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第一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10月28日，中国人民大学也在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该校的自主招生政策：将在2012年自主选拔录取招生考试中实行“校长直通车计划”和“圆梦计划”。其中，圆梦计划关于“考生资格”的表述，尤其引人关注：被推荐的考生原则上要求平时成绩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且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不少考生和家长看到后不禁感慨：“这是哪门子规定？也太雷人了吧？”(《郑州晚报》10月29日)

如今，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公以及高校招生中的种种猫腻，偏远地区特别是农村的考生越来越难入名校，“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凸现。中国人民大学“圆梦计划”面对县及县以下地区学校就读的农村生源，这事我赞同，美国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推行“平权运动”中，许多大学也面对有色人种降低分数和优先录取。但是，规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也太雷人了，让人难以琢磨这一规定到底能起到什么效果？

如果“圆梦计划”是像美国的“平权运动”一样，是为了照顾弱势群体，其实不必附加“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的条件，只要是来自于农村生源即可。因为，三代有大学生的学生，并不表明他不优秀的，也不能表明他家不是贫困的或者是弱势群体，不需要照顾。因为，家族中出了一、二个大学生，在今天大学生如此普遍甚至而毕业后普遍失业的情形下，并不能改变家庭的命运、更无法改变家族的命运。因此，那些三代以内出过大学生的考生并不表明他们不是弱势群体，相反，如果将他们排斥在“圆梦计划”之外，可能对他们造成另一种不公平，他们仅仅因为家族中其他人上过大学，就失去了纳入“圆梦计划”的资格。

当然，“圆梦计划”推行者也可能会说，设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的条件，可以鼓励和动员这一不注重教育的人群主动接受教育”，其实不然。那些不注重教育的父母，那些三代出不了大学生的家族，并不会因为人大向他们伸来了橄榄枝就更注重教育。既然他们本身不注重于教育，那些他们的教育可能早就止步于高中，他们的成绩止步于排名为所在中学的前10%，他们根本无缘于“圆梦计划”。相反，只有那些一心想通过教育来改变命运的弱势群体，对于进入名校的渴望更大，他们家庭出的大学生也更多。要我说，要不就只设定面对农村生源的条件，如果实在要设定“三代以内无什么”的条件，那设定“家庭中三代之内无大学生的农村户籍学生”就不如设“三代以内无当官”或者“三代以内无富豪”的条件更为妥当。

如今，在各种高校自主招生、“保送”等游离于高考招生措施中，存在的问题并不在于，考生家庭出过大学生会造成不公平的问题，而是在于各种权力、金钱干扰这些招生行动，让大学入学资格成为权力与金钱竞逐的游戏。去年媒体就披露，长春外国语学校的一场保送考试引发家长和同学的广泛质疑，据同学和家长举报，不少平时成绩平平甚至经常排在全年级倒数的同学，成绩突飞猛进，凭借这次考试一举获得了保送资格。如果“圆梦计划”中规定“三代之内无官员”或者“三代之内无富豪”，恐怕能减少一些权力和金钱对这一计划的窥视，让这一计划更能招收到一些弱势群体的学生，更具有公平性。(杨 涛)

第二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个体户萎缩现象分析

一、案例选取

个体工商户七年减少六百五十余万户专家指出

过多的税费负担抑制了创业活力

【基本案情】据《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6期报道，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数字表明：1999年全国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2006年6月底下降为2505.7万户，个体工商户减少654万户，平均每年减少87万户。

面对个体工商户的缩水，专家称此非正常现象，锐减的数字是个危险的信号。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究其原因，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

《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福建省古田县国税局调查过该县集贸市场的个体鱼摊。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店面开门后率先迎来的不是生意而是罚款，工商税务、卫生环保„„

目前，对于个体工商管理费是否还要保留这一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研究个体工商管理费如何处理的问题，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源于《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第36期）

二、理论联系实际

【基本理论】

这个案例可以根据公共政策中“事后评价”的理论来分析。

事后评价是公共政策执行完成后对公共政策效果的评价，也叫效果评价，是对一项政策的最终评价。它在公共政策执行完成后发生，是最主要的一种评价方式。作为公共政策过程的总结，效果评价对公共政策所做的价值判断最具有权威性和影响力。根据事后评价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以及长期性的公共政策资源的获取和分配问题。在进行效果评价时，评价者要对公共政策全过程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以便对公共政策的价值做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

三、个人分析

结合这个案例，根据《中国新闻周刊》２００７年第３６期报道，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发布的数字表明，自１９９９年到２００６年６月底，全国人体工商户由原来的３１６０万户下降为２５０５．７万户，平均每年减少８７万户，专家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是仰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另据《中国青年报》报道说，福建省古田县的集贸市场每个不到２米长的个体鱼摊，每月的税收、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各种税费名目繁多，费用过高，使许多个体户不堪繁琐和负担。

