工农检查院的基本部 分结合起来,对国家机构行使监督和检查职能。改 组后的工农检查院应精减到300~400人,它仍由 人民委员和部务委员会领导,其职员一方面要在 工农检查院其他委员和增派来的中央监察委员的 领导下做秘书性的工作,另一方面,他们应是“高 度熟练,经过特别审查、非常可靠的人”,应能履行 对一切国家机关的检查职能。因此,工农检查院 “应能确定我们整个国家机关的面貌”④ 列宁反复强调,要建立这样高水平的监督检 查机关,最重要的是提高其工作人员的文化素质, 使他们的工作“确实符合现代科学的水平”。为此, 列宁要求对破例委派为工农检查院职员的公职人 员进行有关国家机关基本理论、管理科学和办文 制度等等基础知识的考试 列宁在周密筹划这一监督机制的同时,在《给 代表大会的信》等文件中,还向十二大提出了两项 建议:1.将中央委员会扩大到50~100人,以加强 中央的“稳定性”并“防止分裂”;2.“赋予国家计划 委员会以立法职能”⑤ 列宁上述主张和建议尽管存在着操作上的难 度,其有效性也有待检验,但其实质是强化监督检 查力度,加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委的权力,限制 个人权力,倡导科学管理,赋予科学决策以法律效 力。这个改革方向无论如何是十分正确的 列宁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防止分裂的建议, 也是以以往正常程序选举党代表大会代表、以正 常方式选举中央委员会为前提的。如果确能坚持 以前的做法,按列宁建议以扩大中央委员会来防 止分裂,的确可为一种有效方式。但日后的事实表 明,自党的十二大开始,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并 未按这样的正常程序进行,而是按照书记处指示, 主要由委派的省委书记物色出来的。这样一来,由 省委书记遵照“指示”,挑选党代会代表,再由这些 代表选举出中央委员会,这便打上了深刻的人际 关系烙印。这当然达不到列宁原来预想的目的 列宁之所以主张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 职能,是同他一贯尊重科学决策,防范按唯意志论 和纯行政手段管理国家的主张相联系的。国家计 划委员会是一个内行荟萃、专家和科技界人士云 集的机关,正全面发展成为一个专家委员会,而其 领导人又是在知识技术方面具有丰富经验和高度 科学修养的专家。对于这样一个机构,列宁说,“行 政管理实质上应当是辅助性的”;以其具有科学机 关的权威来看,它“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因此,要赋予它的决定以“立法的性质”,责成 国家有关机构执行⑥。在计划经济所允许条件下, 为最大限度地防范唯意志论,列宁这一主张是有 重大意义的 应当特别提出,列宁是一贯反对“纯行政手 段”的。他针对“某些能够对国家事务的方针起决 定性影响的”领导人夸大行政手段的做法,指出: “在一定的地点和一定的时间,行政这一方面是必 需的,但是不应该把它同科学修养方面、同掌握广 泛的实际情况、同吸收人才的能力等等混为一 谈。”⑦列宁认为,夸大“行政手段”是“有害的”。他 说,“国家机关领导人应具有吸收人才的高超能 力,具有检查他们的工作的相当丰富的科学知识 这是基本的方面。不然,工作就做不好。”⑧ ①《列宁全集》,第43卷,第380页 ②同上书,第373页 ③同上书,第377页 ④同上书,第337页 ⑤同上书,第383页 ⑥同上书,第347页 ⑦同上书,第346页 ⑧同上书,第345页

列宁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的主张,同他提出加强全俄执行委员会立法权的思 想是一致的。把这些主张同他关于严格监督机制、党政职能分开和提高国家机构威信,使其敢于负 责的思想联系起来,可以看作是列宁在一党制条 件下,对采取科学民主决策,建立立法、监督、行政 等权力机制的一种顽强不懈的探索 列宁在其最后生涯所写的这两篇文章中,有 关党和国家体制改革的思想和主张,同其在党的 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提出的有关改善国家机构的思 想相比,是大大前进了一步,是有新的深刻内容 的。这些新思想可概括为:1.集中提出了一党制下 的监督机制问题;2.提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家 立法、监督和行政机关职能的划分问题;3.把以前 称之为“改善国家机关”的提法提高到了“变动” “政治制度”的高度。从这一提法的变更上,可以看 出列宁赋予这一系列建议以更加深刻、更加广泛 的内涵。然而,斯大林却不愿意看到列宁这些建议 所包含的新内容,说什么,“这些思想列宁同志在 去年就已经发挥了,只是在今年他才运用这些思 想制定了一套严格制度来改组中央监察委员会和 工农检查院”①。这种说法,显然是不符合列宁思 想的 二

为什么斯大林会与事实相违,对列宁有关体 制改革的指示和建议采取这种态度呢?对此,我们 应该联系当时列宁病重、出现权力交接危机的形 势,联系他同列宁关系中的一些因素,从更深的层 次上去探寻原因。我们知道,列宁在1922年12月23 ~26日写了《给代表大会的信》,开门见山地提出 改革“政治制度”问题。其中心是扩大中央委员会, 加强稳定,防止分裂;指出“分裂的危险”在于斯大 林与托洛茨基的矛盾。认为斯大林“当了总书记, 掌握了无限的权力”,对“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 地使用这一权力”没有把握;还指出,斯大林作为 总书记有着“不可容忍的”“粗暴”,“建议同志们仔 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职位上调开”②。在这 里,列宁明确提出要撤换斯大林总书记的职务。可 以说,这个“遗嘱”对斯大林是很不利的。斯大林马 上了解到了这种情况。从各方面判断,斯大林对此 是耿耿于怀的。因此,他对列宁有碍总书记权力地 位的改革主张采取了一系列对策 首先,掩盖机关的问题,想方设法为机关辩 护,这是斯大林对列宁机构改革指示的主要做法 之一。凡是对列宁革命后的言论和著作稍为熟悉 一点的人都知道,列宁对苏维埃国家机关的批评 是很多很多的,有时甚至还十分尖锐,自1921年以 后,列宁已不限于一般批评苏维埃国家机关,而是 转向对工农检查院的批评,到1922年12月以后甚 至批评党内机关的官僚主义。对此,斯大林都是清 楚的。他身为工农检查院人民委员,对工农检查院 的工作,对整个国家机关的状况,后来作为总书记 对党的机关,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他很 少谈及国家机关的不佳状况,更没有就工农检查 院的工作做过自我批评,而是采取各种方法为国 家机关辩护。党的机关对他更加敏感,简直是不可 触碰的领地 斯大林对列宁体制改革主张的做法之二,是 对列宁的思想做了十分巧妙的歪曲。列宁晚期对 党和国家体制改革提出的一系列主张,内涵相当 广泛,意义也相当深刻。但斯大林将其全部内容仅 仅归结为“挑选工作人员”,而且按照斯大林的说 法,“挑选”的仅仅是“能够理解我们的指示并且能 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人”,并把他们安置在“我们” 所需要的“工作岗位上”③。联系斯大林当时在机 关工作问题上的活动,大多是围绕着巩固总书记 的权力地位展开的,他这种做法的用意就相当清 楚的了 那么,斯大林是通过什么办法,来“挑选”这种 既“能够理解指示”,又“能够忠实地执行指示”的 人呢?

对此,斯大林在《组织报告》中作了毫不含糊 的说明,就是:“扩大中央和地方的登记分配机 关”④。我们知道,中央和地方的登记分配机关是 直属于中央书记处的,也就是说,是由总书记直接 管辖的。那么,请看斯大林是怎样“扩大”登记分配 机关的 在俄共(布)十二大之前,中央书记处下属的登记分配部原是同组织指导部分开的。

①《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69页 ②《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9~340页 ③《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1页 ④同上书,第172页

