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凤：我给毛主席当秘书(4组)

第一篇：张玉凤：我给毛主席当秘书(4组)

张玉凤：我给毛主席当秘书（4组）

张玉凤：我给毛主席当秘书作者：张玉凤我是1970年夏天到毛泽东处做机要秘书的。顾名思义，也就是为毛泽东掌管文书。说到秘书，有人往往认为这是“通天”的差事，好像可以身价倍增，令人风光。那是不了解内情而人为地罩上的神秘色彩。左起：毛泽东、张玉凤和尼克松殊不知，这其中还有很多外人所不可知的甘苦，乃至风险。大名鼎鼎的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江青……他们有的曾经风云一时，一生有名节；有的走向反面，身败名裂。当然，历史是自己写的，劫数在人不在天。但那毕竟是一个环境，要当好秘书，也实在不容易。我刚到毛泽东那里，是代理机要秘书。我的前任秘书徐业夫同志，13岁就参加了红军，是我十分敬重的老前辈。他因患不治之症住医院，所以秘书一职暂由我代理。他跟随毛泽东多年，工作酝酿默契，毛泽东很满意他的工作，一直盼着再回来。可是他终究没有回来，留下了很多遗憾。我是一个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没有进过高等学府，能担当得起秘书工作吗？我对这副尚不知轻重的担子，心中着实不安。按能力，论知识水平，当毛泽东的机要秘书，是我做梦也未料到的。人生的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当领袖的秘书自然也不是个人可以选择的。所以，能够进中南海工作，得到毛泽东的信任，我始终觉得是幸运。仅此，也足以激起我拼命工作的热情了。掌管文书工作，说起来很重要，但它毕竟不是决策帷幄、风云际会之举。它是一项繁杂琐细的工作，要求一丝不苟，不允许出差错。所以从进中南海那天起，我就是小心翼翼地办事，谨谨慎慎地工作，唯恐细微不慎，铸成大错。也许由于我头脑特别简单幼稚，也许是工作周到细心，要么就是由于我坦诚直率，经过一段工作以后，毛泽东对我的评价是：“为人厚道，工作尽职。”我很荣幸能得到他老人家的这个评价。这也许是我优势不多的优势，也是我能在毛泽东身边继续工作的条件。当然，这丝毫不韵味着我的工作是尽善尽美的。恰恰相反，在我的几年秘书工作中，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总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合格的秘书。工作中有失误，也有苦恼，甚至有无法诉说的委屈。当我来到毛泽东身边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是76岁的高龄了。尽管公开宣传上还说他“满面的红光”、“神采奕奕”，给人们造成一个非常健康的形象，但他毕竟是一个老人了。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他和普通老人一样，也无法避免各种老年病的纠缠。从1971年春天起，他老人家每到开春和入冬总要生病，而且都是比较严重的老年病。这时，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除了要做好分配的具体工作外，还要同护士长吴旭君同志一道，照顾和护理经常生病的毛泽东。由此，我也学会了一些护理病人的常识，特别是护理老年病人的常识。为毛泽东服务，这是我们工作人员的职责，也是心甘情愿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项责任很大的工作。那时，我们国家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是严格保密的，对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保密更严，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毛泽东身体不好，病到什么程度知者就更少了。人为地“神化”，普天之下的崇拜，使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也在神秘中背上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张玉凤和毛泽东记得1971年春，毛泽东因为感冒引起支气管炎，昼夜咳嗽，由于久拖不愈，转化为“大叶性肺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由于医生的努力，病情终于好转。看到老人家逐渐康复，我们工作人员久久悬而不安的心终于如释重负，高兴异常。江青诬陷汪东兴和张耀祠是“特务集团”当时，江青并不知道主席病了。毛泽东病情好转以后，她却不相信毛泽东真的病了。她毫无根由地说：“毛泽东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以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她指着汪东兴、张耀祠同志和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们是'反革命’、'特务集团’！江青说话就是这样，可以随意给人扣一顶帽子，不管合适不合适，不管后果。当时，汪东兴和张耀祠同志是负责毛主席医护工作的。江青这样无端地指责，令在场的人毛骨悚然，不知所措。大家在毛泽东生病期间昼夜辛苦地服侍，不但未得到她一丝一毫的鼓励，反而被扣上了足可置人死地的罪名，能不令人心寒？事后，汪东兴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一天，周总理有意陪江青探望康复不久的毛泽东，汪东兴同志也来了。此时，毛泽东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老人家的几句话，保护了我们这些人，也使一直为此不安的周总理心里顿觉释然。江青挨了毛泽东的批评，心中自然不快，一股愤怒之火无处发泄。在她出门时，又借机向我发火：“你不是医生，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江青的无名指责，我毫无准备，只好向她解释：泽东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吓着。”然而，我的解释，在江青看来无异是个软钉子，不但没有消释她胸中的怒气，反而更触怒了他。她厉声斥责道：“你狡辩！”大家顿时陷入一种难以收场的窘迫局面。还是周总理明智，他对我说：“你也不对，认个错吧。”认真一想，我也有点后悔，为什么在她生气是去顶她呢？我刚来不久，对江青并不了解，只能作为教训吧。张玉凤正式当了毛主席秘书秘书工作就是服务。所以工作中既要任劳，也要任怨。不能有任何计较，不能讲价钱。要勤勤恳恳，默默无闻一辈子，不思闻达于何人，但求无过于任内。1974年10月22日，中央办公厅发出文件，正式任命我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尽管我已经代理机要秘书工作几年了。一旦正式的红头文件下来，心里还是忐忑不安的。是激动，还是不安，一时也说不清。过去毕竟是借调，是代理，心理上的承受不一样。张玉凤和毛泽东此时我正随毛泽东在长沙。他老人家如今已不像过去那样“万里长江横渡”了，他行动极为不便，连散步也困难了。这天，他正躺在床上，我把收到的所有文件送给他。我说：“今天收到的文件里，有一份是关于我的任命的通知。”毛泽东说：“我知道，那是我同意的。”我捧着文件，等待老人家继续说下去。可我惊奇地发现，他好像随随便便说了一句，之后什么也不说了。我却一直不安，鼓足了勇气说：“我怕干不好，还是找一个比我高明的人来好。”毛泽东说：“你怎么干不好？徐秘书生病这段时间，不是你代替他吗？”我知道，他老人家对我的工作还是满意的，不然这红头文件也不会发下来。但是我心里清楚，这几年的工作之所以还能应付，一方面是自己刻苦努力，另一方面同毛泽东的教育也分不开。但自己总觉得工作并不是很适应，心里总怕干不好，出纰漏，说不定哪一天由于自己的不慎，给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毛泽东大概看出了我的心思，接着说：“其实做我的秘书也难也不难。