1.【基本理论】本课程定义所述（p7）：“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选择、综合、分配、落实，是政府对特定时期的目标的行为准则”。作为个体经营者，应该向国家交纳税收等，但是，如何收，收多少应客观的根据当时当地个体经营者的实际情况出发，切莫为收费而收费，忽视了个体经营者的承受能力，仰制了个体户的创业活力。俗话说，众人拾柴火焰高，然而，用釜底抽薪的方法，水便难以煮沸，社会也缺少了活力。运用事后评价这一评价方法来看，目前，我国一些地方的税费收缴名目繁多，费用过多，在客观上已使一些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不堪重负，个体工商户平均每年减少８７万户的事实，经专家证实决非正常现象，这对于我国就业形势本来相当严峻的“雪”上又加了一层“霜”，必将产生更为不良的后果;据查,个体户主要是社会“弱势群体”农民工、下岗工人,摆个摊能挣到的钱给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都不够，他们的养家糊口、衣、食、住、行、吃、喝拉撒“只差钱”无法正常生活！这个政策的执行无疑是“杀鸡取卵”横征暴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2.事实上，为了使更多的劳动者能够就业，政府正千方百计出台许多优惠政策，而拓开就业市场，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鼓励个体户自主创业、自主经营，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个体户企业中，而在鼓励个体户创业中，税费政策的制定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个体户想通过添加柴薪让水沸腾，而繁多的税费如同釜底抽薪，水如何能煮沸，且不说个体经营者本身难以激活，也会“殃及鱼池”地影响到个体经营的企业中就业的其他人员的日常生计，这种恶性循环，将对社会等产生多大的影响。如此看来，合理收取个体经营者的税费确实是牵涉到整个社会有无创业活力，能否安定团结的重大问题。

3.“政策的边际效应”来看, 摆摊的“弱势群体”与城管流血事件不断,老百姓对城管恨之入骨,有诗为证 “公共政策是对公共利益的选择、综合、分配、落实，是政府对特定时期的目标的行为准则”，如果政府让摆摊的“弱势群体”免费进入集市，这样的矛盾就迎刃而解，市民与城管的对立也会和谐多了，摆摊的“弱势群体”本身就是为了生存、吃饭、养家糊口，而“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的苛政杂税，所挣的钱都为政府部门拿去了，不是天天白干了，而政府根本不差钱，还在乎这种“蝇头小利”是得不偿失----失去的是民心！

4.作为有关部门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据报道，对于个体工商管理费是否还要保留这一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正在研究个体工商管理费如何处理的问题，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我们也相信，有关部门肯定会在对以往的税费收缴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作事后评价，并一定会作出一个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而整体方案也一定会有利于激活更多个体户的创业活力，使我们的社会充满活力，团结和谐，蓬勃向上的。

四、总结

根据事后评价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以及长期性的公共政策资源的获取和分配问题。在进行效果评价时，评价者要对公共政策全过程有充分的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以便对公共政策的价值做尽可能全面而客观的判断。

1.本案“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根据《公共政策·事后评价》“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那么,本案应该废除！终止！

2.本案“这些个人摊位，不到2米长，每月负担各种税费730～780元不等，其中税收只有260元，而摊位费、工商管理费、卫生费、检疫费、治安费、教育费等费用，是税收的两倍以上。绝大多数创业者都有这样的体会，店面开门后率先迎来的不是生意而是罚款，工商税务、卫生环保”

----苛举杂税如虎如蛇,还让人活吗？解决方法之一,减少管理人员,诸如摊位管理员、工商管理员、卫生管理员、检疫员、治安员等等,尤其是这些部门的头目可以安排他们摆摊“创收”体验“弱势群体”的苦疾。

3.“政策边际效应”来看城管与摊贩流血事件层出不穷的重要原因也是苛举杂税如虎如蛇,不让人活，可怜的“弱势群体”逃离集市,路边设摊位, 城管背靠政策主体(政府)大打出手,网上随便一搜,遍地都是。

如,西安2008-7-12 20:52城管大打出手

北京 2008-1-9城管大打出手致人死亡;

2007-4-26杭州流血

4.水可载舟;也可覆舟,这种苛举杂税如虎如蛇不解决好,**,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中国历史上各种“农民运动”是个极好的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替, 可以了解国家兴亡更替的原因,5.可喜的是政府部门已经意识到此“政策评价”效果不好,责令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和国务院法制办将提出一个整体方案。

根据“事后评价”理论，可以基本上决定一项公共政策的延续，改进或终止。本案“过多的税费负担”的政策属于应该“终止”。

总之,一个好的政策会利国福民,而一个坏政策必然破坏社会稳定。

第三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

关于舟山市普陀区免费婚前检查案例分析

案例描述：

据2003年5 月23 日《人民日报》报道，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区率先在全省施行免费婚前检查，婚检的实际费用由政府承担。据了解，普陀区免费婚检的项目包括肝功能、血常规、小便常规、乙肝表面抗原、X 光胸透、梅毒、艾滋病血清学检查（HIV）等，每对夫妇检查费用为213 元，全部由政府承担。除了免费婚检，普陀区还对准妈妈们的孕前检查实行免费服务，费用也由政府承担，并承诺为新人保密。在一定意义上说，普陀区政府部门的做法为由新《婚姻登记条例》所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争论画上了句号。

案例背景：

自2003 年10 月1 日《婚姻登记条例》实施后，我国取消了强制婚检，婚前医学检查制度遵循自愿原则。结婚不必出示婚检证明，公民欣喜的是隐私权得到保护；而随之产生的忧虑是一些人将婚检变为“不检”，减少了一道筛查疾病的关口，给下一代的健康留下隐忧。一年间，全国各地的婚检率下降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卫生部初步统计显示，目前全国婚检工作量不足往年的十分之一，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零婚检”。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普陀区婚检人数大幅度下降。据普陀区妇幼保健所统计，今年1～3 月前来婚检的只有5 对，占实际结婚数的5％以下。同样，杭州的