1922年斯大林就任总书记不久,就指示刚刚到任的卡冈诺 维奇紧急改组了直属于书记处的组织指导部。以前的组织指导部权限并不很大,经过改组以后,它 有权监督、检查党的各级组织并能向它们发布指 示,也有权系统地制定和协调党的法规条令,同时 也有合法权力监督所有党中央机关执行书记处的 干部问题决定。与此同时,登记分配部的权力也大 大扩充了。先前,登记分配部的职责只限于“动员” 广大干部和工农分子到前线或各地方去,后来就 扩大权限,变成了向各省委和县委委派书记和主 要干部。而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登记分配部的工作 权限,还不能仅仅“限于省委员会和县委员会”,还 “必须毫不例外地包括一切管理部门和党赖以掌 握我们的经济机关并实现自己的领导的全体工业 指挥人员”①。这就是说,登记分配部不仅把委派 干部的范围限制在党内,而且也扩大到了一切苏 维埃机关和经济机关。1923年,组织指导部和登记 分配部合并,取名组织分配部,由卡冈诺维奇出任 部长。有史料表明,仅从1922年4月至1923年3月一 年间,就做出了4750项重大任命②,这就把卡冈诺 维奇领导的这个部变成了负责党和苏维埃各部门 干部的总分配机关,由它一手掌握了干部的选拔 和任命大权 斯大林对列宁政治体制改革建议的对策之 三,是对列宁关于党和苏维埃机关职权分开的指 示非但不予理睬,反而反其道而行之 前面已经提到,列宁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在 改革党和国家机关问题上列为首位的就是党政分 开,并且提出了具体措施。十一大根据列宁政治报 告做出的决议《关于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就此写 道:“党在保持对苏维埃国家的全部政策实行总的 领导和指导的同时,应当明确得多地把党的日常 工作和苏维埃的工作、党的机构和苏维埃的机构 划分开来。”③但是,根据斯大林向十二大做的《组 织报告》精神制定的十二大《关于组织问题》的决 议,关于党政分开问题却是这样说的:“党机关和 国家机关实行分工„„当然是必要的,但决不能 丝毫损害党的领导作用”;接着下文马上强调指 出,要求党“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领导国家机关 和经济机关”④。从这两个决议的行文和措辞可以 明显看出,它们强调的侧面和着重点是不同的。十 一大决议所强调的,是党在“政策上”对国家实行 “总的领导和指导”;而十二大决议所强调的却是 要党“实际领导国家机关和经济机关”,而对党的 日常工作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党的机构和苏维 埃机构的划分问题,却只字未提,并且以有所针对 的论战的口吻说:分工“当然”是要的,“但决不能” 如何如何„„一个“当然”,紧接着一个“但”,把两 个决议的不同处说得清清楚楚。十一大决议讲得 十分明确,党政机构“有步骤的划分”,是为了“保 证苏维埃机关更有计划地讨论和解决属于经济性 质的问题”⑤,十二大决议却恰好相反,明确规定 要“实际领导”“经济机关”;此外,它还规定,要对 “国家机关”进行“实际领导”,而并不是按十一大 决议所规定的,要“使党在必要的程度上把精力集 中于党的基本工作上,即对一切负责教育和组织 工人群众的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⑥。这 一切,同十一大决议和列宁十一大报告精神显然 是背道而驰的 不仅如此,在斯大林的《组织报告》和十二大 相应的决议中,从规定的具体措施看,在加强党的 领导的名义下,明显地强化了以党代政的倾向。这 表现在,中央书记处通过组织分配部不仅分配、任 命省委和县委领导干部,而且“选拔苏维埃机关 的、其中包括经济机关和其他机关的领导人员”, 并把这一做法规定为“党的例行任务”。而实现这 一任务所“依靠”的措施保证,则是对“苏维埃、经 济、合作社和工会组织的领导人员和负责工作人 员”,“全面规定”以“登记和选拔制度”。⑦ 这里所说的“全面的”“登记和选拔制度”,通 过这个时期形成的全面“任命制”和官职等级名录 制度得到了具体贯彻。1923年7月12日中央组织局 通过了《关于任命办法》的决议。决议不仅规定对 党内领导干部,而且对苏维埃机关、经济管理机关 和社会团体的领导人实行全面的任命,这就是所 谓的全面“任命制”。在这一“任命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修订,这期间又逐渐形成了官职等级名录制度。这项制度实际上是按照统一规定的标准格 式,对由中央最高层、中央组织分配部、中央各部 门和地方组织部门任命的干部进行登录,并以此 为依据实行选拔、任命,分级加以严格管理的一种任命制度。“

①《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72页

②《俄共(布)中央通报》(ИзвестияЦКРКП(Б)),1923年 第3期(总第51期),第39~40页

③《苏共决议汇编》,第2分册,第151页 ④同上,第299页 ⑤同上,第151页 ⑥同上 ⑦同上。

“官职等级名录”依管理级别的不同,分 为第1号、第2号和第3号三种等级登录表册:第1号 名录,登记的仅是依据中央决议任命的最高领导 层职务名单;第2号载入的是经由中央组织分配部 任命的领导人名单;凡没有进入第1号、第2号名录 的其他干部,必须按照中央组织分配部规定的统 一格式,由各部门国家机构登记造册,这就是第3 号名录,即部门官职等级名录 1925年11月16日,中央组织局又通过决议,责 成所有省委、边疆区委和各民族共和国党中央, “以中央的官职等级名录为指导”,“着手制订各自 地方机关的官职等级名录”①。这样,从中央到地 方,官职等级名录制度便普遍建立了起来 按照上述4个等级的官职名录任命的干部范 围,不仅包括各级党的干部,还包括各级国家机 关、经济管理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干部。十二大之 后,由组织指导部和登记分配部合并而成的组织 分配部,进一步从机构和职权上得到了扩大和加 强。这样,这个部就变成了登录、任命、管理各级党 政和社会团体领导干部的最高机关 这样,总书记通过中央书记处,具体经由主管 组织工作的中央书记莫洛托夫和组织分配部部长 卡冈诺维奇之手,经过组织分配的最高机关—— 中央组织分配部,牢牢控制住了党和国家的全部 人事任免权,全面监督着第1、2号官职等级任命表 册,同时也经常注视着第3号名录的变动,这就一 手把握了整个权力的“枢纽”和杠杆,形成了党政 合一的高度集中的干部管理机制。这种党政合一 的干部管理机制,为以后整个党政合一的政治体 制奠定了基础 由党的机关任命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关 的干部,起初曾引起国家行政和业务部门的强烈 不满,因为党的机关大多只注重出身和政治品质 的考核,并不太注重考察干部的业务能力,因而任 命的干部往往不符合业务工作的需要。这种由党 的机关代替苏维埃机关任命行政业务干部的做 法,显然不符合党政机关职能划分原则,何况全面 的、由上而下的任命制也同俄共(布)十大提出的 党内工人民主制相违背。然而,斯大林为在强化党 的机关及其权力,特别是在强化中央书记处从而 也是强化总书记个人权力时,是并不介意于违背 党的十大、十一大决议和列宁指示的 斯大林抵制列宁指示的做法之四,是没有认 真改组工农检查院,没有加强监督和检察机制。列 宁关于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及其权力,关于改组 工农检查院,以及关于加强对党政机关监督、检察 力度的一系列建议和指示,集中体现在《我们怎样 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这两篇 文章之中。列宁要公开发表这两篇文章,斯大林起 初是竭力阻挠的。一是当1923年1月25日在《真理 报》发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时,删掉 了有关监督总书记和中央委员的一段关键文 字②;二是在文章见报第三天,即1月27日,中央书 记处就通过当时的组织指导部向各省委下达了一 封由斯大林签署的绝密信,指示各地方对列宁该 文不要赋予实际意义③。在列宁尚且清醒、尚能理 事之时,斯大林就对列宁采取了这种态度,更遑论 列宁在1923年3月病重之后了!所以,当这年3月10 日列宁病重失语以后,斯大林在十二大的《组织报 告》中没有认真对待列宁在这两篇著名文章中提 出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

(责任编辑 常 玢)①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和研究中心档案馆(РЦХИ— ⅡНИ),第17库,第69卷宗,第136分卷,第167页

②伊.弗.帕夫洛娃:《斯大林主义:权力机制的形成》,新 西伯利亚1993年俄文版,第157~158页

第二篇：列宁党建思想与启示

列宁党建思想与启示

2014-07-29 10:34 来源： 人民论坛 作者： 闫 银

【摘要】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列宁的党建思想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利于我们对无产阶级执政党如何建设党、如何执政等问题进行总结，同时为加强和改进党的自身建设、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有益帮助。

【关键词】列宁 党建工作 执政党 启示

【中图分类号】F091.9【文献标识码】A

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在列宁的领导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布尔什维克党的阶级性质及其取得政权的方式和资产阶级政党相比完全不同，因此，在布尔什维克党执政后如何进行党的建设方面，世界上并无先例可供借鉴。为此，如何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建设成能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促进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执政党，始终是列宁关注的重大问题。列宁对如何加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并形成了丰富的理论与经验，对当前我国推进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

列宁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

列宁党建思想的理论渊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学说。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党建学说，统称为马克思党建学说，其对无产阶级政党理论进行了深刻而科学的阐述。马克思党建学说论述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必要性，同时论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标准、建设方式，这些理论学说为列宁党建思想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理论渊源。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注重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理论学说和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同时通过实践丰富和发展党建理论学说，使理论和实践之间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列宁的党建思想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党建理论和实践之间相互结合的思想，主张在具体实践中丰富党的建设理论。

普列汉诺夫的党建学说。列宁曾经跟随普列汉诺夫反对俄国民粹主义思想，普列汉诺夫作为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者，对列宁革命思想的形成尤其是党建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普列汉诺夫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视为两个完全不同层次的社会形态，按照其党建学说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相比较而言，具有更高的要求和更多的优势，基于这样的信念，普列汉诺夫成为俄国最早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公开宣扬的政治家，并成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创始者之一，他创建了“劳动解放社”，通过各种措施尝试开展无产阶级政党建设，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俄国民粹主义的错误之处进行了揭露批判，这些都对列宁的党建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比如，普列汉诺夫主张在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并要求“学会理解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对列宁以经济为首要任务的认识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在谈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指出：“历史上真正重大事变和人物所以重大，旨在他们是社会机构和经济条件发展的符号和象征。”①这些观点主张，是普列汉诺夫

学说的精华，被列宁的党建学说所吸收，认为执政党的建设需要符合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

卢森堡的党建学说。卢森堡是德国共产党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同时还是国际共产主义的杰出战士、重要活动家，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卢森堡的党建主张总是立足于现实，反复强调党内民主的极端重要性，反复强调党要紧密联系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主张，这些无疑都是正确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当然，卢森堡的党建学说也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其虽然能够准确认识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但在实践中过于低估了党的组织功能，始终没有将党建问题放在首要位置，从而使党建学说不够系统、不够全面。从这些方面来看，列宁和卢森堡的观点主张是完全不同的。列宁的伟大之处在于，除了向那些和自己的政见相同或者相似的同志学习之外，还非常善于向那些和自己的政见完全相反的人学习，和他们在争辩的过程中汲取营养完善自身的理论主张。卢森堡的许多理论主张虽然和列宁的完全相反，但是列宁却吸取了卢森堡党建学说中的有益部分，比如吸取了卢森堡党建思想中高度重视民众作用、强调密切联系群众等方面的学说，卢森堡党建学说中的有益部分成为列宁党建思想重要理论渊源。

