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乐：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

第一篇：李安乐：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

李安乐：后暴民时代——中国暴民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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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安乐

2006年被称为中国网民年，有人认为网络通缉令、网络暴民、网络暴力这三个关键词共同构筑了2006年中国互联网的异样图景。从“虐猫”暴力事件到“铜须门”桃色事件再到“男司机PK女老外”的流氓事件，由网络群体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追缉令运动，并由此展开了强大道德审判攻势。这项运动愈演愈烈，人肉搜索机的介入更增加了网络暴力化的色彩。那么谁是大法官？谁又能是大法官？谁又有权力？是知识精英分子还是普通民众？

在2008年奥运会举办前期出现了抵制“家乐福”事件，出现了抵制CNN辱华言论事件，这把外国人赐予中国人的“暴民”形象推向顶峰。

暴民，从来就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而是一个沉重得让我们有时近乎难以突破的话题。其沉重在于它首先不是一个真命题与伪命题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社会问题。从通常意义上来说，“暴民”不是一个被普通民众所接受与关注的对象，这一方面与主体话语通过“暴民”对民众的反面教育有关，使民众把它总和野蛮与残暴、反人民与反人类联系在一起。暴民容易与主流话语权相悖逆，且容易被贴上作乱，**的标签。古人有言：“宁做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另一方面则是“暴民”的能指与所指的迁移超乎了普通民众的理解范围和文化阅读背景，特别是民众的集体的历史性误读，使其不再能够完全地显义而表现得时显时晦。

一、暴民的概念

“暴民”一词，从词源学上来看，最早出现在春秋时代。《乐记》曰：“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在这里我们看到“暴民”与“怨”“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然这只是对“暴民”这一词语的首次明确而清晰的表达，在此之前就已经存在着暴民了，其远远早于春秋时代出现的文字文本。《管子》中亦有描绘：“乌合之众，初虽有欢，后必相吐，虽善不亲也。”在英语世界中“暴民”为 mobs，主要指城市骚乱中的乱民，比如报章中指非洲部族**时会常用这个词。远的来说，“暴民”是维多利亚时代说创造的词汇，意为活动中的乌合之众。其次，“民主”的希腊文为δημοκρτια，它由δημοs与κρτοs二词合成。在古希腊语中，δημοs的意思是“乡下人”，后来引申为乱民、暴民。而κρτοs一词即是“权力”。“民主”一词在古希腊人的概念中为“乱民执掌的权力”。

在对“暴民”进行定义之前，首先需要厘定一个名词：“民”。民，在古代主要有：1.指黎民百姓，平民。与君、官对称。2.外来民，土著者曰民，外来者曰氓。《广雅》中有：“民，氓也”。3.不同社会职业的人，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对“民”的历史性考察，我们可以粗略看出“民”这个概念不断发生着变化，词义不断进行了迁移。从社会形态来考察，“民”有顺民、良民、刁民和反民。“民”经历了长期的嬗变过程，从历史中延伸开来：部落成员—自由民/自耕农—臣民—民众（国民）—人民—公民—网民。“民”作为主体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凸显出来。下面选取部分关于“民”的事件作为参照：

公元前841 年，西周都城镐京发生民众**，起因于周厉王禁止国人谈论国事，平民攻入王宫，周厉王仓皇逃奔彘。

约29年/36年，耶稣被犹太民众以渎神罪送上十字架。他们还是以对政府不利为由，说

服以色列南省的罗马总督彼拉多下令将耶稣处决。

1793年9月的法国大革命的“九月屠杀”，一群无套裤汉（暴民）冲进巴黎的监狱，把监狱的犯人，普通的刑事犯人，全出来胡乱地杀了好几千人，实行暴民私刑。

2008年6月28日贵州瓮安发生群众性恶性打砸烧的**事件，起因于部分群众对公安关于一女学生死因的判定不满，导致公安大楼、政府大楼和部分车辆被焚毁，县城秩序一度混乱。

在这里“暴民”与野蛮残暴和无知极端联系在一起，是作为**分子而被主体话语权所制止与镇压的对象。这显然是“暴民”在过去的语境中的词义，虽然在某一时期被加以高抬和吹捧，并被发扬光大，如“造反有理”中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霍华德-莱茵戈德（Howard Rneingold）用新的词义来诠释“暴民”。Mobs是“多弹头轰炸系统” 的缩略语，在澳大利亚是对成群袋鼠的称谓，它们从一个地方旅行到另一个地方，以草、灌木、小树叶为食，它们用敏锐的鼻子、耳朵和眼睛来逃避敌人。它形容现代新式的群众运动，借助于互联网、手机短信进行有目的政治活动或无意义的“好怪异，好白痴”的活动。在新境遇下的“暴民”释义，表明了在高密度的信息化下，人的情景发生深刻的变化，暴民由此带上了后现代诡异嘲侃而又无关重大意义的色彩。那么何谓“暴民”？暴民是把自由、平等与民主这些基本权利的实现诉诸于暴力性手段的民众。其实质也是对抗中的利益实体，作为代表弱势群体的有着强烈极端情绪的群体，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用暴力性的方式来促成自身权益的保障或实现。通过“民”的概念的衍变，我们可以暴民的主体不断的变化。对于这种暴力性倾向，我们不能以一种或褒或贬的简单情感加以区别，正如奥尔特加—加塞特所说的，“暴力是被激怒的理性”、“是最后的理性”，“意味了对理性和正义最崇高的礼赞”。如此来理解，“暴民”的概念逐渐明晰起来，并且恰当地切中新派暴民的语境。