后，婚姻登记机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申请结婚当事人提交婚姻登记条例规定以外的任何证件和证明材料。从两部法律的通过和实施时间来看，《母婴保健法》在前，新《婚姻法》在后，按照我国的后法优于前法、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关系原则，如果发生冲突，应适用新《婚姻法》条款。不管是《母婴保健法》还是新《婚姻法》，针对的都是每一个普通公民，它们实施的效果，取决于公民个人的法律意识和观念。新《婚姻法》的诸多规定，实际上都是让公民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求一个公民成为守法公民，普遍具有某种意识观念，不是强制他去做什么，而是为他完成这些责任提供保障。从一点上讲，提供免费婚检服务比强制婚检更有意义。

分析：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么样的政府？

1．责任政府。从近来的“问责制”到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费用“埋单”，可以看出中国政府正在向责任政府迈进。从积极发挥政府作用的角度来说，“问责制”只是一种消极的、事后的责任理念和制度。而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费用“埋单”，主动承担政府应尽的社会责任和应该履行的政府职能。可以说，这从更高的层次很好地诠释了责任政府理念，即作为公共权力主体的政府，不但要为自己的不良行政行为负责，更应该富于公共管理者的进取精神和服务意识，“勇于担责、善于担责”，努力为广大纳税

集体行动。这在事实上为地方政府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运用行政权力的灵活性进行适当的公共政策创新作出了良好的示范。

4．以人为本。取消强制性婚检的意义在于强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公权力不能强行进入私权利调整的范围内。但在私权利的领域内却强调的是自我责任，要不要婚检是当事人双方的自由，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也要由当事人双方来承担。普陀区政府部门为婚检“埋单”，引导公民理性行使自己的权利，反映当地政府在处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平衡，既保护婚姻当事人自主选择的权利，又保障人口的质量、实现社会发展的目标。普陀区政府部门并没有回到以往的“直接管制”老路上去，而是采取“政府埋单”的方法，运用间接的行政引导方式实现调控社会发展的目的。这体现出普陀区政府处理多元社会中利益冲突、价值冲突的复杂公共管理问题的高超水平，也表明其行政行为方式已经实现了从“划桨行政”到“掌舵行政”的转变。

第四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定稿]

案例分析——房地产“限购令”

内容摘要：房地产作为国家的支柱性和先导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起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房地产市场持续高速发展，但由于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相对不成熟，房地产投资过热、房价收入比过高、房价涨幅过快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不少城市出现了房价增长幅度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相符合、与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不相协调的现象。为此，我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试图抑制房地产过快上涨，而“限购令”无疑是其中调控力度最强的政策，足以体现出中国政府打压房价，抑制房地产泡沫的决心。笔者试图结合公共政策动态运行过程来分析这项政策出台的背景、原因以及效果，并就这项政策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案例回顾

（一）“限购令”的出台：

我国于2010年出台“限购令”，通过加大对购房者购房条件的限制来打击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行为，控制房价过快增长。2010年4月17日，“新国十条”出台，其中第3条明确指出要实行更为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要严格限制各种名目的炒房和投机性购房。条例指出，商品住房价格过高、上涨过快、供应紧张的地区，商业银行可根据风险状况，暂停发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1年以上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地居民暂停发放购买住房贷款。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临时性措施，在一定时期内限定购房套数。“新国十条”出台后，各地根据其房地产现状陆续颁布“限购令”。2010年4月30日，北京出台“国十条”实施细则，率先规定“每户家庭只能新购一套商品房”。2010年9月29日国家多部门再次出台调控新措施，其后深圳、广州等多个城市陆续公布“限购令”。随后有上海、广州、天津、南京、杭州等16个一二线城市推出限购政策。2011年1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在一定时期内，要从严制定和执行住房限购措施。通知明确规定，原则上对已拥有1套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能够提供当地一定年限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限购1套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对已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拥有1套及以上住房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无法提供一定年限当地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当地户籍居民家庭，要暂停在本行政区域内向其售房。通知还指出，已采取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凡与本通知要求不符的，要立即调整完善相关实施细则，并加强对购房人资格的审核工作，确保政策落实到位。尚未采取住房限购措施的直辖市、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房价过高、上涨过快的城市，要在2月中旬之前，出台住房限购实施细则。其他城市也要根据本地房地产市场出现的新情况，适时出台住房限购措施。

2011年8月17日，住建部下发二三线城市限购标准。12月，住建部知会地方政府，对于限购政策将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12月1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分析当前房地产市场形势，研究部署继续加强调控工作。会议在住房限购措施方面还提出新的要求：已实施住房限购措施的城市要继续严格执行相关政策，房价上涨过快的二三线城市也要采取必要的限购措施。

这意味着“限购令”政策将在中国继续实施，并且实施的范围将继续扩大。

据法晚报记者统计，截至2011年12月20日，全国共有48个城市实行了限购政策。对于各地出台的“限购令”，一些专家及业内人士对其效果也存在着广泛争议。

（二）“限购令”出台后的效果：

一方面，“限购令”出台后对各城市的成交量和成交价格均有明显的影响，房价同比和环比涨幅均得到不同程度的遏制，限购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效。据2011年11月份的统计数据显示，作为行业温度计的全国房地产开发景气指数为99.87，首次跌破100。同时，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年11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方面，环比价格下降的城市有49个，持平的城市有16个，仅有5个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上涨，且涨幅均未超过0.2%。