不难的是，我不需要你们这些人写东西，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发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张耀祠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我不让看的，他们也不能看。还有，你不要以为当了我的秘书就可以指挥一切了。过去我身边有个卫士，我让他给总理打个电话，他打电话时可神气了，我看了就不舒服。不要得意忘形，要知道自己为谁工作，代表谁办事。还有，做秘书工作要谦虚谨慎，要多学习，每天除了收发文件，还要看材料，特别要看那两大本（指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还有那张《参考消息》。通过这个窗口，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事，坚持下去，就能看出问题……”毛泽东当时谈话已经很困难了。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断断续续地说的这些话，我都默记在心。严守纪律、谦虚谨慎、努力学习。我体会，这是老人家对我这个新秘书的约法三章，也是对我的希望。毛泽东的话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服从组织的安排是自己的天职，面对多病的老人我还能说什么呢？我只有努力做好工作的责任，不能有任何推辞了。1974年春，毛泽东又添了老年性白内障病，视力模糊，看东西很吃力。对于领袖来说，一天有多少文件需要他看，特别是像主席这样一生手不释卷、历来亲自批文件、写文章的人，一旦视力不好，其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又多了一项工作，天天为主席读文件、读书、读信、读报。这可是一件难以胜任的工作。像我这样的文化水平，读文件、读报、读信，还觉得能够应付。而读书，特别是读古书，困难就大了。很多古书，不但词意难懂，还有很多生字，这就增加了读书的难度。我记得最难读的几篇赋，如《别赋》、《恨赋》、《月赋》、《枯树赋》等，读起来实在力不从心，既没有铿锵有致的韵味，也无激荡肺腑的感情。所幸的是毛泽东的文学功底深厚，很多诗赋他都能背下来，读错的字和音他随时予以纠正。毛泽东告诉我：“读诗和读赋不同，诗有五言、七言。还有平声支韵，去声径韵……你按韵律来读，基本上就可以了。而赋则不同，要抑、扬、顿、挫，要读出感情才行。你这样平平地念，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毛泽东非常幽默，就是在病中，同你谈论那些枯燥的古书时，也会让你感到情趣横生。为了把书读好，我一方面注意把读的书先看一遍为，熟悉内容，解决不认识的生字，另一方面注意听广播，学习播音员如何读稿子。渐渐地，也有所提高，勉为其难了。一次，我给毛泽东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读着读着，毛主席也跟着背诵起来。他一字一句地缓缓吟着，那声调，那韵致，入情入景。令我措手不及而又惊奇地是，读到后边，他竟激动得泪如泉涌：“凄凄不似向前声，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我意识到，主席此时此刻一定进入诗的意境中了。他那浓重的情感，透视着与诗意的某种相通。主席是非常喜欢这首诗的，他曾在书上这样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同等的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毛泽东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有时，在我给他读诗、读来信时，如遇有不平之事，或有人有困难，或有人蒙受不公正的待遇，他老人家就常常动感情。他有时激动气愤，有时伤感泪下，喜怒哀乐形于色。毛泽东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是从不把感情埋入心底的人。凡是有不公平之事，他都要管，即或是古人的事，他也会激昂评论，予以褒贬。这时的我，也往往受毛泽东的感染，情感随之倾斜。众所周知，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都是亲理政事，自己动手起草讲话稿，批阅文件、电报，就连人民来信，他也要自己过目，从不让秘书代劳。他最反对什么事都靠秘书做。可是，在他晚年，特别是在患眼疾期间，他不能看文件、看书了，有些文件的圈阅，也需要别人代劳了。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按着毛泽东的指示代他为一份文件写过批语，这是我经历的唯一一次，就是人们熟悉的批“走后门”的那封来信。信是叶剑英元帅写给毛主席的，反映有人借批林批孔运动批老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听我读完这封信后，想了想说：“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可能冲淡批林批孔。”读完这段话后，毛主席又笑着说：“谁没走后门？我也走了。”“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前门来的也有坏人……”在毛主席讲这段话时，我习惯地从茶几上拿起铅笔，递给毛泽东。这次毛泽东竟破天荒地让我来写。我很单纯，既然主席让我代写，就不假思索地写下了。写好后，我又给主席读了一遍。毛主席说：“好，就是这样。”我请示主席：“这份批件是不是告诉周总理一下？”主席点头同意。我与总理通了电话，告诉总理：“这段批示是主席说的，我写的。其中猖獗的獗字，我还没来得及查字典呢！”总理笑着说：“猖獗的獗，是犬旁加厂再加……”总理告诉我这个字怎么写后又说：“你就不要查字典了，空在那里，送过来我添上好了。”于是，我将这份文件转到总理处。由我代写的这个批示后来竟惹出一场**，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我喜欢毛泽东写的字，一有空，我就照着他老人家的字练习，久而久之，有些字写得还真有些“像”。这份批件被江青看出了破绽。她说：“这个批示不是主席批的，有的字写得不像。”并当场指出那几个字不像。江青对毛泽东的字很熟悉，以她的性格，是绝不会轻易放过这件事的。他提出这个问题后，别人就不好说话。汪东兴事先了解此事，便说：“不是主席写，也是主席说的。这种话不是什么人能编得出的。”后来，我听说了此事后，确实感到有些紧张。好在那时毛泽东、周恩来都还在世，什么事都是可以说得清楚的。我把这件事报告给毛泽东后，他笑了，说：“以后凡是办这类事，应该注明是谁嘱咐你做的，就会避免闹笑话了。”1976年，周恩来、朱德司令先后去世，毛泽东也在重病中，他的心境，他的精力，都处在几近坍塌的危急中。两位共事多年的老战友的去世，使重病中的老人无法平复内心的悲痛，昔日乐观的心境也不复再存。有一天，他让我拿庾信（南北朝时的文学家）的《枯树赋》读给他听。这首赋主席早已熟读，并能背诵，即使在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这是一首以树喻人、以物托志的赋，词调凄切，读来令人伤感。在他的床边，我缓慢地读着这首赋。他则微闭双目，凝神遐思，仿佛是体味赋的意蕴，又好像是在回顾自己的一生……其实，他老人家究竟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但从他那凝然神思的表情，我猜想，他此时一定想得很多，也很遥远。当我念了两遍之后，他意犹未尽，自己开始背诵。此时他已不能像以前那样抑扬顿挫、声音宏亮地吟诵了，发音极为费力，声音非常脆弱，但听起来还是富有感情。“……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位辩证法大师，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一代巨人，从庾信的赋中体味出了什么，寄托了一种怎样的情意，在我心里至今还是个谜。这首赋，是主席一生所读的最后一首，也是我最后一次为他读诗读赋。因为，后来他的视力，他的听力，他说话的能力，都不及了。自然规律和可怕的病魔使老人家即将结束他的生命之旅了。张玉凤与江青在毛遗体前今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大家都在纪念我们中华民族这位伟人。作为曾经在他老人家身边工作的人员，我把埋在心中的点滴记忆整理出来，献给读者，也算对老人家的纪念。