二、暴民的起源

暴民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国际化的问题，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里的重心只在于中国，别无他意。暴民从何而来？在中国历来就存在着对立的意识，即暴民意识和清官意识。其实“清官意识”就从来没有终止过，从过去的“青天大老爷”到“包青天”再到今天泛滥的“清官剧”“清官文学”，无不一再演义了下层黎明百姓的强烈地要求践行“光明正大”的愿望。而历代的暴民事件正是对“清官意识”的彻底绝望。莫斯科维奇认为，“群氓是挣脱了锁链的民众，他们没有良知、没有领袖，也没有纪律，他们是本性的奴隶”。暴民具有强烈的目地意识和现实破坏性，并能够尽最大可能地摧毁当局者的意志使其妥协或让步。

也就是说古代的暴民起源于对暴政或极权统治的不满，在正常的权益不能保障的情况下进行的被动反击，而现代暴民则是对民主的掌控欲望的不断增强，要求更多地知情并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它是以积极的姿态进行主动的出击。

三、后暴民时代的到来

2008年4月9日，美国CNN主持人卡弗蒂在其面向全世界的电视新闻中，毫无顾忌地评论中国。他认为中国人在“过去50年里，中国人几本上一直是一帮暴民和匪徒”，“中国产品是垃圾”。该言论一出，立即遭到网民的强烈抨击，乃至诅咒。以揭露西方媒体失实报道拉萨暴力犯罪事件的“反CNN”网站刚刚成立5天时间，浏览量就超过20万人，近2000人给网站提供了各种证据。

构成暴民群体的类型有哪些？如果我们仔细地加以考察就会发现，暴民大致有以下两种类型：一是脱离了宗法、法律秩序和土地关系的“流氓”，这在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特别是

在农民暴动，有“流氓”（游民）转变成暴民，他们在很大成都上破坏了原有的秩序。二是就有的维持原有秩序的既得利益的群体，也会成为暴民，他们并非无业而是为了维业，也极端和残暴，历史上的苏格拉底之死和耶稣之死就属于这一类型的结果。前者对公正与公平不满，后者伪充公正与公平。

对于上述两种类型的暴民划分似乎过于传统和保守，在暴民的现代性所指中还包括了两种暴民：网络暴民（web mobs）和快闪暴民（flash mobs）。

网络暴民是暴民家族的新势力，它借助于互联网发展异常迅速，并不断创造web7.0时代的暴民战争神话，他们在媒介的广泛传播中获得扩展名的不断更新，兼容性更强，袭用外媒的话可称之为“键盘暴民”。从本质上来说是传统暴民的现代性延异，由现实肢体对抗走向虚拟语言对抗，主要使用暴力化的语言和表达，当然在某种条件下可转化为现实的肢体对抗。下例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4月7日奥运圣火在巴黎传递遭袭后，网络上出现抵制家乐福消息。在MSN、QQ等即时通讯工具和各大网站论坛出现了爱国的红心，据传MSN上有300万网民前挂有红心，而且出现了“打倒家乐福”、“5.1不去家乐福”的宣传图画。最后有部分网民到各地的家乐福分店进行抗议。

快闪暴民更多地凝聚了普通民众中的精英，是属于一小撮的“新新势力”，具有“UP”导向性和召唤思，更具有前卫性和异想性，更是暴民中的异类。它生根于后现代文化思潮中，追求一种新异的文化生活官能享受和首导理念，与网络暴民相比其对现实并无多大的实际指涉。在互联网上互不相识的人在指定的地点去共同完成稀奇古怪的任务后，又迅速地消失。Flash Mobs 较为著名的事件有：

2003年5月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当时一个名叫比尔的组织者召集了500余人，在纽约时代广场的玩具反斗城中，朝拜一条机械恐龙，5分钟后众人突然迅速离去，“快闪族”因此而闻名。