从房地产行业的房价、销量等先行指标来看，中国房地产行业增速开始减缓，房价已经开始显现波动回落。经济学家张智威表示，目前国内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到达一个拐点，未来几个月，商品房投资将会迅速放缓。从新房开工和土地购买量来看，2011年10月份以来，开工量出现骤降的趋势，2012年第一季度保障房开工量也很可能不是很高，虽然保障房建设能够抵消部分商品房投资的疲软，但是也无法逆转房地产投资的下行趋势。

而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住房发展报告2011-2012》 称，“全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势头已经得到遏制，部分地区的房价开始下滑，限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限购对购房需求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投资性异地购房，房地产去投资化的政策导向十分明确。”

另一方面，“限购令”的实施也使得各地方政府房地产税贡献率有所下降，导致了财政收入的直接缩水。以浙江省和河南省为例，2010年上半年浙江房地产行业的税收收入增长82%，对地方财政的贡献率达到63.7%。而根据浙江人大常委会26次会议公布的信息，2011年上半年4月、5月、6月，浙江房地产营业税环比分别下降17%、16%、8.1%。浙江省房地产对地方财政的收入增长贡献已经下滑至27.9%。与此类似，2011年9月14日，河南省国税局发布8月份税收数据：全省国税部门共组织税收100.25亿元，同比增长13.8%，增收12.14亿元。受“限购令”的影响，房地产行业的税收下降了27%。当然，“限购令”对房地产税的影响不单单局限于浙江、河南两省，几乎所有出台并实施“限购令”的省份都受到了影响。

（三）“限购令”出台后社会各界的评价：

1、政府权威人士：“限购令”应该延续

据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报道，目前的购房比例，刚性自住型的占到 90%，调控还处在一个关键的时期，基数还不是很稳固，限购应是不放松不动摇的。同时为了避免未来房地产泡沫的突然破裂构成对中国经济的较大冲击，“限购令”必将继续在中国实施。尽管当前房地产调控的行政干预色彩较浓，但这样做也是一个合理选择，因为这将有助于有效遏制房价过快上涨、逐步消化历年来已经积累的较大房地产泡沫。

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综合研究部部长杨红旭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从调控手段分析，限购属于行政命令，在投资投机者大量购房的现实条件下，暂停购房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他预言，未来半年出台“限购令”的城市的房价将会趋于稳定，部分城市楼市甚至“急剧降温”。

2、业内人士：“限购令”效果有限

而业内人士则多选择质疑“限购令”效果。他们认为，限购不可能作为一项长期的基本住房制度，仅仅是临时性的行政手段干预楼市的政策。同时他们指出有些人担心取消限购令会导致房价出现报复性反弹的想法是多余的，只要房贷和限价及货币政策等政策继续收紧，即使不再继续执行限购政策，房价也不可能暴涨。

中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会长聂梅生认为，限购是调控政策的一柄“双刃剑”，只能作为暂时性的过渡政策。“需求并没有消失，限购就像闸门一样暂时拦住了洪水，但水位会越来越高，特别是在流动性充裕、CPI上涨的局面下。”她表示，“限购令”实施必须辅以必要的配套举措，比如切实加大供应、进行长期制度变革，才能真正取得成效，否则只能成为市场的巨大隐患。

同时房地产商潘石屹认为房价上涨的关键原因是供求关系。限购政策的出台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应该选择长期政策来解决“房控问题”这一长期问题。

二、“限购令”政策分析

公共政策是指政府通过法定的民主程序根据人民意愿所制定和推行的行动方针和行为准则。公共政策具有公共性、权威性、目标性、实效性、原则性与灵活性、动态过程性的特点。公共政策本身也是一个从无到有再到中介的动态运行过程。这种动态运行过程包括认定政策问题、规划政策方案、确定最终决策、政策的合法化、政策执行、政策评估、政策终结等过程环节。笔者试图从公共政策的动态运行过程性出发，从政策问题的认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调整这几个角度来分析“限购令”这项政策。

（一）政策问题的认定

一、政策问题的界定：

政策问题是指应该由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政策权威机构负责解决的，且已经纳入政府工作程序或宣布即将纳入政府工作程序，开始实际解决的社会公共问题。政策问题是公共政策的逻辑起点，因为每一项公共政策的产生，都以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为前提，都以有效地解决问题为目的。

政策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

一、政策问题是多数人认识到的一种客观事实。

二、政策问题表现为社会利益的失衡和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的冲突。

三、政策问题是政府纳入工作程序开始解决的问题。“限购令”政策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界定：

第一、近年来，随着城市化的加快，我国的房地产发展迅速。房地产价格在过去10年上升非常快，这一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不仅影响着人民生活水平，而且也影响着居住成本的上升和土地价格的上升，甚至已经造成中国经济整个生产链的成本在上升。“限购令”的出台就是基于居高不下的房价问题而出台的。

第二、随着房价的不断上涨，购房者购房压力逐年增大，其与房地产商、与投机炒房者、与政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房源分配的不合理、利益分配的失衡、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使得政府不得不面对日益棘手的房价问题，提出相关调控政策。

第三、从 2005年3月26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到颁发《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到征收二手房营业税、整顿规范房地产交易秩序、完善土地储备制度再到“限购令”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政府将“限购令”政策纳入政府工作程序是解决房价过快上涨的另一阶段性政策。