晚年毛主席向张玉凤道破天机：做我的秘书，最难做到的是这个如果问晚年毛主席身边，哪位工作人员最被其信任，那么答案无疑是张玉凤。张玉凤1944年出生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1960年，张玉凤到牡丹江铁路局做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幸运地被选派到毛泽东专列，担任服务员，后来被毛泽东亲自选中，于1970年7月以后调任中南海，1974年起开始担任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直到毛主席去世。作为曾经的一个普通的列车服务员，张玉凤为什么能得到毛主席的青睐呢？这首先源于张玉凤工作上的细心。1971年初，毛泽东因感冒引起支气管发炎，但是由于他不吃药，照样吸烟，生活作息全无规律，结果转成大叶性肺炎。张玉凤此时进中南海还不满一年，没有学过医，也没有学过护理，只能边干边学，但就是这样艰难的条件下，毛主席硬是在张玉凤的悉心照顾下，身体一天天的好了起来，在朝夕相处中，毛主席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张玉凤做事的踏实细心，也是一份久违的亲人般的关心。这可能也是毛主席放心将机要秘书这一重要职位交给张玉凤的原因所在。晚年毛泽东曾经亲口对张玉凤说：“做我的秘书难也不难；不难的是，只管收收发发。难的是，要守纪律。你做秘书可以看中央给我的文件，而汪东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他们不能看。包括我的家人江青、李讷、毛远新他们，如果不让看，他们也不能看……”“守纪律”，正是毛主席对机要秘书最最重要的要求，而做事细心的张玉凤，无疑让毛主席能够放心。张玉凤细到什么程度？可以拿两个例子证明。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谈着谈着，张玉凤忽然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马上就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张玉凤说。在场那么多人，唯独张玉凤有这样的观察力，于是，毛主席与布托的会谈没有持续太长，便结束了。1976年9月6日，毛主席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但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但因为病情严重，他又不能清晰地说话表达，于是毛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张玉凤马上意识到，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并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就是因为这样的细心，毛主席对张玉凤的信任超过了一般人，甚至于有时张玉凤顶撞了毛主席，毛主席也没有真的往心里去，有一次，主席有客人来，而张玉凤那天心情不好，脸上的神情不大高兴，事后毛主席批评了她，而张玉凤仍要辩解，主席一怒之下对她说：“你不高兴，就给我滚。”张玉凤二话没说，收拾包裹就回了家。结果二十多天后，还是主席派人把她接回了中南海，并且无可奈何地说她“办事认真，工作尽职，张飞的后代，一触即跳。”但是，不管张玉凤如何脾气倔强，她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在毛主席身边做任何形式的“进言”，哪怕再想问的话，也只是点到即止，体现了一个领导人秘书的高度职业操守。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是，1976年周总理去世后，张玉凤实在忍不住，问了毛主席一句：“去参加总理的追悼会吗？”毛主席伤感地拍拍腿，对她说：“我也走不动了。”张玉凤马上就后悔了：“真不该这样问已经无力行动的毛主席。”张玉凤退休后，拜师学习了书法，这个爱好是从在毛主席身边工作时开始形成的。刚到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时候，张玉凤看到毛主席的字写得好，很佩服，也想学着写。找来字帖临摹，又不得要领。后来主席告诉她：“还没学会走路呢，就想跑。这样不行。”并且专门给张玉凤写下一句话：“写字要先齐整，再奇怪，再齐整——练字之法则。”张玉凤至今记得这句话，“得老老实实先从写楷体开始，写好了才可以变化。而最高境界，又得归到齐整上去。”而这无疑也是为领袖服务的准则，最高的境界就是心细、规矩、齐整，这可能也是张玉凤能够深受晚年毛主席喜爱的原因。张玉凤守住了毛主席晚年多少秘密?难得一见与毛主席的照片1970年，我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时，他老人家已是七十七岁高龄了。从1970年到1976年，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过六年。当然，在这之前，与毛主席也有接触。我曾在毛主席乘坐的专列上工作，多次见过他。后来，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不够，就把我调去了。晚年患了老年性白内障毛主席晚年身体不好，他的腿走路很困难。1971年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上汽车时，毛主席几次想踏着车门台阶上去，但就是上不去。后来还是我扶他上了汽车。他的腿困难到这种程度，令人惊讶。后来，他的两只眼睛程度不同地得了老年性白内障。医生说，只有等到白内障长成熟的时候，才能动手术。在他双眼看不见外界期间，给他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老师芦荻来帮忙。芦荻在毛主席身边呆了七八个月，等毛主席眼睛恢复光明后，芦荻就回到人民大学工作了。毛主席要看古典文学作品和其它古文书籍时，由芦荻念给他听。现代文和一些文件，由我为主席读。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毛主席就是这样来读书和办公的。张玉凤陪伴在毛泽东身边（资料图）1975年7月的一天，给毛主席做了白内障手术。那天天气很好，毛主席也难得睡了个好觉，一共睡了六个小时。