7月30日，柏林，100人，在街头撑起彩色雨伞跳舞，然后闪去。8月7日，伦敦，200人，群聚家具店一同称赞家具，然后闪去。

8月初举行的一次活动中，200多人在美国的一家书店内假装排队刷卡付款，然后突然一起鼓掌欢呼，令旁人瞠目结舌。

这两种类型的暴民都借助了网络这一便捷而有隐秘的相对来说有平等的话语平台，实施不同的暴民话语，并由网络对峙走向现实的对抗。新的暴民类型的出现预示了传统暴民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时态，这里把它称之为“后暴民时代”，主要是基于新的暴民群体、暴民行为，暴民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有过去传统的硬对抗转向软对抗；由工具性暴力转向话语性暴力。当然这里的话语性暴力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着正当的、正义的目的，暂且不论其实质性的结果如何。作为享有高度自由民主的现代民众，更多地是要求如何更好地履行自己的合法权益和监督公共部门保障实现它。

四、暴民的思想症候

在展开这个问题之前，首先需要对暴民的意识加以说明，也正是由于有了暴民意识，才进一步深入涉发了对于暴民思想的进深。

暴民具有什么样的意识？这种暴民意识又有哪些前在性的预设？在普通的民众意识里，都潜在着暴力倾向及暴力行为或潜在着暴力幻思。因为暴力是最为直接的，也似乎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在中国古典通俗小说《水浒传》中为我们展示了暴民的意识之一：权力意识——“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这是一个被异化了的暴民意识，说到底是被碾在权力车轮下暴民的另一条出路。林冲是另一种由良入暴的转型的暴民形象。在林冲的意识中，有“被逼意识”。“暴”是不得已而为之，他首先诉诸于官家的公正，在公平得不到保障时，选择了

逃避。只有在他逃避无门的情形下，无奈地选择了以暴抗暴的道路，演绎了一个良民到暴民出炉的历程，最终走向被“逼上梁山”的暴民之途。“被逼”是大多数暴民的前期心态写照。暴民充满了对现有秩序的强烈不满，他们有着强烈的“倒序”愿望。学者王学泰认为暴民是“当社会或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时只是执着地使用暴力解决问题，而不作其它思考的平头百姓”，并且他进一步引申，“他们认为暴力是万灵妙药”。在这里笔者并不敢完全苟同王的观点，暴民并非天生嗜“暴”，并非处处使“暴”，也并非一开始就幻想诉诸于暴力，出招以暴制暴，实属下策。这正如他在关于“暴民”及“游民”问题中屡次提到的一个名词：“逼上梁山”。平头百姓是正确的，但并非是他们的“执着”（此执着并非佛家的“执着”），也并非他们的“非做其它的思考”（思考是从来没来出路的；要做思考，只有忍辱负重，苟且偷生），说到底他们也是天生的良民。

在胡戈的恶搞短片《007大战黑衣人》中，制贩假名酒的商贩在与007交易时所唱的《被逼的》，它道出了入娼入邪者的无奈心声：“我们全部都是被....逼的！/..../我们也不想变坏可是身不由已/我们全部都是被....逼的！逼的！/ /我不做个坏蛋/就得滚蛋/我不欺负别人/就会吃亏„„”谁逼迫了我们，为什么要逼迫？是公正平等远离了我们，使我们被边缘化，而且含混了我们的身份以至于变得像游魂一样游离不定了。

暴民这一群体常常具有狂暴的感情，可以有时使之很残暴，在特定的情况下有可能表现出超乎想象的崇高，但有时往往是伪崇高。比如在耶稣之死的事件中，犹太民众捉住耶稣并交给彼拉多极力要求处死他。《圣经》记载了当时的情形：他们极力地大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在叫嚣的民众中暴力的罪恶快感占据了他们的理性，自义占据了道德、宗教的制高点。在群体中，作为具有独立理想的个体，理性的作用一点也不起了，群体被一种简单的有时近乎于不合逻辑的感情所操控。这就是勒庞说的，“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孤立的他可能是个有教养的个人，但在群体中他却变成了野蛮人”，他变得狂暴，具备了群体的全部特征：冲动、急躁、无理性，夸大的情感。勒庞的意思是作为“乌合之众”（the crowd）的群体（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暴民）共同在（暴民）群体中会变成白痴，这是因为他的无意识战胜了有意识，“有意识人格消失，无意识人格得势”。暴民认识到他在群体中是超乎想象的强大，而且个人已经依仗数量的优势转化成一个个“无名氏”了。这意味了他们即将释放孕藏在心中的“野兽”，一方面他们成了“无名氏”可以无所顾忌地进行野蛮而残暴的行为而不会有人知道是谁干的，其脱离了道德和法轮的约束；另一方面他们依仗人数上的优势造成了“法不责众”的既定事实，暴民往往会高估自己群体的力量。

说到底，民众的要求极为简单，那就是：公正、平等。他们有着很深的“清官意识”情结。无论传统暴民还是现代暴民，对公平和平等的追求是一样的。正因为社会缺失公正和公平，他们才会在正常途径无路可走时诉诸于暴力。不过对于现代暴民，更多的是主动出击，自己往往充当大法官，充当公正判官的角色。这在“虐猫”事件以及“铜须门”事件中表现的非常突出。