二、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

二、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

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主要表现在横纵向相关性、主客观统一性、发展可变性。

“限购令”政策也可以从这三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限购令”政策的出台不是毫无联系的孤立个体，它一方面与之前的房控政策相联系，是对之前房控政策的进一步补充，体现了一种纵向相关性；一方面又对不同主体（购房者、房地产商、投机炒房者、政府）产生着影响，同时又对相关领域（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产生着影响，体现了一种横向相关性。

其次，“限购令”的出台也体现了主客观统一。随着房地产价格的不断上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社会问题开始涌现。“限购令”的出台充分考虑了社会不同利益主体的主观认识与房价高位上涨的客观事实。

最后，政策问题的发展可变性是指政策问题经过认定之后，虽然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它又将随着问题解决的程度和影响的范围的变化和时代的推移产生变化和发展。在一项政策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有可能使该项政策问题发展演变成其他政策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政府推行城市住房改革，辅之以市场融资体制改革，更是大大缓解了城市住房压力，使人民的住房问题的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随着住房改革的更进一步深化，我国的房地产业开始逐渐蓬勃发展起来。由于缺乏相关的改革措施和管理规范，房价一路飙升。巨大的利润使得一部分购房者出于投资或者投机心理而购房。这就造成了大量商品房空置、但许多急需用房的的普通百姓却买不起房、需求和供应结构脱节的现象。政府为此出台了一系列房控政策，如审定城市房屋价格、控制房屋售价、打击炒房行为等。

可以说，限购令的出台是对原有房控政策的补充，进一步体现了政府调控房价的决心，同时也是对即将出台的征收房地产税政策的一个过渡政策，这都体现了政府调控房价、避免房地产风险的决心。政策问题的内在特征主要表现在横纵向相关性、主客观统一性、发展可变性。

三、政策问题的产生

认清政策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分析认定政策问题的性质及指定有效政策解决的关键。

从笔者角度分析，“限购令”出台的的原因有：

1、直观原因是房地产价格上涨过快。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消费结构的升级、大量外资的进入和劳动力的流动以及通货膨胀条件下房地产自身的保值性形成了对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需求，使得我国房地产业持续稳步增长，也使得我国房价居高不下。而房价持续上涨会给中国社会造成巨大危害: ⑴房价上涨过快使得居民购房负担过重，抑制了居民的其他消费。⑵房价上涨过快导致社会财富向富人转移，扩大了贫富差距。⑶房价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到城乡统筹发展。⑷在高房价推动下的房地产业容易形成经济泡沫，从而降低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威胁金融市场的秩序。

2、进而，是由于房地产行业非理性投资泛滥。由于社会财富分配不均，一部分人掌握大量社会财富。在通货膨胀的条件下，一部分人开始利用房产的保值性来巩固自身财富，引发了房地产投资热。最为典型的是温州炒房团，民间说法是其拥有资金达1500亿元，他们每到一处就凑几千万资金砸在某一楼盘上，迅速抬高楼价再卖。但这种非理性投资会造成巨大的负面效应，短期不仅会抬升房价造成更多人无法买到房子；长期来看，会对房地产业造成重创，使大量社会资金进入房地产市场，对金融市场，进而对整个经济运行造成危害，将会危急到整个社会的稳定。

3、深层次讲，是由房地产对相关产业的影响和自身的地位决定的。蓬勃发展的房产推动着我国房地产及相关行业（钢铁、木材、水泥、砖块装修业、家具、家电、园林、运输、服务业）的迅猛发展。近年来，房地产行业连续几年以超过20%的增速运行，对房屋的需求大量增加，使得相关原材料价格稳步升高，特别是与建筑业密切相关的钢铁价格大幅上升，不仅增加了房地产的开发成本，也影响了人民生活成本的提高。同时，房地产作为我国的先导性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作用是明显的，房价过快上涨可能会导致经济泡沫的出现，对我国经济实现

“经济软着陆”①产生影响。

（二）政策制定

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政策主体从它所代表的阶级、阶层或政治团体的利益出发、对社会上各种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进行整理加工，通过一定的方式，促使一定的利益实现，限制一定的利益要求，或者平衡各种利益追求，减少利益的冲突，使政策对象的社会行为能够按照政策主题的目的去发生、发展，最终实现政策主体的目的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说，政策的本质就是政策主体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②一般而言，政策主体对社会利益的权威性分配主要是通过三种形式来实现的：一是通过鼓励性政策，激励某种行为，加速某个行业的发展；二是通过限制性政策，控制某种行为或某个行业的发展规模。三是通过协调性政策，改变社会利益失衡、利益结构扭曲的状况。

限购令的出台，是政府运用了限制性政策和协调性政策的体现。是政府在房控问题即坚持原则性又具有灵活性的体现。这种政策取向可以使政府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博弈中留有回旋的余地。在博弈过程中，政府不仅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参与其中，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协调者，对各方面的利益进行平衡和综合。

（三）政策执行

政策执行是执行主体在众多因素影响制约下，充分发挥能用的组织运行过程，也是执行主体与调试对象的互动过程。调试对象的接受能力、政策的可操作程度，社会环境，执行主体都会对政策的执行效果产生一定的效果。