下午四点钟他醒来时，我问主席，“你今天休息得怎么样？”主席说，“我休息得很好，睡了一大觉。”我接着说，“主席，既然您休息得很好，今天我们就把那件大事办了吧。”主席问，“什么事呀？”我说，“不是动白内障手术的事吗？你不是已经答应过的吗？”那段时间，只说要做个手术，但没确定哪一天做。我想，这天是个很好的时机，就动员主席做。参加值班的唐由之大夫也说，根据主席近几天的身体状况，可以实施手术。主席点头表示同意，并说“做！”于是，医生为主席量了血压，听了心脏，又测了脉搏，一切正常。就在游泳池的一间休息厅里进行了严格的消毒，做好了动手术的准备。眼睛复明激动得流了泪当时，有一个为毛主席治疗的医疗小组，负责人有周恩来、邓小平、汪东兴和王洪文。手术由广安门中医研究院和同仁医院的医生参加，由唐由之大夫主刀。当时大家都担心手术有没有把握。事后，我也问过唐医生有多大把握，他说他有百分之九十五点多的把握。白内障手术实际上也不算什么大手术，赤脚医生就在农村的田间地头做过多少次。但现在是为毛主席做，就感到特别紧张和担心。手术前听昆曲缓解紧张我看到过有的护士在给毛主席打针时，手都直发抖，一连几次就是打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主席总是跟护士谈点别的事情，以消除她们的紧张情绪。等到手术准备工作做好后，毛主席也没有马上做。毛主席对做手术心里也很不安。他一生从未做过手术，一旦这次手术不成功，那还不如不做的好，虽然眼睛看不见东西，但别人看不出他的眼睛有什么毛病。他还想到，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丢下这个世界他放心不下。因此，他让我放了一段昆曲演员蔡瑶诜唱的岳飞《满江红》的录音。——“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陈词慷慨激昂，曲调催人奋进。毛主席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下，踩着昆曲的节拍走上手术台的。医生首先在他眼睛周围打了一针麻醉药。这个部位很敏感，也非常的疼。但第一针扎过后麻醉药不管用，主席说他眼睛还有感觉。于是又打了第二针麻醉药，他的眼睛才失去了感觉。这时，我就关掉了录放机。手术时间不长，前后十五分钟，实际动手术时间只有八分钟。手术过后，周总理、邓小平、汪东兴、王洪文他们怕影响刚做完手术的主席，没有跟主席打招呼就走了。临走时，周总理对我说，毛主席的手术做得很成功，让我转告毛主席。我这样做了，并特意告诉毛主席说总理也是刚从医院里来的。主席听后就说：“谢谢他。”手术后，毛主席的情绪很稳定。一个星期后，医生给毛主席眼睛上的绷带拆了。毛主席的左眼终于能重新看到了他所熟悉的房间，看到了他所熟悉的身边工作人员的面孔，并一一叫出了我们的名字。这时，毛主席激动得流了泪，因为他一年多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了。张玉凤与晚年毛泽东（资料图）医生做手术时，只做了白内障长成熟的左眼，也没有切除白内障，而只是把白内障压到白眼球下面去了。我问为什么不切除？唐医生说，切除的手术比较复杂，尤其对高龄老人不适宜，而把它压到白眼球下面也可以保证七八年的视力。毛主席左眼的视力刚恢复时，医生说每天只能看十五分钟的书。一开始，毛主席还能做到这一点，但很快他就不干了。看书是他一生最大的爱好。因此，他又开始夜以继日地读书、看报、批阅文件了。全身是病 睡眠不好毛主席以前很注意锻炼身体，但晚年全身都是病时，他就没法锻炼了。只在累了的时候，把头来回扭一扭，活动一下脖颈。两臂舒展一下，练习“左右开弓”。他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腿浮肿，等等。支气管炎主要与吸烟有关，后来在晚年大家动员他把烟戒了。他看书不再是伏案工作，而是散漫地躺在床上，靠在一个很高的枕头上。毛主席从来不喜欢戴眼镜，他看书总是用一个放大镜看。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长时间手里拿着放大镜是很累人的，后来我们给他换了一个轻一点的放大镜。但手术后我们为他准备了三副眼镜。考虑到他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一会儿左躺，一会儿右侧，手术后，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就给他做了特殊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左腿的眼镜，一副是没有右腿的眼镜，还有一副是供他坐在椅子上和沙发上看书时用的平常的眼镜。我们就不停地给主席换眼镜。当他左躺时，就给他戴没有左腿的眼镜，右侧时就给他戴没有右腿的眼镜。老年人本来睡得就少，而像毛主席这样长期从事高强度脑力劳动的人睡眠就更少，他经常在服过安眠药后仍长时间地不能入睡。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都有体会，对于他老人家来说，睡眠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坦然面对晚年病情毛主席虽然身体不好，但他不隐瞒，他对自己的健康状况很坦然。在接待外宾时，他坦率地给他们讲自己身体不太好。由于翻译听不清主席的话，我每次都参加主席与外宾的谈话。我和翻译坐在沙发的背后。毛主席在谈话中，总是引经据典，妙趣横生，潇洒自如。1972年尼克松、基辛格来时，主席对他们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尼克松不相信地说，你看上去很好。毛主席说，外表是骗人的，不要为假象所迷惑，我刚刚才从一场大病中恢复过来。1976年春，毛主席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布托和毛主席是老朋友，每次他们都谈得很愉快，布托很喜欢和毛主席谈。在主席与布托会谈期间，我发现主席的额头在冒汗，知道他身体不舒服了。他老人家生病从来不呻吟，并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脸拉得老长，张着嘴流口水，他从来没有这样。他一直到去世都是一身干干净净的。因为主席身体不好，所以他和布托只谈了三十分钟就告辞了。突发心肌梗塞一字不漏背出《枯树赋》1976年6月1日，毛主席突然心肌梗塞，不省人事。