列宁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党建思想集中体现在其著作和具体的党建实践中，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执政党要加强对国家的领导。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其执政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执政党工作的开展成效而发生改变，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可能逐步提升，也有可能逐步降低，并且在执政党和其他政党的地位发生改变之时，执政党的地位也会产生“微妙”变化。由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世界上第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政权的建立使国家关系发生了改变。面对这些改变，列宁认真思考了如何改变党的领导方式、领导理念和领导任务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等问题，并进行了相应的政策实践。

十月革命之后，俄共（布）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不少人对党在政治上的领导地位等认识问题产生了动摇，“民主集中派”、“工人反对派”等提出了反党的观点和口号，其目的是取消党的领导。列宁对这些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了严肃批判，并始终坚持：“党是直接执政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者。”②他进而认为，执政党的首要任务就是领导国家的各项经济建设，同时加强对国家政权的领导，这是保卫革命胜利果实的现实需要。不仅如此，列宁认为执政党还需要加强对其他政党的领导，使各党派能够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执政党要加强对工会组织的领导，使执政党拥有最为广泛的民众根基；此外，执政党必须采取措施克服社会民众在文化上的惰性，建立全新的文化形态。

执政党要加强思想理论建设。马克思确立了“从思想上建党”的重要原则，并成为马克思建党学说的重要内容。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对于如何“从思想上建党”的问题，他认为，要高度注重理论的创新，反对理论的僵化和缺乏活力。对此，他提出了自己鲜明的具有实践性的主张，认为必须将理论转变为实践，通过实践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同时通过实践对理论中的缺陷和

问题进行不断的修正。由此可见，列宁是以较为灵活的实践观点对待理论问题的。在俄国革命过程中，列宁并没有僵化不变地直接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俄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而是将其和俄国的社会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了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列宁主张通过创办党建理论刊物的方式，以及通过收集、翻译和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方式，推进马克思主义教育，并对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交流，促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同时，他还高度重视在全党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资产阶级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揭露批判，高度重视全党在思想上的团结，高度重视通过加强学习的方式提高全党的思想理论水平。

执政党要加强组织建设。切实加强组织建设，是列宁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列宁十分注重加强党内民主建设，要求党的组织和党员依据党章和党的其他相关规定，以民主的形式和程序，参与、决定和管理党内事务。列宁始终坚持认为，实现人民民主、坚持和巩固人民民主的前提保障是党内民主。为了保障党内民主，列宁认为必须加强执政党的组织建设。具体而言，要完善党的组织结构，实行“中央集权、合理分工”，建立最高领导机关机构体系，设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设下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其中，党的中央政治局、组织局、书记处分别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组织机构和负责日常事务的机构。在注重党的机构组织体系的顶层设计的同时，亦十分重视党的基层组织体系建构，要求全党必须加强基层组织工作。列宁还在相关决议中对党支部的建设问题作出了专门规定，要求省委、县委切实加强党支部建设。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列宁还强调通过党的专门机构负责开展全面而有力的监督工作，将这个专门机构开展的全面而有力的工作作为切实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组织保障。按照列宁的要求，俄国共产党成立了“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成为无产阶级执政党史上第一个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针对俄共（布）在执政后出现了多个派别，对党的执政活动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的实际，列宁主张取消党内的派别，禁止任何形式的派别活动，切实加强了党的统一。此外，对提高党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保持党的纯洁性、确定详细具体的组织原则等方面，列宁提出了明确主张，构成了列宁党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执政党要加强作风建设。列宁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观点和主张。首先，列宁认为必须保持执政党的民主作风，以此防止执政党在长期执政之后形成“独断”而非“民主”的作风，“独断”作风和民众的期待与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关于党如何保持和弘扬民主作风的问题，列宁认为必须实行集体领导体制，并且从党的中央到地方均须设置专门的执行集体领导的组织机构，在集体领导体制上进行设计。强调通过依靠集体的经验和智慧解决问题，保证党的领导的正确性。针对党长期执政之后可能独断专行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实际，列宁主张实行党内监督制约，在列宁的主张下，俄共（布）自1920年开始设置了党内的监察机关，赋予监察机关较大权限和较大的独立性，不断提升其威信。在强化作风建设方面，列宁提出了十分鲜明的主张：“党内的一切事务是由全体党员直接或者通过代表，在一律平等和毫无例外的条件下来处理的。”③对执政党如何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列宁提出，要将执政党密切同群众的联系作为党的作风建设的主要内容，保持党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坚定不移地反对官僚主义。除此之外，列宁还主张普遍实行选举制，主张实行党务公开制度等，这些主张构成了列宁党建思想的主要内容。

列宁党建思想对我国执政党建设的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新中国成立后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诸多的问题和困难。以党建促经济社会建设方面，我党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逐步发展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列宁党建思想的内涵极其丰富，涵盖了执政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队伍建设的方方面面，认真学习探究列宁执政党建设的实现主张，对当前推进我党的执政能力、提升执政党建设的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

一是始终坚持党内民主促进执政党组织建设。我党在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化过程中，面临比以前更多的决策问题。通过多年的努力，我党的组织能力、执政水平得到了较大程度提高，党在国家经济社会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决策权力、组织和执行权力，对国家重大方针的决策能够产生重大影响；党的政策对国家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亦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如按照“党管干部”的原则对党政领导干部实施管理，掌握舆论宣传的方向等等，这都说明我党作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列宁党建思想告诉我们，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之后，通过长期的执政可能放松警惕，可能形成独断专行的作风，党组织的领导干部可能形成“一言堂”，听不进他人的意见建议。

列宁党建思想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党内民主，通过发挥党内民主集中党员的智慧和力量解决执政过程中面临的各项困难和挑战。同时，要将党内民主作为更好地实现和巩固人民民主的前提保障，要求以科学化的决策机制保障党内民主，促使决策上的失误和偏差能够得到及时纠正。

二是始终坚持联系群众促进执政党作风建设。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是列宁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新时期借鉴列宁党建思想为我国执政党建设服务，应该发扬我党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与此同时切实加强思想作风建设、学风建设、工作作风建设、领导作风建设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贯彻群众路线和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具有紧密联系，是否能够贯彻群众路线是党的作风好坏的标准。保持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工作作风的核心问题、关键问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注重向人民群众学习。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成为我党的“三大作风”。

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战争的时期，我党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并且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拥护下才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从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在执政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的路线，在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支持下取得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胜利，有效推进了我国各项事业取得新业绩。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只有继续坚持党紧密联系群众的传统，将人民群众作为我党各项事业建设的胜利之本、力量源泉，才能更好地克服新的历史征程中的一个又一个困难和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顺利实现。

三是始终坚持监督制约促进执政党廉政建设。列宁始终强调和主张必须坚持党内监督制约，以更好地防止党的权力被滥用，包括被各级党组织滥用和被党的少数负责人滥用，在列宁的主张下俄共（布）成立了监察委员会，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执政党党内监督的首个专门机构，列宁关于这个机构开展工作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以及其他如何强化内部监督制约的论述，对开展党内监督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当前，我党已有60多年的执政经验，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我党极少数领导干部产生了不思进取、贪图享乐等不良风气，甚至极少数党的领导干部走上了贪污腐败的违法犯罪道路，受到了法律的惩罚。党的高层已经充分认识到我党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少数腐败分子，党员总数在急剧增长的同时，极少数不符合党员要求的人员混入到了党的队伍当中。为此，十八大以来我党切实加大了反腐倡廉的力度，同时在部分地区积极探索不合格党员退出机制，党员队伍素质不断提升。我们借鉴列宁党建经验推进执政党建设，就必须切实健全完善党内监督机制体系，同时将党内监督和党外监督有机结合，进一步健全完善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

【注释】

①［俄］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著作选集》（第2卷），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

②《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3页。③《列宁全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49页。

第三篇：列宁法制反腐败思想初探

列宁法制反腐败思想初探

【原文出处】学术论坛

【原刊地名】南宁

【原刊期号】20067

【原刊页号】6～9

【分 类 号】A1

【分 类 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611

【作 者】张国安

【作者简介】张国安，华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泉州 362021

【内容提要】依靠法制反腐败思想是列宁反腐倡廉思想的核心内容。它包括惩治腐败要依靠法制，要有法可依，要从严执法，要建设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要加强法制教育，要完善法律监督等。研究列宁法制反腐败的理论和实践，对于推动我国当前反腐败斗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 键 词】列宁/法制/惩治腐败/党的建设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5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列宁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列宁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5]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6]列宁全集：第3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8]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9]列宁全集：第6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10]列宁全集：第3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1]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2]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13]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4]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5]列宁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列宁法制反腐败思想是一个内容丰富、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惩治腐败要依靠法制

列宁认为，在俄共(布)党内和苏维埃国家机关中出现的诸如铺张浪费、贪污受贿、追求特权、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是苏维埃国家机关身上的一种“脓疮”，是无产阶级政党面临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它严重地侵蚀着党的肌体，危害着国家政权的性质，妨碍苏维埃国家经济建设。他说：“如果说有什么东西会把我们毁掉的话，那就是这个。”[1](P300)“如果不进行有步骤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机构，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的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2](P376)在这里，列宁从保持党的政治地位、巩固苏维埃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宏伟事业的战略高度，把腐败问题看成是关系到苏维埃政权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重大问题。正是从这个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列宁阐述了依靠法制反腐败的重要思想。

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不久，针对俄共(布)党内和苏维埃政府内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列宁指出：“必须雷厉风行地立即提出一项法令草案，规定对行贿受贿者(受贿、行贿、为行贿受贿拉线搭桥或有诸如此类行为者)应判处不少于10年的徒