这里提出了两个关键词作为对后暴民时代中暴民思想的阐释：理想的权力激情和民族主义圣战。

奥尔特加—加塞特在其《大众的反叛》中揭露的大众现象与中的网络暴民有现实的情景：大众已经决定登上社会生活的前台，攫取地位，享用为少数人所保留的乐趣。他们无视一切法律，在直接的物质行动中吧自己的欲望与喜好强加于社会。在“铜须”事件中，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启动人肉搜索机，无视个人的尊严和隐私权益，对当事人在网络上进行辱骂等人格暴行攻击，诸如“砍掉奸夫淫妇的头”等野蛮残暴的词语不绝于目。在这里大众的法律似乎失效，人们似乎唯有依赖暴力才能解决矛盾。暴民们表现了对政治的极大兴趣和热情，把智识权力从少数“精英分子”手中夺回来，俨然成了唯一的大法官，把自己炮制出来奇谈怪论律法化。网络暴民表现了对权力的强烈欲望和激情，他们把权力理想化了，这种理想化是

建立在薄弱的群体简单判断之上的，而它在汹涌的暴民运动中极易被扭曲。瓮安事件发生后网络上就有关于“真相”的揭露，道出充满了对事件的评议，谴责暴民（传统意义上的）不理智行径的，攻击政府的，呼吁公平正义的，反思当地政府行为的。总之网络暴民接受了一种信息并在一开始就做了简单化处理，在简单化的判断之后疯狂传播来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在网络这个虚拟的平台，出入的不全是暴民，但他们的绝大多数在特定的情形下会变成暴民的。在真实的世界中，他们需要伪装，需要遵守种种社会律法和禁忌，但在网络中，他们虚拟了自己，“没有人知道你会是条狗”。一切都是虚拟化的，虚拟化的昵称，虚拟化的人格，连表情也是虚拟化的，现实中的人在这中场景下成了隐身人，虚拟了现实的种种身份，变得不可捉摸。这样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现实中不敢做的事，许多事实也都明显地带有了暴力的色彩。在现实中我们都是平凡的“大众”，但在网络的虚拟中，我们可以高尚，可以卑微，也可以卑微且高尚着。“平庸的心智尽管知道自己是平庸的，却理直气壮地要求平庸的权利并把它强加于自己触角所及的一切地方”（奥尔特加—加塞特），这就是暴民为什么喜欢或者说习惯于充当审判者角色的原因，他们乐意接受平庸，拒绝一切自己不能达到的精英智识，把优秀的、经典的践踏在脚下，并且习惯于暴力化的直接行动。

暴民还具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怀，爱国是他们的极力说标榜的。从“家乐福”事件一开始，他们就高扬“爱国”的旗帜，进行了游行示威，并扬言要捣毁家乐福。扬言抵制家乐福就是爱国，谁抵制奥运圣火传递就是和中国人过不去。我们不能否定爱国的行动，但也要注重方式，这种表现反映了很强的大国情怀和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在关于藏独的 “王千源”事件中，王千源被人PS成人头猪的形象、鲜花下的牛粪、留了典型日本军国主义时的小胡子的形象以及王千源的裸体像。网民们肆意地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骂汉奸的，骂卖国贼的，掏祖先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极端的民主主义情绪的宣泄。不抵制法国货就是不爱国，不侮辱王千源就是不爱国，不进行暴力捍卫就是不爱国，而且捐款数量少于期望值也是不爱国。在“爱国”的大旗下许多不能说是完全的爱国行径，其实是在高扬民族主义。网民把这作为民族主义圣战来进行，这与中国今年来经济的飞速发展，国民的自信心增强有很大的关系，但其实是一种膨胀了的大国梦。如果我们稍微留心铁血论坛、强国论坛等就会发现这种极端的民主主义倾向。此处以“民族主义圣战”来做表达，无意于冒犯爱国民众，而是我们需要理性，要警惕极端主义。

五、暴民的未来

网络作为一个逐渐上升的新贵，一个主流媒介和主流话语流通通道，日益为非精英民众所掌控，成为“自由”的场。智识的平庸（与精英相比较而言的）必然会导致各种极端的行径，特别是在高度信息化的今天。对于主流思想他们的表情是简单的：支持或抵制，并且会成为这一态度一次作为对其它民众的积极或消极的回应。我们看到的是新的暴民——网络暴民的影响日益扩大，也许会成为官方理解民情民意的窗口和为民请命的力量。胡锦涛主席6月20日与网友的在线交流被认为是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其不仅在于把网民看做享有正当合法权利的公民，而且不再是动辄因言获罪的虚拟人。网络暴民的出现也是对现代政治民主中的代议制的挑战，带有某种对古典的直接民主的向往，追求古希腊时代的民主权力表达形式——只有出入的广场民主制。对于此只是一种网络民主的探求，可以预见的是：网络暴民将会成为现代社会的牛虻，它的“暴虐”并非要一定制造混乱与破坏，而是要求已经逐步转化为公共服务部门的政府能够更加兼顾公平和效益，要求个人能够与社会更和谐。