当时中央根据医疗小组的诊断，第一次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的领导通报了主席的健康状况，但保密等级仍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我一直在想，在主席的健康状况方面，要是早点，比如说这次就把主席的健康状况公开告诉人民，也许人民对主席逝世就不会感到突然，就有更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干吗要严格保密呢？人最后都是要走的，这是自然规律。毛主席自己也是不隐瞒自己健康状况的。这个问题，研究党史的人可以研究一下。好在这次心肌梗塞在医生的帮助下，主席很快就恢复过来了。虽然说这次恢复了，医生说人要闯三关。已闯两关了，下一关主席能闯过去吗？主席恢复过来后，一天上午，他要我把《枯树赋》找来给他看。他很喜欢诗赋。《枯树赋》写得很好，也很长。讲的晋朝一个人，来到一棵大树下，看到这棵大树过去也有过生长繁盛的时期，而现在已经逐渐衰老了，使人在内心中油然产生出一种悲凉的感觉。毛主席看过后，对守在床边的我说，你拿着书，看我能不能把它背出来。我看着《枯树赋》，他老人家竟然能一字不漏地把它背出来。可见，他老人家头脑并不糊涂。唐山地震后搬进防震房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地震波及北京。毛主席住在游泳池，那里的房子不防震。地震时，我睡在附近的值班室里。突然听到一声震响，我匆忙地爬了起来，穿上外衣，向主席那里走去。但由于房屋摆动得很厉害，我感觉走起路来都很费力，东倒西歪的，好像怎么也走不出去，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走了出去。这时，看到汪东兴他们也费力地向主席那里走。来到主席那间屋里，我看到主席不动声色地平静地躺在床上。伟人真不愧为伟人，遇到重大事情从不慌张，而是泰然处之。1972年，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资料图）主席问汪东兴出了什么事，汪东兴说，还不清楚，可能是发生了地震，待了解清楚后再向你汇报。当时，我们担心屋顶上会有什么东西摔下来打着主席，就急中生智地几个人牵起一张床单，悬空挡在主席的床上面，以起到一种缓冲和掩护的作用。在当时那样紧急的情况下，也只有采取这样极其简陋的防御措施了。第二天，汪东兴报告主席说，唐山发生了地震。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起见，中央政治局决定让毛主席搬到防震的房子里去住。主席说，既然政治局已做出了决定，我就搬过去吧。但等地震过后，我还要搬回来的。可是一直到去世，毛主席都一直住在防震的那间房子里。晚年毛泽东（资料图）由于主席心脏不好，在医生的建议下，我们给主席找来了一副担架。事先还由卫士们演练了一下，尽量做到让主席安安稳稳地躺在担架上。这样，在战争年代就坐过担架长征的毛主席，建国几十年后又坐了一次担架。在地震期间，毛主席很关心唐山、北京以及其它震区人民的情况，询问损失的程度有多大，防震工作做得怎么样，反映了领袖与人民是心心相印的。晚年毛泽东（资料图）弥留之际关心国际问题1976年9月6日，在毛主席弥留之际，他仍关心着国际问题。当时日本在搞选举。毛主席想知道三木在选举中的情况。他嘴角在动着，想要什么东西，但护士们不知道他想要什么。护士们就把我叫了去，主席发音太轻，很微弱，我也没听懂。这时，主席在他背后的床头木板上敲了几下，并伸出三个手指头。我猜想主席是不是想说“三木”，就问他是不是要了解日本三木的情况，他点了点头。我就把有关三木的情况简报找来了给他。他老人家最后几年从未中断过看书读报，直到去世前最后一次苏醒过来后，还由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文件。9月9日凌晨0点10分，他老人家离开了这个世界，告别了他的祖国，永别了他的人民。他去得非常安详，没有一点痛苦的表现，就像永远地睡着了一样。没给他做新衣服，还是那件洗干净了的穿过的中山装。1972年6月8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中南海书房会见来我国访问的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毛泽东饶有兴趣地观（资料图）毛主席不爱钱 百万存款留给国家我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六年，发现他老人家有一个特点，就是不爱钱。他不是没钱，仅《毛选》的稿费他就有百万存款，就在中央办公厅特别会计室里，必须有他的亲笔信，才能取到钱。这些存款，在他去世后，都留给了国家和人民。他经常在经济上帮助有困难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如果有谁伸手向他要钱，他就不愿再见到这个人了。他看不起爱钱的人。他常穿的中山装的口袋里装有两件东西，一样是香烟，但总是只装半包香烟，不装整包香烟；另一样是一块手帕。他身无分文，我们在他身边工作也没什么可捞。因此，不存在犯经济错误的问题。主席不爱钱的品格，对我教育很深。在我的生活中，我也从来不为钱而活着。讨厌“万岁”、“万寿无疆”等“屁话”在毛主席生涯的鼎盛期，人们都呼喊“万岁”、“万寿无疆”，但他讨厌这些。他认为有些人这样喊，是“屁话”，他真正关心的是他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人们怎么看他。毛主席他老人家高瞻远瞩地看到了这一点。他老人家曾多次对我说过，希望我在他去世后每年都到他的坟上去看他。后来我知道，他对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也说过同样的话。这么多年来，我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遗愿。这些就是我亲眼看到的毛泽东。（摘自《社会科学论坛》）注:张玉凤，女，1944年1月27日出生，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1962－1970年在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上工作，1970－1976年为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1974－1976年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