刑，外加强迫劳动10年。”[3](P138)在新经济政策实施后，有些党员干部经不起考验，腐化堕落甚至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对此，苏维埃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工作问题的指令》，指示司法人民委员部要“狠抓两件事”：一是要让人民法院“严格监督私营工商业者的活动，既不允许对他们的活动做任何限制，又要让他们始终不渝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有半点偏离都要严加惩处”；二是“要让人民法院加倍注意对官僚主义的拖拉作风和经济工作上的指挥失当进行司法追究”[4](P361-362)。由此可见，列宁是主张依靠法律的执行来惩治政府部门的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的。

列宁依靠法制反腐败的思想，首先，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论断。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确保苏维埃政权的人民性，防止国家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社会主人，列宁和俄共(布)非常注重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加强清正廉洁教育，消除升官发财思想。俄共(布)“八大”还专门制定了对党员进行教育的提纲，“十大”、“十一大”都把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作为主要议程，并制定了相关决议。然而效果并不理想，各种腐败现象反而愈演愈烈，“不仅在我们苏维埃机关里有，而且在我们党的机关里也有”[5](P386)。对此，列宁并没有消极悲观、张皇失措，而是在冷静地分析了腐败现象赖以产生的根源的基础上，提出了依靠法制反腐败的思想，并在很大程度上付诸了实践。其次，他对法制在反腐败斗争中的作用作充分肯定。列宁指出：“法令，这是号召群众实际行动的指令……法令的作用在于使倾听苏维埃政权意见的那成百、成千、成百万的人学会采取步骤。”“假使我们拒绝用法令指明道路，那我们就会是社会主义的叛徒。”[6](P188)列宁把法律、法令看作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式，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保证，当然也是严惩各种腐败现象的法律武器。依靠法制预防和惩治腐败是列宁晚年反复强调的一贯主张。

二、惩治腐败要有法可依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及时提出了党和国家机关要向依法治国的方向转变，他指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象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7](P299-300)他要求党和国家机关都要“加强法制……为法制而斗争”[4](P498)。由此可见，依法治国是列宁法治思想的关键内容。

依法反腐败的根本前提在于制订反腐败法律，做到有法可依。因此，列宁高度重视反腐败的立法工作，认为要防止和消除各种腐败现象，就必须加快立法进程，把各种防范和治理腐败现象的措施“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并且定为法规”[8](P184)。根据列宁的建议，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惩办受贿的法令》，其中规定：“在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担任国家职务或社会职务的人员……利用进行其职权范围内的活动或协助进行其它部门公职人员职权内的活动而犯有受贿罪者，应判处不少于5年的徒刑，服刑期间强迫劳动(并没收其全部财产)。”[9](P227)1918年，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革命法制的决定》，其中第1条就规定：“法制应当加强(或得到最严格的遵守)，因为俄罗斯联邦法律的基本原则已经确定。”[10](P130)此后，在列宁的领导下，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腐败现象的法律和法令，如《关于贿赂行为》《关于消灭拖拉现象》的法令等。仅在1919年至1923年出版的《俄罗斯联邦法令汇编》中，就收入了相关法令16个。1922年《苏俄刑法典》有关“职务上的犯罪”一章中，也明文规定：凡公职人员滥用职权、逾越职权、玩忽职守、贻误工作、损害政权机关的威信、侵犯公民权益、贪污受贿、伪造文件、泄露机密等，视其情节轻重，给予免职处分或判处一定的徒刑。上述法律法规为严厉打击各种腐败行为，加强廉政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三、惩治腐败要从严执法

在领导苏维埃政权建设的7年中，列宁十分重视同各种腐败行为和犯罪行为作斗争，号召人民群众同这些腐败分子和违法犯罪分子“开战”。“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11](P207)。1918年，当列宁得知莫斯科革命法庭轻判了莫斯科侦察委员会4名犯有贪污和受贿罪的工作人员后，不禁拍案而起，立即致函俄共(布)中央：“我请求把审判贪污案件(1918年5月2日)的党员开除出党的问题列入议程，因为他们对案情属实，本人供认不讳的受贿者只判了半年监禁。不枪毙这样的受贿者，而判以轻得令人发笑的刑罚，这对共产党员和革命者来说是可耻的行为。”[8](P263)在列宁的坚持和催促下，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重审了这个案子，结果有3名被告各被判处了10年徒刑。

不仅如此，列宁还主张，在腐败行为相同的情况下，对共产党员的惩治应加倍严厉，坚决禁止对党员干部重罪轻罚、袒护包庇的现象发生。列宁强调指出：“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应比对非党人员加倍严厉，这同样是起码常识。”[4](P426)1922年春，针对莫斯科苏维埃中央房产局营私舞弊案，列宁愤然写道：“莫斯科委员会(包括捷连斯基同志)事实上包庇应该绞死的犯罪的共产党员，已经不是头一回了。这样做说起来是由于犯了„错误‟，但是这个„错误‟的危险性极大。”他建议，马上“宣布给包庇共产党员(包庇的方式是成立特别委员会)的莫斯科委员会以严重警告处分；向各省委重申，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员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通告司法人民委员部(抄送各省党委)，法庭对共产党员的惩处必须严于非党员。凡不执行此项规定的人民审判员和司法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应予撤销职务”。他还特别强调：“执政党竟包庇„自己的‟坏蛋！真是可耻和荒唐到了极点。”[5](P53-54)

从严惩治腐败，既是贯彻执行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也充分体现了列宁和俄共(布)执政初期坚决惩治腐败现象的决心和力量。然而，列宁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破坏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使得政治权力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导致了“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和“以权压法”等腐败现象的蔓延，最终导致了亡党亡国的悲剧。

四、惩治腐败要建设司法机关和司法队伍

列宁深知，要同占据党政机关要职的腐败分子作斗争，是一项非常复杂、非常困难和非常艰巨的任务，如果没有一个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没有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的司法队伍，就不足以肩负起运用法律武器惩治腐败的重任。因此，列宁非常重视苏维埃司法机关的改进和司法队伍的建设工作。

列宁认为，反腐败的法律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司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能否独立行使司法权和依法办事。为此，列宁提出了司法独立的思想。他主张法院应该依法独立地对腐败分子进行审判，党组织不应干预。对腐败分子只能“提交法庭审理”，对祸国殃民的严重的腐败分子要“就地审判，立即枪决”[2](P222)，坚决反对党组织庇护党内的腐败分子。1921年6月16日，俄共(布)中央未经列宁同意公布了一个《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侦查机关相互关系》的通告信，其中第4条和第5条的内容分别是：司法机关必须将待审的共产党员交由党委委托的人员保释；党委必须在向它介绍案情后三天内就案件的实质作出结论。这实际上就是使党委的决定成为党对法庭的指示并预先决定法庭的审判结果，从而否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列宁得知此事后十分不安，指出第4条和第5条“依我看是有害的”，“对共产党员更要追究法律责任”[4](P267-268)。接着列宁和中央政治局责成司法人民委员部按照党员因一般刑事案件交法庭审判时应加重判刑和“消除任何利用执政党地位得以从轻处理的可能性”的精神，对通告信进行全面修改。列宁还多次强调要正确处理党和司法机关的关系，主张党的机关和共产党员要带头支持司法机关独立审判，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地行使其职权而不受任何机关和个人的干涉。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党对人民审判员和革命法庭成员施加影响，以改进审判工作和加紧惩治”[4](P425)；而司法机关则“不仅要认真对待我们共产主义法律的条文，而且要认真对待它的精神，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我们的法律，——这些就应当是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方面的基本准则”[4](P428)。显而易见，在列宁看来，党组织干预司法机关的工作，必将严重影响对腐败分子的审判。

为了提高惩治腐败的执法水准，列宁还十分重视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司法队伍。他主张：首先必须纯洁司法队伍，将那些混进司法队伍的人清除出去。他说：“我很希望我们能从党内赶走10万到20万混进来的人，他们不仅不会同拖拉作风和贪污受贿行为作斗争，而且妨碍同这些现象作斗争。”[4](P197)同时，列宁认为应该“从共产党员中间物色一些处理拖拉问题有经验的精明的„专家‟，两三个也行，但必须是比较严厉、办事比较果断的人”[1](P1-2)，把他们充实到司法队伍中去。此外，司法队伍还应该吸收一批受过“充分的法学教育，能够抵制一切纯地方影响的可靠的共产党员”[5](P196)，切实加强依法审判腐败分子的力量。列宁认为，只有集中到最优秀的司法人才，即“具有真正现代素质的人才”，“同西欧优秀人才相比并不逊色的人才”[5](P378)，才能形成一支懂法、守法和忠于人民利益的优质的司法队伍，才能保证反腐败法律的全面准确的实施，从而更有效地治理国家。

五、惩治腐败要加强法制教育

反腐败立法为防范和打击各种腐败行为提供了充分的法律根据。然而，这些法律和法令的执行和遵守却很糟糕，“不仅农民不会利用，就连相当多的共产党员也不会利用苏维埃的法律去同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作斗争，或者去同贪污受贿这种道地的俄国现象作斗争”[4](P197)。个中原因在于广大工农群众的法制观念十分薄弱，一些党员干部的特权意识严重，工作上主观随意性很大，而这正是腐败现象赖以滋长和蔓延的主观原因。有鉴于此，列宁认为，必须加强法制教育，把法律武器交给广大干部群众，使他们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同各种腐败行为进行斗争。对此，列宁提出了以下主张：