网络暴民改写了传统意义上的暴民，他们在另一个舞台上进行非传统的延续，对于这样的一个“后暴民时代”我们是欢呼，还是忧惧，这只有留给历史了。来源: 《社会学家茶座》

第二篇：“反占中”联盟发言人：香港现在是“暴民逼民反”

“反占中”联盟发言人：香港现在是“暴民逼民反”

由香港多个团体联署组成的“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5日宣布，将于17日举行一项名为“为和平普选，跑步上中环”的活动。

据悉，“反占中”签名活动自7月举行以来，已突破100万，在香港社会引起很大反响，工商界大佬与政界名人纷纷表态支持。

与此同时，该活动也出现一些争议，《环球时报》驻香港记者4日就此专访了大联盟发言人周融先生。“反占中”完全是民间活动

环球时报：

您能介绍一下“反占中”签名的具体运作情况吗？ 周融：

“占中”看重的是网上签名以及投票，“反占中”看重的是“亲身签名”。这样的方式需要大量签名站，而且需要民众拿出身份证，填写号码，比起“占中”更严谨。我们收表格，一定需要本人核对身份证；如果你拿30份填好的表格来，我只收你自己的一份。所以一些机构派发表格让别人填，我们不收就没用。

另外，我们只登记签名者身份证的前4位数字，不把资料数据输入电脑。而“占中”签名则需要身份证

号及电话号码，他们建立一个数据库，并存放到美国，以规避香港隐私法律的约束。我们签名的目的不是选举，所以不需要存储这些资料。

俗语说“官逼民反”，现在情况是“暴民逼民反”，我们必须站出来发声。

环球时报：

如何防范重复签名呢？

周融：

重复签名无法杜绝，因为只有政府拥有完整的数据库来检测签名是否重复，其他任何个人或组织都没有办法做到。我们只能向市民反复宣传，一个人只签一次，不要多次。但肯定还是有重复签名的现象发生，实在没法保证100%不重复；如果找到，我们会取消。

我觉得重复签的人应该很少很少，目前已经签了100多万了，再给我3万、5万，也没什么作用。与世界各地的签名运动比较，我们已经做得足够严谨了。

环球时报：

“反占中”签名的背后是否有政府力量的介入？周融：

“反占中”签名完全是民间活动。中联办知道我们在“反占中”，当然觉得这是好事，会赞同。可能参加“反占中”活动的很多人跟政府或中联办有关系，但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重要，大家过来签名，我们没有必要询问你是谁，自愿就好，这就是民众运动。

另外，有些特区政府官员以个人身份签名，我觉得没有问题。

第一，政府和警察的工作是执行法律，我们的要求是大家遵守法律，属同一个目的，而“占中”就是要违法。

第二，每个人本身还是个体，有基本人权，也有基本言论自由，政府官员下班之后作为普通人表达意见，我们为什么要去剥夺他作为个体的这些权利呢？代表香港主流声音

环球时报：

17日的大游行，预计有多少人参加？

周融：

按计划，我们8月17日的游行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一共12个小时。上午有跑步到中环的活动，下午有大游行，我们会给每个从维园到中环的人发放贴纸，并通过发放贴纸数量计算参加人数。

香港一些媒体质疑我们游行人数造假。香港以往游行，出发时多少人，途中加入多少，都很容易引发争议。维多利亚公园最多十几万人就“逼爆”，500毫升的杯子，你非说放了十公升，这不是搞笑么？以前

有的游行，组织者宣称51万，香港传媒没有出一句声，我们的游行还没进行，就说我们造假。

环球时报：

“反占中”能否称为香港的主流声音？

周融：

事前我们完全没有想到有100多万人出来签名，当时想有80万就不错了。在一个700万人口的城市，100万人站出来是不容易的。在我看来，“反占中”当然是主流声音，我们人数比“占中”多，这就是主流，但他们依然不想承认，仍然觉得自己是主流的代表，但心里清楚水分有多少。我希望他们知道，回归17年，香港人已经厌倦争斗。

环球时报：

一些反对者质疑您发动“反占中”是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您未来会参加特首选举吗？

周融：

我不会参加任何一种选举，今年不会，一直到2017年以及以后都不会。我在香港长大，只有中学文凭，17岁出来做工，香港给了我很多。我做很多事情不是为了酬劳，只是想为香港做些事，别无他求。美国不希望香港有普选