“限购令”核心目的不是不让大家买房，而是通过打击投机买房，抑制房价，让真正需要买房的人买得起房。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总有人钻政策的空子。以南京市为例，自从限购令在南京实施后，南京便引发了“离婚潮”。南京出台的限购令规定已有2套以上住房的家庭将暂时无法买房。为了购房，一些夫妻通过假离婚将名下两套房产归于一方，再由没有房产的一方来购房，购房之后在复婚。再如，很多城市都出台了限制外地人购房的政策，比如，缴纳社保和个税不够一定年限的外地人，将被限制在本地购房。可有关记者在福建厦门调查中却发现，当地一些开发商采取分期付款、延迟备案的形式规避限购令，外地人购房不受限购令约束。这样的对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厦门房地产价格继续保持坚挺。对此，笔者认为，各级政府一定要加强对“限购令”政策实施的监管，加强对购房条件的审查，以严厉打击这类行为，使“限购令”真正落到实处。与此同时，笔者认为，“限购令”的实施要充分考虑不同级别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方政府在落实房地产调控政策方面的力度应该是不一样的，不能简单地比较这些限购令谁更严格一些。所以，“限购令”政策要坚持从点到面步步推行，根据不同级别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不同的限购细则。同时各地的“限购令”要适时进行调整，以保障“限购令”的有效性和顺利执行。

（四）政策评估和调整

政策评估是政策动态运行的必要环节,同时也是检验政策执行效果的必要手段。通过政策评估效果，我们可以透视社会整体状况、分析更加深刻的社会问题、以探索社会改进的途径和方式。同时政策评估应该是一种出于积极动机和目的的理性主导下的工作。政策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政策效果、总结政策经验和确定政策的变化方向。笔者试从政策评估这一角度综合分析“限购令”政策。“限购令”政策可能存在的问题：

一、抑制需求为后市反弹埋下伏笔

“限购令”政策的出台，其目的在于通过抑制需求，减少成交量，通过供大于求的市场法则降低房价，为市场供给的后期需求争取时间。但这项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一旦终结，房地产市场很有可能会出现反弹，市场将重新出现“限购”现象，而房价再度走强。

二、“限购令”政策的时间软肋

“限购令”政策的出台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其原定实施时间也只有一年之久。当人们质疑“限购令”政策是否将于2011年年底终止时，2011年12月住建部知会地方政府，对于限购政策将于2011年年底到期的城市，地方政府需在到期之后对限购政策进行延续。这意味着限购令将继续在中国实施。

公共政策的持续稳定是公共政策能够有效调节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前提。政策突然终止，会导致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信用受损。上述两个问题都抛出了这样的质疑：限购应该实行多久，如何保证政策的连续性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个巨大考验。

笔者认为，在是否继续推行限购令必须建立由法律专家、技术专家及公民代表三方参与的立法机制，广泛听取来自专家、百姓的意见和建议，保证这项政策的科学性和前瞻性。

同时要结合我国同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来思考“限购令”的实施时间。后记：

房地产业在一个城市的建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推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来看，投资特别是房地产投资的地位相当突出。房地产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对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应该遵循 “对市场干预最少、符合行业发展规律从而有利于长期稳定发展”的政策体系。笔者认为，从过去一年看，“限购令”政策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面对长期存在的房价上涨问题，限购令不应是唯一措施，而应与诸多调控政策（如政府还要全面做好保障性住房建设工作，调整完善相关税收政策，加强税收征管、严格住房用地供应管理等）配合使用，共同抑制过快上涨的房价。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都可以拥有自己温暖舒适的房。

参考文献： [1]王骚：《公共政策学》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年12月第二次

[2]王骚 王达梅《公共政策案例分析》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6月第三次印刷 [3]房地产门户网：《限购令政策势在必得 部分城市的态度影响巨大》 [4]中国青年报：《楼市限购令有多少空子可钻？》 [5]百度文库：“限购令”的软肋的在哪里

第五篇：公共政策案例分析1

新时期我国的耕地保护问题

一、案例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的逐步建立与完善，在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社会结构深刻转型、利益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如，资源环境制约日趋严峻，农产品供求总量趋紧、结构性矛盾上升，来自国际市场的影响明显加大，农业生产性基础设施投入不足，农民新的就业门路不多，农村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不适应农民需求，其中，我国可耕地面积不断减少这一问题尤为突出。在这个拥有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国家里，耕地不仅关系到GDP的增速，关系到人民的幸福，社会的安定的问题，更是我国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能否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生命线，“民以食为天，国以食而立。”而耕地恰恰是粮食生产的物质基础和重要保证，正所谓“没天哪有地，没地哪有粮”。当前，我国耕地不断减少的原因如下：

（一）城市化建设对“耕地”的侵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得到迅速提高，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的近半个世纪中我国城市发展的最快时期。据统计，1998年我国城市人口约3.8亿,城市化程度大约为30.4%。据专家预测，我国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将提高到70％，在未来50多年中，将有约５亿农村剩余劳动力及其家属进城，变为城市人口。这样不仅要建立大量新城市，而且现有的许多城市都要程度不同地扩大其规模。按照每个城镇人口占地100平方米计算，增加５亿城市人口，约需要土地５万平方公里，即7500万亩。

首先，新城市的建立和老城市的扩大是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是实现现代化的客观表现，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为此而占用一部分耕地，是不可避免的。但无论如何，城市化所带来的占用耕地的需要，与耕地保护两者之间毕竟产生了矛盾，如何正确处理这对辩证的矛盾的统一体，是一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违法用地现象严重