1.大力宣传新法制，增强全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针对俄国经济文化落后、民主和法制传统缺乏的状况，列宁强调不能只是创立新法制，还要大力宣传新法制，在全民中开展法制教育，从而使人人都养成遵法、守法和护法的良好习惯和自觉性，并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同各种腐败行为作斗争。1918年，全俄苏维埃第六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确切遵守法律》的决议，要求共和国的全体公民，都要严格遵守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法律和中央政权机关过去和现在所颁布的决议、条例和命令，明确指出了所有的人包括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要严格遵守法律。1918年苏维埃宪法颁布后，列宁十分重视宪法的宣传工作，他说：“我们尽力帮助每个民族得到独立自由的发展，帮助它们多出版、多发行本民族语言的书报，我们还翻译和宣传我们的苏维埃宪法。”[12](P108)

2.消除特权思想，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俄共(布)执政后不久，列宁就指出：“让党员享有优先权是一种弊端，因为这样做，骗子就会混进党内来。同志们，我们无论现在和将来都要同这种现象作斗争。”[6](P15)为了严禁党员以权谋私、以权压法，列宁特别强调，共产党员特别是党员干部更应当模范遵守法律，依法办事，把自己的一切活动置于国家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共产党员没有超越国家法律之上的任何特权。对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违法犯罪，必须追究查办，依法予以严惩，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列宁说，法律“如果不认真地执行，很可能完全变成儿戏而得到完全相反的结果”[12](P365)。

3.依法公开审判腐败分子，通过法制实践对广大干部群众进行法制教育。列宁认为，司法机关对腐败分子的审判应该公开，尤其是要选择那些“比较引人注目”的案件进行公开审判。之所以如此，就在于要“使每次审判都成为有政治影响的事件”[1](P1)，从而对广大干部群众产生巨大的教育作用。列宁认为，对腐败分子进行公开审判“具有特殊意义”，“它的社会影响，与不公之于众而由党中央少数人私下了结可恶的拖拉作风的可恶案件的愚蠢做法相比，不是要大一千倍吗”[1](P149)？

六、惩治腐败要完善法律监督

列宁深刻地认识到，要防止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仅仅依靠对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事后的制裁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系列法律监督制度，使之成为“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到处通行的”活动，以便从制度上堵塞腐败现象赖以滋生和蔓延的漏洞。因此，列宁十分重视法律监督的作用，并从全局的高度对如何完善法律监督，防止腐败，作了多方面的论述。

1.建立和强化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使它成为一道任何腐败分子无法逾越的防线。列宁认为，国家“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强制人们遵守权利准则的机构，权利也就等于零”[13](P95)。因此，列宁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文章中，把法律监督机关的建设摆在非常突出的位置上。在谈及工农检查院的建设时，列宁指出：“我们应当把作为改善我们机关的工具的工农检查院改造成真正的模范机关”[5](P380)；并就如何改组工农检查院，使之更好地发挥法律监督作用，提出了如下有益的建议：一是把工农检查院和党的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以提高它的威信和增强它的权力；二是精简机构，提高工作质量；三是建立严格的选拔制度，提高监督检查人员的基本素质。“我们必须用完全特殊的办法，经过极严格的考核来挑选工农检查院的职员。”[5](P381)

2.实行广泛的群众监督，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法律监督主体的作用。为了建立以人民群众为主体的自下而上的法律监督机制，“以便消除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发生的弊病，反复地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8](P186)，列宁提出了以下主张：一是大力发展苏维埃的罢免制。“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军队方面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14](P487)二是要让人民群众选派代表，参加专门设立的监督机构，实行间接监督。列宁说：“工人自己的监督要比任何工厂警官的监督更加有效。没有这种监督，法律就不会实行。”[15](P360)列宁还特别强调要“逐步地请各地农民(必须是非党农民)参加中央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7](P73)，以此培养工农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能力，从而提高整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程度。三是要建立群众信访制度，保障人民群众有效地行使检举、揭发和控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乱纪的权利。对那些拖延审查揭发、控告案件的失职人员，列宁提出要坚决“追究责任，不管他是什么„级别‟”[1](P170)。如果对进行揭发、控告的群众打击报复，列宁指出，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必须给当事人以严厉的制裁，并把他们送交法庭审判。

总之，列宁依靠法制惩治腐败的思想，远远不是上述几个方面可以概括的，其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列宁的法制反腐败思想，既深刻前瞻，又全面系统。它对于我们党和国家从制度上预防和惩治腐败，从严治党，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无疑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

第四篇：列宁新闻思想探究

列宁新闻思想探究 导言

新闻是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手段，我们把列宁对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观点称为“列宁主义新闻观”。他的新闻思想也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考查列宁新闻事业的发展过程，还是考查列宁的新闻思想轨迹，都可以看出明显的层次和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93年到1903年，这个阶段是布尔什维克的建党时期，所以我们也把列宁在这个阶段的思想概括为“建党时期”的新闻思想，列宁在这个阶段的新闻思想主要是对报纸作为集体的“组织者”的论述。

第二个阶段是从1903年到1917年，这个阶段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夺权时期，我们把列宁在这个阶段的新闻思想叫做“夺权时期”的新闻思想，他在这一阶段的思想主要是关于党报的党性思想，这也是列宁对马克思新闻观中党报思想最直接的继承。

第三个阶段是从1917年到1924年，这个阶段布尔什维克已经夺取了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了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无产阶级的政权建设，所以这个阶段的列宁新闻思想也叫做“建设时期”的新闻思想。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审时度势，提出了新闻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工具的思想。一列宁新闻活动简介 1.建党时期的新闻活动

列宁最初的革命生涯就和新闻息息相关。1893年，已经是饱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列宁来到圣彼得保，在这里因为自己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深厚的马克思主义修养，迅速成为了当地马克思主义者的领袖。1894年列宁写作了重要的文章《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者》，这篇文章经过马克思主义秘密小组的抄写并胶印，得到了秘密的出版。这篇文章的秘密传播对当时整个俄国对俄国的革命形势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作用，挽救了很多人迷途的思想，并借此机会大力地宣传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1895年，列宁在瑞士日内瓦认识了普列汉诺夫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在这里，列宁开始意识到了一份可以正常出版的报纸对于凝结革命力量的意义。于是，当年的秋天，列宁赶回圣彼得保，开始筹办一份秘密报纸，从而在这张报纸的旗下聚集起当时俄国最优秀的革命分子，并把一盘散沙的20多个马克思主义小组联合起来。这份秘密筹办的报纸叫《工人事业报》，是“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机关报。列宁和他的战友们为这份报纸的筹备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列宁为创刊号撰写了《告俄国工人》的发刊词等一系列文章，但就在万事具备之时，沙皇警察逮捕了“斗争协会”的主要成员，创刊号的稿件也全部被查收。就这样，列宁试图以一份报纸聚集革命力量的计划失败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矛盾已经日益尖锐，预示着革命即将来临。但另一方面，作为革命领导者的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却极不符合当时的革命形势：虽然1898年社会民主党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该党的成立，但是实际上社会民主工党却是一盘散沙，连最起码的党章和党纲都没有，更缺乏统一的领导。

面对这样的危险状况，列宁指出“我们认为现在最迫切的任务是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此就必须把创办一个能正常出版而且同各地方小组有密切联系的党的机关报作为我们当前的目标。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这个工作作为最近期间的全部活动内容。没有这样的机关报，地方工作仍然是狭隘的‘手工业方式’”。列宁决定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他远赴德国，和“劳动解放社”协商办报事宜。经过了长时间的协商和妥协之后，1900年12月24日《火星报》终于在德国的莱比锡正式创刊，之所以叫《火星报》是取了普希金的诗句“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之焰”的意思。列宁是《火星报》灵魂人物，他不但是它的发起者和创办者，在报纸出版以后，他还亲自编辑每一部报纸，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火星报》编辑的理念在列宁的领导下很好地遵循了它作为社会民主党的凝聚剂的作用，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火星报》的工作是宣传马克思主义，阐释革命的正确理论，统一党内五花八门的思想，为建立一个统一和团结的党奠定思想上的基础。其次，《火星报》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组织代办员网，为建党奠定组织基础。《火星报》所选择的代办员都是意志坚定、能力出众的革命者，他们奔赴俄国各地，建立代办点，这些代办点实际上就成为了当地革命分子的集散地，因此，通过代办员以及代办点的形式，《火星报》就把全国的革命力量有机地组织起来了。而且列宁还经常要求代办员提供稿件，从而保持和俄国的工人运动保持密切的联系。最后，《火星报》的第三个任务就是制定党纲和党章，筹备召开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901年整整一年，列宁都把制定党章作为《火星报》编辑的中心任务。在经过了反复的讨论和妥协后，党的纲领草案基本成形，并在1902年6月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之后，列宁又撰写了大量的文章阐述了党纲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并解释了党纲中所采用的革命策略。《火星报》对第二次党代会召开的筹备工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鉴于《火星报》的卓越成就，在这次会议上《火星报》成为了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2.夺权时期的新闻活动

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最终分裂为两个派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前者以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后者则信奉“修正主义”、“机会主义”等错误思想。由于孟什维克的操纵，列宁于1903年底退出了《火星报》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带领着布尔什维克进入了艰难的夺权时期。