环球时报：

内地很多人认为香港人只关心赚钱，不关心政治，您怎么看？

周融：

没错，我也不关心政治，只是觉得“占中”很危险，情况危急，我们只是来呼喊“救命”的，跟政治和竞选无关。你总不能认为呼喊救命是搞政治吧。

环球时报：

香港不少反对派被曝光有外国国籍，您本人则放弃了居英权。对国籍问题，您怎么看？

周融：

香港是允许双重国籍的。上世纪90年代，香港人忧虑未来怎么走，英国推行“居英权计划”，有5万个名额，分发给社会各界精英。我在传媒界有影响，也被给予居英权，但是没有用过。我自己觉得我要留在香港，这是我的家。老实说，当时我移民去加拿大、澳洲都没有问题。而且居英权是保密的，我有居英权是自己说出来的。

香港有人觉得，如果你有外国国籍，就是不爱国。但爱国与否其实是个人问题，我不参与任何竞选，只是一个普通香港人，不搞政治，只是喜欢说什么就说什么。现在中国国际上朋友多，拿个特区护照还好用呢。

环球时报：

如果2017年没有实现特首普选，您认为会对香港造成什么影响？

周融：

我希望可以实现普选，对这点是乐观的。“占中”最希望的事则是在谈判真正开始前把局面搞乱，让中央和泛民没有办法再在一块商谈，如果他们成功了，这也可能是美国希望达到的目的。美国人、香港的泛民主派最主要的立场是：共产党不会给香港民主。如果2017年香港有了普选、有了民主，他们的基本立场就站不住脚，所以他们不希望香港有普选，这就是最基本问题。

“占中”发起者现在希望拉住局面，阻挠谈判，泛民议员也不敢跟中央谈。因为只要谈就有机会，而“占中”一发生，就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希望用“反占中”让他们知道，香港人是不支持“占中”的，继续站在那边，泛民议员将丢掉选票，一铺清袋（输个精光），无异于政治自杀。▲

第三篇：时代中国中国时代修改版

时代中国中国时代

以1978年为坐标点,向前三年,有一个叫做比尔·盖茨的美国青年从哈佛退学,创办了一家叫做微软的公司。向后三年，IBM推出了全球第一台个人电脑。在当时，没有人能充分地预料到，这两件事会给世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又将会与中国发生什么样的关联。世界在全球化，中国在改革开放，30 年间，这二者邂逅相逢了。有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感叹历史的这种玄妙。那么，世界变化的轨迹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到底在哪一个点上相遇，他们又是如何影响彼此的命运呢？请跟随着我的视线一起来看看今天的中国——时代中国中国时代。

2008年冬季的一天，上海大剧院宴会厅，时装模特正在展示皮尔·卡丹09年的春夏新装。30年前的冬天，正是法国人皮尔·卡丹，成为第一个来到中国的世界级服装大师，也是把西方的时装表演带到中国的第一人。今天，这样的表演屡见不鲜，但当时，从没听说过还有“时装设计师” 这一概念的人们，这样描述皮尔·卡丹的到来：“一位法国裁缝来了”。

这是一张著名的照片：皮尔·卡丹漫步在1978年的长安街上，他穿着大衣，手插在衣兜里，面带微笑，从容地接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注目礼，长安街，仿佛是他的T形台。70年代的中国街头，是一片蓝、白、灰的海洋，西方人形容它象“蓝蚂蚁”。在这样的背景下，皮尔·卡丹时装给人们带来的震撼可想而知。

当时，中国与世界，差异巨大的，还绝不仅仅是人们的着装。多

年来，中国处于全面封闭的状态，和世界似乎是处在两个完全不相交的平行时空中。隔绝多年以后，两个世界的人们终于有机会面对面互相打量。他们在为对方的模样感到惊讶的同时，也在对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的身影。于是这两个时空之间终于出现了通道，但率先踏上通道的每一个人，心情都近乎于探险。

很多外国人以为中国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当他们来到中国后，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中国人的安居乐业、中国社会的和谐发展。他们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印象，不仅来自于硬件，还来自于软件，来自人性化的体验。

这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回顾改革三十年的历程，中国最大的进步在于，大多数人的价值观上发生了一项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并正在达成共识。这就是：从以威严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至上为基础的“牺牲论”、“代价论”，转变到承认并尊重每一个国民的权利，即从“以国为本”到“以人为本”。用温总理的话表述，“公平正义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

从实践的层面讲：就农民而言，以广东省农民维权为例，广东省推出了关于征地的三条硬杠杠，包括必须先签协议、按浮动标准的最高限补偿，补偿不到位不许动工；就工人而言，承认工会的主要职责是为职工维权，推广劳资协商；就市民而言，以重庆“最牛钉子户”为例，私人的物权得到公权的尊重。这都是些令人振奋的先例，可视

为制度与文化达成重大转变的里程碑。

从经济制度上来看，我们得到了利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不妨把改革前的中国看成一个内部实行计划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但这个超级国家公司组织成本太高，计划经济失灵，资源配置的效率太低，所以改革的目的是把经济运转的成本降下来，这也许就是“市场化改革”战略的由来。中国改革，通过重新界定权利、激活市场合约、确立市场价格为基础的协调机制，就是这么三个要点，把传统社会主义的超级国家公司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个改革过程，社会没有发生大的震荡，经济活动和生产不但是连续的，而且在连续中保持了高增长。