据《中国土地报》报道，陕、粤、赣、豫、皖、鲁、吉、川、湘、浙等10个省，1992－1994年共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32万宗，违法用地面积达500平方公里，浙、粤、桂３省区违法占用耕地达753300公顷。晋、辽、浙、津、鄂、闽等省，清查出各类土地违法案件41627宗，违法用地面积7687公顷。在土地资源短缺的江苏省，1993-1994年便查出违法用地8010宗，违法用地面积达3445公顷。这种大规模的集中占用土地和违法滥用土地，不仅远远超出了经济建设的正常需求和实际可能的开发能力，而且是外延发展、粗放经营、以牺牲大量土地资源为代价的。由此由此可见，违法用地的问题已经十分突出。

（三）城市土地闲置与撂荒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和基本建设规模的大幅度增长，一些地方出现了城市土地闲置，甚至撂荒。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全国共清查出非农建设闲置土地600平方公里，为1994年全国各项建设用地总量的27.3％，其中耕地270平方公里，占45%。另外，根据国家土地管理局统计，目前我国因各种人为因素造成的废弃地累计约为133300平方公里。其中７０％左右为耕地；全国因兴修水利、修筑铁路、公路等建设活动废弃的土地及农村坑塘、建筑取土等零星废弃土地约为100000平方公里，这之中耕地也占到50-70％。

除此之外，城市用地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乡镇企业建设过于分散，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等都加剧耕地的减少。鉴于此，党中央，国务院在连续五个关于农业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都提到了要保护好耕地的问题，并在2004年十一月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颁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在严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建立完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的责任制度，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村庄和集镇规划实施管理等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温家宝总理也明确指示一定要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

从公共政策取得的效果来看，到目前为止，规定也已经颁布有几年时间了，但是成效却并非十分明显，各地方强行占用耕地的现象时有发生，甚至很多都是在地方政府的默许下经行的，耕地的红线正在一步一步的向后退。从当前的形式来看，不管红头文件怎样高调呐喊农业的基础地位和极端重要性，也无论中央政府怎么用财税支持和激励，农业和粮食耕地却像一个垂暮老人，无可奈何地走向黄昏。那么为什么在中央政府重拳出击的背景下还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呢？到底是什么敢挑战政府的权威。

公共政策执行效果不明显即耕地保护困难的原因分析：

观点分析一：粮食价格过低

尽管国家这几年为了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2002年开始取消了农业税，并对种地农民经行了粮食补贴，但是细细算来每亩地各种补贴加在一起也就几十百把块钱，平均摊到一斤粮食里只有几分钱。稻谷的价格1992年就被定在9毛钱一斤，但种子、化肥的价格却年年爬坡，到2010年，中央才决定把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格提高了3.3%和10.53%，但同一时期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指数却上涨了20.28%，大家都知道茅台酒的价格让大多数普通民众望而却步，它的主要原料是粮食，而粮食成本尚不到20元钱。东北大米现在出口日本，离岸价只有2.4元一斤，日本超市里的农产品价格，发现有的大米品质跟我们东北大米差远了，但它一般都卖几十块钱一斤，最好的大米卖人民币99元/斤。谁都不会相信，一瓶麻油竟然比一瓶矿泉水还便宜，一袋金灿灿的稻谷还抵不上一包中档香烟的价格。然而这是事实。农民兄弟的生产积极性也受到了严重的抑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离开土地，越要越多的人减少了对土地经行农业方面的投资，从而转向其他方面，也因此越来越多的耕地被无情抛弃。

观点分析二：地方政府对政策执行的效果与要求的严重脱节

现在全国各地农业占GDP的比重，普遍快速萎缩。据不完全统计，最多到2020年，农业在整个GDP中的比重会降到6%以下。尽管如此，仍没有一个地方政府满足，而是想借助产业结构调整，把农业“赶尽杀绝”。很多地方领导人口头高喊“重视”农业，要花大力气保护耕地，但是都从内心深处把农业作为拖累本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包袱。黑龙江著名的三江平原，那里一直是国家的粮食主产区。70个产粮大县当中，居然有43个县财政收入不足亿元，21个县还没摘掉贫困县的帽子，绝大多数仍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维持基本运转。正如一位学者所说的那样:全国有八百多个产粮、产棉大县基本上都是“农业大县、工业小县、财政弱县、人民穷县，干部孬县”。再看看全国百强县，像无锡、江阴、昆山等，这些富得流油的市县，没一个是靠搞农业“发迹”的。地方政府为什么要消灭农业与农村？原因就在于农业对GDP的贡献已微不足道。发展速度上不去，衡量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达不到，地方领导人很难受。更主要的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农业领域给地方政府的财政贡献基本没有了，反成了地方财政支出的重大包袱。这里就出现了不同价值选择的矛盾，是顾全大局以人民的长远利益为重还是自己以的政治前途为纲。对于大部分地方政府来说，显然，什么国家安全，什么粮食问题，政绩永远是第一位的。

观点分析三：土地所能带来的收益极其廉价，农民不爱惜

正如第二条所说的那样，由于农业带来的收益实在是太为有限，所以不管怎么打击，农民不在乎，集体不在乎，地方政府的干部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农村土地实在是不值钱。

如今国家越来越严格地为保卫耕地面积的“红线”而严厉打击非法使用土地的行为，但不管怎么打击，农民不在乎，集体不在乎，地方政府的干部也不在乎。为什么？因为农村土地实在是不值钱。