（1）从《前进报》到《新生活报》

列宁深信布尔什维克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为了继续和孟什维克以及一切悖理马克思主义的派别作斗争，他深刻感到布尔什维克首先需要的是建立自己的舆论阵地，他在《给同志们的信》中写道：“没有自己的出版机关，多数派就根本不可能自立„„扩大自己的出版机关和组织自己的运输机构的任务，已经迫切地摆在我们的面前了„„我们这样做完全符合国内大多数布尔什维克的愿望，完全符合我们在党内斗争中所采取的行动”。于是，1905年1月4日，布尔什维克自己的机关报《前进报》在日内瓦创刊。《前进报》扬弃了原来《火星报》作为全党报纸时所必须作出的妥协，更加革命，更加彻底地站在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火星报》相比，《前进报》最大的任务不是为了建党，而是阐释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立场，他的角色是进行党内斗争的舆论工具。

《前进报》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报，在列宁的领导下很好地代表了布尔什维克的立场，阐明了革命的真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被排斥的时候，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声音，虽然它只出版了18期，但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却起到了非凡的意义。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决定再次创办全党的机关报——《无产者报》，它于1905年在日内瓦创刊，再次由列宁负责编辑工作，因此《前进报》停办。

由于革命形式的不断高涨，专制政府被迫作出了一些让步，所以“我们党的活动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集合、结社、出版自由已经取得了。”于是，在国内创办一份合法报纸就势在必行了，1905年11月2日，《新生活报》在圣彼得保创刊出版，从11月8日开始编辑工作由列宁主持。利用《新生活报》列宁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阐述了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任务，此外列宁还阐述了新闻出版物的党性问题，如《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就是最著名的文章，它发表在该报的第12期上。

除了《新生活报》外，布尔什维克利用沙皇的让步还创办了《浪潮报》、《回声报》等一系列党报。但这些报纸的革命呼声还是不为沙皇政府容忍，不久之后都被查封了。（2）《真理报》

《真理报》是在布尔什维克的整个夺权斗争中起到最重要作用的报纸。

当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结束以后，俄国又迎来了革命的高潮，针对这一现状，工人阶级急需一份通俗的报纸来指导和宣传自己的革命运动。于是，《真理报》根据这种需要于1912年5月5日于圣彼得堡创刊，从创刊之初到1914年，列宁主要是在思想上指导它的编辑工作，确保了《真理报》的革命性和党性。1914年6月，在第一次大战爆发前夕，因为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沙皇政府查封了《真理报》，列宁复刊了《社会民主党人报》以及创办了《共产党人》杂志暂时代替了《真理报》的宣传作用，列宁利用这些刊物阐明了布尔什维克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指出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布尔什维克和工人阶级不应该支持这种不义之战，相反要利用沙皇政府在无暇内顾的时机下，采取必要的行动推翻其统治。通过这些宣传和论述，列宁和孟什维克在日俄战争期间采取的相同的“护国主义”立场进行了论战，为最终的革命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1917年，彼得堡爆发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二月革命”的结果使得俄国国内出现了两个政权：资产阶级政权和工农苏维埃政权，前者宣布继续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举动暴露了它发动的本质，于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决定再次发动革命，推翻这个发动政权，它指出“准备在革命的第二个阶段上取得胜利，现在主要的事情是办报，把工人组织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中去„..”《真理报》借此时机复刊。3月，在瑞士的列宁为《真理报》撰写了《远方来信》共五封，分析了俄国国内的阶级现状，指出“二月革命”标志着俄国革命第一阶段的结束，革命已经过渡到了第二阶段。4月，列宁回到彼得堡，开始直接领导《真理报》的工作，4月7日，列宁在《真理报》上发表了著名的《四月提纲》，表明了对待“临时政府”的不支持态度，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七月事变”使《真理报》被迫转入地下，并改名为《工人之路报》，开始宣传武装起义的方针，它按照列宁的指示，既对武装起义起到了鼓动作用，又没有泄漏起义的计划。1917年11月9日，《工人之路报》改名回《真理报》，从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份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央机关报。

3.建设时期的新闻举措

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俄国国内百废待新，问题重重，千头万绪，另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新兴的无产阶级政权恨之入骨，必要千方百计灭之而后快。就在这样内有外患的情况下，作为国家领袖的列宁尽管日理万机，仍然对新闻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首先把新闻工作列入所有重要会议的议程。历史条件的转变必然要求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职能和方式发生切合实际的转变，但是新闻工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任务到底是什么，这种转变应该怎么实现？这些问题都是十分重大的，所以，列宁要求在每次重要的会议上，都要把新闻工作作为巩固和建设新政权的重大问题进行讨论。不论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还是党的代表大会，新闻工作都是讨论的重点对像。

其次，为新闻工作制定相应的法令。列宁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情况下，政府必须对新闻工作进行协调和统筹，在坚定不移地坚持报刊的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还必须制定具体的法令来规范报刊的日常工作，“1917年11月10，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列宁就签署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接下来，又制定和签署了《关于国家统一管理广告业务的法令》和《关于成立报刊革命法庭的法令》等一系列法律条文，使得新政权下的新闻工作有迹可寻。再次，大量创办新的报刊，大力发展无线电广播事业。为了丰富无产阶级的文化生活，为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摇旗呐喊，列宁大力支持创办新的报刊，“从资金的分配来看，用于工人出版社和报社的拨款，乃是‘最大的一项’”。到列宁逝世的时候，已经基本上建立起了颇具基础的全国性报刊网。

当时，无线电广播作为新兴的媒体也受到了列宁的高度重视。列宁称广播是“没有纸张和距离的报纸”，为了让“整个俄罗斯都可以听到莫斯科当天出版的报纸”，列宁指示一定要加速进行无线电广播网的建设。尽管在协约国的干涉下，苏维埃政府还是克服种种困难，于1922年5月27日建成了莫斯科中央无线电电台。

总之，在政权建立之初，列宁始终对新闻工作刮目相看，因为他深刻地意识到了新闻工作在政权巩固和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列宁每天上午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浏览报纸，他一刻也离不开报纸”。他制定的一系列新闻工作举措和新闻法令确实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在新闻工作的协助下，新兴的苏维埃政权打败了协约国的干涉，巩固了革命的果实，而且还初步为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基础。二列宁的新闻思想

报刊是集体的“组织者”

“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这句著名的论断可以说是列宁在整个建党时期对于新闻工作的最好总结，也是他在这个阶段的新闻思想的核心。列宁在创办《火星报》之前的革命新闻工作生涯期间，他不但清楚地知道报纸的宣传和鼓动对革命所能起到的作用，而且他已经逐渐意识到报纸在凝聚革命力量上的作用，可以说，这是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一创新思想的萌芽阶段。在创办《火星报》的具体实践中，进一步深化了丰富了这一思想。报纸作为集体的“组织者”这一论断具有丰富的含义。首先，建党的切入点就是创办自己的报纸，报纸的使命就是建党。

一方面，19世纪末，机会主义思潮在国际无产阶级内部泛滥，很多人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合时宜，需要修正，因此产生了以波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分子”，这些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内部对俄国的革命有着各种各样的看法，民粹主义、修正主义以及经济派的流毒正损害着社会民主党的革命战斗力。因此列宁认为要建立一个真正统一的党，首先必须保证思想上的统一，因此列宁指出“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机关报办成一个形形色色的观点简单堆砌的场所，相反，我们将严格按照一定的办报方针，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

列宁之所以如此看重报纸对于党的凝结作用还因为当时社会民主党的特殊处境：社会民主党在沙皇的专制政权下是没有政治自由的，他的集会和任何其他形式组织活动都是被严格禁止的，所以“我们在取得政治自由前，必须用革命的报纸来代替这一切（其他的斗争形式），没有革命报纸，我们决不可能广泛地组织整个工人运动。”

其次，报纸的作用是建党的“脚手架”和“基线”。这两个比喻都是列宁在论述报纸的组织功能时作出的。列宁分析了俄国的特殊实际，指出对于社会民主党而言，报纸除了具有宣传和鼓动的功能以外，还有组织的功能，“可以把报纸比喻成脚手架”

列宁还把报纸比喻为“基线”，他说石匠进行一个大的工程时，要拉一根线，这根线规定了每块石头的位置和功能，那么同样，党的报纸也具有这个功能。《火星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起草的党纲和党章就可以说这种“基线”功能的最好体现。

再次，党的报纸特性表现为：体制上的独特性，全俄性，政治性以及方针明确、论战风格。第一，体制上的特殊性。《火星报》创办之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几乎已经名存实亡，一个缺乏统一指挥和领导的政党，那么它的报纸又该归谁领导的。这样特殊的状态决定了《火星报》在领导体制上的特殊性，列宁指出“《火星报》从一开始就是一份独立的报纸，它不仅仅同俄国社会民主党具有思想上的联系，它根据国内许多同志的托付进行活动”。列宁的这段话表明：《火星报》不对任何人和任何具体形式的党组织负责，而仅仅对全党的思想负责，它的任务是要从思想上统一全党，以统一的思想来建党。直到它被确定为党的中央机关报后，它才开始对党的代表大会负责。第二，既然要担负起统一全党思想的重任，那么这份报纸就显示出了鲜明的政治性和全俄性，实际上在《火星报》创办之前，列宁的主张就是要创办一份全俄的政治报纸，列宁指出“我们需要的报纸还必须是政治性的报纸。在现代欧洲，没有政治机关报，就不可能有称得上政治运动的运动”。

第三，方针明确、论战风格。报纸编辑方针明确表现在《火星报》鲜明的马克主义立场，但是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并不排斥论战交锋，并不排斥对问题的讨论争鸣，“虽然在讨论一切问题时，我们持有自己一定的观点，但是我们决不反对同志们在我们机关刊物上进行论战。为了说明目前各种分歧意见的深度，甚至不同地区或不同‘职业’的代表必然会走上极端，在全体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和觉悟工人面前公开开展论战是必要的和适当。”列宁本着真理越辨越明的原则，鼓励同志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前提就一切问题展开热烈而真诚的讨论。特别是在“经济派”的观点在党内盛行时，和“经济派”展开论战就更成了统一和巩固全党思想的重要方法，“只有在报刊上进行论战，才能准确划清我说的那条界限„„它将快一百倍地促成牢固的统一。”