从法律进程来看，我们得到了正义：从人治社会到法治社会。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法治进程经历了法律实用主义和法律虚无主义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以人民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国家名义，都可以实现个人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实际就是人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法律经验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成为一个时期内法律发展的最主要指针。

以这一系列理论创新为契机，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全面展开的阶段，由农村转向城市，从局部转向全面。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格局，政治，法律体制改革逐渐展开，在内部建设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可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使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富

裕安康，和谐发展的广阔道路，也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史，既是国家的振兴史，也是属于每个人的解放史。总有一些人令我们缅怀，总有一些面孔让我们无法忘却，是那些能够在纷扰争议声中不计得失的志士，是坚持在改革开放年代里中流击水的勇士，还有那些奉献在改革中的实践者，思考者和见证者。或许我们今天所举的事例并不能代表中国改革开放的全貌，因为在改革开放中所发生的一切，都过于丰富，过于精彩。

改革开放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并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因此，进一步的改革开放，不能够仅仅是一个制度的设计，还需要一个理念的设计。过去，我们是从时代看中国，而今天是中国的时代，我们都是炎黄子孙，龙的传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要我们继承，我们要用最灿烂的文字填充它那空白的诗篇，我们要让东方巨龙真正地腾飞在世界之巅！

第四篇：质量中国的质量时代

质量中国的质量时代

质量，是近几年国内最能聚焦人们的视线的话题，从产品质量到服务质量，从工程质量到环境质量，它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光关系到经济效益和用户体验，也关系到人们的安全和健康。党的十八大更是提出，要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转到提高质量和效益上来。显然中国已经进入了质量时代。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常态，传统经济增长点不断弱化，低人力成本促成的价格优势也在削弱，新形势下中国经济急需找到新的内生动力和主攻方向。出路在哪里？2014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提出，要“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三个转变”明确了质量强国的总目标，为中国经济提质增效指明了方向。

“中国创造”为“中国制造”提供进步动力。我国是制造业大国，但是却长久以来处于产业链中游，也是“产业微笑曲线”中利润最低的环节，究其原因，就在于制造企业缺少核心技术支撑，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仅仅靠“价格战”往往力不从心。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已经成为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支撑，成为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进步的强大引领”，“我国经济发展要突破瓶颈、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创新”。而在推动外向型企业科技创新和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检验检疫系统能力与责任并存。2013年珠海局就利用自身掌握的科研、信息、检测、认证等丰富资源，搭建了珠海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帮助企业克服技术进步和质量进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收到了良好社会效果。相信未来珠海局还将在助推珠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制造”向创造转变的过程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质量”为“中国速度”筑牢腾飞根基。当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时期，质量振兴往往会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从德国实施的以质量推动品牌建设、以品牌助推产品出口的质量政策，到日本提出的“质量救国”战略，从美国出台的《质量振兴法案》，到韩国提出的“21世纪质量赶超计划”，都是在经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制定实施的。2014年9月15日首届中国质量（北京）大会上，李克强总理强调，“提升质量是中国发展之基、兴国之道、强国之策，我们将坚持走质量强国、‘效益兴邦’之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中国质量大会为新阶段质量工作提出了新的定位和思路，然而质量提升非一日之功，检验检疫肩负着维护外贸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责，在工作中还要进一步强化标准引领作用，提高检验检疫工作效能，注重外贸企业质量监管，督促企业建立健全质量保证体系，一丝不苟把好出口产品质量安全关。

“中国品牌”为“中国产品”注入发展灵魂。今年两会期间有代表用“秀”手表的方式告诉了大家品牌的重要性。品牌往往是“优质”的代名词，而品牌溢价又会为商品带来高额的利润，最终形成商品质量提升和品牌效应增强的良性循环。品牌是时间和品质的沉淀，也是资源和技术的聚集。品牌需要培育，要支持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引导企业从产品竞争、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品牌竞争转变，不断促进资本、资源、技术、人才向优质品牌集中，着力打造以技术、质量、服务为核心竞争力的优质品牌。品牌需要推广，要进一步发挥市场导向作用，加强宣传，提升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逐步恢复国民对国产品牌的“质量”信心，依托“一带一路”等国家对外经贸战略，将中国品牌推向国际市场，树立中国品牌良好形象。

21世纪是质量世纪，质量强则国家强。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质量安全保障的“新常态”下，珠海检验检疫局必将担当历史责任，为实现“质量强国梦”，实现“中国质量”涅槃重生，做出贡献。

单位：横琴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货检一科 姓名：范满昌 职务：科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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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时代中国,廉洁印象

时代中国，廉洁印象

中国，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往今来，多少清廉官员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多少刚直不阿之人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记。