毛主席晚年最信任的女人 缘何会是张玉凤张玉凤，60年代曾任职于牡丹江铁路局的餐车服务员，广播员，此后被调任铁道部专运处，出任毛泽东专列的服务员，后来曾为毛泽东出巡全国时私人专列车厢上的服务员，1970年7月以后长期担任其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泽东晚年的岁月里，有两个不得不提的年轻女人：一个是护士孟锦云，一个是机要秘书张玉凤。毛泽东的房间只有两个人可以随便出入，那就是张玉凤和护士孟锦云。不管是谁，上至政治局常委，下至毛泽东的亲友，无论是国策大计，还是私人访问，都必须经过张玉凤的通报之后，方能决定见与不见。甚至连毛泽东用的餐，都是放在客厅后，由张玉凤拿进去。晚年时期的毛泽东是一位再普通不过的老人，他也有着正常人的七情六欲，包括任性、爱发脾气。那时的毛泽东与夫人江青早已分居，天天出现在毛泽东眼前的张玉凤就成了这位老人全部的感情寄托。身体孱弱的毛泽东，其晚年在纷繁芜杂的政治环境中愈发有心无力，他不愿也不敢相信任何人。他的身边只有一个张玉凤，而他也只愿意信任张玉凤。张玉凤做起事来特别细心认真，谨慎这也是毛泽东后来放心地把很多机要事务交给她打理的主要原因。通过两件事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张玉凤给孟锦云支招缓解他与毛主席之间的冷淡关系：根据孟锦云回忆，1975年夏天，在自己来到毛泽东身边四个月后，一直对她很热情的毛泽东突然变得冷漠起来。小孟几次想同他说话，毛泽东都不愿理睬，显得心烦意乱。经细心的张玉凤问询后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被小孟吓到了。毛泽东房间里特别静，而小孟进房间时却总是一点儿声音也没有突然出现在他面前，常常把这个80多岁的体弱老人吓一大跳。张玉凤告诉小孟，以后进房间时先给他点声音，比如咳嗽一声，或出点儿粗气。这样老人好有个思想准备，问题就这么解决了。张玉凤拒绝江青清理毛主席私人财产：张玉凤掌管着毛泽东私人保险柜的钥匙，而这也让她成为了夺权派眼里的“无价之宝”。在毛泽东的私人保险柜里，有毛泽东的存折支票，还有一批党和国家的特级绝密文件，其中不乏许多高级干部写给毛泽东的检讨书、认罪书、告密信等，这些无疑标注着许多高层领导人的人格和品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这一部分人的生死簿。首先闹事的是江青，她非常清楚，保险柜里有两样能遗祸于己的材料：一是1976年她写的不搞‘四人帮’的检讨，二是康生临死时告发她是国民党特务的谈话记录。江青以主席夫人的名义，提出要清理主席的私人财产。不料，在江青向张玉凤索取保险柜钥匙时，张玉凤却说：“主席留下的一切，都是党和国家的财富，若要清理必须经华主席批准”。这让江青大为光火。随后张玉凤如实地向华国锋汇报了情况，说明了这批文件的重要性，引起了华国锋的高度重视，使得江青的算盘落空。可以说，作为毛泽东晚年最信赖和依靠的人，识大体、顾大局的张玉凤对形势的发展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今的张玉凤已年逾花甲，但保养得很好，肤色白皙，短发修齐，鬓角略有白丝，说起话来谦和而又大气，语调毫无做作。这样一位淡然的老人，却曾经将自己人生中最美好的一段青春岁月都奉献给了毛泽东，她是毛泽东晚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人，就像是一根拐杖，支撑着毛泽东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时光。