列宁关于报纸是“集体的组织者”的观点是它在建党时期最重要的新闻思想，这种思想的提出是当时俄国的实际以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具体处境决定的，当时国内恶劣的斗争和革命条件决定了只有通过创办报纸的形式才能最好地实现组织建党和思想建党的目的。《火星报》的创办正是朝着思想建党和组织建党的目标前进的，《火星报》就像一个凝聚的核心，把四分五裂的俄国社会民主党聚集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下，同时，通过《火星报》的发行和传播体制，又在组织形式把整个党有机地统一了起来。2.夺权时期的新闻思想（1）“党报的党性”原则

在马克思的新闻思想中，党报的党性是一个重要的思想，列宁在经过了从1903年推出《火星报》编辑部到夺取全国政权的新闻工作中再次提出并发展了这一重要思想，形成了自己在夺权时期新闻思想的核心。列宁把这种认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奠定了“党报的党性”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部分”，“出版物应该成为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该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并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来实践这个原则”。

接下来，列宁在《我们的任务》、《工人阶级和工人报刊》、《工人出版节的总结》等文章中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党报的党性”思想。它的要点如下：

第一，党报在组织上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和《火星报》那种领导责任不明确的情形不同，进入夺权时期以后，由于革命的需要，列宁提出党报党性的首要表现就是在组织上要接受党的领导，而不能再像《火星报》那样仅仅是在思想上与党产生联系。列宁吸取了《火星报》被孟什维克操纵，丧失了最基本的党性，从而沦落为一个“造谣诽谤和制造争吵的中央机关报，一个观点混乱和向机会主义者阿谀奉承的中央机关报，一个泄私愤和找岔子的中央机关报”的教训，指出“党的一切报刊，不论是地方的或中央的，都必须服从党的代表大会，服从相应的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凡是不同党保持组织联系的党的报刊一律不得存在”。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党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既然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指导思想的，那么党的报刊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的普遍原理对问题进行分析。而在具体的问题上，又必须和党的政治立场保持一致，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遵循并执行党的决议和决策不能出现反党的观点，必须统一口号和口径。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鲜明指出“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 第三，讲究宣传的策略，使报纸具有论战性和鼓动性，最大限度发挥报纸的战斗力。党报的作用既然是为党的革命斗争服务的，那么它就必须具有强大的战斗力，列宁指出“社会主义的刊物应当进行论战，因为我们这个时代是个混乱不堪的时代，没有论战是不行的。”而要使报纸具有战斗力，就必须讲究宣传的策略性，增加报纸论述的力度和深度，增加形式和风格上的多样性。党报不应该像一个“无精打采的老处女”，列宁批评了那种在报纸上唯唯诺诺、吞吞吐吐、躲躲藏藏的现象：“伊索寓言似的笔调、写作上的屈从、奴隶的语言、思想的农奴制——这个该诅咒的时代！无产阶级结束了这种使俄国一切有生气和新鲜的事物都感到窒息的丑恶现象。”

（2）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批判 很多人，特别是孟什维克和机会主义分子用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来驳斥列宁的“党报”理念，指出党报的原则有违民主和自由的原则，对这种论调，列宁进行严厉的批判，而对这种论调进行批判的基础是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批判。

首先，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是一种“伪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先生们，我们应该告诉你们，你们那些关于绝对自由的言论不过是一种伪善而已。在以金钱势力为基础的社会中，在广大劳动者一贫如洗而一小撮富人过着寄生生产的社会中，不可能有实际和真正的自由。”因此，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只是富人和资本的自由，而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

其次，列宁指出资产阶级的报刊和为报刊写作的文人都是“卖身的文丐”。“作家先生们，你们能离开那些要求你们作淫秽的小说和图画，用卖淫来‘补充’‘神圣’舞台艺术的资产阶级公众的自由么？„„资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女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罢了”。列宁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报纸的假话连篇，“他指出，资产阶级报刊有一种手法，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都是流行最广、具有‘万无一失’的效用的，这就是造谣、喧嚷、叫嚣，一再说谎来给人‘留下某种印象’。”正是通过这些谎话，资产阶级为资产阶级粉饰太平，而资产阶级正是欣赏这样的做法，才给了资产阶级办刊丰厚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资产阶级的报刊就是资产阶级的“卖身文丐”。

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批判为党报的党性原则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因为党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的利益的，那么党报的党性实际上也规定了广大无产者的“新闻自由”，不但如此，“列宁从政治权力到物质手段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系统揭露，已经萌发出他对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出版自由的思想以及具体策略。”（3）对党报工作实务的具体建议

列宁除了确立了党报的党性原则以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党报工作原则来确保这一原则。这些原则对后来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党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党报的创办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列宁对党报的工作提出了一下建议： 首先，破除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绝对界限。在俄国历来存在着“作家管写，读者管读”的传统。列宁指出这样的传统和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是格格不入的，列宁在负责《火星报》的工作时，就积极孤立报纸的代办员向报纸投稿，把他们亲身经历或者见证的工人运动写下来。在《前进报》、《无产者报》以及后来《真理报》的创办中，列宁也广开言路，要求广大工人群众积极投稿，从而“使‘作家管写，读者管读’这个俄国古老的、半奥勃洛摩夫式的、半商业性的原则完全没有立足之地。”列宁的这种办报思想被中国共产党人很好地继承了，毛泽东对“同仁办报”的批判和对“全党办报”的倡导正是列宁这种思想的最好体现。

其次，建立富有战斗性的编辑部。编辑部是报纸的灵魂，编辑部决定着报纸的风格，决定者党报的党性和战斗力。因此，列宁十分重视对党报编辑部的建设和指导，在《真理报》创办的初期，列宁就经常写信给编辑部，指导他们的工作。列宁要求党报的编辑部是成为“领导者和组织者”的参谋部，成为一个“真正钢铁般的组织”。

最后，区分通俗和庸俗。列宁指出，要使党报具有最广泛的影响力，那么就必须在语言上通俗易懂，但通俗不等于庸俗，在进行实际工作时，必须对庸俗和通俗进行区分。3.建设时期的“建设工具”理论

在一个前无古人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新闻工作无疑是一个全新的问题，列宁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当时的具体实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指出报刊工作中心任务应该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应该成为政权巩固和经济建设的工具。这种“建设工具”的理论就是列宁在建设时期新闻思想的核心。为了阐述和深化自己的这一思想，列宁写作了《论我们报纸的性质》、《伟大的创举》、《生产宣传提纲》等一系列经典的文章。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的理论体系。

第一，列宁首先规定了在无产阶级条件下报刊的性质。列宁指出，我们的报纸是“一个 阶级专政的机关报”。这一思想的提出和当时国内外形势密不可分。

一方面，尽管物产无产阶级已经取得了全国政权，但是那些失去了既得利益的封建势力、资产阶级势力依然贼心不死，时刻不忘复辟的野心，正如列宁所说：“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意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增长的仇恨来拼命斗争，想恢复他们被夺去‘天堂’，保护他们从前过着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贫困破产的家庭”。另一方面，一个无产阶级政权控制了一个庞大的国家，这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世界来说，无疑是一个可怕的梦魇，他们时刻企图和国内的反动势力相勾结，把新兴的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最后，即使是在工人阶级内部，也还有极少部分对苏维埃国家心存芥蒂，他们不适应这种全新的国家形式和政权形式，依然固守着资本主义的理念的习惯，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斗争，难道不正是要反对那些坚持资本主义传统、继续用旧眼光看苏维埃国家的极少数工人、工人集团、工人阶层，以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么？” 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不能丝毫的妥协，不能在内忧外患下的局面下有丝毫的退缩和软弱，对一切妄图颠覆新兴政权的反动势力都是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于是，作为扼守思想阵地的报纸，自然也应该在思想上对这些反动势力进行专制。“报刊对这些默不作声，即使谈到，也是官僚式敷衍的态度，不像革命的报刊，不像一个阶级专政的机关报”。第二，在建设时期，无产阶级报纸的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

当苏维埃政权打败了协约国的干涉以后，政权的主要精力已经转移到国内的经济建设来了，所以，在1921年，苏联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建设。

这时，无产阶级报纸必然也应该发生相应的只能转变，但是，碍于一种思维的惯性，党报的报纸却依然保留着革命夺权时期的办报风格：“现在，老一套的政治鼓动——政治喧嚷——占的篇幅太多了”，而“新生活建设方面种种事实的报道占的篇幅太少”，这就是当时新闻事业的最大弊端。

既然新政权的最大任务就是经济建设，那么作为政权的机关报的报纸就应该不遗余力地报道经济建设的情况，为经济建设摇旗呐喊，报道其中的先进事迹，讴歌其中的优秀人物，就像在革命时期激励无产阶级的革命斗志那样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干劲。列宁指出，报纸必须“少谈些政治。政治已经明朗化了，它已经归结为两个营垒——起义的无产阶级和一小撮奴隶资本家（及其狐群狗党直到孟什维克等等）之间的斗争，关于这些这种政治，我再说一遍，可以而且应当谈得十分简短。多谈些经济。但不是指一般的议论，学者的评述，知识分子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废话，——可惜所谓经济往往正是这样的废话，不是的，我们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考查和研究新生活实际建设的各种事实。”