（一）历史的印记

“深谋远虑无所不能”的军师——诸葛亮

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诸葛亮一生“抚百姓，示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深为其所动，之后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巨细，每必亲躬。他5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与曹魏短兵相接。他严格要求子侄辈，不以自己位高权重而特殊对待。他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为此，他专门给其兄诸葛谨写信说，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但“今诸将子弟皆得转运”，“宜同荣辱”。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上疏后主刘禅，“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所啖食不至四升。”长期的废寝忘食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54岁便英年早逝。诸葛亮以他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诸葛亮生前，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收入进行了申报：“成都有桑800株，薄田15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诸葛亮病危时，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丧葬力求节俭简朴，依山造坟，墓穴切不可求大，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入殓时，只着平时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品。“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

明朝名臣于谦居官清廉。一次，朝廷派他巡察河南。返京时，人们买些当地的绢帕、蘑菇、线香等土特产回京分送朝贵，他没有接受。同时还写了一首诗表明心迹：“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指百姓）话短长。”

（二）新中国的魅力 十亿中国人民心目中的第一位完人——周恩来

周总理的一件睡衣穿了二十多年，破了补，补了再补(有许多补丁)，已经磨得无绒了仍舍不得丢弃。一件衬衣已经旧得换了袖口领子，一件衣服补得颜色已经不一了，他还在穿，当别人要求他换新的时候，他总是说：“旧的还可以再穿。”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只要我当总理，会议厅就不准装修。”

新时期共产党员——孔繁森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全部由自己筹措。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最终才勉强凑足。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俯首甘为孺子牛——牛玉儒

呼和浩特市原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的事迹传遍了长城内外，他的思想和行动令人深受感动。尤其是他清正廉洁、不享特权的高尚行为更是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大公无私的高尚情怀。

牛玉儒的父亲是一位正直的老党员，儿子当了“大官”还不忘提醒儿子：“我们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只有你当了领导，一定要清廉，像包公一样，堂堂正正!”

在父亲的教育和影响下，牛玉儒为民谋利、清正廉洁的信念更坚定了。多少年来，牛玉儒为与他素不相识的老百姓办过无数实事、好事，可在亲戚中却“六亲不认”。清廉家风源于做好亲人的思想工作。牛玉儒的5个兄妹，至今全是普通百姓。妹夫几年前下岗，妹妹打来电话求助，牛玉儒说：“这事三哥我不能管，下岗是个普遍问题，你们要自己多想想办法，给别人带个头。”

不少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牛玉儒当大官了，去找他办事，他总是婉言拒绝，然后让妻子好好招待，领他们上街逛逛，带上路费，送他们上车。

一个个鲜活的事例摆在人们面前，告诉人们，廉洁自古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纵然时光流逝，社会变迁，而它却从没被历史的尘埃所湮没。

自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神六飞天了，经济第二了，综合国力提高了。可同样的，在中华崛起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坠入了腐败的深渊：

以赖昌星为主犯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的水落石出，重庆市司法局局长文强犯受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强奸四项罪名的案件的揭露，着实的给人们敲响了警钟。这些特大贪污事件，让人们渐渐对国家产生了怀疑。人们开始怀疑，世界真的还有廉洁吗，还是一直都是由某个幻想主义者杜撰出来的？廉洁和经济发展真的是不能共存的吗？世界还有纯洁吗？甚至有消极者认为，一切政府官员都是贪污腐败分子，整个官场就是一个黑暗的大染缸。

然而，我想说，请相信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还记得在国民党腐败统治时期，是我们的共产党站了出来，挑起了正义的大旗，为了人民的利益，抛头颅，洒热血，最终才换的了今天这样一个光明的中国时代。请相信，我们的党和政府虽然历经岁月考验，但他们的宗旨无改，一直是一心为民的。请不要对每一个政府人员都充满敌意，不要因为几个贪污腐败分子就对中国丧失了信心。

（三）当下的中华

21世纪，是中国的时代，也是中国打造廉洁政府的时代。

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快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坚决反对腐败，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严格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在坚决惩治腐败的同时

加大教育、监督、改革、制度创新力度，更有效地预防腐败，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要加强廉洁从政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加大查办违纪违法案件工作力度，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

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灾害后，中央高度重视救灾资金物资的管理，切实加强抗震救灾自救监管，确保廉洁救灾，确保救灾款物真正用于受灾地区和受灾群众。贺国强坚定地说：“对贪污滞留挪用行为坚决查处严惩不贷！”

看看中国的领导人们，他们正在为确保干部廉洁、保障人民生活而奋力拼搏，正在尽己所能维护人民的利益。

任何一个国家的进步都是需要过程的。同样，我们也需要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去应付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腐败问题。在这样一个中国时代，我们正在向廉洁迈进，请坚定信念，我们最终会打造出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给世界一个时代中国，廉洁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