第二篇：秘书到底怎么当

本文中的秘书指专门为领导、单位写稿子的文字秘书，至于生活秘书、事务秘书等则不在此议论之列。在下曾在单位干过十年文字秘书，虽然可称得上老秘，可惜先天资质愚笨，后天又努力不够，对于当秘书的学问研究得不深，感悟得不透，以至事倍功半，一事无成，实在惭愧得很。好在身在秘书岗位时间较长，有些切身体会，于是便有了将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的冲动。

秘书需要明智。明智与智力是两码事，你才高八斗，可能不明智，你才气平平，可能明智得很。秘书岗位往往给人一种感觉：某某是领导的秘书，这权、这势、这关系、这能量、这机会一定非比一般。其实，这是一种错觉，秘书本身是卑微的，秘书身上的光环是虚幻的，如果别人把秘书当回事那还有情可原，因为秘书离领导比较近，与领导常接触，人们总认为近水楼台可先得月，可秘书本人认为自己非比寻常或前途无量那就大错特错了。这里的道理简单的很，秘书是做嫁衣的，你干的好，那是应该的，如果你有缺点，那么人家会看得十分清楚，会时刻牢记在心。当提拔干部时人家会认为你很不成熟，你得耐心等。秘书无级别这是常识，现在，从某种角度讲是“级别社会”，没有级别就没有竞争力；现在从某种角度讲也是“关系社会，”想要立足社会关系硬才行。而秘书同领导是什么关系？那是上下级的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关系再普通不过了。一般初当秘书的人往往有一种前程似锦的感觉，可干过一段时间后，他们往往从理想的天国跌落到现实的土地上，秘书毕竟是秘书，秘书并非发达的捷径。我的一位朋友在一县政府办综合股当秘书，他已辛辛苦苦干了八年，就连自己的妻子生孩子时他还在单位加班为领导赶写材料，可他如今。就是当副股长的愿望还遥遥无期，一个副股长在中国还算什么官。人们都知道秘书辛苦，所谓“一支钢笔，两袖清风，三更不眠，四季挨累。”人们知道秘书有才，文化水平及综合素质不过关的人当不了秘书，这是常识；人们知道秘书付出巨大，干秘书工作时间长的有八九患神经衰弱症；人们知道秘书不易，工作苦但不容易出成果。但这些是否顶用呢？只有秘书自己知道。

秘书需懂得顺从，不知顺从是当秘书的大忌。秘书是为领导服务的，秘书是领导的帮手，领导都喜欢顺从的秘书，领导让你向东，你决不可向西，领导让你打狗你决不能赶鸡。如果领导问你一加一等于几，你答等于二当然不算错，但最领导满意的答案是：你让我等于几我就等于几。当秘书久了，往往使你变成一个软弱的人，一个唯唯喏喏的人。秘书不是不能有主见，问题是当你有了主见，不服从领导的时候，那么你就离被炒鱿鱼的命运不远了，因而秘书必须学会应和，要知道领导的话就是绝对正确的，不能有异议。当秘书的更要谦虚，当领导读报告念出白字的时候，你不能指出，否则让领导脸面无光，最聪明的办法是下次写稿时坚决避免这类难读字；当秘书应该学会赞扬，如果领导讲的观点毫无逻辑，乱七八糟，你也得说思路清晰，说理透彻。当领导把你写的材料改得一塌湖涂，你绝不能说领导改得不对，你要说领导改得好极了。当领导表扬你材料写得好的时候，你应该说领导思路好指点得好，如果你把领导的表扬当了真，那你真的受累不得好报了。

当秘书须掌握分寸，其实分寸就是哲学上讲的“度”。比如，领导叫你写材料，告诉你一些观点，让你围绕这些观点写成稿子，这时，你千万别以实为实，不去发挥，你既要把领导说的意思写全，又要把自己所想到的东西写进去，这样领导看了材料才会满意。如果领导告诉你几个干干巴巴的观点，你真的实事求是的写成干干巴巴的文章，领导肯定不会满意。如果你写的全是自己的东西，来个任意发挥，肯定也是白写。因而秘书如何在遵命与发挥上找到结合点，这学问确实不小。还有，写稿的长与短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导常告诉你把材料尽量写短些，比如，领导讲话半小时，让你写2000字，当你真的写了2000字时，肯定不行，因为正常念材料的速度是半小时5000字左右，所以你写时干脆一步到位写5000字，当领导看过之后，一定不会嫌长，因为太短了使领导无话可讲，那是十分尴尬的事。