所以，列宁关于报纸的“建设工具”作用是包含了专政和报道功能两个层面的。正是要在履行了专政职能的前提下，充分发挥报纸的“事实报道”的功能，宣扬在经济建设中的种种典型事例。只有当报纸的职能能与它的党的职能相统一时，报纸才不愧是具有党性的报纸。从这个意义上说，列宁关于报纸是“社会主义建设工具”的论断正是报纸在建设时期党性的具体体现。

三对列宁新闻思想的评价

列宁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全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把它的基本原理运用到了夺取、建立并建设无产阶级政权的实践之中，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功。他继承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的革命实际，发展出了自己的新闻理论体系。此外，由于列宁是第一个将马克思新闻观运用到具体的夺权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人，所以列宁新闻思想对后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可以说，所有的无产阶级政权从革命到建设的整个过程，其新闻事业的操作都没有脱离列宁新闻思想的框架。所以下面就从这三个意义上具体评价列宁的新闻思想。

3.1 列宁新闻思想是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列宁新闻思想是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这首先表现在列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斗争武器，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导俄国革命中的新闻事业。从列宁新闻思想的变化层次我们可以看出，列宁具体的新闻思想总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断演变和丰富的，这本身就说明了列宁对新闻在革命中的作用的思考是与时俱进的，最好地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品质。

具体地说，列宁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党报”思想、“党报”功能的喉舌论和工具论。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的党报思想还停留在指导工人运动的阶段的话，那么列宁的党报思想已经上升到了作为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高度了，这种实践上的差异导致了列宁的新闻观更高的革命性和战斗性。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运动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它必须由先进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革命的思想灌输到工人的头脑中去，而报刊媒介正是这一灌输的基本工具。”

列宁是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并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家，它在革命的过程中遇到了种种马克思恩格斯所不能预料到的情形，这使得列宁拥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不具备的革命斗争素材。所以从如果这个意义上论及列宁对马克思新闻思想的贡献，那就是列宁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以实践的生命力，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升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因为革命需要，列宁有很大的一部分时间是生活在俄国国外，所以接触过很多西方的民主观念和自由报刊思想，但是作为俄国革命的导师，他又不得不把俄国的实际作为自己最主要的参照系。这种双重环境的磨练使得他的新闻思想既带有部分西方的民主色彩（比方说鼓励代办员和广大群众为党报投稿），又带有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所必须的“无产阶级的专政思想”。而且他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深刻认识使得他对资本主义出版自由的实质洞若观火，从而在自己的新闻思想里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为“党报理念”的提出奠定了更加牢固的理论基础。

列宁的新闻思想体系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体系，一方面，它在具体的实践中检验了马克思新闻思想，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列宁成功地利用新闻工具作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工具之一，并且对和平建设时期报刊的任务进行了规定，因为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里没有具体的关于无产阶级在夺权之后怎样运用新闻工具的论述，所以这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榜样，后世的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大多都是在列宁的经验上进行的。它关于报刊“集体的组织者”以及党报的“党性”的理论启发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系列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以上这些方面来看，列宁是当之无愧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奠基人。

第五篇：马克思列宁思想 社会主义 三个代表简介

原理简介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精华，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论特色精华是一样的，如：

通过共产主义革命，采取暴力形式推翻资本主义的必要性的指南。社会主义是走向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领导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政党的存在必要性，即包含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教导，同时又由斯大林提供其前进方向。然而，不同的自视为马列主义者的人，对他们选择来用以支撑自己的体系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及其它）的尊敬程度是不一样的。例如，毛泽东主义者试图降低其它共产主义学派人物的重要性，以示对毛泽东的尊敬；与之相反，霍查主义者则对毛持否定态度。

理论发展 西方理论发展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在同各国工人运动和革命斗争实践的结合中发展的；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发展的；是在对时代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进行创造性研究过程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后，他们的继承者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同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制定了关于建立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他总结了苏维埃俄国的实践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主义进到一个新阶段——列宁主义阶段。在中国，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中国历史、社会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对立发展

现代西方国家中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同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流派结合起来，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和对社会主义的展望上，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中国特色理论形成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中国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历史沿革

列宁从未用过列宁主义这个词，也从未把他的观点归入“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中。不过，他的思想观点是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发展出来的，这种发展被布尔什维克视为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步，而被另一些人视为是相反的结果。列宁去世后，他的思想体系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被迅速地定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时是“列宁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词旋即成为共产主义及世界各地共产党对这种思想体系的称呼。斯大林在列宁去世后的五年内完成了其苏联权力的晋升之路。与许多当代的革命者不同，斯大林并不为其思想成果注入一个特别的实体。斯大林主义一词严格上说是指一种类型的政府和政党，而不是指主义（思想体系）本身。斯大林统治苏联时期，马克思列宁主义被作为苏联的官方思想体系。

历史学界及政治科学界对斯大林的行为是否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一问题上仍有争论。特别是托洛斯基主义者认为斯大林扭曲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并用“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来形容他们的反斯大林主义、反毛泽东主义的共产主义学派。在中苏联盟破裂之后，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均表示只有自己才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宣称毛泽东将“马列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并进而宣称毛在基础上将马列主义作为一个整体予以更新，以便运用于全世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近似于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也逐渐地被用于描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及同情中共的各国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毛去世后，美国的毛主义者联合美国的革命共产党，创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主义”这一术语，并认为毛泽东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更先进的阶段。朝鲜官方于1977年起用主体思想取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后者不再扮演重要角色。不过，朝鲜政府仍时而因为其政治、经济结构，而被描述为“马列主义者”（更常见的说法是“斯大林主义者”）。

使用现状

绝大多数共产党仍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尊为基本的意识形态，尽管其中有许多政党根据政治环境的新需要而对此主义进行了修改。有些共产党，特别是与欧洲共产主义联合的政党，有意地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保持距离，在许多情况下都不让此词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他们中的一部分开始自认定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者”或“马克思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而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以避免后者带来的历史蕴涵。不少政党在党名上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示与本国的其它共产党（往往可能被前者视为是修正主义者）相区别。冠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里，最常见的是那些基于反修正主义传统而产生的政党，例如毛主义政党和霍查主义政党。关于描述源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思想，有许多复杂的术语，这些术语在非学界的使用非常混乱。不熟悉对共产主义理念的细节的人（例如许多报社或其它媒体），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万能同义词，在指代任何一种马克思主义学派时，都可以用上它。

应用实例

嬴嘉利在解读刘周“国际共运史赞并序”一文的思想内涵中指出：“国际共运史赞并序”提出了如下几个新的理论命题，1.市场与产品的背反律 作者写道：“彼背反律者，乃谓生产愈发展产品愈增多，产品市场之负载能力相对产品之增多而愈缩减也。”这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经济现实。其结果就是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产品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存在也正好反证了“背反律”的成立。

2.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作者写道：“夫对抗此一背反律者，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之扩张也。此亦为资本各国消除经济危机之根本途径也。”因有市场与产品的背反律的存在，便有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生，而要抵制由产品增多带来的本国（本地区）市场的相对缩小，就必须去开拓更广阔的国外市场。而从这一点上来说，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就很自然的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消除经济危机的一种根本途径。当经济危机来临时，资本主义国家往往把抢夺占领更多的国外市场，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支柱；历次经济危机都曾引发资本国家的大规模的市场争夺———这些历史事实都是有力的证明。3.资本主义本身即意味着战争。作者写道：“故谓市场扩张者，乃资本主义之天性也，以战争而服务于市场扩张者，亦为资本主义之天性也。”追求尽可能大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内容，而在扩张市场过程中产生的争夺，则是现代战争产生的主要根源。两次世界大战都由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所引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作者说“以战争服务于市场扩张是资本主义的天性。”这是对列宁所讲“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一命题的引伸与发展。4.资本主义灭亡的度 作者写道：“故谓此种（市场）扩张达于某一极限，即资本主义市场达于真正之世界市场，而无可供扩张之空间（地域）之时，世界性不可消除之经济危机，必致彼资本制度之最后灭亡也。是则为资本主义灭亡之度也。”市场成为真正的世界市场，而再无可供扩张的空间（地域）之时，就是资本主义无法运用“市场在空间（地域）形式上的扩张”这一武器，来抵制和消除其周期性经济危机之时。而在这时，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战争和各种社会危机亦将空前爆发，现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体制将很难避免崩溃和消亡的命运。这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灭亡的“度”。

详细内容 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学说。包括科学世界观、社会历史发展学说、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以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理论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工人阶级政党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包含三个主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组成部分不是彼此割裂的，它们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它的主要特征是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一词始见于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1924年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系统地论述了列宁主义，并把它定义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发展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是很丰富的。构成列宁主义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帝国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民族殖民地问题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

社会主义（socialism）一词源于拉丁文。是一种经济社会学思想，主张或提倡整个社会作为整体，由社会拥有和控制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其管理和分配基于公众利益。19世纪30至40年代，“社会主义”一词在西欧广为流传。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了“社会主义”一词，并作了科学解释，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过渡，而且社会主义需要有发达的资本主义作基础才能实现。

三个代表

三、“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是什么？

1、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体现不断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的要求，尤其要体现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通过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2、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努力体现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促进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为我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3、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必须坚持挹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理论意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新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概括，标志着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理论的统一与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

现实意义。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集中概括了我们党和国家全部理论活动、实践活动，包括一切工作的根本方向、根本准则、根本依据，是指引我们党和国家新世纪伟大进军的行动指南。

怎样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

1、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2、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

3、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

4、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

5、贯彻“三个代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提出：“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井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人类又来到一个新的世纪之交和新的千年之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更好地做到这“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