二、问题与思考:

（一）如何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这一公共政策加以解读和评估？

（二）对于耕地保护问题，如何使地方政府从“消极怠工”到积极应对，如何从根本上提高农民从事农业的积极性，从而转变我国当前耕地保护的现状？

三、案例分析与问题探讨：

（一）首先，政策问题的认定来说，我国的中央政府还是比较及时准确的做出了反应，该政策问题的产生原因是：有一定的客观原因造成的，即资源分配失衡（耕地资源分配问题）成为了该问题的“引发机制”。在资源分配失衡的情况下，损益地区和利益集团为获取资源必然引发政策问题，在这个案例中这种冲突就具体表现为以粮食生产为目的的对耕地的使用与以盈利为目的的对耕地经行占有的矛盾。但是抛去这些繁琐的具体的矛盾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最为根本的产生原因还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之间是矛盾造成的，那就是我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对生产资料的经行重新分配的需求和继续保护耕地以确保粮食安全之间的新的矛盾。我国政府机构的相关部门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经行了合理的政策问题认定，可以说在公共政策动态运行过程的第一个环节即政策问题的认定上我国上级政府还是做出了明智的价值判断。但是，在下一个步骤——政策规划过程中却并非十分完美，例如，在《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的颁布过程中安全未能遵循可行性原则，这一实践原则。该政策方案没能准确考虑到政策调试对象的利益分配问题，不要说侵占耕地的开发商们了，就连地方政府都不愿去接受这份自己砸自己脚的“苦差事”，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很多地方政府每年都有招商引资的任务要完成，而要吸引外资莫过于廉价的土地和税收，而现在又要去保护耕地，这真的让地方政府很是左右为难。所以说，在这一点上，上级政府未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规划，比如如何处理吸引外资与保护耕地的矛盾等。当然了由于该政策问题结构质量不良，政策问题的层次也比较宏观这都加大了对该政策问题的认识难度，中央政府未能作出一个十分完美的规划也无可厚菲。

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政策的执行，政策执行是公共政策发挥实际作用，解决政策问题的关键之一，更是政策评估与修订总结的现实依据，切不可小视。很明显该《规划》在政策的执行这一环节出现了很大的偏差，甚至出现了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唱反调的现象，原因我们也已经提到了，那就是农业利益的低下与地方政府渴望取得业绩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正是由于这一个动态运行环节使得该政策问题的效果大打折扣，由此也可以看得那种认为政策科学和政策分析应该致力于研究政策方案的制定，而政策执行则属于行政学研究的范围的观点是多么的滑稽可笑。

（二）解决方案：根据以上的分析，从公共政策学的角度，可以给出相应的以下对策：

第一，借鉴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日本等国的先进农业生产经验，进一步完善政策的可行性，尽可能的给人民带来更多的收益，使农民自觉的保护好耕地利用好耕地。比如，在现在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财政对农业的倾斜，降低粮食的生产车成本，进一步完善农村的医疗制度等，改善农村居住条件等。完善政策规划的全面性和综合性，像美欧等先进的农业现代化国家到目前为止已经为农民配备了比较完善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这就使他们真正的提高自己的生产积极性，毕竟农民才是三农问题的主题，政府要想实现公共政策决断的科学化合理化，在考虑保护耕地的同时，要坚持全面的原则，看到政策问题的相关性，注意到它连锁性的影响，只有这样耕地才可能会得到广大农民兄弟的爱戴和珍惜。也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政策的有力实施。

第二，提高农产品价格。与其说用于粮食生产的耕地不值钱，不如说是耕地上的农产品不值钱。所以只有通过农产品提价，特别是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来让农民获得基本收入，形成农业繁荣与农民富裕的良性循环，才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一个长远办法。例如美国，平均每个农户每年大约能从政府得到1万多美元补贴；在日本一个农民一年的收入和一个教授差不多。他们对农业的补贴力度可想而知。这就要求国家进一步在政策上加大对农村的倾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经济体制长期受苏联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总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换取工业相对较快的发展，“工农剪刀差”问题已经十分突出。这就要协调好工业和农业的利益分配问题，鉴于价值，利益的多元化，单凭任何一方的观点都可能带有主观片面性，这时候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权力机构的态度将起到关键的作用，所以在政策认定的过程中必须旗帜鲜明的提出要加大对农业的倾斜，要让各方认识到加大耕地保护的重要性，从而达到价值认识的共识。通过这样的政治互动，就能促进各方对政策的理解，从而实现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三，极大对非法占用耕地行为的处罚力度。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相配套，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建设方针。为政策执行的规范化提供法律基础。

第四，进一步加强政策执行队伍的组织化建设，构建科学的管理系统，明确目标，责权，计划，和考核监督，使组织成员建立对组织的认同感，归属感，责任感。在政策颁布以后对消极怠工的地方官员给予严厉的惩处，确立明确的赏罚机制，提高政策执行效率。在此案例中，对那些视中央政策于不顾的地方政府加大督促力度，和考核力度，必要时给以相应的党政处分，以儆效尤。

综上所述，只要决策部门对耕地这一公共政策问题达到准确的认定，合理全面的规划，系统有效的执行，耕地保护的问题将不再是一件难事，我们也相信我们的政府有这个决心和能力通过科学合理的政策手段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耕地，保护好我们子孙后代的明天。