有人说秘书干糟了不容易被提拔，干好了也不容易提拔，此话不无道理。秘书干糟了说明你素质低，想提拔当然无指望。但干好了也常常无指望，因为，你在这个位置干顺手了，领导已经在写作方面依靠你了，如果将你提拔，那谁来顶这个坑，因而，善于做工作的领导往往采取给秘书口头表扬(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或给荣誉的方法，予以安抚，有些领导也会许愿，对你说，好好干，有机会虑你。于是你就得等，等机会，等领导开恩，但结果常常是失望。当秘书真的把写作当成正道的时候，那便是一条死胡同。当一些秘书带着身患有神经衰弱、颈椎病、近视眼等严重职业病苦苦支撑的时候，他们终于明白了，当秘书是一个陷阱。此话虽然重了点，也有点偏颇，但秘书这职业确实应引起人们的关注，秘书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的工作、他的人生常常遇到尴尬，遭遇不公，而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秘书也有一帆风顺、官运亨通的，但这样的极少。

秘书从机关的底层中艰难地生存着，它是机关矛盾的一个焦点，又是机关病的一个标本。

第三篇：我给妹妹当老师

我给妹妹当老师

这个寒假妹妹到我家来了，我兴奋极了，因为我要给妹妹当老师，也就是说在学习中，我和妹妹是师生关系！

第一天，我让妹妹写四页语文寒假作业和四页数学寒假作业。我也有作业要写，为了我的新“职业”，我很快写完了。

开始，我很高兴的盯着妹妹写作业，妹妹有不会的题问我了，我就耐心的讲解引导她，可后来我就有些不耐烦了，开始用教训的口气。

妹妹总算把作业写完了，终于让我松了一口气。妈妈走过来，我告诉妈妈：“妹妹的问题太多了，真烦人。”妈妈却说：“你现在体会到老师和家长的辛苦了吧！”

是啊，妈妈说的对，我体会到了老师和家长的辛苦。教师这个职业是多么辛苦，但是老师们还是坚持住了，因为他们要把这些稚嫩的“幼苗”培养成粗壮“大树”。

第二天，妹妹的所有问题我都耐心的讲解，当我反感时，我就会想上课时任老师那慈爱的眼光，妈妈那柔和的语气，那些心烦意乱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三天，我更加积极了，主动给妹妹讲题，这样，作业很快就写完了，因为作业完成的好，妈妈还奖励我们俩半个小时的电视，妹妹可高兴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当小老师才三天，就懂得了这么多的道理。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到第十天，我的学生终于完成了全部寒假作业。可是，我亲爱的的妹妹就要去姥姥家了，我很舍不得她，她也舍不得我，但我们还是恋恋不舍的告别，我们依依不舍的挥着手。

虽然我只上了十天班，但是，我知道了：老师们是辛勤的园丁！每一位老师都充满信心的将每一堂课上好，对学生的问题总是耐心的，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讲解。多么值得我们尊敬的辛勤的老师，在这新春佳节的时刻，我祝所有的老师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天天开心！

虽然只是短短的几个字，但是包含了我对每位老师崇高的敬意！

新疆乌鲁木齐第四十九中学三年级:王雅仪

第四篇：我给妹妹当老师

这个寒假妹妹到我家来了，我兴奋极了，因为我要给妹妹当老师，也就是说在学习中，我和妹妹是师生关系！

第一天，我让妹妹写四页语文寒假作业和四页数学寒假作业。我也有作业要写，为了我的新职业，我很快写完了。

开始，我很高兴的盯着妹妹写作业，妹妹有不会的题问我了，我就耐心的讲解引导她，可后来我就有些不耐烦了，开始用教训的口气。

妹妹总算把作业写完了，终于让我松了一口气。妈妈走过来，我告诉妈妈：妹妹的问题太多了，真烦人。妈妈却说：你现在体会到老师和家长的辛苦了吧！

是啊，妈妈说的对，我体会到了老师和家长的辛苦。教师这个职业是多么辛苦，但是老师们还是坚持住了，因为他们要把这些稚嫩的幼苗培养成粗壮大树。

第二天，妹妹的所有问题我都耐心的讲解，当我反感时，我就会想上课时任老师那慈爱的眼光，妈妈那柔和的语气，那些心烦意乱就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第三天，我更加积极了，主动给妹妹讲题，这样，作业很快就写完了，因为作业完成的好，妈妈还奖励我们俩半个小时的电视，妹妹可高兴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当小老师才三天，就懂得了这么多的道理。

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一直到第十天，我的学生终于完成了全部寒假作业。可是，我亲爱的的妹妹就要去姥姥家了，我很舍不得她，她也舍不得我，但我们还是恋恋不舍的告别，我们依依不舍的挥着手。

虽然我只上了十天班，但是，我知道了：老师们是辛勤的园丁！每一位老师都充满信心的将每一堂课上好，对学生的问题总是耐心的，不厌其烦的，反复的讲解。

第五篇：秘书组工作总结

办公室秘书组2010-2011-1学期工作总结

时光荏苒，我们学生会这个集体转眼间又度过了上一个学期，该期我们有收获也有不足，现对该学期办公室秘书组工作作出总结：

1.完成了迎新工作，并对新人进行了系统的培训，带领新人开展了各项日常工作；

2.整理了新一届校学生会、社联、及各系部学生会成员信息，并将其联系方式整理成飞信；

3.第一时间向各学联组织发送上级通知；

4.做好了学生会各项会务工作和办公室文件资料收集整理等日常工作；

5.负责了第二课堂教室、活动场地及办公用品的申批工作；

6.协助配合其他部门完成了各项活动。

同时我们也存在不足之处，诸如工作时人员分布不合理、工作经常遗漏一些细节问题、做事条理性不够等都是有待改进的，我们会在后期工作中努力完善，争取做得更好。

皖南医学院校团委学生会办公室秘书组欧阳骏骏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